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52节
贾充提了一个建议：“姜维深得孔明传授，急难退之。须得一智勇之将，往刺杀之，可免动兵之劳。”
因为贾充反对晋武帝司马炎平定吴国，在历史上很受批评，有些朋友甚至于认为贾充养寇自重为自己阴谋夺权提供机会。这个不符合事实。贾充是坚定的反战派，他拥护司马家族和平取代曹魏，是因为司马家族和他一样是士族大家，而且司马家族管理能力非常优秀。但是，贾充对于统一吴蜀两国一直不积极，他不喜欢劳民伤财。
贾充认为，姜维是诸葛亮的学生，军事指挥能力太强，弄不好就丢人现眼，不如派个功夫高手搞一个斩首行动。
红军时期，中共在白区经常搞飞行集会和政治暗杀，结果把共产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光。
毛泽东领导中共后，不仅仅坚定了根据地建设而且调整了白区的地下党工作，基本不搞城市暴动和政治暗杀。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潜伏已经有了极多接近蒋介石的机会，如果搞斩首行动，未必不能要了蒋介石的命。
但，毛泽东不喜欢这种龌蹉行为，因为敌人可以推选出新的领袖。
那么斩首行动难道没有用处吗？
这个不一定，特定时期特定人物的生命的确影响历史的进程。
就262年来讲，曹魏如果能够斩杀姜维，对于蜀汉的打击就是沉重的，最起码蜀汉在相当时间不会北伐。
但是，从事中郎荀顗提出了反建议：“不然。今蜀主刘禅溺于酒色，信用黄皓，大臣皆有避祸之心。姜维在沓中屯田，正避祸之计也。若令大将伐之，无有不胜，何必用刺客乎？”
这个家伙看破了蜀汉内部的分崩离析，所以建议直接讨伐蜀汉。
任何军事战略都有合理的一面，但是否成功需要看具体的历史实践。
如果蜀汉上下团结一致，诸葛瞻、廖化和董厥到达汉中坚守大本营，这样一来，汉中的内线军队和姜维的沓中外线军队形成内外遥相呼应的犄角之势，那就太可怕了。但，现在是姜维远走避祸，蜀汉内部已经出现了混乱，所以就可以直接讨伐了。
历史的发展其实并没有这样顺利，这一次进军蜀汉其实是侥幸成功。
但是，荀顗的建议迎合了司马昭急于建立军功树立威信的心态，所以，司马昭“大笑”接受。
世人往往批评贾充是一个阿附小人，其实他有自己的政治原则。以他和司马昭的亲密接触，不可能不知道司马昭意图灭蜀立功的心态，他的抢先建议派刺客暗杀姜维其实就是防范司马昭发动灭蜀的战役。
司马昭笑着说：“此言最善。吾欲伐蜀，谁可为将？”
他本人是绝对不能离开洛阳，所以一定要选定前线的军事统帅。
荀顗建议：“邓艾乃世之良材，更得钟会为副将，大事成矣。”
这个建议非常符合实际，但排除了当时曹魏在西线的军事统帅司马望。
司马昭大喜：“此言正合吾意。”
其实这个人事推荐非常的不好。第一，他没有看到邓艾和钟会都是桀骜不驯的家伙，极难相互合作。第二，他没有看到钟会和邓艾都有飞扬跋扈的野心。
司马昭“乃召钟会入而问”，征求意见：“吾欲令汝为大将，去伐东吴，可乎？”
司马昭和钟会玩深沉。
钟会回答说：“主公之意，本不欲伐吴，实欲伐蜀也。”
当时，吴蜀保持战略上的同盟，曹魏军队的对外战争最好是速战速决。和东吴相比，蜀汉拥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国力较小，一个是姜维的主力已经外线屯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曹魏进攻东吴，姜维的屯田部队就可以快速行动。如果曹魏进攻蜀汉，姜维的外线兵团不一定能够及时回防，而且东吴一定要进行军事动员才能对曹魏形成威胁。
和蜀汉相比，江东的地理并不具有优势，但和蜀汉相比，江东的水网地带特别适合水军作战，对于曹魏来讲，由于始终不能控制长江北岸，没有可以和江东一搏的水军。
方方面面决定，司马昭一定要先拿蜀汉开刀。
但是，钟会的表现太聪明了。司马昭是代理老板，他之所以不肯将自己的真实目的直接暴露给钟会，一个方面是考察一下钟会是否了解自己的意图，但也未必没有考察一下钟会心机的顺手牵羊。
钟会直截了当说出了司马昭的内心世界，固然表明了自己的聪明，但一个能够看透领导的内心世界而不知道装呆的家伙往往就很容易让领导警觉。
《三国演义》第72回，曹操借口扰乱军心而斩杀了杨修。
“原来杨修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
操尝造花园一所；造成，操往观之，不置褒贬，只取笔于门上书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晓其意。修曰：‘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也。丞相嫌园门阔耳。’于是再筑墙围，改造停当，又请操观之。操大喜，问曰：‘谁知吾意？’左右曰：‘杨修也。’操虽称美，心甚忌之。”
领导是人不是神，但如果领导的内心世界被部下洞悉，那就太危险了，因为古今中外所有国家的领导人之所以成为领导一定要有出众的心机，一个傻啦吧唧的家伙，无论业务能力多么优秀都不可能压住阵脚。
中国演义小说《兴唐传》里的程咬金曾经挤兑起义军的第一位领导人徐茂功。徐茂功被挤兑的无比尴尬，就把位置让给了程咬金。程咬金依靠自己小聪明和胡搅蛮缠当上大魔国的皇帝，一开始还感觉新鲜有趣，时间一长就感觉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傀儡。论行政领导，他比不上魏征；论行军打仗，他比不上秦琼；论阴谋诡计，他比不上徐茂功；论社会威望，他比不上单雄信。这个皇帝就是一个摆设，人家压根就不尊敬自己。程咬金一旦明白过来，就借李密有救大魔国军队于麒麟谷的功劳让出了皇位。他也恶心了老弟兄们一把：你们掏空我，我也不让你们快乐。
刘邦之所以能够当皇帝，不是依靠优秀的能力而是依靠出众的心机。
领导人最忌讳的就是被人洞察了内心世界。
钟会不但洞悉了司马昭的内心世界（贾充、荀顗都看透了司马昭的内心世界，一个装呆，一个迎合），而且得意洋洋的揭穿了司马昭的小把戏。
钟会故意在主人面前显露自己的聪明：司马昭不如我有心计。
司马昭是一只政治老狐狸，立即扭转话题。
他大笑说：“子诚识吾心也。——但卿往伐蜀，当用何策？”
钟会说：“某料主公欲伐蜀，已画图本在此。”
钟会太聪明了，他应该说回家思考一下，或者以现场应答的形式回答。钟会的表现，令任何人都感觉钟会比司马昭更加聪明。
司马昭“展开视之，图中细载一路安营下寨屯粮积草之处，从何而进，从何而退，——皆有法度”。
司马昭看了大喜：“真良将也！卿与邓艾合兵取蜀，何如？”
钟会确实是曹魏集团最优秀的将领，他对灭蜀的准备太充分了，他当时担任的职务是司隶校尉，地位非常的崇高，担任灭蜀的军事统帅是无人敢于挑战的任命，但司马昭突然提议让他和邓艾一起领兵。
司马昭已经对钟会有了疑心和防范。
据历史记载，司马昭讨伐蜀国，在曹魏集团内部遇到空前的反对，《晋书》的《景帝文帝纪》有详细的司马昭灭蜀的内部争论，钟会是罕见的支持者。
262年的夏天，司马昭“将伐蜀”，进行内部思想动员：“自定寿春已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略计取吴，作战船，通水道，当用千余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湿，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在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郡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彼若婴城守险，兵势必散，首尾离绝。举大众以屠城，散锐卒以略野，剑阁不暇守险，关头不能自存。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53节
第253节
司马昭认为已经准备了六年，军事实力已经很强，可以胜任统一天下的战略任务。司马昭认为吴国国力较大，投入十几万人也需要长达几个月的战争，战线太长危险系数太大，所以选择进攻蜀汉。和蜀汉相比，江东是河网地带，而曹魏缺少水军，加上北方人不熟悉南方的水土，特别容易得病。司马昭认为平定蜀汉后，借助长江上游的客观地理优势，水陆并进才可以灭掉江东。
司马昭的大战略非常符合历史的发展，要比曹操聪明的多，或者说曹操让陈群忽悠的让刘备在益州发展吃了大亏。
那么，曹魏有了灭蜀的条件吗？
曹魏的国力当然绝对超过蜀汉，但战争不是简单的国力游戏。
司马昭认为，沓中屯田的姜维主力和益州本土客观分离，曹魏应该多路出击，一路纠缠姜维于外线，一路直接经傥骆道进攻汉中。
司马昭认为，蜀汉在汉中兵力非常单薄，只要姜维不能及时回防，曹魏军队就可以快速获得汉中。
司马昭的军事预言非常准确，战争的发展几乎和他的预言完全一样。但是，司马昭仍然遇到了空前的反对，因为高级将领们知道曹真、曹爽父子两次进攻蜀汉失败都是困于秦岭栈道的运输艰难。
十几万大军，每天的粮食需要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不管曹魏有多么充足的粮食准备，但因为栈道的艰险不能及时运到前线，一旦蜀汉依托有利地形坚守，曹魏的军队就只能溃退。
《晋书》记载：“邓艾以为未有衅，屡陈异议”。
邓艾认为蜀汉的防护非常严密，曹魏不可能完成灭蜀大业，多次提出反对意见。为了做邓艾的思想工作，司马昭让自己的“主簿师纂为艾司马以喻之”，邓艾勉强接受，“乃奉命”。
按照《晋书》记载，《三国演义》也有相应的文字，钟会奉命伐蜀后，司马昭的西曹属邵悌秘密提了反建议：“钟会难信，不可令行。”
司马昭胸有成竹的笑着说：“取蜀如指掌，而众人皆言不可，唯会与吾意同。灭蜀之后，中国将士，人自思归，蜀之遗黎，犹怀震恐，纵有异志，无能为也。”
司马昭认为取蜀如指掌，这个太骄傲了，但整个统治阶级都反对战争，只有钟会是一个好战分子，不让他去前线是无可替代的艰难。至于钟会的造反，那是一定不会成功的，曹魏的军队人人思归，蜀汉的遗民已经心惊胆颤，谁支持钟会呢？
司马昭的确是一个很出色的预言家，但他也没有想到钟会竟然和姜维结成了阴谋集团而获得蜀汉军队的支持。
以当时的情况，司马昭完全可以任命钟会为军事统帅，指挥邓艾各部一起进军。
邓艾是蜀汉西线的军事二把手，他会接受钟会的指挥吗？
当时钟会的职务是司隶校尉。
司隶校尉是不得了的职务。
司隶校尉，旧号‘卧虎’，是两汉魏晋监督京师和地方的监察官，始置于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属官有从事、假佐等，又率领一支一千二百名中都官徒隶所组成的武装队伍，司隶校尉因此而得名。一直到三国魏晋时期，司隶校尉都是监督京师和京城周边地方的秘密监察官。其权势强大远远胜过了明代的东、西厂和锦衣卫。
汉武帝刘彻为了加强京城的治安而置司隶校尉，监察京师百官和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及弘农等七郡的官员。初置时能持节，表示受君令之托，有权劾奏公卿贵戚。汉元帝时司隶校尉诸葛丰（诸葛亮的祖先）曾案劾贵幸的外戚许章，成帝时司隶校尉王尊则劾奏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
司隶校尉除监督朝中百官外，还负责督察三辅(京兆、左冯翊、右扶风)和河东、河南、河内、弘农七郡的京师地区行政，起到和刺史相同的作用，但它比刺史地位高。这一点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作为京师官员，不仅监控着三辅、三河、弘农，而且有独立权力领司隶校尉州行政事务，就意味着这支司隶队伍有相对独立的大后方，在某些保障方面不受京师节制，可以自给自足，也可以作为战时的大本营，在京师哗变时，可以近距离为皇帝提供可靠寓所。司隶校尉起着监控京畿要害的作用。
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撤销丞相司直编制，司隶校尉获得更大的权势，朝会时和尚书令、御史中丞一起都有专席，当时有“三独坐”之称。因为常常劾奏三公等尊官，故为百僚所畏惮。司隶校尉对京师地区的督察也有所加强，京师七郡称为司隶部，成为十三州之一。
东汉经常发生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一方常借重司隶校尉的力量挫败对方。汉末，外戚何进欲诛宦官，以袁绍为司隶校尉，并授予他较大权力。《三国演义》第2回，司隶校尉袁绍直接向何进提建议，要求一举消灭宦官。何进虽然是大将军，但京城的军队实际很少，反而不如袁绍能够控制局面。《三国演义》第3回，何进被宦官杀害后，袁绍果然指挥青琐门之变尽灭宦官。
司隶校尉在政权中枢里是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董卓称之为“雄职”。
《三国演义》第10回，李傕专政时也以车骑将军自领司隶校尉。
《三国演义》第14回，曹操到达洛阳，赶跑了李傕、郭汜，汉献帝“乃封操领司隶校尉、假节钺、录尚书事”。
东汉时期，控制了司隶校尉就可以稳定自己的地位。
曹魏政权建立后，司隶校尉权势进一步扩大。按照级别，司隶校尉仅仅是两千石的官员，排在各部门首长之后，但在朝会的时候，大臣们坐在宫殿的正南门外，这时司隶校尉坐在各部门首长的上首监督百官，一个人单坐，比东汉时的“三独坐”更为显要。进入宫殿后，因为皇帝在场，再按职务高低排序，司隶校尉回到自己的序列。
蜀汉建国后，第一任司隶校尉由张飞遥领。张飞去世后，诸葛亮始终兼任司隶校尉。
司隶校尉的地位也非常特殊：“职在典京师，外部诸郡，无所不纠。封侯、外戚、三公以下，无尊卑。”
除了政治局常委这个级别，他可以和任何官员平起平坐。
太牛了。
司隶校尉钟会担任军事统帅指挥邓艾，邓艾即使心里不愉快，也不会公开表示。
但是，司马昭要钟会和邓艾一起领兵讨伐蜀汉，潜台词就是要求钟会接受邓艾的指挥。
邓艾的年龄高出钟会一大截，长期和姜维作战，钟会没有理由反对司马昭的提议，但他曲里拐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蜀川道广，非一路可进；当使邓艾分兵各进，可也。”
司马昭安排邓艾指挥钟会，就已经暗含了利用邓艾牵制钟会的意图，现在钟会要求和邓艾分道进攻汉中，其图谋独立军事指挥权的意图非常明显。
不过，钟会的提议是合乎道理的。按照司马昭的大战略，曹魏军队一部分要进攻沓中牵制姜维，一部分经傥骆道直取汉中。邓艾是姜维的老对手，进攻沓中牵制姜维的任务毫无疑问应该由邓艾担任。沓中和汉中距离遥远，在没有无线电报和手机的时代，邓艾不可能同时指挥沓中和汉中的战役。钟会理所应当是主攻汉中的军事统帅。
司马昭在进攻蜀汉的战略部署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缺点，就是应该在长安设立野战军总司令部，任命资深望重的老将，比如司马孚，统一指挥各部。当然，司马昭也很难，朝廷大臣都激烈反对讨伐蜀汉，估计司马孚和司马望也是反对派。
《三国演义》说，司马昭“遂拜钟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钺，都督关中人马，调遣青、徐、兖、豫、荆、扬等处；一面差人持节令邓艾为征西将军，都督关外陇上，使约期伐蜀”。
《晋书》和这个部署有所不同：“于是征四方之兵十八万，使邓艾自狄道攻姜维于沓中，雍州刺史诸葛绪自祁山军于武街，绝维归路，镇西将军钟会帅前将军李辅、征蜀护军胡烈等自骆谷袭汉中”。
《三国演义》中司马昭的军事布局是分成邓艾、钟会两大军事集团，而《晋书》记载是邓艾、钟会和诸葛绪三大军事集团。诸葛绪集团实际担任很重要的任务，他就是从祁山直接前插切割姜维的退路。从大战略来看，诸葛绪的任务要比邓艾更加重要。诸葛绪本来就是邓艾的部下，而且他的任务也是配合邓艾封堵姜维野战军。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54节
在这之后，发生了司马昭斩杀邓敦杀鸡骇猴事件。
《晋书》的记载是“将军邓敦谓蜀未可讨，帝斩以徇”。
《三国演义》要详细的多。司马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前将军邓敦”公开提出反建议：“姜维屡犯中原，我兵折伤甚多，只今守御，尚自未保；奈何深入山川危险之地，自取祸乱耶？”
司马昭大怒：“吾欲兴仁义之师，伐无道之主，汝安敢逆吾意！”
立即命令武士推出斩杀。
司马昭遇到统治集团的激烈反对，所以就要干掉一个吓唬吓唬。
邓敦的军职是有争议的，但既然能够参加司马昭亲自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而且可以公开发言，当然就是比较重要的官员。
邓敦在历史的记载非常简单，如果不是因为反对这一次战争，也许可以建立更见光辉的事业，也许就不能留名于青史。
邓敦是坚定的反战派，他为了自己的理想付出了生命。他反对统一，期盼和平。一个将军，需要的是像文钦那样纵横战场建立功勋。但是，邓敦不愿意让战争伤害民众的现实利益。自从208年曹操南下荆州以来，历史已经碾过55个车轮，这55个黯淡岁月里，中原政权仅仅获得荆州的一小部分和雍凉地区，至于汉中是先得到然后丢失。而在这55年里，整个中国为了所谓的统一，付出的代价是从几千万的人口跌落为几百万。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事情，他对于社会的破坏之深无与伦比，所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邓敦敢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挑战司马昭的权威，就是为民请命，他有理由得到千千万万的民众的感念。
在这之后，钟会进行了对东吴的军事佯动大战略。
“钟会受了镇西将军之印，起兵伐蜀。会恐机谋或泄，却以伐吴为名，令青、兖、豫、荆、扬等五处各造大船；又遣唐咨于登、莱等州傍海之处，拘集海船”。
“司马昭不知其意”，非常的奇怪，“遂召钟会”询问：“子从旱路收川，何用造船耶？”
钟会回答：“蜀若闻我兵大进，必求救于东吴也。故先布声势，作伐吴之状，吴必不敢妄动。一年之内，蜀已破，船已成，而伐吴，岂不顺乎？”
钟会的意图是忽悠东吴，让东吴摸不清曹魏的战略底牌。《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钟会的图谋就是外交战。但是，无论钟会还是司马昭都低估了江东张悌和蜀汉姜维的能力，他们都在第一时间准确判断出司马昭进攻的对象是蜀汉，而张悌更加准确判断出蜀汉必然灭亡，即使江东出动军队也不能挽救蜀汉灭亡的命运。
敬重对手，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的必备素质。
263年“秋八月”，经过长达接近一年的准备，钟会“军发洛阳，大赉将士，陈师誓众”，中原军队向关中前线开拔。
钟会出师之际，“百官送出城外，旌旗蔽日，铠甲凝霜，人强马壮，威风凛然。人皆称羡。”于是，发生了两件事情。
一个是司马昭的西曹掾邵悌提议司马昭要提防钟会别有思想，司马昭向邵悌详细解释了自己重用钟会的原因以及钟会不可能谋反成功的原因。这个在前面已经有了论述。
另一个就是“惟有相国参军刘寔，微笑不语”。那个神态就是“不怕你现在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太尉王祥见刘寔冷笑，就马上握其手而问：“钟、邓二人，此去可平蜀乎？”
刘寔回答：“破蜀必矣。但恐皆不得还都耳。”
那意思就是都不得好死。
“王祥问其故”：给个理由？
“刘寔但笑而不答”
刘寔是山东高唐人，
是汉朝的宗室。“少贫苦，卖牛衣以自给。然好学，手约绳，口诵书，博通古今。清身洁己，行无瑕玷”。“以计吏入洛，调为河南尹丞”，“参文帝相国军事，封循阳子”。
有些人可能认为刘寔因为是司马昭的参军，才洞悉了内情。其实，这个刘寔是一个非常有预见能力的人。
刘寔的妻子卢氏生了一个叫刘跻的儿子后去世，“华氏将以女妻之”，甘愿给他当续弦。刘寔的弟弟刘智反对：“华家类贪，必破门户。”
但是“辞之不得，竟婚华氏而生子夏”。刘寔的小儿子刘夏大约受母亲和外祖母家影响太大，非常贪腐，刘寔竟两次因为儿子贪腐免官。
西晋建立后，刘寔协助杜预参加了平定吴国的战役。他长期担任司空、太尉等政治局常委级别的高官，这个家伙特别能活，出生于220年，竟然去世于310年，寿命长达91岁，所以也长期担任太傅这样的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高职。以他的身份，即使不腐败，钞票也大大的有，生活当然可以很奢华。但，他“及位望通显，每崇俭素，不尚华丽”，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生活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
有一天他去大贪官石崇家里做客，“尝诣石崇家”，憋急了，需要下厕所，“如厕”，大吃一惊，“见有绛纹帐，裀褥甚丽，两婢持香囊”。刘寔跑出去，向石崇赔笑道歉：对不起，我跑你老婆卧房里去了，“误入卿内”。石崇说：那是厕所，我老婆的房间你不可能误入。刘寔说：“贫士未尝得此。”他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坚决要求“更如他厕”。
刘寔“虽处荣宠，居无第宅”，吃穿简单，也不购买豪华住宅，所得俸禄就没法消费，所以“赡恤亲故”。
310年，刘寔去世的时候，大贪腐石崇早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在今天这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奢侈尽浮躁”的时代，不但应该提倡干部学习刘寔的清廉精神，更加应该提倡整个社会学习刘寔的勤俭节约精神。
人格上“耐得住寂寞”，我们才能够吃苦耐劳创造生活，在经济日益发展的太平盛世不要迷恋于拜金、拜权，要固本培元，每一个人生活上都要“守得住繁华”。
唐朝大诗人李商隐写了一首《咏史》，劈头就是“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诗句虽不惊人，却道出了多少朝代兴衰成败的真谛。宋朝开国之君赵匡胤，在皇袍加身之后，仍是“宫中苇帘，缘用青布，常服之衣，浣濯至再”。由于他勤俭治国，从而奠定了宋代三百余年的基业。
北宋晚年的宋徽宗是著名的艺术家。你是皇帝，而且是必须当皇帝。皇帝是一个身份，享受臣民的敬崇，但也是一个职业，肩负着管理天下的职责。这样沉重的职责，一步走错，就可能社稷倾覆，也可能就全家、乃至全族被押上断头台。北宋灭亡后，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当了战俘，有一个《大宋宣和遗事》的书，生动形象的记述了北宋皇室的悲苦，皇帝的妃子们和女儿们统统成了金军的性奴隶，每日里被无数的男人肆意的蹂躏，乃至于流产、乃至于死亡。那一部书我读的极艰难，眼酸流泪，痛苦的思考：繁盛的宋王朝为什么像纸糊的一样到了下去？难道是因为重文抑武？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宋徽宗是一个艺术家，而且是一个奢侈的艺术家。
任何时代，无论物资多么丰富，勤俭节约都是最美好的品德和生活习惯。最简单的说：你享受了太多的物质，就可能丢失了健康，而丢失了健康也就丢失了一切。
用拉动内需为借口奢侈浪费，是最败坏民族元气的行为。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55节
太尉王祥也是一个历史名人。
王祥，山东琅琊人，是诸葛亮的老乡，出生于185年，比诸葛亮小4岁，但一直活到269年才以85岁的高龄去世，比诸葛亮多活了34年。
诸葛亮是历史名臣，而王祥也是位列《晋书》的群臣列传的第一，历史贡献也非常的大。
如果说诸葛亮是中华民族忠诚和智慧的化身，那么王祥就是中华民族孝敬和毅力的化身，而他的弟弟王览就是中华民族友爱的化身。
王祥出身名门望族，琅琊王家和陈郡谢家合称王谢，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士家望族的顶层代表。
他的祖父王仁曾经担任青州刺史，但他的父亲王融因为东汉末年的政治腐败而“府辟不就”，所以他的少年时期家庭并不富裕。
命运给予王祥的考验不是家庭的贫困而是生母薛氏的去世。王融续娶了朱氏。琅琊王家是名门望族，应该有较好的门风，王融竟然能够拒绝政府的征召而甘于当平民百姓，应该是一个非常能够自控的人物。但是，王融竟然极端宠爱续娶的朱氏，宠爱到不辨是非、蔑视人类正常感情的程度。和他同时代的贾充，也是一个非常孝敬母亲的人，但特别的内怯于续娶的郭槐，其实郭槐是一个容貌非常一般的女人，贾充也公允的说郭槐远远不及自己的第一个妻子李氏。但是，为了迎合郭槐，贾充敢于违背皇帝的命令和母亲的意愿，可见男女的感情不能用逻辑来解释。至于王融，正应了民间那一句“有了后娘有后爹”。
王祥“性至孝”，“继母朱氏不慈，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
一个小朋友，在应该上小学的年龄，父母竟然“每使扫除牛下”，就是打扫牛粪，的确是虐待儿童。
雨花石的少年也非常的贫穷，当然雨花石的今天也非常的贫穷，既然家贫就要承担一份责任，1981年土地承包后，雨花石也曾经割过牛草、放过羊，但雨花石是家里的娇宝宝，不要说父母疼爱、祖父骄纵，便是本家的二奶奶也偷偷摸摸给予特别的慈爱。
朱氏给王祥生了一个弟弟王览，那是万千情爱于一身，从来就不安排家务劳动。
但是，王祥没有“夜深沉，流泪到天明”，而是“愈恭谨”的完成工作。
朱氏异乎寻常的狠毒，家暴的非常的厉害。
但是，朱氏的儿子王览天性特别的友善，“年数岁”，几岁的小孩子，见到哥哥“被楚挞，辄涕泣抱持”，其恻隐之心的确是天性。“至于成童，每谏其母，其母少止凶虐”，缓冲了朱氏对王祥的虐待。朱氏经常给予王祥一些情理之外的极难完成的工作，王览都自动和哥哥一起去完成，逼迫母亲善待一下哥哥。朱氏当然也不肯放过王祥的妻子，经常虐待，王览的妻子也一定和嫂子共同劳动。朱氏非常的为难，就暂时和平共处了。
“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尝。”王祥的努力没有留住父亲的命，他的世界只有了一个继母。“丧父之后，渐有时誉”，王祥成了社会名人，那个年代成为干部，不是科举而是察举推荐，社会名人经常直接当官。朱氏担心王祥当官后报复自己特别的嫉恨，就在酒中下了毒药。王览知道后，“径起取酒”。王祥感觉很奇怪，一个是继母突然给予特别的关心，一个是弟弟突然表现的那样不友爱，“疑其有毒，争而不与”。朱氏担心毒死王览，快速夺过酒杯。
王祥出生于185年，而黄巾暴动于184年，去世于269年，几乎经历了整个东汉和三国的乱世。父亲去世后，整个中原就是一个屠宰场，“汉未遭乱，扶母携弟览避地庐江，隐居三十余年，不应州郡之命”。真正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临终的朱氏更加的喜怒无常，“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母又思黄雀炙，复有黄雀数十飞入其幕，复以供母”。
这个王祥卧冰是中国“二十四孝”之一。天寒地冻弄条鲜鱼确实很难，但可以砸冰，或者在水坑附近点燃篝火，如果卧冰，估计只能得一个感冒。
所以，“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致焉”。“母终，居丧毁瘁，杖而后起”，痛苦的不成样子。
王祥“笃孝”名闻于社会，“徐州刺史吕虔檄为别驾”，王祥“年垂耳顺”，已经50岁的人了，以年老“固辞不受”。这个时候，诸葛亮大约在祁山前线“鞠躬尽瘁”的接近“死而后已”，王祥仍然不肯出仕，大约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肯趟历史的浑水。王览劝他接受任命，社会已经大体稳定，“中原得鹿不由人”，江东和蜀汉已经不可能获得历史的垂顾，应该为社会做一点贡献。
王祥应召后，负责整个徐州的日常管理。“于时寇盗充斥”，社会秩序非常的混乱，王祥“率励兵士”，清剿土匪，“州界清静，政化大行”。
中共是革命党，所以就提倡“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在这种思路下就特别歌颂农民起义，加上金庸、梁羽生也帮衬，一个歌颂“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一个歌颂明末清初武装割据反抗异族入侵，弄得社会思潮就特别讨厌秩序。
其实，历史上天天有土匪，现实中也有抢劫，索马里也有海盗。
农民暴动和共产党的革命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暴动就是被逼无奈的武力社会破坏，他的主要表现是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而不是建设。陈胜起义后屠杀了当年一起“佣耕”的老乡们，项羽、刘邦都有大屠杀行为。共产党是一个近代社会诞生的政党，他的纲领本身就是图谋社会建设，毛泽东走上井冈山后立即按照新的蓝图建立行的社会秩序并发展近代工商业。
至于武侠，就更加和学习雷锋不搭界，因为所有的武侠都是违法乱纪的暴徒。如果日常生活中有一个洪七公之类的大侠，我们就倒霉的无可奈何。
中国历史上对社会经济影响极大的是土匪，不要把土匪和替天行道绑在一起。替天行道仅仅是文人对现实生活不满产生的空想。那个梁山上有一个李逵，不分青红皂白就杀人，他能替天行道？狗屁！空幻！
邓小平改革的一个特点就是简政放权，让老百姓自己管理自己。对于政府，我个人认为，是万万不能没有，因为他能够给我们一个秩序，但除了必要的社会管理之外，尽量弱化政府的职能，他的职能越多，老百姓的自由就受到更多的侵犯，而且经济发展就可能受到更多不利影响。
王祥给予徐州一个和平安定，徐州的民众就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就歌颂他：“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
吕虔在《三国演义》第10出场，是曹操的极重要的干部，这个家伙极少参加战役，所以在《三国演义》中故事不多，第12回曹操突袭兖州，他射杀了薛兰。他的长项是行政管理和经济发展，他属于后勤干部，所以长期担任泰山郡太守。吕虔特别长于制造武器，大约相当于梁山的雷横和汤隆，放在今天就应当主持国防工委。三国时期有两个特别优秀的兵器铸造师，一个是吕虔，一个蜀汉的浦沅。刘备进入益州，见到浦沅非常高兴：“曹操有吕虔善铸刀，今我有浦元善铸剑，刀锋剑锐，足可匹敌也。”“吕虔有佩刀”，估计是自己闲来无事锻造的，非常的出色，大约就类似屠龙刀、倚天剑之类的。但是，“工相之，以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大约这把刀有点邪门，和刘备那匹“的卢马”一个类型，如果没有特别的富贵，他宁肯和你一起共赴黄泉也不让你享用。刘备那匹“的卢马”仅仅让庞统骑了一回，就把庞统丢在落凤坡万箭穿身了。
吕虔对王祥说：“苟非其人，刀或为害。卿有公辅之量，故以相与。”
我仅仅是一个刺史，富贵太小，压不住这把刀的邪气，你前程似锦，所以送给你。
王祥已经50多岁了，还仅仅是一个吕虔聘任的干部，在中央组织部都没有备案，竟然让他佩这把刀，有点意思。
这个事件的动机有两种：一个是真诚判定王祥是大富大贵之人，另一个就是故意用大话忽悠王祥，给他这把邪刀要他的命。
王祥“固辞”不肯接受，“强之乃受”。
但也奇怪，不久，王祥就进京担任京官，几次升迁就担任了大司农，虽然不三公，但也九卿，而且是极端核心的职务，他的前任就是高平陵时代的智囊桓范。
王祥参与了司马师废除曹芳立曹髦为帝的事件，因“与定策功，封关内侯，拜光禄勋，转司隶校尉”。他追随司马师平定了毌丘俭、文钦的军事动乱，“增邑四百户，迁太常”，接替了司马昭的老丈母爹王肃的职务，他的司隶校尉一职就交给了钟会。

雨花石敬祝各位朋友元旦快乐。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56节
王祥不但有行政能力，而且精于儒家理论，更因为他是三国时代中国孝行文化的杰出代表，所以有特别的威信。
“天子幸太学”，曹髦到太学和博士们召开理论问题务虚会，“命祥为三老”。王祥“南面几杖，以师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王祥“陈明王圣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训之，闻者莫不砥砺”。
司马昭杀死曹髦，“朝臣举哀”，大多都装模作样，王祥号哭“老臣无状”，“涕泪交流，众有愧色”。
“顷之，拜司空，转太尉，加侍中”。
260年，王祥成了正儿八经的三公，可见他的确可以佩戴吕虔那把宝刀。
263年，太尉王祥和司马昭的西曹掾邵悌交流了关于钟会、邓艾的看法。
265年，司马炎继承父亲的爵位为晋王，王祥与荀顗前去拜见。
荀顗是荀彧的儿子，和王祥一样是孝行的典范，但在政治上非常的没有气节。《三国演义》第115回，正是因为他的建议，司马昭才最后决心讨伐蜀汉。从某种意义说，姜维的人生悲剧，与他的建议有极大的关联。
荀顗对王祥说：“相王尊重，何侯既已尽敬，今便当拜也。”
司马炎以晋王之爵担任曹魏的相国，所以称为“相王”。文中的“何侯”是何曾，他当时是晋王国的相国。
荀顗认为，司马炎非常的有权威，何曾已经以大礼参拜，我们也应该表示最高的尊敬。
王祥说：“相国诚为尊贵，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辄拜人者！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吾不为也。”
我的地位和相王差不多，不应该行跪拜之礼。
但是，荀顗“遂拜”，而王祥“独长揖”。
司马炎的回答也有趣：“今日方知君见顾之重矣！”
我现在才知道你对我的支持是多么的重要！
王祥不同于荀顗，他有独立的人格，如果违背他的意愿，他就不会支持司马家族，荀顗是一个没有骨气的人，他对司马家族的支持当然也很需要，但因为社会威望的不同，产生的影响不同。以王祥的独立的人格特点，他对于司马家族的支持就特别的难得。
司马炎建立西晋后，王祥进位太保，赐爵睢陵公。
王祥去世的时候，他的弟弟王览担任清河太守，地位并不高。王祥“以刀授览”，大约王祥认为自己能够高位的确与这把宝刀有关，所以就转送给自己的弟弟：“汝后必兴，足称此刀。”
王览最后仅仅担任了宗正卿，没有成为三公。但是，王览“后奕世多贤才，兴于江左矣”，他的后代在东晋建立后成为真个中国的第一大家族，比皇帝家都显贵，他的一个孙子是“王与马共天下”的王导，他的一个重孙就是比较会写字的王羲之。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但王谢毕竟是王谢。
三国是乱世，整个中原背叛了汉王朝，然后背叛了曹魏，45年间大家度过了三个朝代，心理冲击非常之大。两汉已经存在了400年，21世纪的汉族人也是汉族人，可见大家对于两汉统治的认可。从某种意义讲，中国人的忠诚就应该忠诚于“汉”的旗帜。如果从“汉”的观点，除了为蜀汉王朝最终殉难的姜维等人，大家都是“汉奸”，而今天的人都是“汉奸”的后人。话虽然难听，但如果死扭歪缠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大家总要生存，不能为了一个空虚的意识形态而统统自杀，所以就要自己解脱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就要进行伦理道德的重建，“孝”的位置就摆在“忠”的前面。
中国和日本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中日文化的伦理根基是不同的。日本的伦理核心是忠诚，所以日本的社会向心力非常的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自我牺牲精神也比较突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孝，封建帝王的谥号大多有一个“孝”字。和“孝”相适应的是祖先崇拜。“孝”的根基是以家庭和家族为社会单元，所以中国的族权非常的突出，毛泽东认为“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是构建古代中国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而族权和夫权都是以家庭为依托。
“孝悌”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优良品德，孝敬父母，友善兄弟姐妹，这种思想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也有着不可取代的积极意义。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每个家庭都能上和下睦，相互亲善，家庭就会稳定。家庭稳定，是社会的安定的必要条件。
但是，过于强调家庭的社会单元利益，就必然分解服从于社会的伦理规范。
孔子的《论语?学而篇》中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孔子把孝悌当成了伦理道德的根本。
77年，东汉朝廷开会，大鸿胪韦彪来了句“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但是，忠诚和孝悌毕竟是不同的伦理道德，当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孝”于家庭就往往成为人们政治背叛的遮羞布。贾充、王祥、何曾、荀顗都是那个时代名闻于社会的孝子，但他们都背叛了自己曾经的老板。
当时的社会名流、对司马家族非暴力不合作的步兵校尉阮籍是竹林七贤的领袖，“负才放诞，居丧无礼”，不能严格遵守孝道。何曾就在司马昭那里当面质问阮籍：“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何曾公开对司马昭说：“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
政治叛徒何曾冠冕堂皇的要求严惩伦理无端，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点。
司马昭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他虽然斩杀了嵇康，但尽量减少自己谋夺皇权道路上的对立面，阮籍虽然看不上司马家族，但也能够委曲求全，所以司马昭就歪曲伦理周全了阮籍：“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邪！”
人家因为老人去世，伤心的身体非常的差劲，吃点肉补充一下营养也是可以理解的。何曾，我知道你是一个孝子，但你是否从政治的角度替我考虑一下，少给我惹麻烦！
面对现实政治，一切伦理道德都必须让步。
司马昭虽然没有接受何曾的建议，但何曾“重引据，辞理甚切”，“时人敬惮之”。
在这种情况下，“孝”伦理的时代楷模，王祥必然走上历史的舞台，并且成为晋王朝历史的第一重臣。
王祥走上历史舞台，就是那个时代社会伦理崇敬孝悌轻视忠诚的社会思潮的必然，这种必然就是社会对曾经合法政权的集体背叛，这种背叛才是酿成姜维人生悲剧的时代基础。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如果刘备出师北伐，老百姓应该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但是，现实的无情政治是关中父老坚定的支持曹魏而反对蜀汉王朝的复兴。诸葛亮是中国忠诚的代表，但诸葛亮的后代诸葛京也在西晋担任了官职。当刘禅带领关羽的后代、张飞的后代、诸葛亮的后代在成都城头最终而且永远降落大汉的猎猎红旗的时候，整个中国只有姜维在伦理道德上站在忠诚的制高点上奋斗，他寂寞而无奈的扼不住命运的咽喉，他那一句“吾计不成，乃天命也”，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哀，也不仅仅是个人奋斗无法改变命运的无奈，而是中华民族在伦理道德上的彻底无可奈何。
从此，背叛了汉王朝的汉民族把坚持真理让位于适应时代。
适应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特点，因为坚持原则的姜维全家死难于汉王朝的灭亡。
在这之后，589年，南渡衣冠臣服于已经胡汉杂糅的隋王朝，1279年，汉民族臣服于蒙古的铁马腥风，写进历史的最后一个英烈是文天祥，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是也，至于“桃花扇底看南明”的侯朝宗在1651年背叛民族、背叛青楼女子李香君走进清王朝的考场获得功名就只能让后人尴尬而已。
是谁酿成了十万满清铁蹄踏遍中国？是谁酿成了李香君的爱情悲剧？
侯——朝宗？问的好，那里是汉民族伦理道德的永远坚持的朝拜宗旨？
264年正月，在那一个天旋地转歪歪斜斜的倾斜岁月里，姜维挥剑自刎的时候，那一声悲怆的呼叫，之所以能够刺破时空就在于他的无奈。和诸葛亮相比，伴随着汉王朝永远走进历史的落日，姜维的境遇更加的悲苦，姜维的忠诚更加的绝对，但是，一千多年来，没有几个人把姜维当成汉民族忠诚的化身，因为他忠诚的太彻底，他牺牲的太残酷，他悲怆的恰好是汉民族从“汉”的政治实体向“汉”的政治符号转折的代表节点。因为姜维个人家庭的过于残酷，他本人彻底没有血脉传人，他的结局不符合汉民族“忠厚传家久”的心理期待。好人可以为了民族而牺牲，但如果好人干革命竟然没有后来人，就太令人失落了。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57节
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比较实在的民族，所以能够适应，所以能够繁衍为枝繁叶茂的13亿人，所以我们是世界上所有独立的文明中唯一能够不断绝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汉民族不是宁折不弯的松柏，也不是一现的昙花，我们是柳，狂风暴雨一次一次折断枝条，但只要有根，就可以繁衍出无尽的春天。
和姜维相比，司马昭是中国篡逆的第一典范，他虽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无耻的哪一个，但那一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让他和姜维成为时代的绝对对立面。
司马昭胜利了，姜维失败了。
263年，钟会大军出发的时候，司马昭的相国参军刘寔竟然对孝行模范王祥准确的预言邓艾和钟会不得好死，这个就太奇怪了。
钟会长期和司马昭接触，当然就和刘寔接触，连司马昭的妻子王元姬都看出钟会这个家伙不是一个可靠的东东，刘寔也许看透了钟会的狼子野心，也许看出了司马昭对钟会的提防。
但是，邓艾呢？邓艾虽然也曾经在司马懿那里工作过，但后来长期在兖州、雍凉等地方工作、打仗，和刘寔接触的机会非常的少，刘寔凭什么判断邓艾一定要死在益州而不能回到洛阳？
刘寔的“笑而不答”，没有给我们留下答案。
邓艾死于内斗，钟会死于谋反，验证了刘寔的预言。但是，如果我们用邓艾和钟会的死来验证刘寔的预言，就犯了以结果论证预言的历史逆推错误。刘寔的预言是准确的，但邓艾和钟会即使不内部斗争，他们即使品质高尚的比诸葛亮还高尚，礼让的比伯夷、叔齐还恭谨，他们也一定要死掉，因为作为灭亡蜀汉王朝的功臣，死亡是他们的历史宿命。
《三国演义》第116回，邓艾在陇西接受司马昭的委任，命令划归指挥的“各调本部兵前来听令”。完成军事集结后，“比及军马云集，邓艾夜作一梦：梦见登高山，望汉中，忽于脚下迸出一泉，水势上涌。须臾惊觉，浑身汗流；遂坐而待旦，乃召护卫爰邵问之”。
这个爰邵“素明《周易》”，就给邓艾解释了归程：“《易》云：山上有水曰蹇。蹇卦者：‘利西南，不利东北。’孔子云：‘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将军此行，必然克蜀；但可惜蹇滞不能还。”
一句话，你大功告成之日，就是生命的终了。
直白一点，你一定没有好下场。
邓艾“闻言，愀然不乐”。
邓艾为什么做了这样一个不吉利的梦？钟会为什么不做这样一个不吉利的梦？
钟会是263年非常罕见的坚定支持讨伐蜀汉的人物，而邓艾是经过司马昭多次做工作才勉强接受讨伐蜀汉任务的一线统帅。
邓艾反对讨伐蜀汉，难道仅仅因为看不出蜀汉的军事布局缺点？如果这样，邓艾为什么能够别出心裁的偷渡阴平小道完成灭蜀的千秋大业？如果没有长期的备案，邓艾竟然突发奇想冒这样九死一生的艰险？
无他耳，已经年近七旬的老将邓艾已经判断出平定蜀汉的那个军事统帅一定没有好的结局，所以才对爰邵的预测“愀然不乐”。
三国是乱世，篡逆是常态，每一个军事集团的领袖都必须时刻盯着外患和内忧。曹操本不是奸臣，他曾经主动申请亲自执行刺杀董卓的任务，他曾经积极参与关东军，但曹操最后走上了篡逆。司马懿本来是汉王朝的忠臣，宁肯装痴呆也不肯和曹操合作，但司马懿最后不但和曹操合作，而且带领儿子们掏空了曹魏。人固然有天生的本性，但环境影响更加重要。当司马家族提倡以孝治天下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几个人相信忠诚。司马昭本人不忠诚，他也不相信别人的忠诚，他知道别人之所以服从他，是因为没有斗过自己的综合实力。249年，当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的时候，连辛宪英也判断曹爽一定失败。司马懿的可怕，不是权力，不是军队，而是经过祁山的鲜血和辽东的风雨树立的崇高威信。当他出手的时候，即使曹爽非常有实力，坚决能战斗，曹爽也完了，因为普天下人都认为他斗不过司马懿。只有司马懿知道，其实桓范比自己还要聪明，所以他对于桓范去高平陵心惊胆战。但是，普天下的人都认为桓范比不上司马懿，曹爽也认为桓范比不上司马懿，所以不肯接受桓范的建议：我曹爽斗不过司马懿，你桓范也不是对手，我还是投降的干活。
曹操非常的厉害，但最后曹魏灭亡了，因为他的后代不能像他一样的厉害。
263年，司马家族其实非常的麻烦。由于司马师意外去世，司马孚对司马昭并不拥护，司马昭的长子司马炎并不优秀，优秀的司马攸年龄太小，司马家族面临非常尴尬的接班人问题。
司马昭本人已经年高，司马昭已经平定了诸葛诞、东吴和蜀汉的同时进攻，司马昭控制的实力已经绝对可以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但他必须思考来自内部的威胁。
在那个年代，能够篡逆的一定是拥有不世奇功的军事统帅。
春秋时期，范蠡及时归隐得以长寿，西汉初年，刘邦干光了有谋反能力的所有藩王。对于君王来讲，干掉你，不是因为你有谋反的思想，而是你有谋反的能力，即使你是一个忠臣。忠臣难道不谋反吗？谋反不谋反，固然与思想有关，但更与形势有关。孙权去世之前，一定要憋堵死陆逊，不是怀疑陆逊的忠诚，而是担心他的能力。
自毁万里长城当然是痛苦的、危险的，但把一个满是荆棘的江山交给后人是更大的危险。
如果司马炎非常的优秀，像曹丕那样优秀，司马昭也许可以放心留下邓艾和钟会，多疑的曹操就留下了司马懿。但司马炎明显差劲，而司马昭本人不会打仗。司马昭虽然长期追随父亲司马懿南征北战，但在没有司马懿的岁月里，独立指挥战役全部是失败，他打不过姜维被困铁笼山，他打不过诸葛恪弄了一个东关大败。司马师临死的时候，泪流满面，不是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留恋，而是对司马昭的不放心。一个不会打仗的军事统帅，一个接连失败的军事统帅，竟然当军阀控制政权是非常危险的。司马昭的威信是打败了诸葛诞。但是，如果邓艾、钟会指挥军队灭了蜀汉，完成曹操以来半个世纪没有完成的事业，那么，邓艾、钟会指挥军队的能力当然就在司马昭之上。也许司马昭可以控制住局面，当年曹睿就可以控制住司马懿，但曹爽控制不住司马懿、曹芳控制不住司马师、曹髦控制不住司马昭、曹奂控制不住司马炎。邓艾年老，但当年司马懿也已经年老，邓艾的儿子邓忠也长期跟随邓艾打仗，至于钟会，实际很年轻。蜀汉灭亡后，司马昭封邓艾为太尉，在那个委任状里，把邓艾比喻为“白起破强楚，韩信克劲赵”。白起和韩信都是被君王逼死的典范，司马昭早就动了杀心。
因为，古人说的好：自古功大难为赏。
280年，司马炎坚定的平定了东吴，总司令竟然是坚决反战的贾充。因为坚决反战，贾充在平定东吴的战役中功勋就不突出，就没有威望，而且贾充本来就在统治阶级中没有什么威望，而且没有儿子，所以对司马炎就没有威胁。
263年，司马昭的军事布局本来就暗含了阴谋，征西将军邓艾是一把手，但仅仅指挥3万军队，镇西将军钟会是二把手，但指挥主力部队，最奇怪的是一把手邓艾并不能指挥钟会的军队。军队打仗，最忌讳的就是指挥系统的不明确，这里来不得一丁点的含糊。司马昭本应该在邓艾和钟会之上设一个更高级的军事统帅，或者给予邓艾指挥全军的权力，但他没有。
到了263年九月，司马昭又对军事布局进行了调整：“又使天水太守王颀攻维营，陇西太守牵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杨颀趣甘松”。
司马昭的布局调整就是加强邓艾集团。从这个调整看，司马昭非常担心姜维的沓中集团从邓艾和诸葛绪的前攻后堵中开溜。按照司马昭的布局，整个灭蜀战役的关键就是牵制姜维于外线然后快速进攻汉中，然后以泰山压顶之势恐吓刘禅投降。这个过程就是越快越好、速战速决，闪击战、心理战。所以，如果姜维及时溜回了汉中，汉中的军队就不仅仅是获得了主力部队的援助，最重要的是获得坚定的指挥核心，司马昭的灭蜀战役基本就报废了。
从战争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司马昭的担心是非常有道理的，经过加强的邓艾集团和诸葛绪集团并没有完成牵制姜维的战略任务，如果不是邓艾别出心裁阴平小路大穿插，司马昭就重演曹真和曹爽的失败。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58节
二十一、曹魏灭蜀战争的胜利。
第1、钟会的战役布局。
《三国演义》第116回、第117回和第118回的一小部分，大体描述了蜀汉灭亡的全过程。
第116回，钟会指挥军队到达关中前线，完成军事集结，“下寨已毕，升帐大集诸将听令”，召开军事会议，进行战役布局。
参加会议的有大将八十余员。罗贯中特别列出了11人的名单。这11人中的“监军卫瓘，护军胡烈，大将田续”和丘建在文本中都有故事，属于提前交代，名单的最后一个是句安，他是249年在麯山大战中最后无可奈何投降曹魏的蜀汉将领，大约是因为熟悉蜀汉的情况，所以就被派来参加平定蜀汉的战争，这个在文本中属于最后交代。
这个名单的第四人是庞会，他的出现属于罗贯中满含热泪的故事交代。
我在《魏延的悲苦人生》中已经提到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的称谓问题。整个《三国演义》的称谓分成四种。第一种最普遍的是姓名称谓或者简称名，比如曹操也简称操。第二种是在行文中称历史称谓，主要是汉献帝、先主、后主，这个表明罗贯中在写《三国演义》时有一个严格正朔纪年，他虽然是演义，但严格遵守了中国历史编写的帝王纪年体系。第三种是在行文中称谓表字，主要是云长、玄德和孔明，翼德和子龙也偶然出现，称呼表字是一种特别的尊敬。第四种称谓最特别，仅仅一人，从第24回关羽单独镇守下邳开始，关羽行文称谓关公或者简称公。
关羽是《三国演义》义薄云天之人，整个故事的文眼就是千里走单骑，在惜字如金的《三国演义》里竟然占用了两回大书！在过五关斩六将后，作者给了一首七律：“忠义慨然冲宇宙，英雄从此镇江山”。
关羽去世于第77回，但是，作者以神话关羽的形式让关羽四次显灵，鼓捣死吕蒙、吓病曹操，两次救儿子关兴的生命。为了让关羽能够在文中出现，罗贯中煞费苦心创作了关兴这一人物形象，让关兴在关羽去世后的岁月里借代关羽的人物形象。
关羽是《三国演义》第一主人公，作者就是要展现三国乱世中关羽的人格魅力和人生悲剧。
关羽的人生，有三大辉煌：第一个是斩颜良，表现他优异的个人单兵能力；第二个是千里走单骑，表现他的义薄云天；第三个是水淹七军，表现他优秀的军事指挥能力。
关羽是有性格缺点的：太自负。
罗贯中在歌颂关羽的同时，也并不避讳关羽这一缺点。襄樊战役是关羽一生事业的光辉顶峰和突然的跌入深渊的开始。在这次战役中，关羽已经年老，而且赤兔马也已经年老，不能够像年轻时候那样快刀斩将。我们后人看《三国演义》往往看到关羽人生悲剧是因为孙权、吕蒙、陆逊、曹操、司马懿、蒋济等人的谋略，一般不注意其实关羽个人的单兵也遇到了庞德的挑战。
庞德在三国名将谱中的排名虽然并不太靠前，但他和老年的关羽相比，拥有壮年的年龄优势和敢战的激情。《三国演义》第74回，关羽恶斗庞德，是整个《三国演义》最后一次英雄对决，在这之后的第76回的徐晃和关羽大战，因为关羽右臂受伤刚刚恢复，所以已经不能用巅峰对决来形容。在这之后，虽然有赵云、姜维等人，但就英雄对决而言，除了第112回姜维和邓忠之战，其他的描写都不精彩。
庞德在关羽的人生中非常的重要。庞德是名将关羽最后一个斩杀的猛将，斩杀庞德后关羽的英雄事业就画上了休止符，剩下来的短暂岁月就是闪电般的谢幕。
庞德在关羽的人生中的重要，还与他对曹操的忠诚有关。
219年，关羽水淹七军，“三十年来说旧交”的于禁竟然“可怜临难不忠曹”。
和于禁相比，庞德加入曹操集团的时间非常的短暂，而且还有关中恶斗曹操的经历，最重要的是他的哥哥庞柔和老领导马超都在刘备那边工作。
庞德在加入曹操集团后，在219年曾经立了一个极大的功劳，他及时在魏延的刀下救了曹操的生命。
但是，219年，庞德主动请缨南下迎战关羽仍然被于禁和董衡这两个后来的叛徒所质疑。
庞德对曹操“免冠顿首，流血满面”倾述自己的人生。
庞德年轻的时候“与兄同居”，估计父母去世较早，但“嫂甚不贤”。
和王祥一样，庞德也遇到了非常麻烦的家庭矛盾。其实，和王祥相比，庞德的委屈应该是较轻的，因为王祥的继母之恶劣是非常罕见的。
但是，和王祥、王览兄弟二人的宽容相比，庞德就过于激烈了，他竟然乘酒醉杀了嫂子。这个就太不应该了。庞柔和妻子的感情非常的好，否则他的妻子也不会能够肆无忌惮的虐待庞德，所以庞会对庞德恨入骨髓。在三国乱世，一个人没有家族的帮助，活命和成功都非常的艰难。
庞德是一个敢战英雄，也对曹操表现了忠诚，但中国人极少对他表扬，因为他的杀嫂过于极端。在注重人伦的中国，没法对他表扬：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个家庭没有内部矛盾？有几个人能够像王祥、王览那样的孝悌？如果提倡庞德那样不肯宽容，这个社会一定会乱套。所谓独立的人格，有时是人格的伟大，有时就是瞎乱，因为如果一点也不忍让，家庭就一定解体。
庞德对马超的评价也不高：“有勇无谋，兵败地亡，孤身入川”，“各事其主，旧义已绝”。
从这个评价，我们大体可以知道庞德在马超那里非常的不如意，估计就是言不听计不从，天天窝窝戳戳。
如果不是因为庞德对曹操的忠诚，我们几乎判定庞德就是一个不讲人伦的二愣子。
曹操是三国时期最突出的一个爱惜人才的人，“唯才是举”是很违背当时选举人才的重视思想修养的主流倾向的。庞德在曹操这里，感觉到特别的舒心畅意，有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情怀。
庞德的个性就是一个比较激烈的人。
庞德南下的时候，关羽打败了曹仁，围困了襄樊，由于他一贯的傲人单兵，曹魏集团非常的紧张：夏侯渊已经被杀，许褚在汉中战役让张飞弄了一矛，从此退出了癫疯杀人的行列，夏侯惇在220年就自然去世，219年当然就已经年老体衰了。曹操手下，恶狠狠的家伙，除了合肥的张辽和长安的曹彰这两个不能调动的，也就只有庞德能够单挑关羽了。但，和关羽相比，庞德的声望差出去不是一大截，而是几大截，所以庞德的压力非常的大。对于庞德来讲，如果不能够打败关羽，不但丢失自己的军人荣誉，而且无法证明自己对曹操的忠诚：别人可能怀疑他打了黑仗。
庞德决定抓住历史给予的机遇，一定要打倒关羽走上辉煌的人生，如果不能打败关羽就让关羽杀死。庞德恶战关羽平手后，以放冷箭的形式暗算了关羽。但是，因为于禁的龌蹉，丢失了机会。
庞德的被杀，比关羽还要窝囊，他被自己人黑了两次。
关羽斩杀了忠诚的庞德，几十天后，他也在孙权的刀下表现了自己的忠诚。
英雄杀了英雄，忠诚杀了忠诚。
但是，和名贯天下的关羽相比，庞德上战场的时候，仅仅一面皂旗大书“南安庞德”四个大字。庞德以简洁迎战关羽的繁华。但是，庞德也没有摆脱已经深入骨髓的民族传统，他的旗帜仍然大书家乡“南安”。
庞德离开长安的时候，唤出妻子李氏和儿子庞会：“吾今为先锋，义当效死疆场。我若死，汝好生看养吾儿；吾儿有异相，长大必当与吾报仇也。”
当时庞会还是一个小孩子，关羽已经是老将，庞会斩杀关羽报仇的可能基本没有，庞德的这个嘱托就是让庞会长大后斩杀关羽的后人。
庞德的个性非常激烈。
庞会在《三国演义》第74回出场，然后在第116回参加了钟会的军事会议，当然也就参加了灭亡蜀汉的战役。《三国演义》第119回，264年正月，由于姜维鼓动钟会造反引发了成都大乱，丧失了控制的魏兵肆意烧杀抢劫，汉寿亭侯关彝，这一个见于历史记载的关羽后人被杀。毫无疑问，是庞会借机报了家仇。
罗贯中没有直接写这一长达45年的复仇，但他以处处留线索的形式交代了历史深处的血淋淋。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59节
这一次会议的第一项议题就是选定先锋：“必须一大将为先锋，逢山开路，遇水叠桥。谁敢当之？”
虎将许褚之子许仪应声而出。
众将都推举：“非此人不可为先锋。”
可见许仪很有些威信。
钟会接受了众人的建议，对许仪做了具体的指示：“汝乃虎体猿班之将。父子有名；今众将亦皆保汝。汝可挂先锋印，领五千马军、一千步军，径取汉中。兵分三路：汝领中路，出斜谷；左军出骆谷；右军出子午谷。此皆崎岖山险之地，当今军填平道路，修理桥梁，凿山破石，勿使阻碍。如违必按军法。”
钟会的布局是三路并进，他本人经傥骆道直取汉中。正史上钟会第一个阶段的进军其实仅仅有褒斜道和傥骆道，子午谷一路并没有同时开进。《三国志》记载：钟会“先命牙门将许仪在前治道，会在后行”。所以，罗贯中对于钟会进军的叙述并不符合历史，许仪是钟会的前锋，并不是分路并进。
钟会选择的傥骆道，是关中去汉中的所有通道中最近捷的一条，也是最艰险的一条。这条道路开通的最晚，是刘备在219年取得汉中战役对曹操胜利后开凿的，他的目的就是为即将到来的进攻长安准备通道，因为关羽在襄樊战役兵败身亡，刘备调整战略东出荆州，这条通道长期没有使用。诸葛亮北伐，战略进攻的目标是祁山，所以也没有选择傥骆道。比较有讽刺味道的是244年曹爽和263年钟会进攻汉中的主要通道都选择了近捷的傥骆道。为敌人的进军提供通道，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三国演义》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他那个二十四名将的后代们有些也非常厉害，关羽的儿子关平、关兴，张飞的儿子张苞，许褚的儿子许仪，夏侯渊的儿子夏侯霸，张辽的儿子张虎，庞德的儿子庞会，邓艾的儿子邓忠，这几个人都走进了《三国演义》，但是，这些二代们，除了邓忠和姜维恶斗了一个差不多外，其他儿子们都不能到达名将谱的层次，比如关羽、张飞的儿子就打不过姜维。这个规律可以合理解释“为将三世者必败”规律。
司马迁在《史记?王翦列传》提出这一历史规律。王翦是秦始皇时代的名将，灭了楚国，他的儿子王贲也“与李信破定燕、齐地”。
“秦二世之时，王翦及其子贲皆已死，而又灭蒙氏。陈胜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围赵王及张耳钜鹿城。”
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巨鹿之战开始了。
有人弄了一个预言：“王离，秦之名将也。今将强秦之兵，攻新造之赵，举之必矣。”
但是，另一个预言家提出了一个历史规律：“不然。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必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今王离已三世将矣。”
“居无何，项羽救赵，击秦军，果虏王离，王离军遂降诸侯。”
有论点，有理论论证，有历史事实支持。
接连三代为将而能够成功的的确不多，虽然司马迁记载的这个理论论证有些唯心主义。
这一个理论，彻底否定了《杨家将》的代代忠烈和梁羽生武侠小说的武林世家思想。
不但如此，即使其他领域，比如书法、绘画、文学、科研、运动员等等，祖孙几代顶针冠绝天下也非常的稀奇。
苏洵、苏轼、苏辙虽然非常的牛，但毕竟是父子两代。
这一个规律，大约在科学上还没有解释，也许是某一家族在遗传上将某一天份集中展现，后世反而缺乏了这一天份。
所以，作为父母在培养孩子的时候，千万不要过于看重自己拥有的资源：你特别喜欢书法，但你的孩子可能最不适合书法。
2、邓艾的战役布局。
《三国志》记载：“四年秋，诏诸军征蜀，大将军司马文王皆指授节度，使艾与维相缀连”。按照司马昭的安排，邓艾在名义上节度进攻蜀汉的所有军队，但实际工作是指挥西集团牵制姜维的沓中集团。
“忽钟会檄文至”，传来战报，钟会已经开始向汉中进军，所以邓艾就必须立即行动配合钟会。
《三国演义》中罗贯中故意歪曲历史，增加一个邓艾“遂遣雍州刺史诸葛绪，引兵一万五千，先断姜维归路”的文字。
按照司马昭的布局，“雍州刺史诸葛绪要维，令不得归。”诸葛绪本人单独指挥3万军队，作为独立的中央集团从祁山方向出击阴平桥，负责截断姜维的退路。
诸葛绪是雍州刺史，属于方面大员。在这之前，曹魏在西线的军事统帅是征西将军司马望，二把手邓艾的职务是镇西将军兼雍州刺史。为了发起灭蜀战役，司马昭调整了西线的军事指挥体制，邓艾取代司马望担任征西将军，邓艾本人担任的镇西将军、雍州刺史分别被钟会和诸葛绪担任。钟会和诸葛绪都是邓艾名义上的副手而不是下级，诸葛绪因为拥有独立的地方行政管理权，所以并不绝对接受邓艾的指挥。
按照司马昭的调整，邓艾不但指挥自己在狄道的3万军队，还指挥天水太守王颀、陇西太守牵弘和金城太守杨欣的地方部队。邓艾的布局就是兵分四路平行进军，然后在不同方向会攻沓中。
3、姜维的军事布局。
262年，司马昭分析了当时的局势，认为蜀汉已经“师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决定采取“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灭东吴的方针。
钟会担任镇西将军、都督关中，开始作伐蜀准备。为了迷惑蜀汉，司马昭和钟会扬言攻吴，大造战船。
司马昭要灭蜀，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人力、物力的筹备和集结，这样大的行动不可能不走漏风声，所以，司马昭进行战略迷惑。但是，姜维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从当时的形势准确判断出司马昭的真正目的。
263年春，姜维上表刘禅：“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诣督堵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
在判断曹魏进攻蜀汉后，姜维正常的决策应该是三个。第一个是紧急向刘禅汇报，第二个是确立汉中的军事防务战略，第三个是决定他自己指挥的沓中集团的战略选择。
姜维建议刘禅“宜并遣张翼、廖化诣督堵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一个是支援汉中的核心军事要点阳安关（就是原来的阳平关），确保汉中防务。一个是紧急控制阴平桥，确保姜维沓中集团的退路安全。
平心静气的讲，姜维的策划都非常合理。
但是，有两个疑问：第一，姜维为什么不立即指挥沓中集团快速回防汉中？第二，姜维为什么不在自己的沓中集团中抽调一部分撤回阴平桥确保自己的退路安全？
求人不如求己啊。
姜维指挥的蜀汉主力，在沓中屯田，已经提前进入曹魏境内，并且有了根基。如果蜀汉成都大后方能够及时支援汉中前线，汉中前线按照姜维预定的战略规划长期坚守军事要点，姜维的外线集团如果在曹魏野战军筋疲力尽的时候在关中平原运动，曹魏的野战军基本就死光了。而且，姜维的沓中集团如果能够长期在沓中坚持，实际也就牵制了曹魏的邓艾西集团和诸葛绪的中集团不能加入汉中战场。蜀汉和曹魏相比，内外线相互交接，因为实力相对太弱，充满了极大的危机，但对于实力较弱的一方来讲，如果运筹得当，这种军事危局往往也是罕见的大翻盘机会。
这是姜维在沓中逗留的心理动机。
在这种谋划下，姜维就必须控制尽可能多的军队，否则就抵不住曹魏的牵制部队，也就不可能在外线反攻，所以，姜维就把掩护自己退路的极重要的任务交给了刘禅。
令姜维想不到的是刘禅竟然操蛋到了极限。
黄皓“征信鬼巫”，搞了一次封建迷信，鬼巫“谓故终不自致”，忽悠黄皓说曹魏绝对不可能进攻汉中，因为天命在刘汉王朝。被忽悠的黄皓“启后主寝其事”，忽悠刘禅不理会姜维的建议，最气人的是“而群臣不知”，对自己人的军事保密工作做得非常的好。
刘禅的不作为，是蜀汉灭亡的主要原因，我们不能仅仅从综合国力的角度判断战争的结果，战争有他自己的规律。刘禅的不作为，恶果极大。第一个是汉中前线没有得到必要的支援，而且没有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第二个是姜维的后路被诸葛绪切断，姜维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只能快速撤退，而且几乎全军覆灭于阴平桥之外。第三个是没有合理调配蜀汉的国防力量，蜀汉灭亡时，不但罗宪统帅的江州军队始终呆在东线，就是建宁太守霍弋指挥的已经完成了集结的南中六郡地方军队，竟然没有得到北上增援的命令。第四个就是因为刘禅封锁了军事情报，蜀汉民众生活在虚假和平之中，当突然得到曹魏军队发起全面进攻的时候，蜀汉上下都惊恐动荡。

@淘书生 1744楼 2014-01-05 11:42:08
陈光还没开始么，颜老师？
这个姜维，太长了，子曰：过犹不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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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关注。
第一，一个文章的长度并不是取决于作者后来的思想，而是他的开篇布局。一个文章一旦开写，作者必须按照既有的格局完成。第二，邓艾、钟会的大军已经出发，《姜维》也就快完结了。
至于《陈光》已经完成了大约20万字，我想写完之后发帖，因为担心出错。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60节
249年，曹爽之所以拒绝桓范，就在于他虽然有野心，但不是那种绝对迷恋权力的人。
刘禅这一烦，就特别的腻歪姜维，就特别的希望生活在虚幻中。
刘禅的不作为，让整个蜀汉不但没有完成国防动员，而且没有形成完整的指挥体系，内外线的一线军队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形成统一的军事战略。
4、钟会在汉中的快速得手。
263年8月，十八万曹魏野战军以东、中、西三大集团分八路同时南下，除了子午谷一路进展缓慢外，其他七路都进展神速。刘禅这时才判断出曹魏的进攻是实实在在的事情，立即派出
右车骑将军廖化增援姜维；派左车骑将军张翼和辅国大将军董厥到阳安关防守钟会军。刘禅并不是一个糊涂人，他是一个没有志气的人，现在确定无疑知道姜维的情报后，立即就丢开黄皓的扯淡正儿八经处理国务。从此以后，我们见不到黄皓影响刘禅决策的记录。
但是，因为刘禅耽误了极端宝贵的几个月的时间，左车骑将军张翼和辅国大将军董厥还没有到达阳安关接过军事指挥权，263年9月，魏军就和蜀汉军队接触，全面发动攻势。钟会指挥的军队多达十二万，蜀汉在汉中前线的军队非常的少。262年，司马昭估计蜀汉总兵力大约有九万多，蜀汉灭亡后，刘禅交出的册集中记载为十万二千人。蜀汉兵力：大约五万由姜维率领，在沓中屯田；成都守备与中央预备队有两万多人，后来断断续续派出增援各地；霍弋南方守备部队一万人左右，一直不曾参战；罗宪的江州军队仅仅几千人。七折八扣下来，整个汉中防备力量不到两万人。
整体上，曹魏十八万野战军对蜀汉的十万二千仅仅是相对优势，因为蜀汉的确拥有地理优势。就蜀汉而言，在战役第一阶段，勉强可以接战的有姜维的沓中集团、廖化的援救阴平集团、张翼的援救阳安关集团和汉中原有的防卫部队，总兵力不到8万，和18万车位野战军相比也是相对劣势。
但是，蜀汉前线的军事布局出现了极端的不合理的东线空虚。
姜维的沓中集团，虽然被罗贯中吹嘘为八万，实际只有五万，但和邓艾的三万军队相比，实际拥有相对优势。沓中属于曹魏地盘，但姜维已经提前经营了八个月，在这种人烟稀少的地方，经营八个月几乎就可以认定为属于蜀汉的内线了。姜维为什么长期在沓中逗留而不愿意回防汉中，不是有些朋友们渲染的控制军队掌握军权以自我安全，因为刘禅和黄皓本没有谋害姜维的思想，如果有这种思想，姜维根本不可能离开成都。姜维在沓中屯田已经八个月，按照农业生产的规律，应该已经收获了夏粮而即将收获秋粮。农业生产有自己的规律，如果姜维能够坚持到收获秋粮，那么姜维的沓中集团就是有了坚实的后勤。抗战中期，王震指挥359旅进入南泥湾军事屯田，短短时间就把荒草丛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军队由壮劳力组成，当时是纯粹的农业社会，军队和农业生产有极端密切的联系，战士都是农业生产的行家能手，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屯田，考虑到地理优势，姜维的成绩应该是可观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姜维和邓艾在沓中对抗，拥有兵力优势、地理优势和粮食优势的姜维拥有对邓艾的胜算。
如果刘禅能够加强汉中防务，抵得住钟会的进攻，姜维的沓中集团就成了随时横冲直撞的外线兵团。
蜀汉能否抵得住钟会的进攻呢？长期战争当然艰难，但抵挡个几个月还是有可能的。从姜维向刘禅汇报曹魏的军事集结到双方真正接仗，时间跨度约为半年，如果刘禅进行国防动员，蜀汉虽然人口短缺，毕竟还可以建立五万以上的二线兵团，考虑到二线兵团过早进入汉中前线对社会经济压力太大，也可以梯次进军到汉寿、剑阁等益州本部和汉中的结合地带预为防守，甚至集结在成都周围也可以随时开出。
公元前260年，秦国和赵国长平大战，在这之前，双方已经对峙了长达两年六个月，已经到了筋疲力尽的程度，但是，上党的地理和长平战役前期的投入已经把长平战役逼到秦国和赵国战略对决的程度，秦国一旦战败，在国际战略中不能形成利益相对互换就有崩盘的可能，所以只能死撑到底。“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赵为反间”，赵王也因为经济不能支持长期战争的压力，在反间计的作用下，任命了积极出击的赵括为统帅。秦王知道赵括为将后，调整军事指挥体系，“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 白起诱引赵括主动出击后包围了赵军。但是，当时赵军和秦军的兵力大致相当，白起的兵力使用已经到了极限，为了减轻白起军队的压力，“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
为了长平战役的胜利，秦国十五岁以上的男子统统参军，青壮女子也进入军事后勤。
当时秦国的总人口也就几百万，兵役动员达到令人惊诧的程度。
从蜀汉灭亡的历史看，蜀汉灭亡的根本原因当然是综合国力的不足，但具体看来就是“民心慌”而“指挥混乱”，绝大部分军队并没有战斗伤亡就树起了降旗，国家领导人刘禅竟然和军队领袖姜维没有进行任何主动的战略战役统筹对话，完全是各打各的，邓艾到达江油的时候，整个城市根本就没有设防。
绝对令人可笑。
如果刘禅有公元前260年秦昭襄的狠劲，蜀汉断然不会灭亡。
由于刘禅没有进行国防动员，而且张翼、董厥被派出太晚，263年9月，蜀汉汉中前线的军队实际不到两万人，这不到两万人的军队分布在核心城市和外围阵地，面对曹魏12万军队的钟会东集团和3万军队的诸葛绪的中集团进攻，兵力就太单薄了。曹魏这15万军队当然也不可能都投入一线，不要说他们也要承担后勤保障，不要说诸葛绪的主要任务是堵防姜维集团回援汉中而实际仅仅威胁汉中的侧翼，仅仅地理条件的限制，钟会的12万军队也不可能全部展开。但是，对于汉中蜀军而言，压力还是太大了。
由于诸葛绪的中集团进展太快，右车骑将军廖化向沓中增援姜维控制阴平桥的军队没有完成任务。廖化仅仅几千军队，打不过诸葛绪的3万军队，而且诸葛绪在控制阴平桥后摆出了进攻建威的态势，廖化不但不能反攻阴平桥而且必须机动防范诸葛绪集团的继续进军。在这种情况下，廖化就被迫逗留于阴平机动。廖化的机动，迫使张翼、董厥的军队也面临是否支援阳安关的选择。
阴平桥的得失才是蜀汉汉中战局的关节点。
阴平桥 ，位于今天甘肃文县东南门外白水江急流中，始建于三国之际，江边有天然石墩二道，就石立柱，建木梁桥，长20丈，因文县古称阴平，故称“阴平桥”。
阴平桥横跨在两座对峙的山头之上。玉垒关就坐落在阴平桥头，桥下是万丈深谷，桥头是险关要隘。
玉垒关，又名“其盘关”，在两山之间、深流之侧的阴平桥头，用条石和泥浆砌成，宽13.29米，高6.2米，深6.86米。关门一对联十分精妙：“玉垒峙雄关，山色平分江左右；金川流远派，水光清绕岸东西”。
它是古代川西平原的要隘，也是千余年来古堰旁的一处胜景，故称“川西锁匙”。
阴平桥和玉垒关相互结合，构成极难逾越的军事要寨，因而在历史上被称为“陇蜀咽喉”，其险要与四川的剑门关齐名。
诸葛绪控制阴平桥封堵了姜维集团退回汉中的通道，蜀汉汉中的军事力量就剩下了从成都开出的两支援军和原有的汉中军队。这3万不到的军队，对于刘禅来讲，需要完成三大战略任务：第一，防守汉中；第二，反攻阴平桥接应姜维；第三，控制汉中和益州本部的通道，确保益州安全。对于廖化、张翼、董厥来讲，他们指挥的这点军队，不但是蜀汉支援汉中、接应姜维的唯一机动力量，而且还是蜀汉封堵剑阁通道的唯一机动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刘禅就面临及艰难的选择：是否放弃汉中？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61节
汉中对于益州本部的军事地位太重要了。黄权曾经告诉刘备：“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割蜀人股臂也。”杨洪也对诸葛亮分析道：“汉中，蜀之咽喉，存亡之机，若无汉中，则无蜀矣。”
215年，因为刘备已经得到了益州，孙权要求刘备履行诺言归还荆州。刘备耍赖皮：“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孙权大怒，“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也不含糊，“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就在大战即将爆发的前夕，“是岁，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所有的时事观察家都认为曹操会一鼓作气进攻益州。在荆州和汉中的衡量中，刘备更加倾向汉中，所以与孙权讲和，“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引军还江州”，分割荆州大部与孙权，大大压缩了关羽的管理空间。据《傅子》记载，当时“蜀中一日数十惊”，为了稳定局面，恐吓那些希望曹操进入益州的反动分子，刘备不停的杀人，“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为了夺取汉中，刘备是倾益州本部的所有的军队，占领汉中后，刘备就进位汉中王，开始全面政治建设。
汉中是重要的，稳定汉中是必须的，但确保益州安全是第一位的，刘禅仅仅几万军队，他本钱短缺，如果姜维回到汉中，那么不管坚守汉中外围还是诱敌深入平原聚而歼之都有选择的本钱。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能坚守外围，因为诸葛绪封堵阴平桥后，姜维什么时候回到汉中已经成了未知数。
面对魏军的压力，增援阳安关的部队在阴平附近停留了一个月以防止诸葛绪中路军向这一带的进攻。他们在这一带的活动，实际是最恰当的军事选择，既可以正面监视诸葛绪向益州本部的可能进攻，也可以随时配合姜维对诸葛绪的进攻，而且如果汇合姜维后就可以反攻钟会。如果这一带被魏军彻底控制，蜀军各部的联系将被切断，不但没有了接应姜维的可能，而且彻底切断了汉中与益州的联系，立刻就是土崩瓦解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刘禅决定收缩汉中前沿阵地的兵力，坚守有限的军事要点，等待姜维可能的归来，“蜀令诸围皆不得战，退还汉、乐二城守”。
刘禅收缩兵力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是刘禅在蜀汉面临灭亡的时候决出的罕见的几个正确的决策之一。
根据刘禅的决定，蜀汉放弃了汉中的外围阵地，钟会的东集团竟然以大进军的速度快速开进于艰险的秦岭栈道，本来进展缓慢的东集团的东路军，也加快了进度，“魏兴太守刘钦趣子午谷，诸军数道平行，至汉中。”
按照《三国演义》底116回的故事，钟会大军在进入汉中腹地之前在南郑关还是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钟会大军，迤逦望汉中进发。前军先锋许仪，要立头功，先领兵至南郑关。”
许仪对部将进行思想动员：“过此关即汉中矣。关上不多人马，我等便可奋力抢关。”
“众将领命，一齐并力向前”，上来就是以多打少的总攻。
历史上对于许仪的记载非常的简单，只知道官至牙门将，继承了牟乡侯的爵位，而这两个身份都应该与许褚的影响有关系。
许仪应该有较突出的个人单兵，否则不可能在众将中有那样高的威信。
许褚也是以突出的单兵和敢战而威震三国，如果以军事指挥能力而论，许褚实际很差劲，而且还很有些傻劲，所以许褚从来就没有独当方面的机会。
许仪没有获得展现优秀单兵的机会，因为南郑关守关蜀将卢逊坚守不出。
卢逊“早知魏兵将到”，他的兵力单薄，不能迎战，所以选择坚守，“先于关前木桥左右，伏下军士，装起武侯所遗十矢连弩”。
“比及许仪兵来抢关时，一声梆子响处，矢石如雨。仪急退时，早射倒数十骑。魏兵大败。”
这个人丢的太苦了。
攻城夺险没有这种打法。
小城困大敌在历史上是非常多的。
曹魏的大进军，已经暴露了军事目的，偷袭已经不可能，所以必须派出侦察部队或是发起试探性进攻了解敌军的防守布局。
《水浒传》卢俊义进攻昱岭关，“当日先差史进、石秀、陈达、杨春、李忠、薛永六员将校，带领三千步军，前去出哨”。这个就是搜索前进，试探性进攻了解敌军的防守布局。但是，昱岭关守将庞万春早就提前埋伏了五千弓箭手，一声令下，“史进、石秀等六人，不曾透得一个出来，做一堆儿都被射死在关下。三千步卒，止剩得百余个小军，逃得回来”。
这种打法，不要说是史进这种角色，就是卢俊义带领梁山五虎将加上会射箭的花荣一起来，估计也要完蛋。《说岳全传》的杨再兴和《兴唐传》的罗成都被万箭射杀。
养由基是中国最著名的射手：百步穿杨。
公元前575年楚国和晋国爆发了鄢陵战役。战前，养由基与另一名射手潘党比射技获得胜利，“军中盛誉，由基益骄”。
楚共王大怒：“将以谋胜，奈何以一箭侥幸耶？尔自恃如此，异日必以艺死！”楚共王“尽收由基之兵箭”，很不给养由基脸面。
“鄢陵战正酣，晋将魏琦射中共王左眼”。楚共王成了独眼龙，当然“复怒”，就把自己的王箭两支付给养由基，“欲报仇”。养由基一支急箭，直中魏琦咽喉，立毙。养由基跪奉另支王箭复命，欣欣然。
24年后，公元前551年，也就是孔子出生的那一年，吴楚战于离城。养由基出战，仰仗自己的神射绝技，脱离了大部队，结果被吴军推出诸多铁叶车围之于中央。江左数百善射者乱箭齐发，养由基殉命于乱箭之下。
养由基的死证明了楚共王的预言。
许仪继承了许褚的悍勇和粗狂，不知道指挥大部队的技巧，担任了指挥大部队的职务，吃了大亏。
许仪没有办法，回报钟会。钟会“自提帐下甲士百余骑来看”，他要亲自观察敌情。“果然箭弩一齐射下”，这个玩意太厉害，钟会“拨马便回，关上卢逊引五百军杀下来”。
钟会“拍马过桥，桥上土塌，陷住马蹄，争些儿掀下马来”。“马挣不起，会弃马步行；跑下桥时，卢逊赶上，一枪刺来，却被魏兵中荀恺回身一箭，射卢逊落马”。
“钟会麾众乘势抢关，关上军士因有蜀兵在关前，不敢放箭，被钟会杀散，夺了山关。即以荀恺为护军，以全副鞍马铠甲赐之。”
南郑关战役非常的惊险，一波三折。
许仪挫败于乱箭齐射，这个非常的正常，攻坚一方往往因为不知道对方的城防布局而吃亏，所以很多潜伏剧有国共双方争夺城防图的情节，像《亮剑》里李云龙进攻平安县城那样没有主攻、辅攻的群殴式攻城还确实不多。
1948年，东北野战军11纵进攻隆化，就是以多打少，而且拥有强大的炮火，但因为指挥不力和战前侦察不够，总攻发起后，在隆化中学的桥头遇到国军暗堡的拦阻，于是诞生了董存瑞的舍身炸碉堡。
许仪进攻南郑关和李云龙进攻平安县城以及东野11纵进攻隆化有极大的共性：不讲战术，上来就是群殴。
钟会亲自到一线观察敌情，属于正常，钟会表现了非常务实的指挥风格。南郑关是钟会进军途中遇到的第一次战役，慎重首战是优秀指挥员必备的风格，因为首战的结果和过程往往严重影响军心士气。
卢逊乱箭齐放，钟会立即撤退，这个非常的正常，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观察南郑关的军事布局，他本来就没有部署进攻南郑关。
钟会撤退的时候，“卢逊引五百军杀下来”是第一个意外。
卢逊打败许仪的进攻后，并没有反击，这种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南郑关的守军太少，防守反击的可能不存在，与其冒险不如安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邓华、韩先楚等人带领13兵团指挥部所在的专列，在一个小车站，竟然，突然发现前面的道岔被错扳了，专列一个劲向深沟方向行使，火车因为惯性太大，刹不住。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正在附近玩耍的一个铁路职工的孩子，扭转了13兵团部即将灭亡的命运，他，正所谓门里出身不会也懂三分，快速扳回了道岔。
解放军的兵团部躲过了一劫。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62节
但，朝鲜战争仍然发生了偶然性事件：美军的第八集团军沃克中将在撤退途中竟然车翻人亡，成为整个朝鲜战争中牺牲的最高级将领。美军对外战争往往很谨慎，高级将领阵亡非常罕见，丢一个中将就是极大的损失了。
反过来，中共在革命战争的每一个时期都有高级将领偶然性牺牲的事例，伍中豪、黄公略、刘志丹、左权、朱瑞的牺牲，都是非常可惜的。唯独抗美援朝时期，我军高级指挥员躲过两劫，一个是邓华的兵团部躲过了跌入深渊，一个是彭德怀躲过了美军的轰炸，虽然丢了毛岸英。
我军躲过两次偶然性因素的打击，美军竟然遇上偶然性因素的打击，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好运气，这就可以说美军遇挫于朝鲜半岛不可更改的天命。
钟会撤退途中，竟然“桥穿，马足陷”，钟会只好丢下马奔跑，他出身贵族，长于脑力劳动，并不是优秀的士兵，他的个人定位非常接近诸葛亮：玩单兵必死无疑。
这是一波一折。
钟会“跑下桥时，卢逊赶上，一枪刺来”。
这是一波二折。
蜀汉王朝的国运，中华民族的历史，姜维的命运，钟会的命运，当然更有卢逊的命运，在这个地方轻轻的发生了旋转，如果卢逊杀死钟会，他当然是封万户侯，钟会当然是去世，而钟会是唯一坚定支持司马昭进攻蜀汉的高级将领，如果第一仗就挂了，曹魏的士气就彻底跌落，估计一定快速撤军，即使司马昭能够挑选另一个高级将领接替钟会，那个也需要时间。如果历史时代其他因素保持原有轨迹而不变，唯独东集团因为钟会牺牲而遇挫，当姜维骗过诸葛绪归来的时候，他眼前是一个完整的汉中，他带回的三万人马，加上成都开来的一万军队，完全可以守住汉中。但是，“三马同槽”是不可更改的历史宿命，所有的偶然命运都必须垂顾司马家族。就在这一可能逆转蜀汉国运的关键时刻，“魏兵中荀恺回身一箭，射卢逊落马”。
这是一波三折。
躲过一劫的钟会反应非常快，立即“麾众乘势抢关”。
攻坚最艰难的是对方龟缩城内不动。当年张特坚守合肥新城应对诸葛恪大军近百天，如果卢逊坚守不出，虽然兵力不多，但他那个诸葛弩还确实不好对付。现在卢逊的几百军队开出城外，钟会抓住机会就指挥军队和守军搅合在一起，曹魏的军队居有压倒性优势，蜀军当然抵不住，何况卢逊已经阵亡，蜀军丢失了指挥，蜀军就向关内撤退，魏军就咬住蜀军顺势进攻，“关上军士因有蜀兵在关前，不敢放箭，被钟会杀散，夺了山关”。
对于钟会来讲，南郑关战役的一切都是意外，意外遇到诸葛弩，意外被卢逊追击，意外马陷桥坑，意外被荀恺救了命，意外获得了南郑关。
南郑关战役和曹魏灭蜀战役的经历非常雷同。因为诸葛绪的中集团进展特别迅速，控制了阴平桥，切割了姜维外线集团和蜀汉本部的联系，所以成都开出的廖化、张翼的援军出乎意料的逗留于阴平附近。因为刘禅出乎意料的收缩兵力，所以钟会得以快速进入汉中腹地。因为诸葛绪对于阴平桥头战略地位的认识不够，出乎意料的让姜维忽悠的迷迷糊糊放弃阴平桥，走投无路的姜维意外溜回了汉中。姜维在剑阁的坚守复制了244年王平坚守汉中窝憋曹爽的历史，因为后勤补给的艰难，弄得曹魏大军进退两难，曹魏野战军虽然占领了汉中，但因为柳隐在黄金谷、王含在乐城、蒋斌在汉城的坚守，魏军一旦后退，双方就要恢复旧有的格局。邓艾经阴平小道的偷袭是一个意外的胜利。
整个司马昭灭蜀战役充满了种种意外，而各种意外的高峰是刘禅投降后姜维竟然弄了一个假投降。
南郑关战役后，钟会立即进行了战役总结，也就是奖功罚罪。
钟会“即以荀恺为护军，以全副鞍马铠甲赐之。”
钟会严惩许仪：“汝为先锋，理合逢山开路，遇水叠桥，专一修理桥梁道路，以便行军。吾方才到桥上，陷住马蹄，几乎堕桥；若非荀恺，吾已被杀矣！汝既违军令，当按军法！”
按照《三国志》记载：“仪者，许褚之子，有功王室，犹不原贷。诸军闻之，莫不震竦。”
钟会虽然是高级领导人，但从来没有指挥军队的经历，在部队中既没有威望也没有基本部队，他的确需要树立威信，斩杀许仪带有杀猴骇鸡的目的。
那么，许仪是否该杀？我认为应该杀。
作为先头部队的领导人，整修道路是必须完成的工作，而钟会陷马的责任当然应该由许仪承担，如果荀恺不能及时射杀卢逊，钟会一旦阵亡，曹魏野战军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一个人所犯的错误，不能仅仅根据他犯错误的性质来鉴定罪过，还要考虑他的后果。许仪是高级将领，当然不需要亲自修桥补路，但他负责修桥补路。陷马桥头并不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情，如果是牺牲了一个士兵，那么最多就是挨一顿批评，但几乎陷野战军副总司令员兼集团军司令员钟会于阵亡，这个罪过就太大了。从人权而言，一个士兵的生命和副总司令的生命是等同的，但就责任而言，单独指挥野战集团部队的副总司令负责十二万军队的一切行动，某种意义讲，他就是这支部队的核心。一支军队，在战争中，特别是逆境中，一般都是自动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领导核心，因为军队最怕的就是丧失指挥体系。一支部队的战斗力，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逆境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1947年，孟良崮战役，大战结束后，粟裕根据战报发现竟然有一万多国军没有被歼灭，经过收索，发现有大批的国军成建制躲藏在山沟里。一万多人的建制部队竟然开溜，张灵甫当然应该失败，蒋介石也当然应该失败，因为国军的王牌部队竟然这样没有向心力，就太可笑了。
许仪应该被杀的第二个罪过就是他为什么不能及时保护钟会的安全？
和许仪相比，他的老子许褚其实犯的错误更多，但曹操从来就不处罚许褚，因为许褚虽然不能指挥军队作战，可是作为骁勇敢战的猛将，他时刻关心领导的安全，只要他在场，曹操就大体没有威胁。
许仪没有指挥大部队的能力，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重要的职务，就是因为父亲的影响，但是，许仪没有认真思考父亲成功的原因，他竟然很自负的认为自己是先锋大将，所以没有及时关注领导的安全，没有像他的父亲一样随时保护领导。
既不能指挥打仗，也不知道保护领导，要你何用？
在这种情况下，钟会的确没有必要留下许仪，他不但有杀死许仪的借口，也有杀死许仪的心理动机。
钟会进入南郑关后，蜀汉在汉中的外围阵地除了柳隐坚守的黄金谷以外全部丢失，当时“蜀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兵各五千”，这两座长期经营的军城极难攻克。
在这种情况下，钟会派“护军荀恺、前将军李辅各统万人”，分别包围汉城和乐城。钟会本人指挥主力绕城而过，“西出阳安口，遣人祭诸葛亮之墓”，然后“使护军胡烈等行前，攻破关城，得库藏积谷”。
在《三国志》中，钟会进攻阳安关非常的简单，但在《三国演义》中是非常激烈的文章。
“时蜀将王含守乐城，蒋斌守汉城，见魏兵势大，不敢出战，只闭门自守”。
钟会自引大军取阳安关。
阳安关守将是傅佥与副将蒋舒。二人在军事方针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蒋舒认为：“魏兵甚众，势不可当，不如坚守为上。”
傅佥认为：“不然。魏兵远来，必然疲困，虽多不足惧。我等若不下关战时，汉、乐二城休矣。”
蒋舒是副将，一向不为领导喜欢，所以派来给傅佥当副手，他本来对这种安排不满，现在自己的军事建议被否决，选择了“默然不答”。
傅佥和他的父亲傅彤都是蜀汉王朝的革命烈士，而蒋舒主动选择了投降，在道义上蒋舒的确输了道理。
但是，就军事观点看，蒋舒的观点是符合客观事实的。钟会指挥的12万军队几乎没有遇到有效的拦阻就进入汉中腹地，他除了留下两万军队监视包围汉城和乐城外，开到阳安关之下的军队有十万人，而阳安关的守军仅仅是五千人，相互的悬殊已经到了二十倍的天文数字，如果傅佥能够长期坚持，就是对蜀汉王朝的最大的贡献，主动出击不是不可以，但的确不是时机，因为当时的魏军不是“远来必然疲困”，而是士气正旺。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63节
“钟会得了阳安关，关内所积粮草、军器极多，大喜，遂犒三军”。
阳安关的陷落，标志着蜀汉汉中门户的丢失，钟会可以在汉中腹地自由行军。阳安关是从张鲁时期开始苦心经营的核心阵地，不但号称天险，而且有极多的军事物资，钟会占领阳安关是极大的胜利，他标志着钟会第一个阶段战役的结束。如果诸葛绪能够完成堵截姜维集团的任务，整个汉中前线蜀汉仅仅有廖化、张翼的那一点军队迎战钟会的10万大军，而成都也仅仅有一万多的守卫军队。
但是，这一夜有一个大故事发生。
“是夜，魏兵宿于阳安城中，忽闻西南上喊声大震。钟会慌忙出帐视之，绝无动静。魏军一夜不敢睡。”
钟会大约是担心蜀汉开来了反攻阳安关的军队，或者城内发生了反对魏军的动乱。
第二天仍然如此。
“钟会惊疑”，派出侦察员，但“远哨十余里，并无一人。”
钟会这个人有一个极突出的优点，喜欢亲自观察敌情。“惊疑不定”的钟会，“乃自引数百骑，俱全装惯带，望西南巡哨”。
钟会来到了定军山，知道了“昔日夏侯渊殁于此处”。夏侯渊阵亡定军山，是曹操后半生极大的损失，夏侯渊的去世对汉中战役影响极大。在占领了阳安关后，钟会突然跑到夏侯渊牺牲的地方，感觉不是好兆头，“怅然不乐”。
在定军山，钟会遇到了诸葛亮显灵的困扰，知道了定军山有诸葛武侯之墓。
第二天，“钟会备祭礼，宰太牢，自到武侯墓前再拜致祭”。
“祭毕，狂风顿息，愁云四散。忽然清风习习，细雨纷纷。一阵过后，天色晴朗。魏兵大喜，皆拜谢回营。”
《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关于钟会祭奠诸葛亮有一点共性和三点不同。一点共性就是钟会确实祭奠了诸葛亮。不同点是：第一，《三国志》记载的钟会是派人祭奠诸葛亮，而《三国演义》的记载是钟会本人亲自祭奠诸葛亮；第二，《三国志》记载钟会是进军阳安关途中祭奠诸葛亮，而《三国演义》是钟会占领阳安关后祭奠诸葛亮；第三，《三国志》记载的钟会是主动祭奠诸葛亮，而《三国演义》是诸葛亮阴灵显圣搅合了钟会，钟会被迫祭奠了诸葛亮。
罗贯中当然读过《三国志》，他对钟会祭奠诸葛亮的更改颇有含义。
罗贯中极有正统思想，他虽然不能胡乱更改历史事实，让蜀汉统一中国，但他尽可能的关爱自己特别尊敬的诸葛亮和关羽。诸葛亮埋葬于定军山，是别有意图的。
我在《魏延的悲苦人生》中对于诸葛亮临终的遗命有较为详细的解读。
诸葛亮生前，蜀汉统治集团内部已经发生了思想分化，诸葛亮、魏延、杨仪、姜维是比较坚定的北伐派，蒋琬、费祎虽然都积极配合诸葛亮的北伐大业，但他们个人的思想倾向或者是防守反击或者坚定防守。蜀汉集团内部的确有鹰派和鸽派的分别。诸葛亮本人之所以在234年去世于五丈原，除了身体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得知东吴撤军后明白曹魏已经有了抗衡吴蜀联合进攻的能力，就国家实力层面而言，蜀汉已经没有了北伐的实力，胜利仅仅寄希望于冥冥之外的天命，也就是偶然机遇。上方谷计划失败，诸葛亮竭尽脑汁设下的圈套破局，司马懿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宁肯接受诸葛亮女人衣服的侮辱，也坚决不肯出战。诸葛亮时代，他和司马懿的军事指挥能力虽然略微有点差距，但司马懿拥有相对优势的物资和人力，所以诸葛亮已经不可能获得成功。和蜀汉相比，中原政权因为地盘和人口优势，所以拥有时间。诸葛亮明白，蜀汉集团内部的干部，没有一个能力在自己之上，在自己可以预料的时间内，蜀汉没有北伐成功的可能性。蜀汉已经无可奈何的进入了战略防守时期，能否防守成功，一个是国家经济能否自我维持，另一个是蜀汉能否建立完整的防御体系，避免各种各样的意外。
诸葛亮生前对于蜀汉的战略防守，有三大举措。
第一个就是人事布局，确立防守派蒋琬和费祎的接班人地位，设计阴谋让魏延和杨仪相互残杀，在领导体制上完成战略进攻向战略防守的大转变。
第二个就是在阴平设防。
从历史记载看，诸葛亮非常关注阴平天险的防护。他在进入阴平北上武都的时候，曾经惊叹：“蜀地之防，当在阴平。”江油关就是诸葛亮安排防守阴平小道出口的堡垒，而德阳亭则是防御涪江谷道出口的最后关口。从蜀汉灭亡的实际情况看，谨慎的诸葛亮在阴平小道的提前设防，恰好堵住了邓艾偷渡的出口，如果蜀汉内部经营得当，国家经济正常，国防布局正常，邓艾就不可能成功。
如果蜀汉经营得当，益州本部是非常安全的，但是，益州的前沿外围阵地是汉中，一旦丢失汉中，蜀汉就非常的危险。当年刘璋拥有益州本部，但面对汉中张鲁的进攻就非常的害怕，就在于汉中对于益州本部地理的特殊性。正是为了抵御汉中张鲁的进攻，刘备才应刘璋的邀请进入益州。
要让蜀汉安定无忧，蜀汉就一定要拥有汉中，而汉中的核心阵地就在阳平关（后改名阳安关），蜀汉只要控制这一核心阵地，大体就可以控制汉中。诸葛亮非常担心在他之后的蜀汉当局不能认识到阳平关的特殊性，所以就图谋用政治绑架军事。
诸葛亮本人在蜀汉历史上拥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蒋琬、费祎、姜维都是他培养的干部，而且有极深的个人感情，他们不应该让敌人占领诸葛亮的墓地。诸葛亮本人的籍贯是琅琊，诸葛亮长期生活在荆州，进入益州后，他的家在成都，从任何角度看，他都不应该埋葬在定军山。诸葛亮选择定军山为墓地就在于加强定军山在蜀汉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迫使蜀汉永远加强阳平关的军事防务。
我们很多朋友不喜欢看诸葛亮去世之后的《三国演义》，就在于感觉没有故事。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的确是有很多故事，但他的故事是有服务对象的，那就是服从于对关羽、诸葛亮的人物塑造。在诸葛亮去世之后，罗贯中固然也有对历史材料的取舍，但整体看，编故事的味道已经非常的淡薄。诸葛亮之后的《三国演义》，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线索，那就是非常详细的叙述了司马家族一步一步谋夺政权并且完成统一的过程。但是，诸葛亮之后的《三国演义》还有一个暗线索，那就是诸葛亮生前为蜀汉王朝苦心经营的国防布局一步一步被撕破。
诸葛亮为蜀汉设立的国防布局的三大核心，第一个是积极防守战略，第二个是阴平设守战略，第三个是坚守阳平关战略。
253年，费祎死于一场永远没有确解的阴谋刺杀，姜维以不可阻挡的个人魅力成为蜀汉王朝的第四代辅政大臣，也开始了蜀汉王朝长达十年的没完没了的北伐，诸葛亮的战略防守破局。
姜维北伐对于蜀汉的影响是深刻的，他不但消耗了蜀汉的人力物力，而且因为姜维长期不在成都，中枢没有理所应当的有威信的领导人，士大夫集团因为反对姜维的北伐而和姜维离心离德，为黄皓插手国务提供了时代背景和群众基础。
263年，曹魏野战军进攻蜀汉，就表面而言，是曹魏灭蜀，就实质而言，是诸葛亮辛苦国防布局的破产。罗贯中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从第116回钟会进军汉中开始，到第118回，或明或暗共有七处牵扯到诸葛亮。曹魏野战军进攻蜀汉的第一仗是钟会进攻南郑关，卢逊之所以能够打败许仪的第一轮进攻就是依靠诸葛亮留下的诸葛连弩。在南郑关战役，罗贯中就暗示读者，诸葛亮仍然在为蜀汉王朝看家护院。南郑关的丢失是一个偶然，责任不能由诸葛亮承担。刘禅投降、蜀汉王朝灭亡，罗贯中引入三首诗，第一首歌颂北地王，第二首哀怜蜀汉的灭亡并对刘禅进行大批判，但最后一首竟然是怀念诸葛亮。蜀汉王朝的建立者当然是刘备，诸葛亮虽然重要，但蜀汉王朝灭亡之际怀念诸葛亮还是别有用意的。这个用意就是告诉读者，蜀汉王朝的灭亡，其实是诸葛亮布局的失败，也是诸葛亮人生事业的彻底失败。
为了突出这一思想，作者故意在第116回大篇幅描写了钟会祭奠诸葛亮的故事。罗贯中故意更改钟会祭奠诸葛亮的历史，都是有特殊的含义。

@虚假者 1756楼 2014-01-10 10:05:24
中华传统上对失意英雄有一种特殊情怀：楚霸王，诸葛武侯，文天祥，岳飞，袁崇焕，无一不例外透过无奈何的叹息表达扭转乾坤的渴望。
这种无尽的惆怅和悲伤后面，折射我们民族什么样的心理？
此时室外气温-3度，空气质量中度污染。看着南京路朦胧的街景，中度拥堵的道路。想到这些英雄壮志未酬的宿命，此时有一种中度的哀思油然而生。
谢谢雨花石老师，从您文中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马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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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的半死不活，现在的都是库存，有两个朋友的私下的交流也没法进行。

因为没有网络，10多天没有看了，怎么还在这页呀，该翻页了吧。
吕虔特别长于制造武器，大约相当于梁山的雷横和汤隆，放在今天就应当主持国防工委。三国时期有两个特别优秀的兵器铸造师，一个是吕虔，一个蜀汉的浦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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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戈vs铁马 1758楼 2014-01-10 15:06:08
制作武器，技术含量最高的应该是轰天雷凌振的火炮和刘晔的霹雳车，雷都头也不会打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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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横铁匠出身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重发第263节
钟会到达阳安关后，扬鞭大叫，进行政治劝降攻势：“吾今统十万之众到此，如早早出降，各依品级升用；如执迷不降，打破关隘，玉石俱焚！”
“傅佥大怒，令蒋舒把关，自引三千兵杀下关来”。
他确实有勇无谋。
如果傅佥坚守不出，钟会是很费力气的，但傅佥出战给了钟会借机消灭傅佥主力的机会。
“钟会便走，魏兵尽退”，傅佥竟然乘势追赶，“魏兵复合”，傅佥落入包围。傅佥突围“欲退入关时，关上已竖起魏家旗号”。蒋舒投降了。
傅佥大怒，厉声大骂，“拨回马复与魏兵接战。魏兵四面合来，将傅佥围在垓心”。傅佥“左冲右突，往来死战，不能得脱；所领蜀兵，十伤八九”，“拍马冲杀，身被数枪，血盈袍铠；坐下马倒，佥自刎而死”。
阳安关战役，蜀汉出现了第一个壮烈的英雄，也出现了第一个自觉的叛徒。
“钟会得了阳安关，关内所积粮草、军器极多，大喜，遂犒三军”。
阳安关的陷落，标志着蜀汉汉中门户的丢失，钟会可以在汉中腹地自由行军。阳安关是从张鲁时期开始苦心经营的核心阵地，不但号称天险，而且有极多的军事物资，钟会占领阳安关是极大的胜利，他标志着钟会第一个阶段战役的结束。如果诸葛绪能够完成堵截姜维集团的任务，整个汉中前线蜀汉仅仅有廖化、张翼的那一点军队迎战钟会的10万大军，而成都也仅仅有一万多的守卫军队。
但是，这一夜有一个大故事发生。
“是夜，魏兵宿于阳安城中，忽闻西南上喊声大震。钟会慌忙出帐视之，绝无动静。魏军一夜不敢睡。”
钟会大约是担心蜀汉开来了反攻阳安关的军队，或者城内发生了反对魏军的动乱。
第二天仍然如此。
“钟会惊疑”，派出侦察员，但“远哨十余里，并无一人。”
钟会这个人有一个极突出的优点，喜欢亲自观察敌情。“惊疑不定”的钟会，“乃自引数百骑，俱全装惯带，望西南巡哨”。
钟会来到了定军山，知道了“昔日夏侯渊殁于此处”。夏侯渊阵亡定军山，是曹操后半生极大的损失，夏侯渊的去世对汉中战役影响极大。在占领了阳安关后，钟会突然跑到夏侯渊牺牲的地方，感觉不是好兆头，“怅然不乐”。
在定军山，钟会遇到了诸葛亮显灵的困扰，知道了定军山有诸葛武侯之墓。
第二天，“钟会备祭礼，宰太牢，自到武侯墓前再拜致祭”。
“祭毕，狂风顿息，愁云四散。忽然清风习习，细雨纷纷。一阵过后，天色晴朗。魏兵大喜，皆拜谢回营。”
《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关于钟会祭奠诸葛亮有一点共性和三点不同。一点共性就是钟会确实祭奠了诸葛亮。不同点是：第一，《三国志》记载的钟会是派人祭奠诸葛亮，而《三国演义》的记载是钟会本人亲自祭奠诸葛亮；第二，《三国志》记载钟会是进军阳安关途中祭奠诸葛亮，而《三国演义》是钟会占领阳安关后祭奠诸葛亮；第三，《三国志》记载的钟会是主动祭奠诸葛亮，而《三国演义》是诸葛亮阴灵显圣搅合了钟会，钟会被迫祭奠了诸葛亮。
罗贯中当然读过《三国志》，他对钟会祭奠诸葛亮的更改颇有含义。
罗贯中极有正统思想，他虽然不能胡乱更改历史事实，让蜀汉统一中国，但他尽可能的关爱自己特别尊敬的诸葛亮和关羽。诸葛亮埋葬于定军山，是别有意图的。
我在《魏延的悲苦人生》中对于诸葛亮临终的遗命有较为详细的解读。
诸葛亮生前，蜀汉统治集团内部已经发生了思想分化，诸葛亮、魏延、杨仪、姜维是比较坚定的北伐派，蒋琬、费祎虽然都积极配合诸葛亮的北伐大业，但他们个人的思想倾向或者是防守反击或者坚定防守。蜀汉集团内部的确有鹰派和鸽派的分别。诸葛亮本人之所以在234年去世于五丈原，除了身体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得知东吴撤军后明白曹魏已经有了抗衡吴蜀联合进攻的能力，就国家实力层面而言，蜀汉已经没有了北伐的实力，胜利仅仅寄希望于冥冥之外的天命，也就是偶然机遇。上方谷计划失败，诸葛亮竭尽脑汁设下的圈套破局，司马懿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宁肯接受诸葛亮女人衣服的侮辱，也坚决不肯出战。诸葛亮时代，他和司马懿的军事指挥能力虽然略微有点差距，但司马懿拥有相对优势的物资和人力，所以诸葛亮已经不可能获得成功。和蜀汉相比，中原政权因为地盘和人口优势，所以拥有时间。诸葛亮明白，蜀汉集团内部的干部，没有一个能力在自己之上，在自己可以预料的时间内，蜀汉没有北伐成功的可能性。蜀汉已经无可奈何的进入了战略防守时期，能否防守成功，一个是国家经济能否自我维持，另一个是蜀汉能否建立完整的防御体系，避免各种各样的意外。
诸葛亮生前对于蜀汉的战略防守，有三大举措。
第一个就是人事布局，确立防守派蒋琬和费祎的接班人地位，设计阴谋让魏延和杨仪相互残杀，在领导体制上完成战略进攻向战略防守的大转变。
第二个就是在阴平设防。
从历史记载看，诸葛亮非常关注阴平天险的防护。他在进入阴平北上武都的时候，曾经惊叹：“蜀地之防，当在阴平。”江油关就是诸葛亮安排防守阴平小道出口的堡垒，而德阳亭则是防御涪江谷道出口的最后关口。从蜀汉灭亡的实际情况看，谨慎的诸葛亮在阴平小道的提前设防，恰好堵住了邓艾偷渡的出口，如果蜀汉内部经营得当，国家经济正常，国防布局正常，邓艾就不可能成功。
如果蜀汉经营得当，益州本部是非常安全的，但是，益州的前沿外围阵地是汉中，一旦丢失汉中，蜀汉就非常的危险。当年刘璋拥有益州本部，但面对汉中张鲁的进攻就非常的害怕，就在于汉中对于益州本部地理的特殊性。正是为了抵御汉中张鲁的进攻，刘备才应刘璋的邀请进入益州。
要让蜀汉安定无忧，蜀汉就一定要拥有汉中，而汉中的核心阵地就在阳平关（后改名阳安关），蜀汉只要控制这一核心阵地，大体就可以控制汉中。诸葛亮非常担心在他之后的蜀汉当局不能认识到阳平关的特殊性，所以就图谋用政治绑架军事。
诸葛亮本人在蜀汉历史上拥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蒋琬、费祎、姜维都是他培养的干部，而且有极深的个人感情，他们不应该让敌人占领诸葛亮的墓地。诸葛亮本人的籍贯是琅琊，诸葛亮长期生活在荆州，进入益州后，他的家在成都，从任何角度看，他都不应该埋葬在定军山。诸葛亮选择定军山为墓地就在于加强定军山在蜀汉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迫使蜀汉永远加强阳平关的军事防务。
我们很多朋友不喜欢看诸葛亮去世之后的《三国演义》，就在于感觉没有故事。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的确是有很多故事，但他的故事是有服务对象的，那就是服从于对关羽、诸葛亮的人物塑造。在诸葛亮去世之后，罗贯中固然也有对历史材料的取舍，但整体看，编故事的味道已经非常的淡薄。诸葛亮之后的《三国演义》，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线索，那就是非常详细的叙述了司马家族一步一步谋夺政权并且完成统一的过程。但是，诸葛亮之后的《三国演义》还有一个暗线索，那就是诸葛亮生前为蜀汉王朝苦心经营的国防布局一步一步被撕破。
诸葛亮为蜀汉设立的国防布局的三大核心，第一个是积极防守战略，第二个是阴平设守战略，第三个是坚守阳平关战略。
253年，费祎死于一场永远没有确解的阴谋刺杀，姜维以不可阻挡的个人魅力成为蜀汉王朝的第四代辅政大臣，也开始了蜀汉王朝长达十年的没完没了的北伐，诸葛亮的战略防守破局。
姜维北伐对于蜀汉的影响是深刻的，他不但消耗了蜀汉的人力物力，而且因为姜维长期不在成都，中枢没有理所应当的有威信的领导人，士大夫集团因为反对姜维的北伐而和姜维离心离德，为黄皓插手国务提供了时代背景和群众基础。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64节
263年，曹魏野战军进攻蜀汉，就表面而言，是曹魏灭蜀，就实质而言，是诸葛亮辛苦国防布局的破产。罗贯中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从第116回钟会进军汉中开始，到第118回，或明或暗共有七处牵扯到诸葛亮。曹魏野战军进攻蜀汉的第一仗是钟会进攻南郑关，卢逊之所以能够打败许仪的第一轮进攻就是依靠诸葛亮留下的诸葛连弩。在南郑关战役，罗贯中就暗示读者，诸葛亮仍然在为蜀汉王朝看家护院。南郑关的丢失是一个偶然，责任不能由诸葛亮承担。刘禅投降、蜀汉王朝灭亡，罗贯中引入三首诗，第一首歌颂北地王，第二首哀怜蜀汉的灭亡并对刘禅进行大批判，但最后一首竟然是怀念诸葛亮。蜀汉王朝的建立者当然是刘备，诸葛亮虽然重要，但蜀汉王朝灭亡之际怀念诸葛亮还是别有用意的。这个用意就是告诉读者，蜀汉王朝的灭亡，其实是诸葛亮布局的失败，也是诸葛亮人生事业的彻底失败。
为了突出这一思想，作者故意在第116回大篇幅描写了钟会祭奠诸葛亮的故事。罗贯中故意更改钟会祭奠诸葛亮的历史，都是有特殊的含义。
罗贯中安排钟会在进攻阳安关胜利后遭到诸葛亮的显灵的困扰，这个就说明阳安关失守标志汉中大体陷落，也标志诸葛亮汉中布局的失败，诸葛亮显灵反击就是对阳安关丢失的愤怒。而钟会发现定军山，知道夏侯渊被斩的故事后非常的“怅然不乐”，罗贯中的目的是告诉读者定军山的重要性，也告诉读者219年定军山战役的胜利标志刘备集团的大发展，现在定军山的陷落当然是蜀汉王朝的大损失。罗贯中安排钟会在被诸葛亮显灵困扰后，以太牢的高规格亲自祭奠诸葛亮，说明曹魏虽然在现实中取得了胜利，但在思想意识上仍然是失败者。忠诚的诸葛亮永远被后人祭奠，即使他的敌人也必须承认他人格的伟大。
在钟会祭奠诸葛亮之后，罗贯中彻底丢开历史记载编造了一个故事：“是夜，钟会在帐中伏几而寝，忽然一阵清风过处，只见一人，纶巾羽扇，身衣鹤氅，素履皂绦，面如冠玉，唇若抹朱，眉清目朗，身长八尺，飘飘然有神仙之概。”
这个诸葛亮的形象描写要比第38回诸葛亮在隆中草庐的第一次正式亮相的描写详细的多。这是作者充满感情的精神寄托。
诸葛亮在梦中对钟会说：“虽汉祚已衰，天命难违，然两川生灵，横罹兵革，诚可怜悯。汝入境之后，万勿妄杀生灵。”
钟会醒来“知是武侯之灵，不胜惊异。于是传令前军，立一白旗，上书‘保国安民’四字；所到之处，如妄杀一人者偿命”。
作者以饱满的感情歌颂诸葛亮：“数万阴兵绕定军，致令钟会拜灵神。生能决策扶刘氏，死尚遗言保蜀民。”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处处表露出天命不可违的历史宿命观，但是，罗贯中更加赞扬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节烈精神。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把刘备、关羽、诸葛亮都塑造成有理想有追求的热血男儿。为了表现自己的感情，作者把关羽、诸葛亮这一文一武都送上了神坛，让他们在书中显灵。就显灵的次数而言，当然是关羽极多，他显灵弄死吕蒙、吓病曹操，然后一直到玉泉山，然后多次保护儿子关兴东征北伐。从关羽在西平关显灵保护关兴可知，关羽显灵是没有时空限制的。关羽的赤兔马是一匹良驹，死后跑得更快，竟然可以到西羌救护关兴。但是，263年，面对蜀汉王朝的灭亡，罗贯中没有安排关羽显灵而安排诸葛亮的显灵，这种安排就是突出诸葛亮在蜀汉王朝灭亡中特别的悲哀和失落，罗贯中不肯让关羽显灵扰乱自己的主题。
罗贯中是伟大的作家，《三国演义》是千古名著，他不是雨花石的扯淡文章，文章没有任何一点旁逸斜出的赘文，在惜字如金的半文言《三国演义》中，每一段文章都很重要，而极长的钟会定军山祭奠诸葛亮，就是作者别有用心的文章。
4、姜维退回汉中和司马昭快速解决蜀汉的大战略落空。
姜维在沓中，不知道刘禅竟然没有进行国防动员和及时增援汉中，他仅仅根据正常的战争形式进行军事布局，他指挥蜀汉野战军主力继续逗留在沓中，他认为自己可以在外线借机搅合曹魏的后方。
按照计划，邓艾的西集团也快速开进，战略目的是与姜维“相缀连”，配合诸葛绪的中集团，拖住姜维“令不得归”。
和姜维相比，邓艾的军队处于相对劣势，但邓艾摆出了全线开进、向心聚歼的布局。
姜维虽然在外线作战，而且准确判断了曹魏进攻蜀汉的大战略，但对司马昭快速开进切割蜀汉内外线联系的战略安排认识不够，所以，他非常积极的和邓艾集团开打。
天水太守王颀最早和姜维接仗。
王颀出马大呼：“吾今大兵百万，上将千员，分二十路而进，已到成都。汝不思早降，犹欲抗拒，何不知天命耶！”
这个家伙实在太能吹了，但是，这种宣传对于姜维的部队是有效果的，因为他们知道没有野战军主力的蜀汉实在太空虚了。
姜维大怒，挺枪纵马，直取王颀。战不三合，王颀大败而走。
“姜维驱兵追杀至二十里，只听得金鼓齐鸣，一枝兵摆开”，陇西太守牵弘正好接应了王欣。
和当面魏军相比，姜维拥有明显的兵力优势和指挥能力，他非常自信的笑道：“此等鼠辈，非吾敌手！”
姜维继续追赶，牵弘不但不能打败姜维，而且被王欣败兵冲的也立不住阵脚。
姜维赶出十里，“却遇邓艾引兵杀到”。
两军混战。姜维抖擞精神，与邓艾这个老冤家进行最后的单兵大战，再见面的时候，邓艾已经被卫瓘活捉，大家不能对打而只能对骂了。
战斗正激烈，姜维接到后军急报：“甘松诸寨，尽被金城太守杨欣烧毁了。”
姜维大惊，知道自己在不了解邓艾军事布局的情况下贸然接仗是多么巨大的错误，自己已经被邓艾战役合围，最佳选择是快速赶回沓中的大本营。
姜维“急令副将虚立旗号，与邓艾相拒”，他“自撤后军，星夜来救甘松，正遇杨欣”。
杨欣知道自己不是姜维对手，“不敢交战，望山路而走”，依托山岩展开防守。“岩上木石如雨”，姜维不能前进。
贪功和逞能是姜维特别明显的性格缺点。在已经陷入邓艾战役合围的情况下，快速杀出一条退路是最佳选择，杨欣的主动退避，为姜维提供了机会。姜维偏偏还要和杨欣纠缠，实在太胡闹了。
姜维无法攻克艰险，只好原路返回向沓中大本营转进，但“比及回到半路”，他留下阻击邓艾的“蜀兵已被邓艾杀败。魏兵大队而来，将姜维围住”。
姜维这下死了心，“引众骑杀出重围，奔入大寨坚守，以待救兵”。
姜维和邓艾的沓中大战，不但败的快而且损失大，名将赵云的次子赵广就牺牲在沓中。我们分析姜维失败，大体原因就是姜维中了邓艾的诱敌之计贸然出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姜维虽然拥有较多的兵力，但“势孤”。邓艾和姜维相比，综合能力大体相当，王欣、牵弘和杨欣当然不是姜维的对手，但他们都可以独立执行任务，姜维的部下没有可以替姜维分担战役指挥的高级将领。大战之际，姜维留副将牵制邓艾，但这个副将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也就是能力非常的一般。蜀汉的人才短缺不但表现在国家管理，军队也非常缺少干部。蜀汉灭亡前夕，他的军队高级将领大部分是诸葛亮时代就已经走上历史舞台，诸葛亮去世29年后，蜀汉没有成长起大批能够打仗的将领。
姜维虽然有军队，但没有可以担任指挥的将领，所以就不能分解军队，形势就比较孤立。
姜维退入大寨后，因为损失了太多兵力，而且被邓艾合围，一向豪气冲天的姜维没有了脾气，竟然等待援军！
姜维心中的援军当然是开进阴平桥的廖化，他认为刘禅早就接受他的建议在阴平桥布防。布防阴平桥表面目的是军事布防，而核心目的就是接应姜维回汉中。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65节
但是，姜维永远等不来援军，之后接二连三的是坏消息。
忽然流星马到，报说：“钟会打破阳安关，守将蒋舒归降，傅佥战死，汉中已属魏矣。乐城守将王含，汉城守将蒋斌，知汉中已失，亦开门而降。胡济抵敌不住，逃回成都求援去了。”
正史就一句话：“维闻锺会诸军已入汉中，引退还”。
无论正史还是演义，姜维都立即丢开邓艾向阴平桥开进。
“欣等追蹑於强川口，大战，维败走”。
《三国演义》的描写比较详细。
“是夜兵至强川口，前面一军摆开，为首魏将，乃是金城太守杨欣。”
这就没法回避了，只能硬打硬。姜维“大怒，纵马交锋，只一合，杨欣败走”。姜维的单兵还是优秀的。这一次姜维急于撤退，难得没有追击，但也不能白白便宜杨欣，他就“拈弓射之，连射三箭皆不中”。在《三国演义》中，姜维还是很能射箭的，第109回就射杀了郭淮，虽然与正史不相符合。这一次连射不中，一个可能是杨欣这家伙比较灵巧长于躲避，另一个就是姜维心慌意乱发挥失常。估计前一个的可能较大，因为姜维是一个特别长于困局犹斗的家伙。姜维连射不中，拗脾气发作，“转怒，自折其弓，挺枪赶来”。领导人非常重要的心理素质就是冷静，他实在不应该毁坏武器，这种行为说明接连不断的失败让姜维非常的焦躁，行为已经失常。情绪失控、心里烦躁，水平发挥就受到影响，“战马前失，将维跌在地上”。钟会和姜维都曾经被马暗算过。钟会是知识分子改行当统帅，单兵能力差劲，立即丢下战马跑步逃命。“杨欣拨回马来杀姜维”。姜维有极优秀的单兵，“跃起身，一枪刺去，正中杨欣马脑”。你也马下的干活！但是，“背后魏兵骤至”，姜维当然不敢单兵步战魏军骑兵大部队，就向自己的部队撤退，杨欣遇救。
姜维“骑上从马”，换了一匹坐骑，“欲待追时，忽报后面邓艾兵到”。
姜维“首尾不能相顾”，“遂收兵要夺汉中”，其实就是向汉中逃跑，要面子的姜维和国民党一样，从来不说失败，撤退一定要说转进。
哨马报说：“雍州刺史诸葛绪已断了归路。”
姜维“乃据山险下寨。魏兵屯于阴平桥头”。
姜维进退无路，长叹说：“天丧我也！”
姜维这个人性格非常的倨傲，除了诸葛亮别人都不能入他的眼，一旦走投无路，就埋怨命运而不肯从自己的角度找原因。当姜维发出“天丧我也”的感叹的时候，其实就是彻底丧失了战斗意志。
从某种角度看，蜀汉到此已经灭亡了，因为姜维是蜀汉最坚定的支持者，他如果丧失信心，还有谁是蜀汉的依赖？
且慢！
副将宁随提了一个建议：“魏兵虽断阴平桥头，雍州必然兵少，将军若从孔函谷，径取雍州，诸葛绪必撤阴平之兵救雍州，将军却引兵奔剑阁守之，则汉中可复矣。”
我们看姜维的沓中战役和强川口战役，就一个拼命的架势，不是眼空无物的骄傲，就是走投无路的破罐破摔，竟然不知道用计！
楚共王和晋军大战前期，部将养由基斗箭赢了潘党，表现了优秀的单兵素质。众将向楚王报喜：“我国有神箭如此，何愁晋兵百万？”
楚王大怒：“将以谋胜，奈何以一箭侥幸耶？尔自恃如此，异日必以艺死！”
军队是一个战斗的集体，但也是由一个一个士兵组成，所以士兵的个人单兵和敢战意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牵扯到指挥员战役意图的贯彻。和共军相比，国军的将领大多受过更加系统的军事教育，拥有更加丰富的人力、物力，但平手相斗国军大多失败于共军，其核心原因就是国军没有战斗意志。士兵的战斗意志也是个人单兵能力的重要组成。《水浒传》中的李逵，拳脚功夫一般，器械技巧也不突出，一旦开打，依仗身高力大和疯魔般的敢战意志，成了梁山集团的第一杀手。
但是，军队毕竟是战斗的集体，统帅是军队的大脑，“将以谋胜，奈何以一箭侥幸耶？”，楚共王这一句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263年，曹魏和蜀汉几十万军队，个人单兵以姜维为最，但他这个单兵用处不大，因为他是蜀汉的军事统帅和野战军司令员，冲锋陷阵已经不是他的主要任务，把握全盘才是他的核心工作。
宁随的建议其实很简单，也就十六个字：声东击西、调虎离山，坚守天险、防守反击。这个打法后来被毛泽东用的精熟无比，他经常用这个办法调开敌人获得的胜利。贵阳、昆明都曾经是毛泽东声东击西的目标，四渡赤水和巧渡金沙江是毛泽东用兵的经典。
对于姜维而言，是否退守剑阁、防守反击汉中是遥远的事情，调虎离山、巧渡阴平桥才是关键。
无论正史还是演义，雍州刺史诸葛绪是一个非常贪功的家伙，他指挥曹魏野战军中集团突然快速开进控制了阴平桥，那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蜀汉的汉中布局被他搅得七零八落。因为他开进太快，蜀汉的成都援军开出太晚，蜀汉被迫在汉中收缩兵力。
诸葛绪本人对自己的卓越贡献认识不够，他认为自己指挥三万人屯驻在阴平桥附近观看钟会攻城掠地实在太也无聊，于是指挥前锋向建威方向运动，结果遇上了廖化。在这个时候，诸葛绪还是比较有自控力的，他没有和廖化接仗。
诸葛绪是琅邪郡阳都县人，诸葛亮是临沂人，所以扯不上关系。但既然都是琅琊人，估计也是远房的本家，只不过远的狠些。
非常奇怪，三国时代竟然是“诸葛”这个姓氏最光辉灿烂的时代，诸葛亮、诸葛瑾、诸葛恪、诸葛瞻、诸葛绪、诸葛靓都走进历史的舞台。此后，这个姓氏的名人就非常的少，大约能量释放的太猛，老天爷也要讲究平衡和谐。
当然，三国时代也是“司马”家族光辉灿烂的时代，但司马家族毕竟前有司马迁，后有司马光，那还是很有继承的。
诸葛绪和邓艾是老上下级关系。255年，毌丘俭和文钦发动反对司马师的战役，给兖州刺史邓艾发出了联络信，邓艾斩杀使者接受司马昭的命令赶赴淮南前线，在乐嘉城及时打败了劫营的文鸯。诸葛绪当时担任泰安郡太守，也跟随邓艾到了前线。毌丘俭兵败后，司马师任命诸葛诞为镇东大将军负责东南防线。就在司马师回洛阳的时候，“吴大将军孙峻等号十万众，将渡江”，目的是趁乱来浑水摸鱼鼓捣寿春或者合肥，“镇东将军诸葛诞遣艾据肥阳”，但是，兖州刺史邓艾非常的桀骜，不服从诸葛诞的指挥，“以与贼势相远，非要害之地，辄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诸葛绪等于黎浆拒战”，让自己的部下诸葛绪带领部分军队应付，当时孙峻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两军接仗后，发现遇上了硬骨头，就主动撤退。
263年，诸葛绪接任邓艾的雍州刺史，成为封疆大吏，并被司马昭授予独立指挥中集团三万军队的重任。
从常理讲，诸葛绪是邓艾的老部下，而且雍州刺史在军事上也要接受征西将军邓艾的节制，诸葛绪应该非常和谐邓艾才对。
但是，邓艾是一个非常不能讲究人际关系的人，对上倨傲无理，对下刻薄寡恩，诸葛绪和他不感情。
从司马昭给予诸葛绪的战略任务讲，他虽然独立指挥中集团，但确实是配合邓艾歼灭姜维。诸葛绪在快速占领阴平桥后，理所应当向沓中方向警戒推动，尽量配合邓艾。但是，诸葛绪实际是向汉中的建威方向运动，威胁了汉中的侧翼和益州本部的前哨。诸葛绪实际配合了钟会在汉中的军事行动。
诸葛绪是一个贪功的家伙，而邓艾是一个极端的刻薄的人，诸葛绪对他太了解了，知道解决了姜维后，邓艾也不会分给他一点功劳，所以就主动拉开了和邓艾的距离。
姜维接受宁随建议，“即发兵入孔函谷，诈取雍州”。
诸葛绪的细作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姜维当然要故意泄露军事行动让诸葛绪知道。
诸葛绪大惊：“雍州是吾合守之地，倘有疏失，朝廷必然问罪。”急撤大兵从南路去救雍州，只留一枝兵守桥头。
诸葛绪有太深的个人本位思想，他没有认识到阴平桥头军事地位远远高于雍州。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姜维不能回到汉中，他就是占领了长安城也无所谓。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66节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城市，历史地位不同。
1948年，淮海战役开打，为了配合华东野战军消灭黄伯韬兵团，陈毅、邓小平指挥中原野战军进攻郑州和开封，目的是吸引敌人不能东援。万不料，国军因为兵力紧张，正在收缩，中原野战军出乎意料的不战而得两座很有政治意义的城市。为了继续扩大战果，中原野战军向东南方向急进，突然攻占了徐州和蚌埠铁路线上的宿县，切断了杜聿明集团和刘峙集团的联系，对杜聿明形成战略合围。
为了争夺宿县，国共双方施尽了一切手段，蒋介石竟然急调黄维的机械化兵团12万人开进中原。
无论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还是军事地位，宿县都不能和郑州、开封相比，但在1948年，宿县的地位远远超出了这两个重要城市，一旦国军重新占领宿县，完成两大集团的连接，国军铁定获得大胜，共军在南线苦心经营就彻底翻盘。
263年的雍州，大体相当于1948年的郑州，得失无关战争结果，而阴平桥的得失就牵扯到全局。
诸葛绪的这种行为，不但是他雍州刺史的本位主义，不但与他对阴平桥地位的认识不够，也与他有意识拉开和邓艾的关系有关。
诸葛绪的这种心态，不但让他自己丢失了权位，而且埋下了邓艾被杀的伏笔。
邓艾虽然功高，但极不能协调关系，也不得军心。
“姜维入北道，约行三十里，料知魏兵起行，乃勒回兵，后队作前队，径到桥头，果然魏兵大队已去，只有些小兵把桥，被维一阵杀散，尽烧其寨栅。”
诸葛绪听知桥头火起，知道上了姜维的当，“复引兵回”，想继续拦截姜维，“较一日不及”。姜维获得了一天的时间差，溜回了汉中，暂时摆脱了被动局面。
诸葛绪被姜维弄的心惊胆战，估计自己不是对手，干脆就在阴平桥不动了，没有追击姜维。
姜维急行军到达阴平，恰巧遇到在此机动的廖化，大家合兵一处。
“姜维自沓中还，至阴平，合集士众，欲赴关城”，支援阳安关核心阵地。“未到，闻其已破”， 于是“退趣白水”。
姜维回到汉中后，之所以不能收拾残局，极重要的原因是傅佥丢失了阳安关。傅佥丢失阳安关，固然与蒋舒投降有关，关键还是傅佥积极出战。
傅佥是蜀汉的革命烈士，但也是蜀汉王朝灭亡的历史罪人。
烈士，一定忠诚，但忠诚不一定有贡献，有时还可能有罪过。
姜维到达白水关后，张翼所部也汇入姜维部队，蜀汉在汉中完成了军事集结和指挥系统的重建。
在白水关，廖化提了建议：“今四面受敌，粮道不通，不如退守剑阁，再作良图。”
汉中已经失守，曹魏拥有绝对兵员优势，蜀军不但兵员不多，而且后勤力量的薄弱，粮道非常艰难，不如退守剑阁。
宁随在阴平桥给予姜维的建议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目的是野战军主力退回汉中；一个是退守剑阁、防守反击。
廖化和宁随的观点相同，那么，廖化为什么没有提前退守剑阁？
姜维没有撤回汉中之前，廖化在汉中的力量更加薄弱，他为什么敢于在阴平机动？
无他，廖化、张翼的有限军队退回剑阁也是白搭，他们兵力了太薄弱，守不住剑阁。而且，如果他们提前退守剑阁，就彻底把姜维丢在了沓中。没有了姜维，有没有剑阁实际没有意义，因为守险也要有希望。廖化是一个极老的将领，他有限的生命决定了不可能长久支持蜀汉，除了姜维，蜀汉还有希望吗？姜维归来后，退守剑阁才有意义。所以，廖化在阴平附近的机动就是苦苦等待蜀汉王朝唯一的可能。
对于廖化的建议，姜维“疑虑未决”，因为退守可以确保益州本部，但不战而丢失白水关，也就宣布彻底放弃了汉中。
就在这时，“忽报钟会、邓艾分兵十余路杀来”，曹魏三大军事集团也完成了战役配合，十六万军队对姜维的几万军队拥有绝对优势。
姜维本意是立即迎战，但廖化提了反建议：“白水地狭路多，非争战之所，不如且退去救剑阁可也；若剑阁一失，是绝路矣。”
白水关本身回旋余地不大，但通道极多，蜀汉有限的军队不能控制所有的通道，万一曹魏军队依仗人多来一个围而不攻，然后别遣一部绕关而过进攻剑阁，姜维集团就被搁置在白水关喝西北风了。
因为丢失阴平桥，姜维在沓中几乎陷入绝地。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姜维“遂引兵来投剑阁”。
“将近关前，忽然鼓角齐鸣，喊声大起，旌旗遍竖，一枝军把住关口”。
读书到此，惊心动魄。罗贯中非常恰当的吊一下胃口，《三国演义》故事进入了第117回。
《三国演义》解释说：“辅国大将军董厥，闻魏兵十余路入境，乃引二万兵守住剑阁；当日望尘头大起，疑是魏兵，急引军把住关口”。
正史中没有董厥单独活动的记载。但是，正史中对于董厥的记载也确实有些模糊，他本来是和张翼一起带队支援阳安关，但正史上白水关会师的记载却没有董厥的名字。
我的理解是张翼、董厥在得知阳安关失守后，认识到蜀汉形势特别危险，一个需要策应姜维的可能撤回，一个是要紧急防护剑阁要道。为了应对这两大任务，董厥离开张翼赶回了剑阁，紧急集结了所有可以集结的军队在剑阁设防。
董厥应该集结了剑阁周围原有的一些部队，加上收拢的汉中的一些溃兵，他应该掌握一支重要的军队。
姜维等四人汇合后，董厥痛诉了黄皓的混蛋行为。
回到剑阁，集结了主力，两大条件让姜维燃起了熊熊火焰：“公勿忧虑。若有维在，必不容魏来吞蜀也。且守剑阁，徐图退敌之计。”
董厥提醒说：“此关虽然可守，争奈成都无人；倘为敌人所袭，大势瓦解矣。”
这是蜀汉集团灭亡前唯一的一次预见到成都可能被奇袭的重大建议。董厥提到的“成都无人”，一个是军队较少，一个是没有领导核心。
董厥曾经担任诸葛亮的丞相令史，在宏观战略上还有一些见解。另外，他也可能对于诸葛亮曾经设防阴平小道有所记忆。
姜维是一个骄傲的人，也是一个聪明的人，聪明而骄傲的人极容易犯致命的错误。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极聪明、往往抢占先机，但往往成就不大。
聪明和反应神速并不是一个概念。
比如下棋，有些人特长与快棋，但有些人特长于长考。
有些优秀的棋手可能不长于下快棋。
比如饮酒，有些人喜欢浅酌慢饮，有些人就可以满饮猛灌。
我们读《三国演义》，发现姜维是一个反应很快的人，往往急于决断，而司马懿就是一个非常喜欢长考的人，往往非常犹疑。
姜维想当然就否定了董厥：“成都山险地峻，非可易取，不必忧也。”
成都的地形的确非常艰险，邓艾偷袭成功充满了偶然，在正常情况下，确实没有考虑成都布防的必要。
但是，即使不考虑成都的军事安全，董厥那一个“成都无人”也是极可怕的提醒。姜维在剑阁掌握了蜀汉主力，需要成都大后方源源不断的提供物资保障，弥补剑阁的粮食、武器的损耗。而且，剑阁一旦开打，就可能出现兵力短缺。在这种情况下，派董厥回成都协调后勤、组建二线兵团，并且应对可能的意外是非常谨慎的必要。
219年，关羽在襄樊战役大胜利的时候，接受王甫的建议在荆州建立烽火台等警戒措施。
因为丢失荆州，关羽成了骄傲的代名词，其实和姜维相比，关羽已经是特别的谨慎。
姜维聪明，反应快，但不喜欢深层次思考，这种性格特点决定了他不能取得顶尖成就，他既不是顶尖的军事家，也不会成为顶尖的人才。
性格决定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