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夏天，清政府酝酿于当年10月在直隶永平举行秋操；第20镇统制张绍曾、第6镇统制吴禄贞和第2混成协协统蓝天蔚均受命率部参加秋操。接到参加秋操的命令，三人暗中串联，决定在参加秋操之时相机起义。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下令停止秋操，并命令刚刚抵达昌黎的第20镇立即开往滦州，准备南下镇压起义。10月13日，张绍曾秘密返回奉天，与蓝天蔚和倾向革命的第3镇第5协协统卢永祥共商对策。10月27日，张绍曾返回滦州掌握部队，并公开宣布支持武昌革命，拒绝前往征讨。10月29日，张绍曾拟立宪政纲十二条，与部下官佐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制定宪法、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并主张在保存清政府的前提下实行君主立宪。

清政府闻讯大惊，迅速在11月3日公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承认“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同时加紧对驻扎在保定的第6镇和驻扎在滦州的第20镇军中的革命力量分化瓦解。吴禄贞极力劝说张绍曾与他联合行动，同时从保定和滦州出师攻打北京，以武力推翻满清，但张绍曾摇摆不定。11月7日，吴禄贞遇刺。11月9日，张绍曾放弃对第20镇的掌握，避居天津。

正当张绍曾逗留滦州意存观望之际，奉天省内的同盟会党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11月6日，奉天同盟会骨干张榕等在北大营密谋，公推第2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为“关外革命军讨虏军大都督”，计划在11月中旬武力驱逐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宣布奉天独立；同盟会党还分赴庄河、复州、营口、海城、辽阳、宁远、铁岭、开原、安东、凤城等地策划暴动。

武昌起义爆发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以保境安民为先，对局势观望良久，未曾明确表态；11月上旬，得知党人将以“革命”之名在全省“起事”，并要宣布奉天“独立”，赵尔巽立刻急令驻扎在洮南的张作霖部前路巡防营星夜回师奉天城，并将驻扎在奉天城内的中路巡防营一并交张作霖指挥，以监视会党举动，准备镇压“革命”。值此局面一触即发之时，赵尔巽还不忘调吴俊陞部后路巡防营火速前往洮南，接替前路巡防营防务。

赵尔巽出身正蓝旗汉军，奉天铁岭人，在清末堪称政治家和改革家。1902年7月，赵尔巽署理陕西巡抚，此后数年，先后任湖南巡抚、盛京将军、四川总督和东三省总督，多有善政，为人清廉，颇得民心。在湖南时，赵尔巽把创办新式教育作为“第一急务”，兴办大量师范学堂，无数后世的革命先驱从中走出。赵尔巽还创办“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规定凡在湘洋人要协商开矿事宜，都要在总公司节制下进行，从而有效保护湖南矿权。此后有9省参照“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章程办理矿务。督川期间，赵尔巽设“经征局”清理财赋，用一年时间就让四川财政实现收支平衡；赵尔巽还对凉山各少数民族“改土归流”，并设“平夷局”对藏族、彝族启迪教化。

1905年，赵尔巽调任盛京将军，在任两年，奉天局面为之一变。赵尔巽在奉天大力改革行政，奏请裁撤留都五部和奉天府尹，设财政总局、农工商总局、巡警总局等近代化市政机构，整饬吏治；成立财政局，创办东三省银号，发行纸币，在奉天建成近代金融体系；通过农工商总局，兴办实业学堂、牧养公司、渔业公司和轮船公司等实业团体，对官庄、旗地、蒙地招民垦殖，大力加强近代化市政建设。赵尔巽曾与袁世凯、张之洞联名奏请废除科举。针对东北风气闭塞的状况，赵尔巽积极资助奉天青年出洋留学，注重新式教育之普及。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废将军设行省后，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颇有善政；1911年，赵尔巽接任总督之职，回奉天主政。

从1894年第一次中日战争开始，经庚子俄难、日俄战争，奉天受战乱荼毒达十余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此时天下初安，百废待兴，又先后有赵尔巽、徐世昌这样的能臣干吏造福一方，同盟会党的革命主张在奉天民间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是，日、俄均对东北虎视眈眈；倘若奉天真如同盟会党之策划成功宣布“独立”，一旦日、俄乘势予以“外交承认”乃至以保护侨民、铁路为由军事介入，后果不堪设想。从史料记载来看，同盟会党内部本就有挟日援“恢复中华”并以“满洲之地”作酬谢花红之议。

1911年11月12日，由奉天各界和各自治团体参加的大会在谘议局召开，对武昌起义后急转直下的局面探讨应对。按同盟会党于11月6日制定的计划，暗中谋划，蓝天蔚统辖的第2混成协将在会议召开之时从北大营开进城内，占据总督署和各要害部门，驱逐赵尔巽。清末奉天城内外驻军包括第2混成协，第20镇一部和中路巡防营；武昌起义前夕，第20镇赶赴直隶参加秋操，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受清政府军令，于滦州长期逗留。第2混成协对中路巡防营在军力上仍占据明显优势。同盟会党以为第2混成协倾向革命，可随时为革命资用；其实协统蓝天蔚对部队的掌握并不扎实。第2混成协主力第3标标统聂汝清，为庚子年间在大沽口阵亡的晚清名将聂士成之侄，就极端仇视革命。

接到赵尔巽密令时，张作霖已无法如期率前路巡防营全军在11月12日之前赶回奉天，就一边布置部队回师事宜，一边带少量亲随星夜兼程终于在第2混成协起事之前抵达奉天。张绍曾、蓝天蔚等新军将领可能是自知无法真正掌握部队，始终遇事逡巡，游移不定。闻知张作霖已赶回奉天，蓝天蔚立刻否决在11月12日谘议局召开会议期间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决定视会商情况而定。

从史料记载来看，当日情形如演义评书中的情节一般。张作霖因所部主力仍在路途之中，决定拿出当年惯用的绿林手段，单刀赴会，先声夺人。当日，张作霖一手提手枪、一手提炸弹，声称自己所部弟兄全力支持赵尔巽大帅。见此情形，在场“各界人士”和“各自治团体”纷纷响应，软弱的蓝天蔚无计可施。谘议局副议长袁金铠本是赵尔巽心腹，此时乘机发起成立奉天国民保安公会，并公推赵尔巽担任会长，由袁金铠任参政总长。前路巡防营统领张作霖兼任国民保安公会军政部副部长，就此步入奉天政界领袖行列。

旋即，前路巡防营主力抵达奉天。赵尔巽、张作霖见时机成熟，立即胁迫蓝天蔚交出部队。11月14日，清政府撤销蓝天蔚的协统职务。当日，赵尔巽请蓝天蔚到总督署议事，席间张作霖持枪对蓝天蔚大加恐吓；赵尔巽又说 “南方风潮日烈，请君前往调查，据实以报”，蓝天蔚觅得台阶，立刻脱离部队，躲入旅大租借地；不久，经赵尔巽一番运作，又由日本驻旅大军政当局出面，胁迫蓝天蔚南逃。

见蓝天蔚如此不济，同盟会骨干张榕接过“奉天革命”的指挥权，于11月17日在奉天成立革命团体“联合急进会”，会员号称达十余万人，还在吉林等地设立分会，提出响应南方革命，以武力推翻清政府，建立“满汉联合共和政体”的政治主张;并谋划在庄河、辽阳、凤凰城、宁远等地发动“武装起义”。奉天国民保安公会成立后，张榕被邀请担任了参议副长。袁金铠向张榕佯称倾向革命，竟被张榕委任为联合急进会参谋部长；张榕还将各处筹划武装起义之计划对袁金铠和盘托出。见奉天又将烽烟四起，赵尔巽、袁金铠、张作霖决定诛除张榕，扼杀革命。

1912年1月23日，袁金铠向张榕谎称张作霖想要投身革命，哄骗张榕设宴与张作霖“共襄义举”；酒宴上三人“咸与革命”，相谈甚欢。酒宴之后，经袁金铠提议，张榕又带领袁金铠和张作霖到风月场所“蜚红馆”盘桓。袁金铠和张作霖在蜚红馆稍坐片刻就先后推说有事立刻。两名刺客随即出现，正在抽大烟的张榕身中数枪，不治身亡；“联合急进会”也随之瓦解。赵尔巽“专折特奏”，请清政府对张作霖“破格升赏，以资鼓励”。清政府任张作霖为“关外练兵大臣”，并“赏顶戴花翎，以总兵记名”；旋即，清政府又将张作霖所部前路、中路巡防营改编为陆军第24镇，任命张作霖为底24镇统制兼奉天巡防营总办；奉天军权就此落入张作霖手中。



武昌起义爆发后，已下野三年的袁世凯乘势崛起，决心乱中取胜，一举夺权。对朝廷中枢的暗流涌动，绿林出身、远居边陲的张作霖怎能真切探知。镇压奉天革命后，张作霖与冯德麟、马龙潭、吴俊陞等33名将佐联名向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发报，声称愿武装勤王，誓死保卫大清国。

张作霖对大清国的“效忠”虽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却被袁世凯引为可资利用之人。袁世凯多次密电张作霖，向其暗示自己的“政治理念”，并开出 “东三省防务督办”的支票。张作霖何等醒目，立刻心领神会；此时张作霖刚刚跃升为奉天一省之领袖，更没想到还可以得陇望蜀，将东三省都收入囊中。一旦取得张作霖的良性互动，袁世凯又以军刀一柄相赠，以与张作霖联络感情。1912年6月19日，驻扎在奉天大北关北大营的第2混成协第3标第2营突然哗变，其他各营、各标随之响应。乱兵从大北门杀入奉天城中，打砸抢烧，无恶不作。张作霖急调隶属巡防营的两个骑兵营与乱兵激战半日才把乱兵杀散，收缴赃款达3万多元。

1912年9月11日，袁世凯对东三省陆军重新整编，将张作霖统领的奉天中路、前路巡防营改编为“中华民国陆军第27师”，驻扎在奉天；任命张作霖为第27师中将师长，汤玉麟为第53旅旅长，孙烈臣为第54旅旅长，张景惠为骑兵第27团团长，张作相为炮兵第27团团长；以下团、营、连长也都是跟随张作霖多年的子弟兵。

同日，冯德麟部左路巡防营被改变为“中华民国陆军第28师”，驻扎在北镇。冯德麟被任命为中将师长，张海鹏、汲金纯分任第55旅和第56旅旅长。在武昌起义后与张作霖部对调防务的吴俊陞部后路巡防营仍然在洮南驻防，此时改编为“中华民国陆军骑兵第2旅”，吴俊陞任旅长，兼洮南镇守使；马龙潭右路巡防营继续驻扎凤城，兼东边道镇守使。冯德麟、吴俊陞、马龙潭三人之中，吴俊陞、马龙潭都唯张作霖马首是瞻，只有冯德麟一直企图和张作霖分庭抗礼。

袁世凯对与北洋系几乎没有渊源的张作霖并不信任，屡次企图调虎离山，明升暗降。1914年8月，袁世凯任命张作霖为“护军使”，调张作霖前往外蒙节制当地军务，被张作霖严词拒绝。袁世凯对东北鞭长莫及，更兼称帝心切，正当“用人”之际，也只好对张作霖好言宽勉。1915年年底，袁世凯悍然称帝，护国战争旋即爆发。1916年上半年，袁世凯已是四面楚歌，意图调张作霖率军南下与护国军作战。张作霖趁火打劫，乘机勒索到“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一职，彻底成为奉天省军政全权第一领袖。

清帝退位后，赵尔巽以前清遗老自居，隐居青岛。袁世凯多次邀请赵尔巽出山，都被赵尔巽以“不当贰臣”为由谢绝。此后，袁世凯先后委派多名亲信担任奉天的封疆大吏，都无法遏制张作霖的崛起势头。民国初年，有雄霸奉天野心的地方实力派，唯张作霖、冯德麟二人。冯德麟其人，才略、格局、实力远较张作霖为低，张作霖感念当年兄弟八人在洮南关帝庙义结金兰，始终对冯德麟退避三舍，留有余地。虽然袁世凯对张作霖颇多防范，张作霖始终积极向北洋系靠拢，以隶属北洋阵营自居，并借助和当年为自己作保的段有恒之间的“父子”情义，在段有恒之子段芝贵、段有恒之侄孙段祺瑞处多方经营。1915年，袁世凯委任段芝贵为奉天将军，张作霖更是近水楼台。冯德麟本是依靠日本势力起家，多年来始终死心塌地为日本势力充当内应；两相比较，袁世凯在张作霖和冯德麟之间，势必也只能对张作霖颇多提携。1916年6月，袁世凯病逝。大总统黎元洪改各省将军、巡按使为督军、省长，张作霖又成为奉天督军兼省长。

张作霖担任奉天督军后，委任冯德麟为“奉天军务帮办”，以示宽慰。冯德麟贪心不足，不断寻衅滋事，虽有吴俊陞居中苦苦斡旋，仍不收手，竟发展到煽动汤玉麟发动兵变。汤玉麟担任第53旅旅长，始终不脱土匪本色，所部军纪败坏，民怨极多，被张作霖屡加申饬；汤玉麟不仅不加悔改，还对张作霖怀恨在心，此时有冯德麟从旁挑唆，立刻图谋发动兵变。得知汤玉麟企图造反，老兄弟张作相单枪匹马与该旅官兵见面，三言两语就安抚了军心；汤玉麟兵变未遂，索性带着两连亲随回到新民落草为寇。

不久，张勋复辟。复辟闹剧发生前，张勋曾与张作霖、冯德麟分别联络寻求支持。张作霖对复辟图谋不予理睬，不识时务的冯德麟却亲自率领200多人马赶赴京畿“共襄盛举”。复辟闹剧仅坚持12天就土崩瓦解，张勋和其他附逆者均被通缉。冯德麟见势不妙，赶紧率“部”班师，还没逃到天津，就被曹锟部缴械拘捕。靠着张作以德报怨出面求情，冯德麟才蒙段祺瑞出面特赦释放，还被委以“总统府侍从武官”之虚职，彻底退出奉天军界。1920年,冯德麟回到奉天,被张作霖任命为“三陵承办盛京副督统兼金州副督统”,掌管满清福陵、昭陵和永陵的护卫、管理，随无军政实权，却地位尊崇，经济实惠。张作霖还让张学良与冯德麟的长子冯庸友善亲爱，并对冯庸悉心培养，以示对老兄弟的关照。

晚年的冯德麟专心创办实业，在家乡北镇创办中医院，在奉天兴办大冶铁工厂。冯庸受乃父教诲，又创办“大冶工业专科学校”。1926年，冯德麟病逝。冯庸在张学良的鼓励和赞助下，散尽家财，以大冶铁工厂和大冶工业专科学校为基础兴办东北第一所私立大学“冯庸大学”，冯庸大学不但是东北第一所西式大学，更是一所学费全免的公益大学，冯庸规定，冯庸大学办学之宗旨，乃是培养“具有新思想、传统的卫国与建国能力的新青年”。




袁世凯虽曾在1911年底那段风云诡谲的时期向张作霖开出 “东三省防务督办”的支票，始终口惠而实不至。到1917年冯德麟下野，张作霖方才一统奉天军政；此时吉林督军、黑龙江督军均由北洋旧人掌握，张作霖的势力尚局限于奉天一省。

1917年6月，经张作霖表荐，北京政府任命鲍贵卿署理黑龙江军务。7月26日，鲍贵卿被正式任命为黑龙江督军，署理黑龙江省长。鲍贵卿与张作霖为奉天海城县驾掌寺乡（今辽宁盘锦驾掌寺乡）同乡，少年时家贫从军，曾在淮军叶志超麾下参加第一次中日战争。败类叶志超在平壤之战中临阵脱逃，鲍贵卿也受牵连处分。1895年12月，袁世凯小站练兵，鲍贵卿也被网罗进武卫右军任职。北洋六镇成军后，鲍贵卿长期供职于北洋第1镇，并在回籍省亲时，与时任右路巡防营统领的张作霖结为儿女亲家。

鲍贵卿前往齐齐哈尔赴任后，当地驻军不服，屡次企图兴兵作乱。彼时奉天省陆军有3个正规师番号，除张作霖的基本部队第27师外，孙烈臣已接任“罪臣”冯德麟的第28师师长之职；吴俊陞所部右路巡防营，也被改编为中华民国陆军第29师。见黑龙江政局不稳，张作霖和鲍贵卿密商，乘机将黑龙江许兰洲部马步8营和奉天张鸣九部马军4营对调防务，并令吴俊陞第29师进驻齐齐哈尔，将当地驻军旅长巴英额和英顺强行解除兵权。张作霖就此跨出统一东三省军政的第一步。

1918年9月7日，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但吉林督军孟恩远对张作霖独霸东北的意图极力抵制。1919年7月6日，经张作霖一番运作，北京政府调吉林督军孟恩远赴京任职，调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署理吉林督军，调第28师师长孙烈臣署理黑龙江督军。孟恩拒不离任，并安排吉林驻军以兵变相威胁，吉奉冲突一触即发。

孟恩远出生于天津西泥沽村，前半生以贩卖鱼虾为生，贫困潦倒。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39岁的孟恩远愤而从军，据说因极偶然的因素获慈禧太后赏识，从此平步青云。1908年，孟恩远任吉林巡防督办；1912年，任驻扎在吉林的中华民国陆军第23师师长，兼任吉林护军使；1914年到1916年，任镇守吉林的“镇安右将军”；袁世凯病逝后，又转任吉林督军。1917年张勋复辟时，孟恩远曾通电支持，还曾被复辟当局委任为“吉林巡抚”；到1918年时，孟恩远在吉林经营10年，已以军阀自居，视吉林为自家私产。此时，北京政府授孟恩远惠威将军之衔，令其进京供职，孟恩远拒不服从，并指使部下以兵变相要挟。吉林督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高士傧是孟恩远的外甥，他复电公然宣称，如北京政府不能在48小时内收回成命，将宣布吉林“独立”。

此时，张作霖担任“东北巡阅使”已有一年之久，名义上有节制东三省各地军务之权。见孟恩远、高士傧忤逆之势渐成，张作霖要求北京政府颁发讨逆命令，以便自己师出有名，武力解决；大总统徐世昌竭力避免内战爆发，对张作霖的施压不予理睬，委派曾担任吉林巡按使的孟宪彝前往调停。孟宪彝启行之前，在北京拜访张学良；年仅18岁的张学良向孟宪彝反复强调，务以和平解决为要，避免东北同室操戈。孟宪彝本准备在7月20日从北京启程，7月19日，中日之间突然在宽城子（即长春市）爆发武装冲突。

高士傧扬言将发动兵变后，陆续将吉林各地驻军向长春集中，准备与奉军“决一死战”。从哈尔滨开来的吉林第3混成旅抵达长春北郊时，“满铁守备队”不允许其通过南满铁路附属地，第3混成旅只好在长春北郊二道沟一带暂时驻扎。7月19日，南满铁路长春车站职员日本人船津藤太郎企图从第3混成旅驻地警戒线内通过，在遭到士兵阻拦后发生殴斗。驻扎在宽城子的满铁守备队闻讯后前来“处理”，与第3混成旅“协商”未成后发生激烈交火，双方均有伤亡。武装冲突被随即赶到的吉长道尹陶彬、第4混成旅旅长高俊峰、日本驻长春领馆人员制止。

“宽城子事件”事发后，“满铁当局”以保护南满铁路安全为由，要求吉林军政当局将所有从吉林、哈尔滨和吉林省其他各处向长春集中的部队都退离长春城区15公里以外。孟恩远、高士傧虽然面对北京政府时不可一世，气焰熏天，面对日本人却颇为乖顺，立刻宣布日本的要求可全部满足。7月21日，吉林在长春一带的驻军全线撤出。

张作霖在7月19日宽城子事件发生的当天就得到消息，他命令奉军加强戒备，静观其变。7月23日，大总统徐世昌指责高士傧“擅将军队调集长春附近，致酿重案，尤属谬妄”，宣布撤去其师长职务，并交“上司”东北巡阅使张作霖和新任吉林督军鲍贵卿切实查办。接到撤职令后，丧心病狂的高士傧公然宣称，“不惜以生命相赌，讨伐奉天军，如其失败，即归绿林，扰乱东三省”，并于7月28日以驻吉林各师将佐的名义，发表所谓的《护法讨逆义军宣言书》，率先向所谓的“奉天军”宣战。高士傧如此言行，让其尽失军心、民心。史料记载，吉林省绅商农工学各界，“呼号奔走，亟思挽救”；吉长镇守使裴尧田、磐石驻军旅长诚明、哈尔滨驻军旅长高凤城先后率军投奉。孟恩远见大势已去，也只好劝高士傧“停战”。 7月28日，在得到张作霖关于生命财产安全的保证后，孟恩远通电下野，避居天津。路过奉天时，张作霖还曾为其 “设宴压惊”。张作霖就此独霸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