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本身就是帝位的有力竞争者。
放眼八旗，只有两白旗有实力抗衡两黄旗。他们拥有一百四十二个箭，比两黄旗还多出了十二个。谁都清楚，新帝如果不是两黄旗所拥戴的皇太极之子，就一定出自强大的两白旗。在白旗三王中，多铎不在四大理事王之列。虽然被任命为理事王，阿济格自己却为表示对皇太极的不满，拒绝就任。再说，他头脑简单，性格暴躁，自十多年前被削掉旗主头衔后，再没有主旗。阿济格的资望、能力都无法服众。放眼两白旗，只有多尔衮见识、手腕俱佳，呼声颇高。
白旗三王中，阿济格与多铎对当年皇太极与代善联手、逼死自己生母，夺取大位衔恨在心。阿济格还被削去旗主之位。他们不肯俯首帖耳，迎奉皇太极，也屡屡被罚。多尔衮则不然。他被封为镶白旗主后，向皇太极靠拢，与两黄旗大臣也关系较为亲密。在皇太极打压镶蓝旗和两红旗、吞并正蓝旗的过程中，多尔衮始终唯国主马首是瞻。因此，他也被阿济格和多铎所鄙视。
在皇太极时代，多尔衮颇受重用。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天聪三年）后金兵进北京、崇祯四年（1631年，后金天聪五年）攻大凌河，他都随军征战。到了崇祯七年（1634年，后金天聪八年）后金攻宣大，多尔衮已统帅左翼人马。崇祯八年（1632年，后金天聪九年），多尔衮第一次挂帅，率岳托、萨哈廉和豪格出征蒙古，抚慰林丹汗残部，还得到元朝的传国玉玺，赢得了皇太极的赞赏。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崇德三年），清军两路攻明。多尔衮为左翼，大获全胜。崇祯十四年（1641年，清崇德六年），他又两攻锦州，颇有斩获。后金仿效中原建六部后，多尔衮掌六部之首的吏部。执掌人事，对培植党羽极为有利。在皇太极称帝的登基大典上，多尔衮位列左班之首。可以说，两红旗的代善被打压后，他已成为八旗中最为显赫的人物。
皇极死后，传说阿济格和多铎放下从前对多尔衮的种种不满，请他出面争位。三官庙前 索尼一番话，就是特意要说给多尔衮听的。



最终的较量在八月十四日展开。
当日，参加的八旗诸王共十九位。就单个旗来说，镶蓝旗有五人与会，是人数最多的一个旗，却也是最没有影响力的一个。他们不是努尔哈赤的直系后裔，没有资格竞争帝位。旗主济尔哈朗本应该站在两黄旗一边。离开皇太极的支持，他很难当上旗主。这么多年，济尔哈朗已经习惯了追随两黄旗。甚至皇太极通过调整八旗来削弱镶蓝旗，济尔哈朗也保持沉默。这使得他与旗里的不少王公大臣离心离德。到会的篇古是济尔哈朗的弟弟。吞齐、吞齐喀兄弟是他的兄长图伦之子。艾度礼的身份不太清楚，估计是阿敏之子。旗主济尔哈朗似乎倾向于豪格。他相信只有正蓝旗主继位，才能携手两黄旗，对抗两白旗。不过，这位镶蓝旗主未必能左右自己弟弟和侄儿。所以，沉默依旧是他最好的选择。
除了旗主豪格外，正蓝旗有三位到场，是阿巴泰和他的两个儿子：博洛、博和托。阿巴泰庶出，也没有资格竞争帝位。由于受到皇太极刻意打压，他位居侄儿豪格之下。可想而知，父子三人内心是不会支持两黄旗。但他们实力单薄，难以影响大局。
两红旗有六位王公与会。
正红旗是礼亲王代善、他的六子满达海，孙子阿达礼。目前的旗主是阿达礼。他在父亲萨哈璘病故后袭爵郡王，并成为正红旗名义上的执掌者。
镶红旗的旗主罗洛宏是岳托之子，他与二叔硕托，还有褚英之子尼堪一同到会。尼堪是在杜度获罪后，接管兄长留下的几个箭，隶属镶红旗。他的父亲和兄长相继被论罪，自己资望还浅，寄身镶红旗下，没什么影响力。
代善老了。他曾经有几位文武兼备的儿子，这几年来，死的死，伤的伤，人才凋零。如果不是继任镶红旗主的罗洛弘和继任正红旗主的阿达礼年纪都还小，代善也许早就彻底隐退了。他没有争位的野心，替两个孙子争位又不现实。但是，代善毕竟是两红旗的共主，态度对局势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努尔哈赤死后，代善支持皇太极逼死多尔衮的生母阿巴亥。在皇太极打击两红旗时，多尔衮也是不遗余力地附和。两人早有心病。代善并不希望多尔衮胜出。他知道，一旦这位能力出众的镶白旗主当上皇帝，势必重拾皇太极的旧策略，削弱两红旗。但是代善的次子硕托、孙子阿达礼不这么想。两人为过去遭到的打击而怨恨皇太极，迁怒于皇子们。硕托、阿达礼想投机多尔衮。但是，他们起不了太大作用。岳托和萨哈璘相继病死，对代善固然是一个打击，却也使他重新拥有了控制两红旗的机会。在与皇太极争位时，最出色的两个儿子都没有站在他这边，分化了两红旗的实力。现在，两位旗主只是他的孙辈，毫无历练。次子硕托几经皇太极打击，没有多少发言权了。代善在旗中的权威无可争议。这使两红旗比起上下离心的镶蓝旗、各怀鬼胎的正蓝旗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两白旗与会四人：除了正白旗主多铎、镶白旗主多尔衮外，还有拥有半个镶白旗的英郡王阿济格和他的儿子和托。



至于两黄旗，由于是皇太极直辖的旗，旗内并无宗室王公。到场的是几位大臣。别的旗也都有大臣到场，但只能旁听。有本旗宗王在，轮不到他们说话。两黄旗就不同了。八月十四日当日，两黄旗大臣黎明前就聚集到大清门前，发誓捍卫皇太极儿子的继承权。同时，镶黄旗悍将鳌拜指挥两旗的卫士张弓挟箭，包围宫殿。正黄旗的索尼等大臣则率精锐出现在崇政殿前。

等到出席会议的八旗诸王陆续在东西庑就座后，索尼和鳌拜抢先发言，声明只拥戴皇太极之子，试图先声夺人，定下基调。主持会议的多尔衮不动声色，只是让两黄旗大臣暂时退下，听一听八旗王公的意见。
按年纪、地位，应该由代善首先发言。他推荐了豪格，这样既不会同两黄旗正面冲突，又抵制了多尔衮。
但是，豪格推说自己德小福薄，不能继承帝位，就离开了崇政殿。



身为皇太极长子，豪格自然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他拥有大半个正蓝旗，纸面上的实力尚可，比拥有半个镶白旗的多尔衮看起来还略强。但是，豪格拥有的这些箭，是皇太极吞并莽古尔泰兄弟的旧部后与两黄旗混编而成的，成分复杂。莽古尔泰兄弟的旧部未必真心支持他，甚至多少抱有仇视的心理。同样的，两红旗共主代善和镶蓝旗主济尔哈朗或许会支持豪格，但并不坚决。镶蓝旗的其他王公则是敌视他的。豪格能竞争帝位，与其说依靠他名下那半个正蓝旗，不如说是靠两黄旗非皇子不立的表态。就是两黄旗的支持也算不上可靠。只有图尔格和塔瞻比较坚定地站在豪格这边。最大的变数，是后宫。
两黄旗要拥戴皇子，就不能违逆五宫后妃的意思。不管哪个皇子登基，都必须承认清宁宫皇后的嫡母地位。五宫后妃，全部来自蒙古科尔沁部，都是博尔济吉特氏，在夫丧子幼的关头自然站在一起。豪格的母亲是海西女真的乌拉那拉氏，与她们素无渊源。五宫后妃会信赖和支持豪格么？只要博尔济吉特氏反对，豪格所谓的优势就会冰消瓦解。对两白旗来说，后宫的态度重要，但非决定性的；反观依赖两黄旗支持的豪格，却关乎成败。相比后宫的态度，前殿的较量反而不重要。
豪格索性选择离开。对他来说，这是最好的处置方式。后宫支持豪格，他的优势不会因自己先行离开崇政殿而削弱；后宫反对，他也用回避表明自己无意角逐帝位，反能给后宫一个好印象。
把豪格最终出局归咎于他先行离开的人，其实没有读懂这位正蓝旗主的深意。

依仗两白旗的强大实力，阿济格和多铎对两黄旗大臣的威胁熟视无睹，提议由镶白旗主多尔衮继位，针锋相对地反击两黄旗立皇子的主张。反倒是多尔衮自己态度暧昧。把帝位之争，演变成黄、白旗之间的一场较量，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两黄旗与两白旗势均力敌，多尔衮并无必胜把握。鹬蚌相争，反倒给了红、蓝诸旗渔翁得利的机会。清国也可能因此四分五裂。
会前，阿济格和多铎曾追问过多尔衮，是不是害怕两黄旗？反正他们不怕。多尔衮想的是更深一层：就算两白旗胜出，帝位也未必是自己的囊中之物。在两白旗中，多尔衮不过拥有半个镶白旗，跟阿济格相当，实力逊色于拥有正白旗全旗的多铎。多铎与阿济格的关系更亲密，反与多尔衮不睦。多尔衮出征时，他公然拒绝到郊外饯行。后来，多铎还派正白旗部属去威胁多尔衮的镶白旗部属，因此受罚。同在镶白旗的阿济格也公然贬低旗主。能在白旗内压倒一兄一弟，多尔衮靠的是皇帝撑腰。多年来，他深明这一点，紧紧追随皇太极，与两黄旗的图尔格、谭泰、索尼、鳌拜等反而关系融洽。所以，多尔衮并不想同两黄旗决裂。如果两黄旗覆灭，谁敢保证多铎和阿济格还会支持他？说不定，自己会沦为多铎上位的踏脚石。
多尔衮犹豫，多铎却不肯屈服于两黄旗，转而自荐。北方民族，向来有幼子继承的传统。多铎正是努尔哈赤最小的嫡子，继承的正白旗在各旗中实力超群。所以，他站出来说自己名列努尔哈赤的遗诏，有资格继承大位。



这一回，多尔衮表示反对，说遗诏列名可不止多铎一人。当年，白旗三王各得原两黄旗的十五个箭。最后十五箭是努尔哈赤亲領，直至身故，才归多铎。不过，皇太极却认为白旗三王应该平分十五箭。这已在多尔衮和多铎兄弟间制造了罅隙。对多铎所谓的幼子特殊地位说，多尔衮无疑是最反感的。多铎出面争位，分化了两白旗的力量，对多尔衮影响也最大。见兄长不赞同，多铎悻悻然放弃了。他也知道，在两黄旗同仇敌忾的局势下，公然分裂两白旗无异于自杀。
代善很圆滑地说了一句：多尔衮愿意登基，是国家之福；否则还是立皇子吧。显然，他也不支持多铎，也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支持两黄旗立皇子的主张，同时提示两黄旗大臣该有所表示了；否则，获胜的就是多尔衮。

果然，两黄旗大臣手按剑柄，走上大殿，厉声说不立皇太极之子，就要拼个鱼死网破。
对代善的伎俩，多铎大为不满，索性推荐代善，企图引导两黄旗，把矛头转向两红旗。代善何等人物，立刻声明自己没有野心，转身退出崇政殿。见两白旗今天很难占到什么上风，阿济格也抽身而去。崇政殿上一片寂静，会议陷入了僵局。

@2018的小目标 2021-01-20 06:17:41
@度水寻云 ：本土豪赏1个 膜拜大神 （100赏金）聊表敬意，对您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我也要打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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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支持。这还是我得到的第一个打赏。
不过，对于基因、血性，我其实没有考虑。只不过想把一段历史说得详细点而已

最后，多尔衮抛出了一个方案：六岁的福临即位称帝；镶蓝旗主济尔哈朗和自己辅政，待福临成年后再归政。
首先，两黄旗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们背后的清宁宫更不会有异议。福临年幼，需要有人代行君权，这是客观事实。多尔衮与两黄旗素来交好，由他辅政，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单独辅政，有尾大不掉之虞。所以，还需要引入一人来制衡。多尔衮出自白旗，则白旗的另外两王阿济格、多铎不宜辅政；否则就是白旗独大。两黄旗拥戴皇太极一系子孙为帝的愿望已得到满足，同为皇太极一系的豪格也不宜占有辅政大臣的位置。否则，两黄旗会形成压倒性优势。两白旗和镶蓝旗因旗主辅政，利益不会被损害。
如果实力最强的两黄旗、两白旗，再加上单旗拥有箭数最多的镶蓝旗能形成共识，足以震慑正蓝旗和两红旗。再说，福临年纪小，暂时不会效法他父亲，处心积虑打压各旗。各旗王公以为，至少八旗并峙的格局能得到维护。所以，多尔衮的提议最终被认可了。
与会十九位王公发誓效忠福临；之后，两黄旗重臣索尼、谭泰、图赖、巩阿岱、锡翰、鳌拜也在三官庙起誓，六人亲如一体，共同辅佐幼主。原本支持豪格的另外两位两黄旗大臣图尔格、塔瞻没有参与。
在众人的拥戴下，六岁的福临步入崇政殿。他还不忘问了一句，伯父、叔父和兄长行礼时，需要答礼么？坐着受礼合适么？旁边的大臣告诉他不用答礼。这样，清国的王公大臣在济尔哈朗、多尔衮的率领下，向幼帝行三跪九叩礼，接着颁布文书，诏告四方。



看起来，八旗间的一场较量似乎是尘埃落定了。
如果有谁感到失落，那就是两红旗了。两黄旗、两白旗和镶蓝旗各有所得，只有他们和正蓝旗什么都没有捞到。正蓝旗实力较弱，内部又貌合神离，还能接受这个结果。可是，两红旗比两白旗和镶蓝旗团结，又不象两黄旗群龙无首，实力也很可观。以正红旗主阿达礼和镶红旗的硕托为首的两红旗少数部众，就对这个结果很不满。单靠两红旗，是无法翻盘的。要成大事，就要同别的旗结盟。两人一商议，认为多尔衮才是新皇帝最合适的人选，此次没能如愿，一定心有不甘。所以，阿达礼和硕托决定说服代善，支持多尔衮上台，希望多尔衮能投桃报李，给两红旗和他们个人更多的回报。
先是阿达礼亲自游说多尔衮：“王正大位，我当从王。”接着，硕托也派心腹告知多尔衮，镶黄旗大臣图尔格和御前侍卫都已倒向自己，愿意支持他自立为帝。但是，阿达礼和硕托还不足以代表两红旗，取信多尔衮。所以，他们拉上了镶红旗主罗洛宏，一同游说因足疾卧床的代善。硕托等人附耳密语，谎称众人已定议立多尔衮为帝，鼓动代善不要继续沉默。反过来，他们游说镶蓝旗主济尔哈朗时，却谎称改立多尔衮是代善的意思。据说，他们还造访过正白旗主多铎。但多铎拒绝与他们会面。
阿达礼和硕托不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阿达礼倚为心腹的正红旗大学士刚林出卖给两黄旗了。最重要的是，这个如意算盘的假设就是错的。前面分析过，现有的权力格局完全符合多尔衮的利益。他并不想推翻成议。所以，一番图谋是注定要失败的。
阿达礼和硕托看不清，代善却看得很清楚。见这一儿一孙不肯收手，代善为避免他们连累两红旗，大义灭亲，与多尔衮一起出面揭发。结果，阿达礼和他的母亲、还有硕托夫妻被处决。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阿达礼和硕托的举动受多尔衮指使。但是，他们的异动还是令两黄旗猜忌这位辅政王意图推翻福临。两百名两黄旗文武再度盟誓捍卫幼主，矛头直指多尔衮。
就在此时，正黄旗发生了努尔哈赤庶出的十一子巴布海诘告管旗大臣谭泰一案。两人旧有宿怨。巴布海曾因此被皇太极剥夺了自己属下的箭。这次诘告本是两黄旗内的矛盾，但时机过于微妙，正发生在两黄旗刚刚就皇位与两白旗达成妥协之际。多尔衮处置稍有不当，就会被两黄旗误会为他要借题发挥，分裂、打压他们。多尔衮力排众议，缢杀巴布海，向两黄旗释放了最大的善意，以弥合因阿达礼、硕托事件而生出的裂痕。不仅如此，他主动将自己名下五个箭拨给福临的庶兄硕塞。
硕塞在皇太极诸子中行五，生母叶赫那拉氏仅为侧妃，且在生下硕塞后不久被皇太极赐予大臣为妻。所以，硕塞出身不高。但是，他允文允武，不仅战场上骁勇异常，还擅长山水画。这在清初诸王中极为罕见。硕塞颇受后宫诸博尔济吉特氏的喜爱，与福临关系也亲厚。多尔衮赠与他五个箭，令两黄旗对他的态度大有改观。
帝位之争，才算是真正划上了句号。

第九章：白旗蔽日


硕托被处决后，他所统领的镶红旗几个箭被罚没。部分人丁拨入镶黄旗。其中，就包括清国最出名的谋士范文程。
范文程的曾祖是大明兵部尚书，受奸臣严嵩排挤，流落边地。所以，范氏祖籍江西，却世居辽东。努尔哈赤攻陷抚顺后，范文程“仗剑谒军门”，投入了后金帐下。等到皇太极在位时，他已经是最受倚重的谋士了。设内三院时，范文程出任内秘书院大学士，跻身重臣之列。不曾想，皇太极死后没多久，正白旗主多铎强抢范文程的续弦。这件丑闻很快就让刚刚取得辅政王地位的镶白旗主多尔衮知道了。他会如何处置这件事呢？



不了解情况的人，或许会以为多尔衮要包庇多铎。
多铎是多尔衮一母同胞的兄弟。两位白旗旗主在对抗两黄旗时同气连枝。反观范文程，与多尔衮虽非仇敌，也有些小过节。两年前，多尔衮率军围攻锦州，离城远驻，还私自让属下回家，导致守城的明军出城运粮。清军的攻势一度陷入停顿。奉旨查办的，就有范文程。在该案中，多尔衮被从亲王降为郡王，还罚银一万两、夺去两个箭。第二日，多尔衮到议政衙门。范文程遵皇太极之命，将他赶了出去。
事实正相反，正白旗主多铎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被夺去的箭竟然达到十五个之多。
回顾一下八旗王公受罚的记录，代善、莽古尔泰和岳托都曾因各种原因，多次被皇太极惩罚。不过，他们被夺所领的箭多是象征性的。皇太极通常会豁免这一项惩罚。因为旗、箭都有很强的人身附属性质，不是说罚就罚，说夺就夺的。皇太极吞并正蓝旗，是费了极大的气力才做到的。只有努尔哈赤集君权、父权于一身，才具有任意调拨旗和箭的权力。因为几乎所有的旗主、王公都是他的子孙，都是从他手里分配到旗或箭——除了舒尔哈齐留下的镶蓝旗。所以，这个旗大体是稳定的。努尔哈赤、皇太极可以在舒尔哈齐的子孙中选择旗主，却不能任意剥夺，更不会将别旗的箭划入镶蓝旗。
同样是多铎，四年前曾帮兄长阿济格强夺蒙古部王之妻，情况与这次夺范文程妻子类似，再加上临阵怯逃的罪名，数罪并罚，从亲王降为部王。当时，皇太极罚了他十几个箭，仅过数日又物归原主。这一回，多铎却是永远地失去了被罚的十五箭，损失非常惨重。
多铎被罚的箭转归多尔衮所有。辅政王的理由也很充足。考虑到箭的人身属性，当年莽古尔泰被罚的箭，交给同母兄弟德格类；自己与多铎是同母兄弟，自然照此办理。四年前，多铎被罚剥夺所属的箭，当时也是暂归多尔衮。努尔哈赤生前，分给多尔衮的箭是十五个，给多铎三十个，差距十五个。皇太极曾认为努尔哈赤去世后时遗留的十五箭是应当由白旗三王平分，而非多铎独得。多尔衮也对此耿耿于怀，现在终于借口此案了却心结。
一得一失之间，多尔衮由弱转强。这是才是他为范文程出头的真正原因。
崇祯十七年 (1644年，清顺治元年)福临登基，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一同辅政。事实上，济尔哈朗很快就率军出征。朝政一直把持在多尔衮手中。但是，镶蓝旗主济尔哈朗到底排名在前。这对志在大权独揽的多尔衮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但是，论年龄济尔哈朗比他大；论与皇太极一系势力的关系，多尔衮再趋附，也比不上济尔哈唯唯诺诺；论所掌的旗，济尔哈朗掌握着几乎整个镶蓝旗，他的侄儿屯齐、屯齐喀、尚善、扎喀纳等人在镶蓝旗里领有的箭不过是个零头；多尔衮虽然也是旗主，但真正控制的仅是半个镶白旗，与阿济格相当，远逊于领有整个正白旗的多铎。所以，无论是八月二十四日两位辅政王誓告天地的誓词，还是二十六日福临登基大典的排位，济尔哈朗都无可争议地位列多尔衮之前。最重要的是，在平时大臣奏事时，也是先禀济尔哈朗。
要扭转这种局势，多尔衮就从扩张自己所领的旗做起。在吞并多铎的十五个箭时，他顺势把阿济格名下的十五个与多铎剩下的箭合并成一旗，用镶白旗色；自己原先的箭，加上从多铎手里罚来的十五箭并在一起，称正白旗。换句话说，多尔衮不仅夺了多铎的箭，还夺走了他的正白旗色。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



入关之前，旗的排序体现旗主地位。
初建四旗的时候，努尔哈赤的黄旗排在第一，长子褚英的白旗第二，次子代善的红旗第三，殿后的是侄子阿敏的蓝旗。褚英被圈禁后，取代他的皇太极只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年龄最小，白旗改列末尾。四旗分为八旗后，黄、红、蓝、白的次序没什么变化。两黄旗中，努尔哈赤带着幼子多铎领镶黄旗，而把正黄旗交给阿济格和多尔衮。所以，镶黄旗居八旗之首。同样，代善自领正红旗，而他的儿子岳托领镶红旗。正红旗在镶红旗之前。皇太极即位后，为了能排序在前，将自己的白旗同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的黄旗对调旗色，体现大汗的地位。镶蓝旗的阿敏和正蓝旗的莽古尔泰双双被皇太极挫败，所以旗序变成两蓝色旗垫底。皇太极曾用左右换位改变诸旗排序，打压正红旗主代善。当时，正白旗又升了一位，仅次于两黄旗。该旗旗主是年少资浅的多铎，没什么威胁。
现在，多尔衮通过换旗色，让自己得到正白旗，在八旗中仅次于天子自将的两黄旗，成了内六旗之首，抬升了自己的地位。

多尔衮还免去了八旗诸王管理六部的权力，使旗下诸王对中枢的影响削弱。在旗内，他也削弱了各旗旗权，将旗主对旗人的诸多权利收归中枢。
多尔衮与济尔哈朗的名号从辅政王变成了摄政王。但多尔衮并不打算与人分享权力。
在清初诸王中，郑亲王济尔哈朗极其平庸。对皇太极惟命是从，才使他成为镶蓝旗主。皇太极死后的八旗博弈令他更进一步，成为辅政王。当时，多尔衮的精力都在如何应对两黄旗大臣的挑战、白旗两王的掣肘和安抚两红旗，乐意将无能的济尔哈朗推到前面。但是，辅政地位稳固下来后，多尔衮迟早要排斥同僚，大权独揽。本来，如何处置多铎夺妻和八旗排序，都是济尔哈朗狙击多尔衮的绝好机会。他后知后觉，无所作为，放任多尔衮扩张实力。
就在多尔衮在八旗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时候，大明正在经历天翻地覆的巨变。



崇祯十七年 (1644年，清顺治元年)三月十九，已建国大顺的李自成攻破了北京，毡笠缥衣，入承天门。明思宗自缢万岁山寿皇亭外。顺军东攻山海关。二十七日，明将吴三桂向清国乞师求援。四月初八，清国动员了八旗军的三分之二，奔赴山海关。如此重要的战事中，八旗统帅就是白旗三王多尔衮、多铎和阿济格。
四月二十二日，八旗劲旅大举入关，联手吴三桂，在山海关内大破顺军，衔尾追杀四十里，直趋北京。这一役，多尔衮亲临战阵。两白旗充当了战场主力。后来，他们夸耀入关问鼎，白旗首功，就是这个原因。

李自成仓皇回京，草草登基称 帝后就率部西走。五月初二，多尔衮率八旗劲旅进北京。二十七日，多尔衮入武英殿，升御座，欣欣然有南面称尊之快。
究竟是迁都北京、逐鹿中原，还是向先前一样，劫掠一番，返回辽东，八旗内意见不一。阿济格就主张屠戮后退守山海关，最多派王公率少量人马暂驻北京。但是，多尔衮否决了这种意见，决意问鼎。



八月二十日，福临率关外八旗离开盛京，迁都北京。
此次迁都，各旗人马本应依序行进。济尔哈朗却擅自将本应殿后的镶蓝旗排在了两黄旗之后，居于内六旗之首。大概，他以为自己贵为摄政王，且排位在多尔衮之前，名义上为诸王领袖，所以他的旗也应该居内六旗之首。
早先，旗序确实与旗主地位相关。比如，褚英身为长兄，他领有的白旗序列就在弟弟代善的红旗、堂弟阿敏的蓝旗之前。但是，八旗分左右翼后，旗序已经固定下来。就算是皇太极打压代善，也是借口左尊于右，通过改变左右翼的位次来降低两红旗地位，并没有直接将旗主地位与旗序挂钩。所以，镶蓝旗插队过于冒失了。不仅如此，济尔哈朗以相同的逻辑，还把正蓝旗安置在镶白旗前，结果被侄子吞齐告发。这给了多尔衮问罪的理由。自知理亏的济尔哈朗不得不作出让步，自认屈居于正白旗主之下。从此，清廷大臣办事先找多尔衮；公文上的署名，济尔哈朗改列在后。
前面，我们提到多尔衮是如何利用八旗排序来提升自己的地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济尔哈朗在旗序问题上犯错，导致自己丧失了优势地位。两位旗主可谓高下立判。
领有正白旗全旗，是多尔衮破坏福临即位时的辅政格局、独揽大权所迈出的第一步。那么，力压济尔哈朗无疑是极其重要的第二步。这意味着，多尔衮成为外朝第一人。这种地位，对平庸的济尔哈朗来说并无实质意义。但是，多尔衮却足以将名分上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并将矛头指向与他矛盾最大的正蓝旗主豪格。
在福临登基后，一无所获的豪格与多铎关系趋近。他们曾一同出游。当多尔衮提出八旗诸王不再兼管六部事务的时候，两人同声反对。尽管无效，此举却显示了正蓝旗与镶白旗有结盟趋势。传说，多铎曾扬言，早知稚子称帝，还不如拥戴豪格。在多铎夺范文程妻一案中，肃亲王豪格也被罚银三千两，罪名是明知多铎犯法而未举发。多尔衮借此案敲打了两人。
在皇太极死后，镶蓝旗主济尔哈朗最初就是支持豪格的。豪格与多铎出游，也曾事先请示过济尔哈朗。所以，多尔衮不能不怀疑两个蓝旗似乎也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同盟关系。如果两蓝旗，再加上多铎的镶白旗，足以动摇现有格局。在两黄旗中，豪格同样不乏追随者。当初，图尔格等人就试图拥戴他。豪格还试图拉拢正黄旗管旗大臣谭泰。所以，多尔衮决意要打击豪格。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豪格被告发诽谤中伤多尔衮，说睿亲王福薄，命不久矣。揭发他的人名叫何洛会。此人原隶属正黄旗，后因两黄旗与正蓝旗整合，改隶正蓝旗，是管旗大臣。何洛会人品卑下，在围锦州一役中层隐匿他人破阵功绩，侥幸逃脱惩罚。不过，豪格对他颇为信赖。知道豪格与多尔衮因争夺帝位水火不容，何洛会见风使舵，倒向了权势日盛的多尔衮，出卖了自己的旗主。他诬陷豪格与五大臣费英东之侄扬善勾结，图谋不轨。
在多尔衮的主持下，豪格被削去肃亲王爵位，并夺走七个箭。扬善之子罗硕通满、汉、蒙古文字，素有能名，是内国史院学士。因这一冤案，父子双双被诛杀。何洛会则跻身多尔衮的心腹。后来清国迁都北京时，他奉命留守旧都盛京，俨然一方重臣。
清廷定鼎北京，须大封功臣。多尔衮称“叔父摄政王”，而济尔哈朗仅为“叔父辅政王”。此外，阿济格和多铎原被降为郡王，现在也都恢复亲王爵位。岳托之子镶红旗主 罗洛宏从部王晋位衍禧郡王，皇太极第五子硕塞封承泽郡王。此次，豪格也恢复了肃亲王爵位，暂时保住正蓝旗主之位。此后，他率部攻略齐鲁，但与多尔衮并未和解。
与此同时，多尔衮开始拉拢正蓝旗的部王阿巴泰，进其爵为郡王，似有以他取代豪格任旗主之意。一个明显的迹象是，阿巴泰从豪格手中接手了东路战事。
但是，彻底清算豪格的时机还不成熟。只有降服同为辅政王的济尔哈朗，多尔衮才能为所欲为。
浙江总督张存仁是镶蓝旗人。顺治二年十月，他馈赠本旗旗主济尔哈朗绸缎两匹、茶叶百斤，遭到了严词斥责。顺治三年，多尔衮斋戒期间，范文程等大臣就罢黜甘肃巡抚一事请示济尔哈朗，结果被下狱。多尔衮借题发挥，强力打压济尔哈朗，确保自己大权独揽。到顺治四年，济尔哈朗因建造的府邸逾制，擅用御用物件等罪名被剥夺了辅政权。

多尔衮的强势已引起了两黄旗的不安。
对豪格的遭遇，包括多铎在内的不少八旗王公十分同情，有的是借以发泄对多尔衮专权独断的不满。两黄旗本就与豪格亲厚，更是怨声载道。多尔衮派豪格到西路，征伐张献忠。同行出征的人中，有很多两黄旗中反对多尔衮的大臣。不同于屡战屡败的李自成，此时的张献忠实力完整，战力彪悍。多尔衮派豪格出征，隐隐有借刀杀人之意。豪格也是无可奈何。如果抗命，他就会给政敌以口实，惹来圈禁，甚至杀身之祸。
为了断绝正蓝旗主豪格继位之路，同时压制镶白旗主多铎多尔衮曾倾力结好两黄旗，比如拥戴福临、诛杀阿达礼和硕托，还有处决巴布海。随着福临地位渐稳，豪格已无力翻盘，他开始软硬兼施，打压两黄旗。在正蓝旗的何洛会诬陷豪格案中，镶黄旗的扬善等四大臣被指勾结豪格，惨遭杀害。不过，多尔衮真正的突破口，是正黄旗的谭泰。
此人出身东海女真舒穆禄氏，是努尔哈赤时的重臣扬古利之弟，早在天聪年间就是正黄旗管旗大臣，资历深厚，在两黄旗中仅次于图赖、图尔格。入关后，他因大破李自成于真定，封公爵。
在皇太极去世后的大位之争中，两黄旗并非铁板一块。图尔格属意豪格，而索尼等更倾向于拥戴福临。只不过，巨大的外部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搁置分歧，共同对外。所以，他们在三官庙盟誓的时候只笼统地说大位非皇太极子孙不可，并无具体人选。身为两黄旗重臣，谭泰是唯一摇摆不定的。他先前支持豪格，后来转而支持福临。豪格一案中，何洛会称豪格曾埋怨谭泰不肯支持自己。多尔衮因此对谭泰青眼有加。
在正黄旗中，舒穆禄氏和赫舍里氏是两大势力，但彼此却有夙怨。
赫舍里氏的首领自然是索尼。不过，他的从叔希福亦很有权势。希福是在哈达部被建州女真吞并时归附后金的。由于他兼通满、汉、蒙三族语言，所以供职于中枢多年。皇太极设内三院后，希福授内弘文院大学士，是清朝旗制和部院官制的重要制定者。在内三院中，他的影响仅次于范文程。
希福与舒穆禄氏的谭泰曾在大凌河之战中联手阻击过大明的援军，共同立下战功。但是，两人关系并不亲厚。希福想要调换朝廷赏赐的府邸，被谭泰阻挠。希福未能如愿，忍不住出言讥讽。双方矛盾激化。于是，谭泰揭发希福曾泄漏机密，称多尔衮自承有过。这导致希福被罢黜。
顺治二年，谭泰与鳌拜奉旨调查阿济格谎报军情案，却藏起了诏书，不肯示众，结果被希福之侄索尼揭发。这是重罪。因多尔衮袒护，谭泰逃过一劫，仅被降职。他转过来揭发索尼在内库弹琴、牧马，还有在宫门的桥下捕鱼。尽管当时在场的两黄旗大臣冷僧机、巩阿岱、锡翰、塔瞻、鳌拜等都认为谭泰说谎，可审案大臣迎合多尔衮，枉法裁判。索尼被判处死刑。多尔衮免去了他的死罪，但还是将他削职为民。谭泰却顺利复职，依旧是正黄旗管旗大臣。冷僧机、巩阿岱等人受池鱼之殃。索尼与谭泰，一落一起，无疑是多尔衮清洗两黄旗的讯号。
舒穆禄氏和赫舍里氏的恶斗，导致本该并肩对抗白旗的两黄旗分崩离析。

对谭泰的背叛，两黄旗大臣之首图赖极为愤怒。
此人是开国五大臣中的费英东第七子，本属镶黄旗，后改为正黄旗。清初八旗中名将辈出。但是，象图赖这样战功显赫的，也不多见。从大凌河之战到松锦之战，再到一片石击败闯军，然后破李自成于潼关、扬州擒史可法，渡江俘虏南明弘光、隆武二帝，他几乎是无役不与。
清军初入山海关时，图赖与谭泰就有一段恩怨。当时，李自成退出京师，西逃关中。谭泰先是尾随追击，后来才奉命转向东线，攻击偏安江南的南明，所以落在了东线诸军之后。如果能攻克南京，无疑是灭国之功，不下于山海关的一片石之战。谭泰生怕错过了立功机会，派人游说图赖，希望等他率军赶到，再对南京发起总攻。这无疑是以私利干预军略。图赖不仅没有接纳，还向东线主帅豫王多铎告发，同时派塞尔特携文书知会镶黄旗的索尼，要他转呈多尔衮。图赖班师回朝后，发觉多尔衮对此事竟然一无所知，当即逮捕了塞尔特。塞尔特坚称自己已将图赖的文书交给了索尼，是索尼隐匿不报，意图庇护谭泰。结果，索尼被判死刑。
但是，这样的结果太过蹊跷。正如索尼辩白的：自己曾经揭发谭泰谎报军情，怎么可能自己隐匿文书，去包庇谭泰。
多尔衮也觉得此案不合常理，亲自鞫讯塞尔特。直到这时，塞尔特才说出了真相：原来，当时，他曾将这事禀告给自己这个箭的佐领希思翰。希思翰怕谭泰或因此获罪，就命他偷偷将文书弃入河中。
真相大白后，塞尔特和希思翰自然难逃惩处。但真正棘手的，是如何处置谭泰。要降服两黄旗，这位正黄旗的大臣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多尔衮无意让他成为弃子。可是，谭泰罪行清楚，一味袒护又伤害了摄政王的公信力。多尔衮犹豫了三日，还无法决断，结果被图赖当面诘问。
多尔衮无言以对，恼羞成怒，反过来斥责图赖：你太狂妄了。当年讨论追击李闯流贼的时候，你就曾唾骂过肃王豪哥、豫王多铎和英王阿济格，今天又对我出言不逊。怒色疾声，是对谁逞威风？我与诸王难道不是先帝的子弟！
说完，多尔衮拂袖而去，打道回府。不过，诸王将图赖绑缚睿王府时，多尔衮也自知有顾左右而言他之嫌，又碍于图赖的声望，还是赦免了他。
没想到，风波并未平息。侍卫阿里马私下讥讽图赖上蹿下跳，目的是庇护同属正黄旗的索尼，又被图赖告到摄政王那里。结果，阿里马与弟弟索泥岱持刀拘捕，双双被杀。可见，图赖对多尔衮抗争之激烈。
图赖还曾警告多尔衮不要别有用心。碍于公论，多尔衮无法正面还击，只能利用摄政王的权力，将图赖调往闽浙战场。后来，图赖病殁于班师途中。他的下世，对两黄旗来说是一大噩耗。此后，两黄旗再无人有底气对抗多尔衮。

图赖死后，谭泰立刻被释放，再度复职。他锒铛入狱后，得到了多尔衮的多方照顾，感恩戴德，死心塌地地追随摄政王。
顺治三年（1646年），李自成一败涂地，残部退向湖广。多尔衮派阿济格追击顺军残部；多铎南进，面对上下离心、乌烟瘴气的南明；豪格与镶红旗主罗洛浑，还有同样隶属该旗的褚英第三子尼堪一起，西征四川，破大西军，诛张献忠。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大军班师。福临亲自设宴慰劳。这是豪格一生的巅峰时刻。
仅仅过了一个月，多尔衮以豪格偏袒正黄旗大臣希尔艮、起用罪人之弟的罪名将豪格下狱，定了死刑。不得已之下，幼帝福临以绝食相要挟，让多尔衮不得不答应将处罚改为囚禁。镶黄旗的鳌拜也以阿附豪格之罪被贬职。
同时，镶蓝旗的吞齐突然翻出陈年旧账，揭发济尔哈朗在皇太极驾崩后曾试图联合两黄旗大臣，拥立豪格。这本查无实证，多尔衮还是强行将济尔哈朗降为郡王。
此事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不肯臣服于他的两黄旗大臣。已去世的图赖因当年曾与两黄旗大臣在三官庙盟誓，被指阴谋拥戴豪格，追夺公爵爵位，子侄一律开革，连家产也被籍没。
逝者尚且不免，就更遑论生者了。鳌拜先是被判革职，后侥幸保住了官位。锡翰削去公爵，发往昭陵，替皇太极守墓。曾公然拥戴豪格的图尔格，还有他的儿子科普索也双双被革职。
雪上加霜的是，科普索在巨大的压力下变节了，转身揭发父亲图尔格、叔父遏必隆在皇太极死后擅自调动正黄旗的三个箭，威胁白旗，连他的祖母也牵涉其中。此事再次将鳌拜、巩阿岱和锡翰等人卷入风波。最后，鳌拜、遏必隆革职免死。但是，巩阿岱、锡翰，还有当年因告发莽古尔泰而从正蓝旗调入正黄旗的冷僧机则屈服了，投靠多尔衮。巩阿岱、锡翰当年都名列三官庙盟誓的六大臣中。他们不仅自己悔誓，还逼迫索尼、鳌拜跟从，遭到拒绝。
索尼被驱逐到盛京。但是，多尔衮并不打算放过他们，继续逼两黄旗及其他旗的大臣构陷索尼和鳌拜。伊尔德等六人不肯附和，同样遭到清洗。
此时，福临身边的原两黄旗大臣、侍卫已不足二十。巩阿岱、锡翰这样的变节之臣甚至敢公然侮辱皇帝。
不仅如此，在给八旗分配土地时，沙压水淹、不堪耕种之地多给了两黄旗，尤其是镶黄旗。驻防沧州两白旗兵丁，多尔衮给饷不绝；反观驻在毗邻的河间的两黄旗，屡请不发饷。两黄旗受此歧视，愤愤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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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屡施辣手打压两黄旗的同时，多尔衮也没有放过正蓝旗。
在狱中一个多月，豪格暴毙。本来，他的儿子富绶应该继承他所拥有的箭，甚至正蓝旗主。但是，这显然不符合多尔衮的利益。变节的正蓝旗管旗大臣何洛会生怕富绶成为自己的主子，会报复自己，力主斩草除根，不过没有得到多尔衮首肯。
按照旧例，豪格的正蓝旗部众如不归其子嗣，就应当归与其亲缘关系较近的诸弟所有:要么改封给皇太极诸子，要么收归福临亲掌。但是，多尔衮早就垂涎于正蓝旗。他以自己身为摄政王，应增加护卫为由，强行让正蓝旗暂时隶属于他。按多尔衮的说法，福临亲政后，他会归还该旗。可谁都知道，这不过是一句空话。
就这样，正蓝旗再次易主，只不过抢夺者从后金大汗皇太极变成了清国摄政王多尔衮；被害者从莽古尔泰兄弟变成了皇太极诸子——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正蓝旗的另一王公饶余郡王阿巴泰已于顺治三年亡故，其三子博洛继承了他的箭。皇太极时代，博洛执掌理藩院，颇有实权。入关后，他先是追随多铎南征，破南明的弘光朝廷，后又灭鲁王监国政府、隆武朝廷和绍武朝廷，又北上攻打叛清的大同守将姜瓖，屡屡立功，先封郡王，后晋位端重亲王。博洛已逐渐倒向多尔衮。
此时，多尔衮不仅独揽大权，不向福临行跪拜礼，还将名号从“皇叔父摄政王”改为“皇父摄政王”，加生母阿巴亥谥号。他甚至敢公然指责皇太极当年系篡权夺位。可以说，多尔衮俨然已成为事实上的皇帝。

两黄旗被摧残、正蓝旗被吞并，其他五旗也无法制衡多尔衮。
顺治五年，代善病殁。礼亲王爵位和正红旗主由亲近多尔衮的第七子满达海继承。正红旗内的另一王公是萨哈璘之子勒克德浑。他的兄长阿达礼在皇太极去世后试图拥立多尔衮，失败被杀。勒克德浑受牵连，贬为庶民，发到正蓝旗。有这重渊源，多尔衮把持朝政后，恢复了他的宗室身份，回到正红旗，晋封部王。所以，勒克德浑对多尔衮是感恩戴德的。江南初定后，勒克德浑接替多铎，对阵浙江的南明鲁王。南明接纳李自成余部后，在湖广声势大振。勒克德浑又奉旨驰援，主持湖广战事，因功晋升顺承郡王。
满达海与勒克德浑不仅倾向多尔衮，而且常年征战在外，很少插手正红旗内事务，再加上辈分不高，资望尚浅，无法在八旗内对多尔衮构成威胁。
相比正红旗，镶红旗一盘散沙。旗中势力鼎足三分：一是岳托子嗣，以旗主衍禧郡王罗洛宏为首；二是福临的庶出兄长承泽郡王硕塞，他被分入镶红旗；三是褚英的子弟。
硕塞曾接受过多尔衮赠送的五箭部众，在没有什么战功的情况下，又被破格晋封为承泽郡王，自然不会反对多尔衮。
皇太极在位时，褚英一脉备受打压。杜度本人被削掉安平部王爵位，七子也都贬为庶民。等到多尔衮摄政，恢复了杜度七子的宗室地位，长子杜尔祜、三子特尔祜和七子萨弼均封辅国公。次子穆尔祜因战功后来也封辅国公。他们对皇太极一系欺凌父亲杜度本就不满，自然倒向多尔衮。除六子外，另外六人均听命于摄政王，效命战场。杜度之后，褚英一脉以杜度的三弟尼堪为首。早在努尔哈赤时，他就已随军出征，颇有战功。八旗入关后，尼堪奔波于东、西各个战场，战功赫赫。弘光帝朱由崧就是被他所获。所以，尼堪在 顺治五年晋封敬谨郡王。次年，他参与攻打大同守将姜瓖，封亲王，成为镶红旗中爵位最高者。
无论硕塞还是尼堪等人都是后来被封入镶红旗的。镶红旗的部众是属于代善旧部。代善长子岳托的后裔才是镶红旗真正的主人。岳托的次子衍禧郡王罗洛宏在父亲去世后袭爵，不过仅仅是部王。虽然他屡有战功，却一直没有能晋升，反倒在因为在皇太极宠妃海兰珠丧期内以音乐娱乐，被扣上了嗜酒妄议的罪名，削去爵位。虽然，皇太极很快就恢复了他的爵位，却命济尔哈朗、多尔衮两位旗主以长辈的身份严加训诫。清军入关后，罗洛宏才得到了衍禧郡王头衔，不过两年多后，他随豪格征讨张献忠时，病殁于军中，年仅二十三。罗洛宏之子袭爵时才一岁，空有旗主之名，根本无法掌控旗众。罗洛宏的兄弟中，只有喀尔楚浑较为出色，后来任镶红旗管旗大臣。但是，他爵位仅为镇国公，与同旗的敬谨亲王尼堪、承泽郡王硕塞相去甚远。更糟的是，喀尔楚浑和罗洛宏一样，于二十三岁病故。所以，拥有镶红旗多数箭的岳托一脉在八旗中反而毫无发言权。
至于镶蓝旗，旗主济尔哈朗在叠遭打击后，唯唯诺诺，畏首畏尾。豪格死后，他离开中枢，远在湖广战场，自然无法遏制多尔衮。镶蓝旗中的吞齐、尚善都是投靠多尔衮、揭发济尔哈朗而晋位部王的。他们充当了多尔衮控制镶蓝旗的爪牙。



对多尔衮强夺正白旗不满，改任镶白旗主的多铎本来隐隐然与正蓝旗主豪格结盟，还一同出游，结果双双被罚。顺治二年十二月，多铎南征获胜而归后，双方又发生冲突。
当时，朝中传言摄政王立年幼的福临，而非年长的豪格，是自己觊觎皇位。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称当初不立豪格为君，是众人公议。现在怎么能市恩修好?作为当年会议亲历者的多铎故意一言不发。多尔衮斥其为奸人。不过，许多逢迎摄政王的大臣请求问罪于多铎，多尔衮并未同意。在强力打压豪格的同时，他还是要拉拢同属白旗的多铎。
因为，多尔衮没有子嗣。

在年事渐高的情况下，多尔衮选择了收养多铎之子多尔博为嗣。这就是说，等到多尔衮下世，两白旗都将归多铎后裔所有。如此巨大的诱惑，终于使多铎转变了立场。两白旗主已然联手。他们甚至互相交换旗人，让两白旗更为紧密地结合为一体。顺治四年七月，多尔衮提议多铎为辅政王。接着，济尔哈朗被罢黜，降爵为郡王。这样，多铎事实上在诸王中地位仅次于多尔衮。
不过，多尔衮与多铎摒弃前嫌，日渐亲厚，却引起了两人胞兄阿济格的不满。
虽然在白旗三王中年纪居长，阿济格自被皇太极削去镶白旗主后，多年来一直屈居两位弟弟之下。入关后，他又是屡屡犯错。在追击李自成时，阿济格搜刮地方，绕路向蒙古诸部索要良马，导致未能与多铎按时会师关中。接着，他谎报李自成死讯，令清廷大失颜面。阿济格口无遮拦，公然称福临为孺子，令人侧目。大同守将姜瓖降而复叛，也同阿济格在当地催收粮草、动辄杀戮士绅有关。
多铎晋封辅政王后，他自认为功劳不在两位弟弟之下，却被排除在权力圈之外，愤愤不平。
顺治六年（1649年）三月，镶白旗主多铎病卒。多尔衮匆匆从大同回京，留阿济格继续征讨姜瓖。仅仅过了三个月，阿济格就派人去见多尔衮，称已故的多铎没有什么功劳，济尔哈朗更只是宗室旁支，赤裸裸地说自己比两王更有资格辅政。多尔衮大为光火，怒斥了阿济格自请叔王实属荒谬。为了填补多铎离去后的权力空缺，多尔衮任命正红旗主礼亲王满达海、正蓝旗的端重亲王博洛和镶红旗的敬谨亲王尼堪为三理事王，协理朝政，将镶白旗的英亲王阿济格，还有镶蓝旗的郑亲王济尔哈朗都排除在外。
阿济格图谋落空，转而希望营造新府邸，也被拒绝。多尔衮让诸王大臣历数阿济格种种为非作歹之处，虽然没有论罪，却禁止其插手政事。
多尔衮此举，固然与阿济格的荒唐有关，却还有另外一重考虑：
多铎亡故后，他所属的箭，还有镶白旗主之位，本应由多铎嫡子多尼继承。但是，多尔衮却趁机将其据为己有。八旗旗主和各箭本属私产，承继应按亲疏而定。从这个角度说，就算多尼年纪尚小，不能掌旗，也应该由同属镶白旗的阿济格接手。毕竟，阿济格与多尔衮同为多尼的亲叔父。所以，多尔衮必须打压阿济格，才能名正言顺地占有镶白旗。最明显的举动，就是他禁止多尼拜访阿济格。
就在阿济格被谴当月，也就是顺治六年六月，多尔衮进行了一系列人事调动：镶白旗护军统领阿尔津解任，调正蓝旗任护军统领；镶白旗护军统领由正蓝的索浑调入充任；原正蓝旗的何洛会被任命为镶白旗管旗大臣，接替被调入正蓝旗的韩岱；镶白旗的郎球调任正蓝旗管旗大臣。接着，韩岱替代郎球，成为正蓝旗管旗大臣。这样，多尔衮确保了自己对两白旗和正蓝旗的控制。
不过，多铎之子多尼仍留了在镶白旗中。
除了多铎属下的各箭，镶白旗中还有一半的箭归英亲王阿济格所有。多尔衮便将阿济格及其属下各箭由镶白旗调入正蓝旗，将原属豪格的箭调入镶白旗。这样，他就能以镶白旗主身份，名正言顺地领有这些箭。正蓝旗中原属于阿巴泰的箭则不动，归其子岳乐、博洛。
按照八旗旧例，旗主之妻薨，本旗官员夫妻衣冠缟素，其他旗官员帽去红缨。顺治六年底，多尔衮元妃薨时，镶白旗与正白旗一样穿孝服，清楚地表明两白旗已成为多尔衮所领之旗。此时，两白旗的旗务，是由两旗议政大臣、管旗大臣和护军统领共议，报多尔衮裁决。正白旗与镶白旗名为两旗，实为一体。
此时的多尔衮自号皇父摄政王，剑履上朝、不趋不拜，俨然无冕之帝王。政事也是在睿亲王府处理，而非宫廷。倚仗着他的赫赫权势，两白旗飞扬跋扈，气焰嚣张——这是一个白旗飞扬、六旗低垂的年代。



清国迁都后，关外的满洲、蒙古，乃至野人女真，如鱼皮部等也纷纷迁徙而来。他们远离了故土，自然不能像从前以渔猎为生。所以，清廷下旨圈地。但是被圈的土地很快就突破了最初的无主地，转向关内汉人拥有的土地，地域也从京畿扩大到江北，造成汉家百姓流离失所，成为一大恶政。八旗部众不擅耕种，就以种种手段强逼失地百姓投充为奴，酿成了无数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不堪忍受的百姓纷纷逃走。为了遏制逃亡之风，多尔衮又颁布了严厉的逃人法，对窝藏逃人的窝主加以严惩，邻居连坐。圈地法、投充法和逃人法就是清初三大恶政。八旗与汉人矛盾极为尖锐。但是，多尔衮熟视无睹，一味推行恶政。
在圈地时，他纵容两白旗，苛待其他六旗，特别是镶黄旗，也使两白旗陷入孤立。
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多尔衮出古北口外行猎，不慎坠马。休养了数日后，他再次上马围猎。随从们驱赶着一头猛虎，从多尔衮马前不远处奔过。他兴奋地跃马弯弓，却很勉强地射了三箭，就体力不支，颓然放弃。
十二月初九，多尔衮病亡于喀喇城，时年三十九。
灵柩在九天后返京。福临率大臣缟服出迎多尔衮棺椁。九城内外，白幡如海、素幔如潮，天地仿佛只剩下了一种颜色。在一片惨淡的白色中，两白旗要为他们的旗主，也为这个属于他们的时代举行葬礼……

尾声：八旗隐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病殁于喀喇城。两白旗无主。有资格主旗的人选有三：
首先是英亲王阿济格。他在白旗三王中年纪居长，但胸无城府、缺乏人望，实力一直垫底。多铎死后，阿济格不仅没有能接任辅政王，还被冷藏。不仅如此，多尔衮整合两白旗时架空了阿济格。就连阿济格的嫡子劳亲也被他从镶白旗调入正白旗，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下。恐怕，此举就是为了避免他们父子利用多铎病逝后的权力空白，掌控镶白旗。对此，阿济格也只能徒呼奈何。
其次是多铎的嫡子多尼。原先他领有的箭被多尔衮摊入两白旗。还有几个箭被划入正蓝旗。不过，多尼本人此时还在镶白旗中。多尔衮死后，他身为豫亲王，是两白旗中爵位最高者。作为多铎的嫡长子，多尼同样有接掌白旗的资格。不过，他当时只有十四岁，缺少资望。
再有就是多尼的弟弟多尔博，过继给多尔衮。从宗法的意义上说，他才是多尔衮名正言顺的继承人。多数两白旗大臣也支持多尔博。这与皇太极死时两黄旗誓言共保幼主何其相似。除了多尔衮遗留的部众，他没有任何自己的私人势力。两白旗大臣相信，只有奉多尔博为主，才能保住他们入关以来在八旗中的优势地位。
多尔衮病危时，阿济格随行。他试图封锁摄政王死讯，暗中命其子劳亲率兵前来喀喇城。同时，阿济格散布谣言，混淆视听，称多尔衮调自己的儿子劳亲入正白旗，是因为对收继多尔博颇有悔意，准备以劳亲取而代之。


按《清世祖实录》记载，多尔衮薨歿当晚，阿济格只到灵前短暂露面，就返还自己营帐。当晚，随行的三理事王等五次哭临，他都没有出现。翌日，阿济格才在诸王的劝说下姗姗来迟。结果在路上还发生了一场风波。阿济格之子遇到多尔衮手下的人马，竟然挥鞭驱逐，让他们避道退后，自己的人马先行。这个记载让人颇为费解。有意取代多尔衮的阿济格不是应当笼络两白旗么？
两白旗大臣对英亲王十分警惕，甚至怀疑他要劫持豫亲王多尼。在此情形下，阿济格竟然以刀兵相威胁，硬生生将自己推到了两白旗诸位大臣的对立面。在他的威胁下，两白旗不得不向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礼亲王满达海告发阿济格乘丧作乱。这等于将选定两白旗主的主动权交到了他人之手。
不仅如此，阿济格还暗示端重郡王博洛，召集三理事王，推举自己为摄政王。
十二月十八，多尔衮灵柩还京时，阿济格与劳亲率军随行。当福临和京中诸王、大臣出城迎灵，阿济格傲慢无礼，俨然以摄政王自居。他没有想到，大学士刚林已经飞骑入京，将阿济格图谋夺权的情况传递给京中诸王大臣了。济尔哈朗等早就布下天罗地网，要将英亲王制服。最终，阿济格随从三百骑被诛，自身以不敬多尔衮之罪名被囚禁。他的十三个箭收归福临，强占多尼的七个箭勒令归还。多尔衮分给劳亲的四箭也被剥夺。
身陷囹圄的阿济格竟然藏刀监舍，暗掘地道，甚至要纵火焚狱。等待他的，只能是赐死的下场。

在多尔衮的亲信罗什提议下，豫亲王多尼被调入正蓝旗。同时，两白旗大臣还出任正蓝旗的管旗大臣和护军统领。这样就确保了正蓝旗继续充当两白旗的附庸。多尼入正蓝旗后，两白旗中的亲王就只剩下了多尔博。他继承了多尔衮的睿亲王爵，食三俸。至少在名义上，七岁的多尔博将成为两白旗新的旗主。
此时，多尔衮余威尚存。福临对抗两白旗的时机不成熟，所以接受了这样的安排。
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福临亲政。在此前后，他先是将被降为群王的博洛和尼堪爵位恢复为亲王，同时礼亲王满达海改封巽亲王，稳住了三理事王。对两红旗，福临同样进行了拉拢。正红旗的代善第四子瓦克达封履郡王，而代善之孙杰书封康郡王；镶红旗的罗洛宏之子罗可铎封平郡王。蛰伏日久的郑亲王济尔哈朗也回归中枢。另外，被多尔衮打压的两黄旗大臣鳌拜等已先期调回中枢，成为议政大臣。
就这样，两黄旗、两红旗和镶蓝旗与皇帝福临形成同盟，共同对付多尔衮留下的两白旗和正蓝旗。
此时，福临需要一个借口，来颠覆原有格局。给他这个借口的，是正白旗大臣苏克萨哈。

@xiang983234 2021-02-24 08:20:28
楼主写得真精彩，我们一直收藏在看。
只是后面写得好急忙了，是不是楼主没有耐心写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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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鼓励。倒也不是，大体并不想写八旗始末。只写以八旗为单位的政治活动，结束于顺治。此后，政治结构从八旗模式转化为中枢（殿阁-上书房-军机处）统御六部九省的传统朝廷模式，就不写了，没有什么特别的。

苏克萨哈出身叶赫王族的旁支。母亲是努尔哈赤第六女。苏克萨哈果断倒向了福临，出首揭发多尔衮生前图谋篡位，死后着龙袍入殓，还有企图将两白旗迁至永平等罪名，掀开了清算多尔衮的序幕。
就如当年谭泰的背叛，导致两黄旗失去了对抗两白旗的底气。现在，苏克萨哈背叛也令两白旗土崩瓦解。
此时，两白旗大臣的核心是护军统领兼议政大臣博尔辉、议政大臣额克亲、内大臣吴拜、护军统领苏拜，再加上罗什这五大臣为核心。
福临以挑拨博洛、尼堪两位理事王与两黄旗大臣关系的罪名，铲除了罗什等两白旗五大臣。罗什的罪名是“自恃御前大臣，阴行蛊惑，为欺罔唆构之行”，把睿王多尼从镶白旗调入正蓝旗，而将两白旗归于多尔博。

此时又发生了擅改《实录》案。
我们曾提到过，多尔衮之母阿巴亥在努尔哈赤去世后，迫于当时四大部王的压力，自尽殉葬。不过，《太祖实录》里的记载却是阿巴亥“自愿从死”。
本来，这段往事对所有当事人来说，都不算光彩。皇太极、代善等有逼死嫡母的嫌疑，而多尔衮生母惨死却无法报仇，于孝道有亏。就是阿巴亥，被逼死实际上也有咎由自取得意味。她在努尔哈赤晚年玩弄权术，意图勾结部王，还打压皇太极和正白旗，引起了诸王警觉，唯恐她祸乱朝政。所以，《太祖实录》的记载未尝不是一种各方均可接受的掩饰。
然而，济尔哈朗等指控刚林和祁充格擅自修改《实录》。
刚林出身满洲望族瓜尔佳氏，原本隶属于正红旗。在皇太极去世后，多尔衮等拥戴福临，而刚林的旗主阿达礼却密谋推翻成局，支持多尔衮登基。刚林反对。在阿达礼丧命后，刚林也就无法在正红旗容身，改隶正黄旗，并成为多尔衮的心腹。祁充格是满洲的乌苏氏，原本隶正白旗。因为他是满洲人中为数不多的史才而受重用。皇太极时，多尔衮出征，当时的正白旗主多铎本应随皇太极到郊外饯行，结果祁充格又因私外出，忘告知旗主。这个罪名导致他被判死刑。皇太极宽恕了祁充格，不过削掉管制，贯耳鞭责，然后将他改到镶白旗，归旗主多尔衮。祁充格因祸得福，收到了多尔衮重用，与刚林一起编撰史书，主持会试，成为文臣中风头最劲的两位。现在，两人又同被扣上为多尔衮“削匿罪愆、增载功绩”的罪名，双双被诛杀。



正黄旗叛徒谭泰、锡翰见势不好，再次倒戈，试图与多尔衮、两白旗切割。他们将矛头指向了何洛会。
何洛会曾参与诬告肃亲王豪格，而受到多尔衮的重用。豪格死后，他的王妃被多尔衮所娶。婚礼时，豪格的几个儿子被召入府中。何洛会竟然当面侮辱他们：“见此鬼魅，不觉心悸！”由此，他与皇太极一脉结下了仇怨。多尔衮死后，何洛会曾跟锡翰提过，自己与两黄旗的大臣交恶，又曾讦告肃亲王豪格，皇帝恐怕容不下。
等到两白旗的罗什、博尔惠等被诛，这些话被谭泰、锡翰等揭发，何洛会下狱，被处死。
不过，谭泰和锡翰的倒戈并没有能挽救他们的性命。两人都曾是两黄旗的重臣。皇太极去世后，两黄旗大臣在三官庙盟誓共保幼主，他们都在其中。但是，面对多尔衮滔天权势，他们都选择了背叛，阿附于摄政王。
多尔衮死后，两白旗大臣被清算，刚林和祁充格也被处死，谭泰却靠揭发何洛会而暂时过关，继续担任礼部尚书这一要职。御史张煊弹劾吏部尚书陈名夏。此时，福临离京畋猎，所以巽亲王满达海主审此案。诸议政王大臣倾向于认为张煊的控告属实，奏报福临。但谭泰与陈名夏交好，亲赴驻跸之处，力图翻案。福临一时无法决断，回京召集诸王大臣廷议，谭泰“咆哮攘臂，力庇党人”，指责张煊反坐诬告之罪。结果，张煊被绞死。此事令谭泰愈加骄纵，纵容妻弟岳尔多强夺族人爵位，为妹夫佟图赖谋取官位，引起了福临的反感，将其下狱。谭泰背叛两黄旗，早就与两黄旗其他大臣势同水火。鳌拜见机，站出来指证谭泰阿附多尔衮、营私擅政。谭泰终于被杀。
锡翰是努尔哈赤的侄子，同样以党附之罪与其兄巩阿岱一起被杀，后代失去宗室身份。

同时被杀的，还有冷僧机。他本隶正蓝旗，在皇太极清算莽古尔泰一系时，冷僧机靠出卖莽古济公主，保住性命。事后，他改隶正黄旗。冷僧机最初并没有阿附多尔衮。在谭泰攻讦索尼的时候，曾要冷僧机充当证人，遭到拒绝。冷僧机因此以徇私包庇的罪名，被多尔衮削去世职。不过，后来他就倒向了摄政王，因此还晋升三等子爵，没多久又进一等伯。多尔衮去世后，冷僧机对福临进言，说当年两黄旗大臣誓立肃亲王豪格，是多尔衮力排众议，拥戴福临，所以应当优待多尔衮的继承人多尔博。
冷僧机与正白旗重臣罗什关系密切，所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弹劾罗什的时候，冷僧机也受到牵连。福临想起他曾说两黄旗当年誓立肃亲王的事，命冷僧机与两黄旗大臣对质，结果谎言被揭穿。不过，福临暂时没有动手。直到巩阿岱、锡翰事发，冷僧机才被论死。
此人先叛正蓝旗，再叛正黄旗，可以说是这段翻雨覆云史的标志性人物了。

完成对党羽的清洗后，福临宣布多尔衮为叛逆，同时将实力最强的正白旗收归己有，与两黄旗并称“上三旗”；与之对应的是正红旗、镶白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等“下五旗”。镶白旗和正蓝旗虽为下五旗，事实上也受福临控制。对这段历史缺乏了解的论者，以为当年皇太极拥有两黄旗，其子豪格任正蓝旗主，便以之为上三旗，实为误解。上三旗必由国主亲领，而没有旗主。这始于福临。此前，八旗只有两黄旗与内六旗之分。
自易帜开始，黄白旗明争暗斗是八旗故事的主线。红、蓝旗无论有过怎样的煊赫，都只是龙套。现在，这场大戏终究以黄旗击败白旗，正白旗与两黄旗结合为上三旗而落幕。



多尔衮遗留的势力顷刻间冰消瓦解，规划的政治蓝图也就成了一纸空文。究其原因，是他对八旗的认识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入关以前，包括战士在内的人口、包括土地在内的财富分属各旗。故八旗为最基本的政治单位。拥有旗数、箭数的多少，直观地反映了各种势力的对比。皇太极竭尽全力夺取镶白旗和正蓝旗，打压两红旗，控制两白旗，遵循的都是这个逻辑——合纵连横在各旗间展开，势力增长也表现为占有更多的旗。这在皇太极亡故后的大位之争表现得最为明白。
但是，八旗入关后所攫取的关内庞大人口、财富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影响力，并未分入各旗。各旗固然通过圈地分润，但最多的资源还是归于皇权，或者说朝廷。此时，占有多少旗和多少箭，不能说毫无价值，但至少对政局影响已不大。谁秉政、谁占有大位、大义才更具有意义。此时，多尔衮满足于摄政，已成为其安排身后事时的软肋。把有限的精力放在攫取镶白旗、正蓝旗，更是井蛙之观、鸡肋之举。他对身后事的安排，最致命的一点是政旗分离：
皇帝大位由福临继续稳坐，两白旗交给多尔博。



两人都是多尔衮的侄子，在其没有亲生子嗣的情况下，也都是最亲近的晚辈。但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却容不下国主与旗主分立。在多尔衮的主导下，两白旗的确实力猛增，但比起皇帝能拥有的资源还是太少了。
皇太极老谋深算、久经风雨，在我眼中是君王中的第一流人物，又是成年继位。他要通过黄白旗易帜、镶蓝旗易主、撕碎正蓝旗和打压两红旗等一系列复杂操作，来实现集权。少年福临生在于深宫妇人之手，心性、资质、手腕、威望在清朝诸帝中都算中、下，与父亲相去甚远。但是，福临在多尔衮死后的收权，却远比皇太极要轻松、简单。无他，皇帝的资源。
降低八旗在政治生活中重要性的，却是多尔衮自己。正是他首倡入关，给了清国皇帝近乎无限的人口与财富
——这个皇帝，是福临！

将强大的正白旗收归自己亲领外，福临也开始对其他各旗进行调整。
福临为肃亲王豪格平反，并封其子富绶为显亲王。豪格的正蓝旗已被拆散，混入正白旗和镶白旗。富绶没有继承正蓝旗。福临将他封入镶白旗，领有其父的一部分旧部。镶白旗中原属阿济格的十三个箭被拆分入四旗：镶黄旗、正白旗、正蓝旗和镶白旗。由于肃王一脉与福临一样，出自皇太极子嗣，关系最近。这样的安排，等于是让长期对立、争斗的黄白诸旗同归于皇太极这支。
改组后的正蓝旗有部分来自两白旗的旗众，所以用来安置镶白旗主多铎的后裔。改封信亲王的多尼从正白旗调入正蓝旗，爵位降为信郡王。多尔衮被削除宗籍后，他的嗣子多尔博归宗，也入该旗，依附于多尼，顺治十四年（1657年）封部王。一百多年后的乾隆三十八年，皇帝弘历下旨修葺多尔衮在北京东真门外的茔域，也就是北京新街一带的九王坟，恢复了多尔衮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配享太庙，入祀盛京贤王祠。多尔博这一支的后裔得以承袭睿亲王爵位，成为正蓝旗的另一位铁帽子王。
原本正蓝旗中，还有阿巴泰这一支。他的儿子岳乐从郡王晋封安亲王，位列多尼之前。岳乐文武兼备。他曾对内襄助顺治帝推行汉化，对外北征喀尔喀蒙古，是这一代八旗王公众的翘楚。甚至有传闻，顺治帝驾崩前曾考虑过传位于岳乐。到了康熙帝时，这位安亲王依然备受信赖，是平三藩的主帅。他还曾长期执掌宗人府。与这样一位名王同在正蓝旗，多尼虽然也曾挂安远靖寇大将军，南征南明的李定国，但终究风头稍逊，难成气候。
此外，福临的兄长硕塞本拥有五箭，是早年多尔衮所赠。他的部众被划入了镶红旗。因硕塞是承泽亲王，所以位次竟凌驾于原旗主岳托之孙平郡王罗科铎之上。
这样，八旗原先分两黄旗和内六旗的格局，被皇帝自将上三旗、诸王领下五旗的格局所取代。

两白旗的大臣，包括在清算过程中倒戈的刚林等先后论死。只有苏克萨哈因效忠福临，不仅无事，后来还扶摇直上。两黄旗变节的谭泰、冷僧机、锡翰等遭到清算。两白旗内的宗室也是福临打击的重点。劳亲本已在阿济格一案中被罚，现在又追加处罚，削夺家产，交正红旗的巽亲王满达海管束。阿济格的其他三子为庶出，发到正蓝旗，给博洛为奴，又过了很多年才陆续平反，重归宗室。
在两白旗完败，大局已定的情况下，福临改变了拉拢三理事王的策略。在他看来，三理事王与多尔衮有太多牵扯。所以，意图乾纲独断的福临必须打压他们。
端重亲王博洛和尼堪因为坐视阿济格私藏兵器不报等罪名被降为郡王，罢理事王。顺治九年二月，巽亲王满达海去世；一个月后，博洛也一瞑不视。尼堪领兵南征，于当年十一月在衡州阵亡。这样，三理事王均已经亡故。
到了顺治十六年（1649年），清廷又追论三理事王包庇谭泰等罪过。
博洛被追削王爵。本来，他的儿子齐克新继承王爵，现在降为部王，后因无嗣而除爵。尼堪因阵亡缘故，追论有罪，但保留爵位。满达海被削谥仆碑，降爵为部王。但是，他所承袭的亲王爵位是代善留下来的，世袭罔替。所以，满达海的巽亲王爵本由其子常阿岱继承，现在，福临将王爵转给了代善第八子镇国公祜塞的儿子杰书，改称康亲王。这位铁帽子王在康熙朝平三藩时颇有作为，并因《鹿鼎记》中的演绎而为今人所熟知。
在三理事王或死或走的情况下，福临于顺治九年（1642年）重建了议政会议。除了八旗王公参与议政外，大学士和六部尚书也拥有席位，并享有越来越重的话语权。这是八旗构架向中国传统朝廷构架转变的表现。



恰在此时，八旗王公呈现老弱病残的状态，加速了这种转变。
镶红旗主克勤郡王罗洛宏、正红旗主巽亲王满达海、正蓝旗的端重亲王博洛、正红旗的顺承郡王勒克德浑恰在那几年接踵下世。顺治十二年（1645年），镶红旗的承泽亲王硕塞也病故，年仅二十七。他们的儿子年幼。镶白旗主显亲王富绶也还小。所以，下五旗的几大地位显赫的亲王、郡王多由黄口稚子承袭，还无法真正地参与议政。当时在议政会议上还有话语权的八旗王公，镶蓝旗有济尔哈朗次子，也是郑王世子济度、三子敏郡王勒都，还有他的侄子部王尚善；正蓝旗有信郡王多尼和安郡王（后为亲王）岳乐；镶红旗有杜度长子杜尔祜；正红旗有萨哈璘之子杜兰——这些人的资历、人望均难望前辈项背。
前辈王公中，郑亲王济尔哈朗是硕果仅存的一位。但是，他也是那叱诧风云的一代人中最平庸的一位。只有在多尔衮亡故、福临决心清洗两白旗时，这位镶蓝旗主才在挫败英亲王阿济格和遏制两白旗大臣上有所发挥。不过，他的作用实际上很有限。表面上看，福临对济尔哈朗还是极为尊重的:顺治八年，免去了朝贺行礼的负担；顺治九年加封叔王；顺治十二年五月，福临还亲临藩邸，探望病重的济尔哈朗……礼遇却掩盖不住镶蓝旗主在政治生活中边缘化的真实情况。
除了清算多尔衮，济尔哈朗几乎在顺治朝所有大事上与福临意见相左。特别是废后。
顺治八年，福临大婚。当时，后宫完全掌握在蒙古科尔沁部的博尔济吉特氏手上。皇帝的嫡母、生母均出自科尔沁。所以，她们为福临选择的皇后亦来自这一部族。然而，天家夫妇琴瑟不谐。不到三年，福临就将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他固执己见，可能还与这位皇后是多尔衮摄政时所定有关。但济尔哈朗没有看穿，他的反对是徒劳无功的。
孝庄太后不甘心博尔济吉特氏的失败。在她的主导下，废后的侄女于第二年被立为新后，却依然受到冷遇。特别是顺治十三年，董鄂氏入宫后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福临借口皇后对太后晨昏定省不周，寻机停了中宫统摄六宫的权柄。谁都知道，这不过是借题发挥。孝庄太后干预，宫廷才没有再次上演废后闹剧。
在对八旗进行颠覆性调整的过程中，福临都没有再指令或承认新的旗主。所以，豪格、代善、多铎、多尔衮乃至满达海相继离世后，他们的后继者富绶、多尼、常阿岱等人在下五旗中领有一定数量的部众，但不复有旗主之名。入八分的王公们仅被自己名下的部众称为主子，如此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镶蓝旗的济尔哈朗是八旗最后的旗主。
济尔哈朗庸庸碌碌地度过一生后，却以一位标志性人物的姿态跻身于这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他的死亡，不仅是人生的终结，也是巅峰。
随着济尔哈朗在顺治十二年一瞑不视——八旗从此无主。

如果有，就是端居龙座上的皇帝。不过，他不止是八旗之主，还是天下共主。但是，顺治十七年八月，董鄂氏病殁。福临哀痛之极，竟然以宫女多人殉葬，恢复上古之陋习。次年正月，他罹患天花，一病不起。未来的权力格局如何，再次成为焦点。福临无嫡子，三子玄烨被选定为继承人，年号“康熙”。这年，他不过七岁，不能亲政。朝政由四位辅政大臣主导。他们分别是正黄旗的索尼、正白旗的苏克萨哈、镶黄旗的遏必隆和鳌拜
——辅政大臣均来自上三旗，是内大臣，而五旗诸王均未辅政。



回溯往昔，努尔哈赤身故而皇太极势弱，是正白旗主皇太极携两红旗主代善、镶蓝旗主阿敏和正蓝旗主莽古尔泰，实行四大部王共治；皇太极病重，以两红旗的礼亲王代善、镶白旗主睿亲王多尔衮、正蓝旗主肃亲王豪格和镶白旗的武英郡王阿济格为四理事王；等他身故而顺治帝福临年幼，镶蓝旗主济尔哈朗与镶白旗主（后改正白旗主）多尔衮以叔王身份摄政；多尔衮病重，操持政事的是三理事王正红旗主礼亲王满达海、正蓝旗的端重亲王博洛和镶红旗的敬谨亲王尼堪……现在，福临驾崩，辅政大臣却看不到八旗王公的身影。
毋庸置疑，这样的安排与多尔衮摄政留给福临的阴影有关。一个近支宗室本身天然有皇位继承权，哪怕顺位不高，也非宗室之外的大臣可比。这样的身份优势，加上权柄，足以觊觎大位。可以说，福临能否保住皇位，一度就在多尔衮一念之间。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不再接受宗室诸王辅政，也就不难理解。
但是，仅仅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
此前，努尔哈赤与皇太极难道没有意识到这个并不复杂的问题么？显然不是。但他们依然选择了八王议政或四理事王的模式。原因就在于八旗的强大。离开了旗主们的支持与妥协，王权与国势都难以保证。所以，选择八旗宗王辅政势所必然。但是，福临下世前，情况已经截然不同。八旗不再是统治的基石，宗王的支持不再是政权稳固的必要条件。这时候，福临才得以更注重于消除他们对自己继承人的威胁。
八旗的政治影响力衰微可见一斑。

四大辅臣的排序也颇值得玩味。如以旗序排列，应当是镶黄旗大臣遏必隆和鳌拜在前、正黄旗的索尼次之，正白旗的苏克萨哈垫底。如果论个人爵位，排序跟以旗排序是完全相同的。因为，遏必隆和鳌拜均为公爵，索尼是伯爵，而苏克萨哈不过是子爵。但是，顺治帝和孝庄太后并没有采用这个看起来更合理的排序。显然，大臣排序与旗序无关。实际情况是正黄旗、镶白旗大臣在前，镶黄旗居后。
可见，八旗因素在安排辅政时几乎已不被考虑。
不可否认，辅政大臣之间的争斗仍可以看成是八旗之争的延续，确切地说，就是黄白旗之争。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换地风波。

入关前，八旗各有领地，供旗人耕种、放牧。以天命七年的情形论，正黄旗在东方的抚顺；镶黄旗在北方的铁岭；正红旗在东南的清河；镶红旗在西北的沈阳；镶蓝旗在南的旅顺；正蓝旗在东南；正白旗在南方的盖复；镶白旗在鞍山。
入关后，八旗相对位置是按照五行相克之理和左右翼的排序安排的：两黄旗在北，取土胜水之意，镶黄旗属左翼，故偏东，正黄旗属左翼，偏西；金胜木，所以两白旗在东，正白旗排序在前，故偏北，镶白旗偏南；两红旗并在西，位序在前的正红旗偏北，镶红旗偏南，这是取火胜金之意；两蓝旗在南，是取水胜火，左翼的正蓝旗偏东，而镶蓝旗偏西。以京师为例，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各地驻防八旗的营房、旗地，乃至行军、围猎时的方位也大体如此。



八旗入关后，大肆圈占土地，从抢占无主之地到抢夺有主之地。永平府地处京师的东北，按八旗方位是由镶黄旗圈地。但是，当时任摄政王的正白旗主多尔衮却一改旧例，将这块沃土判给了自己的旗，而将京师以南保定府、河间府的盐碱地换给了两黄旗。
弹指间十余年过去，无论当时有着怎样的不公，几块土地上旗民早已各安其业。

康熙五年（1666年）元月，镶黄旗辅政大臣鳌拜旧事重提，称本属镶黄旗的地被正白旗所占，要求改正。
此时，在朝廷中主管土地田籍的是苏纳海。此人出身正白旗他他拉氏，与多尔衮的心腹议政大臣博尔辉，同旗同姓，康熙初年拜国史院大学士，兼管户部。他上疏称：“土地分拨已久，且康熙三年奉有民间土地不许再圈之旨，不便更换，请将八旗移文驳回”。
但是，鳌拜得到了同属镶黄旗的辅臣遏必隆的支持，正黄旗的索尼也不反对。所以，换地的主张在辅政大臣中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他们坚持永平府周围地亩未经圈出，应令镶黄旗移住。苏纳海最大的依仗是康熙三年不得圈地的旨意。为此，鳌拜援引了福临的凡事俱太祖太宗例行之旨，加以驳斥。利用辅臣身份，鳌拜矫诏强行行勘换地亩，具体方案是将蓟、遵化等地的正白旗屯庄改拔给镶黄旗，另行圈占汉民土地补偿给正白旗。
这就不仅仅牵涉到两旗的土地，还导致有些旗人利用这种纷扰，浑水摸鱼，重新圈占土地。已经在两年前停止的八旗圈地恶政有复燃趋势。整个北直隶一片大乱。出身镶白旗的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朱昌祚与直隶巡抚王登联同时上疏，“请罢圈地”。
事情终于惊动了朝廷与宫闱中的太皇太后。孝庄太后也倾向于停止。
苏纳海乘势以正白旗不肯指出地界，镶黄旗不肯受地，所以土地难以丈量为由，撤回主持换地的官员。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鳌拜的反击极为凌厉，以苏纳海拨地迟误，朱昌祚、王登联妄奏为由，将他们悉数革职，交刑部议处。尽管年仅十三岁的皇帝玄烨召集四大辅臣，试图挽回。但是，鳌拜以至攘臂伸拳，厉声咆哮，坚持要重处三人。索尼、遏必隆也纷纷附和。独木难支的唯苏克萨哈愤而独坐，不发一语。最终，苏纳海等三人竟以结党抗旨、违背祖制的罪名，被处以坐绞之刑。
苏克萨哈之子娶鳌拜之女，所以两人本为儿女亲家。但这种联姻关系在刀光剑影、凶险无比的政治斗争中是如此的脆弱。换地一案后，两位辅政大臣的矛盾已难以化解，最终走向了不死不休。

对苏克萨哈来说，背叛多尔衮、投奔福临，固然使他没有象其他两白旗大臣那样被清算，甚至还赢得圣眷，在顺治一朝风生水起。但是，他也因此为众多本旗人所不齿。这也是他落败的原因，虽然不太重要。在换地风波中，苏克萨哈仅是以沉默抗议，表现软弱，也使正白旗多有怨言。
值得注意的是，在鳌拜打击苏克萨哈时，正白旗大臣班布尔善充当了爪牙，诬陷苏克萨哈阻扰玄烨亲政。
此人出身宗室，父亲塔拜是努尔哈赤第六子。由于是庶出，塔拜地位不高，自天命十年伐东海虎尔哈部开始，征战多年，直到跟随多尔衮入关，才累积战功，晋升镇国公，并在多尔衮权势最盛时成为正白旗满洲都统，跻身王公之列。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多尔衮去世，塔拜就被削爵，甚至连宗室身份都被黜落。虽然后来保住了宗室身份，他却已无前途可言，几年后郁郁而终。这段历史，使班布尔善对掀起清算多尔衮风潮的苏克萨哈恨之入骨。他依附鳌拜，仕途远比父亲顺利。索尼去世后，班布尔善已任
领侍卫内大臣这一极其重要的职位，是名副其实的天子近臣
康熙六年，势孤力单苏克萨哈乞请为福临守陵，鳌拜、班布尔善等罗织苏克萨哈二十四大罪状，将苏克萨哈置于死地。但是，我们在注意到鳌拜与苏克萨哈的纠葛有八旗之争的背景外，也需要看到，这种争斗实际上并未产生新的矛盾，只是从前矛盾的余波而已，并且具有了断恩怨的意味。



后来，罪魁祸首鳌拜后来虽然被皇帝玄烨擒拿下狱，罪名也包括陷害苏克萨哈，但并未丧命。反倒是他的爪牙班布尔善被处死。究其原因，鳌拜虽然跋扈专权，但到底战功累累，并且在福临登基、多尔衮摄政的那段特殊岁月中，始终忠于福临与两黄旗。但是，班布尔善身为宗室近支，却无视皇帝玄烨的利益，依附外姓大臣，哪怕是两黄旗的大臣，也不为皇帝所容。
对初露锋芒的玄烨来说，强化皇权是唯一的目标。班布尔善之罪，不在于诬陷本旗重臣，而在于藐视皇权。这才是他的取死之因。
从玄烨开始，诸皇子不断分封入下五旗。所以，民间误以为清朝历代皇子都在上三旗，甚至是两黄旗，实则相反。皇室成员地位，看是否入八分，也就是在旗中是否实际领有箭。入八分的，相当于汉唐的实封，地位较高；不入八分的相当于虚封，地位较低。但是，凡入八分的，地位虽高，只能在下五旗；上三旗全部直属于皇帝，无法分出旗众归王公所有，就算有宗室，也必定是地位较低的。简单地说，远支疏宗有可能在三上旗；近支亲贵必入下五旗。



入八分的亲贵，至少在前期大部分又是入封镶白与正蓝二旗。福临的四个皇子，玄烨之外其余三人，全部封入这两旗：裕亲王福全、纯亲王隆禧入镶白旗；恭亲王常宁入正蓝旗。在康熙一朝，除了嫡长子胤礽立为太子，十八个皇子中又有四人入镶白旗，六人入正蓝旗，远比封入其他三旗的多。康熙朝之后的雍正朝，三位皇子中弘历继承帝位，弘时被赐死，仅有弘昼以皇子身份封王，也是入正蓝旗。这是因为镶白旗的豪格后裔和正蓝旗的原白旗诸王后裔在多尔衮时代的争斗中元气大伤，旗众对他们人身和精神的依附性大大削弱。所以，皇帝可以肆意分割、处置两旗的各个箭，交给皇子。
皇子们属于近支宗室，爵位通常较高，封入下五旗后，鸠占鹊巢，削弱了原封诸王的权威。当然，下五旗诸王的权威其实原本就所剩无几，与皇权相比，如萤火之于日月。决定诸王地位，是他们在朝廷中出任的文武职位和各种差使，而非八旗王公身份。
开国时的诸位旗主后裔平庸无能，也加速了自身的没落。

三藩之乱成了八旗诸王能力的一块试金石。由于涉及满、汉之争，最初朝廷还是依赖八旗诸王的：正红旗的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之子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正蓝旗的部王察尼是多铎之子，参赞军务，下荆州；还有镶蓝旗济尔哈朗之侄部王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助勒尔锦攻岳州。正蓝旗是阿巴泰之子安亲王岳乐，封定远大将军，出江西，主攻长沙。这是两湖主战场的情况。在其他战场上，镶蓝旗的简亲王喇布，也是济尔哈朗之子，为扬威大将军，从江南移军江西。多铎的另一个儿子部王洞鄂授命为定西大将军，由陕西攻四川。代善之孙、正红旗的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主持东路战事，进攻福建。另外，多铎之孙信郡王鄂札为抚远大将军，平定借机起事的察哈尔。
然而，这些八旗名王的后裔表现却畏敌如虎，十分不堪。后来，礼亲王昭梿在《啸亭杂录》中写道：“诸将帅多逗留不战，拥兵自卫”。如镶蓝旗的部王尚善，竟然“屯兵岳州城下，八年不战，诸将皆闭营垒，拥诸妇女逸乐而已”。纵观下来，只有安亲王岳乐和信郡王鄂札表现尚可。
就连大名鼎鼎的康亲王杰书，最初也是畏手畏脚。朝廷要求他自衢州攻处州，杰书以兵力单薄为由拒绝。直到皇帝玄烨下旨，责备他在金华驻足近两年，只与叛藩书信往来，不敢进剿，康亲王才悻悻然发兵南下。
等到三藩之乱平定后，顺承郡王勒尔锦、简亲王喇布、部王洞鄂、察尼、尚善削去爵位，康亲王杰书因在金华迟滞，再加上救援海澄不力的罪过，罚俸一年。
可见，八旗诸王既非昔比。



不过，诸王失去对本旗的掌控后，朝廷反过来又给予了他们优待。比如王爵本有世袭罔替和逐代减封两种。一般地说，开国诸王因肇基立国的大功，往往可以世袭罔替，也就是爵位保持不变，而后代皇子宗室如果没有大功，所得爵位每承袭一次就降低一等。
开国诸王中，代善传下礼亲王一度改称巽亲王或康亲王；济尔哈朗传下的郑亲王一度改称简亲王；多尔衮传下睿亲王；多铎传下豫亲王一度改称信郡王；豪格传下的肃亲王一度改称显亲王；岳托本为成亲王，后降为克勤郡王，世袭时也曾改称衍禧郡王和平郡王；萨哈璘是死后追封颍亲王，但未即时获得世袭资格，到其子勒克德浑才传下顺承郡王；硕塞初封承泽郡王，后晋亲王，在其子博果铎承袭后改称庄亲王。这八位就是世袭罔替的王爵。
但是，萨哈璘死后追封的王爵一度并未由其后人承袭，直到勒克德浑封王；豪格的肃亲王也因多尔衮打压一度失传，直到福临重新封其子富绶；而此时睿亲王爵位已经被福临剥夺。所以，开国八王最初未同时存在，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弘历为睿亲王多尔衮平反，恢复诸王最初封号，并将有大功的宗室王爵世袭罔替立为定制，开国诸王才有了八大铁帽子王之说，子孙得以享有，直至清朝灭亡。就算这些铁帽子王犯下大罪，也只是革除本人爵位，王位改由本房本支的其他人承袭。
开国八位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之外，清朝还有四位铁帽子王：玄烨的十三子怡亲王允祥在正蓝旗；道光朝皇帝旻宁六子恭亲王奕䜣在镶蓝旗；七子醇亲王奕譞在镶白旗；乾隆朝皇帝弘历第十七子永璘之孙庆亲王奕劻在镶蓝旗。他们都曾有军机大臣的要差，秉持过政事，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并因各种机缘而成为铁帽子王。不过，他们对本旗也没有特别影响。
下五旗诸王事实上不管本旗旗务。在康熙朝，玄烨派皇子管旗，称管主。同时，他还有意推行异旗管主，也就是皇子所在之旗与所管之旗是不同的。以皇七子淳王允佑为例，他封入镶白旗，但管正蓝旗旗务。进入雍正一朝，胤佑因病不再理事，正蓝旗的管主是康亲王崇安，同样不是正蓝旗的，而是正红旗的。分入正红旗的允礼去当了镶红旗的管主。
旗的基础是人身依附关系。非本旗的王公出任管主，只有职权而无法形成依附，不足以号令旗众。
即便如此，皇帝仍担心诸王出任管主，会导致其成为无名有实的旗主。所以，雍正时，朝廷陆续取消了崇安等人的管主之位，改由诸王管理各旗的都统事务。也就是说，诸王不是代行旗主之权，而只能代行各旗都统之权。每旗只有一位旗主，却有满洲、蒙古和汉军三位都统，权力再次分散。比如，镶红旗的庄亲王允禄先后管理过镶白旗、正红旗满洲都统事务。换句话说，当时镶白旗、正红旗的蒙古、汉军都不归他管辖，另有人选负责。同样，镶红旗的另一位铁帽子王平郡王福彭，也就是曹雪芹的表兄，当时管理的却是镶蓝旗满洲都统事务……
从两黄旗到上三旗、从内六旗到下五旗、从旗主到管主再到管理都统事务、从本旗诸王管旗到异旗诸王管旗——一以贯之的脉络就是要杜绝八旗成为政治势力载体的可能性。现在回首看，远在清朝还如日中天的时候，八旗就已悄然隐没于绝对君权的日光之中。



不过，作为一种政治影响力衰微的组织形式，八旗在户籍、职业、民俗、民事等方面有其意义，并最终还是与国同休，延续到了清朝灭亡的最后时刻。

自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叠遭大变。虽然这是华夏诸族的共同危机，但在安逸中腐朽的八旗受到的冲击尤其猛烈。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乍浦驻防旗兵或战死或自杀，损失惨重；第二次鸦片战争，受命抗敌的僧格林沁虽然是蒙古科尔沁部出身，不算八旗，但历任八旗的領侍卫内大臣和都统，所部也多是八旗兵卒与蒙古铁骑，却在洋枪洋炮的火力下一败涂地；太平天国兴起后，南方旗众遭重创；捻军横行中原，旗人出战一胜难求，甚至僧格林沁也被阵斩；东北和西北的八旗更在回乱中元气大伤……



原本为八旗压制的汉人势力却强势崛起。在西洋东侵、太平天国、捻军与回乱此起彼伏的乱世中，兵饷两空的朝廷无力支撑，不得不谕令各地广办团练。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和彭玉麟才是无可争议的国家柱石，而他们都是汉人。再往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 凯等汉族大臣久任封疆，主持洋务，实际掌控着国家命脉。出身镶红旗的大学士文庆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欲办天下事，当重用汉人。彼皆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一步，懵然于大计者乎？”
光绪年间，支持戊戌变法的皇帝载湉事败被囚禁，列强强力干预，阻止太后叶赫那拉氏废黜皇帝。此举激起了八旗亲贵的反感，借义和团大肆“扶清灭洋，引发庚子之变。面对气势汹汹的八国联军，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汉籍重臣发起了“东南互保”，拒绝参与排洋。此举保住了国家元气，但也造成了旗汉之间的分裂。



庚子之变和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使清廷也开始尝试君主立宪为核心的近代化改革。但是，这很快演化为八旗与汉族的争斗。汉人希望通过议会选举与内阁设置，在体制内充分发挥人口、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不流血地掌握政治话语权；而八旗亲贵却是希望借此削弱汉籍大臣所把握的督抚大权。
由于八旗贵胄依旧掌握着中枢，改革的方向因他们主导偏了方向。以改革官制之名，朝廷将兵部、练兵处和太仆寺合为陆军部，把各省的军队移交给新成立的该部掌管。实力强大的北洋新军是清廷此次收权的首要目标。陆军部大臣由镶白旗的铁良出任。袁 世凯一手缔造的北洋六镇中的一、三、五、六镇尽数划归他统领，袁世凯则被明升暗降，改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同时，朝廷先是通过设置司法、警察和农工商局长等职位，削减总督和巡抚的权力，任命的也多是旗人，接着又插手。掌握南北军权的袁世 凯和张之洞被调回京任军机大臣，接着一病故、一被黜。
宣统二年（1910年）清廷组织责任内阁，依然是借此排挤汉人。十三位阁员中九人出自八旗，这九人中又有七人为宗室，故有“皇族内阁”之说。镶蓝旗的庆亲王奕劻任内阁总理大臣。汉人仅有三人，职位为毫无话语权的协理大臣、学务大臣和邮传大臣，且只有邮传大臣盛宣怀握有一点财权——一切仿佛回到了八王议政的年代。
我们说过，多尔衮死后福临收权，八旗已不再是政治力量的载体。但是，晚清的政争中，这个结论似乎又不成立了。八旗因素再次被突出。但是，八旗入关前后，政治博弈是在八旗之间展开；晚清时，八旗则是作为一个整体，同旗外的汉人较量。只是，时移事往，此时的八旗还有参与博弈的底蕴么？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真正的力量掌握在此时归隐乡间、洹上垂钓的袁世 凯手上，他坐拥强大的北洋新军，静观风云；张之洞虽死，遗留下的湖北新军还在；江浙财阀财雄势大，又背倚洋人，也不容忽视；南方的革命党深植民间，更是纵横江湖、呼风唤雨……只有八旗无能战之兵、能用之财，更无可造之人才，失去了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底蕴。

如此虚弱的八旗，居然还在互相倾轧。只不过，同样不是发生在旗与旗之间，而是——八旗中，满洲排斥蒙古与汉军；满洲中，宗室排斥非宗室；宗室中，道光一支所谓近支宗室排斥其他远支宗室；在宣宗一支中，与皇帝最近的就是他的父亲载沣、叔父载洵和载涛，所以政治智慧低人一等的他们又自觉高人一等，竭力攥紧权柄。反观八旗王公中相对有些见识的载泽、善耆虽然入阁，却也没有太多话语权。后来徐世昌才会说：“大清之亡，不是亡于革命党，而是亡在一班‘小爷们’身上……”



比起早年间八旗间比拼战功、较量权谋的博弈，这种倾轧显然等而下之。以如此低劣的水准，想要打压实力强劲的汉人势力以实现大权独揽的妄想，必遭反噬。因为汉人已经知道，博弈必须以武力形式展开了。
果不其然，武昌炮响，湖北新军揭竿而起。八旗贵胄除了坐困愁城，别无他法。色厉内荏，暴露于天下。好不容易收回的权柄，他们不得不恳求袁世 凯重新接收。这位洹上渔翁也就欣欣然放下鱼竿，来为大清送葬。
八旗贵胄们组建所谓责任内阁时，梁启超曾愤然说道：“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一语成谶。

皇族内阁断送了旗、汉间和解的最后可能，也给八旗带来了一场空前劫难。
在辛亥首义的武昌城，一位外国传教士后来描绘说街上有八百多具旗人尸体放在一扇大门外。接着，这股风潮席卷了大江南北。相传，河南的井筒子填满了被屠戮的旗人头颅；福州的驻防八旗投降革命党后，旗人投河自杀数百人，也有一些渡海逃生，曾任国民党秘书长的金溥聪是镶黄旗人，据说其先人就是在那时候赴台；广州八旗纷纷逃离城区，沦为下九流广府近郊因此流行起所谓“旗人妓女”；最惨烈的，大概是西安，后来曾在江苏担任监察使的严庄砍了一个旗人幼童四五刀，没有死，终究心软，弃刀而走，被陕西革命党人嘲笑他无用……战战兢兢的旗下之人也纷纷改名换姓、更换户籍，比如正红旗的老舍、镶蓝旗的侯宝林等。
就这样，八旗坠落在一地腥膻血迹里。
在旗落暮天的苍凉时分，如果说八旗中还有谁算是值得一提的政治人物，恐怕就是镶白旗的肃亲王善耆了。
作为豪格后裔，这一支从富绶开始，封入镶白旗。善耆是豪格的十世孙，自幼有英武之姿，据说能空手夺械。在贪腐成风的晚清，他廉洁自守，不肯同流合污。庚子之变中，肃亲王府被毁。后来，朝廷任命善耆任崇文门监督这个举世皆知的肥缺，也是希望能给些贴补，让他重修王府。为此，上缴税款从每年三十万两降至十二万两。不过，善耆却大刀阔斧整顿吏治，上缴税款六十万。可惜，他的高洁，衬出了举世的污浊，让贪腐成性的旗下王公、朝中大臣深为不满。所以，肃亲王注定了要被开去这项肥缺。
善耆曾说：如非本王出身皇族，早就加入革命党了。



这句话，证明了这位八旗王公的睿智，也证明了他的无奈，甚至——注释了他的悲剧。有了这句注释，他在辛亥革命中组织宗社党，乃至要组建“战时皇族内阁”等种种举动，虽然逆历史潮流而动，却不怎么让人反感。清帝退位后，善耆离京出关。迢迢长路上，他口占一诗：
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
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



如果历史能定格在这一刻，也许会更有意蕴。相比于挥挥袖离去的潇洒，善耆后来送女儿给浪人、结好日本、散尽家财、组织勤王军扶清讨袁都显得如此多余。残余的八旗遗族曾幻想靠日本的支持，在东北再树王旗，甚至还建立了伪“满洲国”。但是，他们的幻梦破灭了。从零星史料就可以看到，旗人聚居的凤城白旗村，二百七十三户人家有近六成被强迫充当劳工；抚顺平顶山惨案中，汉满百姓惨遭杀戮……关东军在日本战败之际销毁的资料中，还不知藏了多少汉满蒙各族的血和泪。善耆终究没有能看透：八旗已无处可返。
就象春秋的天空里那羽负伤南飞的隼，历史的轨迹迤逦划过重重云烟、悠悠岁月，就再也回不去了。

（全文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