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东亚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整个东亚文明的中心。朝鲜半岛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其文明的发展之初就与古代中国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相比之下，日本则在远东的终极，海洋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将阻挡住了大陆游牧民族的入侵，但也一定程度上阻隔了文化的交流。于是朝鲜半岛就成为一个文化交流的桥梁，将东亚大陆的文明与人口源源不断的输入到日本。
不过随着日本羽翼日渐丰满，日本先民就已经开始对外扩张，朝鲜半岛便首当其冲，日本在半岛南端建立起自己的殖民据点。公元7世纪，日本的岛国意识开始萌芽，已经不再甘心做中国一个名义上的藩属国，而是希望与中华帝国平起平坐，并且模仿中国，企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新秩序，这是历史上，日本对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封贡体系的首次挑战。但这次挑战最终被强大的唐帝国所挫败。7世纪后半叶的白村江之战，唐朝水军一举击败日本。这一仗，不仅挫伤了日本向朝鲜半岛扩张的野心，而且让日本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于是，日本国内掀起了一股中国化的浪潮。此后的几个世纪里，日本的势力未再染指大陆。相比之下，此后的7个世纪里，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宋、辽、金、蒙古纠葛不断，而日本在唐朝以后的几百年里，就一直游离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之外，独立发展。直到元朝可汗忽必烈的出现，才把中国、朝鲜、日本这三个东亚国家以战争的方式再次联系到了一起。
不过忽必烈的征日的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日本的胜利使得日本人由自卑转向自负，忽必烈征日不仅没有让日本人屈服，反而激发了日本对外扩张的欲望，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元朝后期，日本沿海的倭寇势力不仅朝鲜半岛周边，而且扩展到了中国沿海。到了明朝中期，倭寇已经在中国肆虐横行。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明朝万历年间，一个叫丰臣秀吉的日本人，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侵朝战争，这次丰臣秀吉的目标已经不只是夺取朝鲜，而且要吞并整个中国。尽管明朝的援朝军队打败了日本侵略势力，但丰臣秀吉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始作俑者。这场大规模侵朝战争可以说是对以中国为中心东亚朝贡体系的第二次挑战，这不得不引人深思。日本经过几个世纪的蛰伏之后，再次挑起战事，19世纪中叶，日本自上而下进行了一场改革运动——明治维新，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日本开始新一轮的扩张，先是吞并了琉球王国，然后为了争夺朝鲜半岛的控制权，与中国在19世纪末展开了一场世纪大战——甲午战争，这是日本对东亚传统格局的第三次挑战，这一次，日本如愿以偿得逞了，清朝的北洋舰队最终全军覆没，持续了30多年洋务运动就此以失败而告终，而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历程就这样被日本打断。甲午战争后，日本胜利不仅将朝鲜收入囊中，还割占了中国的台湾，改变以往“中主日从”的东亚国际格局，此后的东亚世界变成了“日主中从”的局面。
笔者所要讲述的既不是中国史、也不是单纯的朝鲜史和日本史，而是将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之间古代战争与交往作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来看待，从整个东亚的宏观角度来分析中日朝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有必要地，也是必须的。

朝鲜的由来
说起朝鲜，中国人是不陌生的，先说说国名是怎么来的吧，史载当年高丽为了夺取朝鲜北部的中国领土，竟然发兵讨伐大明朝，谁知大将李成桂中途倒戈，发动叛变，上演了一幕高丽版的“陈桥兵变”推翻了高丽小朝廷，建立了李朝，后来向明朝请求册封，李成桂以新拟的两个国号：“朝鲜”与“和宁”上报给了明朝，请明太祖朱元璋选定一个。朱元璋看了看，便说“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其本名而祖之。”于是李氏王朝就将朝鲜定为新的国号。但是从朱元璋的话中可以看出，朝鲜这个名字历史非常悠久，在《史记》中就有《朝鲜列传》，也就是说至少在司马迁生活的西汉之前就有朝鲜的称呼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在商朝末年，商贵族箕子为逃避暴君纣王杀戮逃到辽东地区。由于中原文明的先进和强大，箕子迅速控制了这一地区。这个地区的古老民族就是“韩”族。当时分为五大部落。此时，中原王朝发生了朝代更迭，西周取代了商成为中原王朝的中央政府。箕子深知中原王朝的强大，便派遣使者向西周纳贡称臣。所以，当时的中原王朝称其为“东来朝贡之韩”。这个“韩”字在古汉语中也被通假，写作“鲜”，所以也被写作“东来朝贡之鲜”，简称就是“朝鲜”。可以肯定的是，西周朝便出现了朝鲜。
再说说朝鲜早期文明的起源，要知道在没有文字的时代，许多民族喜欢用神话的方式来述说自身的起源。据朝鲜人写的《三国遗事》记载，公元前2333年，正好是中国的唐尧时代，天神檀雄与一个由熊变成的女子发生了关系，很快熊女便怀孕了，生下了一个儿子，并取名为王俭，因为他是在一棵檀香树下出生的，所以后世又称他为檀君。接着檀君就在今天的平壤一带建立都城，朝鲜最早的王国诞生了，历史上称之为檀君朝鲜，意思就是“宁静晨曦之国”。檀君王俭由于是天神的后代，所以拥有不死之身，他统治朝鲜长达1500年之久，在这段漫长的时期，古代中国已经经历了尧舜禹，夏商周的朝代更迭，商朝灭亡后，纣王的叔父箕子来到朝鲜，王俭看他是个贤人，就主动让位，由箕子继续统治朝鲜自己则退位成为山神。当然神话就是神话，很多内容经不住推敲，《三国遗事》属私人著述，记载大量传闻稗说，无史料依据。比它早成书150年的官修正史《三国史记》从未提到过檀君，宋朝人徐竞出使高丽后于1224年著《高丽图经》，其中就谈到“虽设‘建国’专条但不记檀君。查一然所称《魏书》，无檀君记载。 就连后来的朝鲜人自己都否认檀君的真实性，李朝安鼎福之《东史纲目》，认为檀君之说是“诞妄不足辩”。可见所谓“檀君朝鲜”这一历史阶段，多半是后人杜撰的，乃是妄谈，不足为信。现代的韩国历史学者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所谓的檀君并非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早期王朝从第一位君主王俭后，先后共有50位统治者。实际上有些学者从现代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得出，朝鲜人最早祖先是生活在亚洲北部和中亚一带的阿尔泰语系各游牧部族，经过长期迁徙，逐步进入到朝鲜半岛的。

原来朝鲜国王是个商朝人
檀君建立古朝鲜国的传说无论如何荒诞，但哪一个民族的早期历史不是以神话作为开篇呢。然而后面的历史发展似乎更有意思，因为朝鲜半岛文明发展之路始终与中国古代历史紧紧联系起来。中国与朝鲜就像母与子的关系，在种族，语言，文化和血缘上，朝鲜的发展与古代中国各族总是血脉相连，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身是无法割裂的，可以说朝鲜是中国古代文明这个母体中延伸出来的一部分。神秘的古朝鲜国由于年代过于久远，早已语焉不详了，但司马迁的《史记》却将半岛国家的建立与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联系在了一起，就是武王伐纣，周取代商朝。殷商末年，纣王无道，骄奢淫逸而且滥施刑法，弄得是民不聊生。当时商纣王的宗室亲戚中一个叫箕子，作为纣王的叔叔，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便进行了劝谏，这一下子就得罪了纣王。纣王将箕子囚禁，贬为奴隶，为求自保箕子就整天披头散发，佯狂装疯，隐而鼓琴以自悲，这才躲过了一劫，并作《箕子操》为世人传唱。
周武王灭商后，终于释放了箕子，并将其封到了朝鲜。司马迁在《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道：“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大概是朝鲜距离中原路途遥远，箕子也就不像其他诸侯一样定期向周朝进贡，周王室对此予以了默认，所以双方的关系也就日渐疏远。当然箕子也回过中原故地，司马迁是这样记述箕子朝贡周朝时的所见所感的“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这里的狡僮就是指商纣王，整个的意思就是箕子责备他这个不争气的侄子把大好的河山都给葬送了，商朝的遗民听到此歌无不泪流满面。箕子经过殷商故地，看到昔日之繁华景象，如今已剩残片段瓦，遍地杂草，不禁悲从中来，感慨万千，真是故国不堪回首。在此之后，便再也没有箕子朝周的文字记载了，正所谓天高皇帝远，在西周分封体制之下，箕氏侯国是比较独立的。箕子带领着来自商朝的移民在当地扎下根来，将商朝的礼仪制度和文化带到了朝鲜半岛北部地区，被当地人民推选为国君，并得到周朝的认可，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箕子朝鲜”。箕子是商周时期有名的贤人，他作出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制定了朝鲜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
一、相杀，以当时尝杀
二、相伤，以谷尝
三、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
四、妇人贞信
五、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
六、邑落有相侵犯者，辄相罚，责生口、牛、马，名之为“责祸”
七、同姓不婚
八、多所忌讳，疾病死亡，辄捐其旧宅，更造新居。大致的意思呢，就是杀人者偿命；弄伤别人，要赔偿粮食；盗窃别人东西，男人罚做奴隶，女人也要做女奴；要赎身，拿出五十万钱；妇女要守贞洁，山川河流都有边界，各部落不得随便跑到其他人的领地；部落之间要是相互侵犯，就得赔偿别人的奴隶和牲口；同一姓氏的不得通婚；生活要有禁忌，家里有死人的，就要丢掉老屋子，另外造新屋子。
箕子朝鲜统治了半岛北部近一千年，历经41代君主，直到公元前2世纪才灭亡。然而现代的许多韩国的学者对此段历史存有很大的争议，不承认箕子朝鲜的存在，他们对司马迁的记载提出了颇多质疑。但承认也好，存疑也罢，这恰恰说明了朝鲜与中国不可割裂的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

卫氏朝鲜
战国时代，朝鲜与中原汉地的联系加强，燕国在全盛时期，疆域一度延伸到朝鲜半岛，秦统一六国后，相关地区一度并入秦朝版图。司马迁在《史记•朝鲜传》中是这样记述的：“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在汉高祖刘邦时，燕王卢绾叛汉，逃亡匈奴，燕人卫满也追随卢绾，并带了千余名党徒进入到了朝鲜半岛。卫满得到了当时朝鲜王箕准的款待，箕准让他做博士，还将西部方圆百里的地方封给了卫满。其实箕准的就是想通过卫满来守护王国的西部边境。不过卫满可不是简单的人，他野心勃勃，利用自己的封地，不断招引边境的汉人流民，积蓄力量，所以这一时期大量燕代旧地的汉人迁入朝鲜，与当地土著居民杂居相处，形成融合的趋势，半岛与中原的联系交往越来越密切。公元前194年，卫满看时机成熟，率军攻占都城平壤，自立为王，建立卫氏朝鲜，定都王俭城（平壤），开始了卫氏朝鲜的统治时代。而箕子朝鲜灭亡后，箕准则被赶到了半岛南端的马韩地区。卫氏朝鲜延续了将近九十年，卫满之后，又经历了卫蒙，卫右渠两代君主统治。
虽说卫满来自中原燕代之地，但由于卫氏朝鲜位于偏远的东北地区，中原王朝的统治还一时难以触及到，正所谓天高皇帝远，朝鲜的发展一直是相对独立的。汉惠帝和吕后当政的时期，需要休养生息，辽东太守即将卫满视为外臣，防止塞外蛮夷入侵汉朝边境，以集中精力应对北方强大的匈奴，所以汉政府对朝鲜的事务极少干涉，这一时期双方的关系还算平稳。
不过到了汉武帝统治时期，情况则大为不同了。

卫氏朝鲜的灭亡和汉四郡的设立

经过汉初多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国力不断强大，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开始主动出击匈奴，西面逐渐控制了西域诸国，将势力扩展到中亚，而东面，逐渐向辽东以东的朝鲜半岛扩张。汉武帝是个雄才大略，野心勃勃的帝王，他统治期间汉朝的版图不断向外延伸，成为真正的大帝国，它的疆域面积超过了同时代西方世界的罗马帝国。
此时卫氏朝鲜的统治者换成了卫右渠。不过卫右渠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不向汉朝进贡，而且还不允许周边的真番等国进贡，卫右渠还不停地招募越来越多的汉人流民进入朝鲜，充实自己的势力。
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半岛地区的濊君南闾等人因不满卫右渠的控制，自愿率领28万人归附汉朝。汉武帝特意在辽东塞外设置苍海郡，可由于无法进行有效统治，三年后，苍海郡就被废止了。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因为卫右渠堵塞了真番等国入汉进贡的道路，汉武帝派遣涉何出使，诏谕右渠能归属汉廷。
当然右渠自然不会答应，涉何只得空手而归，不过右渠对这位汉使还是比较客气的，特意派了朝鲜裨王长来护送涉何回国。可是涉何为了邀功，在临近清川江的时候，杀死了裨王长，回到长安后，就谎称“杀朝鲜将”，不知原委的汉武帝为此还特意嘉奖了涉何，并让他担任辽东东部都尉。

卫右渠得知后，异常气愤，好啊，既然你不仁我就不义，立即发兵攻袭辽东，杀了涉何。然而右渠的复仇却成为汉武帝出征朝鲜的导火索。元封二年秋，汉武帝以杨仆为楼船将军，从齐地（今山东沿海）渡渤海，左将军荀彘则从辽东出发，由陆路攻打朝鲜。
杨仆率领齐兵7000人水军先抵达大同江入海口，直逼王俭。但是王俭的城守很快就发现汉朝水军的人数不多，便立即出兵攻打楼船，汉军立刻溃败，士兵四散逃窜，杨仆丢失了部众，自己成了个光杆司令，为了保命，跑到山上躲了十余日，直到没有朝鲜军队的追击，才慢慢将逃散的士卒聚集起来。陆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在清川江遭到了朝鲜西路守军的有力阻击。
汉武帝看两路大军第一次出师朝鲜就形势不利，便再派使节诏谕右渠。右渠摄于大汉的军威，表示愿意降服。于是他派遣王太子前往汉朝谢恩，并献上马匹5000和大量军粮。朝鲜王太子带领着1万余名士兵前往汉朝边境，然而到了清川江边上，卫山和左将军荀彘就开始担心了，这么多士兵，万一途中出什么变故怎么办。于是要求王太子解除武装，两人对朝鲜王太子说：“既然已经向大汉归降了，就命你手下的士兵放下武器。”此话一出，立刻就引起了王太子的警觉，莫非他们又要使诈，先前涉何就在过河之时杀了裨王长的，难道这两人也要杀了我不成。于是王太子坚决不渡河，引兵就逃回了都城王俭。由于双方的互相猜疑，卫山没有完成出使任务，刘彻非常恼怒，诛杀了卫山，第二次兴兵讨伐卫右渠。
汉军水陆二军很快就逼近王俭城，荀彘率陆军击破了清川江上的朝鲜守军，将王俭西、北面包围，楼船将军杨仆率水军则从城南包抄，右渠就躲在王俭城内坚守不出，几个月下来了，汉军一直就没能拿下王俭。此时水陆两军的将领也潜藏着不和，左将军荀彘是武帝的幸臣，所率的兵卒皆为燕、代之地的悍勇猛士；而楼船将军杨仆率领的水军来自齐地，在海路中多有伤亡，加上首战失利，多数士兵已无斗志，希望早日结束这场战争。
朝鲜的大臣们在左将军荀彘的凌厉攻势下，便私下里派人到杨仆处商议投降之事。由于双方往来谈判的结果未定，所以荀彘几次与杨仆约定攻城的日期也没有得到杨仆明确的答案。与此同时，荀彘也派人私下与朝鲜接洽，结果朝鲜大臣只愿意与杨仆谈判，而拒绝与左将军交涉。

汉武帝见两将围城数月都没有进展，意识到了原因是将帅的无所作为，于是又增派了济南太守公孙遂前往处理。不过公孙遂抵达朝鲜后，听信了荀彘的一面之词，竟然将杨仆逮捕，将水陆两军全都交由荀彘一人指挥。公孙遂的误判使得和平解决战事的可能华为泡影，汉武帝听到上报后，龙颜大怒，下令处死了公孙遂。实际上此时朝鲜统治者内部已开始发生分裂，一些人不满卫右渠的抵抗政策。
于是朝鲜相路人、相韩阴，将军王唊纷纷逃离，归降汉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夏，部下尼溪相当杀了卫右渠，投靠汉朝，大臣成巳又起兵反汉，左将军荀彘就乘机出兵平叛，攻占了都城王俭，卫氏朝鲜就此灭亡。司马迁有关卫氏朝鲜时期的历史记载已经脱离了神化和传说的影响，是真正有文字记录的信史。成为研究朝鲜半岛早期发展史重要资料。
汉武帝发兵吞并了卫氏朝鲜后，在半岛中北部设立了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史称“汉四郡”，由此朝鲜正式纳入到汉帝国的版图之中，接受中央政府的直接统辖。下面笔者大致勾勒一下汉四郡的分布的地理位置：
玄菟郡——东临日本海，东北至图们江流域，西北包含今天辽宁省新宾、清原二县，东南与临屯郡接壤。
乐浪郡——包括汉城（韩国首尔）在内的汉江流域，忠清北道的部分，西北以清川江和辽东郡为界，东北以朝鲜的熙川、宁远之线，东以今北大峰山脉等与玄菟郡为界，西临黄海，南与真番郡相接。
临屯郡——大致为今天的江原道一带。
真番郡——今天的慈悲岭以南黄海道的大部分以及南汉江以北京畿道的一部分。西临黄海，东与临屯郡相邻。汉四郡是多民族混居的地方，特别是乐浪、临屯一带，除了大量的中原移民外，还有卫士朝鲜的原住民，上古时期由东北境内东迁的濊、貊、东夷各部族以及古朝鲜居民，在上百年的时间里，各个族群共同生活在朝鲜半岛的东部与北部。

与此同时，南迁的古朝鲜人，包括了卫氏朝鲜的遗民及其他部族中的少数人与朝鲜半岛南部土著辰韩、马韩和弁韩部落居民融合，建立起部落国家，同时存在伽倻等小国。这一时期的半岛成为汉四郡和三韩并立的时代。汉四郡的设立进一步打通了中原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商路，辰韩等南部国家的物产开始进入中国，中国的丝绸、铁制农具、漆器、铜器等也输入半岛，更多的中原汉人移民进入半岛，汉文化得到广泛传播，加速了半岛文明的进步。中原的农耕文明包括汉字、儒家思想，中原王朝的管理方式、官职律令、金属货币传入半岛，为当地居民接受并实现了本地化，成为此后半岛政治的基础。由于大量中原居民的迁入并与当地民众通婚使得半岛居民的民族成分趋于拥有更多的相同性，汉朝初年中原人士尚把乐浪真番、朝鲜之地的居民视作蛮夷，而经过五六十年后，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汉末年杨雄作《方言》时，提到朝鲜半岛北部的居民已经与燕代，辽东地区的居民使用同一种语言，即被划归为当时汉语的一种方言了。可以说汉四郡的建立扩大了中原汉文化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客观上成为半岛文明发展的催化剂。

当然交流多是双向的，汉四郡设置之后，内地的官吏、商人往来于内地、朝鲜半岛之间，不仅使中原的风俗习惯传入半岛，朝鲜半岛的三韩族的一些文化、饮食习惯也传入了中原内地郡县。东汉刘熙所著《释名》中介绍了传入中原的三韩、貊族制作的食品，比如“韩羊”、“韩鸡”、“韩兔”，“貊炙”，作法就是“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貊之为也”。
三韩部族的情况经由汉四郡传入内地，人们对该地和日本列岛有了初步了解，对遥远的倭国也建立起沟通的桥梁。

(五)日本人来自于何方？
日本一直标榜自己为血统纯正的单一民族国家，并以此为骄傲，但事实果真是如此吗，当然不是，任何民族的形成都是经过历史上无记载的长期的各种血统混合的过程，大量考古和历史资料和民族学，语言学和人类体质学已经充分佐证日本人的祖先是或早或晚从东亚大陆分批迁入日本岛，这一点就连日本人自己也是无法否认的。日本第80任首相羽田孜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年轻的时候，通过老辈介绍，知道信州羽田家族之根来自中国。我曾经在日本各地讲演，那时有人为我准备了车子，去追踪有关徐福历史故事的遗迹。听说祖先是从京都迁居长野，以前姓秦而不姓羽田，后来由于一些历史上的原因，改为和‘秦（hada）’姓读音相同的‘羽田（hada）’,所以我们可以说是秦始皇的后代。” 在2001年年底，平成天皇也发表了类似的谈话：“对《续日本纪》桓武天皇的生母是百济武宁王的子孙这一记载，我身感与韩国的由缘。”“由缘”一词和中文“血亲”比较接近，英语可以译成“kinship”，天皇此话一出，《朝日新闻》和韩国的媒体反应积极热烈，而日本国内主流媒体如《读卖新闻》、《产经新闻》和《每日新闻》等，似乎协调过一般，对天皇“由缘”的说法反应却相当冷淡，呈现出一派诡谲氛围。长期以来日本人将自己视为世界上最优等的民族，即便在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至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这种民族优越感仍旧普遍植根在日本国民的心中。所以当平城天皇说出这番话时，多数日本人却并不买账。然而不管日本国民是否愿意直面这样的问题，日本民族起源的复杂性是毋庸置疑的。日本在朝鲜半岛之东，已是远东的终极，主要由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这四大岛屿组成，日本列岛四面环海，远古交通极不发达，地理上处于孤立的位置，外面的人一旦进入就很少向外回流了。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远古的日本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坩埚，融会着八方来客。

近年来随着边缘学科如分子人类学、考古遗传学以及其它新兴学科研究明确揭示了中日韩三国民族在血统上亲缘关系，尤其是日朝两族间不可置疑的血亲关系。宝来聪通过对线粒体DNA样本多型解析，发现日、韩两国间有多数共通类型。线粒体遗传基因显示现代人的母系来源，证明日韩间拥有共同的母系。日本NHK电视台曾经播放过一档专题节目，指出生活在本州日本人独有的线粒体基因类型只占4.8%，而一半与韩国(24.2%)以及中国(25.8%)共有。再从Y染色体的研究结果，来看现代日本人的父系来源：德岛大学的中崛丰教授将现代日本人的Y染色体分为四大类型，来自绳文人和弥生人的各占一半，他的研究发现这两组全都来自亚洲大陆，其中弥生组的75%经由朝鲜半岛移渡日本，另外佐原真在其《日本人的诞生》一书中，引据Y染色体的研究结果，指出在1.2万年前携带D2系统进入日本的“渡来人”，占当时绳文人的34%，一万年前携带N系统的占5%，两者都来自朝鲜半岛。20世纪最为优秀的人类学作家《枪炮、病菌和钢铁》的作者贾瑞德•戴蒙德专门写过一篇“日本人的起源”他干脆称日韩两个民族为“孪生兄弟”。从遗传学的角度而言，此观点基本属实。这几年科学家还将日本人和中国南北方汉族DNA进行了比对，结果证实了日本人多数基因序列与中国大陆汉族居民是吻合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向我们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大陆居民陆续迁往日本的事实。由此看来东亚三国之间可以套用日语的一句惯用语——“团子三兄弟”来形容是比较贴切的。再更深一步讲，既然现代人类的“亚当”和“夏娃”是在非洲诞生的，全人类都是他们的子孙，“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古训也就不是“虚言”了。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日本天皇的血统来源。多少年来关于天皇家族的血统一直是个敏感话题，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呼吁公开日本天皇古坟的考古挖掘，然而日本宫内厅认为天皇陵墓是皇室的固有财产，而不是把它当作国民共有的文化财产。如今关于日本天皇血统和来源已经成为近年来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有些日本历史学者与考古学家认为最早的日本天皇很有可能是中国人或者朝鲜人。现在有很多人期待开放日本古坟时代遗留的皇陵，发掘其中几座皇室陵墓，通过对遗骸和遗物的勘察研究，探明日本皇族的源头，不过笔者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了，因为现代基因探测技术的发展已经解决了“谁是日本人”这一问题，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打搅那些皇陵意义已经没有什么重大意义了。

@春晓夏雨 2018-11-04 13:25:03
(五)日本人来自于何方？
日本一直标榜自己为血统纯正的单一民族国家，并以此为骄傲，但事实果真是如此吗，当然不是，任何民族的形成都是经过历史上无记载的长期的各种血统混合的过程，大量考古和历史资料和民族学，语言学和人类体质学已经充分佐证日本人的祖先是或早或晚从东亚大陆分批迁入日本岛，这一点就连日本人自己也是无法否认的。日本第80任首相羽田孜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年轻的时候，通过老辈介绍，知道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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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推断，早期的日本先民由两支组成，北边一支是从东北亚大陆，西伯利亚迁徙而来的通古斯语族系的游牧部落，南边一支来自于东南亚的马来人种，两股移民在日本交汇，形成了较早的定居者，接着更多的南岛语系的民族加入进来。他们与当地最早的原住民阿伊努人杂居。阿伊努人曾经遍及日本各地，伊努在日语里是狗的意思，这实际上是对土著人的蔑称，汉文史籍称阿伊努人为“毛人”，“虾夷”，从人类体质学上看有的学者认为他们属蒙古人种和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的混合类型，也有人认为是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混合类型。肤色淡褐,头发黑色呈波状，长着一张类似欧罗巴人种的面孔，体毛发达，平均身高都不高。此后来自东亚的大陆移民一波接一波地涌入日本，阿伊努人的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他们由南部逐渐向北迁移，最后一直退避到本州北部和北海道一隅。外来者人口在增多渐次同化了阿伊努人，现今生活在北海道比较纯正的阿伊努人还不到3万，他们仍保留着本民族的传统，但生存境况十分令人堪忧，由于受到日本大众以及政府的漠视与歧视，他们的一直处在日本社会的边缘，许多人没有正式的工作，没有医疗保险，更享受不到社会公共福利，长期以来，日本政府甚至都不承认阿伊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而存在，这显然是最不公平的。日本民族的起源是多元化的，早期日本是各人种是相当混杂的地方，各民族互相融合，最后成为统一的大和民族。日本的考古学家大致描绘出了日本先民移入的路线。
北路——自库页岛、经北海道进入本州北部。
南洋——从南太平洋诸岛进入本州东部。
朝鲜路——从北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经朝鲜半岛进入本州中部。
东中国海路——从中国长江流域，直接东渡至九州北部。
冲绳路——自中国华南及东南亚，经台湾、冲绳至九州南部。公园1世纪前后，朝鲜半岛成为移民的主要路径，从地理上看，朝鲜南端与日本仅隔一道狭窄的对马海峡，这是最方便快捷的通道，来自中国大陆秦汉居民和半岛居民构成了移民的主体。今天的日本人更多继承了东亚古代中国和半岛人的血统，在日本远古民族发展后期，东亚大陆尤其是半岛居民在日本民族的形成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而且现代基因分子学领域发展充分证实了这么一点。

(六)初露文明曙光的日本
中国古代历史上关于日本的文献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末期的《山海经》：“盖国在钜燕之南，倭北，倭属燕。”300年之后，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又记载到：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寥寥数语，勾勒出了原始时代日本社会，在汉朝人的眼里，此时的日本人不过就是一群化外岛夷罢了。日本最原始的时代被称为“绳纹时代”，人们都住在洞穴里，并逐渐发展成部落，以采集、捕鱼、狩猎为生，停留在母系氏族阶段，社会发展相当缓慢。由于此时的陶器都是以绳纹进行装饰，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故称“绳纹时代”。
在经历漫长的绳纹时代后，日本就进入了“弥生时代”，它的标志是弥生陶器的出现。1884年，在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出土了一种精致的陶器，这种陶器器身细薄，纹饰简洁朴素，讲究实用，年代可以推至公元前3世纪左右，所以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为弥生时代。这时的日本开始与汉朝有了零星的来往，日本文明进入到一个快速成长的阶段，岛国上的人们初步吸收中国文化，开始种植水稻，渐渐学会蚕桑，织布，使用金属器具，大陆的铜、铁工具也越来越多的输入列岛，人们不再穴居，开始建造屋室城栅，社会内部出现两极分化，有了等级之分。《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载倭国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来区别尊卑地位，这和中国江浙地区古越人断发文身的风俗颇有几番相似，看来倭人与中国古代吴越民族有着不小的亲缘关系。男子日常不戴冠帽，结发，露髻，以白布绕头，成钵卷状，裸身，以一块长条布横裹在腰上。妇女则披发与后，不编发辫，仅将发端屈结于头顶，用一块单被，正中穿个洞，从头套在身上，这种衣服叫做“贯头衣”，衣料多为麻、绢等。

弥生时代的日本小国林立，互相攻伐，争斗无休无止，根据汉帝国乐浪郡提供的报告，仅在九州和本州岛北部一带就出现了百余国并立的局面。为了获得强大的外援，从公元1世纪起，一些部落国家开始主动与中原王朝进行接触，他们纷纷向汉朝的乐浪郡长官进贡。随后，这些日本先民再也不满足于通过朝鲜这个中介来获取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于是他们冒着被大海吞噬的危险，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大陆，此时正值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期间，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在大汉的都城洛阳，出现了一批前所未闻的外国贡使，汉光武帝当然是不会让这些贡使空手而归，而是赐以金印，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五字，委当为倭字的简写，从此这个日本地方政权在历史上便有了“倭奴国”的称谓，正式成为汉帝国的藩属。值得注意的的是，“倭”的在这里并没有身材矮小或是大国歧视小国的意味，实为“恭顺”的意思，是个褒义词。与此同时，汉光武帝给这批贡使赠送了青铜镜、铁剑、勾玉。由此可见被日本人无限神话，象征天皇权威的三神器——草薙剑、八咫铜镜、八坂琼勾玉不过是汉王朝赠予的套装礼品而已。

公元2—3世纪前后，日本的农耕文明飞速发展，农产品有了剩余，部落之间贫富差距在拉大，为了争夺土地和财富，部落之间的战争越来越多。弥生时代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居民已经成为移民的主体，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文明，铁器和青铜制品的使用，汉字的引进包括外来语言文化的进入，直接诱发了日本社会的跃进，日本历史即将迎来崭新的文明时代。

（七）卑弥呼与邪马台国
自从倭奴国出使汉朝之后，有整整50年就再没有日本人的音讯，直到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汉安帝当政的时候，倭奴国贡使才再次来到了洛阳城。
这次倭奴国的师团规模庞大，人数众多，达到了200多人，而且规格也是相当的高，带队的领头人是倭奴国国王：帅升。这是中日交往史上第一位被记录在案的有确切名字的日本人。
帅升此次当然不是空手而来，他献上了160名生口。何谓生口，其实就是奴隶。可别小瞧了这份礼物啊，这可是当时倭奴国唯一能拿得出手的贡品了，可见古时的日本列岛物产是如此之贫瘠。
至于汉安帝究竟与帅升谈了些什么，史书上没有记载，总之帅升走了，留下了生口，回到了倭奴国，此后便杳无音信。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日本列岛陷入了一场混乱之中，人们对这场百年战乱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后汉书》里只是轻描淡写地用了一句话记录了当时的情况：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在倭国大乱的时候，东汉王朝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政治黑暗，最终在光和七年（公元184年），引发了黄巾起义，整个中国进入了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乱世。
国家陷入战乱，朝贡外交也自然就断了。倭奴再次出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时候，则是在三国时代了。

经过一百多年的战争厮杀，倭国由100多个部落国家，锐减到30多个，其中有两个最强大：邪马台国和狗奴国。
关于邪马台国的记载较为详细，它所坐落的位置有两种说法，一说认为是在九州（今福冈一带），另一种意见主张在畿内大和（今奈良）地区（因为“邪马台”与“大和”在日语中读音相同）但是两种说法都不是定论，至于具体的位置，至今仍无法确定。
然而这个国家的奇怪之处是，最高统治者是位未婚女性。其实，早期的邪马台国还是以男子为王的，由于2世纪末发生内乱乃共立女子为王，女王名为卑弥呼，时年17岁，以邪马台之地为都城。此时的邪马台国实际上是30余个倭人部落国家的盟主，卑弥呼女王对他们有相对的统治权。
《三国志》里记载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也就是说，她当女王之前是一位女巫，作为政教合一的统治者，侍奉她的奴婢就多达千人，自从当上女王之后，卑弥呼就深居简出，很少对外抛头露面，所居之处，也常年有军队守卫，宫禁森严，平时只有一名男子因负责供给饮食，传达命令和报告情况，才得以自由出入。
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六月，邪马台贡使难升米、都市牛利拜见了带方郡（位于朝鲜半岛）太守刘夏，希望能够前往洛阳朝贡。于是在刘夏的引见下，邪马台国的使团于当年十二月抵达洛阳，向魏明帝曹叡献上了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还有班布两匹二丈，对于曹魏来说这点礼物实在是有点寒酸，但海外岛夷能如此“向慕王化”，不远万里来朝，足见诚心可嘉，因此魏明帝自然要给予优厚的赏赐，不仅授予卑弥呼“亲魏倭王”的印绶，还赐予黄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珍珠与铅丹各五十斤以及各种丝织品和毛织品。
正始元年（公元240年），曹魏的诏书、印绶及赏赐的礼品由带方郡使者梯俊送到了倭国，这也是历史上中国朝廷的使者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
可以想象，曹魏回赠的精美贵重的礼品强烈地吸引了生产力落后的倭人，正是尝到了甜头，在此后的几年里，邪马台国频繁前来朝贡。进贡的礼品也在推陈出新，除了原有的生口之外，还出现了倭锦，绛青縑，绵衣等丝织品，这显然是倭人学习了曹魏的丝织技术，除此之外还有丹木、短弓作为贡品。就这样如此你来我往，日本列岛加强了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参与到东亚朝贡外交的体系内了。
此时邪马台国与邻近的狗奴国发生恶战，公元247年，邪马台国向魏国求助，魏国还特意派遣使者赶赴日本进行调解。在曹魏的政治协助下，邪马台国保住了王权，并加强了对其他小国的控制。女王卑弥呼的地位则更加巩固了。传说卑弥呼女王死后曾经立一男子为王，结果引发了一场内乱。后来一位与卑弥呼女王有血缘关系的13岁的少女壹与继承了王位，邪马台国的局势才稳定了下来。
卑弥呼死后以一百多名奴婢殉葬，还修建了巨大的古坟，《三国志》载“卑弥呼以死，大作冢，径百余步，徇葬者奴婢百余人。”这径百步，大约相当于150米左右，可见其坟墓之宏伟巨大，那么这座古坟在哪，至今还存在吗。有人认为奈良县的箸墓古坟就是卑弥呼之墓，无论是不是，根据中国史籍的记载卑弥呼之墓似乎都可以算作即将步入古坟时代的一个象征。此后的100多年里，邪马台国逐渐衰落，至于是怎么发展的，成了空白，因为这一时期中国史书里没有任何关于日本的记录。公元3世纪末，在奈良一带，兴起了一个较大的国家——大和国，逐渐统一了日本，大和国时代已然来临。

（八）古坟时代——日本文明发展的新时代
大和国兴起后，逐步统一日本各地，然而从3世纪中后期到5世纪初，中国史书上并没有留下有关日本历史确切的文字记载，但是当地统治者却兴建了许多巨型的坟冢，这些陵墓非常显眼，所以大和国统治的时代历史上又称为古坟时代，因这一时期倭王和豪族都时兴建造这种规模巨大的古坟，这也反映了日本社会文明程度极大提升。
古坟多集中在日本本州，以奈良县为中心，散布在北起福岛县，南至熊本县和大分县的广大地区，后来这种丧葬形式又扩展到南部九州地区。这一时期的坟墓为巨大的穴式土堆，四周有壕沟，前圆后方的墓穴形制最具代表性，古坟的四周围绕着中空的黏土塑像，这些筒状的陶制人偶可能是殉葬用的，称之为“埴轮”。建筑这些坟墓需要耗费大笔人力和物力，所以只有少数统治阶级能够负担得起。目前发现的71座古坟中，钥匙孔形的坟冢最为常见。大阪的大山冢，又名“仁德天皇陵”据悉为全世界最大的古坟。古坟里通常有许多铜镜、珠宝等物品，到了后期还有用于陪葬的兵器和盔甲。随着日本势力向海外扩张，朝鲜半岛南部也出现了不少古坟遗迹。

古坟时代，日本古代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绳文、弥生时代的日本，文化还远远落后于东亚大陆和朝鲜半岛，但是进入古坟时代之后，日本文化在吸收先进大陆文化的基础上，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文明程度不断提升。古坟中的殉葬品的数量愈加的丰富，有珠玉、刀剑、铜镜、陶器、箭镞、金银器等，有的古墓里绘有精美的壁画，从这可以看出日本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日本已处在奴隶社会的阶段。
在大和国的政治结构中，最高统治者是倭王，以下有畿内豪族葛城臣、平群臣、苏我臣、大伴连、物部连等，臣、连等豪族分掌国家的祭祀、军事、外交、财政等，在朝廷内有较大的权力。地方有国、县、村等机构，国设国造，县设县主，村设稻置和村主。国和县中有公、直、首等姓的豪族。豪族的同族集团叫做氏，有臣、连、君、直、造、首等姓。这种以姓氏表示的政治关系称氏姓制度。倭王拥有大量直辖领地包括屯仓和田庄，生活奢华，在屯仓、田庄从事生产的主要劳动力被称为部民。部民里面有被征服的部落俘虏，也有“归化人”，就是来自中国和朝鲜半岛的移民。归化人多有一技之长，如木工、织锦、缝衣、冶铁铸造等，对大和国经济的进步做出重大贡献。在朝廷和豪族控制的手工业部门中的生产者也叫部民，以专业不同编成不同的民，按其所掌握的专门技术被分配在各种部中，移民的首领往往是该部的领导者。部民制的存在是日本奴隶社会的一大特色。

自3世纪起，就在先进的汉文化从朝鲜半岛源源不断输入日本列岛的时候，以近畿为中心的大和国迅速崛起，逐步确立了一套中央政权，吞并了周边的割据小国。日本也由氏族部落国家联合体向统一国家过渡。这个统一是在倭五王时代完成的。所谓的倭五王，《宋书》里记载的是赞、珍、济、兴、武，日本学者认为这五王就是《日本书纪》上载的仁德、反正、允恭、安康、雄略天皇。《宋书•蛮夷传》中讲到倭五王“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通过长期的征战，大和国最终确立了在日本的统治权，势力不断发展壮大，而古代日本人的民族和国家意识开始萌发。
由于古坟时代，大量先进的文化制度，科学知识，生产技术传入日本，日本人也开始使用汉字。与此同时，儒学经由半岛传入日本，据日本《古事记》载，朝鲜的百济国五经博士王仁在日本应神天皇时，把《论语》、《千字文》等儒教经典带入日本，佛教也在日本散播开来，日本文明正迈入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