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仁义行和行仁义
二十世纪欧洲有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他曾把人生分为“自然情状”“社会情状(政治情状)”“道德情状”三“级”。他把这道德情状描述成最高级的生活情状。是生出于人的本质中，独立存在，而形成了人的尊严。并非是由自然的动物性欲望产生，也并非来自社会关系的约束。
钱宾四先生《人生十论》中评论说，裴斯泰洛齐这番话，和中国孟子的“由仁义行，非行仁义”的思想可以相发明（互相支持）。社会关系中规定有仁义，按社会规定的要求去做符合仁义规定的事，可以叫做“行仁义”。但这和“由仁义行”不同。人在本性中有仁义，我由自性行，即是“由仁义行”。这是一个人自主自发的行为，而不是社会在指派他规定他，也不是他在遵守服从社会规定而这样做的。这“由仁义行”和“行仁义”，是有分别的，分别不是很显著，但是很重要。
联系当前，学雷锋做好事，这是“行仁义”还是“由仁义行”？
做好事这三个字和行仁义三个字，结构相同，意义也相近。实际上，一九六三年那时，是领导人发话，大家响应号召去学习去行动。要按欧洲那位教育家的分法，应当是社会情状（政治情状）。五十年过去，领导人换了几代，年轻人也换了几代。还是领导人号召，年轻人响应的格局，大体上说，还是在社会情状吧。真正能走到道德情状这一“级”的，恐怕是极少数的吧。
当前反贪，有让他不敢、不能、不想这三步的说法。就揭露出的情况看，有的人是非但置党规国法于不顾，而且也根本无视最基本的社会礼法，完全是那种生存在动物情状（禽兽情状）中的样子。做到让人不敢、不能，也就是让生活提升到社会情状政治情状，服从法律服从制度。这是可以用法律用制度去约束他来完成的。而再要提升到不想（做坏事），到道德情状的生活，，则主要要人们的自己努力，不是法律制度所能完全做到的了。
孟子的“由仁义行，非行仁义”的思想，和我们现在的政策、思想，或许也是可以相发明（互相支持）的吧？

这提倡正能量，也和做好事，行仁义差不多吧。

这“由仁义行”和“行仁义”，是有分别的，分别不是很显著，但是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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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是从书上看来的，其实领会也不够。

道德靠不住，还得靠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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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可以解决的问题是不可以做不仁义的事，却不能让人去行仁义，而由仁义行 行就更不能由法律来保证。

天气热，想行仁义，又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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