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作为自然界的自我调控，一直和人类如影随形，虽然，可能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种疾病。
有病，就得治，包括今天仍然棘手的脑部疾病。考古发现，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较为成功的开颅术。2001年，在山东广饶傅家村大汶口文化遗址293号墓发现了一个颅骨，其右侧顶骨有31×25毫米的椭圆形缺损，根据体质人类学和医学X光片、CT检查结果，此缺损系开颅手术所致。而圆缺边缘的光滑均匀的圆弧形断面，应是手术后墓主长期存活、骨组织修复的结果，这就将中国的开颅手术史上推到了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颅脑外科术已经遍及全球，不过从中国目前发现的30多例原始开颅术看，成功的寥寥无几，组织者无畏，医学越发展，人类越来越不敢在脑袋上动刀了，这刀一放就是几千年。
除了开颅术，古人也敢做胸腹腔手术，虽然证据难找，但考古总有碰巧。1991年在新疆鄯善县苏贝希村的一座距今2500年的墓葬中，发现一具男性干尸，腹部有刀口，以粗毛线缝合，很可能做过腹腔手术，但显然没能救他性命。如此看来，《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上古医人的“割皮解肤，诀脉结筋”之术、《三国志》华佗的“断肠湔洗，缝腹膏摩”之法，都不是空穴来风。
人类历史的洪流浩浩荡荡，个体的疾病很难激起浪花，能让它盘旋、拐弯乃至改道的，往往是大规模的疫病。2010年在内蒙古通辽发现的哈民忙哈遗址，距今约5500年到5000年，在其中的一间房子里有97具尸骨，估计就是因感染瘟疫而被仓促掩埋的死者，而幸存者则迅速撤离。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庙子沟遗址，年代与哈民忙哈遗址相当，也可看到大量完整的物品，似乎人们受到了惊吓而迅速逃离，遭遇的可能是同样的瘟疫。
中国的重大疫情史不绝书，其中许多属于外来疾病，因为本地人对外来病菌、病毒没有抵抗力，更缺乏应对经验，后果往往异常严重。曹植《说疫气》记载了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瘟疫的酷烈：“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在曹操的根据地，重疫区邺城，“建安七子”仅存的四位徐幹、陈琳、应玚、刘桢均染病而亡。金朝末年，蒙古步步紧逼，金宣宗迁都南京（今开封），《金史》载：“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人满为患的城中发生瘟疫，成为压倒金朝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场瘟疫，极可能是一场鼠疫。13世纪以来，中国鼠疫频繁，而崇祯年间的鼠疫格外严重，并促生了人类第一次对肺鼠疫的认知，即医人吴又可提出的戾气致病说，明确提出戾气自口鼻传入，这就超越了伤寒、六淫的说法，将模糊的邪气致病渠道说明确化了，为以后的科学防疫提供了理论支持。
鼠疫当然不光缠着中国人，它在欧洲的游荡也杀人盈野，让人们最为刻骨铭心的，计有三次。第一次是公元541年在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爆发的“查士丁尼瘟疫”，席卷地中海沿岸，到公元700年为止，使欧洲人口几乎减半，让查士丁尼大帝的帝国复兴梦化为泡影，也让依靠伊斯兰教崛起的阿拉伯人趁虚而入。第二次是14世纪从意大利爆发的“黑死病”，也杀死了将近一半的欧洲人，引发思想巨变，间接促生了文艺复兴和近代欧洲的崛起。主流观点一直认为这场瘟疫起源于中国，不过它更可能是源自中亚草原地带，又随着蒙古西征的脚步传入的欧洲。第三次是19世纪源于中国的世界鼠疫大流行，大概1855年在云南出现，当地人称“痱子病”，后扩散至香港并波及亚、欧、美、非，到20世纪40年代停止，全球死亡人数在1500万以上。
鼠疫虽然肆虐多时，人类却不知道这种瘟疫和老鼠的关系。明代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中国西南数省爆发鼠疫，云南赵州诗人师道南《鼠死行》有云，“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第一次明确将老鼠和鼠疫联系了起来，算是有了模糊的认识。1910年，10月，因俄罗斯大乌拉尔地区务工的中国人中爆发鼠疫，被沙俄当局驱逐回国，25日，满洲里首现鼠疫，11月8日传入哈尔滨，遂从黑龙江绵延至河北、山东，死者6万多人。清政府委派剑桥大学西医博士伍连德为钦差，赴哈尔滨主持抗疫。当时中、俄、日、法医生均已在疫区开展工作，认为这次鼠疫为腺鼠疫，传播渠道为鼠—跳蚤—人，遂以灭鼠为要务。但伍连德注意到，寒冷的冬季，老鼠活动并不活跃，其尸体也检测不到鼠疫杆菌，反而在患者的肺部发现了大量鼠疫杆菌，所以他提出了全新观点：鼠疫杆菌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近距离呼吸传播，即肺鼠疫。于是他开展了大规模的隔离防疫，焚烧死者遗体，阻断春节交通，并强制要求佩戴口罩。他的观点，外国医生一致反对，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法国医生梅斯尼还拒绝佩戴口罩，最终不幸以身殉职。
大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另一种外来传染病——天花，进入中国。明代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有人发明了种痘术，提供了消灭天花的途径，这也是中国古代医学对世界的贡献之一。其原理，是以人工手段引发低烈度天花，使患者产生抗体，具体方法有痘衣法、浆苗法、旱苗法、水苗法等，虽然后两种方法安全性较高，但毕竟不可控因素太多，人痘法还不算特别安全。到了清代，天花依然经常爆发，顺治帝染病而死，皇子玄烨则因为曾出过天花有了抗体，得以继承皇位，是为康熙帝。康熙时期，俄罗斯曾特地派人到理藩院学习中国的人痘术，但未推广，其宿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反而成为将这项技术传往世界的关键中枢。英国驻土耳其公使夫人蒙塔古将此法传入英国，伏尔泰《哲学通信》记述了此事，皇家医师学会在1755年宣布，人痘接种可有效预防天花。俄罗斯叶卡捷琳娜大帝作为伏尔泰的忠实拥趸，对其关于人痘术的书信很感兴趣，邀请英国医师托马斯·迪姆斯戴勒来圣彼得堡为她本人接种人痘，最终安然无恙，使人痘术在俄罗斯普及，有效遏制了天花蔓延。女皇去世的第二年，受人痘术启发，英国医生詹纳发明了更为安全的牛痘术，逐渐成为主流，还在19世纪20年代“出口转内销”，又传入中国。
明清时期，外来传染病有了新品种——霍乱和梅毒。中国早有“霍乱”一词，不过按张仲景《伤寒论》中说的“呕吐而利（痢）”的症状，应是急性肠胃炎或其他肠胃病。自外传入中国的，是所谓“真性霍乱”，即由霍乱弧菌污染食物或水造成的肠道感染，特点是发病猛、预后差、死亡率高。此病起源于埃及或印度，19世纪才被发现，大约清嘉庆时期见于东南沿海，蔓延到北方，杀伤甚众，使人闻“虎烈拉”（Cholera的音译，即霍乱）而色变。
欧洲征服新大陆，给了全球疾病“大交换”的机会，带到新大陆的天花、流感、斑疹伤寒杀死了数以千万毫无免疫力的印第安人，而印第安人则报以梅毒（也有学者认为梅毒欧洲古已有之）。梅毒刚开始肆虐时，哪个国家都不愿承认是自己把它带入欧洲，意大利人把它叫“法国病”，法国人称其为“那不勒斯病”，俄罗斯说它是“波兰病”，波兰人说它是“日耳曼病”，日耳曼人则称之为“西班牙痒”，穆斯林则将其归罪于基督徒，鄙视链背后是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
明代中后期，梅毒从广东登陆中国，最早的记载出自明代俞弁《续医说》（1522年）：“弘治末年，民间患恶疮，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似，谓之杨梅疮。”稍晚的汪机《外科理例》记载了梅毒症状和十多个医案，但未分析病因，万历年间薛己《薛氏医案》明确了梅毒为传染病，却认为与个人体质有关，李时珍《本草纲目》“土茯苓”条则敏锐捕捉到了该病的性传播渠道，这大概是因为此病的男女症状一致，或从外国商旅那里得到了对这种已肆虐全球二三十年的疾病的经验和认识。明代后期，已经有人意识到“有毒之妓”是传染源，逐渐对妓院产生了畏惧，不过似乎故意忽视了此病女可传男，男亦可传女，不应只让社会地位低下的青楼女子担此骂名。梅毒这种花柳病，一名秘密病，治疗者少，更没有检疫、隔离、汇报机制，连医师也不见得有多少了解，社会上似乎对梅毒也没有明显的恐慌，以致西方人误认为东方这个神秘的民族拥有抵御梅毒的独特体质。直到1913年，James Maxwell的研究才打破了这种错误认识，相关研究者很快在中国找到了数万个梅毒病例。梅毒外来之前，中国也有淋病、软下疳等性病，但其相对于梅毒显然是小儿科，人们认为其与性生活有关，却没有意识到它们可以传染，所以性病在中国发达的青楼文化叙事中长期缺位。梅毒的到来，刷新了中国人对性病的认识，其“外来”色彩还成为帝国主义的某种象征，出现了民族主义的呼声，各种有关性病检疫体制的呼吁和努力又展现出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图景。
有病就有医。中国历史上担负起医疗主要任务的是走街串巷的民间医人，被称为闾阎医生、走方医、江湖医、游医、游方之医、草泽医、泽医、民医、走医、下走医等。古代也有坐堂医，清代一些药房还会请医生坐诊，但这都不是主流。南齐文惠太子曾“立六疾馆以养穷民”，一些寺庙也有收养贫病的医疗慈善组织悲田病坊；唐代中央还有医疗行政组织太医署，地方出现了民间自发的医疗互助组织医方邑；宋代设置了州以上的地方医官，并有惠民局、和剂局等官方医药行销体系，徽宗还设立了带有慈善医院性质的安济坊，但这些都如昙花一现，没有形成医院这种分科协作的医疗组织。
之所以不能出现医院，原因有三。一是医人习惯单打独斗，完全仰仗市场，往往没有具体分科，比如扁鹊行医便随俗为变，到了重视妇女的赵国他就当妇科大夫，到了讲孝道的洛阳他立马变身耳目医，来到重视小孩的咸阳他又成了儿科医。二是医人竞争激烈，但没有产生医术改良，反而造成了技术的封锁，遑论交流。比如面脂手膏这种美容品，需求高端，利润丰厚，甚至父子间都严格保密。更有甚者，秦太医令李醯，人如其名，醋意极浓，明知技不如人，竟使人刺杀了扁鹊。孙思邈告诫人们，一个医生开的药方，千万不要交给另一个医人来合药，以防后者故意做手脚嫁祸给前者。三是中国古代是这种医患关系模式：病人主动择医求治，全方位参与医疗过程并握有最终决定权，而医者必须对治疗效果负责，这就使迁就患者成了医者的习惯。这种医患关系自有其价值，但却消解了医人组织协作的可能。
病人有男有女，医人也是如此，可留名史册的女医人却屈指可数，这与男权社会中的女性话语权缺失直接相关，甚至许多女医人承担了更多的污名。汉武帝之母王太后，很欣赏河东人义姁的医术，遂将她的弟弟义纵推荐给了汉武帝。最后，义纵成长为一名六亲不认遐迩闻名的酷吏，才顺带使姐姐义姁在《史记》中扬名。女医淳于衍留名《汉书》，则是因为帮助霍光的老婆霍显谋害了汉宣帝的平民皇后许平君，以使霍家的女儿霍成君登上皇后之位。1990年《天圣令》的发现，证明唐代宫廷设有女医，且有一套选拔教育规章，女医身份为官户奴婢二十以上、三十以下，无婚史，集中培训，由医博士教安胎、产难及疮肿、伤折、针灸之法。至于民间的女医，史料稀少，《新唐书·艺文志》载“女子胡愔《黄庭内景图》一卷”，胡愔应该是位探索过人体结构的女医。《夷坚支乙卷》记载宋代一位张小娘子，自称曾遇皮场大王以《痈疽异方》相授，遂为名医。明代的女名医则有万历时的彭医妇、《本草图谱》作者周荣的女儿周祜周禧姐妹、名医徐孟荣之妻陆氏、出身无锡名门的谈允贤等。
客观讲，部分女医只凭经验行事，文化水平和获得新知识的渠道有限，造成了很多问题，随着唐朝之后女性社会地位的下降，女医这种行动自由的职业女性还逐渐被视为风气败坏的根源。在妇女普遍遭到管束的社会大背景下，敢于抛头露面的所谓“三姑六婆”（尼姑、道姑、卦姑，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往往成为“良家妇女”与社会的媒介人物，从而遭到男性社会的敌视，偶有带坏良家妇女的个别案例，也被无限放大，造成对整个职业女性团体的鄙夷和白眼，女医自然也不能幸免。
人之大病曰死，这个病确实不好治，但更难治的病，无疑是相信人可以长生不死，乃至仙福永享、寿与天齐。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染上这个病的，代不乏人，让方术之士和各种大忽悠大放异彩。秦始皇被各路人马骗德团团转，“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心理需求让他甘心受方士摆布，一旦失败，还主动使用术士设置好的客观原因作为理由，推诿机制（projection）发挥了作用。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为求长生，设立仙人博士，煮炼百药，虽不成功，服用寒食散的热情却始终不减，后因重金属中毒导致脾气暴躁无常，动辄打人杀人，搞得大臣人人自危。后世的唐宪宗被太监刺杀，明嘉靖皇帝差点被宫女勒死，都跟吃药吃多了脾气差有关。唐太宗李世民坚持中外结合，兼容并包的原则，本土丹药日常吃，域外药方也乐于尝试，造成他殒命的大概便是天竺方士那罗迩娑婆寐所献的天竺长生药。武则天得享高年，要感谢她委托炼制不老药的嵩山术士武什方，因为武什方因同伙麟趾寺老尼出事儿而上吊自杀了。
魏晋隋唐以来，服食寒食散、金丹蔚然成风，数量可达数百万，死亡估计也有几十万。唐代士大夫因服丹药而死的不少，如白居易《思旧》中所说：“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微之炼秋实，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四个人分别是：韩愈、元稹、杜牧、崔玄亮。韩愈曾声称对丹药的危害看得很透，大概他反对的不是丹药本身，而是认为人们的服食方法有问题，他的方法是吃用硫磺末喂养的鸡，宋代的高若讷也不直接吃药，而用钟乳喂牛，然后引用牛乳。苏东坡也有自己的一套“阳丹阴炼”之法，即以罐子储存尿液，满三十日后依次开启，提取其中结晶物，洗净过滤，夏至后配合枣肉捏成丸，用酒冲服，称为“阳丹”。
古代圣贤皆有异相，许多也和疾病有关。项羽重瞳，一个眼里看上去有两个瞳孔，可能是眼睛患有结膜黑色素斑，此病在黑色素痣阶段，看起来类似两个瞳孔，如果发展成结膜黑色素瘤，又长在瞳孔旁，就更像了。十六国时期后梁开国君主吕光、南唐后主李煜的重瞳，恐怕也是这个病。其他如后赵创立者石勒常凭空听到鼓铎之声，实际是耳鸣。周文王有四个乳房，唐高祖李渊有三个乳房，其实是副乳。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体有金色，可能是新生儿黄疸。异相有可能会帮助有异相者确立野心，鼓励追随者坚定信心，最终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归，这里就存在一个“幸存者偏差”问题。靠异相鼓动起于寒微的人，历史上应该不少，但多数会失败，不能留名史册。而少数成功者则会青史留名，给人以成功者皆有异相的印象，但如果反过来推导出“有异相者必然成功”，就犯了逻辑错误。
通过回顾疾病的历史，不难看到历史的疾病。
读于赓哲《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学到不少知识，也有一些感想，札记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