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泉州与省会福州的四季历史文化完结篇(校正精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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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1-09-18 22:14:17 更新时间：2021-09-24 05:02:35
楼主：泉新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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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春）
背景
福建最早的闽越文化也就是福建的土著融合文化(古闽族土著融合了越国移民所产生的文化）在春秋战国至汉武帝时期。当时福州和南平地区是福建土著融合文化的代表地区。
汉武帝时期，闽越国起兵反汉，发生对抗战争，最终闽越国战败，为了彻底消除后患，汉武帝诏令大军将闽越举国迁往江淮内地，焚毁闽越国的城池宫殿，闽越国彻底灭亡，随着闽越民往江淮迁移，福建的闽越族群（闽越文化)也随之基本消失。从此后福建人的血统实现了古闽族土著、畲族和汉等多民族的融合。(主要居住于深山的古闽族土著、畲族等在福州和泉州两地都有）福建人的血统以及文化重新启动。
福建各区域族群的文化形成
晋代衣冠南渡八姓入闽是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汉人入闽，（移民主要在闽北南平地区以及闽东福州闽江流域和闽南泉州晋江流域定居)，自此后汉人逐渐与福建土著融合并形成了福建的三大区域文化(以及相应的小区域文化），早期福建三大区域的语言(文化）代表是南平（建瓯(闽北），福州(闽东），泉州(闽南）。
南北朝时期的陈朝永定时(557～559年)，设"闽州"，这是福建历史上第一个省级建制，辖建安、晋安，南安三郡，陈朝天嘉六年(565年)就罢了，福建区域还属东扬州管辖。除这次短暂设过省级建制外，在唐代福建成型之前，福建区域长期属于江浙、江西的附属区域(属东扬州，扬州，江州等管辖)。南北朝时期福建形成的建安（今南平)，晋安（今福州），南安（今泉州）三郡，亦体现出了当时福建的三分天下。
也就是说要谈今天福州人，泉州人，南平人的语言和相应文化的源头古老程度，福州泉州南平都是一样的历史起点 。都是从晋代首次汉人大规模入闽开始，文化的古老程度是一样的。
在晋代之后的南北朝，唐朝，每次汉人移民大规模南下，泉州和福州都是主要的聚居地，福州和泉州的历史文化起点是一样的，而泉州保留传承的古晋唐遗风要比福州更为厚重。地方文化的灵魂泉州的南音、梨园戏成型于唐宋，福州的闽剧、福州评话成型于明清；福建五大剧种泉州独占两个，梨园戏以及高甲戏，福州唯一地方剧种仅有成型于晚清的闽剧。唐初陈政、陈元光带领军队入闽南，泉州闽南话在此时融合成型，唐末从泉州中转至福州的开闽王王审知带领军队入福州，闽东福州话在此时融合成型。泉州文化显然比福州更具有代表性。
福建从唐朝大发展开始泉州的发展就比福州更具有地区代表性
先从有不少人讲到的所谓正史记载名称排名决定高低论说起，也就是唐朝福州+建州等于福建最强论，所以才叫福建，不叫泉福或者泉建？ 当时泉州还很落后? 这种说法显然是可笑的，因为福建一词成型记载泉州就排在建州前，《新唐书·方镇表》原文记载如下：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置福建经略使，领福、泉、建、漳、湖五州，治福州”。且《旧唐书 ·地理志》也是同样的记载顺序，福州是省会，所以记载排在前面很正常，而记载的顺序建州则排在泉州之后，就算从当时的户数和口数来说建州也在泉州之后。所以这种说法一戳就破。军事与政治地位高并不代表人口、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力就最大。
让我们看看福建成型的唐代，泉州在福建地区的代表性
唐朝福建人口发展的代表
唐代，是整个福建人口大发展时期(包括福州和泉州)，唐初整个福建还人口稀少(包括福州和泉州）。隋朝统一福建后，将原建安、晋安，南安三郡合并为建安郡一郡；将福建的县裁并到只剩最后的4个区域中心县(建安、闽、南安、龙溪、四县)，共有1万2千多户，如以每户5人计，平均每平方公里不足1人，是南方诸省中人口密度最低的区域。属于落后区域。在唐初，今福建境内隋建安郡旧境，只有一个建州，旧属岭南道，福建户数只有1万5336户，其它四州（福、泉、漳、汀州）分别是在高宗、武后、玄宗时期先后设置的。开元时，福建五州的户数达10万8991户，与唐初的1万多相比，福建户数人口激增6倍多。例如隋代(581～618年)福州地区人口数约为2万人，《三山志》记载唐代初期的福州还是人烟稀少：始州,户籍衰少,耘锄所至,甫迩城邑。穹林巨涧,茂木深翳,小离人迹,皆虎豹猿猱之墟。至唐代建中年间(780～783年)，福州地区的人口迅速发展达到21万7877人。唐代泉州地区的人口也是迅速激增。
唐朝时期，由于人口经济迅速发展，福建区域开始引起朝廷的重视，于是在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设“福建经略使”为军事长官职称，始有“福建”一词。福建一词由军事武装长官名称而来，这是朝廷为加强边防武装力量而设置的，(福建多山，陆地对外交通闭塞，朝廷只要扼守住中原入闽最近最便利的福建区域腹口上的福州和建州就可以掌控住边远的福建地区不乱）称呼是取福建地区战略关口上的军政中心福州和建州各一字组成。
福州地方志《三山志》载：“开元分道，置使采访，惟在边镇，首谨兵防，此州又始为经略”。对唐代开元年间“福建经略使”这个为加强边防武装力量的职能设置也作出了明确的记载。
人口是古代一个地区开发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是经济、文化发展的根基，在开发初期更是绝对的指标，福建一词刚成型的开元年间泉州辖区的人口就已经超过福州辖区的人口，位居福建首位。
泉州，开元年间50754户，天宝年间23806户(160295人），建中年间24586户，元和年间35571户。
福州，开元年间31067户，天宝年间34084户--(75876人），建中年间39527户，元和年间19455户。
《元和郡县志》是唐代元和年间宰相李吉甫写的一部记录当代实情的官方地理总志，可以说是最符合当代实情的地理总志。也是现存历史最早的一部人口地理总志。
《元和郡县志》记录唐代开元年间福州跟建州的户数都在两三万左右，泉州则有五万多户，远远领先福州跟建州。唐元和年间福州跟建州户数只有一万多，泉州户数则有三万多。
宋初延续五代时期的人口，宋初太平兴国(976年—984年）泉州去除兴化(莆田)后，而福州依旧包括周边的宁德等地区，泉州户数人口依然比福州多。泉州，太平兴国年间96581户，福州，太平兴国年间94470户。
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福建一词刚成型泉州辖区的人口就已经位居福建地区的首位。从开元盛世福建一词成型算起，泉州的人口密度一直都比福州高，当时福州比不上，建州就更不用说了，唐开元至元和年间泉州户数一直都高于建州。建州人口一直比泉州少（在这以后的各朝各时期，福建人口数量首位的位置不断的在福州和泉州之间转换），这说明在唐朝福建一词刚出现时，泉州地区的开发程度在福建地区就已经处于举足轻重的引领作用。唐代，位于福建中南部的泉州人口的发展比福州更有代表性。
唐朝福建文风的代表
唐朝中期泉州人引领起福建的文化发展
薛播在唐朝建中、贞元年间两次出任泉州刺史，十分注重教育，在泉州“敷文兴教”，席相继薛播之后任泉州刺史，也非常热衷于“敷文兴教”，贞元九年在泉州东湖为8名乡贡举行隆重的乡饮酒礼，百姓“空巷趋观”，影响很大。当时常衮任福建观察史，常衮是一位爱才的官吏，注重教育，增设乡校，亲自讲授，用宾主的礼节对待生员，注意提拔后进，倡导读书写文章。福建地区的教育文风起步就是从常衮任福建观察史开始，常衮虽然是在福州任的福建观察史，但他鼓励和提拔的在福建地区有影响的人物却是当时泉州的欧阳詹、和状元徐晦，(欧阳詹与徐晦当时都是泉州同乡，居住于晋江的徐晦举进士不中，欧阳詹生前数称之“大器当晚成”，后来果然高中状元，仕为福建观察使。语及欧阳詹，徐晦必流涕）。又如正唐朝(黄巢陷长安前）福建高官的代表人物泉州人尚书李稠。
隋代科举制度开创，180年内泉州竟没有一人参加进士考试。唐朝时期泉州民间私学发达，但泉州文士贪恋家乡山水，不肯远游出仕，无心参加科举。
薛播在建中、贞元年间两次出任泉州刺史，很赏识欧阳詹的才华，经常带他到城西九日山与同来的隐士秦系和姜公辅等人交游，谈文论道。席相继薛播之后任泉州刺史，他对欧阳詹同样器重，凡观游宴集一定邀请欧阳詹参加，让他写诗记下当时的盛况。欧阳詹本无心科举功名，想长期在家读书，奉养双亲。后来因为双亲严命，亲友激励和常衮、席相等长官的提拔，才决心参加科举考试。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欧阳詹终于与当时著名青年文士贾稜、韩愈、李观、崔群等二十二人同登金榜，当时称“龙虎榜”。贾稜第一名，欧阳詹第二名，韩愈第三名。
唐朝中期泉州人欧阳詹成为了引领影响八闽文学风气的第一人，韩愈将欧阳詹视为闽越“长材”的代表人物，以及福建影响力第一进士，韩愈《欧阳生哀辞》：闽越之人举进士，由詹始。《闽政通考》云，“欧阳詹文起闽荒，为闽学鼻祖”。欧阳詹声腾江淮，达于京师，建中、贞元间文词大振，瓯闽之间惟知有詹。从此后，福建“风移教行”，士子“竟劝子弟”，皆以读书为荣。闽省自欧阳詹登第，文辞崛兴，影响极其深远。欧阳詹被誉为：“闽文宗，闽文祖”。
《唐会要》卷75南选载：贞元十二年（796年），赦停福建选补司，规定泉、建、福州的官吏都要赴首都长安依选例称补。至开成五年（840年）漳州、汀州也停南选。从当时最发达的泉州，建州，福州开始再到后来的漳州，汀州南选的相继停废代表着福建经济人口的发展，以及赴京考试人数的增多；之前属于边缘化的福建开始登上全国性的主流平台。
唐朝泉州的一甲进士，792年欧阳詹（排名2），846年傅荀（排名2）；五代，陈逖(排名1），黄仁颖（排名1）
唐朝福州的一甲进士，唐代至五代福州仅有唐末897年卓云（排名2）一人，(不包括当时泉州辖区的莆田）泉州都比福州多，建州就更不用说了(唐代建州连进士都寥寥可数）。当时泉州文化在福建地区的引领作用以及影响力可见一斑。
唐朝时期泉州九日山建有四贤祠，奉祀欧阳詹与秦系、姜公辅、韩偓四贤。
地区文风重要的硬件标志，泉州府文庙，建立在唐朝开元年间(713～740年)，成规模建造也比福州早了几十年。唐朝时期泉州民间“私学”发达，泉州以“民营”方式引领福建发展这个传统其实从福建最初成型的唐朝时期就有了。
唐之刺桐城
唐朝·陈陶《泉州刺桐花咏兼呈赵使君》:仿佛三株植世间，风光满地赤城闲。海曲春深满郡霞，越人多种刺桐花。只是红芳移不得，刺桐屏障满中都。
晚唐·曹松《送陈樵校书归泉州》：“候马春风馆，迎船晓月溪。帝都须早入，莫被刺桐迷”。
晚唐·徐寅《春末送陈先辈之清源》：归日捧持明月宝，去时期刻刺桐花 。
唐朝的泉州文化风气在当时福建地区举足轻重的影响和引领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唐代，泉州文化的影响力显然比福州更具有代表性。
佛国文化影响力
泉州延福寺始建于西晋太康九年(288年)，跟福建最早的佛教寺院始建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年)的福州绍因寺仅相差几年，都是建造于西晋太康年间，可以说是同样的起点。唐末泉州人义存是福州雪峰禅院的开山鼻祖，唐僖宗赐号“真觉大师”，并御赐紫袈裟，义存在雪峰，弘宗演教，“四方衲子云集，至无容所，僧众盛时多达1500余人。门下高僧辈出，分为54支，其中云门宗创始人文偃(匡真禅师)是义存的嫡传弟子。法眼宗的创始人文益(净觉禅师)是他的三传弟子。这两宗的佛教徒都尊雪峰为“祖庭”。他们分别成为晚唐五代禅宗中的五宗之一。此外，被誉为"闽刹之冠“的鼓山涌泉寺开山祖神晏、福州玄沙院的开山祖师备、福州怡山长庆寺的中兴祖师慧棱、越州(今浙江绍兴)洞岩寺的可休，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的智孚等皆出于义存门下，经过义存多年努力，福州境内佛教大行。
始建于唐初垂拱二年（686年）的位于泉州古城核心区的开元寺是福建省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泉州在唐代就有佛国之称，泉州人义存对福州佛教的带动传播兴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泉州元妙观，位于今泉州市区东街新府口(泉州古城核心区)，始建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年)，距今1700多年，是道教传入福建后的第一座道观，威望、资历，在整个福建都是最高的，明清两代管理道教的泉州“道纪司”都设在元妙观内，被誉为“八闽第一道观”。
雕刻于宋代的位于泉州市区北郊清源山的道教始祖老君造像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道教石雕。
唐宋时期是中华本土道教的兴盛期，唐朝时期福州和泉州各有道教教观12所，（到了宋朝泉州有道教教观38所，福州有30所)。世界各种多元的宗教在泉州融合，泉州的本土和外国宗教显然都比福州更具有引领代表性。
唐朝，福建初期的经济大发展，泉州在福建的代表性
唐武德年间（公元618年－626年），穆罕默德遣四贤徒来华，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和四贤则传教泉州，两人卒后葬于灵山。1965年在泉州郊区出土的阿拉伯文墓碑上刻写：“这是侯塞因·本·穆罕默德·色拉退的坟墓。真主赐福他。亡于回历二十九年三月……”。回历二十九年即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可见初唐已有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在泉州居留。他们出售香药，珠宝等物，购买丝绸、瓷器。泉州市场繁荣，生产比前显着发展。唐哀帝天佑元年(904年)，在今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国遣使蒲阿粟来福建进行商业活动。
农业方面，出现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年)，泉州东郊开凿“尚书塘”，灌田3万多亩；疏浚“东湖”，使泉州东郊农地免遭旱魃；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开凿泉州北山下塘来兴修“仆射塘”，以及在唐文宗大和年间(827~835年)，在泉州通淮门外晋江北岸开浚“天水淮”工程。只有解决农田灌溉问题，粮食和经济作物才能增产，当地才有大批居民从事手工业劳动。
署名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实出张九龄等之手)的《唐六典》载：“泉、建、闽之绢，泉、建，闽、表之纻，登、莱、邓之赀(布)，并为八等。”可见唐朝开元年间泉州种桑植麻，绢、纻成为全国知名产地之一。当时泉州富商黄守恭有大桑园七里，田三百六十庄，泉州一带的百姓大量种桑养蚕，织造丝绸。
制瓷业比前发达，1973年在晋江磁灶附近的童子山、狗仔山、后壁山、虎仔山等地发现唐代窑址，（最早一处是南北朝时期的窑址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足见唐朝泉州瓷器产量可观。丝绸和瓷器均为当时大宗出口商品。在唐朝后期安溪也已开始产茶。唐朝时期泉州的丝，瓷，茶代表都已经成型并且逐渐壮大起来。
这时泉州的冶铁、制盐、造船也很兴旺，福船和广船是适应中国南方海阔水深、岛屿众多的两种船型。福船头尖尾宽，两头翘起，尾封结构是马蹄型，两舷边向外拱，有宽平的甲板和连续的舱口，舷侧用对开原木厚板加固，强度较大，造船用材主要是福建盛产的松、杉、樟、楠木(见上海交通大学等编《造船史话》)。据《唐会要》载，一艘福船可载重数千石(即数十万斤)。以上情况，说明泉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开展活动，具备有利条件。
泉州是唐中后期兴起的外贸港口。大约在9世纪中叶，刘安仁前往广州做生意，定居南海。子知谦，生隐、台、岩三子，刘隐就是后来的南汉烈宗，刘岩为南汉高祖。刘隐祖父的活动时代在唐代后期，刘氏祖墓在南安（泉州属县），也可以作为泉州港在此期间兴盛的证据。
唐朝泉州是中国四大海港城之一，引领传统丝、瓷、茶等经济的发展比福州更具有代表性。
福州城与泉州城
福州城
福州首次建城是闽越国时期的冶城，城墙为夯土结构，城池是座狭小的土城，城里主要居聚王族官吏和士兵。晋太康三年(282年)，太守严高嫌冶城太小，遂在越王山(屏山)南麓建城，称子城，唐中和年间(881～885年)，观察使郑镒再次进行修拓，其格局较晋子城没有太大的变化。唐朝福州城的城区面积2平方公里左右。
泉州城
唐朝久视元年（700年），州治从丰州向东南南移5公里迁移到今泉州市区。由于今泉州市区人口经济发展迅速，泉州建制自此稳定下来；成为福建的一个区域中心。至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以前，泉州已有夯土版筑的城墙。称为唐故城(罗城)，城内既是衙署等政府行政机构所在地，也是百姓居住的城区。唐故城周围13.2里（6.6公里)，城区面积将近3平方公里。
总结对比一下经过唐朝时期的发展后泉州和福州的地区综合实力，哪个更具有区域的代表性？
福建从唐朝初期人口大发展以来，第一个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出现在唐末五代时期的闽国，这也是唐朝福建经济文化大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唐朝后期，黄巢造反，天下群雄并起，开闽三王入闽经过当时福建的大州泉州，军队到南安，当时泉州百姓在刺史廖彦若的压榨下，民不聊生，于是派出张延鲁等耆老前往邀请王潮，奉牛酒迎潮。引兵入泉，为民除害。王潮率军围攻泉州城，经过一年战斗，于光启二年(886年)攻克泉州，消灭廖彦若，控制泉、漳二州。
福建观察使陈岩，(前福建团练副使，泉州刺史)，上表朝廷，保荐王潮为泉州刺史。王潮在泉州励精图治，召集离散流民，鼓励生产，整饬部属，创筑子城，减轻徭役，放宽赋税，兴办义学，颇得人心。王潮在当时福建的大州泉州的势力被福建观察使陈岩所认可就标志着开闽三王的势力已经在福建稳定了下来。
大顺二年（891年），陈岩病危，欲授予泉州刺史王潮全省的军政大权，王潮未到福州，陈岩就已经逝世，军政大权被陈岩的妻弟范晖篡夺。于是王潮便派堂弟王彦复，其弟王审知攻打福州，最终攻下福州，王氏兄弟声威远播，其后汀州刺史，建州刺史先后亲赴归顺，王氏兄弟逐渐占领今福建省全境，王潮在福州先后被受封为福建观察使、威武军节度使。 二弟王审邽担任泉州刺史政绩显著。累封工、兵、户三部尚书，授威武军节度副使，晋开国侯，(由此也可见泉州在闽国的重要性）。
乾宁四年（897年）十二月，王潮病逝，享年52岁，追赠司空，封秦国公，谥号广武，葬在晋江县北郊盘龙山（今属惠安县城南郊），在福州就任的王潮死后却葬在泉州，泉州对开闽王的重要性明显可见。
开闽三王以泉州为中心，后来又在泉州沿途百姓的支持下攻取扼守福建地区战略关口上的军政要地福州，进而统一了八闽建立了闽国，开闽三王其中王潮和王审邽两兄弟及王延彬任泉州刺史44年，大力治理发展泉州，王审知虽然在福建地区的军政关口福州任闽王，但也非常重视泉州的发展，亲自主持兴建泉州6里陂、9溪18坝，晋江40余华里灌渠。在开闽三王和后辈“招宝侍郎”王延彬（出生于泉州）的治理下，当时的泉州经济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王审邽令王延彬在南安丰州建招贤院（今泉州丰泽区北峰镇招贤村），接纳李洵、韩偓、崔道融、杨承休、王倜、王涤、郑璘等流亡的中原官员、名士包括福建本土的黄滔、徐寅、翁承赞等数十人。一时泉州人才济济，文事活跃，“文物为十国之冠”。
《十国春秋》《王延彬传》：每发蛮舶，无失坠者，时谓之招宝侍郎。
闽国后期内乱，福州人朱文进造反，在福州自为闽王，亲自发兵攻打泉州，泉州人留从效沉着应对，闽国两个强盛地区福州和泉州的实力对战，以福州兵全面溃败而告终，福州元气大伤，很快闽国灭亡，福州沦陷为吴越国的边防关口，建州等地则被南唐占据扼守，福州建州这两个朝廷定义的军政关口均沦陷，只有福建的“无冕之王”泉州统领的泛闽南区域清源军辖区独立割据长达30多年，时间和闽国差不多，晋江王留从效割据泉州，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令士兵垦田，召游民种地，围垦海滩，兴修水利，泉郡因此常“仓满岁丰”。手工业，特别是用于对外贸易的陶瓷、冶炼业和丝织业等，得到较大发展。留从效很重视教育，每年秋天都举行考试，取明经、进士，谓之“秋堂”。 又扩建新城，十分重视海外交通贸易，令人在城内“开通衢，构云屋”，以“招徕海上蛮夷商贾”；蠲除各种苛捐杂税，允许自由贸易。泉州城内货物充盈，商业繁盛，号称“云屋万家，楼雉数里”。（留从效环城遍植刺桐树,宋元时期泉州以刺桐港之名闻名于世)。
《全唐诗》韩偓《卜隐桃林场》、《南安寓止》记载了闽国王审邽治泉时期泉州地区触目是“桑梢出舍蚕初老”、“枳篱茅屋共桑麻”。《全唐诗》詹敦仁《余迁泉山城留侯招游郡圃作此》记载了留从效割据时期，泉州城内则是“千家罗绮管弦鸣”。说明五代时期泉州丝绸生产，已经相当发达和普及。
五代时，泉州港的主要出口商品是陶瓷和铜铁。从考古发现的五代窑址和出口物品来看，以烧造青瓷为主的陶瓷业，其制作技术和产品质量均有较大的提高。泉州的矿冶业和铸造业，唐代已有记载，五代时则是福建的主要产地。闽王王延曦曾在泉州铸造“永隆通宝”；留从效统治泉州时期，泉州的铸造业已十分普遍。在泉州城西，至今还遗存有留从效亲令置炉铸冶工场，后人称为“铁炉庙”。留从效那时正是用这些陶瓷铜铁泛于蕃国，去换取大量的外国珍奇和金贝的。
泉州城与福州城
五代时期的福州城
自无诸创立闽越国，定都“冶城”开始，到王审知（862~925年）创立闽国，前后历1109年（前202~907年），福州仍是一座落后的小城（为朝廷办公专用的子城)。
天复年间(901～904年)，福州始建罗城，节度使王审知拓子城南面建罗城，城周约6公里(城区面积3平方公里左右）。
后梁开平二年(908年)，王审知再筑夹城，围“三山”于城内，福州始有三山之称。城周约10公里(城区面积5平方公里左右)。
五代时期的泉州城
南唐·保大中（943～957年）(晋江王）留从效于泉州子城内筑衙城，又对泉州唐罗城重加版筑，周长20里（10公里)，城墙周围20里（城区面积约5平方公里)，城墙高一丈八尺，有七座城门。
从光启二年（886年）8月至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七月，泉州从唐末开闽三王在福建的第一个割据势力再到宋朝福建最后一个纳入宋朝版图，唐宋交接泉州独立割据在朝廷之外的时间达90年左右，为福建之冠，经济文化自由大发展为福建之最典型，泉州留从效作为福建地方最强势力的代表崛起于唐宋交接之际。独立割据的以泉州为中心的清源军留从效和陈洪进也成为《宋史》世家篇里福建的唯一地方诸侯代表。
背景
福建最早的闽越文化也就是福建的土著融合文化(古闽族土著融合了越国移民所产生的文化）在春秋战国至汉武帝时期。当时福州和南平地区是福建土著融合文化的代表地区。
汉武帝时期，闽越国起兵反汉，发生对抗战争，最终闽越国战败，为了彻底消除后患，汉武帝诏令大军将闽越举国迁往江淮内地，焚毁闽越国的城池宫殿，闽越国彻底灭亡，随着闽越民往江淮迁移，福建的闽越族群（闽越文化)也随之基本消失。从此后福建人的血统实现了古闽族土著、畲族和汉等多民族的融合。(主要居住于深山的古闽族土著、畲族等在福州和泉州两地都有）福建人的血统以及文化重新启动。
福建各区域族群的文化形成
晋代衣冠南渡八姓入闽是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汉人入闽，（移民主要在闽北南平地区以及闽东福州闽江流域和闽南泉州晋江流域定居)，自此后汉人逐渐与福建土著融合并形成了福建的三大区域文化(以及相应的小区域文化），早期福建三大区域的语言(文化）代表是南平（建瓯(闽北），福州(闽东），泉州(闽南）。
南北朝时期的陈朝永定时(557～559年)，设"闽州"，这是福建历史上第一个省级建制，辖建安、晋安，南安三郡，陈朝天嘉六年(565年)就罢了，福建区域还属东扬州管辖。除这次短暂设过省级建制外，在唐代福建成型之前，福建区域长期属于江浙、江西的附属区域(属东扬州，扬州，江州等管辖)。南北朝时期福建形成的建安（今南平)，晋安（今福州），南安（今泉州）三郡，亦体现出了当时福建的三分天下。
也就是说要谈今天福州人，泉州人，南平人的语言和相应文化的源头古老程度，福州泉州南平都是一样的历史起点 。都是从晋代首次汉人大规模入闽开始，文化的古老程度是一样的。
在晋代之后的南北朝，唐朝，每次汉人移民大规模南下，泉州和福州都是主要的聚居地，福州和泉州的历史文化起点是一样的，而泉州保留传承的古晋唐遗风要比福州更为厚重。地方文化的灵魂泉州的南音、梨园戏成型于唐宋，福州的闽剧、福州评话成型于明清；福建五大剧种泉州独占两个，梨园戏以及高甲戏，福州唯一地方剧种仅有成型于晚清的闽剧。唐初陈政、陈元光带领军队入闽南，泉州闽南话在此时融合成型，唐末从泉州中转至福州的开闽王王审知带领军队入福州，闽东福州话在此时融合成型。泉州文化显然比福州更具有代表性。
福建从唐朝大发展开始泉州的发展就比福州更具有地区代表性
先从有不少人讲到的所谓正史记载名称排名决定高低论说起，也就是唐朝福州+建州等于福建最强论，所以才叫福建，不叫泉福或者泉建？ 当时泉州还很落后? 这种说法显然是可笑的，因为福建一词成型记载泉州就排在建州前，《新唐书·方镇表》原文记载如下：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置福建经略使，领福、泉、建、漳、湖五州，治福州”。且《旧唐书 ·地理志》也是同样的记载顺序，福州是省会，所以记载排在前面很正常，而记载的顺序建州则排在泉州之后，就算从当时的户数和口数来说建州也在泉州之后。所以这种说法一戳就破。军事与政治地位高并不代表人口、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力就最大。
让我们看看福建成型的唐代，泉州在福建地区的代表性
唐朝福建人口发展的代表
唐代，是整个福建人口大发展时期(包括福州和泉州)，唐初整个福建还人口稀少(包括福州和泉州）。隋朝统一福建后，将原建安、晋安，南安三郡合并为建安郡一郡；将福建的县裁并到只剩最后的4个区域中心县(建安、闽、南安、龙溪、四县)，共有1万2千多户，如以每户5人计，平均每平方公里不足1人，是南方诸省中人口密度最低的区域。属于落后区域。在唐初，今福建境内隋建安郡旧境，只有一个建州，旧属岭南道，福建户数只有1万5336户，其它四州（福、泉、漳、汀州）分别是在高宗、武后、玄宗时期先后设置的。开元时，福建五州的户数达10万8991户，与唐初的1万多相比，福建户数人口激增6倍多。例如隋代(581～618年)福州地区人口数约为2万人，《三山志》记载唐代初期的福州还是人烟稀少：始州,户籍衰少,耘锄所至,甫迩城邑。穹林巨涧,茂木深翳,小离人迹,皆虎豹猿猱之墟。至唐代建中年间(780～783年)，福州地区的人口迅速发展达到21万7877人。唐代泉州地区的人口也是迅速激增。
唐朝时期，由于人口经济迅速发展，福建区域开始引起朝廷的重视，于是在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设“福建经略使”为军事长官职称，始有“福建”一词。福建一词由军事武装长官名称而来，这是朝廷为加强边防武装力量而设置的，(福建多山，陆地对外交通闭塞，朝廷只要扼守住中原入闽最近最便利的福建区域腹口上的福州和建州就可以掌控住边远的福建地区不乱）称呼是取福建地区战略关口上的军政中心福州和建州各一字组成。
福州地方志《三山志》载：“开元分道，置使采访，惟在边镇，首谨兵防，此州又始为经略”。对唐代开元年间“福建经略使”这个为加强边防武装力量的职能设置也作出了明确的记载。
人口是古代一个地区开发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是经济、文化发展的根基，在开发初期更是绝对的指标，福建一词刚成型的开元年间泉州辖区的人口就已经超过福州辖区的人口，位居福建首位。
泉州，开元年间50754户，天宝年间23806户(160295人），建中年间24586户，元和年间35571户。
福州，开元年间31067户，天宝年间34084户--(75876人），建中年间39527户，元和年间19455户。
《元和郡县志》是唐代元和年间宰相李吉甫写的一部记录当代实情的官方地理总志，可以说是最符合当代实情的地理总志。也是现存历史最早的一部人口地理总志。
《元和郡县志》记录唐代开元年间福州跟建州的户数都在两三万左右，泉州则有五万多户，远远领先福州跟建州。唐元和年间福州跟建州户数只有一万多，泉州户数则有三万多。
宋初延续五代时期的人口，宋初太平兴国(976年—984年）泉州去除兴化(莆田)后，而福州依旧包括周边的宁德等地区，泉州户数人口依然比福州多。泉州，太平兴国年间96581户，福州，太平兴国年间94470户。
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福建一词刚成型泉州辖区的人口就已经位居福建地区的首位。从开元盛世福建一词成型算起，泉州的人口密度一直都比福州高，当时福州比不上，建州就更不用说了，唐开元至元和年间泉州户数一直都高于建州。建州人口一直比泉州少（在这以后的各朝各时期，福建人口数量首位的位置不断的在福州和泉州之间转换），这说明在唐朝福建一词刚出现时，泉州地区的开发程度在福建地区就已经处于举足轻重的引领作用。唐代，位于福建中南部的泉州人口的发展比福州更有代表性。
唐朝福建文风的代表
唐朝中期泉州人引领起福建的文化发展
薛播在唐朝建中、贞元年间两次出任泉州刺史，十分注重教育，在泉州“敷文兴教”，席相继薛播之后任泉州刺史，也非常热衷于“敷文兴教”，贞元九年在泉州东湖为8名乡贡举行隆重的乡饮酒礼，百姓“空巷趋观”，影响很大。当时常衮任福建观察史，常衮是一位爱才的官吏，注重教育，增设乡校，亲自讲授，用宾主的礼节对待生员，注意提拔后进，倡导读书写文章。福建地区的教育文风起步就是从常衮任福建观察史开始，常衮虽然是在福州任的福建观察史，但他鼓励和提拔的在福建地区有影响的人物却是当时泉州的欧阳詹、和状元徐晦，(欧阳詹与徐晦当时都是泉州同乡，居住于晋江的徐晦举进士不中，欧阳詹生前数称之“大器当晚成”，后来果然高中状元，仕为福建观察使。语及欧阳詹，徐晦必流涕）。又如正唐朝(黄巢陷长安前）福建高官的代表人物泉州人尚书李稠。
隋代科举制度开创，180年内泉州竟没有一人参加进士考试。唐朝时期泉州民间私学发达，但泉州文士贪恋家乡山水，不肯远游出仕，无心参加科举。
薛播在建中、贞元年间两次出任泉州刺史，很赏识欧阳詹的才华，经常带他到城西九日山与同来的隐士秦系和姜公辅等人交游，谈文论道。席相继薛播之后任泉州刺史，他对欧阳詹同样器重，凡观游宴集一定邀请欧阳詹参加，让他写诗记下当时的盛况。欧阳詹本无心科举功名，想长期在家读书，奉养双亲。后来因为双亲严命，亲友激励和常衮、席相等长官的提拔，才决心参加科举考试。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欧阳詹终于与当时著名青年文士贾稜、韩愈、李观、崔群等二十二人同登金榜，当时称“龙虎榜”。贾稜第一名，欧阳詹第二名，韩愈第三名。
唐朝中期泉州人欧阳詹成为了引领影响八闽文学风气的第一人，韩愈将欧阳詹视为闽越“长材”的代表人物，以及福建影响力第一进士，韩愈《欧阳生哀辞》：闽越之人举进士，由詹始。《闽政通考》云，“欧阳詹文起闽荒，为闽学鼻祖”。欧阳詹声腾江淮，达于京师，建中、贞元间文词大振，瓯闽之间惟知有詹。从此后，福建“风移教行”，士子“竟劝子弟”，皆以读书为荣。闽省自欧阳詹登第，文辞崛兴，影响极其深远。欧阳詹被誉为：“闽文宗，闽文祖”。
《唐会要》卷75南选载：贞元十二年（796年），赦停福建选补司，规定泉、建、福州的官吏都要赴首都长安依选例称补。至开成五年（840年）漳州、汀州也停南选。从当时最发达的泉州，建州，福州开始再到后来的漳州，汀州南选的相继停废代表着福建经济人口的发展，以及赴京考试人数的增多；之前属于边缘化的福建开始登上全国性的主流平台。
唐朝泉州的一甲进士，792年欧阳詹（排名2），846年傅荀（排名2）；五代，陈逖(排名1），黄仁颖（排名1）
唐朝福州的一甲进士，唐代至五代福州仅有唐末897年卓云（排名2）一人，(不包括当时泉州辖区的莆田）泉州都比福州多，建州就更不用说了(唐代建州连进士都寥寥可数）。当时泉州文化在福建地区的引领作用以及影响力可见一斑。
唐朝时期泉州九日山建有四贤祠，奉祀欧阳詹与秦系、姜公辅、韩偓四贤。
地区文风重要的硬件标志，泉州府文庙，建立在唐朝开元年间(713～740年)，成规模建造也比福州早了几十年。唐朝时期泉州民间“私学”发达，泉州以“民营”方式引领福建发展这个传统其实从福建最初成型的唐朝时期就有了。
唐之刺桐城
唐朝·陈陶《泉州刺桐花咏兼呈赵使君》:仿佛三株植世间，风光满地赤城闲。海曲春深满郡霞，越人多种刺桐花。只是红芳移不得，刺桐屏障满中都。
晚唐·曹松《送陈樵校书归泉州》：“候马春风馆，迎船晓月溪。帝都须早入，莫被刺桐迷”。
晚唐·徐寅《春末送陈先辈之清源》：归日捧持明月宝，去时期刻刺桐花 。
唐朝的泉州文化风气在当时福建地区举足轻重的影响和引领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唐代，泉州文化的影响力显然比福州更具有代表性。
佛国文化影响力
泉州延福寺始建于西晋太康九年(288年)，跟福建最早的佛教寺院始建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年)的福州绍因寺仅相差几年，都是建造于西晋太康年间，可以说是同样的起点。唐末泉州人义存是福州雪峰禅院的开山鼻祖，唐僖宗赐号“真觉大师”，并御赐紫袈裟，义存在雪峰，弘宗演教，“四方衲子云集，至无容所，僧众盛时多达1500余人。门下高僧辈出，分为54支，其中云门宗创始人文偃(匡真禅师)是义存的嫡传弟子。法眼宗的创始人文益(净觉禅师)是他的三传弟子。这两宗的佛教徒都尊雪峰为“祖庭”。他们分别成为晚唐五代禅宗中的五宗之一。此外，被誉为"闽刹之冠“的鼓山涌泉寺开山祖神晏、福州玄沙院的开山祖师备、福州怡山长庆寺的中兴祖师慧棱、越州(今浙江绍兴)洞岩寺的可休，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的智孚等皆出于义存门下，经过义存多年努力，福州境内佛教大行。
始建于唐初垂拱二年（686年）的位于泉州古城核心区的开元寺是福建省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泉州在唐代就有佛国之称，泉州人义存对福州佛教的带动传播兴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泉州元妙观，位于今泉州市区东街新府口(泉州古城核心区)，始建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年)，距今1700多年，是道教传入福建后的第一座道观，威望、资历，在整个福建都是最高的，明清两代管理道教的泉州“道纪司”都设在元妙观内，被誉为“八闽第一道观”。
雕刻于宋代的位于泉州市区北郊清源山的道教始祖老君造像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道教石雕。
唐宋时期是中华本土道教的兴盛期，唐朝时期福州和泉州各有道教教观12所，（到了宋朝泉州有道教教观38所，福州有30所)。世界各种多元的宗教在泉州融合，泉州的本土和外国宗教显然都比福州更具有引领代表性。
唐朝，福建初期的经济大发展，泉州在福建的代表性
唐武德年间（公元618年－626年），穆罕默德遣四贤徒来华，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和四贤则传教泉州，两人卒后葬于灵山。1965年在泉州郊区出土的阿拉伯文墓碑上刻写：“这是侯塞因·本·穆罕默德·色拉退的坟墓。真主赐福他。亡于回历二十九年三月……”。回历二十九年即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可见初唐已有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在泉州居留。他们出售香药，珠宝等物，购买丝绸、瓷器。泉州市场繁荣，生产比前显着发展。唐哀帝天佑元年(904年)，在今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国遣使蒲阿粟来福建进行商业活动。
农业方面，出现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年)，泉州东郊开凿“尚书塘”，灌田3万多亩；疏浚“东湖”，使泉州东郊农地免遭旱魃；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开凿泉州北山下塘来兴修“仆射塘”，以及在唐文宗大和年间(827~835年)，在泉州通淮门外晋江北岸开浚“天水淮”工程。只有解决农田灌溉问题，粮食和经济作物才能增产，当地才有大批居民从事手工业劳动。
署名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实出张九龄等之手)的《唐六典》载：“泉、建、闽之绢，泉、建，闽、表之纻，登、莱、邓之赀(布)，并为八等。”可见唐朝开元年间泉州种桑植麻，绢、纻成为全国知名产地之一。当时泉州富商黄守恭有大桑园七里，田三百六十庄，泉州一带的百姓大量种桑养蚕，织造丝绸。
制瓷业比前发达，1973年在晋江磁灶附近的童子山、狗仔山、后壁山、虎仔山等地发现唐代窑址，（最早一处是南北朝时期的窑址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足见唐朝泉州瓷器产量可观。丝绸和瓷器均为当时大宗出口商品。在唐朝后期安溪也已开始产茶。唐朝时期泉州的丝，瓷，茶代表都已经成型并且逐渐壮大起来。
这时泉州的冶铁、制盐、造船也很兴旺，福船和广船是适应中国南方海阔水深、岛屿众多的两种船型。福船头尖尾宽，两头翘起，尾封结构是马蹄型，两舷边向外拱，有宽平的甲板和连续的舱口，舷侧用对开原木厚板加固，强度较大，造船用材主要是福建盛产的松、杉、樟、楠木(见上海交通大学等编《造船史话》)。据《唐会要》载，一艘福船可载重数千石(即数十万斤)。以上情况，说明泉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开展活动，具备有利条件。
泉州是唐中后期兴起的外贸港口。大约在9世纪中叶，刘安仁前往广州做生意，定居南海。子知谦，生隐、台、岩三子，刘隐就是后来的南汉烈宗，刘岩为南汉高祖。刘隐祖父的活动时代在唐代后期，刘氏祖墓在南安（泉州属县），也可以作为泉州港在此期间兴盛的证据。
唐朝泉州是中国四大海港城之一，引领传统丝、瓷、茶等经济的发展比福州更具有代表性。
福州城与泉州城
福州城
福州首次建城是闽越国时期的冶城，城墙为夯土结构，城池是座狭小的土城，城里主要居聚王族官吏和士兵。晋太康三年(282年)，太守严高嫌冶城太小，遂在越王山(屏山)南麓建城，称子城，唐中和年间(881～885年)，观察使郑镒再次进行修拓，其格局较晋子城没有太大的变化。唐朝福州城的城区面积2平方公里左右。
泉州城
唐朝久视元年（700年），州治从丰州向东南南移5公里迁移到今泉州市区。由于今泉州市区人口经济发展迅速，泉州建制自此稳定下来；成为福建的一个区域中心。至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以前，泉州已有夯土版筑的城墙。称为唐故城(罗城)，城内既是衙署等政府行政机构所在地，也是百姓居住的城区。唐故城周围13.2里（6.6公里)，城区面积将近3平方公里。
总结对比一下经过唐朝时期的发展后泉州和福州的地区综合实力，哪个更具有区域的代表性？
福建从唐朝初期人口大发展以来，第一个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出现在唐末五代时期的闽国，这也是唐朝福建经济文化大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唐朝后期，黄巢造反，天下群雄并起，开闽三王入闽经过当时福建的大州泉州，军队到南安，当时泉州百姓在刺史廖彦若的压榨下，民不聊生，于是派出张延鲁等耆老前往邀请王潮，奉牛酒迎潮。引兵入泉，为民除害。王潮率军围攻泉州城，经过一年战斗，于光启二年(886年)攻克泉州，消灭廖彦若，控制泉、漳二州。
福建观察使陈岩，(前福建团练副使，泉州刺史)，上表朝廷，保荐王潮为泉州刺史。王潮在泉州励精图治，召集离散流民，鼓励生产，整饬部属，创筑子城，减轻徭役，放宽赋税，兴办义学，颇得人心。王潮在当时福建的大州泉州的势力被福建观察使陈岩所认可就标志着开闽三王的势力已经在福建稳定了下来。
大顺二年（891年），陈岩病危，欲授予泉州刺史王潮全省的军政大权，王潮未到福州，陈岩就已经逝世，军政大权被陈岩的妻弟范晖篡夺。于是王潮便派堂弟王彦复，其弟王审知攻打福州，最终攻下福州，王氏兄弟声威远播，其后汀州刺史，建州刺史先后亲赴归顺，王氏兄弟逐渐占领今福建省全境，王潮在福州先后被受封为福建观察使、威武军节度使。 二弟王审邽担任泉州刺史政绩显著。累封工、兵、户三部尚书，授威武军节度副使，晋开国侯，(由此也可见泉州在闽国的重要性）。
乾宁四年（897年）十二月，王潮病逝，享年52岁，追赠司空，封秦国公，谥号广武，葬在晋江县北郊盘龙山（今属惠安县城南郊），在福州就任的王潮死后却葬在泉州，泉州对开闽王的重要性明显可见。
开闽三王以泉州为中心，后来又在泉州沿途百姓的支持下攻取扼守福建地区战略关口上的军政要地福州，进而统一了八闽建立了闽国，开闽三王其中王潮和王审邽两兄弟及王延彬任泉州刺史44年，大力治理发展泉州，王审知虽然在福建地区的军政关口福州任闽王，但也非常重视泉州的发展，亲自主持兴建泉州6里陂、9溪18坝，晋江40余华里灌渠。在开闽三王和后辈“招宝侍郎”王延彬（出生于泉州）的治理下，当时的泉州经济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王审邽令王延彬在南安丰州建招贤院（今泉州丰泽区北峰镇招贤村），接纳李洵、韩偓、崔道融、杨承休、王倜、王涤、郑璘等流亡的中原官员、名士包括福建本土的黄滔、徐寅、翁承赞等数十人。一时泉州人才济济，文事活跃，“文物为十国之冠”。
《十国春秋》《王延彬传》：每发蛮舶，无失坠者，时谓之招宝侍郎。
闽国后期内乱，福州人朱文进造反，在福州自为闽王，亲自发兵攻打泉州，泉州人留从效沉着应对，闽国两个强盛地区福州和泉州的实力对战，以福州兵全面溃败而告终，福州元气大伤，很快闽国灭亡，福州沦陷为吴越国的边防关口，建州等地则被南唐占据扼守，福州建州这两个朝廷定义的军政关口均沦陷，只有福建的“无冕之王”泉州统领的泛闽南区域清源军辖区独立割据长达30多年，时间和闽国差不多，晋江王留从效割据泉州，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令士兵垦田，召游民种地，围垦海滩，兴修水利，泉郡因此常“仓满岁丰”。手工业，特别是用于对外贸易的陶瓷、冶炼业和丝织业等，得到较大发展。留从效很重视教育，每年秋天都举行考试，取明经、进士，谓之“秋堂”。 又扩建新城，十分重视海外交通贸易，令人在城内“开通衢，构云屋”，以“招徕海上蛮夷商贾”；蠲除各种苛捐杂税，允许自由贸易。泉州城内货物充盈，商业繁盛，号称“云屋万家，楼雉数里”。（留从效环城遍植刺桐树,宋元时期泉州以刺桐港之名闻名于世)。
《全唐诗》韩偓《卜隐桃林场》、《南安寓止》记载了闽国王审邽治泉时期泉州地区触目是“桑梢出舍蚕初老”、“枳篱茅屋共桑麻”。《全唐诗》詹敦仁《余迁泉山城留侯招游郡圃作此》记载了留从效割据时期，泉州城内则是“千家罗绮管弦鸣”。说明五代时期泉州丝绸生产，已经相当发达和普及。
五代时，泉州港的主要出口商品是陶瓷和铜铁。从考古发现的五代窑址和出口物品来看，以烧造青瓷为主的陶瓷业，其制作技术和产品质量均有较大的提高。泉州的矿冶业和铸造业，唐代已有记载，五代时则是福建的主要产地。闽王王延曦曾在泉州铸造“永隆通宝”；留从效统治泉州时期，泉州的铸造业已十分普遍。在泉州城西，至今还遗存有留从效亲令置炉铸冶工场，后人称为“铁炉庙”。留从效那时正是用这些陶瓷铜铁泛于蕃国，去换取大量的外国珍奇和金贝的。
泉州城与福州城
五代时期的福州城
自无诸创立闽越国，定都“冶城”开始，到王审知（862~925年）创立闽国，前后历1109年（前202~907年），福州仍是一座落后的小城（为朝廷办公专用的子城)。
天复年间(901～904年)，福州始建罗城，节度使王审知拓子城南面建罗城，城周约6公里(城区面积3平方公里左右）。
后梁开平二年(908年)，王审知再筑夹城，围“三山”于城内，福州始有三山之称。城周约10公里(城区面积5平方公里左右)。
五代时期的泉州城
南唐·保大中（943～957年）(晋江王）留从效于泉州子城内筑衙城，又对泉州唐罗城重加版筑，周长20里（10公里)，城墙周围20里（城区面积约5平方公里)，城墙高一丈八尺，有七座城门。
从光启二年（886年）8月至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七月，泉州从唐末开闽三王在福建的第一个割据势力再到宋朝福建最后一个纳入宋朝版图，唐宋交接泉州独立割据在朝廷之外的时间达90年左右，为福建之冠，经济文化自由大发展为福建之最典型，泉州留从效作为福建地方最强势力的代表崛起于唐宋交接之际。独立割据的以泉州为中心的清源军留从效和陈洪进也成为《宋史》世家篇里福建的唯一地方诸侯代表。
楼主：泉新风暴
时间：2021-09-18 14:21:41
第二季（夏)
背景
宋元时期福建人口、经济和文化达到了历史的最鼎盛时期，福建的经济和文化也首次跻身于全国重要的主流行列。
宋元时期泉州的经济、文化、地区势力都比福州突出，比福州更具有区域的代表性。
宋代泉州的经济在福建的代表性
泉州港在公元10-14世纪之间是中国最大、最昌盛的通商贸易港口，也是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作为一座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宋元时期它创造了诸多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之最的神话。
福州和泉州历来都很重视海外贸易，因为晚唐港口贸易的沿袭，北宋初期泉州的贸易就远比福州要繁荣，所以朝廷将福建的第一个市舶司置于泉州。
北宋初年泉州港虽没有设立市舶司，但因为晚唐港口贸易的沿袭在宋初的对外贸易中就已经享有很大的影响地位《宋会要辑稿》载：太平兴国（976年—984年）初，京师置榷易院，乃诏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交易。
北宋年间泉州城规模就已经很宏大，泉州知州陆藻在《修城记》中说泉州城：“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
元佑二年(1087年)十月，朝廷在泉州置市舶司，在泉州直接管理对外贸易，这是泉州代表福建站在世界港口贸易顶峰的一个重要起点.
政和五年(1115年)在泉州设来远驿，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贡使人员，并拟定伎乐迎送，犒设津遣等则例，体现出一个贸易大国的风范。
大观、政和之间(1107—1118年)泉州设立了蕃学，它是培养外国人子弟和中国人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校。南宋时，来泉州贸易的外商“有黑白二种，”数量众多，为了便利外国人居住，照顾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泉州划出固定范围让外国人居住，这样的地方称为蕃坊。蕃坊中由外国人推选出蕃长、理讼师等自行管理，并由他们与当地政府进行日常生活和办理商务的联系。
至北宋后期，泉州的对外通商贸易已涉足31个国家和地区，赶上并超过明州，仅次于广州。
从建炎二年（1128年）到绍兴四年（1134年）七年间，泉州的舶税收入达到二百万缗（一缗等于一千钱）。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泉、广两市舶司舶税净收入增至二百万缗 。”约占当时南宋朝廷年度财政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泉州市舶司税收已增至百万缗。
宋高宗十分清楚海外贸易的重要性。《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0》载，他曾谕及臣僚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宋会要辑稿》：“（嘉定）十五年（1222年）臣僚言：‘国家置市舶司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
宋代，泉州是全国丝织中心之一，与杭州并称一时之盛。这个时期泉州生产的丝绸被称为“泉缎”“刺桐锻”既是重要的外销产品又是朝廷的高级贡品。泉州所产绫罗绸缎和绢伞绢扇与青白瓷器、生铁、铜鼎、铁针、铜瓦以及糖、酒、茶叶、桂元干、桂林干、纸张等，都是出口外销的商品。造船技术更加精良，已能造出远洋大海舶。
南宋宝庆年间担任泉州市舶提举的赵汝适，曾对诸国商贾进行调查考察，据其宝庆元年(1225年)著作《诸蕃志》记载，当时同泉州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已达58个，与广州港并驾齐驱。
泉州港在南宋末年一举超越了广州，成为全国第一大港，执全国对外贸易之牛耳，进入极盛时期。
南宋管理皇族宗室事务的“南外宗正司”因难舍泉州舶税之膏腴而迁移到泉州，至绍定年间（1228～1233)，在泉州的皇族宗亲在院者1427人，外居者887人。泉州成为大批皇族的居住地，在泉州还专为设立了教育皇族子弟的“宗学”。他们从中原地区带来先进生产工具，带来罗、绢、纱、绫等新产品，传入织、绣、彩、绘、染色、印花等先进技术，以及先进文化，促进泉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繁荣。但赵氏皇族生活奢侈，歌舞声色，仗势扰民，其庞大的生活费用，除朝廷少量补贴外，大部分是由泉州地方财政来负担。
宋代苏颂《送黄从政宰晋江》曰泉州“绮罗不减蜀吴春”就是说泉州生产的丝织品，可以与川浙的丝绸媲美。制瓷业方面，泉州在宋代进入蓬勃发展时期。无论是大批窑口的兴建，产品数量的激增，还是烧制工艺的精美，都是以前不能比拟的。据考古报告，泉州一带发现的宋窑，共有127处，是历代最多的。
宋代的泉州，各种文化在这里融合，各种繁荣在这里交汇，有很多外籍商贾巨富与皇族绅贵择居泉州，繁衍生息。泉州有来自外国的商人、传教士、僧侣、游历家、王子、贵族和使节等达数万人。
南宋末年，意大利安科纳市的犹太商人雅各在泉州逗留5个月将泉州形容为"光明之城"，并描述了南宋末年泉州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民俗等情况。 他所记述的南宋泉州的社会文明远远超过当时的欧洲。
宋代泉州经济繁荣的记载以及赞美诗词
宋代著名政治家、词人李邴在《咏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贸易》中描述了泉州“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华景象。
北宋福清人郑侠《西塘集》曰泉州:驿道四通，海商辐辏。夷夏杂处，权豪比居，土疆差广，齿笈至繁。廛肆杂四方之俗，航海皆异国之商。
北宋谢履《泉南歌》: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
宋代.连南夫《修城记》:“惟闽之泉,云云,万骑貔貅,千艘犀象。”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况今闽越，莫盛于泉州，泉州“水路据七闽之会，梯航通九泽之重”
南宋.祝穆《方舆胜览》：“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致象犀、玳瑁、珠玑、玻璃、玛瑙、异香、胡椒之属。
南宋莆田人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诗云泉州：“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樵耕必业儒；唯有桐城南郭外，朝为原宪暮陶朱。”
刘克庄《赠林信夫》：刺桐城里多豪贵，绝艺何忧不见知。
南宋建州人真德秀《祈风文》写道：“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
南宋著名政治家诗人王十朋对泉州的评价是：“闽乃负山带海遐僻之乡，而泉乃富商大贾往来之会。”
宋代永春知县江公望《多暇亭记》对泉州港的描写：“海船通他国，风顺便，食息行数百里，珍珠玳瑁、犀象齿角、丹砂水银、沉檀等香，稀奇难得之宝，其至如委。巨贾大贾，摩肩接足相刃于道。”
南宋·福州侯官人林之奇：《拙斋文集》卷15：三佛齐之海贾，以富豪生于泉者，其人以十数。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七十五载宋代泉州:“胡贾航海踵至,其富者资巨万,列居城南。
宋代描写刺桐城的诗句
北宋曾会《寄泉僧定诸》:赤城山去刺桐城，还往都无一月程。
南宋泉州太守王十朋《石笋桥》："刺桐为城石为笋，万壑西来流不尽"
南宋赵令衿《泉南花木》:偶然游宦刺桐城，两见南薰荔子生。
南宋莆田人黄公度《惜别行送林梅卿赴阙》:刺桐城边桐叶飞,刺桐城外行人稀。客来别我有所适,问客此去何当归。
宋代，母亲为晋江人，祖母为南安人的苏颂对泉州的评价。
苏颂《送黄从政宰晋江》
泉山南望海之滨，家乐文儒里富仁。
弦诵多于邹鲁俗，绮罗不减蜀吴春。
怀章近辍枢廷杰，制锦重纡学馆人。
岂独光荣生邑里，须知美化浃瓯闽。
泉州九日山现存的诸多祈风石刻，记录下了当时泉州官方举行船只出海祈风仪典的盛况。
宋朝因泉州经济的发展而建造的一系列浩大的工程如母亲卢氏为泉州惠安(今泉港)名士卢仁之女，从小在母亲的惠安娘家接受教育的蔡襄主持建造的洛阳桥以及东西塔，安平桥，姑嫂塔，清净寺、天后宫、关岳庙，老君岩等等等等当中有的不仅代表了福建乃至于中国的最高水平甚至创造了世界之最。
宋代福建人口稠密的代表
宋代福建人口也达到历史高峰，福建区域的开发全面展开，北宋后期福建开始出现人稠地狭耕地缺少的现象，南宋以后越演越烈，大量无地人口或从事工商业及其他职业，或迁入深山区和外区域，从而促进了福建商品经济和文化发展与山区开发。福建是宋代人稠地狭最为严重的地区，但与其相邻的今广东、广西和海南岛却长期地广人稀耕垦未尽，为了寻找新耕地，大批福建农民向两广以及其它耕垦未尽的地区迁移。
宋初太平兴国（976年—984年）延续唐末五代的人口，去除莆田后泉州户数96581户，仍然包括周边宁德等地的福州户数94470户。泉州多于福州，位居福建首位。
《元丰九域志》卷九：
福州户数：户主十一万四千六百三十六，客九万六千九百一十六。合计：21万1552户。
建州户数：户主六万九千一百二十六，客十二万七千四百四十。合计：19万6566户。
泉州户数：户主十四万一千一百九十九，客六万二百七。合计：20万1469户。
注：这里的户主指的是有房产，有田地产业的人口。客指的是没有房产没有田地，租用地主的地，寄居他人房屋的最底层人口。
可以看到北宋中后期的元丰年间，泉州跟福州的户数都差不多，都突破了20万户。但是泉州有房产有田地的户数有14万多。福州只有11万多。福州没有房产没有田地的底层户数有9万6千多，泉州仅有6万左右。建州更惨，没有房产田地的户数几乎是有房产田地的两倍。
从正史记载可以看出唐朝后期至唐末五代以及宋朝初期泉州户数人口都比福州多，北宋中后期的元丰年间福州人口追上了泉州，人口在地区开发初期是绝对的发展指标，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因为宋代福建人口激增，人口太多已经成为负担了，福州在北宋时人口发展了，但是经济开发没跟上，底层有大批的穷苦百姓，所以可以看出北宋元丰年间福州有房有田的比泉州少，没房没田地的比泉州多，此时福州这样的人口已经是个累赘了，这种情况的典型代表就是土地耕地少，又缺少如大港口贸易经济产业支撑的莆田，北宋元丰年间莆田的比例是每五户中三户有房产有田地，就有两户是没房产没田地的，所以自北宋起莆田人开始大批移民潮汕找土地开发维持生存。
《宋史》地理五记载： 元丰年间泉州与福州的总户数差不多，都突破20万户，但是福州下辖12个县就有8个达到县望的等级，闽县、侯官、福清、古田、永福、长溪、怀安、连江8个分布各地，泉州下辖7个县仅有晋江，惠安两个沿海县是望县，惠安还是宋初析晋江置县，泉州与福州两地总户数差不多，从县望等级的分布来看，说明泉州的人口经济开发主要集中在沿海以及城郭内外的坊区，而福州人口以及经济开发分布包括底下山区的县以及乡村相对比较分散。北宋年间，泉州知州(福州侯官人)陆藻在泉州《修城记》中说：“泉距京师五十有四驿，连海外之国三十有六岛，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看看当时福州人形容泉州城内这等惊人的人口规模描述，就知道当时泉州城的发达繁荣程度。
宋元丰八年(1085年)，泉州主客户20余万户，泉州城内人口突破10万人，成为全国八大州府之一。(泉州人口密度超过小小版图的莆田，成为福建人口密度最高的州府）被称为富州，（大观元年(1107年) 泉州升为望郡)。又经150余年的发展，至宋淳佑年间(1241～1252年)增至25.57万余户，为历史上第一次人口高峰，属“望州”级别。
宋代泉州海商在福建的代表性
由中外史籍钩稽所得，可以确定为北宋时期前往高丽的泉州商人的情况，《高丽史》所记北宋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中国商人不下百起，其中多数泛称“宋商”，只有少数标明籍贯，计有福州(两起)、广南(三起)、台州(三起)、明州(浙江宁波，三起)，此外还有闽人(一起)、江南(两起)。泉州(十九起），泉州超过了其他各地。
北宋中期，苏轼当时正在和泉州海商徐戬接触，苏轼便说：“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苏轼在《论高丽进奉状》写道：“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买卖……”
欧阳修《有美堂记》载杭州商业之盛状，说：“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视闽商为我国商人代表以与外国商人“海贾”相提并论。
北宋晋江安海人黄谨以航海商贸活动家的身份而被载入《宋史》他是驻在高丽国的礼宾省，与国王有往来，载曰：拯使闽时，泉商黄谨往高丽，馆之礼宾省，其王云自天圣后职贡绝，欲命使与谨（黄谨）俱来。至是，拯以闻，神宗许之，遂遣金梯入贡。高丽复通中国自兹始。
《宋史》列传《外国三》《高丽》有云：“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
这些名人和正史记载的福建海商都是以泉州人为代表的
宋元时期，史书有记载的泉州著名的大海商有王元懋、李充、杨客、蔡景芳、黄慎、徐戬、徐成、黄护、丁有财、许汉青、丘发林、柳悦、黄师舜、陈宝生、孙天富、陈应、吴兵、朱纺、林昭庆、朱道山海商集团等等
宋代泉州文化在福建的代表性
福建山多地少，宋代，由于人口迅速增加，百姓生活艰难，为摆脱困境，许多平民子弟纷纷向学，以求科场及第；仕宦之家与书香子弟为保持或提升社会地位，更是力争科举出仕。因此，宋代福建掀起科举热潮，名扬全国。福建文化教育繁荣，出现人才辈出的空前盛况。
古代以科举为进入仕途的基本途径，一旦中举，立刻迈上荣华富贵之途，因此通过读书中举谋求一官半职无疑是贫寒子弟最好的生活出路。刘弇《观禅师碑》说：“闽粤右浙左番禺，土迫而民稠，男子资秀颖力强自好起而为文者常十五六”，可见福建人走此道者甚多。文献载：建宁府“土狭人贫，读且耕者十家而五六”；兴化军“家贫子读书”，“赋入不敌江浙一大户，而魁人韵士居多”。其他儒风较盛的州军都有类似的记载。由于读书人多，到了南宋后期，安徽诗人吴潜曰:“士之精于时文者，闽为最，浙次之，江西、东、湖南又次之，而每季之中第亦以是为差”。
宋代泉州人文鼎盛，科举发达
宋代福州进士2799人(北宋550人，南宋2249人)
宋代泉州进士1361名（北宋460人 ，南宋901人)(纯今泉州辖区数据不包括同安）另一说宋代泉州进士926人(北宋344人，南宋582人).
南宋偏安于浙江杭州，北方战乱不止，经常都是只有浙江福建两省周边的学子参加科举考试，其它省参加科考的很少，（地理位置更便利的福州南宋的进士数量为历史最多，但含金量不高），宋代福州进士数量虽然是全省最多，但成才率却极其低，名人效应相对平庸。
宋代福建依然没有出现统摄整个区域的文化中心，出现了泉州、福州、建州、兴化四个中心地带。
北宋名士福州人陈襄言：天下士儒，惟言泉、福、建、兴化诸郡为盛，其间中高第、历显官、福吾天子之民者为不少。将泉州列于福建之首。
古代以科举为进入仕途的途径，为官场选拔人才是科举的最终目的，宋代泉州三品（含从三品）以上高官在福建尤其突出，数量和福州差不多；泉州宰相数量更是位居福建首位。显然比福州更具有代表性。
宋代泉州还出现了两位“状元宰相”，梁克家和曾从龙；以及一门四相：曾公亮、曾孝宽、曾怀、曾从龙；人称“曾半朝”传为佳话。值得一提的是泉州历代的进士以及人才绝大部分全部都是集中在晋江县（其辖区包含今泉州三区:鲤城区、丰泽区、洛江区以及晋江市、石狮市) ，面积比莆田县还要小很多，如果以县而论按照面积来换算，晋江县历代(包括福建科举鼎盛的宋代以及明代)科举进士数量的密度比莆田县还要高，且泉州进士主要是集中在泉州城一带。所以历代关于泉州科举人文鼎盛的记载比比皆是，古晋江县这个泉州的中心，在科举，商业等等各方面都是福建最顶尖的代表。
宋代的泉州，各种思想在这里汇聚，各种文化在这里融合，融汇各种文化出现大繁荣。泉州安海因为是朱熹最早讲学之处,而被认为是闽学的“开宗之地”（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对泉州的文化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撰联赞曰：“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宋乾道年间，泉州知州王十朋在府衙前题联“八闽形胜无双地，四海人文第一邦”来赞誉泉州的人文鼎盛和在福建突出的代表性。
泉州城与福州城
宋代福州城
北宋开宝七年(974年)，增筑东南外城。至此，城周扩至12公里，基本奠定古城规模(城区面积6平方公里左右)。
宋代泉州城
泉州翼城在罗城外，宋·绍定三年（1230年）郡守游九功以原镇南门外至晋江北岸一片，商业繁荣，人烟稠密，但每年江水泛滥时，尽成泽国。因思应予以有所保障，乃于濒江一线加建防洪墙一堵，号曰翼城. 东至浯浦，西抵甘棠桥，沿江为蔽，成石城四百三十八丈，高盈丈，基阔八尺。
宋朝泉州翼城和罗城没有相连，福州城的相连城周与泉州城大体差不多，但福州城内多山，泉州城内平坦开阔，再加上翼城，泉州城内的实际城区要大于福州城。,当时，泉州对外贸易最集中的地方，是濒临晋江沿岸的泉州南门聚宝街及青龙巷一带。那些来泉州做生意的番船，到晋江顺济桥下码头停泊在车桥头起卸、就近在聚宝街交易。聚宝街和青龙巷堪称宋元时期的泉州金融街。
因为晋江两岸的往来频繁，宋朝时，在泉州城外晋江岸短短的距离内就建有两座大桥石笋桥和顺济桥，用以连接两岸，泉州城南门外走顺济桥，新门（临漳门)外则走石笋桥，两岸往来十分的频繁，这两座建在晋江上的石笋桥，顺济桥与安平桥、洛阳桥同为泉州四大名桥，都是建于宋朝。
宋元交接之际福建的地区势力代表
德佑二年（1276年）二月，元军南下，包围临安。元军善于陆战而短于海战，闻泉州蒲寿庚老于海事，拥海舶至多，若能招得蒲寿庚，既能严重削弱残宋的海上力量，又能借蒲氏之力给残宋毁灭性打击。在元军攻临安之前，元军统帅伯颜派遣不伯、周青招抚蒲寿庚、蒲寿宬兄弟未果。
德佑二年（1276年）三月，元·丞相伯颜陷临安，恭帝降，南宋事实上灭亡。南宋·遗臣奉恭帝兄赵昰入闽，欲图恢复。五月，赵昰在福州另立朝廷，是为端宗，年号景炎元年（1276年）。他们冀得泉州蒲寿庚之助，以继续在闽、广沿海地区坚持抗元，因此任命蒲寿庚为闽广招抚使，兼“主市舶”，赋予蒲寿庚更大的权力。当时泉州蒲寿庚是福建地方势力的代表，南宋小朝廷依靠福建地区势力最强的蒲寿庚支持得以在福建坚持抗元。显赫的权力与雄厚的海上实力相结合，使蒲氏成为宋元鼎革之际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十一月，元兵由浙江入福建。为避元军，并冀得蒲寿宬、蒲寿庚兄弟之助，南宋·陈宜中、少保张世杰率舟师十万，奉宋·端宗赵昰及卫王赵昺、杨太妃等，由福州航海至泉州城南郊法石下辇村，“欲作都泉州”。蒲寿庚闭门不纳。 因此，宋军改泊泉州外渚獭窟。宋军以船舶军资两皆不足，“掠蒲氏海船二千艘，没其货物”，蒲寿庚怒，派亲信孙胜夫秘密出城，迎接南下途中的元军。 元·至元十三年（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十二月初八（公历1277年元月），元兵由浙江抵泉州，蒲寿庚与州司马田真子献城降元。“蒲寿庚据郡降元。”张世杰只得护送端宗匆遽移粤，经漳州趋潮阳。临行，抢走停泊在法石一带的蒲氏海舶400多艘。
蒲寿庚的降元，背后有一股强大的泉州地方精英集团在支持他。他们对泉州的政治和防务，都有很大的左右力量，如世居泉州、三代武卫左翼军统领夏璟，有调遣泉州军队之权的田真子，以援城功授永春县达鲁花赤的林纯子，“以全城功归诸故家”的颜伯录，蒲寿庚的党羽孙胜夫、尤永贤、王与、金泳等。
蒲寿庚对那些虽然怀旧但没有参与抗元斗争的宋朝故臣颇注意笼络。如推举原吉安知州庄弥邵、原刑部郎中庄弥大分别为肇庆路治中和广州路治中；对那些因故幸免的宋室宗子后来也不再追究，甚至还授录为官。这种策略对稳定局势、巩固统治起了积极作用。
降元后，蒲寿庚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重用。至元十四年(1277)“进昭勇大将军，闽广都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改镇国上将军，参知政事。江淮等处行省中书左丞兼泉州分省平章政事。泉州蒲寿庚依旧是福建地方最强势力的代表。
元代泉州在福建的代表性
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元廷诏唆都、蒲寿庚对外宣谕：各国海商来泉贸易，宠礼优待，往来互市，各从所欲。
元代泉州海外贸易在宋代基础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据《梦梁录》记载，泉州是中国商船最主要的出海口，也是外国使臣、商人、学者来华最主要的入境口。
而《诸蕃志》和《岛夷志略》则记载，宋元时期泉州成为计算我国与世界各地航线里程的起点。泉州开辟了至三佛齐航线，泉州港至西亚航线，泉州港至澎湖经台湾至三屿航线，泉州港至明州、高丽、日本航线。
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说：“（离开福州）到第五天傍晚，抵达宏伟秀丽的刺桐城（泉州）。在它沿岸有一个港口，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东方第一大港，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应知刺桐港(泉州)即在此城，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中国南方)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我敢言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者，则有船舶百余，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
在马可·波罗的记载里泉州城要远比福州繁荣。
至正七年(1347年)到达泉州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泉州看到大船百艘停于港内后说：“刺桐港为世界最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世界最大之港，亦不虚也。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不可胜计。又说刺桐城出产的绸缎，较汉沙（杭州）及汗八里（北京）二城所产者为优"。
罗马教皇使节玛黎诺里(意大利人)来华，回国时由泉州放洋。他在《奉使东方录》中说：“刺桐港为大商港，面积广大，人口众庶。
释宗泐《全室外集》说泉州:“缠头赤脚半番商，大舶高樯多海宝”
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记载：与元代泉州有过海外贸易的国家达到98个,物资品种达250种以上。
元人吴澄称：“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对泉州的文化吴澄亦曰：“闽之人贵进士，自泉之人始，由是文物浸盛，波流及宋之季”。
《泉州府志·城池》引用元代庄弥郡《罗城外壕记》记载元代泉州：一城要地,莫盛于南关,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
《新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征爪哇,会福建、江浙、湖广三省兵凡二万,发海船千艘,大军会泉州,自后渚启行。
元代泉州人庄弥邵《罗城外壕记》:“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混一区宇,梯航万国,此其都会。始为东南巨镇,或建省或立宣慰司,所以重其镇也。
尽管地理位置不适合但在元朝泉州还是多次取代福建地理关口上的福州成为了福建的省会。
元朝时，居住在泉州这座都市的居民，除了汉人和蒙古人外，还有来自阿拉伯、波斯、叙利亚、也门、亚美尼亚、印度、占城、爪哇、吕宋群岛以及遥远非洲和欧洲各地的人们。他们当中有商人、传教士、教徒、旅行家、水手、骑士，也有王子、贵族和使节。这座都市不免时有排挤和争斗，但更多的是相互影响和融合，不少外国人与当地人通婚，从此定居下来。
宋元时期的400年间，多种外来宗教与泉州的道教和民间信仰和平共处，融于一体。元代的泉州对异域文化在本地的存在和传播，视为正常现象，外国宗教文化与中国儒家思想、道家文化等相互融合。例如佛教长期在泉州传播，且不断世俗化，成为泉州人的重要宗教信仰，泉州人对其他传入的外国宗教的教主，亦一律称“佛”，而外国宗教徒甚至也将他们的主神称为“佛”。多元文化的融合使得这座商业气氛极为浓厚的泉州城，增添了不少异国情调和文化氛围，并获得历史上仅有的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美誉。
泉州城与福州城
元代泉州城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拓建南城垣，与西南、东南两翼城合为新罗城。据载:城墙内外皆石，周围30里，高2丈1尺，城区面积约6.2平方公里，成为当时福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座城池。
元代福州城被毁，所以福州城没办法和泉州城比。
元代泉州代表福建站在了历史的最颠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都市。
宋元时期泉州经济文化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泉州立足于本土深厚的中国儒家思想、道家文化、科举文化等传统文化，融合世界各种外来文化以及先进的思想共同形成了泉州辉煌的多元文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都市。宋元时期泉州的经济文化推动代表了福建站在历史的最鼎盛时期。
背景
宋元时期福建人口、经济和文化达到了历史的最鼎盛时期，福建的经济和文化也首次跻身于全国重要的主流行列。
宋元时期泉州的经济、文化、地区势力都比福州突出，比福州更具有区域的代表性。
宋代泉州的经济在福建的代表性
泉州港在公元10-14世纪之间是中国最大、最昌盛的通商贸易港口，也是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作为一座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宋元时期它创造了诸多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之最的神话。
福州和泉州历来都很重视海外贸易，因为晚唐港口贸易的沿袭，北宋初期泉州的贸易就远比福州要繁荣，所以朝廷将福建的第一个市舶司置于泉州。
北宋初年泉州港虽没有设立市舶司，但因为晚唐港口贸易的沿袭在宋初的对外贸易中就已经享有很大的影响地位《宋会要辑稿》载：太平兴国（976年—984年）初，京师置榷易院，乃诏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交易。
北宋年间泉州城规模就已经很宏大，泉州知州陆藻在《修城记》中说泉州城：“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
元佑二年(1087年)十月，朝廷在泉州置市舶司，在泉州直接管理对外贸易，这是泉州代表福建站在世界港口贸易顶峰的一个重要起点.
政和五年(1115年)在泉州设来远驿，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贡使人员，并拟定伎乐迎送，犒设津遣等则例，体现出一个贸易大国的风范。
大观、政和之间(1107—1118年)泉州设立了蕃学，它是培养外国人子弟和中国人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校。南宋时，来泉州贸易的外商“有黑白二种，”数量众多，为了便利外国人居住，照顾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泉州划出固定范围让外国人居住，这样的地方称为蕃坊。蕃坊中由外国人推选出蕃长、理讼师等自行管理，并由他们与当地政府进行日常生活和办理商务的联系。
至北宋后期，泉州的对外通商贸易已涉足31个国家和地区，赶上并超过明州，仅次于广州。
从建炎二年（1128年）到绍兴四年（1134年）七年间，泉州的舶税收入达到二百万缗（一缗等于一千钱）。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泉、广两市舶司舶税净收入增至二百万缗 。”约占当时南宋朝廷年度财政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泉州市舶司税收已增至百万缗。
宋高宗十分清楚海外贸易的重要性。《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0》载，他曾谕及臣僚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宋会要辑稿》：“（嘉定）十五年（1222年）臣僚言：‘国家置市舶司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
宋代，泉州是全国丝织中心之一，与杭州并称一时之盛。这个时期泉州生产的丝绸被称为“泉缎”“刺桐锻”既是重要的外销产品又是朝廷的高级贡品。泉州所产绫罗绸缎和绢伞绢扇与青白瓷器、生铁、铜鼎、铁针、铜瓦以及糖、酒、茶叶、桂元干、桂林干、纸张等，都是出口外销的商品。造船技术更加精良，已能造出远洋大海舶。
南宋宝庆年间担任泉州市舶提举的赵汝适，曾对诸国商贾进行调查考察，据其宝庆元年(1225年)著作《诸蕃志》记载，当时同泉州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已达58个，与广州港并驾齐驱。
泉州港在南宋末年一举超越了广州，成为全国第一大港，执全国对外贸易之牛耳，进入极盛时期。
南宋管理皇族宗室事务的“南外宗正司”因难舍泉州舶税之膏腴而迁移到泉州，至绍定年间（1228～1233)，在泉州的皇族宗亲在院者1427人，外居者887人。泉州成为大批皇族的居住地，在泉州还专为设立了教育皇族子弟的“宗学”。他们从中原地区带来先进生产工具，带来罗、绢、纱、绫等新产品，传入织、绣、彩、绘、染色、印花等先进技术，以及先进文化，促进泉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繁荣。但赵氏皇族生活奢侈，歌舞声色，仗势扰民，其庞大的生活费用，除朝廷少量补贴外，大部分是由泉州地方财政来负担。
宋代苏颂《送黄从政宰晋江》曰泉州“绮罗不减蜀吴春”就是说泉州生产的丝织品，可以与川浙的丝绸媲美。制瓷业方面，泉州在宋代进入蓬勃发展时期。无论是大批窑口的兴建，产品数量的激增，还是烧制工艺的精美，都是以前不能比拟的。据考古报告，泉州一带发现的宋窑，共有127处，是历代最多的。
宋代的泉州，各种文化在这里融合，各种繁荣在这里交汇，有很多外籍商贾巨富与皇族绅贵择居泉州，繁衍生息。泉州有来自外国的商人、传教士、僧侣、游历家、王子、贵族和使节等达数万人。
南宋末年，意大利安科纳市的犹太商人雅各在泉州逗留5个月将泉州形容为"光明之城"，并描述了南宋末年泉州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民俗等情况。 他所记述的南宋泉州的社会文明远远超过当时的欧洲。
宋代泉州经济繁荣的记载以及赞美诗词
宋代著名政治家、词人李邴在《咏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贸易》中描述了泉州“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华景象。
北宋福清人郑侠《西塘集》曰泉州:驿道四通，海商辐辏。夷夏杂处，权豪比居，土疆差广，齿笈至繁。廛肆杂四方之俗，航海皆异国之商。
北宋谢履《泉南歌》: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
宋代.连南夫《修城记》:“惟闽之泉,云云,万骑貔貅,千艘犀象。”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况今闽越，莫盛于泉州，泉州“水路据七闽之会，梯航通九泽之重”
南宋.祝穆《方舆胜览》：“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致象犀、玳瑁、珠玑、玻璃、玛瑙、异香、胡椒之属。
南宋莆田人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诗云泉州：“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樵耕必业儒；唯有桐城南郭外，朝为原宪暮陶朱。”
刘克庄《赠林信夫》：刺桐城里多豪贵，绝艺何忧不见知。
南宋建州人真德秀《祈风文》写道：“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
南宋著名政治家诗人王十朋对泉州的评价是：“闽乃负山带海遐僻之乡，而泉乃富商大贾往来之会。”
宋代永春知县江公望《多暇亭记》对泉州港的描写：“海船通他国，风顺便，食息行数百里，珍珠玳瑁、犀象齿角、丹砂水银、沉檀等香，稀奇难得之宝，其至如委。巨贾大贾，摩肩接足相刃于道。”
南宋·福州侯官人林之奇：《拙斋文集》卷15：三佛齐之海贾，以富豪生于泉者，其人以十数。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七十五载宋代泉州:“胡贾航海踵至,其富者资巨万,列居城南。
宋代描写刺桐城的诗句
北宋曾会《寄泉僧定诸》:赤城山去刺桐城，还往都无一月程。
南宋泉州太守王十朋《石笋桥》："刺桐为城石为笋，万壑西来流不尽"
南宋赵令衿《泉南花木》:偶然游宦刺桐城，两见南薰荔子生。
南宋莆田人黄公度《惜别行送林梅卿赴阙》:刺桐城边桐叶飞,刺桐城外行人稀。客来别我有所适,问客此去何当归。
宋代，母亲为晋江人，祖母为南安人的苏颂对泉州的评价。
苏颂《送黄从政宰晋江》
泉山南望海之滨，家乐文儒里富仁。
弦诵多于邹鲁俗，绮罗不减蜀吴春。
怀章近辍枢廷杰，制锦重纡学馆人。
岂独光荣生邑里，须知美化浃瓯闽。
泉州九日山现存的诸多祈风石刻，记录下了当时泉州官方举行船只出海祈风仪典的盛况。
宋朝因泉州经济的发展而建造的一系列浩大的工程如母亲卢氏为泉州惠安(今泉港)名士卢仁之女，从小在母亲的惠安娘家接受教育的蔡襄主持建造的洛阳桥以及东西塔，安平桥，姑嫂塔，清净寺、天后宫、关岳庙，老君岩等等等等当中有的不仅代表了福建乃至于中国的最高水平甚至创造了世界之最。
宋代福建人口稠密的代表
宋代福建人口也达到历史高峰，福建区域的开发全面展开，北宋后期福建开始出现人稠地狭耕地缺少的现象，南宋以后越演越烈，大量无地人口或从事工商业及其他职业，或迁入深山区和外区域，从而促进了福建商品经济和文化发展与山区开发。福建是宋代人稠地狭最为严重的地区，但与其相邻的今广东、广西和海南岛却长期地广人稀耕垦未尽，为了寻找新耕地，大批福建农民向两广以及其它耕垦未尽的地区迁移。
宋初太平兴国（976年—984年）延续唐末五代的人口，去除莆田后泉州户数96581户，仍然包括周边宁德等地的福州户数94470户。泉州多于福州，位居福建首位。
《元丰九域志》卷九：
福州户数：户主十一万四千六百三十六，客九万六千九百一十六。合计：21万1552户。
建州户数：户主六万九千一百二十六，客十二万七千四百四十。合计：19万6566户。
泉州户数：户主十四万一千一百九十九，客六万二百七。合计：20万1469户。
注：这里的户主指的是有房产，有田地产业的人口。客指的是没有房产没有田地，租用地主的地，寄居他人房屋的最底层人口。
可以看到北宋中后期的元丰年间，泉州跟福州的户数都差不多，都突破了20万户。但是泉州有房产有田地的户数有14万多。福州只有11万多。福州没有房产没有田地的底层户数有9万6千多，泉州仅有6万左右。建州更惨，没有房产田地的户数几乎是有房产田地的两倍。
从正史记载可以看出唐朝后期至唐末五代以及宋朝初期泉州户数人口都比福州多，北宋中后期的元丰年间福州人口追上了泉州，人口在地区开发初期是绝对的发展指标，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因为宋代福建人口激增，人口太多已经成为负担了，福州在北宋时人口发展了，但是经济开发没跟上，底层有大批的穷苦百姓，所以可以看出北宋元丰年间福州有房有田的比泉州少，没房没田地的比泉州多，此时福州这样的人口已经是个累赘了，这种情况的典型代表就是土地耕地少，又缺少如大港口贸易经济产业支撑的莆田，北宋元丰年间莆田的比例是每五户中三户有房产有田地，就有两户是没房产没田地的，所以自北宋起莆田人开始大批移民潮汕找土地开发维持生存。
《宋史》地理五记载： 元丰年间泉州与福州的总户数差不多，都突破20万户，但是福州下辖12个县就有8个达到县望的等级，闽县、侯官、福清、古田、永福、长溪、怀安、连江8个分布各地，泉州下辖7个县仅有晋江，惠安两个沿海县是望县，惠安还是宋初析晋江置县，泉州与福州两地总户数差不多，从县望等级的分布来看，说明泉州的人口经济开发主要集中在沿海以及城郭内外的坊区，而福州人口以及经济开发分布包括底下山区的县以及乡村相对比较分散。北宋年间，泉州知州(福州侯官人)陆藻在泉州《修城记》中说：“泉距京师五十有四驿，连海外之国三十有六岛，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看看当时福州人形容泉州城内这等惊人的人口规模描述，就知道当时泉州城的发达繁荣程度。
宋元丰八年(1085年)，泉州主客户20余万户，泉州城内人口突破10万人，成为全国八大州府之一。(泉州人口密度超过小小版图的莆田，成为福建人口密度最高的州府）被称为富州，（大观元年(1107年) 泉州升为望郡)。又经150余年的发展，至宋淳佑年间(1241～1252年)增至25.57万余户，为历史上第一次人口高峰，属“望州”级别。
宋代泉州海商在福建的代表性
由中外史籍钩稽所得，可以确定为北宋时期前往高丽的泉州商人的情况，《高丽史》所记北宋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中国商人不下百起，其中多数泛称“宋商”，只有少数标明籍贯，计有福州(两起)、广南(三起)、台州(三起)、明州(浙江宁波，三起)，此外还有闽人(一起)、江南(两起)。泉州(十九起），泉州超过了其他各地。
北宋中期，苏轼当时正在和泉州海商徐戬接触，苏轼便说：“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苏轼在《论高丽进奉状》写道：“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买卖……”
欧阳修《有美堂记》载杭州商业之盛状，说：“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视闽商为我国商人代表以与外国商人“海贾”相提并论。
北宋晋江安海人黄谨以航海商贸活动家的身份而被载入《宋史》他是驻在高丽国的礼宾省，与国王有往来，载曰：拯使闽时，泉商黄谨往高丽，馆之礼宾省，其王云自天圣后职贡绝，欲命使与谨（黄谨）俱来。至是，拯以闻，神宗许之，遂遣金梯入贡。高丽复通中国自兹始。
《宋史》列传《外国三》《高丽》有云：“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
这些名人和正史记载的福建海商都是以泉州人为代表的
宋元时期，史书有记载的泉州著名的大海商有王元懋、李充、杨客、蔡景芳、黄慎、徐戬、徐成、黄护、丁有财、许汉青、丘发林、柳悦、黄师舜、陈宝生、孙天富、陈应、吴兵、朱纺、林昭庆、朱道山海商集团等等
宋代泉州文化在福建的代表性
福建山多地少，宋代，由于人口迅速增加，百姓生活艰难，为摆脱困境，许多平民子弟纷纷向学，以求科场及第；仕宦之家与书香子弟为保持或提升社会地位，更是力争科举出仕。因此，宋代福建掀起科举热潮，名扬全国。福建文化教育繁荣，出现人才辈出的空前盛况。
古代以科举为进入仕途的基本途径，一旦中举，立刻迈上荣华富贵之途，因此通过读书中举谋求一官半职无疑是贫寒子弟最好的生活出路。刘弇《观禅师碑》说：“闽粤右浙左番禺，土迫而民稠，男子资秀颖力强自好起而为文者常十五六”，可见福建人走此道者甚多。文献载：建宁府“土狭人贫，读且耕者十家而五六”；兴化军“家贫子读书”，“赋入不敌江浙一大户，而魁人韵士居多”。其他儒风较盛的州军都有类似的记载。由于读书人多，到了南宋后期，安徽诗人吴潜曰:“士之精于时文者，闽为最，浙次之，江西、东、湖南又次之，而每季之中第亦以是为差”。
宋代泉州人文鼎盛，科举发达
宋代福州进士2799人(北宋550人，南宋2249人)
宋代泉州进士1361名（北宋460人 ，南宋901人)(纯今泉州辖区数据不包括同安）另一说宋代泉州进士926人(北宋344人，南宋582人).
南宋偏安于浙江杭州，北方战乱不止，经常都是只有浙江福建两省周边的学子参加科举考试，其它省参加科考的很少，（地理位置更便利的福州南宋的进士数量为历史最多，但含金量不高），宋代福州进士数量虽然是全省最多，但成才率却极其低，名人效应相对平庸。
宋代福建依然没有出现统摄整个区域的文化中心，出现了泉州、福州、建州、兴化四个中心地带。
北宋名士福州人陈襄言：天下士儒，惟言泉、福、建、兴化诸郡为盛，其间中高第、历显官、福吾天子之民者为不少。将泉州列于福建之首。
古代以科举为进入仕途的途径，为官场选拔人才是科举的最终目的，宋代泉州三品（含从三品）以上高官在福建尤其突出，数量和福州差不多；泉州宰相数量更是位居福建首位。显然比福州更具有代表性。
宋代泉州还出现了两位“状元宰相”，梁克家和曾从龙；以及一门四相：曾公亮、曾孝宽、曾怀、曾从龙；人称“曾半朝”传为佳话。值得一提的是泉州历代的进士以及人才绝大部分全部都是集中在晋江县（其辖区包含今泉州三区:鲤城区、丰泽区、洛江区以及晋江市、石狮市) ，面积比莆田县还要小很多，如果以县而论按照面积来换算，晋江县历代(包括福建科举鼎盛的宋代以及明代)科举进士数量的密度比莆田县还要高，且泉州进士主要是集中在泉州城一带。所以历代关于泉州科举人文鼎盛的记载比比皆是，古晋江县这个泉州的中心，在科举，商业等等各方面都是福建最顶尖的代表。
宋代的泉州，各种思想在这里汇聚，各种文化在这里融合，融汇各种文化出现大繁荣。泉州安海因为是朱熹最早讲学之处,而被认为是闽学的“开宗之地”（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对泉州的文化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撰联赞曰：“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宋乾道年间，泉州知州王十朋在府衙前题联“八闽形胜无双地，四海人文第一邦”来赞誉泉州的人文鼎盛和在福建突出的代表性。
泉州城与福州城
宋代福州城
北宋开宝七年(974年)，增筑东南外城。至此，城周扩至12公里，基本奠定古城规模(城区面积6平方公里左右)。
宋代泉州城
泉州翼城在罗城外，宋·绍定三年（1230年）郡守游九功以原镇南门外至晋江北岸一片，商业繁荣，人烟稠密，但每年江水泛滥时，尽成泽国。因思应予以有所保障，乃于濒江一线加建防洪墙一堵，号曰翼城. 东至浯浦，西抵甘棠桥，沿江为蔽，成石城四百三十八丈，高盈丈，基阔八尺。
宋朝泉州翼城和罗城没有相连，福州城的相连城周与泉州城大体差不多，但福州城内多山，泉州城内平坦开阔，再加上翼城，泉州城内的实际城区要大于福州城。,当时，泉州对外贸易最集中的地方，是濒临晋江沿岸的泉州南门聚宝街及青龙巷一带。那些来泉州做生意的番船，到晋江顺济桥下码头停泊在车桥头起卸、就近在聚宝街交易。聚宝街和青龙巷堪称宋元时期的泉州金融街。
因为晋江两岸的往来频繁，宋朝时，在泉州城外晋江岸短短的距离内就建有两座大桥石笋桥和顺济桥，用以连接两岸，泉州城南门外走顺济桥，新门（临漳门)外则走石笋桥，两岸往来十分的频繁，这两座建在晋江上的石笋桥，顺济桥与安平桥、洛阳桥同为泉州四大名桥，都是建于宋朝。
宋元交接之际福建的地区势力代表
德佑二年（1276年）二月，元军南下，包围临安。元军善于陆战而短于海战，闻泉州蒲寿庚老于海事，拥海舶至多，若能招得蒲寿庚，既能严重削弱残宋的海上力量，又能借蒲氏之力给残宋毁灭性打击。在元军攻临安之前，元军统帅伯颜派遣不伯、周青招抚蒲寿庚、蒲寿宬兄弟未果。
德佑二年（1276年）三月，元·丞相伯颜陷临安，恭帝降，南宋事实上灭亡。南宋·遗臣奉恭帝兄赵昰入闽，欲图恢复。五月，赵昰在福州另立朝廷，是为端宗，年号景炎元年（1276年）。他们冀得泉州蒲寿庚之助，以继续在闽、广沿海地区坚持抗元，因此任命蒲寿庚为闽广招抚使，兼“主市舶”，赋予蒲寿庚更大的权力。当时泉州蒲寿庚是福建地方势力的代表，南宋小朝廷依靠福建地区势力最强的蒲寿庚支持得以在福建坚持抗元。显赫的权力与雄厚的海上实力相结合，使蒲氏成为宋元鼎革之际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十一月，元兵由浙江入福建。为避元军，并冀得蒲寿宬、蒲寿庚兄弟之助，南宋·陈宜中、少保张世杰率舟师十万，奉宋·端宗赵昰及卫王赵昺、杨太妃等，由福州航海至泉州城南郊法石下辇村，“欲作都泉州”。蒲寿庚闭门不纳。 因此，宋军改泊泉州外渚獭窟。宋军以船舶军资两皆不足，“掠蒲氏海船二千艘，没其货物”，蒲寿庚怒，派亲信孙胜夫秘密出城，迎接南下途中的元军。 元·至元十三年（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十二月初八（公历1277年元月），元兵由浙江抵泉州，蒲寿庚与州司马田真子献城降元。“蒲寿庚据郡降元。”张世杰只得护送端宗匆遽移粤，经漳州趋潮阳。临行，抢走停泊在法石一带的蒲氏海舶400多艘。
蒲寿庚的降元，背后有一股强大的泉州地方精英集团在支持他。他们对泉州的政治和防务，都有很大的左右力量，如世居泉州、三代武卫左翼军统领夏璟，有调遣泉州军队之权的田真子，以援城功授永春县达鲁花赤的林纯子，“以全城功归诸故家”的颜伯录，蒲寿庚的党羽孙胜夫、尤永贤、王与、金泳等。
蒲寿庚对那些虽然怀旧但没有参与抗元斗争的宋朝故臣颇注意笼络。如推举原吉安知州庄弥邵、原刑部郎中庄弥大分别为肇庆路治中和广州路治中；对那些因故幸免的宋室宗子后来也不再追究，甚至还授录为官。这种策略对稳定局势、巩固统治起了积极作用。
降元后，蒲寿庚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重用。至元十四年(1277)“进昭勇大将军，闽广都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改镇国上将军，参知政事。江淮等处行省中书左丞兼泉州分省平章政事。泉州蒲寿庚依旧是福建地方最强势力的代表。
元代泉州在福建的代表性
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元廷诏唆都、蒲寿庚对外宣谕：各国海商来泉贸易，宠礼优待，往来互市，各从所欲。
元代泉州海外贸易在宋代基础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据《梦梁录》记载，泉州是中国商船最主要的出海口，也是外国使臣、商人、学者来华最主要的入境口。
而《诸蕃志》和《岛夷志略》则记载，宋元时期泉州成为计算我国与世界各地航线里程的起点。泉州开辟了至三佛齐航线，泉州港至西亚航线，泉州港至澎湖经台湾至三屿航线，泉州港至明州、高丽、日本航线。
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说：“（离开福州）到第五天傍晚，抵达宏伟秀丽的刺桐城（泉州）。在它沿岸有一个港口，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东方第一大港，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应知刺桐港(泉州)即在此城，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中国南方)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我敢言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者，则有船舶百余，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
在马可·波罗的记载里泉州城要远比福州繁荣。
至正七年(1347年)到达泉州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泉州看到大船百艘停于港内后说：“刺桐港为世界最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世界最大之港，亦不虚也。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不可胜计。又说刺桐城出产的绸缎，较汉沙（杭州）及汗八里（北京）二城所产者为优"。
罗马教皇使节玛黎诺里(意大利人)来华，回国时由泉州放洋。他在《奉使东方录》中说：“刺桐港为大商港，面积广大，人口众庶。
释宗泐《全室外集》说泉州:“缠头赤脚半番商，大舶高樯多海宝”
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记载：与元代泉州有过海外贸易的国家达到98个,物资品种达250种以上。
元人吴澄称：“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对泉州的文化吴澄亦曰：“闽之人贵进士，自泉之人始，由是文物浸盛，波流及宋之季”。
《泉州府志·城池》引用元代庄弥郡《罗城外壕记》记载元代泉州：一城要地,莫盛于南关,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
《新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征爪哇,会福建、江浙、湖广三省兵凡二万,发海船千艘,大军会泉州,自后渚启行。
元代泉州人庄弥邵《罗城外壕记》:“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混一区宇,梯航万国,此其都会。始为东南巨镇,或建省或立宣慰司,所以重其镇也。
尽管地理位置不适合但在元朝泉州还是多次取代福建地理关口上的福州成为了福建的省会。
元朝时，居住在泉州这座都市的居民，除了汉人和蒙古人外，还有来自阿拉伯、波斯、叙利亚、也门、亚美尼亚、印度、占城、爪哇、吕宋群岛以及遥远非洲和欧洲各地的人们。他们当中有商人、传教士、教徒、旅行家、水手、骑士，也有王子、贵族和使节。这座都市不免时有排挤和争斗，但更多的是相互影响和融合，不少外国人与当地人通婚，从此定居下来。
宋元时期的400年间，多种外来宗教与泉州的道教和民间信仰和平共处，融于一体。元代的泉州对异域文化在本地的存在和传播，视为正常现象，外国宗教文化与中国儒家思想、道家文化等相互融合。例如佛教长期在泉州传播，且不断世俗化，成为泉州人的重要宗教信仰，泉州人对其他传入的外国宗教的教主，亦一律称“佛”，而外国宗教徒甚至也将他们的主神称为“佛”。多元文化的融合使得这座商业气氛极为浓厚的泉州城，增添了不少异国情调和文化氛围，并获得历史上仅有的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美誉。
泉州城与福州城
元代泉州城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拓建南城垣，与西南、东南两翼城合为新罗城。据载:城墙内外皆石，周围30里，高2丈1尺，城区面积约6.2平方公里，成为当时福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座城池。
元代福州城被毁，所以福州城没办法和泉州城比。
元代泉州代表福建站在了历史的最颠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都市。
宋元时期泉州经济文化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泉州立足于本土深厚的中国儒家思想、道家文化、科举文化等传统文化，融合世界各种外来文化以及先进的思想共同形成了泉州辉煌的多元文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都市。宋元时期泉州的经济文化推动代表了福建站在历史的最鼎盛时期。
楼主：泉新风暴
时间：2021-09-18 14:30:56
第三季（秋）
(共3段，第1段)
背景
明朝福建的人口、经济、文化重心都偏向于福建沿海地区。
人口
明朝的福建人口稠密，闽南地区尤其突出。（漳州在各方面的发展起步也标志着整个闽南地区影响力的提高)。
文化
明朝社会逐渐形成了崇尚科举的风气,科举制进入了全面鼎盛的阶段,福建有“科举强省”之誉，福建涌现出一大批各个文化领域的领袖人物和高官。
经济
明朝福建商品经济发达，在世界大航海时代到来时福建的资本主义也开始萌芽并成为了全国最典型的代表，（但由于政府的不作为或是反作为至使领先于世界的中国航海和相应的优势没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自清初闭关锁国后领先世界的经济文化逐渐落后于世界发展的脚步)。
明朝福建的经济和文化在全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明朝至清初闽南泉州的经济、文化、地区势力都比闽东福州突出，比福州更具有区域的代表性,引领推动福建的影响力达到高峰。
元明交接福建地区势力的代表
元末泉州发生一起持续十年之久的战乱，这起发生在元、明之交的战乱史称“亦思巴奚战乱”。以泉州的波斯人为主力的亦思巴奚军和以泉州惠安乡绅豪霸柳伯顺与陈同家族为代表的泉州汉族地主官僚主导了这起战乱，亦思巴奚军割据泉州近十年并插手福建政治，占领了福州和兴化，(在元明交接时福建还有位重要的地方势力代表人物就是三明陈友定，他祖籍福州，曾祖时就已经移居三明清流县，是个孤儿,勉强和福州扯上点微妙的关系,但他是三明的地方势力代表，元朝廷的地方官员,后兵败被明朝廷所杀）元明交接泉州又成为了福建地方势力的代表。
明·太祖鉴于“亦思巴奚”祸乱，在大赦天下的诏旨中特别规定 ：“独蒲氏余孽悉配戎伍禁锢，世世无得登仕籍”。“亦思巴奚战乱”的直接后果，就是外商死的死，跑的跑，纷纷回国，不敢再来泉州贸易。外商贸易也“严加取缔”，从此番舶不敢进港，商贾不敢抵泉，外商绝迹，盛极一时的泉州港元气大损。元末的亦思巴奚战乱和泉州后诸港的日渐淤塞使得泉州面临困境，但历史上以"三湾十二港"而闻名于世的泉州港和泉州地区并不可能就此而失去竞争力,明朝的海禁政策和倭乱才是导致泉州港和泉州经济遭遇发展瓶径的最主要原因。于是明朝泉州的对外贸易也由官方主导向私商主导转变，泉州经济重心也由原来的以泉州府城为中心向整个晋江沿海扩大。
明朝福建对外贸易中心转换的代表
从明初洪武三年（1370年）至成化八年(1472年）的100多年间福建的官方市舶司还是依旧设置在泉州，但朝廷为防沿海倭寇侵袭从明初起海外贸易就被严格的控制在"贡舶"贸易范围内，即只允许官方贸易的存在，没有朝廷官方批文不得往来贸易；直接剥夺了民间商民的自由贸易权利。 其间为防沿海的倭寇侵袭朝廷曾反复多次废市舶司，实施海禁政策，严格的规定和限制至使泉州港的对外贸易一落千丈，成为只通琉球朝贡贸易的港口。
洪武二年(1369年)明廷规定外国海船至泉州不征商税；洪武三年(1370年)三佛齐五马哈刺八刺卜遣使奉金叶表，随入贡黑熊、火鸡、孔雀、五色鹦鹉、香料、苾布、兜罗被诸物在泉州港登岸；同年明廷在泉州设立福建市舶司，管理对琉球(今冲绳)的贸易；同年六月，倭寇侵扰泉州，又有倭寇乘数十艘船，从晋江蚶江登陆，在沿海一带烧杀掠夺，并骚掠惠安沿海，开明代泉州倭患之始；洪武四年(1371年)明廷以倭患实行海禁政策，对“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洪武七年(1374年)正月，罢福建(泉州)市舶司，严海禁以防倭寇；洪武十四年和二十七年，又严禁沿海居民私往海外贸易，使长期依靠海外通商的泉州沿海商民受到沉重打击。
永乐元年(1403年)复设福建(泉州)市舶司；同年，朝廷命内臣提督市舶,派太监驻福州,设市舶太监府(或称市舶府),管理泉州之舶司事务。自此泉州市舶司属福州太监部门管理；福建市舶司的权利也被大大的削弱。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在泉州城南车桥村设来远驿，以接待海外贡使；并设“进贡厂”，以贮贡品。
至明朝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因福州往琉球航线更近，以及市舶太监府管理上的不便等原因官方市舶司迁往福州，（本就罢罢开开，且局限性很大的官方朝贡贸易彻底离泉州而去)，朝廷官方给泉州海贸留下的最后一条缝都关上了，突破规则，铤而走险是以海为生的泉州人唯一的出路。实际上此时的市舶司已经形同虚设，在官方市舶司迁往福州时，福建对外贸易的中心港已经被泉漳交界处的闽南漳州月港取代，《漳州府志》卷25记载:早在明景泰四年(1453年)月港海外贸易已经兴起。
至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市舶司刚搬至福州没多久，月港已是“风回帆转，实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鹜争持，以舶主上中之产，转盼逢辰，容致巨万〞的繁荣景象，享有天下小苏杭的盛誉。
正德、嘉靖之际月港海上贸易又进一步发展，世界各国海商连翩而至，随着迁移至福州的“朝贡贸易”的日益衰落，正德(1505-1521年)以后，月港的海外贸易不但大大超过了本省福州港，而且也超过了广州港，成为我国最繁荣的对外贸易港口。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葡萄牙商人在广东被驱逐，转到月港经商，不久，西班牙、日本商人也前来贸易，据说嘉靖二十年时，葡萄牙商人留居漳州达五百多人。《明世宗实录》卷五十四：嘉靖四年(1525年)，浙江巡按御史潘仿言，漳泉府黠猾军民，私造双桅大舡下海，名为商贩，时出剽劫，请一切捕治获之。漳州龙海人张燮在万历年间写的《东西洋考》载: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有佛郎机船载货泊浯屿，漳、泉贾人往贸易焉，巡海使者柯乔发兵攻夷船，而贩者不止。〞明清之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泉、漳二郡商人贩东西两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然也。至此，月港已成为中外海商进行国际贸易的新型大港。由于月港私商的国际贸易己成既定事实，明王朝对此不得不加以承认，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的〝议开禁例〞得到明穆宗的采纳，明王朝被迫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广州）海道副使汪柏乃立客纲客纪，以广人及徽、泉等商为之。”可见未开禁前到广州经商的泉州人数量已经不少了，明中期以安平商人为代表的泉州私商足迹遍及海内外，突破海禁已成定局。
市舶司设立在泉州时琉球貢使幾乎每年奉表朝貢，甚至是一年再貢，三貢，往来贸易相对繁荣。而市舶司刚迁往福州两年也就是成化十年(1474)，就被限制为两年一贡，福建对外贸易中心被漳州月港取代，到了嘉靖后期，市舶司入不敷出，局面难持，万历年间更是萎缩为十年一贡，致使福建市舶司形同虚设，终于在万历八年(1580年)，明朝廷撤销福建市舶司自此以後由福州府同知兼領；设立在福州的福建市舶司從此退出歷史舞台。万历年间朝廷官方在漳州月港设立督饷馆，民间私商贸易正式取代官方朝贡贸易。
明景泰到天启年间(1450～1627年)当时泉漳交界处原本偏僻的私商小港"月港"（月泉港)是朝廷海禁大背景下闽南漳州、泉州商民铤而走险偷偷贸易的选择，因此逐渐兴起，最终民间私商贸易取代了官方市舶朝贡贸易，并发展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的外贸中心，月港也因此成为闽南一大都会，这说明泉州、闽南的发展不是朝廷政治定位、政策所能束缚的，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的。
元末明初的战乱，明初的倭乱以及因此导致的海禁，使得以海为生的泉州经济文化发展都跌至谷底，直至明朝中期后泉州才逐渐缓过来。明中期成化年间泉州官方市舶司迁往福州，对于明朝早中期泉州的低谷，当时从外调到福州上任后很快就四处征集资料的福建市舶司官员四川成都人高岐写的《福建市舶提举司志艺文》里有一段由福州人（今福州仓山区人）林玭说的话：市舶司，“今迁于福。以其地言之，福城为八闽总会之地。其衣冠文物十倍于泉,羽冠异类、奉贽献琛,奔走左右。而受约束者,观三思卫所之制，岂不思藩屏固、刑罚清，武备修，安敢萌外海之心乎?观府县学校之制，岂不思生齿之繁，财赋之殷，人才之盛然，焉敢启内侵之衅乎?！”。当时为了说明市舶司移至福州对贸易者以及倭寇的震慑作用，福州人甚至说出了所谓的“衣冠文物十倍于泉”这样的话。当时说这段话的福州人林玭自认为福州是省城，兵备、衙门等各方面都是全省配备最高，最有威严的，衣冠文物跟其他方面都远超过泉州，将市舶司移至福州对贸易者(如发生于浙江宁波的争贡之役)跟倭寇有着震慑作用可使其有所忌惮，维持安定秩序；但实际情况证明市舶司移至福州后不但没有更好发展，且后来越来越差，无法维持，导致形同虚设最终还被裁掉了，从此退出历史舞台，高岐在福州任市舶司官员时写这本书的嘉靖年间，福州一直在被倭寇围攻，侵袭，倭乱严重，明中期的成化年间市舶司迁移至福州，是因福州所谓的“衣冠文物十倍于泉"等福州强盛到可震慑贸易者跟倭寇只不过是福州人的自我吹嘘跟标榜而已。
明朝早中期的倭乱以及海禁使得泉州面临困境，朝代更替初期泉州地区饱经战乱，天灾，可以说是一片萧条，经济文化的发展看似跌到了历史的低潮。但看下接下来明朝中后期泉州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大发展，当时说这话的福州人林玭估计就要收回自己说过的话了。
低潮只是暂时的，明朝中期开始，在朝廷还未开放私商贸易前泉州沿海商民就已经突破海禁的束缚，私商不可抑制的逐渐发展壮大，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东南沿海的倭寇基本剿清，以及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开关，解除海禁，官方正式开放私商对外贸易，泉州经济、文化均呈现爆发式发展，明朝中期起泉州地方的经济和文化迅速恢复发展，泉州又成为了福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代表，明朝后期泉州安平港进入全盛时期成为中国东南沿海最大的海上私商贸易港口。
明朝泉州海上贸易从福建官方的代表向福建私商的代表转换，从官方朝贡贸易到月港私商贸易至郑氏集团经营达到全盛的泉州安平港，终明一代福建海上贸易“从头到尾”，泉州最有底气代表福建。
(共3段，第1段)
背景
明朝福建的人口、经济、文化重心都偏向于福建沿海地区。
人口
明朝的福建人口稠密，闽南地区尤其突出。（漳州在各方面的发展起步也标志着整个闽南地区影响力的提高)。
文化
明朝社会逐渐形成了崇尚科举的风气,科举制进入了全面鼎盛的阶段,福建有“科举强省”之誉，福建涌现出一大批各个文化领域的领袖人物和高官。
经济
明朝福建商品经济发达，在世界大航海时代到来时福建的资本主义也开始萌芽并成为了全国最典型的代表，（但由于政府的不作为或是反作为至使领先于世界的中国航海和相应的优势没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自清初闭关锁国后领先世界的经济文化逐渐落后于世界发展的脚步)。
明朝福建的经济和文化在全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明朝至清初闽南泉州的经济、文化、地区势力都比闽东福州突出，比福州更具有区域的代表性,引领推动福建的影响力达到高峰。
元明交接福建地区势力的代表
元末泉州发生一起持续十年之久的战乱，这起发生在元、明之交的战乱史称“亦思巴奚战乱”。以泉州的波斯人为主力的亦思巴奚军和以泉州惠安乡绅豪霸柳伯顺与陈同家族为代表的泉州汉族地主官僚主导了这起战乱，亦思巴奚军割据泉州近十年并插手福建政治，占领了福州和兴化，(在元明交接时福建还有位重要的地方势力代表人物就是三明陈友定，他祖籍福州，曾祖时就已经移居三明清流县，是个孤儿,勉强和福州扯上点微妙的关系,但他是三明的地方势力代表，元朝廷的地方官员,后兵败被明朝廷所杀）元明交接泉州又成为了福建地方势力的代表。
明·太祖鉴于“亦思巴奚”祸乱，在大赦天下的诏旨中特别规定 ：“独蒲氏余孽悉配戎伍禁锢，世世无得登仕籍”。“亦思巴奚战乱”的直接后果，就是外商死的死，跑的跑，纷纷回国，不敢再来泉州贸易。外商贸易也“严加取缔”，从此番舶不敢进港，商贾不敢抵泉，外商绝迹，盛极一时的泉州港元气大损。元末的亦思巴奚战乱和泉州后诸港的日渐淤塞使得泉州面临困境，但历史上以"三湾十二港"而闻名于世的泉州港和泉州地区并不可能就此而失去竞争力,明朝的海禁政策和倭乱才是导致泉州港和泉州经济遭遇发展瓶径的最主要原因。于是明朝泉州的对外贸易也由官方主导向私商主导转变，泉州经济重心也由原来的以泉州府城为中心向整个晋江沿海扩大。
明朝福建对外贸易中心转换的代表
从明初洪武三年（1370年）至成化八年(1472年）的100多年间福建的官方市舶司还是依旧设置在泉州，但朝廷为防沿海倭寇侵袭从明初起海外贸易就被严格的控制在"贡舶"贸易范围内，即只允许官方贸易的存在，没有朝廷官方批文不得往来贸易；直接剥夺了民间商民的自由贸易权利。 其间为防沿海的倭寇侵袭朝廷曾反复多次废市舶司，实施海禁政策，严格的规定和限制至使泉州港的对外贸易一落千丈，成为只通琉球朝贡贸易的港口。
洪武二年(1369年)明廷规定外国海船至泉州不征商税；洪武三年(1370年)三佛齐五马哈刺八刺卜遣使奉金叶表，随入贡黑熊、火鸡、孔雀、五色鹦鹉、香料、苾布、兜罗被诸物在泉州港登岸；同年明廷在泉州设立福建市舶司，管理对琉球(今冲绳)的贸易；同年六月，倭寇侵扰泉州，又有倭寇乘数十艘船，从晋江蚶江登陆，在沿海一带烧杀掠夺，并骚掠惠安沿海，开明代泉州倭患之始；洪武四年(1371年)明廷以倭患实行海禁政策，对“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洪武七年(1374年)正月，罢福建(泉州)市舶司，严海禁以防倭寇；洪武十四年和二十七年，又严禁沿海居民私往海外贸易，使长期依靠海外通商的泉州沿海商民受到沉重打击。
永乐元年(1403年)复设福建(泉州)市舶司；同年，朝廷命内臣提督市舶,派太监驻福州,设市舶太监府(或称市舶府),管理泉州之舶司事务。自此泉州市舶司属福州太监部门管理；福建市舶司的权利也被大大的削弱。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在泉州城南车桥村设来远驿，以接待海外贡使；并设“进贡厂”，以贮贡品。
至明朝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因福州往琉球航线更近，以及市舶太监府管理上的不便等原因官方市舶司迁往福州，（本就罢罢开开，且局限性很大的官方朝贡贸易彻底离泉州而去)，朝廷官方给泉州海贸留下的最后一条缝都关上了，突破规则，铤而走险是以海为生的泉州人唯一的出路。实际上此时的市舶司已经形同虚设，在官方市舶司迁往福州时，福建对外贸易的中心港已经被泉漳交界处的闽南漳州月港取代，《漳州府志》卷25记载:早在明景泰四年(1453年)月港海外贸易已经兴起。
至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市舶司刚搬至福州没多久，月港已是“风回帆转，实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鹜争持，以舶主上中之产，转盼逢辰，容致巨万〞的繁荣景象，享有天下小苏杭的盛誉。
正德、嘉靖之际月港海上贸易又进一步发展，世界各国海商连翩而至，随着迁移至福州的“朝贡贸易”的日益衰落，正德(1505-1521年)以后，月港的海外贸易不但大大超过了本省福州港，而且也超过了广州港，成为我国最繁荣的对外贸易港口。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葡萄牙商人在广东被驱逐，转到月港经商，不久，西班牙、日本商人也前来贸易，据说嘉靖二十年时，葡萄牙商人留居漳州达五百多人。《明世宗实录》卷五十四：嘉靖四年(1525年)，浙江巡按御史潘仿言，漳泉府黠猾军民，私造双桅大舡下海，名为商贩，时出剽劫，请一切捕治获之。漳州龙海人张燮在万历年间写的《东西洋考》载: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有佛郎机船载货泊浯屿，漳、泉贾人往贸易焉，巡海使者柯乔发兵攻夷船，而贩者不止。〞明清之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泉、漳二郡商人贩东西两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然也。至此，月港已成为中外海商进行国际贸易的新型大港。由于月港私商的国际贸易己成既定事实，明王朝对此不得不加以承认，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的〝议开禁例〞得到明穆宗的采纳，明王朝被迫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广州）海道副使汪柏乃立客纲客纪，以广人及徽、泉等商为之。”可见未开禁前到广州经商的泉州人数量已经不少了，明中期以安平商人为代表的泉州私商足迹遍及海内外，突破海禁已成定局。
市舶司设立在泉州时琉球貢使幾乎每年奉表朝貢，甚至是一年再貢，三貢，往来贸易相对繁荣。而市舶司刚迁往福州两年也就是成化十年(1474)，就被限制为两年一贡，福建对外贸易中心被漳州月港取代，到了嘉靖后期，市舶司入不敷出，局面难持，万历年间更是萎缩为十年一贡，致使福建市舶司形同虚设，终于在万历八年(1580年)，明朝廷撤销福建市舶司自此以後由福州府同知兼領；设立在福州的福建市舶司從此退出歷史舞台。万历年间朝廷官方在漳州月港设立督饷馆，民间私商贸易正式取代官方朝贡贸易。
明景泰到天启年间(1450～1627年)当时泉漳交界处原本偏僻的私商小港"月港"（月泉港)是朝廷海禁大背景下闽南漳州、泉州商民铤而走险偷偷贸易的选择，因此逐渐兴起，最终民间私商贸易取代了官方市舶朝贡贸易，并发展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的外贸中心，月港也因此成为闽南一大都会，这说明泉州、闽南的发展不是朝廷政治定位、政策所能束缚的，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的。
元末明初的战乱，明初的倭乱以及因此导致的海禁，使得以海为生的泉州经济文化发展都跌至谷底，直至明朝中期后泉州才逐渐缓过来。明中期成化年间泉州官方市舶司迁往福州，对于明朝早中期泉州的低谷，当时从外调到福州上任后很快就四处征集资料的福建市舶司官员四川成都人高岐写的《福建市舶提举司志艺文》里有一段由福州人（今福州仓山区人）林玭说的话：市舶司，“今迁于福。以其地言之，福城为八闽总会之地。其衣冠文物十倍于泉,羽冠异类、奉贽献琛,奔走左右。而受约束者,观三思卫所之制，岂不思藩屏固、刑罚清，武备修，安敢萌外海之心乎?观府县学校之制，岂不思生齿之繁，财赋之殷，人才之盛然，焉敢启内侵之衅乎?！”。当时为了说明市舶司移至福州对贸易者以及倭寇的震慑作用，福州人甚至说出了所谓的“衣冠文物十倍于泉”这样的话。当时说这段话的福州人林玭自认为福州是省城，兵备、衙门等各方面都是全省配备最高，最有威严的，衣冠文物跟其他方面都远超过泉州，将市舶司移至福州对贸易者(如发生于浙江宁波的争贡之役)跟倭寇有着震慑作用可使其有所忌惮，维持安定秩序；但实际情况证明市舶司移至福州后不但没有更好发展，且后来越来越差，无法维持，导致形同虚设最终还被裁掉了，从此退出历史舞台，高岐在福州任市舶司官员时写这本书的嘉靖年间，福州一直在被倭寇围攻，侵袭，倭乱严重，明中期的成化年间市舶司迁移至福州，是因福州所谓的“衣冠文物十倍于泉"等福州强盛到可震慑贸易者跟倭寇只不过是福州人的自我吹嘘跟标榜而已。
明朝早中期的倭乱以及海禁使得泉州面临困境，朝代更替初期泉州地区饱经战乱，天灾，可以说是一片萧条，经济文化的发展看似跌到了历史的低潮。但看下接下来明朝中后期泉州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大发展，当时说这话的福州人林玭估计就要收回自己说过的话了。
低潮只是暂时的，明朝中期开始，在朝廷还未开放私商贸易前泉州沿海商民就已经突破海禁的束缚，私商不可抑制的逐渐发展壮大，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东南沿海的倭寇基本剿清，以及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开关，解除海禁，官方正式开放私商对外贸易，泉州经济、文化均呈现爆发式发展，明朝中期起泉州地方的经济和文化迅速恢复发展，泉州又成为了福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代表，明朝后期泉州安平港进入全盛时期成为中国东南沿海最大的海上私商贸易港口。
明朝泉州海上贸易从福建官方的代表向福建私商的代表转换，从官方朝贡贸易到月港私商贸易至郑氏集团经营达到全盛的泉州安平港，终明一代福建海上贸易“从头到尾”，泉州最有底气代表福建。
楼主：泉新风暴
时间：2021-09-18 14:32:21
第三季（秋）
(共3段、第2段)
明朝泉州地区的商业、城镇化、区域经济在福建的代表性
明朝泉州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沿海区域的城镇化与对外贸易。而泉州府城发展较慢，明朝泉州经济发展的重心由唐宋元时期的以泉州府城为中心向以晋江沿海区域全面发展转变。明朝泉州区域的商品经济发展很快，但从弘治年间至万历年间（万历年间泉州发生8级大地震，使得本就发展缓慢的泉州府城受到影响）泉州府城的经济繁荣度却明显下降，和宋元时期无法相比，甚至与明朝初期相比也不见得更强。而明朝中后期泉州沿海如安平，永宁等地却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城镇化，经济繁荣度甚至超过了泉州府城。泉州经济繁荣的区域更加扩大，出现了多中心的发展模式。
泉州城与福州城
明代福州城
明代(清代规模不变)重建的福州府城规模都没有超过宋代（与宋代比差距也不大)，城内城区面积应不超过6平方公里。比沿用元代城墙规模的泉州城小。（自元代始直至清民时期城墙退出历史舞台泉州城一直都大于福州城）。
明代泉州城
明代的泉州城仍是沿用元代的城墙，其周三十里，其高二丈一尺，内外皆石。”城区面积约6.2平方公里。
当时人都认为：泉州城大于福（州)。
明朝万历年间江苏太仓人王世懋在游历了福州城和兴化后到达泉州城，后在其著作闽部疏中写道:泉州城大于福，北负洛阳江，南面晋江，倚泉山而城。
明末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泉州府城：“其城高如省中，而加广五百十九丈，且无省城九山及诸公署，而闤闠星联，科甲鼎盛”。意思就是说:泉州城的城墙和福州城的城墙一样高，规模比福州城还要大五百十九丈，且泉州城没有像福州城城内阻隔着九座山，以及那些众多朝廷在地区设置办公的场所；泉州城内平坦开阔，泉州城内的街道街市非常的密集，城内风气很好，科举鼎盛。
具体来说，当时泉州城是福建最大的一座石头城池“子城周围三里，为门四。罗城周围二十里，为门七。翼城周三十里，内外皆石，为门七。”
明朝泉州城内，古建筑连排成片者甚多，民居有所谓“九十九间”（其实不止此数，因怕犯封建法规不敢说百间）者。而占地百亩的大寺庙也很多，城内就有“三大丛林”（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四大庙”（天妃宫、铁炉庙、东岳庙、玄妙观），“两学宫”（泉州府孔庙、晋江县孔庙）、“两城隍”（府、县城隍庙），“四书院”（清源书院、一峰书院、小山丛竹书院、温陵书院）等等。
明代泉州府城的商业氛围高于福州城
明朝的泉州府城经济发展虽已不如宋元，但凭借着在唐宋元时期打下的坚实的传统商业基础泉州府城依旧是繁荣的。西班牙人门多萨在其著作《中华大帝国史》中记述了当时西班牙公使团在泉州城的见闻；西班牙公使团搭乘王望高的战舰前往大明，于(明万历三年）1575年7月抵达泉州，当西班牙公使团得知泉州城既不是省城也不是都城只是明朝非常普通级别的城市后，他们感到极其的惊羡。(他们只到过福建，所以对明朝不是很了解，信息主要通过询问福建当地人得知）。因为他们看到的所谓大明朝普通水平的泉州城是如此的发达。（从他们描述的泉州城市道路、城墙等细节来看面积也明显比福州城大，泉州城道路明显更宽广，繁荣的街道人口很密集，城市大气，商业氛围浓厚）。虽然他们只到过福建，但是通过福建当地官员以及陪同给予的介绍，他们已经对明朝这个大国的无比强大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
《中华大帝国史》记载了首访中国的西班牙公使团在明朝普通政治级别的泉州城的惊羡见闻。
《中华大帝国史》记述明朝泉州城的情景：此城在该国仅是一般水平，此城“可能有七万户人家，它有大宗贸易，供应各种商品，由于海只离城市两里路,船舶顺流可入大海,有一条大河流经它，各种商货经水路运输，有一座据称全世界最美之桥横跨该河，这是一件大大令人惊羡的工程。近桥的河里停泊着1000多艘各式各样的船，舟艇那样多，河面为之覆盖，每条船上都满是人”。 ……交通贸易繁盛，供应各种各样的东西。由于该地多地震,城区的房屋虽然美丽,但不很高,一个样式建造。在这里“你可买到可口的食品，象鱼、肉、果品、蜜饯、果酱，很便宜的东西，几乎花不了什么钱。“表演戏剧、木偶戏、相声、歌唱，极好的音乐，以及其他节目。”“大街很宽，都有很大牌坊”，“所有的街道两旁都有棚，棚下有店，堆集着贵重珍奇的商品，使观众为之入迷，认为他们进入一个梦境”。在马路的两旁有一些檐廊，由商人占用。除去这部分面积外，剩下的面积可以让十五个人骑马并行。城市建有许多拱形凯旋门，贯穿马路两旁，达官贵人的房屋大门处也建有这样的拱形门，只不过小一些。……经过的街道满是人，如有一粒麦子掉落，它很难落到地上 。沿这条街而行，觉得它比入城的那条街更漂亮，有更美的房屋和牌坊，两旁的商店也比别的街装饰华丽，那样的繁荣，看见大量的人群，惊奇到象是失魂的人，认为那不过是一个梦境。总之，在那条街上走了一阵子，愉快的看见从未见过的新鲜事物。“城市环绕着用石头建造的强大的城墙，七呀高,四嚼宽,城墙上有许多门楼……”。
西班牙公使团的拉达在其《出使福建记》中说，“泉州城人口有5万多户，不包括那些住在城郊的，城郊多而大。城市四周有石头筑的高墙围绕，还有一座十分出名的桥，600多步长，整个齐整地铺以石板，每块20步长。....（从晋江一带)往泉州的大道上不断有驮马往来，载负商货以及其他东西，但大多数却是骡子。大路很宽，20人并排骑行，谁也不妨碍谁，而且铺以大石头，据说其他省的大道情况也相同.....
而西班牙公使团对省会福州城亮点的描写更多集中在户数以及公事，捎带有一点建筑。福州城的情况和户数主要是他们在福州询问福州当地陪同后写的，所以他们介绍福州城是他们在福建到过的最大城市。（明朝国内其他城市的户数和情况也大多是在福州询问福州向导后他们才知道的）他们在福州城内被限制走动的范围，能亲眼看到的区域很小。因为福州城的户数数据是福州向导提供的所以他们的记载是肯定的，用的是据所知。而记载泉州城户数则是根据他们亲眼看到的情况再自己大概的推断出的数据，用大概有，可能差不多这样的字眼，所以他们同行的两个人对泉州城户数的记载都不一样。关于两城的户数问题一个是听福州向导介绍的数据一个是他们亲眼看到的数据，所以很难做比较。（在记载里面有这方面的描写）。
他们记载的泉州城内的人口是非常密集的，用一粒稻谷从大街上掉下去都很难掉到地上来形容。
因为两城的户数来源不同，也不是全面权威的记载，是有特殊背景的，所以不好直接下定论。
但通过他们亲眼看到的福州城和泉州城的对比，明朝的泉州城明显要比福州城活跃。商业也明显比福州城繁荣。
当时泉州城内居民虽然有可能没有福州城多，（这个不排除，因为明代史书有记载泉州城人口相比元代有下降不少）但泉州府城城池的规模比福州城大，福州重农，商业发展相对沉闷，而泉州府城汇集了周边郊区以及沿海人口稠密地区的大批沿江运输贸易的流动商民，通过西班牙公使团的记载对比可见泉州城的商业氛围远比福州城要浓厚得多。
明代的泉州府城因为元末的十年战乱和明朝倭寇的大肆侵袭以及海禁政策的影响导致人口下降，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但沿用元朝时期城墙的泉州城比福州城大，泉州沿海以及郊区人口稠密，只是城内人口相对较散，城内人口虽可能比福州城少，但当时汇集大批周边流动商民的泉州府城经济活跃，泉州城的商业氛围高于福州城，明朝的泉州是福建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当时的泉州有着多中心的发展模式，泉州人口稠密和经济繁荣的地方遍布晋江沿海的诸城镇，明朝中后期沿海出现了大规模的城镇化现象，整体的城市实力比福州突出。
明代泉州沿海区域的城镇化
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朝廷在泉州(今石狮）建造永宁卫城，永宁卫城地位与泉州府城相等。
时江夏侯周德兴在福建沿海福、兴、泉、漳、建造防御卫城。永宁卫下辖有11个千户所，卫城内有五个千户所；卫城外，有福全（晋江）、崇武（惠安）、金门、中左（厦门）、高浦（同安）、白叶坂（安溪）六个守御千户所及十四个巡检司。
当时的永宁卫城“丁户二十余万，封家不下三万，官印七十二颗。弁目、缙绅、士吏不下千百。烟火相辏，舟车络绎，古名都大郡，何以过哉”。永宁卫城一片繁荣，永宁卫城人口密集、是当时经济富庶的著名海港城。鼎盛时期与天津卫、威海卫齐名，并称为全国三大卫城。
现为晋江县驻地的青阳乡在明代已经是一大镇：“青阳一乡，合居二十七八都之民，烟火弗下数千，而附篱之乡累万。”与之相当的乡镇尚有石狮、祥芝、蚶江、安平、东石、金井等。其中安平镇的繁荣最为著名，明嘉靖年间，安平镇已是“东南巨镇，闤比闠，万有余家”的大镇。万历年间，安平镇的繁荣更为可观，其时有人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绅等一大邑”。《台湾外纪》卷四记载晚明的安平:“城外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于省城” 。后来的清雍正五年（1727年）陈万策《重修安平桥记》也说：“安平地压巨海，广衍数十里，南北往来市舶之区，泉之一大都会也。”此外，石湖（今石狮）也是一个和安平并称的海港城镇。据统计，时永宁卫已经有20万人，安平镇也有10万余人，其它如青阳、石湖，都是万人以上的大镇，加上其他繁荣的市镇，可以说，明代的晋江半岛已经出现城镇化的迹象，其繁荣程度不亚于江南市镇。其中永宁卫、安平的城市规模可比县城。（附带说一句，永宁卫所在地和石湖即为今日的石狮市，可以说，石狮建市的基础早在五个世纪前就奠定了)。晚明的泉州沿海县市镇经济有很大发展，甚至出现了城镇化的迹象，其发展程度在国内是罕见的。
在南安也出现了比南安县治所在地繁荣的乡镇，如南安洪濑，在邑治北二十五里，乃永（春）、德（化）通衢，水陆交冲之所，当昔盛时，商贾辐辏，颇称巨镇。迩缘迁海之后，萧条过半，然民居凑集，以贸易为生者犹不得不趋之如骛，其盛殆倍于邑治焉。
明代泉州的区域经济
（正德后私商贸易取代朝贡贸易占据主流，早在正德三年(1508年)佛郎机(今葡萄牙)商人就开始到泉州贸易)。
中华对外贸易的传统三大物丝、瓷、茶在泉州的发展
明朝泉州丝织业发达，明朝宣德三年(1428年)，朝廷在泉州设染局，正统间(1436～1449年)又在泉州设织造局，以规范管理泉州发达的丝织业，泉州是全国著名的丝织中心之一。
德化瓷器建立在宋元的基础上在明朝中后期达到历史颠峰，形成了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的德化白瓷，明朝德化白瓷大量销往欧洲，德化白瓷“中国白”享誉海内外，风靡欧洲。 被视为“世上独一无二的珍品”,人们“不惜以万金争购之”。致使欧洲掀起了一股模仿德化瓷器的热潮。
明朝安溪和永春的产茶业逐渐兴盛，（清初以安溪铁观音，黄金桂和永春佛手茶为代表的一大批优良茶树的品种相继被发现。这些品种的发现，使得安溪永春的茶业步入了鼎盛发展阶段),安溪山区的湖头镇，在明朝万历年间是泉州府有名的贸易集镇，百货所集，亦号“小泉州”。
明朝福建夏布中。最出色的是惠安北镇布，当地人说：“北镇布，沤白苎麻为之。妇人治此者，至井臼之类，亦不敢亲操，恐涴手成迹也。此布成之甚艰，其实太轻楚，不耐于用。然今人多重之。每岁和买及横索，无虑千百匹，里甲甚患苦焉”北镇苎布声誉使它成为晚明环台海区域热销产品之一。《闽书》记载：“北镇之布行天下”。惠安石雕自唐宋以来就以精湛的技艺体现于泉州地区各种重要的历史文物遗存中，其发展与泉州地区繁盛的宗教文化、宗教建筑等有着紧密的关联，惠安石雕传承延续千年并发展为当今的“世界石雕之都”。
永春土壤肥沃、四季如春，水源充沛，又名“桃源”，是“中国芦柑之乡”。特别适合耕种，产粮。永乐二年(1404年)，调福州左、右卫和兴化卫士兵2688名在永春设屯田24所，共屯垦田地70804亩。
明朝时期泉州下辖的晋江，德化，安溪，南安，惠安，永春各县都有自己发展的优势产业，经济发展相对均衡互补，泉州的一县一产在明代时已经逐渐成型。
总的来看明代泉州区域的经济交换特征，是山区与沿海的大流通。泉州山区的粮食、木材、茶叶等商品顺流而下，而沿海的食盐、糖、水果、咸鱼等商品也可运到上游，形成了山海物质交流。明人说：“泉郡宅于海山间，闽越奥区也。山海之产视九州之得于山海者贸繁而异。山而居者岁食其山之入，犹出其余以贸易于海；海之居者亦食其海之入，举得而有焉。盖山海之利居田之半，其民亦侈然安其利以自足矣。”
泉州沿海是一个对外贸易发达的地方，每年都要从海外输入大量的白银，因而，泉州有足够的白银购买粮食。其时，泉州与江南的联系十分显目。泉州向江南输出红白糖、荔枝、龙眼干等商品，输入苏州一带的手工业制品和粮 食。”明代泉州沿海人口密集，一直依靠广东、浙江等地区输入粮食，这样，海上交通线实为闽南区域的生命线。但在明代，海禁，倭寇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时时威胁着闽南的航海线。如果观察中国沿海各区域的开发历史，可知商品经济的发展无不受制于交通及缺粮问题，尤其是缺粮问题成为商品经济发达区域的普遍现象。和同时代的英国相比，英国解决国内交通的办法是开辟运河，并从海外运粮，因而英国很顺利地穿越瓶颈，向更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发展。然而，泉州的地理环境不适宜开辟运河，海外虽有粮食，由于政府的不作为或是反作为，不能保持长期稳定的粮食供应。以故，泉州一直未能很好地解决市场问题。由于市场有限，泉州经济的发展也受到限制。以历史的观点看，中国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其实比西欧更早，但市场的发展却不顺利，传统中国经济落伍于西方不是偶然的。
泉州是明朝海禁大背景影响下的一个典型代表。明代中后期泉州区域经济的发展和起到的引领作用显然比福州更具有代表性。
(共3段、第2段)
明朝泉州地区的商业、城镇化、区域经济在福建的代表性
明朝泉州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沿海区域的城镇化与对外贸易。而泉州府城发展较慢，明朝泉州经济发展的重心由唐宋元时期的以泉州府城为中心向以晋江沿海区域全面发展转变。明朝泉州区域的商品经济发展很快，但从弘治年间至万历年间（万历年间泉州发生8级大地震，使得本就发展缓慢的泉州府城受到影响）泉州府城的经济繁荣度却明显下降，和宋元时期无法相比，甚至与明朝初期相比也不见得更强。而明朝中后期泉州沿海如安平，永宁等地却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城镇化，经济繁荣度甚至超过了泉州府城。泉州经济繁荣的区域更加扩大，出现了多中心的发展模式。
泉州城与福州城
明代福州城
明代(清代规模不变)重建的福州府城规模都没有超过宋代（与宋代比差距也不大)，城内城区面积应不超过6平方公里。比沿用元代城墙规模的泉州城小。（自元代始直至清民时期城墙退出历史舞台泉州城一直都大于福州城）。
明代泉州城
明代的泉州城仍是沿用元代的城墙，其周三十里，其高二丈一尺，内外皆石。”城区面积约6.2平方公里。
当时人都认为：泉州城大于福（州)。
明朝万历年间江苏太仓人王世懋在游历了福州城和兴化后到达泉州城，后在其著作闽部疏中写道:泉州城大于福，北负洛阳江，南面晋江，倚泉山而城。
明末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泉州府城：“其城高如省中，而加广五百十九丈，且无省城九山及诸公署，而闤闠星联，科甲鼎盛”。意思就是说:泉州城的城墙和福州城的城墙一样高，规模比福州城还要大五百十九丈，且泉州城没有像福州城城内阻隔着九座山，以及那些众多朝廷在地区设置办公的场所；泉州城内平坦开阔，泉州城内的街道街市非常的密集，城内风气很好，科举鼎盛。
具体来说，当时泉州城是福建最大的一座石头城池“子城周围三里，为门四。罗城周围二十里，为门七。翼城周三十里，内外皆石，为门七。”
明朝泉州城内，古建筑连排成片者甚多，民居有所谓“九十九间”（其实不止此数，因怕犯封建法规不敢说百间）者。而占地百亩的大寺庙也很多，城内就有“三大丛林”（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四大庙”（天妃宫、铁炉庙、东岳庙、玄妙观），“两学宫”（泉州府孔庙、晋江县孔庙）、“两城隍”（府、县城隍庙），“四书院”（清源书院、一峰书院、小山丛竹书院、温陵书院）等等。
明代泉州府城的商业氛围高于福州城
明朝的泉州府城经济发展虽已不如宋元，但凭借着在唐宋元时期打下的坚实的传统商业基础泉州府城依旧是繁荣的。西班牙人门多萨在其著作《中华大帝国史》中记述了当时西班牙公使团在泉州城的见闻；西班牙公使团搭乘王望高的战舰前往大明，于(明万历三年）1575年7月抵达泉州，当西班牙公使团得知泉州城既不是省城也不是都城只是明朝非常普通级别的城市后，他们感到极其的惊羡。(他们只到过福建，所以对明朝不是很了解，信息主要通过询问福建当地人得知）。因为他们看到的所谓大明朝普通水平的泉州城是如此的发达。（从他们描述的泉州城市道路、城墙等细节来看面积也明显比福州城大，泉州城道路明显更宽广，繁荣的街道人口很密集，城市大气，商业氛围浓厚）。虽然他们只到过福建，但是通过福建当地官员以及陪同给予的介绍，他们已经对明朝这个大国的无比强大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
《中华大帝国史》记载了首访中国的西班牙公使团在明朝普通政治级别的泉州城的惊羡见闻。
《中华大帝国史》记述明朝泉州城的情景：此城在该国仅是一般水平，此城“可能有七万户人家，它有大宗贸易，供应各种商品，由于海只离城市两里路,船舶顺流可入大海,有一条大河流经它，各种商货经水路运输，有一座据称全世界最美之桥横跨该河，这是一件大大令人惊羡的工程。近桥的河里停泊着1000多艘各式各样的船，舟艇那样多，河面为之覆盖，每条船上都满是人”。 ……交通贸易繁盛，供应各种各样的东西。由于该地多地震,城区的房屋虽然美丽,但不很高,一个样式建造。在这里“你可买到可口的食品，象鱼、肉、果品、蜜饯、果酱，很便宜的东西，几乎花不了什么钱。“表演戏剧、木偶戏、相声、歌唱，极好的音乐，以及其他节目。”“大街很宽，都有很大牌坊”，“所有的街道两旁都有棚，棚下有店，堆集着贵重珍奇的商品，使观众为之入迷，认为他们进入一个梦境”。在马路的两旁有一些檐廊，由商人占用。除去这部分面积外，剩下的面积可以让十五个人骑马并行。城市建有许多拱形凯旋门，贯穿马路两旁，达官贵人的房屋大门处也建有这样的拱形门，只不过小一些。……经过的街道满是人，如有一粒麦子掉落，它很难落到地上 。沿这条街而行，觉得它比入城的那条街更漂亮，有更美的房屋和牌坊，两旁的商店也比别的街装饰华丽，那样的繁荣，看见大量的人群，惊奇到象是失魂的人，认为那不过是一个梦境。总之，在那条街上走了一阵子，愉快的看见从未见过的新鲜事物。“城市环绕着用石头建造的强大的城墙，七呀高,四嚼宽,城墙上有许多门楼……”。
西班牙公使团的拉达在其《出使福建记》中说，“泉州城人口有5万多户，不包括那些住在城郊的，城郊多而大。城市四周有石头筑的高墙围绕，还有一座十分出名的桥，600多步长，整个齐整地铺以石板，每块20步长。....（从晋江一带)往泉州的大道上不断有驮马往来，载负商货以及其他东西，但大多数却是骡子。大路很宽，20人并排骑行，谁也不妨碍谁，而且铺以大石头，据说其他省的大道情况也相同.....
而西班牙公使团对省会福州城亮点的描写更多集中在户数以及公事，捎带有一点建筑。福州城的情况和户数主要是他们在福州询问福州当地陪同后写的，所以他们介绍福州城是他们在福建到过的最大城市。（明朝国内其他城市的户数和情况也大多是在福州询问福州向导后他们才知道的）他们在福州城内被限制走动的范围，能亲眼看到的区域很小。因为福州城的户数数据是福州向导提供的所以他们的记载是肯定的，用的是据所知。而记载泉州城户数则是根据他们亲眼看到的情况再自己大概的推断出的数据，用大概有，可能差不多这样的字眼，所以他们同行的两个人对泉州城户数的记载都不一样。关于两城的户数问题一个是听福州向导介绍的数据一个是他们亲眼看到的数据，所以很难做比较。（在记载里面有这方面的描写）。
他们记载的泉州城内的人口是非常密集的，用一粒稻谷从大街上掉下去都很难掉到地上来形容。
因为两城的户数来源不同，也不是全面权威的记载，是有特殊背景的，所以不好直接下定论。
但通过他们亲眼看到的福州城和泉州城的对比，明朝的泉州城明显要比福州城活跃。商业也明显比福州城繁荣。
当时泉州城内居民虽然有可能没有福州城多，（这个不排除，因为明代史书有记载泉州城人口相比元代有下降不少）但泉州府城城池的规模比福州城大，福州重农，商业发展相对沉闷，而泉州府城汇集了周边郊区以及沿海人口稠密地区的大批沿江运输贸易的流动商民，通过西班牙公使团的记载对比可见泉州城的商业氛围远比福州城要浓厚得多。
明代的泉州府城因为元末的十年战乱和明朝倭寇的大肆侵袭以及海禁政策的影响导致人口下降，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但沿用元朝时期城墙的泉州城比福州城大，泉州沿海以及郊区人口稠密，只是城内人口相对较散，城内人口虽可能比福州城少，但当时汇集大批周边流动商民的泉州府城经济活跃，泉州城的商业氛围高于福州城，明朝的泉州是福建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当时的泉州有着多中心的发展模式，泉州人口稠密和经济繁荣的地方遍布晋江沿海的诸城镇，明朝中后期沿海出现了大规模的城镇化现象，整体的城市实力比福州突出。
明代泉州沿海区域的城镇化
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朝廷在泉州(今石狮）建造永宁卫城，永宁卫城地位与泉州府城相等。
时江夏侯周德兴在福建沿海福、兴、泉、漳、建造防御卫城。永宁卫下辖有11个千户所，卫城内有五个千户所；卫城外，有福全（晋江）、崇武（惠安）、金门、中左（厦门）、高浦（同安）、白叶坂（安溪）六个守御千户所及十四个巡检司。
当时的永宁卫城“丁户二十余万，封家不下三万，官印七十二颗。弁目、缙绅、士吏不下千百。烟火相辏，舟车络绎，古名都大郡，何以过哉”。永宁卫城一片繁荣，永宁卫城人口密集、是当时经济富庶的著名海港城。鼎盛时期与天津卫、威海卫齐名，并称为全国三大卫城。
现为晋江县驻地的青阳乡在明代已经是一大镇：“青阳一乡，合居二十七八都之民，烟火弗下数千，而附篱之乡累万。”与之相当的乡镇尚有石狮、祥芝、蚶江、安平、东石、金井等。其中安平镇的繁荣最为著名，明嘉靖年间，安平镇已是“东南巨镇，闤比闠，万有余家”的大镇。万历年间，安平镇的繁荣更为可观，其时有人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绅等一大邑”。《台湾外纪》卷四记载晚明的安平:“城外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于省城” 。后来的清雍正五年（1727年）陈万策《重修安平桥记》也说：“安平地压巨海，广衍数十里，南北往来市舶之区，泉之一大都会也。”此外，石湖（今石狮）也是一个和安平并称的海港城镇。据统计，时永宁卫已经有20万人，安平镇也有10万余人，其它如青阳、石湖，都是万人以上的大镇，加上其他繁荣的市镇，可以说，明代的晋江半岛已经出现城镇化的迹象，其繁荣程度不亚于江南市镇。其中永宁卫、安平的城市规模可比县城。（附带说一句，永宁卫所在地和石湖即为今日的石狮市，可以说，石狮建市的基础早在五个世纪前就奠定了)。晚明的泉州沿海县市镇经济有很大发展，甚至出现了城镇化的迹象，其发展程度在国内是罕见的。
在南安也出现了比南安县治所在地繁荣的乡镇，如南安洪濑，在邑治北二十五里，乃永（春）、德（化）通衢，水陆交冲之所，当昔盛时，商贾辐辏，颇称巨镇。迩缘迁海之后，萧条过半，然民居凑集，以贸易为生者犹不得不趋之如骛，其盛殆倍于邑治焉。
明代泉州的区域经济
（正德后私商贸易取代朝贡贸易占据主流，早在正德三年(1508年)佛郎机(今葡萄牙)商人就开始到泉州贸易)。
中华对外贸易的传统三大物丝、瓷、茶在泉州的发展
明朝泉州丝织业发达，明朝宣德三年(1428年)，朝廷在泉州设染局，正统间(1436～1449年)又在泉州设织造局，以规范管理泉州发达的丝织业，泉州是全国著名的丝织中心之一。
德化瓷器建立在宋元的基础上在明朝中后期达到历史颠峰，形成了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的德化白瓷，明朝德化白瓷大量销往欧洲，德化白瓷“中国白”享誉海内外，风靡欧洲。 被视为“世上独一无二的珍品”,人们“不惜以万金争购之”。致使欧洲掀起了一股模仿德化瓷器的热潮。
明朝安溪和永春的产茶业逐渐兴盛，（清初以安溪铁观音，黄金桂和永春佛手茶为代表的一大批优良茶树的品种相继被发现。这些品种的发现，使得安溪永春的茶业步入了鼎盛发展阶段),安溪山区的湖头镇，在明朝万历年间是泉州府有名的贸易集镇，百货所集，亦号“小泉州”。
明朝福建夏布中。最出色的是惠安北镇布，当地人说：“北镇布，沤白苎麻为之。妇人治此者，至井臼之类，亦不敢亲操，恐涴手成迹也。此布成之甚艰，其实太轻楚，不耐于用。然今人多重之。每岁和买及横索，无虑千百匹，里甲甚患苦焉”北镇苎布声誉使它成为晚明环台海区域热销产品之一。《闽书》记载：“北镇之布行天下”。惠安石雕自唐宋以来就以精湛的技艺体现于泉州地区各种重要的历史文物遗存中，其发展与泉州地区繁盛的宗教文化、宗教建筑等有着紧密的关联，惠安石雕传承延续千年并发展为当今的“世界石雕之都”。
永春土壤肥沃、四季如春，水源充沛，又名“桃源”，是“中国芦柑之乡”。特别适合耕种，产粮。永乐二年(1404年)，调福州左、右卫和兴化卫士兵2688名在永春设屯田24所，共屯垦田地70804亩。
明朝时期泉州下辖的晋江，德化，安溪，南安，惠安，永春各县都有自己发展的优势产业，经济发展相对均衡互补，泉州的一县一产在明代时已经逐渐成型。
总的来看明代泉州区域的经济交换特征，是山区与沿海的大流通。泉州山区的粮食、木材、茶叶等商品顺流而下，而沿海的食盐、糖、水果、咸鱼等商品也可运到上游，形成了山海物质交流。明人说：“泉郡宅于海山间，闽越奥区也。山海之产视九州之得于山海者贸繁而异。山而居者岁食其山之入，犹出其余以贸易于海；海之居者亦食其海之入，举得而有焉。盖山海之利居田之半，其民亦侈然安其利以自足矣。”
泉州沿海是一个对外贸易发达的地方，每年都要从海外输入大量的白银，因而，泉州有足够的白银购买粮食。其时，泉州与江南的联系十分显目。泉州向江南输出红白糖、荔枝、龙眼干等商品，输入苏州一带的手工业制品和粮 食。”明代泉州沿海人口密集，一直依靠广东、浙江等地区输入粮食，这样，海上交通线实为闽南区域的生命线。但在明代，海禁，倭寇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时时威胁着闽南的航海线。如果观察中国沿海各区域的开发历史，可知商品经济的发展无不受制于交通及缺粮问题，尤其是缺粮问题成为商品经济发达区域的普遍现象。和同时代的英国相比，英国解决国内交通的办法是开辟运河，并从海外运粮，因而英国很顺利地穿越瓶颈，向更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发展。然而，泉州的地理环境不适宜开辟运河，海外虽有粮食，由于政府的不作为或是反作为，不能保持长期稳定的粮食供应。以故，泉州一直未能很好地解决市场问题。由于市场有限，泉州经济的发展也受到限制。以历史的观点看，中国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其实比西欧更早，但市场的发展却不顺利，传统中国经济落伍于西方不是偶然的。
泉州是明朝海禁大背景影响下的一个典型代表。明代中后期泉州区域经济的发展和起到的引领作用显然比福州更具有代表性。
楼主：泉新风暴
时间：2021-09-18 14:35:04
第三季（秋）
（共3段、第3段）
(本段分2节，第1节)
明代泉州私商和重商思想在福建的代表性
明代实行海禁，不允许民间私商出海贸易；但福建的漳州、泉州、福州沿海都出现了不少的私商，至明朝中后期民间私商已经占据着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其中以闽南的漳州和泉州的势力最大，福州商人的势力和影响远远不如闽南的泉漳二州。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海者,闽人之田也。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七月，巡按福建陈子贞题：闽省土窄人稠，五谷稀少，故边海之民皆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以贩番为命。
明代万历年间的著名学者沈德符在关于福建的海洋政策中写道:“福兴二府主绝，漳泉二府主通”各不相下。
闽南人的海洋开拓意识远高于封建保守的福州和莆田， 所以在明末闽南人代表了福建人主导着开拓开发对面台湾的权利（甚至延伸到澳门以及东南亚等地)。
在当时闽南泉漳交界的月港私商贸易的影响下，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皇帝(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在民间私商贸易的促进下当时闽南泉漳交界的月港成为明朝对外贸易的中心 。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泉漳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皆然。
明朝时期在福建各地的商人中泉州的安平商人尤其突出，万历年间《泉州府志》 写道:石湖、安平,番舶去处,大半市易上国及诸岛夷。李光缙《景璧集》:“安平人喜贾,贾吴越以锦归，贾大洋以金归。” 安平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始归，过邑不入门，以异域为家。何乔远《镜山全集》:“两京、临清、苏、杭间,多徽州、安平之人。”又说:安平一镇尽海头,经商行贾,力于徽歙,入海而贸夷,差强赀用。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安海志》:安平商人“襟带江湖,梯航万国,足迹遍天下。南海明珠,越裳翡翠,无所不有。文身之地,雕题之国,无所不到,安平人尚贾，十家而七，以贾为业。即农、儒、童、妇亦皆能贾。”晚明的安平“城外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于省城” 。
明朝泉州商人的代表人物
李五，明朝初期（1386-1457）泉州晋江凤池（池店）人，李五自小随兄经商，后承兄业，往来于江、浙、漳、广一带。精心经营终成闽南首富，是知名的大善人。
许柴佬，泉州晋江深沪人，明初旅居吕宋，因经营有力，不久即一跃成为地方首富和侨领，在士庶中享有盛誉。明永乐三年（１４０５年），明钦差大臣三保太监郑和奉永乐帝诏书委任许柴佬为吕宋总督，统揽该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大权。许柴佬任吕宋总督长达20年（1405—1424年）。
李旦，晚明泉州惠安人，曾在马尼拉经商，后到日本，居于平户，成为当地华裔领袖。在日本的华侨中有很大影响力，社交面广，和日本上流社会以及洋人关系密切，拥有大批船舶，1614--1625年间其商船就频繁往返于日本、福建、台湾、吕宋、越南间经营海上贸易。在平户、长崎等港设有多处办事机构。曾为郑芝龙之义父。死后大部份资财和部众为义子郑芝龙所有。
还有就是将福建海商势力推向历史颠峰的泉州郑氏父子，在明朝中后期泉州出现了多位“重商主义”思想家，李光缙、王慎中、何乔远、李贽等，都表现出浓重的重商倾向，这是其他地区少有的现象，在明朝后期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背景下，泉州人先进的思想远远领先于福州人，明朝的闽南商人，泉州商人无论是势力还是思想都远比福州商人突出，代表了福建商人的最大势力和影响力。明朝中后期泉商将福建商帮的地位推向历史高峰。
明代泉州文化在福建的代表性
明代泉州的府学建筑是八闽最大的学校建筑，明中期嘉靖八大才子之首的王慎中说：泉州儒学，其地据郡之兑方，最盛而广袤，先师之庙、明伦之堂，巍栋华宇，甲于闽中。
建成学宫时，有人写道：温陵名邦也，理学文章，籍工于世。
明代惟一连中会元、状元的福建人，祖籍泉州永春，出生并世居于晋江青阳的庄际昌曰：吾泉海滨邹鲁，人文郁郁乎盛。商旅往来之区，亦复辐辏不绝。
明清之际《黄河清记》：泉郡学甲于天下，盖极其仪尽其制，备天下之所未备。
明代中期泉州在传统理学方面有蔡清和他的清源学派，他在泉州开元寺结社研究《易》学，李廷机、张岳、林希元、 陈琛等都是其中的成员。该社有28人，号称“清源治《易》二十八宿”。他们出版 论著达90多部，影响覆盖全国，当时人称“今天下言《易》都皆推晋江；成、宏间，士大夫谈理学，唯清尤为精诣。”
蔡清在泉州成为研究理学的中心人物，形成清源学派，他们的易学著作还成了当时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影响覆盖全国，极大地促进程朱易学的普及。蔡清被明清两代学者公推为明代朱子学者第一人（清初泉州李光地大力宣扬福建程朱理学，使得福建理学在清代占有重要的地位）。 《明史.列传》里福建有两个地方文化群体势力的出现，一个是明朝初期以福州林鸿为首的“闽中十才子”，再一个就是明朝中期以泉州蔡清为首的“清源学派”。明初期标志着福州本土文化势力的起步发展，明中期标志着泉州本土文化势力的起步发展。
明中后期泉州涌现出一大批各个文化领域的领袖人物，如反对理学空谈的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李贽，唐宋派领袖大才子王慎中，明朝四大书法家之一的张瑞图，“瓷圣”瓷朔大师何朝宗，军事家抗倭名将俞大猷，著名的布衣诗人黄克晦，红夷大炮的先驱“五部尚书”黄克瓒，鱼鳞石塘发明者政治家黄光升，李延机，张岳、黄凤翔、何乔远、蒋德璟、杨景辰，洪承畴，郑成功等等，明中后期泉州还出现了多位“重商主义”思想家，李光缙、王慎中、何乔远、李贽等，都表现出浓重的重商倾向。
在明代中后期，各种文化流派的领袖在泉州出现，各种领先先进的思想开始萌芽，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完美融合。
明代进士数量
福建地方性的数据：闽排名1:福州府(650人)、闽排名2:泉州府(586人)。
全国性《中国文化研究》刊载的数据：泉州（452人）、福州（391人）。
全国性《中国文化研究》刊载的数据：明代巍科人物最多的城市泉州14名（1）、福州10名(2）、兴化8名（3）；明代全国人才最多的城市泉州以6名上榜(福建唯一一个）。
明代，泉州科举文化的影响力更是达到历史鼎盛，主要是集中在明朝中至晚期爆发（包括进士、人物等），明代泉州高官在福建显得特别的突出。泉州明代从三品以上高官150多位，90%以上集中自明中后期的嘉靖年间开始出现，而福州明代从三品以上高官80多位，时间分布相对均衡（即使全部集中自嘉靖始人数也是不如泉州多）。
晚明泉州文化的崛起在《明史》列传上也有体现，明早期泉州入传人数寥寥无几，明史列传自明中期开始泉州入传人数逐渐多于福州，泉州入传人数大多集中在明中后期，(去除孝义，列女两个非主流类别)明史列传自嘉靖时期开始，泉州入传人数32位左右，福州入传人数23位左右；虽按整个明朝时期统计福州整体入传人数要多于泉州，但在明中后期泉州的入传人数是要多于福州的，这时期泉州文化达到鼎盛，超过福州。福州入传人数也是相对均衡，福州在明史入传人数上明早期，中期跟后期的差别不大，相对较稳定。泉州明代的入阁大学士数量位居福建第一，遥遥领先于福建其他城市，也是集中至晚明出现。
由此可见明朝中后期的泉州经济文化十分的活跃，达到了一个高峰，商业，文化都超过了福州。
明朝中后期泉州人将福建文化的影响力推向高峰，各个领域的名人辈出，文化优势和影响力都比福州大，代表了福建的最高水平。
事实上泉州的发展与大背景有着很大的关联，以明中后期的万历年间泉州经济文化的高峰期为例(泉州科举文化、从三品以上高官、明史入传人数、人物、海上贸易、城镇化经济等各方面大多是集中在这时期达到高峰)；明万历年间，明朝的经济占世界GDP的55%（可惜晚明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以及相应文化的发展因明朝的灭亡而没有持续发展下去）。
清朝：占世界GDP在35%-10%之间，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经济大幅度衰退，被侵略后大量白银用于赔款并外流，造成整个国力迅速跌落，从康熙乾隆嘉庆的35%最高峰跌至不足10%。
这两个朝代的GDP占比高的时期也都是泉州经济文化在当代所处的高峰期。
（共3段、第3段）
(本段分2节，第1节)
明代泉州私商和重商思想在福建的代表性
明代实行海禁，不允许民间私商出海贸易；但福建的漳州、泉州、福州沿海都出现了不少的私商，至明朝中后期民间私商已经占据着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其中以闽南的漳州和泉州的势力最大，福州商人的势力和影响远远不如闽南的泉漳二州。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海者,闽人之田也。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七月，巡按福建陈子贞题：闽省土窄人稠，五谷稀少，故边海之民皆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以贩番为命。
明代万历年间的著名学者沈德符在关于福建的海洋政策中写道:“福兴二府主绝，漳泉二府主通”各不相下。
闽南人的海洋开拓意识远高于封建保守的福州和莆田， 所以在明末闽南人代表了福建人主导着开拓开发对面台湾的权利（甚至延伸到澳门以及东南亚等地)。
在当时闽南泉漳交界的月港私商贸易的影响下，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皇帝(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在民间私商贸易的促进下当时闽南泉漳交界的月港成为明朝对外贸易的中心 。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泉漳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皆然。
明朝时期在福建各地的商人中泉州的安平商人尤其突出，万历年间《泉州府志》 写道:石湖、安平,番舶去处,大半市易上国及诸岛夷。李光缙《景璧集》:“安平人喜贾,贾吴越以锦归，贾大洋以金归。” 安平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始归，过邑不入门，以异域为家。何乔远《镜山全集》:“两京、临清、苏、杭间,多徽州、安平之人。”又说:安平一镇尽海头,经商行贾,力于徽歙,入海而贸夷,差强赀用。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安海志》:安平商人“襟带江湖,梯航万国,足迹遍天下。南海明珠,越裳翡翠,无所不有。文身之地,雕题之国,无所不到,安平人尚贾，十家而七，以贾为业。即农、儒、童、妇亦皆能贾。”晚明的安平“城外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于省城” 。
明朝泉州商人的代表人物
李五，明朝初期（1386-1457）泉州晋江凤池（池店）人，李五自小随兄经商，后承兄业，往来于江、浙、漳、广一带。精心经营终成闽南首富，是知名的大善人。
许柴佬，泉州晋江深沪人，明初旅居吕宋，因经营有力，不久即一跃成为地方首富和侨领，在士庶中享有盛誉。明永乐三年（１４０５年），明钦差大臣三保太监郑和奉永乐帝诏书委任许柴佬为吕宋总督，统揽该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大权。许柴佬任吕宋总督长达20年（1405—1424年）。
李旦，晚明泉州惠安人，曾在马尼拉经商，后到日本，居于平户，成为当地华裔领袖。在日本的华侨中有很大影响力，社交面广，和日本上流社会以及洋人关系密切，拥有大批船舶，1614--1625年间其商船就频繁往返于日本、福建、台湾、吕宋、越南间经营海上贸易。在平户、长崎等港设有多处办事机构。曾为郑芝龙之义父。死后大部份资财和部众为义子郑芝龙所有。
还有就是将福建海商势力推向历史颠峰的泉州郑氏父子，在明朝中后期泉州出现了多位“重商主义”思想家，李光缙、王慎中、何乔远、李贽等，都表现出浓重的重商倾向，这是其他地区少有的现象，在明朝后期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背景下，泉州人先进的思想远远领先于福州人，明朝的闽南商人，泉州商人无论是势力还是思想都远比福州商人突出，代表了福建商人的最大势力和影响力。明朝中后期泉商将福建商帮的地位推向历史高峰。
明代泉州文化在福建的代表性
明代泉州的府学建筑是八闽最大的学校建筑，明中期嘉靖八大才子之首的王慎中说：泉州儒学，其地据郡之兑方，最盛而广袤，先师之庙、明伦之堂，巍栋华宇，甲于闽中。
建成学宫时，有人写道：温陵名邦也，理学文章，籍工于世。
明代惟一连中会元、状元的福建人，祖籍泉州永春，出生并世居于晋江青阳的庄际昌曰：吾泉海滨邹鲁，人文郁郁乎盛。商旅往来之区，亦复辐辏不绝。
明清之际《黄河清记》：泉郡学甲于天下，盖极其仪尽其制，备天下之所未备。
明代中期泉州在传统理学方面有蔡清和他的清源学派，他在泉州开元寺结社研究《易》学，李廷机、张岳、林希元、 陈琛等都是其中的成员。该社有28人，号称“清源治《易》二十八宿”。他们出版 论著达90多部，影响覆盖全国，当时人称“今天下言《易》都皆推晋江；成、宏间，士大夫谈理学，唯清尤为精诣。”
蔡清在泉州成为研究理学的中心人物，形成清源学派，他们的易学著作还成了当时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影响覆盖全国，极大地促进程朱易学的普及。蔡清被明清两代学者公推为明代朱子学者第一人（清初泉州李光地大力宣扬福建程朱理学，使得福建理学在清代占有重要的地位）。 《明史.列传》里福建有两个地方文化群体势力的出现，一个是明朝初期以福州林鸿为首的“闽中十才子”，再一个就是明朝中期以泉州蔡清为首的“清源学派”。明初期标志着福州本土文化势力的起步发展，明中期标志着泉州本土文化势力的起步发展。
明中后期泉州涌现出一大批各个文化领域的领袖人物，如反对理学空谈的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李贽，唐宋派领袖大才子王慎中，明朝四大书法家之一的张瑞图，“瓷圣”瓷朔大师何朝宗，军事家抗倭名将俞大猷，著名的布衣诗人黄克晦，红夷大炮的先驱“五部尚书”黄克瓒，鱼鳞石塘发明者政治家黄光升，李延机，张岳、黄凤翔、何乔远、蒋德璟、杨景辰，洪承畴，郑成功等等，明中后期泉州还出现了多位“重商主义”思想家，李光缙、王慎中、何乔远、李贽等，都表现出浓重的重商倾向。
在明代中后期，各种文化流派的领袖在泉州出现，各种领先先进的思想开始萌芽，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完美融合。
明代进士数量
福建地方性的数据：闽排名1:福州府(650人)、闽排名2:泉州府(586人)。
全国性《中国文化研究》刊载的数据：泉州（452人）、福州（391人）。
全国性《中国文化研究》刊载的数据：明代巍科人物最多的城市泉州14名（1）、福州10名(2）、兴化8名（3）；明代全国人才最多的城市泉州以6名上榜(福建唯一一个）。
明代，泉州科举文化的影响力更是达到历史鼎盛，主要是集中在明朝中至晚期爆发（包括进士、人物等），明代泉州高官在福建显得特别的突出。泉州明代从三品以上高官150多位，90%以上集中自明中后期的嘉靖年间开始出现，而福州明代从三品以上高官80多位，时间分布相对均衡（即使全部集中自嘉靖始人数也是不如泉州多）。
晚明泉州文化的崛起在《明史》列传上也有体现，明早期泉州入传人数寥寥无几，明史列传自明中期开始泉州入传人数逐渐多于福州，泉州入传人数大多集中在明中后期，(去除孝义，列女两个非主流类别)明史列传自嘉靖时期开始，泉州入传人数32位左右，福州入传人数23位左右；虽按整个明朝时期统计福州整体入传人数要多于泉州，但在明中后期泉州的入传人数是要多于福州的，这时期泉州文化达到鼎盛，超过福州。福州入传人数也是相对均衡，福州在明史入传人数上明早期，中期跟后期的差别不大，相对较稳定。泉州明代的入阁大学士数量位居福建第一，遥遥领先于福建其他城市，也是集中至晚明出现。
由此可见明朝中后期的泉州经济文化十分的活跃，达到了一个高峰，商业，文化都超过了福州。
明朝中后期泉州人将福建文化的影响力推向高峰，各个领域的名人辈出，文化优势和影响力都比福州大，代表了福建的最高水平。
事实上泉州的发展与大背景有着很大的关联，以明中后期的万历年间泉州经济文化的高峰期为例(泉州科举文化、从三品以上高官、明史入传人数、人物、海上贸易、城镇化经济等各方面大多是集中在这时期达到高峰)；明万历年间，明朝的经济占世界GDP的55%（可惜晚明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以及相应文化的发展因明朝的灭亡而没有持续发展下去）。
清朝：占世界GDP在35%-10%之间，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经济大幅度衰退，被侵略后大量白银用于赔款并外流，造成整个国力迅速跌落，从康熙乾隆嘉庆的35%最高峰跌至不足10%。
这两个朝代的GDP占比高的时期也都是泉州经济文化在当代所处的高峰期。
楼主：泉新风暴
时间：2021-09-18 14:35:45
第三季（秋）
（共3段、第3段）
(本段分2节，第2节)
康雍乾盛世时期，依靠着晚明活跃的经济，昌盛文化的延续，泉州的文化还是很繁盛的，截止清朝康雍乾全盛时期为止，《清史稿》列传人数(去除孝义，列女两个非主流类别)合计泉州25位左右，福州16位左右。
清代泉州从三品以上高官45名，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盛世年间占了38名，乾隆以后仅有7名。
清代福州从三品以上高官49名，顺治至乾隆盛世时期寥寥可数，大部分都集中在乾隆以后。故又有晚清人物数侯官(福州）之说。清朝在康雍乾全盛时期依靠晚明的延续，泉州在科举文化上还是占有优势的。可惜乾隆后期国家开始衰败，泉州的发展也随之跌至谷底。
明朝中后期至清朝康雍乾盛世时期是泉州科举、人物等文化在福建排第一，最鼎盛的时期。大多数史学家都认为明朝嘉靖开始至清朝乾隆为止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而这段时间刚刚好是泉州明清阶段各种文化达到最鼎盛的高峰期，对于“不等不靠”，向来以“民营”方式引领福建发展的泉州来说，这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明清交接福建地区势力的代表人物
郑氏集团
郑芝龙（1604年－1661年），泉州南安石井乡人，郑芝龙18岁去澳门，投靠泉州著名海商、他的母舅黄程，学做生意，（史料表明,郑芝龙家族至少有四代人在澳门经商,这也反映了泉州人在澳门商界的地位），并在与葡萄牙人的接触中学会了葡语。
天启三年（1623年）他为黄程押运货物到日本，并在那里认识了日本华侨领袖泉州惠安人李旦。李旦很赏识他的才干，将他收为义子。李旦死后，郑芝龙继承了他的遗产和武装力量，成为继之而起横行海上的新的海上贸易首领，控制了东南一带的民间贸易。他利用泉州安平镇的航海和经商基地，打破官方的海禁，繁荣海市，武装船队旗帜鲜明，戈甲坚利，航行于中国沿海、台湾、澳门和日本、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地之间，
天启年间(1621～1627年)因郑芝龙海商集团的着力经营，晋江安平(今安海)港进入全盛时期，成为中国东南沿海最大的海上私商贸易港口。
天启七年（1627年）发生一场驻台荷兰军与郑军的战争，结果荷兰军败北。
崇祯元年(1628年)新任巡抚熊文灿招抚郑芝龙。郑芝龙率部归明，诏授海防游击，任“五虎游击将军”。
明·崇祯三年（1630年）季春，郑芝龙在晋江安海镇建置豪华府地，历时3年又2个月告峻。安平成为郑芝龙拥兵自守的军事据点和海上贸易基地。
明朝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以郑芝龙为先锋的明朝水师，在金门料罗湾打败了荷兰台湾总督率领的荷兰舰队。料罗湾海战后，郑氏家族掌握了东海的控制权。崇祯八年(1635年)五月，郑芝龙在广东沿海击溃广东的刘香海上武装集团。至此，海上各股武装集团均为郑芝龙所统一，郑芝龙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势和财力，扩大海上贸易，几乎垄断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贸易。
郑芝龙“自就抚后，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可敌国。自筑城于安平（今晋江安海），海舶可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八闽以郑氏为长城。”
他以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雄厚的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同荷兰、日本、南洋各国商贸公司竞争逐角，是官商结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人物。南明·唐王政权，也以郑氏海上力量为支柱，正如郑芝龙所说：“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无海即无家。”
郑芝龙是明末国内的海上霸主，郑芝龙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建立贸易关系。他运往日本的丝织物，有一部分是从澳门购进的，日本的货物也由他运到吕宋，转售西班牙。郑芝龙极力发展海上贸易，经常满载丝绸、瓷器、铁器等货物，驶往柬埔寨、暹罗、占城、交趾、三佛齐、菲律宾、咬留巴（今雅加达）、马六甲等国贸易，换回苏木、胡椒、象牙、犀角等。在短短几年内，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商业贸易的最强竞争对手。
在郑芝龙手下有一支由300名不同民族黑人组成的部队。这些黑人都是基督徒，对郑氏父子忠心耿耿，深得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两人的信任。在郑芝龙的军队中，还有由白人和日本人组成的部队。与他们相比，黑人部队军饷虽低，但更加忠实可靠，并且“猛过白番鬼”。不仅如此，郑成功军中的黑人还擅长铸造和使用火枪，为郑氏军队提供了武器和后勤保障。这支经过千锤百炼的黑人精锐部队，在郑芝龙降清后继续为郑成功服务。其中，有一支由黑人雇佣兵组成的洋枪部队，成为了郑成功的贴身卫队。在郑成功进攻南京的战役中，黑人部队在南京城墙下和长江边与清军浴血奋战。不仅如此，这支黑人部队还参加了收复台湾的战役，为中国的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
南明隆武帝依附郑芝龙，在福州称帝。(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五月，郑芝龙同乡洪承畴向清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提出招降郑芝龙的建议，与招抚福建的兵部右侍郎黄熙胤（晋江人）写信劝郑芝龙降清。博洛遣泉州绅士郭必昌持书往安平招抚郑芝龙，许以闽粤总督。郑芝龙不顾郑成功苦谏，北上福州降清。后被挟持上京，授精骑呢哈番。
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封郑芝龙为同安侯。降清的郑芝龙在满清的要求下多次写信给郑成功招降，清帝亦曾下诏册封郑成功为靖海将军海澄公，郑成功坚辞不受；郑芝龙被弹劾纵子叛国，乃削爵下狱。
顺治十三年（1656年），郑成功督师北上，克闽安及罗星塔，攻连江，进攻罗源、宁德等邑，于护国岭击杀清将阿格商。清廷大震，迫郑芝龙差家人谢表持巡抚佟岱书到宁德见郑成功，再度相劝就抚。郑成功怒叱不理，令谢表持书还，自是抚议永绝。 顺治十四年（1657年），郑芝龙与郑成功私信被清廷截获，清廷疑郑芝龙诈降，朝廷商议以通敌罪流徙郑芝龙于宁古塔。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帝驾崩，十月，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矫诏令斩郑芝龙与其亲族于燕京柴市。
郑成功（1624年－1662年），郑芝龙之子，郑成功是“以商养军”的民族英雄， 郑成功平均每年投入海外贸易的商船有四五十艘。他在1652年修书与日本通商，当年遣派59条商船到达日本长崎。将日本及中国货物卖到其他海外地区，包括今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此外郑成功延续父亲的海上抽税制度，每船依照大小或所载货物，收取一定金额的税金,称之为“牌饷”。持有“石井郑府”牌记的船舶，不仅在本国具有通行效力，而且可以通往东西洋。靠着海上贸易与牌饷所得，郑成功才足以支撑庞大的军费。,
顺治二年(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明唐王朱聿键在闽南郑芝龙、郑鸿逵(郑芝龙之弟）、黄道周等的拥立下，在福州即帝位，建号隆武。封郑芝龙为平虏侯、旋晋平国公；郑鸿逵为定西侯，旋进定国公。八月，隆武帝召见郑芝龙长子郑森，嘉其文武才略及爱国精神，赐姓朱，改名成功，授御营中军都督，仪同驸马都尉。自此，世称其为“国姓爷”。顺治三年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郑鸿逵、郑彩各率所部入海抗清，与郑芝龙分道扬镳。在福州建立南明小朝廷的隆武帝主要依靠郑芝龙的兵力，军事大权为郑芝龙独揽，而郑芝龙又怀有二心，为保存实力而拒绝发兵和供应粮饷，北伐终无所成，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与其父决裂，率部南下。以致隆武朝廷门户大开，隆武帝最终在逃亡中被清军俘获而死。
郑芝龙打算降清前，曾将郑成功召来商议，成功分析：“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然后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商，以足其饷；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这段话虽未被其父采纳，却是他自己复兴大业的基本战略。 从1647起兵到1653年与清朝议和而暂时休兵的六年之间,郑成功曾与清廷进行了大小20多次的战役,双方互有胜负。
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固山韩岱率兵進劫安平，郑成功母亲(田川氏）未及逃出，恐受辱，乃“拔剑破腹而死”，成功在浯屿闻讯急挥师救援。清军见“船只塞海”，即弃城退回泉州。
顺治十二年(南明永历九年、1655年)二月，郑成功在厦门设吏、户、礼、兵、刑、工六官，对其控制区实行管理。三月，改中左所为思明州，并将其部众分镇统制，设陆军72镇、水军20镇。
南明永历十一年、1657年明永历帝册封郑成功为延平王，永历十三年六月册使抵达厦门。
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再次率师北征，郑成功率领了17万多大军，大小船只3000多艘从海道入长江，船只绵延不绝达80里长，见到的人无不战栗。占领镇江、芜湖等四府三州二十四县；七月包围南京城。但因战略上的失误受清总督郎廷佐约期投降的欺骗，中了清军的缓兵之计，连战失利，退回厦门，以金厦两岛为基地继续抗清。顺治十七年，在福建海门港（今龙海东）歼灭清将达素所率水师4万余人，军威复振。
1661年阴历3月，郑成功率2.5万大军、战船数百艘，出兵收复台湾。在攻克澎湖列岛后，郑成功趁荷兰殖民军疏于防守之机，率大军在台湾南部的禾寮港顺利登陆，并全歼荷兰守军。接着，郑军击败荷兰援军，进而围困荷军主力于赤嵌城和台湾城。1662年2月1日，荷兰殖民者头子揆一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被荷兰侵占达38年之久的台湾回归祖国怀抱。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才开始将中国大陆的府、县行政管治制度带入台湾，建立一府两县，即承天府(今台南市)、天兴县(今嘉义市)、万年县(今高雄凤山)，实行行政管治、组织经济开发和传播中华文化。(郑成功与子郑经先后入据台湾20多年）郑成功以台湾为基地继续抗清。
后来康熙帝挽郑成功联赞曰：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争，方知海外有孤忠。
民族英雄郑成功以一己之力坚持抗清数十年，是明清交接之际福建地区势力最强大的代表。
明至清初时期，泉州在区域多中心城镇化大发展、私商商帮贸易等经济发展方面的开拓引领能力比福州强；文化上的各种文化流派、先进思想、人物影响力都比福州突出。明代泉州在经济、文化、开拓疆土等方面起到的引领带动作用都高于福州，推动代表了福建的最高水平，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明显的比福州更具有区域的代表性。
（共3段、第3段）
(本段分2节，第2节)
康雍乾盛世时期，依靠着晚明活跃的经济，昌盛文化的延续，泉州的文化还是很繁盛的，截止清朝康雍乾全盛时期为止，《清史稿》列传人数(去除孝义，列女两个非主流类别)合计泉州25位左右，福州16位左右。
清代泉州从三品以上高官45名，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盛世年间占了38名，乾隆以后仅有7名。
清代福州从三品以上高官49名，顺治至乾隆盛世时期寥寥可数，大部分都集中在乾隆以后。故又有晚清人物数侯官(福州）之说。清朝在康雍乾全盛时期依靠晚明的延续，泉州在科举文化上还是占有优势的。可惜乾隆后期国家开始衰败，泉州的发展也随之跌至谷底。
明朝中后期至清朝康雍乾盛世时期是泉州科举、人物等文化在福建排第一，最鼎盛的时期。大多数史学家都认为明朝嘉靖开始至清朝乾隆为止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而这段时间刚刚好是泉州明清阶段各种文化达到最鼎盛的高峰期，对于“不等不靠”，向来以“民营”方式引领福建发展的泉州来说，这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明清交接福建地区势力的代表人物
郑氏集团
郑芝龙（1604年－1661年），泉州南安石井乡人，郑芝龙18岁去澳门，投靠泉州著名海商、他的母舅黄程，学做生意，（史料表明,郑芝龙家族至少有四代人在澳门经商,这也反映了泉州人在澳门商界的地位），并在与葡萄牙人的接触中学会了葡语。
天启三年（1623年）他为黄程押运货物到日本，并在那里认识了日本华侨领袖泉州惠安人李旦。李旦很赏识他的才干，将他收为义子。李旦死后，郑芝龙继承了他的遗产和武装力量，成为继之而起横行海上的新的海上贸易首领，控制了东南一带的民间贸易。他利用泉州安平镇的航海和经商基地，打破官方的海禁，繁荣海市，武装船队旗帜鲜明，戈甲坚利，航行于中国沿海、台湾、澳门和日本、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地之间，
天启年间(1621～1627年)因郑芝龙海商集团的着力经营，晋江安平(今安海)港进入全盛时期，成为中国东南沿海最大的海上私商贸易港口。
天启七年（1627年）发生一场驻台荷兰军与郑军的战争，结果荷兰军败北。
崇祯元年(1628年)新任巡抚熊文灿招抚郑芝龙。郑芝龙率部归明，诏授海防游击，任“五虎游击将军”。
明·崇祯三年（1630年）季春，郑芝龙在晋江安海镇建置豪华府地，历时3年又2个月告峻。安平成为郑芝龙拥兵自守的军事据点和海上贸易基地。
明朝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以郑芝龙为先锋的明朝水师，在金门料罗湾打败了荷兰台湾总督率领的荷兰舰队。料罗湾海战后，郑氏家族掌握了东海的控制权。崇祯八年(1635年)五月，郑芝龙在广东沿海击溃广东的刘香海上武装集团。至此，海上各股武装集团均为郑芝龙所统一，郑芝龙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势和财力，扩大海上贸易，几乎垄断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贸易。
郑芝龙“自就抚后，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可敌国。自筑城于安平（今晋江安海），海舶可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八闽以郑氏为长城。”
他以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雄厚的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同荷兰、日本、南洋各国商贸公司竞争逐角，是官商结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人物。南明·唐王政权，也以郑氏海上力量为支柱，正如郑芝龙所说：“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无海即无家。”
郑芝龙是明末国内的海上霸主，郑芝龙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建立贸易关系。他运往日本的丝织物，有一部分是从澳门购进的，日本的货物也由他运到吕宋，转售西班牙。郑芝龙极力发展海上贸易，经常满载丝绸、瓷器、铁器等货物，驶往柬埔寨、暹罗、占城、交趾、三佛齐、菲律宾、咬留巴（今雅加达）、马六甲等国贸易，换回苏木、胡椒、象牙、犀角等。在短短几年内，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商业贸易的最强竞争对手。
在郑芝龙手下有一支由300名不同民族黑人组成的部队。这些黑人都是基督徒，对郑氏父子忠心耿耿，深得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两人的信任。在郑芝龙的军队中，还有由白人和日本人组成的部队。与他们相比，黑人部队军饷虽低，但更加忠实可靠，并且“猛过白番鬼”。不仅如此，郑成功军中的黑人还擅长铸造和使用火枪，为郑氏军队提供了武器和后勤保障。这支经过千锤百炼的黑人精锐部队，在郑芝龙降清后继续为郑成功服务。其中，有一支由黑人雇佣兵组成的洋枪部队，成为了郑成功的贴身卫队。在郑成功进攻南京的战役中，黑人部队在南京城墙下和长江边与清军浴血奋战。不仅如此，这支黑人部队还参加了收复台湾的战役，为中国的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
南明隆武帝依附郑芝龙，在福州称帝。(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五月，郑芝龙同乡洪承畴向清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提出招降郑芝龙的建议，与招抚福建的兵部右侍郎黄熙胤（晋江人）写信劝郑芝龙降清。博洛遣泉州绅士郭必昌持书往安平招抚郑芝龙，许以闽粤总督。郑芝龙不顾郑成功苦谏，北上福州降清。后被挟持上京，授精骑呢哈番。
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封郑芝龙为同安侯。降清的郑芝龙在满清的要求下多次写信给郑成功招降，清帝亦曾下诏册封郑成功为靖海将军海澄公，郑成功坚辞不受；郑芝龙被弹劾纵子叛国，乃削爵下狱。
顺治十三年（1656年），郑成功督师北上，克闽安及罗星塔，攻连江，进攻罗源、宁德等邑，于护国岭击杀清将阿格商。清廷大震，迫郑芝龙差家人谢表持巡抚佟岱书到宁德见郑成功，再度相劝就抚。郑成功怒叱不理，令谢表持书还，自是抚议永绝。 顺治十四年（1657年），郑芝龙与郑成功私信被清廷截获，清廷疑郑芝龙诈降，朝廷商议以通敌罪流徙郑芝龙于宁古塔。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帝驾崩，十月，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矫诏令斩郑芝龙与其亲族于燕京柴市。
郑成功（1624年－1662年），郑芝龙之子，郑成功是“以商养军”的民族英雄， 郑成功平均每年投入海外贸易的商船有四五十艘。他在1652年修书与日本通商，当年遣派59条商船到达日本长崎。将日本及中国货物卖到其他海外地区，包括今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此外郑成功延续父亲的海上抽税制度，每船依照大小或所载货物，收取一定金额的税金,称之为“牌饷”。持有“石井郑府”牌记的船舶，不仅在本国具有通行效力，而且可以通往东西洋。靠着海上贸易与牌饷所得，郑成功才足以支撑庞大的军费。,
顺治二年(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明唐王朱聿键在闽南郑芝龙、郑鸿逵(郑芝龙之弟）、黄道周等的拥立下，在福州即帝位，建号隆武。封郑芝龙为平虏侯、旋晋平国公；郑鸿逵为定西侯，旋进定国公。八月，隆武帝召见郑芝龙长子郑森，嘉其文武才略及爱国精神，赐姓朱，改名成功，授御营中军都督，仪同驸马都尉。自此，世称其为“国姓爷”。顺治三年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郑鸿逵、郑彩各率所部入海抗清，与郑芝龙分道扬镳。在福州建立南明小朝廷的隆武帝主要依靠郑芝龙的兵力，军事大权为郑芝龙独揽，而郑芝龙又怀有二心，为保存实力而拒绝发兵和供应粮饷，北伐终无所成，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与其父决裂，率部南下。以致隆武朝廷门户大开，隆武帝最终在逃亡中被清军俘获而死。
郑芝龙打算降清前，曾将郑成功召来商议，成功分析：“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然后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商，以足其饷；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这段话虽未被其父采纳，却是他自己复兴大业的基本战略。 从1647起兵到1653年与清朝议和而暂时休兵的六年之间,郑成功曾与清廷进行了大小20多次的战役,双方互有胜负。
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固山韩岱率兵進劫安平，郑成功母亲(田川氏）未及逃出，恐受辱，乃“拔剑破腹而死”，成功在浯屿闻讯急挥师救援。清军见“船只塞海”，即弃城退回泉州。
顺治十二年(南明永历九年、1655年)二月，郑成功在厦门设吏、户、礼、兵、刑、工六官，对其控制区实行管理。三月，改中左所为思明州，并将其部众分镇统制，设陆军72镇、水军20镇。
南明永历十一年、1657年明永历帝册封郑成功为延平王，永历十三年六月册使抵达厦门。
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再次率师北征，郑成功率领了17万多大军，大小船只3000多艘从海道入长江，船只绵延不绝达80里长，见到的人无不战栗。占领镇江、芜湖等四府三州二十四县；七月包围南京城。但因战略上的失误受清总督郎廷佐约期投降的欺骗，中了清军的缓兵之计，连战失利，退回厦门，以金厦两岛为基地继续抗清。顺治十七年，在福建海门港（今龙海东）歼灭清将达素所率水师4万余人，军威复振。
1661年阴历3月，郑成功率2.5万大军、战船数百艘，出兵收复台湾。在攻克澎湖列岛后，郑成功趁荷兰殖民军疏于防守之机，率大军在台湾南部的禾寮港顺利登陆，并全歼荷兰守军。接着，郑军击败荷兰援军，进而围困荷军主力于赤嵌城和台湾城。1662年2月1日，荷兰殖民者头子揆一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被荷兰侵占达38年之久的台湾回归祖国怀抱。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才开始将中国大陆的府、县行政管治制度带入台湾，建立一府两县，即承天府(今台南市)、天兴县(今嘉义市)、万年县(今高雄凤山)，实行行政管治、组织经济开发和传播中华文化。(郑成功与子郑经先后入据台湾20多年）郑成功以台湾为基地继续抗清。
后来康熙帝挽郑成功联赞曰：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争，方知海外有孤忠。
民族英雄郑成功以一己之力坚持抗清数十年，是明清交接之际福建地区势力最强大的代表。
明至清初时期，泉州在区域多中心城镇化大发展、私商商帮贸易等经济发展方面的开拓引领能力比福州强；文化上的各种文化流派、先进思想、人物影响力都比福州突出。明代泉州在经济、文化、开拓疆土等方面起到的引领带动作用都高于福州，推动代表了福建的最高水平，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明显的比福州更具有区域的代表性。
楼主：泉新风暴
时间：2021-09-18 14:44:13
第四季（冬）
(共3段、第1段)
背景
清朝康乾盛世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鸦片战争后至民国时期福建社会时局动荡，福建人口大量往外迁移、经济发展极其不协调、文化处于重要转变期，各方面处于混乱的畸形发展时期。至解放以及改革开放后，福建人口，经济，文化才逐步正常发展。
人口
清朝康乾时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是主要因素。在此期间社会稳定，人口增长迅速，但因制度僵化，闭关锁国，使得这一局面昙花一现。虽然清朝人口众多也客观证明了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高峰。但是，人口的增长并没有和人口素质提高同步，并且给中国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同时饥民、流民现象开始频繁起来。这也是当时福建内部的情况。清代闽南区域的人口是福建最密集的，由于闽西南等地人口增长迅速，永春，龙岩由县升为州（福建领九府二州）。鸦片战争后至民国这段动荡时期福建人口大量移民海外，达到历史最高峰，以人口稠密的闽南为代表，福建成为对面台湾百姓的主要祖籍地以及国内最著名的华侨大省。解放至改革开放后社会逐渐稳定，华侨大量回归；福建本土的人口也迅速增长。
经济
清政府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使得在明末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压制，当清朝吹嘘所谓“康乾盛世”之时，整个社会发展缓慢，欧洲世界却爆发了工业革命，科技文明跨越式向前发展，大清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差距越拉越大。 康乾盛世时期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当时的经济生产总量仍高于西方，但是生产技术却相对落后）文化科技已经落后于西方。耕地以及落后原始的经济发展模式无法支撑激增的大批人口生存问题在乾隆后期开始愈演愈烈，这也是当时福建内部的经济发展形势。鸦片战争后开放福州和厦门为通商口岸，鸦片战争后至民国时期福建经济处于混乱的畸形发展时期，社会治安混乱，经济发展极其不协调。至解放以及改革开放后，社会稳定，大批华侨回归投资助力发展，福建经济逐渐正常发展。
文化
依靠明末泉州繁盛科举文化的延续，清朝康雍乾盛世时期泉州科举文化以及人物都大幅领先于福州，受时局环境影响乾隆后期开始逐渐落后于福州。乾隆后期开始收获到闽南泉州人收复台湾带来的果实，地位提升的省会福州科举文化以及相应的学堂文化得以稳定大发展，在省内一枝独秀，并在时局动荡的晚清时达到其历史鼎盛。官方主导的闭关锁国、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至使清朝在晚期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 鸦片战争后至民国时期，福建文化处于重要转变期，大批海外华侨回馈助力福建文化发展，融入世界大潮。
清代，近现代，泉州与福州经济文化的代表性之本土
清代顺治十五年（1658年），由于防御郑成功反清势力的军事需要，总督李率泰檄各府城依关东式改造。时（福建）提督马得功、兴泉道叶灼棠、（泉州）知府陈秉直改筑堞二千三百一十五，月城堞二百有五，每堞长七尺，厚三尺，宽一丈五尺；垛口宽一尺八寸，这是泉州城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加固扩建。 此时泉州城内城区面积6.8平方公里。至此古城定型。因城西北、东北、东南三部凸出，中心城区东西宽而南北短，从清源山俯瞰，形肖鲤鱼，故称“鲤城”。此时的城池规模依然比福州城大。
清代早期，清顺治元年(1644年）至乾隆六十年（1796年），顺治至康乾盛世的100多年里，相对于福州，泉州本土文化的影响力依然占据着优势。
清代乾隆四年(1739年),泉州知府王廷诤曰：泉郡人文甲于闽。布政朱叔权亦曰：闽南之有温陵，人文之薮也。历代名贤接踵，难以胜举。我国朝定鼎以来，贤才辈出，云蒸霞蔚。春秋两闱，闽中得隽者，泉居其半。即小试亦一二万人。人文之胜，甲于闽省。独是地虽望郡，才虽济济，而旧无试院，爰念道署向在泉郡，自移驻厦门，日渐倾圮，不可以居。余每巡行至是，则僦民居而止息焉，亦非所以示体统。
康熙年间宰相李光地在《榕村全集》卷十四《重修泉州府学记》说:“泉在前代,文章科名为天下蔚,学者谈说,至今艳之”。
清初泉州产生了一大批人物如洪承畴、李光地、李光坡、李清时、施琅、施世纶、万正色、吴英、黄锡衮 、林嗣环、黄虞稷、庄有恭、林兴珠等等。清初泉州文化沿袭泉州晚明的发展成果，文化还是很繁盛的。清初泉州郑成功，施琅奠定了台湾以及厦门岛的地位，对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也证明了明中后期至清初泉州发展的成果。(可惜泉州本土文化在康乾盛世后因国家开始衰落社会动荡，人口大批移民海外而没能再持续辉煌下去，但也因此成就了中国人数第一侨乡的爱国华侨曲线救国，重建家园的贡献）。在清康雍乾盛世时期泉州文化代表了福建的最高水平，相对于福州有着绝对的优势。
康雍乾盛世时期，依靠着晚明活跃的经济，鼎盛文化的延续，泉州的文化还是很繁盛的，截止清朝康雍乾全盛时期为止，《清史稿》列传人数(去除孝义，列女两个非主流类别)合计泉州25位左右，福州16位左右。
清代泉州三品以上(含从三品）高官45名，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占了38名，乾隆以后仅有7名。
清代福州三品以上(含从三品）高官49名，顺治至乾隆时期寥寥可数，大部分都集中在乾隆以后。故又有晚清人物数侯官(福州）之说。
清代福州进士数量福建第一：547名（一说723名)(主要是乾隆后时局动荡整个福建科举都衰落时省会福州才确定优势，超过明代，福州进士占全省总数40%以上，所占比例为历代最高,达到历史鼎盛）。
清代泉州进士数量福建第二:149名(一说353名)（仅占明代的三分之一）。
显然清朝在康雍乾全盛时期依靠晚明的延续，泉州在科举文化、人物影响力等方面相对于福州还是占有明显优势的。
实际上 清朝从乾隆末年开始就已经呈衰落之势。政治日渐腐败，出现了种种弊端。乾隆的下一任嘉庆帝在位期间是世界工业革命兴起的时期，也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国库日益亏空、入不敷出。阶级矛盾激化，相继爆发白莲教和天理教等农民起义。至嘉庆的下一任道光二十年(1840年)即爆发了鸦片战争，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乾隆后期开始因局势的变化，福建各地的科举文化都大幅度衰落，只有在清代战略地位被大大提高的省城福州集全省资源不退反进，独享资源，最终于晚清一枝独秀，达到历史鼎盛。清朝康雍乾全盛时期泉州的进士数量还与福州不相上下，乾隆后时局变化，国家衰败，泉州进士数量就开始逐渐与省城福州拉开距离，虽泉州科举在晚清时与福州距离拉得很大，但清代泉州进士数量在福建还是位居第二，由此可见时局背景的稳定对一个靠“民营”发展地区的重要性。
泉州因为受到时局动荡和闽南区域战略中心移驻厦门的双重影响，经济文化日渐萧条，至晚清经济文化跌至历史低谷。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以“契约华工”的形式拐骗华人出国，泉州出现出国高潮，历时数十年（晚清至民国这段动荡时期大批泉州人移民出国，致使泉州成为全国华侨数量最多的城市)。而省会福州在这一时局动荡的时期依然有序发展，进而达到历史鼎盛。这一特殊动荡时期福州本土的文化影响力明显的超过了泉州。
清代纳入台湾对省会福州文化发展的影响
闽南人在台湾播下的种，省会福州却收获了果实；清初福建人的代表闽南人泉州人推动提高了福建的地位，而省会福州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清初作为对抗闽南郑氏集团的前线和台湾纳入福建的关系（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省会福州，中法战争以后，1885年台湾才独立建省，当时还称为福建台湾省)，致使省会福州受到朝廷重视的程度大大提高。
施琅平定台湾后，许多大臣及康熙都表示要迁民弃土，放弃台湾的土地。施琅力保台湾，在《恭陈台湾弃留利害疏》奏疏中指出：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台湾事关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防护重任，万万不能丢弃。台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为东南沿海地区提供重要物质保障。他还告诫说，对台湾这个地方，荷兰等外国侵略者无时不想侵占，我们如若不守住，他们一定会卷土重来。台湾一旦再被外国侵略者侵占，那时再出兵远征，将会难于登天。这促使康熙改变了主意，在咨询了泉州籍大臣李光地后，康熙终于下决心守住台湾。于是台湾首度纳入中国版图。
台湾设府纳入福建辖区后省会福州的地位被大大提高，例如明代称为浙闽总督，清初台湾未收复前还是称为浙闽总督，（顺治十五年(1658年)由于对郑成功反清政权的战略需要福建总督府驻于漳州，康熙十年（1671年）才迁回福州)。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收复台湾并将台湾纳入福建辖区后，处于福建军事战略关口上的省会福州地位被大大的提高，台湾收复不久后的康熙二十六年，福建总督即更名为福建浙江总督。后定称为闽浙总督。正式官衔为总督福建，浙江二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饟、管理河道有的还兼巡抚事（巡抚相当於现今的省长或省委书记)。1885年台湾独立建省，闽浙总督总管闽浙（今浙江省、福建省与台湾省)。
闽浙总督驻福州。
福州因为地位的提高而大大促进了文化经济的发展，清初，福建地方政府为防止有人利用私人讲学进行反清复明活动，对书院、社学等进行控制，因而抑制了教育的发展。
清廷统一台湾后，开始鼓励办学，并把书院官学化，以达其统制思想的目的，这也大大促进了省会福州教育的发展。（首任台湾知府蒋毓英是从泉州知府任上调往台湾的)。
按清政府规定，作为福建省一个府的台湾岛，乡试必须到一海之隔的省城福州。福州的地位被大大提高。
清雍正六年(1728年)，在福州板平巷设四旗清书(满文)官学。
清代福建最著名的书院就是福州的四大书院，称为省城四大书院，分别是鳌峰书院、凤池书院、正谊书院、致用书院。
鳌峰书院是福州历史上最著名的书院，是当时福建的最高学府。也是福建规模最大的书院，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张伯行任福建巡抚，以兴学育才为先务，在福州建鳌峰书院，并建藏书楼。张伯行把鳌峰书院办成福建最高学府，下令招收全省优秀学生入学，免费供给衣食，入学者达数百人(林则徐就是师出于鳌峰书院）。
百年后凤池书院创建于清嘉庆二十二年(１８１７年)；正谊书院为闽浙总督左宗棠在清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所创立。
致用书院为福建巡抚王凯泰在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年)创建。福州四大书院集中鼎盛在晚清，故也称为晚清福州四大书院。
宋、明时期，欧阳书院、泉山书院、小山书院、石井书院并称为泉州四大书院，到了清代泉州书院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了，书院数量虽不少，但没能产生新的影响力大的大书院，只是在清初康熙至乾隆间对四大书院有过重修。
清代泉州因为背景的不稳定而逐渐萧条，在动荡的晚清时期跌至历史低谷，而作为福建省城的福州因为清初福建的战乱和台湾的纳入受到朝廷的重视，背景稳定，得到重点发展，在动荡的晚清时期达到历史鼎盛。
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依托武夷山茶叶运输优势，福州随即被开放为通商口岸；西学在福州广泛传播，大批新式学校的开设大大开拓了福州人的眼界，福州开始形成了公私并举、华洋结合的教育形式，女子教育占有一定比例，福州开埠以后，大大的促进了文化、教育、思想，经济模式、卫生事业的近代化，福州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大多集中在这一时期后出现。
(共3段、第1段)
背景
清朝康乾盛世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鸦片战争后至民国时期福建社会时局动荡，福建人口大量往外迁移、经济发展极其不协调、文化处于重要转变期，各方面处于混乱的畸形发展时期。至解放以及改革开放后，福建人口，经济，文化才逐步正常发展。
人口
清朝康乾时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是主要因素。在此期间社会稳定，人口增长迅速，但因制度僵化，闭关锁国，使得这一局面昙花一现。虽然清朝人口众多也客观证明了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高峰。但是，人口的增长并没有和人口素质提高同步，并且给中国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同时饥民、流民现象开始频繁起来。这也是当时福建内部的情况。清代闽南区域的人口是福建最密集的，由于闽西南等地人口增长迅速，永春，龙岩由县升为州（福建领九府二州）。鸦片战争后至民国这段动荡时期福建人口大量移民海外，达到历史最高峰，以人口稠密的闽南为代表，福建成为对面台湾百姓的主要祖籍地以及国内最著名的华侨大省。解放至改革开放后社会逐渐稳定，华侨大量回归；福建本土的人口也迅速增长。
经济
清政府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使得在明末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压制，当清朝吹嘘所谓“康乾盛世”之时，整个社会发展缓慢，欧洲世界却爆发了工业革命，科技文明跨越式向前发展，大清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差距越拉越大。 康乾盛世时期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当时的经济生产总量仍高于西方，但是生产技术却相对落后）文化科技已经落后于西方。耕地以及落后原始的经济发展模式无法支撑激增的大批人口生存问题在乾隆后期开始愈演愈烈，这也是当时福建内部的经济发展形势。鸦片战争后开放福州和厦门为通商口岸，鸦片战争后至民国时期福建经济处于混乱的畸形发展时期，社会治安混乱，经济发展极其不协调。至解放以及改革开放后，社会稳定，大批华侨回归投资助力发展，福建经济逐渐正常发展。
文化
依靠明末泉州繁盛科举文化的延续，清朝康雍乾盛世时期泉州科举文化以及人物都大幅领先于福州，受时局环境影响乾隆后期开始逐渐落后于福州。乾隆后期开始收获到闽南泉州人收复台湾带来的果实，地位提升的省会福州科举文化以及相应的学堂文化得以稳定大发展，在省内一枝独秀，并在时局动荡的晚清时达到其历史鼎盛。官方主导的闭关锁国、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至使清朝在晚期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 鸦片战争后至民国时期，福建文化处于重要转变期，大批海外华侨回馈助力福建文化发展，融入世界大潮。
清代，近现代，泉州与福州经济文化的代表性之本土
清代顺治十五年（1658年），由于防御郑成功反清势力的军事需要，总督李率泰檄各府城依关东式改造。时（福建）提督马得功、兴泉道叶灼棠、（泉州）知府陈秉直改筑堞二千三百一十五，月城堞二百有五，每堞长七尺，厚三尺，宽一丈五尺；垛口宽一尺八寸，这是泉州城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加固扩建。 此时泉州城内城区面积6.8平方公里。至此古城定型。因城西北、东北、东南三部凸出，中心城区东西宽而南北短，从清源山俯瞰，形肖鲤鱼，故称“鲤城”。此时的城池规模依然比福州城大。
清代早期，清顺治元年(1644年）至乾隆六十年（1796年），顺治至康乾盛世的100多年里，相对于福州，泉州本土文化的影响力依然占据着优势。
清代乾隆四年(1739年),泉州知府王廷诤曰：泉郡人文甲于闽。布政朱叔权亦曰：闽南之有温陵，人文之薮也。历代名贤接踵，难以胜举。我国朝定鼎以来，贤才辈出，云蒸霞蔚。春秋两闱，闽中得隽者，泉居其半。即小试亦一二万人。人文之胜，甲于闽省。独是地虽望郡，才虽济济，而旧无试院，爰念道署向在泉郡，自移驻厦门，日渐倾圮，不可以居。余每巡行至是，则僦民居而止息焉，亦非所以示体统。
康熙年间宰相李光地在《榕村全集》卷十四《重修泉州府学记》说:“泉在前代,文章科名为天下蔚,学者谈说,至今艳之”。
清初泉州产生了一大批人物如洪承畴、李光地、李光坡、李清时、施琅、施世纶、万正色、吴英、黄锡衮 、林嗣环、黄虞稷、庄有恭、林兴珠等等。清初泉州文化沿袭泉州晚明的发展成果，文化还是很繁盛的。清初泉州郑成功，施琅奠定了台湾以及厦门岛的地位，对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也证明了明中后期至清初泉州发展的成果。(可惜泉州本土文化在康乾盛世后因国家开始衰落社会动荡，人口大批移民海外而没能再持续辉煌下去，但也因此成就了中国人数第一侨乡的爱国华侨曲线救国，重建家园的贡献）。在清康雍乾盛世时期泉州文化代表了福建的最高水平，相对于福州有着绝对的优势。
康雍乾盛世时期，依靠着晚明活跃的经济，鼎盛文化的延续，泉州的文化还是很繁盛的，截止清朝康雍乾全盛时期为止，《清史稿》列传人数(去除孝义，列女两个非主流类别)合计泉州25位左右，福州16位左右。
清代泉州三品以上(含从三品）高官45名，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占了38名，乾隆以后仅有7名。
清代福州三品以上(含从三品）高官49名，顺治至乾隆时期寥寥可数，大部分都集中在乾隆以后。故又有晚清人物数侯官(福州）之说。
清代福州进士数量福建第一：547名（一说723名)(主要是乾隆后时局动荡整个福建科举都衰落时省会福州才确定优势，超过明代，福州进士占全省总数40%以上，所占比例为历代最高,达到历史鼎盛）。
清代泉州进士数量福建第二:149名(一说353名)（仅占明代的三分之一）。
显然清朝在康雍乾全盛时期依靠晚明的延续，泉州在科举文化、人物影响力等方面相对于福州还是占有明显优势的。
实际上 清朝从乾隆末年开始就已经呈衰落之势。政治日渐腐败，出现了种种弊端。乾隆的下一任嘉庆帝在位期间是世界工业革命兴起的时期，也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国库日益亏空、入不敷出。阶级矛盾激化，相继爆发白莲教和天理教等农民起义。至嘉庆的下一任道光二十年(1840年)即爆发了鸦片战争，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乾隆后期开始因局势的变化，福建各地的科举文化都大幅度衰落，只有在清代战略地位被大大提高的省城福州集全省资源不退反进，独享资源，最终于晚清一枝独秀，达到历史鼎盛。清朝康雍乾全盛时期泉州的进士数量还与福州不相上下，乾隆后时局变化，国家衰败，泉州进士数量就开始逐渐与省城福州拉开距离，虽泉州科举在晚清时与福州距离拉得很大，但清代泉州进士数量在福建还是位居第二，由此可见时局背景的稳定对一个靠“民营”发展地区的重要性。
泉州因为受到时局动荡和闽南区域战略中心移驻厦门的双重影响，经济文化日渐萧条，至晚清经济文化跌至历史低谷。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以“契约华工”的形式拐骗华人出国，泉州出现出国高潮，历时数十年（晚清至民国这段动荡时期大批泉州人移民出国，致使泉州成为全国华侨数量最多的城市)。而省会福州在这一时局动荡的时期依然有序发展，进而达到历史鼎盛。这一特殊动荡时期福州本土的文化影响力明显的超过了泉州。
清代纳入台湾对省会福州文化发展的影响
闽南人在台湾播下的种，省会福州却收获了果实；清初福建人的代表闽南人泉州人推动提高了福建的地位，而省会福州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清初作为对抗闽南郑氏集团的前线和台湾纳入福建的关系（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省会福州，中法战争以后，1885年台湾才独立建省，当时还称为福建台湾省)，致使省会福州受到朝廷重视的程度大大提高。
施琅平定台湾后，许多大臣及康熙都表示要迁民弃土，放弃台湾的土地。施琅力保台湾，在《恭陈台湾弃留利害疏》奏疏中指出：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台湾事关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防护重任，万万不能丢弃。台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为东南沿海地区提供重要物质保障。他还告诫说，对台湾这个地方，荷兰等外国侵略者无时不想侵占，我们如若不守住，他们一定会卷土重来。台湾一旦再被外国侵略者侵占，那时再出兵远征，将会难于登天。这促使康熙改变了主意，在咨询了泉州籍大臣李光地后，康熙终于下决心守住台湾。于是台湾首度纳入中国版图。
台湾设府纳入福建辖区后省会福州的地位被大大提高，例如明代称为浙闽总督，清初台湾未收复前还是称为浙闽总督，（顺治十五年(1658年)由于对郑成功反清政权的战略需要福建总督府驻于漳州，康熙十年（1671年）才迁回福州)。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收复台湾并将台湾纳入福建辖区后，处于福建军事战略关口上的省会福州地位被大大的提高，台湾收复不久后的康熙二十六年，福建总督即更名为福建浙江总督。后定称为闽浙总督。正式官衔为总督福建，浙江二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饟、管理河道有的还兼巡抚事（巡抚相当於现今的省长或省委书记)。1885年台湾独立建省，闽浙总督总管闽浙（今浙江省、福建省与台湾省)。
闽浙总督驻福州。
福州因为地位的提高而大大促进了文化经济的发展，清初，福建地方政府为防止有人利用私人讲学进行反清复明活动，对书院、社学等进行控制，因而抑制了教育的发展。
清廷统一台湾后，开始鼓励办学，并把书院官学化，以达其统制思想的目的，这也大大促进了省会福州教育的发展。（首任台湾知府蒋毓英是从泉州知府任上调往台湾的)。
按清政府规定，作为福建省一个府的台湾岛，乡试必须到一海之隔的省城福州。福州的地位被大大提高。
清雍正六年(1728年)，在福州板平巷设四旗清书(满文)官学。
清代福建最著名的书院就是福州的四大书院，称为省城四大书院，分别是鳌峰书院、凤池书院、正谊书院、致用书院。
鳌峰书院是福州历史上最著名的书院，是当时福建的最高学府。也是福建规模最大的书院，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张伯行任福建巡抚，以兴学育才为先务，在福州建鳌峰书院，并建藏书楼。张伯行把鳌峰书院办成福建最高学府，下令招收全省优秀学生入学，免费供给衣食，入学者达数百人(林则徐就是师出于鳌峰书院）。
百年后凤池书院创建于清嘉庆二十二年(１８１７年)；正谊书院为闽浙总督左宗棠在清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所创立。
致用书院为福建巡抚王凯泰在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年)创建。福州四大书院集中鼎盛在晚清，故也称为晚清福州四大书院。
宋、明时期，欧阳书院、泉山书院、小山书院、石井书院并称为泉州四大书院，到了清代泉州书院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了，书院数量虽不少，但没能产生新的影响力大的大书院，只是在清初康熙至乾隆间对四大书院有过重修。
清代泉州因为背景的不稳定而逐渐萧条，在动荡的晚清时期跌至历史低谷，而作为福建省城的福州因为清初福建的战乱和台湾的纳入受到朝廷的重视，背景稳定，得到重点发展，在动荡的晚清时期达到历史鼎盛。
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依托武夷山茶叶运输优势，福州随即被开放为通商口岸；西学在福州广泛传播，大批新式学校的开设大大开拓了福州人的眼界，福州开始形成了公私并举、华洋结合的教育形式，女子教育占有一定比例，福州开埠以后，大大的促进了文化、教育、思想，经济模式、卫生事业的近代化，福州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大多集中在这一时期后出现。
楼主：泉新风暴
时间：2021-09-18 14:51:27
福州通商口岸的开放
英国要求开放福州港作为通商口岸主要是因为武夷山茶叶的运输问题，“福州通商，意在武夷山茶”在福州港开埠的前几年武夷茶商都依旧选择去广州贸易，到了清朝末期才开放起来作为国际港口的的福州港和广州港比起来完全没有优势，基础薄弱，也没有外商，发挥不了在武夷山茶叶运输上的地理优势，加上朝廷的有意阻碍，刚开埠前几年福州港与英国没有任何的贸易往来，贸易额在五个开放的口岸中几乎垫底，和同省的厦门差距很大，福州统计的贸易额经常显示为零。
德庇时《战时及缔和以来的中国》:这个港口的商业形式丝毫未有改变，必须承认，这个最后的一个口岸（指福州），经过七年多的试验以后，已经证实是确定的失败了。英国人建议用温州替代福州。1850年文翰又建议用福州和宁波交换杭州、苏州和镇江三个内地口岸，但由于英方没有使用武力而是使用正常的外交方法受到中国方面的反对，最终交换口岸的计划未能实现。
直到太平天国以后起义军切断了武夷山茶叶运往广州的通道，小刀会又切断了武夷山茶叶运往上海的通道，迫使来往于武夷山的贸易商只能就近选择港口运输，于是离武夷山最近的福州港才开始兴盛起来，依靠武夷茶叶的运输福州港达到历史最鼎盛，武夷红茶最鼎盛时期也是福州港最鼎盛时期，武夷红茶衰弱之际也正是福州港衰败之际。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福州港是名副其实的茶港，有茶港之称。(1889年，印度取代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茶叶输出国，加上武夷山茶质量下降，福州港贸易一落千丈）。这一动荡时期厦门通商口岸是闽南的对外窗口。
楼主：泉新风暴
时间：2021-09-18 14:51:43
福州通商口岸的开放
英国要求开放福州港作为通商口岸主要是因为武夷山茶叶的运输问题，“福州通商，意在武夷山茶”在福州港开埠的前几年武夷茶商都依旧选择去广州贸易，到了清朝末期才开放起来作为国际港口的的福州港和广州港比起来完全没有优势，基础薄弱，也没有外商，发挥不了在武夷山茶叶运输上的地理优势，加上朝廷的有意阻碍，刚开埠前几年福州港与英国没有任何的贸易往来，贸易额在五个开放的口岸中几乎垫底，和同省的厦门差距很大，福州统计的贸易额经常显示为零。
德庇时《战时及缔和以来的中国》:这个港口的商业形式丝毫未有改变，必须承认，这个最后的一个口岸（指福州），经过七年多的试验以后，已经证实是确定的失败了。英国人建议用温州替代福州。1850年文翰又建议用福州和宁波交换杭州、苏州和镇江三个内地口岸，但由于英方没有使用武力而是使用正常的外交方法受到中国方面的反对，最终交换口岸的计划未能实现。
直到太平天国以后起义军切断了武夷山茶叶运往广州的通道，小刀会又切断了武夷山茶叶运往上海的通道，迫使来往于武夷山的贸易商只能就近选择港口运输，于是离武夷山最近的福州港才开始兴盛起来，依靠武夷茶叶的运输福州港达到历史最鼎盛，武夷红茶最鼎盛时期也是福州港最鼎盛时期，武夷红茶衰弱之际也正是福州港衰败之际。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福州港是名副其实的茶港，有茶港之称。(1889年，印度取代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茶叶输出国，加上武夷山茶质量下降，福州港贸易一落千丈）。这一动荡时期厦门通商口岸是闽南的对外窗口。
楼主：泉新风暴
时间：2021-09-18 14:58:10
晚清时期的福州因战略地位提升受到朝廷重视，背景稳定，经济文化有序发展，四大书院和马尾船政等许多高等学校的建立以及在武夷山茶叶运输上的地理优势而开放的通商口岸促使福州本土在晚清时期经济文化明显超过处于动荡阶段、出现移民高潮的泉州。在此大背景下应算是一种畸形的发展。
由于清代泉州社会动荡，致使民间尚武之风盛行，泉州地区经常发生大规模“械斗”，清代宋江阵在泉州有着深厚的民间基础，福建七大拳种中第一大的拳种是晚清的泉州蔡玉鸣（1853年-1910年）创建的五祖拳，排名第二大拳种是明郑抗清康熙时期方七娘创建的永春白鹤拳，福州鹤拳也是源自永春白鹤拳；由此也可见历代社会动荡时期泉州民间根基在福建的影响代表地位。
楼主：泉新风暴
时间：2021-09-18 15:01:22
第四季（冬）
(共3段、第2段)
清代以来泉州内部格局的变化
虽然明末清初始厦门港的作用不断上升，但厦门岛仍然隶属于泉州府同安县。鸦片战争后，厦门岛辟为条约通商口岸，厦门岛与泉州的从属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确定了两个独立中心的格局。
清初泉州地区的战乱以及厦门的发展
清顺治二年(1645年)，郑成功起兵抗清。后以晋江安平及金门、厦门两岛作为抗清复明基地。 虽然清廷实行严酷专制，但民间反对满清统治的运动从未停止。（天地会又名洪门，尊郑成功为祖，是反清反满复明兴汉的民间组织。从满清统治政权开始直至灭亡，洪门的反清复明运动从未停止，国父孙中山也曾加入洪门借力反清）。
当时闽南地区呈现混乱的局面，除了明、清的官方部队以外，到处都有土豪、山贼拥据城寨，相互争并，并且就近向百姓课收钱粮，宛如军阀。
清初泉州频繁的战乱以及强行焚屋毁城的迁界政策致使晚明泉州沿海发展起来的区域城镇化基础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清初泉州郑氏集团在泉州沿海反清复明，泉州战乱频繁，清朝廷为了切断郑成功与东南沿海地区的联系，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在福建沿海实行“迁界”政策。强令沿海居民迁离海岸30至50里的内地。自闽安镇起，北至沙埕620里，南至分水关1150里，福、兴、漳、泉四府，划为界外之地多至25904顷，膏腴弃为荒地，庐舍沦为废墟，无数百姓，流离颠沛。闽南沿海人民不满清王朝残酷统治，不断进行反抗，遭到血腥镇压，特别是郑成功的家乡南安石井、晋江安海一带，更是惨遭迫害，不少人被迫亡命海外，老死异国。据《安海志》载，郑芝龙在安平的“府宅极尽豪华，安平市镇之繁荣，贸易之丛集不亚于省城”。在清初的“毁镇”和“迁界”中，安平镇几成废墟。至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年)才逐渐恢复，但已达不到晚明时期的辉煌。永宁卫城更是辉煌不在。泉州沿海的区域城镇化基础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雍正十二年(1734年)升永春县为直隶州，辖德化、大田两县，泉州府辖五县，晋江、惠安、南安、安溪、同安（厦门) 。
属于泉州府辖区的厦门岛因为泉州郑氏集团打下的对外贸易基础和台湾的收复导致其地理位置受到朝廷的重视，从而依靠军事政治促进经济发展继而在鸦片战争后的动荡时期取代泉州湾成为泉州乃至闽西南对外的窗口。
明末清初泉州郑氏集团对厦门岛的开发和开辟贸易航线奠定了当时泉州辖区的厦门岛对外对台的优势地位，自此厦门的独立也成为趋势，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移府厦门的首任提督，(康熙元年清廷批准福建专设水师提督，驻海澄,首任提督为施琅）。
施琅在厦门城内建提督署，又奏准开放海禁，并在厦门设立海关。自此清政府把厦门作为与台湾联系的枢纽。
清朝时厦门岛始和蚶江（属今石狮）成为泉州主要的对外窗口。鸦片战争后开放厦门港为通商口岸，厦门港成为泉州乃至闽西南的对外窗口，直至民国，在这段动荡时期都没有大的改变。频繁往来于这个“窗口”的泉州人带动起厦门的繁荣，清末至民国乃至解放到改革开放后厦门岛的移民开发主力主要是来自于周边的闽南泉漳人，对厦门岛的投资开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鼓浪屿内著名富商别墅的主人也大多是来自厦门周边的泉漳两地，泉州在历史上对厦门的开发带动影响很大，但自清代始泉州和厦门岛并不属于同一个核心区。清朝的厦门岛是属于泉州府辖区的一部分，由于对台关系，地位提高，起到台海军区督查作用的“兴泉永道”道员驻厦门岛，泉州府内形成两个中心，厦门岛的军事政治地位高于泉州府，而泉州府的中心依旧在泉州市区鲤城，这就类似于特别行政区和大陆都会的关系，两地名义与实质有所差异。
楼主：泉新风暴
时间：2021-09-18 15:02:40
鸦片战争后厦门岛开放为通商口岸，这段特殊时期没有自主权不属于泉州府管辖范围。厦门岛由海防门户转变为通商门户，军事政治促进经济贸易发展，成为闽南对外门户。
鸦片战争前泉州府有两个对台贸易港，泉台贸易形成泉州、厦门双中心的格局，泉州蚶江港和厦门港。是闽台贸易的主要港口。泉州府是大陆对台贸易中心。当时两岸贸易的商业组织称为行郊，与泉州贸易的称为泉郊，与厦门贸易的称为厦郊，仅台湾鹿港的“泉郊”就有200余家，“厦郊”约100家，厦郊很大一部分也都是泉州三邑人经营的。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因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其中规定上海、广州、宁波、福州、厦门被辟为商埠，史称“五口通商”。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1843年11月2日)，厦门正式开埠。闽台贸易被洋人所控制，洋商取代了郊商，郊商没落，并退出历史舞台。这个特殊时期厦门港才正式取代泉州港的位置，独立于泉州府外。
鸦片战争前泉州府有两个对台贸易港，泉台贸易形成泉州、厦门双中心的格局，泉州蚶江港和厦门港。是闽台贸易的主要港口。泉州府是大陆对台贸易中心。当时两岸贸易的商业组织称为行郊，与泉州贸易的称为泉郊，与厦门贸易的称为厦郊，仅台湾鹿港的“泉郊”就有200余家，“厦郊”约100家，厦郊很大一部分也都是泉州三邑人经营的。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因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其中规定上海、广州、宁波、福州、厦门被辟为商埠，史称“五口通商”。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1843年11月2日)，厦门正式开埠。闽台贸易被洋人所控制，洋商取代了郊商，郊商没落，并退出历史舞台。这个特殊时期厦门港才正式取代泉州港的位置，独立于泉州府外。
楼主：泉新风暴
时间：2021-09-18 15:03:51
动荡的民国时期厦门岛正式独立出泉州。
民国兴泉省的省会在泉州鲤城，辖区包括了同安县，直到70年代初厦门岛外的同安县还归泉州管辖，泉州（鲤城）的区域核心优势很明显。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后时局稳定，厦门设立特区，泉厦分治成为定局。
清朝至民国这段动荡时期泉州对其周边辖区的发展产生了带动影响。
明清朝至今闽南区域的闽南文化是福建覆盖人口最多的主流文化圈，而泉州一直都是闽南文化的核心区。泉州文化的影响力相对于福州显然更具有代表性。
民国兴泉省的省会在泉州鲤城，辖区包括了同安县，直到70年代初厦门岛外的同安县还归泉州管辖，泉州（鲤城）的区域核心优势很明显。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后时局稳定，厦门设立特区，泉厦分治成为定局。
清朝至民国这段动荡时期泉州对其周边辖区的发展产生了带动影响。
明清朝至今闽南区域的闽南文化是福建覆盖人口最多的主流文化圈，而泉州一直都是闽南文化的核心区。泉州文化的影响力相对于福州显然更具有代表性。
楼主：泉新风暴
时间：2021-09-18 15:04:55
鸦片战争前厦门岛（同安）一直是泉州府的一部分。
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厦门岛设嘉禾里，隶属泉州南安县。
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为防御倭寇，移泉州永宁卫中、左二所于厦门岛，兵额1204名，兵船20艘。厦门故称中左所。
其余不多述，总之清代以前的厦门岛一直都属于泉州府辖区。
泉州与厦门一府双中心时期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 泉州人郑成功在中左所置吏、户、礼、兵、刑、工等六官，分理军政各事。三月 郑成功改中左所为思明州。
顺治十四年(1657年)六月 台湾荷兰殖民者派何斌来思明州请求通商，郑成功以荷兰当局每年输饷5000两、箭坯10万枝、硫磺千担为条件许之。之后郑经又于康熙二年（1663年）将州改制为县，设县署，有知县等职。是为“思明县”之名首次出现。康熙十九年二月，泉州人万正色带领清军大举进攻金厦，郑经逃往台湾，厦门被清兵占领。由此，结束了30年之久的郑氏政权，厦门归属清政府统治，并取消思明县，恢复厦门称谓，仍归同安县管辖，复称嘉禾里。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水师提督泉州人施琅率师东征台湾，同月攻占澎湖，郑克塽降。收复台湾后，在台改承天府为台湾府，属福建省；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另行建省，才与福建分治。
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移府厦门的首任提督，(康熙元年清廷批准福建专设水师提督，驻海澄,首任提督为施琅）。
施琅在厦门城内建提督署，又奏准开放海禁，并在厦门设立海关(清泉州府有海关关所十所，分布于泉州沿海各县）。自此清政府把厦门作为与台湾联系的枢纽。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廷设立台湾厦门兵备道，统一管理厦门与台湾军政要务。清政府开放海禁，在厦门设闽海关，凡商船越省及往外洋贸易者，皆由海关办理，由此开放厦门与台湾鹿耳门为规定的负责运送士兵，军资与贸易的唯一单口港，但商民经常无视这一指定航线，“其贪时之迅速者，俱从各处直走外洋，不由厦门出入”，后大势所趋又开放石狮蚶江等港与台湾对渡(八月，施琅在泉州人万正色题请未准后再次上书康熙帝请封妈祖。康熙恩准敕封妈祖为天后，次年钦差礼部郎中雅虎等赍御书香帛到泉州庙及湄洲祖庙致祭。) 。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泉州府海防同知从泉州改驻厦门(称为泉州府厦门海防分府）。
清雍正四年(1726年)苏禄国(今菲律宾)派泉州籍华侨龚廷彩为正使，率领官员12人，华侨舵工，水手31人，前来中国朝贡，于7月25日抵达泉州湾的日湖港(今蚶江的石湖港)。
雍正五年(1727年)，取消台厦兵备道，而将原设泉州的兴泉兵备道衙门移驻厦门。朝廷命令解除“南洋禁航令”，但仍禁止华侨出入国。
雍正十二年（1734 年），增划永春直隶州归兴泉道，并改称分守巡海兴泉永兵备道。属于监察区级别。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加兵备衔，称福建分巡兴泉永海防兵备道，共管辖二府一州。其职能为管理海口，稽查商役、洋船、驿务，监发兵饷、监造战船等。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开放晋江蚶江港（今石狮）与台湾鹿港对渡贸易。设海防通判驻蚶江。泉州附属各港口航行于台湾的船舶均要到蚶江关口挂验，方准出海。清乾隆五十七年又准许蚶江与台湾八里岔对渡。蚶江港兴盛时期，每日有300余艘船舶进出港口。嘉庆十年(1805年)蚶江海防通判郑鍷建造蚶江海防官署。 《台湾史》（台北版）载：道光四年（1824年）台湾又开放海丰与蚶江通航。称为“泉州总口”的蚶江，成为大陆与台湾通商贸易的中心码头。清政府在蚶江设立泉州蚶江海防官署（属正五品衙门），下设海关、厘金（税务）、营盘、海陆讯，统管泉州一府五县(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的对台贸易达110年之久。
泉州府厦门海防分府是清朝泉州府在厦门岛设立的地方政府的行政分机构。因区域军事战略用途而驻厦门岛的“兴泉永道”并非地方政府行政机构，其类似于今天“台海战区”之类的意思，算是“台海”海防的外派机构，例如说清朝主管军事方面的福建水师提督府（提督福建全省水师军务）驻厦门，首任提督是施琅，福建水师提督官级是从一品，比驻省会福州的福建总督的二品，福建巡抚的从二品官级要高，那么就代表清代的厦门就是福建省城了吗？同样的“兴泉永道”"道台"比泉州知府官级高，并不代表像有人说的所谓厦门岛就“管辖”泉州了，职能并不一样。
清代泉州府同安县县辖范围包括现在的厦门岛、大小金门岛、同安区、翔安区、集美区还有海沧大部分地区以及漳州龙海角美镇的部分地区。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泉州府海防同知(即厦防同知，泉州知府的手下)自泉州改移驻厦门岛。
清朝厦门岛在日常民事、行政、治安管理上，由厦防同知负责。厦防同知，官名全称是“同知泉州府事驻镇厦门”，或称“泉州总捕海防驻镇厦门分府”，官正五品，名义上是泉州知府的副手，实际上只负责厦门岛的日常管理。 直至清末民国厦门岛才开始独立，这之前的厦门岛都是隶属于泉州府，而泉州府的中心(府城)在今泉州市区，可以说民国之前厦门岛辖区的“首都”一直是泉州市区，明末清初以来的厦门岛则类似于“特区”，其发展是由泉州人自己推动形成一府双中心。
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厦门岛设嘉禾里，隶属泉州南安县。
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为防御倭寇，移泉州永宁卫中、左二所于厦门岛，兵额1204名，兵船20艘。厦门故称中左所。
其余不多述，总之清代以前的厦门岛一直都属于泉州府辖区。
泉州与厦门一府双中心时期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 泉州人郑成功在中左所置吏、户、礼、兵、刑、工等六官，分理军政各事。三月 郑成功改中左所为思明州。
顺治十四年(1657年)六月 台湾荷兰殖民者派何斌来思明州请求通商，郑成功以荷兰当局每年输饷5000两、箭坯10万枝、硫磺千担为条件许之。之后郑经又于康熙二年（1663年）将州改制为县，设县署，有知县等职。是为“思明县”之名首次出现。康熙十九年二月，泉州人万正色带领清军大举进攻金厦，郑经逃往台湾，厦门被清兵占领。由此，结束了30年之久的郑氏政权，厦门归属清政府统治，并取消思明县，恢复厦门称谓，仍归同安县管辖，复称嘉禾里。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水师提督泉州人施琅率师东征台湾，同月攻占澎湖，郑克塽降。收复台湾后，在台改承天府为台湾府，属福建省；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另行建省，才与福建分治。
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移府厦门的首任提督，(康熙元年清廷批准福建专设水师提督，驻海澄,首任提督为施琅）。
施琅在厦门城内建提督署，又奏准开放海禁，并在厦门设立海关(清泉州府有海关关所十所，分布于泉州沿海各县）。自此清政府把厦门作为与台湾联系的枢纽。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廷设立台湾厦门兵备道，统一管理厦门与台湾军政要务。清政府开放海禁，在厦门设闽海关，凡商船越省及往外洋贸易者，皆由海关办理，由此开放厦门与台湾鹿耳门为规定的负责运送士兵，军资与贸易的唯一单口港，但商民经常无视这一指定航线，“其贪时之迅速者，俱从各处直走外洋，不由厦门出入”，后大势所趋又开放石狮蚶江等港与台湾对渡(八月，施琅在泉州人万正色题请未准后再次上书康熙帝请封妈祖。康熙恩准敕封妈祖为天后，次年钦差礼部郎中雅虎等赍御书香帛到泉州庙及湄洲祖庙致祭。) 。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泉州府海防同知从泉州改驻厦门(称为泉州府厦门海防分府）。
清雍正四年(1726年)苏禄国(今菲律宾)派泉州籍华侨龚廷彩为正使，率领官员12人，华侨舵工，水手31人，前来中国朝贡，于7月25日抵达泉州湾的日湖港(今蚶江的石湖港)。
雍正五年(1727年)，取消台厦兵备道，而将原设泉州的兴泉兵备道衙门移驻厦门。朝廷命令解除“南洋禁航令”，但仍禁止华侨出入国。
雍正十二年（1734 年），增划永春直隶州归兴泉道，并改称分守巡海兴泉永兵备道。属于监察区级别。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加兵备衔，称福建分巡兴泉永海防兵备道，共管辖二府一州。其职能为管理海口，稽查商役、洋船、驿务，监发兵饷、监造战船等。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开放晋江蚶江港（今石狮）与台湾鹿港对渡贸易。设海防通判驻蚶江。泉州附属各港口航行于台湾的船舶均要到蚶江关口挂验，方准出海。清乾隆五十七年又准许蚶江与台湾八里岔对渡。蚶江港兴盛时期，每日有300余艘船舶进出港口。嘉庆十年(1805年)蚶江海防通判郑鍷建造蚶江海防官署。 《台湾史》（台北版）载：道光四年（1824年）台湾又开放海丰与蚶江通航。称为“泉州总口”的蚶江，成为大陆与台湾通商贸易的中心码头。清政府在蚶江设立泉州蚶江海防官署（属正五品衙门），下设海关、厘金（税务）、营盘、海陆讯，统管泉州一府五县(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的对台贸易达110年之久。
泉州府厦门海防分府是清朝泉州府在厦门岛设立的地方政府的行政分机构。因区域军事战略用途而驻厦门岛的“兴泉永道”并非地方政府行政机构，其类似于今天“台海战区”之类的意思，算是“台海”海防的外派机构，例如说清朝主管军事方面的福建水师提督府（提督福建全省水师军务）驻厦门，首任提督是施琅，福建水师提督官级是从一品，比驻省会福州的福建总督的二品，福建巡抚的从二品官级要高，那么就代表清代的厦门就是福建省城了吗？同样的“兴泉永道”"道台"比泉州知府官级高，并不代表像有人说的所谓厦门岛就“管辖”泉州了，职能并不一样。
清代泉州府同安县县辖范围包括现在的厦门岛、大小金门岛、同安区、翔安区、集美区还有海沧大部分地区以及漳州龙海角美镇的部分地区。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泉州府海防同知(即厦防同知，泉州知府的手下)自泉州改移驻厦门岛。
清朝厦门岛在日常民事、行政、治安管理上，由厦防同知负责。厦防同知，官名全称是“同知泉州府事驻镇厦门”，或称“泉州总捕海防驻镇厦门分府”，官正五品，名义上是泉州知府的副手，实际上只负责厦门岛的日常管理。 直至清末民国厦门岛才开始独立，这之前的厦门岛都是隶属于泉州府，而泉州府的中心(府城)在今泉州市区，可以说民国之前厦门岛辖区的“首都”一直是泉州市区，明末清初以来的厦门岛则类似于“特区”，其发展是由泉州人自己推动形成一府双中心。
楼主：泉新风暴
时间：2021-09-18 15:05:55
厦门独立出泉州府时期
直至鸦片战争后厦门开放为通商口岸，租界，成为闽南对外中心。这段特殊时期、特殊区域不属于泉州府管辖范围。
动荡的民国时期设立“厦门市”厦门岛正式独立出泉州。
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后时局稳定，厦门设立特区，泉厦分治成为定局。
自厦门岛建制开始直至清代之前都一直属于泉州管辖范围，泉州府的厦门岛自清代开始发展，成为泉州以外的另一个中心其实是泉州人一手推出的，明末郑成功开始，到清初的施琅都是主导厦门岛地位的直接推手，奠定了厦门的地位。近代厦门刚独立出“泉州府”的发展也是一样，1933年初厦门市政筹备处成立，并改为思明市政筹备处，由泉州晋江人许友超任处长，许友超在《思明市政筹备处汇刊》说：“思明为闽南要埠，政务烦剧，治理实难。......”申请设市。1933年12月1日厦门市政府成立，厦门独立设市始于此，泉州晋江人许友超成为厦门历史上的首任市长。新中国建国后厦门首任市长是泉州永春人梁灵光。从官方到民间泉州对厦门的推动可谓“名正言顺”，清末民国时期最初厦门岛独立出泉州的近现代发展中，泉州民间对厦门的推动：如最早开发了大半个厦门岛的泉州人黄奕住、李清泉、黄仲训等等他们开发了大半个鼓浪屿的别墅，开发了厦门最早的商业区中山路一带的商住楼，厦门最初的水电、马路、电话通讯等等基础设施建设都与他们有关，清末至民国鼓浪屿上的富商别墅最多数的是泉州人在住，（即使是厦门本土最著名的陈嘉庚在捐建厦门教育方面也没少得到他女婿泉州人李光前的大力帮助，特别是在1934年陈嘉庚的企业破产后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不胜枚举，到了现在自不用再说了，看看厦门十大富豪大多是哪里的就知道了，大多是泉州人；厦门其实就是靠泉州府的人自己推动发展起来的，这股力量贯穿了整个厦门岛的发展史。
泉州和厦门成为两个中心是有道理的，这点在古代就有记载依据；明代厦门人池顯方「晃岩集」：泉（泉州）视同（同安）为唇齿，同（同安)视鹭（厦门岛）为咽喉。同安最衝者中左，次衝者石潯。清朝顾祖禹「方舆纪要」：同安三面距海，金、廈尤為險要，門戶之防也。清朝同安人写的「海国闻见录」也说“金为泉郡之下臂，厦为漳郡之咽喉。”
厦门岛一带只是同安和漳州的咽喉，今天的厦门和漳州同城有道理，而泉州的咽喉在石狮（泉州湾口），有自己的区位优势，有自己完善的区域中心圈。论区位重要性厦门不过类似于泉州的“下臂”而已。现在的泉州和厦门就像是关系密切点的亲戚而已，今天特区厦门的发展动力还是主要依赖泉州，相对来说泉州才是真正的核心区。泉州厦门各有各的区域优势，发展定位还有待明朗。
直至鸦片战争后厦门开放为通商口岸，租界，成为闽南对外中心。这段特殊时期、特殊区域不属于泉州府管辖范围。
动荡的民国时期设立“厦门市”厦门岛正式独立出泉州。
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后时局稳定，厦门设立特区，泉厦分治成为定局。
自厦门岛建制开始直至清代之前都一直属于泉州管辖范围，泉州府的厦门岛自清代开始发展，成为泉州以外的另一个中心其实是泉州人一手推出的，明末郑成功开始，到清初的施琅都是主导厦门岛地位的直接推手，奠定了厦门的地位。近代厦门刚独立出“泉州府”的发展也是一样，1933年初厦门市政筹备处成立，并改为思明市政筹备处，由泉州晋江人许友超任处长，许友超在《思明市政筹备处汇刊》说：“思明为闽南要埠，政务烦剧，治理实难。......”申请设市。1933年12月1日厦门市政府成立，厦门独立设市始于此，泉州晋江人许友超成为厦门历史上的首任市长。新中国建国后厦门首任市长是泉州永春人梁灵光。从官方到民间泉州对厦门的推动可谓“名正言顺”，清末民国时期最初厦门岛独立出泉州的近现代发展中，泉州民间对厦门的推动：如最早开发了大半个厦门岛的泉州人黄奕住、李清泉、黄仲训等等他们开发了大半个鼓浪屿的别墅，开发了厦门最早的商业区中山路一带的商住楼，厦门最初的水电、马路、电话通讯等等基础设施建设都与他们有关，清末至民国鼓浪屿上的富商别墅最多数的是泉州人在住，（即使是厦门本土最著名的陈嘉庚在捐建厦门教育方面也没少得到他女婿泉州人李光前的大力帮助，特别是在1934年陈嘉庚的企业破产后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不胜枚举，到了现在自不用再说了，看看厦门十大富豪大多是哪里的就知道了，大多是泉州人；厦门其实就是靠泉州府的人自己推动发展起来的，这股力量贯穿了整个厦门岛的发展史。
泉州和厦门成为两个中心是有道理的，这点在古代就有记载依据；明代厦门人池顯方「晃岩集」：泉（泉州）视同（同安）为唇齿，同（同安)视鹭（厦门岛）为咽喉。同安最衝者中左，次衝者石潯。清朝顾祖禹「方舆纪要」：同安三面距海，金、廈尤為險要，門戶之防也。清朝同安人写的「海国闻见录」也说“金为泉郡之下臂，厦为漳郡之咽喉。”
厦门岛一带只是同安和漳州的咽喉，今天的厦门和漳州同城有道理，而泉州的咽喉在石狮（泉州湾口），有自己的区位优势，有自己完善的区域中心圈。论区位重要性厦门不过类似于泉州的“下臂”而已。现在的泉州和厦门就像是关系密切点的亲戚而已，今天特区厦门的发展动力还是主要依赖泉州，相对来说泉州才是真正的核心区。泉州厦门各有各的区域优势，发展定位还有待明朗。
楼主：泉新风暴
时间：2021-09-18 15:06:44
明清以来泉州人引领福建开疆拓土开发台湾
泉州与台湾开发、发展的关系
宋代泉州海外贸易势力扩张，基于防卫需要，将澎湖首次纳入中国范围，隶属泉州晋江县，并派兵戌守。
元、明两朝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是台澎地区的首次官署设置，管理台澎地区事务。台澎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依然隶属于泉州府。
明末，闽南泉漳交界处的漳州月港和泉州安平港私商贸易活跃，是福建乃至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中心。当时泉漳交界处的颜思齐(永春颜慥后裔，今厦门海沧青礁人）和郑芝龙是海上武装集团的代表人物。当时的海上霸主闽南人代表了福建人对对岸台湾的开发。
泉州大量移民开发台湾是在17世纪以后，相继发生3次移民高潮。
第一次是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闽南海商颜思齐和郑芝龙招募闽南一带贫民3000多人，其中不少晋江、南安人，到台湾开荒垦殖。这是汉人首次对台湾进行较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拓垦，所以颜思齐也被称为“开台王”；同年，荷兰殖民者占据台湾西南部，为掠夺岛上资源，采取奖励移民政策，诱募泉、漳人入台垦殖，冒险前往的破产农民达1万多人。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受明廷招抚后，闽南大旱，饥民甚众。郑芝龙采取奖励移民政策“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从闽南沿海招集数万名饥民到台湾开垦，其中有许多晋江、南安、惠安贫民。
第二次是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招接因清廷“迁界”而流散的沿海居民到台湾定居垦殖，其中不少泉州境内人。据统计，郑成功、郑经父子治理台湾期间，先后移入的官兵、眷属和东南沿海各省居民至少净增6万人以上。
第三次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统一台湾，取消“海禁”、“迁界”，泉州沿海居民迁居台湾者更多。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清廷开放晋江蚶江与台湾鹿港对渡，闽南人移民台湾再次出现高潮。据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编查户口统计，全台汉族人口24.1万余户、200.3万余人，来自泉漳一带的占十之六七。
清道光年间至光绪二十年(1821～1894年)，受出国潮影响，泉州地区移居台湾的人数明显减少，但移民仍持续不断。
吴鲁（泉州人，清光绪年间状元）说：“台，泉之外府也。” “台湾之民，漳泉两府十居七八，广东之潮州、嘉应州十居二三。民心固结，忠勇可用”（《正气砚斋汇稿》卷一）说明泉州人民迁居台湾之多。他又说“即如吾泉每年所出粮食，只供五个月之资，从前皆恃台湾接济”（同书卷二）。说明泉州和台湾经济联系之密切。
开发台湾的汉人，主要来自三个原乡：福建的泉州、漳州和粤东的客家。泉州人因为和郑氏政权的特殊关系，来的最早。郑氏的基地在泉州，所以泉州人在台湾的分布，都在沿海城镇和其附近的田地。漳州人来的比较晚，退而求其次，立足于内陆的平原；客家人来的更晚，平原地带已经被福建人占居。于是，客家人不得不进入山坡和丘陵，分布平原后面的台地。早期大陆移民来台，通常先来的人都是占领港边、河边平坦肥沃的地方，晚到的人只好向内陆丘陵发展。
一般来说，闽籍人士比粤籍人士来得多且早，而闽籍中泉州人又比漳州人来得多，所以以地利来说，泉州人坐海口、开店铺；漳州人就占领平原、收佃租。 晚到的客家人为了争土地和水源，也因为信仰、语言和习俗的差别，只好向内陆丘陵发展。
这就是台湾俗谚：“泉州人坐海口、开店铺，漳州人落平阳、收佃租，客家人走山尾、曝菜脯。”的由来。
施琅率军平台之后，力主保台固疆。将台湾首次纳入中华版图，收复台湾后，施琅严禁粤籍渡台，严禁广东客家籍人渡台，理由是那里出的“海盗”多，以及“惠潮之民多与郑氏相通”；造成客家人比较晚来台湾，而埋下闽南语成为台湾优势语言的远因。
台湾人口中祖籍福建的占80%左右。其中绝大部分来自闽南，最早入台的闽南人带来的语言取代了台湾原住民族诸语，成为在台湾占优势地位的语言，闽南语在台湾又被称为台语。
泉州人善经营，重信仰，尊文教；因此在台湾,泉州人的聚落多半呈现一片文风鼎盛，物阜民丰的景象。
一府，二鹿，三艋舺（台北万华）与泉州人的关系
一府，二鹿，三艋舺是台湾广为流传的谚语，指的是清朝时期台湾的三大繁华城镇。
一府，指的是台南府，清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攻下荷人政治中枢热兰遮城，以祖籍地赋名安平镇，取泉州佛寺承天为名，设置承天府（台南)。这是台湾设置郡县的开始，也是台湾的首个汉人政权，明郑时期始，汉人亦跃升成为台湾开发的主导势力。台南得到大规模的开发。1683年，施琅攻下台湾，明郑王朝灭亡。施琅力主保台，台湾设一府三县，府衙门位于台南(台湾县)，是故该地亦有府城之别称。台南此后继续成为全岛首府百余年，是为一府。清治台初期即开放台南诸港，不少晋江、惠安、南安(简称三邑)移民相继到台南经商、务工。从码头苦力、运输船主和船工，到沿五港开设店面、仓库的商人大多数均为泉州三邑人。
二鹿，指的是鹿港，鹿港在台湾叫做“小泉州”，乾隆49年(1784年)鹿港被指定为与泉州蚶江对渡的正口后，贸易迅速发展，同年，鹿港郊中的泉郊率先创立，继而厦郊等七郊亦先后成立。至道光年间(1821～1850年)，鹿港进入全盛时期，成为全台第二大都市。鹿港八郊辖下商号达四五百家，除泉郊200多家商号均由泉州人(以三邑人为主)经营外，厦郊100多家商号也大多为泉州人所开设。鹿港郊总部亦基本上为泉州人所执掌。台湾府志记载:鹿仔港街，水陆辐辏，米谷聚处，居民十之九八为泉人后裔。
三艋舺，指的是今台北市万华区，艋舺是台北市的发源地，清朝时是泉州人的聚集地，地名的由来是清雍正元年（1723年），闽南泉州三邑之晋江、南安、惠安人士渡海来此地。后搭建茅屋数栋，贩卖蕃薯为生，而渐成小村落，人称“蕃薯市”，因台湾原住民平埔族称独木舟和独木舟聚集的地方为“艋舺”，原住民语“Moungar”，当年来台的泉州人听到，就以艋舺汉字的闽南语发音Monga为谐音，这就是艋舺地名的由来．乾隆年间，艋舺成为台北盆地货物的集散中心，日渐繁荣。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里坌开港，与泉州蚶江等港口通商，大陆商民来此贸易，溯河而行来到艋舺，让小小的渡口成为大商港。最早时在艋舺已有泉郊(又称顶郊)存在，八里岔开放后又成立北郊、厦郊(又称下郊)。至道光年间，艋舺的商店和住家已有四五千家，淡水河东岸的精华区全是三邑人的天下，其他区域则以安溪人居多。到了道光初年，郊商发达，始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称。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设置“台北府”，府城地点就选在临近“艋舺”的空地上。
泉州与台湾开发、发展的关系
宋代泉州海外贸易势力扩张，基于防卫需要，将澎湖首次纳入中国范围，隶属泉州晋江县，并派兵戌守。
元、明两朝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是台澎地区的首次官署设置，管理台澎地区事务。台澎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依然隶属于泉州府。
明末，闽南泉漳交界处的漳州月港和泉州安平港私商贸易活跃，是福建乃至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中心。当时泉漳交界处的颜思齐(永春颜慥后裔，今厦门海沧青礁人）和郑芝龙是海上武装集团的代表人物。当时的海上霸主闽南人代表了福建人对对岸台湾的开发。
泉州大量移民开发台湾是在17世纪以后，相继发生3次移民高潮。
第一次是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闽南海商颜思齐和郑芝龙招募闽南一带贫民3000多人，其中不少晋江、南安人，到台湾开荒垦殖。这是汉人首次对台湾进行较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拓垦，所以颜思齐也被称为“开台王”；同年，荷兰殖民者占据台湾西南部，为掠夺岛上资源，采取奖励移民政策，诱募泉、漳人入台垦殖，冒险前往的破产农民达1万多人。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受明廷招抚后，闽南大旱，饥民甚众。郑芝龙采取奖励移民政策“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从闽南沿海招集数万名饥民到台湾开垦，其中有许多晋江、南安、惠安贫民。
第二次是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招接因清廷“迁界”而流散的沿海居民到台湾定居垦殖，其中不少泉州境内人。据统计，郑成功、郑经父子治理台湾期间，先后移入的官兵、眷属和东南沿海各省居民至少净增6万人以上。
第三次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统一台湾，取消“海禁”、“迁界”，泉州沿海居民迁居台湾者更多。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清廷开放晋江蚶江与台湾鹿港对渡，闽南人移民台湾再次出现高潮。据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编查户口统计，全台汉族人口24.1万余户、200.3万余人，来自泉漳一带的占十之六七。
清道光年间至光绪二十年(1821～1894年)，受出国潮影响，泉州地区移居台湾的人数明显减少，但移民仍持续不断。
吴鲁（泉州人，清光绪年间状元）说：“台，泉之外府也。” “台湾之民，漳泉两府十居七八，广东之潮州、嘉应州十居二三。民心固结，忠勇可用”（《正气砚斋汇稿》卷一）说明泉州人民迁居台湾之多。他又说“即如吾泉每年所出粮食，只供五个月之资，从前皆恃台湾接济”（同书卷二）。说明泉州和台湾经济联系之密切。
开发台湾的汉人，主要来自三个原乡：福建的泉州、漳州和粤东的客家。泉州人因为和郑氏政权的特殊关系，来的最早。郑氏的基地在泉州，所以泉州人在台湾的分布，都在沿海城镇和其附近的田地。漳州人来的比较晚，退而求其次，立足于内陆的平原；客家人来的更晚，平原地带已经被福建人占居。于是，客家人不得不进入山坡和丘陵，分布平原后面的台地。早期大陆移民来台，通常先来的人都是占领港边、河边平坦肥沃的地方，晚到的人只好向内陆丘陵发展。
一般来说，闽籍人士比粤籍人士来得多且早，而闽籍中泉州人又比漳州人来得多，所以以地利来说，泉州人坐海口、开店铺；漳州人就占领平原、收佃租。 晚到的客家人为了争土地和水源，也因为信仰、语言和习俗的差别，只好向内陆丘陵发展。
这就是台湾俗谚：“泉州人坐海口、开店铺，漳州人落平阳、收佃租，客家人走山尾、曝菜脯。”的由来。
施琅率军平台之后，力主保台固疆。将台湾首次纳入中华版图，收复台湾后，施琅严禁粤籍渡台，严禁广东客家籍人渡台，理由是那里出的“海盗”多，以及“惠潮之民多与郑氏相通”；造成客家人比较晚来台湾，而埋下闽南语成为台湾优势语言的远因。
台湾人口中祖籍福建的占80%左右。其中绝大部分来自闽南，最早入台的闽南人带来的语言取代了台湾原住民族诸语，成为在台湾占优势地位的语言，闽南语在台湾又被称为台语。
泉州人善经营，重信仰，尊文教；因此在台湾,泉州人的聚落多半呈现一片文风鼎盛，物阜民丰的景象。
一府，二鹿，三艋舺（台北万华）与泉州人的关系
一府，二鹿，三艋舺是台湾广为流传的谚语，指的是清朝时期台湾的三大繁华城镇。
一府，指的是台南府，清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攻下荷人政治中枢热兰遮城，以祖籍地赋名安平镇，取泉州佛寺承天为名，设置承天府（台南)。这是台湾设置郡县的开始，也是台湾的首个汉人政权，明郑时期始，汉人亦跃升成为台湾开发的主导势力。台南得到大规模的开发。1683年，施琅攻下台湾，明郑王朝灭亡。施琅力主保台，台湾设一府三县，府衙门位于台南(台湾县)，是故该地亦有府城之别称。台南此后继续成为全岛首府百余年，是为一府。清治台初期即开放台南诸港，不少晋江、惠安、南安(简称三邑)移民相继到台南经商、务工。从码头苦力、运输船主和船工，到沿五港开设店面、仓库的商人大多数均为泉州三邑人。
二鹿，指的是鹿港，鹿港在台湾叫做“小泉州”，乾隆49年(1784年)鹿港被指定为与泉州蚶江对渡的正口后，贸易迅速发展，同年，鹿港郊中的泉郊率先创立，继而厦郊等七郊亦先后成立。至道光年间(1821～1850年)，鹿港进入全盛时期，成为全台第二大都市。鹿港八郊辖下商号达四五百家，除泉郊200多家商号均由泉州人(以三邑人为主)经营外，厦郊100多家商号也大多为泉州人所开设。鹿港郊总部亦基本上为泉州人所执掌。台湾府志记载:鹿仔港街，水陆辐辏，米谷聚处，居民十之九八为泉人后裔。
三艋舺，指的是今台北市万华区，艋舺是台北市的发源地，清朝时是泉州人的聚集地，地名的由来是清雍正元年（1723年），闽南泉州三邑之晋江、南安、惠安人士渡海来此地。后搭建茅屋数栋，贩卖蕃薯为生，而渐成小村落，人称“蕃薯市”，因台湾原住民平埔族称独木舟和独木舟聚集的地方为“艋舺”，原住民语“Moungar”，当年来台的泉州人听到，就以艋舺汉字的闽南语发音Monga为谐音，这就是艋舺地名的由来．乾隆年间，艋舺成为台北盆地货物的集散中心，日渐繁荣。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里坌开港，与泉州蚶江等港口通商，大陆商民来此贸易，溯河而行来到艋舺，让小小的渡口成为大商港。最早时在艋舺已有泉郊(又称顶郊)存在，八里岔开放后又成立北郊、厦郊(又称下郊)。至道光年间，艋舺的商店和住家已有四五千家，淡水河东岸的精华区全是三邑人的天下，其他区域则以安溪人居多。到了道光初年，郊商发达，始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称。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设置“台北府”，府城地点就选在临近“艋舺”的空地上。
楼主：泉新风暴
时间：2021-09-18 15:07:07
明清以来泉州人引领福建开疆拓土开发台湾
泉州与台湾开发、发展的关系
宋代泉州海外贸易势力扩张，基于防卫需要，将澎湖首次纳入中国范围，隶属泉州晋江县，并派兵戌守。
元、明两朝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是台澎地区的首次官署设置，管理台澎地区事务。台澎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依然隶属于泉州府。
明末，闽南泉漳交界处的漳州月港和泉州安平港私商贸易活跃，是福建乃至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中心。当时泉漳交界处的颜思齐(永春颜慥后裔，今厦门海沧青礁人）和郑芝龙是海上武装集团的代表人物。当时的海上霸主闽南人代表了福建人对对岸台湾的开发。
泉州大量移民开发台湾是在17世纪以后，相继发生3次移民高潮。
第一次是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闽南海商颜思齐和郑芝龙招募闽南一带贫民3000多人，其中不少晋江、南安人，到台湾开荒垦殖。这是汉人首次对台湾进行较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拓垦，所以颜思齐也被称为“开台王”；同年，荷兰殖民者占据台湾西南部，为掠夺岛上资源，采取奖励移民政策，诱募泉、漳人入台垦殖，冒险前往的破产农民达1万多人。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受明廷招抚后，闽南大旱，饥民甚众。郑芝龙采取奖励移民政策“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从闽南沿海招集数万名饥民到台湾开垦，其中有许多晋江、南安、惠安贫民。
第二次是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招接因清廷“迁界”而流散的沿海居民到台湾定居垦殖，其中不少泉州境内人。据统计，郑成功、郑经父子治理台湾期间，先后移入的官兵、眷属和东南沿海各省居民至少净增6万人以上。
第三次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统一台湾，取消“海禁”、“迁界”，泉州沿海居民迁居台湾者更多。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清廷开放晋江蚶江与台湾鹿港对渡，闽南人移民台湾再次出现高潮。据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编查户口统计，全台汉族人口24.1万余户、200.3万余人，来自泉漳一带的占十之六七。
清道光年间至光绪二十年(1821～1894年)，受出国潮影响，泉州地区移居台湾的人数明显减少，但移民仍持续不断。
吴鲁（泉州人，清光绪年间状元）说：“台，泉之外府也。” “台湾之民，漳泉两府十居七八，广东之潮州、嘉应州十居二三。民心固结，忠勇可用”（《正气砚斋汇稿》卷一）说明泉州人民迁居台湾之多。他又说“即如吾泉每年所出粮食，只供五个月之资，从前皆恃台湾接济”（同书卷二）。说明泉州和台湾经济联系之密切。
开发台湾的汉人，主要来自三个原乡：福建的泉州、漳州和粤东的客家。泉州人因为和郑氏政权的特殊关系，来的最早。郑氏的基地在泉州，所以泉州人在台湾的分布，都在沿海城镇和其附近的田地。漳州人来的比较晚，退而求其次，立足于内陆的平原；客家人来的更晚，平原地带已经被福建人占居。于是，客家人不得不进入山坡和丘陵，分布平原后面的台地。早期大陆移民来台，通常先来的人都是占领港边、河边平坦肥沃的地方，晚到的人只好向内陆丘陵发展。
一般来说，闽籍人士比粤籍人士来得多且早，而闽籍中泉州人又比漳州人来得多，所以以地利来说，泉州人坐海口、开店铺；漳州人就占领平原、收佃租。 晚到的客家人为了争土地和水源，也因为信仰、语言和习俗的差别，只好向内陆丘陵发展。
这就是台湾俗谚：“泉州人坐海口、开店铺，漳州人落平阳、收佃租，客家人走山尾、曝菜脯。”的由来。
施琅率军平台之后，力主保台固疆。将台湾首次纳入中华版图，收复台湾后，施琅严禁粤籍渡台，严禁广东客家籍人渡台，理由是那里出的“海盗”多，以及“惠潮之民多与郑氏相通”；造成客家人比较晚来台湾，而埋下闽南语成为台湾优势语言的远因。
台湾人口中祖籍福建的占80%左右。其中绝大部分来自闽南，最早入台的闽南人带来的语言取代了台湾原住民族诸语，成为在台湾占优势地位的语言，闽南语在台湾又被称为台语。
泉州人善经营，重信仰，尊文教；因此在台湾,泉州人的聚落多半呈现一片文风鼎盛，物阜民丰的景象。
一府，二鹿，三艋舺（台北万华）与泉州人的关系
一府，二鹿，三艋舺是台湾广为流传的谚语，指的是清朝时期台湾的三大繁华城镇。
一府，指的是台南府，清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攻下荷人政治中枢热兰遮城，以祖籍地赋名安平镇，取泉州佛寺承天为名，设置承天府（台南)。这是台湾设置郡县的开始，也是台湾的首个汉人政权，明郑时期始，汉人亦跃升成为台湾开发的主导势力。台南得到大规模的开发。1683年，施琅攻下台湾，明郑王朝灭亡。施琅力主保台，台湾设一府三县，府衙门位于台南(台湾县)，是故该地亦有府城之别称。台南此后继续成为全岛首府百余年，是为一府。清治台初期即开放台南诸港，不少晋江、惠安、南安(简称三邑)移民相继到台南经商、务工。从码头苦力、运输船主和船工，到沿五港开设店面、仓库的商人大多数均为泉州三邑人。
二鹿，指的是鹿港，鹿港在台湾叫做“小泉州”，乾隆49年(1784年)鹿港被指定为与泉州蚶江对渡的正口后，贸易迅速发展，同年，鹿港郊中的泉郊率先创立，继而厦郊等七郊亦先后成立。至道光年间(1821～1850年)，鹿港进入全盛时期，成为全台第二大都市。鹿港八郊辖下商号达四五百家，除泉郊200多家商号均由泉州人(以三邑人为主)经营外，厦郊100多家商号也大多为泉州人所开设。鹿港郊总部亦基本上为泉州人所执掌。台湾府志记载:鹿仔港街，水陆辐辏，米谷聚处，居民十之九八为泉人后裔。
三艋舺，指的是今台北市万华区，艋舺是台北市的发源地，清朝时是泉州人的聚集地，地名的由来是清雍正元年（1723年），闽南泉州三邑之晋江、南安、惠安人士渡海来此地。后搭建茅屋数栋，贩卖蕃薯为生，而渐成小村落，人称“蕃薯市”，因台湾原住民平埔族称独木舟和独木舟聚集的地方为“艋舺”，原住民语“Moungar”，当年来台的泉州人听到，就以艋舺汉字的闽南语发音Monga为谐音，这就是艋舺地名的由来．乾隆年间，艋舺成为台北盆地货物的集散中心，日渐繁荣。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里坌开港，与泉州蚶江等港口通商，大陆商民来此贸易，溯河而行来到艋舺，让小小的渡口成为大商港。最早时在艋舺已有泉郊(又称顶郊)存在，八里岔开放后又成立北郊、厦郊(又称下郊)。至道光年间，艋舺的商店和住家已有四五千家，淡水河东岸的精华区全是三邑人的天下，其他区域则以安溪人居多。到了道光初年，郊商发达，始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称。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设置“台北府”，府城地点就选在临近“艋舺”的空地上。
泉州与台湾开发、发展的关系
宋代泉州海外贸易势力扩张，基于防卫需要，将澎湖首次纳入中国范围，隶属泉州晋江县，并派兵戌守。
元、明两朝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是台澎地区的首次官署设置，管理台澎地区事务。台澎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依然隶属于泉州府。
明末，闽南泉漳交界处的漳州月港和泉州安平港私商贸易活跃，是福建乃至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中心。当时泉漳交界处的颜思齐(永春颜慥后裔，今厦门海沧青礁人）和郑芝龙是海上武装集团的代表人物。当时的海上霸主闽南人代表了福建人对对岸台湾的开发。
泉州大量移民开发台湾是在17世纪以后，相继发生3次移民高潮。
第一次是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闽南海商颜思齐和郑芝龙招募闽南一带贫民3000多人，其中不少晋江、南安人，到台湾开荒垦殖。这是汉人首次对台湾进行较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拓垦，所以颜思齐也被称为“开台王”；同年，荷兰殖民者占据台湾西南部，为掠夺岛上资源，采取奖励移民政策，诱募泉、漳人入台垦殖，冒险前往的破产农民达1万多人。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受明廷招抚后，闽南大旱，饥民甚众。郑芝龙采取奖励移民政策“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从闽南沿海招集数万名饥民到台湾开垦，其中有许多晋江、南安、惠安贫民。
第二次是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招接因清廷“迁界”而流散的沿海居民到台湾定居垦殖，其中不少泉州境内人。据统计，郑成功、郑经父子治理台湾期间，先后移入的官兵、眷属和东南沿海各省居民至少净增6万人以上。
第三次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统一台湾，取消“海禁”、“迁界”，泉州沿海居民迁居台湾者更多。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清廷开放晋江蚶江与台湾鹿港对渡，闽南人移民台湾再次出现高潮。据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编查户口统计，全台汉族人口24.1万余户、200.3万余人，来自泉漳一带的占十之六七。
清道光年间至光绪二十年(1821～1894年)，受出国潮影响，泉州地区移居台湾的人数明显减少，但移民仍持续不断。
吴鲁（泉州人，清光绪年间状元）说：“台，泉之外府也。” “台湾之民，漳泉两府十居七八，广东之潮州、嘉应州十居二三。民心固结，忠勇可用”（《正气砚斋汇稿》卷一）说明泉州人民迁居台湾之多。他又说“即如吾泉每年所出粮食，只供五个月之资，从前皆恃台湾接济”（同书卷二）。说明泉州和台湾经济联系之密切。
开发台湾的汉人，主要来自三个原乡：福建的泉州、漳州和粤东的客家。泉州人因为和郑氏政权的特殊关系，来的最早。郑氏的基地在泉州，所以泉州人在台湾的分布，都在沿海城镇和其附近的田地。漳州人来的比较晚，退而求其次，立足于内陆的平原；客家人来的更晚，平原地带已经被福建人占居。于是，客家人不得不进入山坡和丘陵，分布平原后面的台地。早期大陆移民来台，通常先来的人都是占领港边、河边平坦肥沃的地方，晚到的人只好向内陆丘陵发展。
一般来说，闽籍人士比粤籍人士来得多且早，而闽籍中泉州人又比漳州人来得多，所以以地利来说，泉州人坐海口、开店铺；漳州人就占领平原、收佃租。 晚到的客家人为了争土地和水源，也因为信仰、语言和习俗的差别，只好向内陆丘陵发展。
这就是台湾俗谚：“泉州人坐海口、开店铺，漳州人落平阳、收佃租，客家人走山尾、曝菜脯。”的由来。
施琅率军平台之后，力主保台固疆。将台湾首次纳入中华版图，收复台湾后，施琅严禁粤籍渡台，严禁广东客家籍人渡台，理由是那里出的“海盗”多，以及“惠潮之民多与郑氏相通”；造成客家人比较晚来台湾，而埋下闽南语成为台湾优势语言的远因。
台湾人口中祖籍福建的占80%左右。其中绝大部分来自闽南，最早入台的闽南人带来的语言取代了台湾原住民族诸语，成为在台湾占优势地位的语言，闽南语在台湾又被称为台语。
泉州人善经营，重信仰，尊文教；因此在台湾,泉州人的聚落多半呈现一片文风鼎盛，物阜民丰的景象。
一府，二鹿，三艋舺（台北万华）与泉州人的关系
一府，二鹿，三艋舺是台湾广为流传的谚语，指的是清朝时期台湾的三大繁华城镇。
一府，指的是台南府，清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攻下荷人政治中枢热兰遮城，以祖籍地赋名安平镇，取泉州佛寺承天为名，设置承天府（台南)。这是台湾设置郡县的开始，也是台湾的首个汉人政权，明郑时期始，汉人亦跃升成为台湾开发的主导势力。台南得到大规模的开发。1683年，施琅攻下台湾，明郑王朝灭亡。施琅力主保台，台湾设一府三县，府衙门位于台南(台湾县)，是故该地亦有府城之别称。台南此后继续成为全岛首府百余年，是为一府。清治台初期即开放台南诸港，不少晋江、惠安、南安(简称三邑)移民相继到台南经商、务工。从码头苦力、运输船主和船工，到沿五港开设店面、仓库的商人大多数均为泉州三邑人。
二鹿，指的是鹿港，鹿港在台湾叫做“小泉州”，乾隆49年(1784年)鹿港被指定为与泉州蚶江对渡的正口后，贸易迅速发展，同年，鹿港郊中的泉郊率先创立，继而厦郊等七郊亦先后成立。至道光年间(1821～1850年)，鹿港进入全盛时期，成为全台第二大都市。鹿港八郊辖下商号达四五百家，除泉郊200多家商号均由泉州人(以三邑人为主)经营外，厦郊100多家商号也大多为泉州人所开设。鹿港郊总部亦基本上为泉州人所执掌。台湾府志记载:鹿仔港街，水陆辐辏，米谷聚处，居民十之九八为泉人后裔。
三艋舺，指的是今台北市万华区，艋舺是台北市的发源地，清朝时是泉州人的聚集地，地名的由来是清雍正元年（1723年），闽南泉州三邑之晋江、南安、惠安人士渡海来此地。后搭建茅屋数栋，贩卖蕃薯为生，而渐成小村落，人称“蕃薯市”，因台湾原住民平埔族称独木舟和独木舟聚集的地方为“艋舺”，原住民语“Moungar”，当年来台的泉州人听到，就以艋舺汉字的闽南语发音Monga为谐音，这就是艋舺地名的由来．乾隆年间，艋舺成为台北盆地货物的集散中心，日渐繁荣。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里坌开港，与泉州蚶江等港口通商，大陆商民来此贸易，溯河而行来到艋舺，让小小的渡口成为大商港。最早时在艋舺已有泉郊(又称顶郊)存在，八里岔开放后又成立北郊、厦郊(又称下郊)。至道光年间，艋舺的商店和住家已有四五千家，淡水河东岸的精华区全是三邑人的天下，其他区域则以安溪人居多。到了道光初年，郊商发达，始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称。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设置“台北府”，府城地点就选在临近“艋舺”的空地上。
楼主：泉新风暴
时间：2021-09-18 15:07:59
台湾民间信仰与泉州的关系
台湾民间的三大信仰
第一，妈祖，海神。台湾的妈祖基本上可分为温陵(泉州)妈、莆田湄洲妈、银同(同安)妈三大类别。妈祖这个“泉州神女”“泉州海神”,历代天妃，天后，天上圣母等封号和妈祖信仰的传播与泉州的海洋文化是紧密相连的。台湾的第一座妈祖庙鹿港天后宫正殿供奉的妈祖神像就是施琅从湄洲祖庙请去的。
第二，保生大帝，民间神医。本名为吴夲，北宋泉州府同安县白礁村人。郑成功入台，亦将保生大帝请到台湾，立庙祀奉，这也是台湾各地祀奉“保生大帝”庙宇的开基祖庙。是闽南人共同的信仰。
第三，清水祖师，祈雨，施药。闽南一带多称为乌面祖师，台湾则称为祖师公，宋代泉州永春县小姑乡人，修炼于安溪清水岩。清水祖师是安溪人的守护神，其信仰由早年移民入台的安溪人带入台湾。
另外南安的广泽尊王，漳州的开漳圣王，惠安的青山王，晋江龙山寺的千手观音等等都是台湾重要的民间信仰。
近代泉州华侨与台湾经济发展的关系
民国36年起，台湾受困于金融和治安混乱，经济恢复开始受阻。国民党政权溃退台湾时，虽携入大量资金和各类人，又获“美援”大量注入，但因台湾当局强化扩军备战，军费开支庞大，致财政枯竭，除军事工业外，其他各业复苏缓慢。50年代中期，台湾当局逐渐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54年起，先后颁布《外国人投资条例》、《华侨回国投资条例》、《奖励投资条例》及一系列配套规定，给予华侨和外国投资者各种优惠。并应外国和华侨投资者的要求多次修改投资规定，化简投资手续，甚至给予投资者可以先投资后立案等方便。
为此，华侨先后向台湾注入了大量资金。1952～1978年，华侨先后投入资金近6亿美元，在台湾设立1386家企业。至1987年9月，华侨累计向台湾投入22亿美元资金，创办1827家企业。这些企业大多数系海外泉籍华侨投入资金所创办，其中尤以菲律宾泉籍华侨投入的资金最多。台湾大型华侨投资企业，如华侨商业银行、华侨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世华联合商业银行、华侨人寿保险公司、华侨物产保险公司、亚洲信托投资公司、华成机构等均系泉州籍华侨投资创办。到台湾投资的著名泉籍华侨、华人有：菲律宾的蔡孝固、蔡文曲、蔡绍华、郑周敏(以上为石狮人)、李嘉定、蔡文华、许梧桐、庄清泉(以上均晋江人)、洪开年(南安人)，泰国的陈植津、陈植佩兄弟(石狮人)，缅甸(后定居香港)的曾纪华(惠安人)，新加坡的洪恭兰(南安人)等100多人。
华侨赴台投资，不但带去资金、高级人才，还带去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并为台湾产品打开销往世界各地的渠道。在华侨投资的推动下，台湾民营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促进了台湾经济起飞。
台湾位于福建的正对岸，从历代以及清代，民国时期台湾的开发发展历程和闽南人泉州人对台湾发展的影响可以看出：泉州文化的传播力和泉州文化的影响力显然比福州更具有开拓性，代表性。
台湾民间的三大信仰
第一，妈祖，海神。台湾的妈祖基本上可分为温陵(泉州)妈、莆田湄洲妈、银同(同安)妈三大类别。妈祖这个“泉州神女”“泉州海神”,历代天妃，天后，天上圣母等封号和妈祖信仰的传播与泉州的海洋文化是紧密相连的。台湾的第一座妈祖庙鹿港天后宫正殿供奉的妈祖神像就是施琅从湄洲祖庙请去的。
第二，保生大帝，民间神医。本名为吴夲，北宋泉州府同安县白礁村人。郑成功入台，亦将保生大帝请到台湾，立庙祀奉，这也是台湾各地祀奉“保生大帝”庙宇的开基祖庙。是闽南人共同的信仰。
第三，清水祖师，祈雨，施药。闽南一带多称为乌面祖师，台湾则称为祖师公，宋代泉州永春县小姑乡人，修炼于安溪清水岩。清水祖师是安溪人的守护神，其信仰由早年移民入台的安溪人带入台湾。
另外南安的广泽尊王，漳州的开漳圣王，惠安的青山王，晋江龙山寺的千手观音等等都是台湾重要的民间信仰。
近代泉州华侨与台湾经济发展的关系
民国36年起，台湾受困于金融和治安混乱，经济恢复开始受阻。国民党政权溃退台湾时，虽携入大量资金和各类人，又获“美援”大量注入，但因台湾当局强化扩军备战，军费开支庞大，致财政枯竭，除军事工业外，其他各业复苏缓慢。50年代中期，台湾当局逐渐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54年起，先后颁布《外国人投资条例》、《华侨回国投资条例》、《奖励投资条例》及一系列配套规定，给予华侨和外国投资者各种优惠。并应外国和华侨投资者的要求多次修改投资规定，化简投资手续，甚至给予投资者可以先投资后立案等方便。
为此，华侨先后向台湾注入了大量资金。1952～1978年，华侨先后投入资金近6亿美元，在台湾设立1386家企业。至1987年9月，华侨累计向台湾投入22亿美元资金，创办1827家企业。这些企业大多数系海外泉籍华侨投入资金所创办，其中尤以菲律宾泉籍华侨投入的资金最多。台湾大型华侨投资企业，如华侨商业银行、华侨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世华联合商业银行、华侨人寿保险公司、华侨物产保险公司、亚洲信托投资公司、华成机构等均系泉州籍华侨投资创办。到台湾投资的著名泉籍华侨、华人有：菲律宾的蔡孝固、蔡文曲、蔡绍华、郑周敏(以上为石狮人)、李嘉定、蔡文华、许梧桐、庄清泉(以上均晋江人)、洪开年(南安人)，泰国的陈植津、陈植佩兄弟(石狮人)，缅甸(后定居香港)的曾纪华(惠安人)，新加坡的洪恭兰(南安人)等100多人。
华侨赴台投资，不但带去资金、高级人才，还带去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并为台湾产品打开销往世界各地的渠道。在华侨投资的推动下，台湾民营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促进了台湾经济起飞。
台湾位于福建的正对岸，从历代以及清代，民国时期台湾的开发发展历程和闽南人泉州人对台湾发展的影响可以看出：泉州文化的传播力和泉州文化的影响力显然比福州更具有开拓性，代表性。
楼主：泉新风暴
时间：2021-09-18 15:09:35
第四季（冬）
(共3段、第3段)
清代，近现代，泉州与福州经济文化的代表性之海外
泉州华侨在福建的代表性
泉州的移民出国潮
明、清时，由于明、清政府先后采取“禁海”、“迁界”等残酷手段，以及倭乱、战乱，灾荒等灾难，在此动荡背景下迫使泉州沿海人民一批批出国谋生；山区人民经受不了贫困生活的折磨，也“亲帮亲”、“邻帮邻”相率出国投亲靠友定居、务工、开荒度日。
清代泉州人出国高潮迭起，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居留海外的泉籍华侨估计已逾30万人。
从清朝末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省内社会动荡，战乱不息，天灾连绵，盗匪烽起。在这段时期内迫使大批泉州人相继逃往国外。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以“契约华工”的形式拐骗华人出国，泉州出现移民出国高潮，历时数十年。
清末民初，泉州沿海地区封建械斗盛行，导致田园荒芜，村民纷纷外逃出洋。民国时期，泉州出国人数日益增多，例如民国15年，泉州地区因民军混战出国人数估计近20万人。八年抗日战争期间，泉州人出国再次达到高潮。
1644年清朝统治中国后，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转折。福建农村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贵族、皇室、地主、官僚以及富商巨贾皆“一人据百人之室，一户占百户之田”，广大农民纷纷失去土地沦为佃农，当时地租高达50%以上，加上政府还要征收苛捐杂税和无偿劳役，使得“闽南濒海诸郡，地瘠民稠，不敷粮食”。清兵入关后，反抗清朝统治的战争延绵不断，大批破产农民、手工业者，成为到处迁徙的“流民”。
据史籍记载的不完全统计，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华侨总数已达100万人以上，除暹罗、真腊、安南外，以祖籍福建的华侨占多数。这些福建华侨中又以祖籍闽南的泉州占多数。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在清王朝统治下，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农民失去了土地，再加上连年灾荒，广大劳动人民受到双重压迫，纷纷破产失业，殖民主义者乘机诱骗契约华工，致使福建沿海劳动人民以空前规模大量移居东南亚地区。
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30多年间，内外交困，战祸连年，社会治安混乱，广大劳动人民和贫苦知识分子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纷纷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到海外谋生，出现了现代史上又一次华侨出国高潮。辛亥革命后到20世纪30年代，福建侨乡军阀混战，盗匪横行，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泉州许多青壮年因“走土匪”而逃亡海外。
晚清至民国这段动荡时期泉州人移民出国达到历史高峰。
据福建侨务委员会1951年公布的材料，晋江专区各县、市（缺金门县数字）旅外华侨有120多万人。
至90年代初泉州辖区内的9个县市区全部被划分为福建重点侨乡，就连泉州最山区的德化县都是福建重点侨乡。（福州只有2个县被划分为福建重点侨乡)，泉州华侨的数量遥遥领先于省内其他城市。至今分布在世界120多个国家的泉州华侨达750多万（90%以上集中在东南亚），依然占全省华侨总数的50%以上。（另有75万泉籍港澳同胞，占全省总数的六成左右；“台港澳”福建籍中都是泉州人最多，香港北角被称为“小晋江”，在港澳、东南亚地区泉州人就是福建人的标志)，和闽南语在台湾被称为台语一样，闽南话在东南亚也被称为福建话。
泉州华侨对华人、对家乡的贡献
清末至民国，泉州地区社会动荡，泉州没有贸易自主权，治安混乱，泉州人纷纷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到海外谋生，泉州本土经济文化的发展跌至历史低谷，重心向海外转移，泉州人引领转变发展，拼搏于海外诸国。海外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泉州人个个猛”，泉州底下的每个县市区包括山区都涌现出不少华侨翘楚。这时期涌现出像辜鸿铭、陈清机、李清泉、黄秀烺、杨嘉种、林庆年、郑荆召、郑玉书、尤扬祖、侯西反、李俊承、颜子俊、黄重吉、刘亨赙、龚抱月、黄奕住、李光前、骆文秀、郑周敏、黄仲咸、李子芳、叶飞等等一大批这样的爱国华侨领袖。
在东南亚政治方面，菲律宾国父黎刹祖籍泉州晋江，菲律宾独立战争中唯一的中国将军是来自泉州南安的刘亨赙（明初泉州晋江人许柴佬任吕宋(菲律宾)总督独揽大权二十年，明末郑成功差点将菲律宾变成第二个台湾，可惜英年早逝）泉州华侨掌控菲律宾经济命脉，并促进政治亲华，如现任亲华的菲总统杜特尔特(有泉州晋江血统)就是在泉籍华侨财团支持下当选，并曾带领大批泉籍财团访华；新加坡历史上的第二任总理吴作栋祖籍泉州永春，印尼总统瓦希德祖籍泉州晋江，公开承认自己有华人血统，并且废除排华条例；泉州永春人林连玉被尊为马来西亚“华教族魂”祖籍泉州晋江的沈慕羽被称为马来西亚“华教族英”，他们为马来华人争取地位，并奠定马来华文的官方地位，使马来西亚成为中国以外华文教育最好的国家。辜振甫祖籍泉州惠安是海峡交流基金会的首任会长促成“九二共识”以及“汪辜会谈”领导两岸交流。泉州人黄克立、泉州惠安黄保欣、泉州石狮杨孙西、许荣茂、泉州晋江洪祖杭都是香港市民最高荣誉奖大紫荆勋章获得者，泉州永春人梁披云获得澳门市民最高荣誉奖大莲花勋章，港澳的泉州籍各类议员、官员、勋章获得者、太平绅士等等都远远多于福建其他城市。泉州华侨在东南亚各国以及地区的政治领域对争取华人利益有着关键性的重要贡献作用。
泉州华侨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东南亚诸国(包括港澳台地区)的经济领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泉州华侨势力的覆盖面之大是福建其他城市所不可比拟的。
孙中山称“华侨为革命之母”，毛 在谈及北伐战争时曾说：广东人闹革命，福建人出钱，（这些出钱的福建人指的就是海外的华侨)。清末至民国这段动荡的时期福建华侨对国家的贡献是肯定的。而当时泉属各县华侨的势力是福建最大的。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10月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为抗战募捐，多数执委是泉属各县籍华侨。南侨总会成员主要以闽南籍泉州籍华侨为主，(福州籍的华侨代表占极少数)，大批泉州华侨慷慨解囊为国捐款、泉州华侨是捐款最多的一个地方群体，泉州李清泉带领下的菲律宾(华侨)也是当时东南亚捐款最多的国家，陈嘉庚称赞“其数目为南洋各属华侨之冠”，并募捐15驾飞机组建“菲律宾华侨飞机队”，这是华侨最早的捐机活动。清末至民国大批泉州华侨纷纷回国参加革命战争及抗战，当时闽南华侨泉州华侨在东南亚的势力可见一斑。
嘉庆十至十一年(1805～1806年)悬挂西班牙国旗的鸦片船“安那·菲利克斯”号驶进泉州港贩售鸦片。自此不断有外国鸦片商到泉州销售鸦片。从清朝建立开始，民间的反清思想就从未中止过，晚清闽南小刀会，晋江三合会，泉州红钱会等各种反清组织盛行，晚清时期在海外参加中国同盟会的泉籍华侨盛九昌、蒋以麟、郭治齐、庄汉民、陈清机等先后回泉州开展革命活动，1911年11月泉州华侨陈清机策划了安海暴动，在泉州打响了福建推翻清朝统治政权的辛亥革命第一枪，成为福建辛亥革命的领头羊，陈清机还建造了福建第一条公路泉州泉安公路。泉州华侨开国上将叶飞创建并领导闽东革命根据地，解放闽东福州，解放福建，并最终成为福建军区司令，福州军区首任司令员，福建省长，福建省委书记、福建地区最高领导人。泉州华侨在福建的贡献、领导能力由此可体现。
民国时期泉州是福建的侨汇中心，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由于大量的战争赔款、借款、进出口贸易出现巨额逆差，大量白银外流，财政极端困难。清朝政府对华侨经济力量逐渐有所认识，积极寻求华侨经济力量的支持。为了汲取华侨资金，清政府采取种种措施：一是派遣官员分赴海外劝募华侨捐款赈灾和买爵；二是劝导华侨工商业者回国投资兴办实业；三是沟通华侨赡家汇款。
清末民初这段特殊动荡时期泉州没有贸易自主权，流通主要通过厦门中转。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政府开始重视华侨的经济力量，以卖官爵招引海外侨商。光绪九年(1883年)，明令废除“海禁令”，并多次谕令护侨，且于光绪十五年在厦门设立保商局。但因清末政治腐败，朝廷失信于侨。因此，清朝廷虽多次派员到南洋招商，均成效甚微。清末民初，泉州治安混乱，华侨返乡投资血本全亏者甚多。因此，转而在厦门或其他地区投资。民国27年5月(1938年)厦门沦陷，福建侨汇活动中心转移泉州。原设厦门的诸多批信局总局也先后迁至泉州。至民国37年(1948年)，泉州地区共有侨批局总分机构不下300家。民国28年(1939年)8月20日，省政府规定：“自即日起，凡本省华侨出入境办理证件之手续，一律由中南旅运社设在泉州、福州二处分社负责办理。”
民国时期泉州底下的晋江、南安、永春、安溪、惠安长期牢牢占据着福建县级侨汇数量前五的位置。
泉州地区侨汇总量在20世纪初，相当于全省可统计(厦门和福州)侨汇量的95％，20年代后半期为94％，30年代前半期约为90％，至民国27年为70％。据1950年12月晋江专署侨务科《关于华侨问题的调查材料》民国34年，菲律宾首先沟通侨汇，仅该年下半年，中国银行泉州支行解付侨汇款即达国币10.7亿多元，占同期中国银行全省侨汇解付总数的83.6％。
至改革开放前夕的1976年晋江地区(泉州)的侨汇占全省侨汇总数的58%（福州侨汇仅占全省侨汇总数的9.6%) 。
改革开放前的集体种田吃大锅饭时期，在那个发财就是犯罪的年代，环境不适合耕种，特殊背景下又地少人多的泉州本土是福建最贫穷的地区，以晋江县为例，当时晋江县主要靠侨汇和救济粮维持生计，是福建有名的贫困县，粮食不能自给，财政也要靠上级补贴，如果只靠农业，住在县里“粮仓”的陈埭人最后都得饿死。这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历来以贸易为根的泉州如果光等着靠天吃饭显然是不行的，1978年,晋江县侨汇达3902万元,而当年晋江县财政收入不过1488万元。
改革开放后大批泉州华侨回家乡投资，促使泉州经济强势崛起，以泉州著名的侨乡石狮为例，1979年后，石狮华侨、侨眷瞄准开放改革的机遇进口大量洋货，投入石狮市场。这是华侨在当时特定环境下，投资家乡商业的一种特殊形式。大批华侨物资的进口，为石狮侨乡民间市场提供大量货源，全国各地每天都有二三万人到石狮采购。1980年1月，只有85个摊位，1982年2月，发展到316个摊位。1981年，原石狮镇有华侨投资、侨眷集资创办镇属及街、村企业69家，总产值从1979年230万元增加到1104万元。80年代初期，石狮镇政府在新华路及东亚巷内开辟面积300平方米60家服装市场。其时，石狮人充分利用侨乡闲资多、闲人多、闲房多的特点，大力发展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货加工业务，以社队企业之名，合股集资创办家庭作坊式的家族小厂，生产服装。尔后，又以华侨投资、中外合资形式，创办较大型服装工厂。由于面料好，信息灵，款式新，港澳及海外流行新服装上市后，一星期左右，石狮就能仿制上市，货流充足，价格便宜，全国各地前来采购服装的客商大增。1981年每天平均进出石狮车辆135辆(次)，经石狮邮电局寄往全国各地衣物邮包7万多件。至1987年，服装摊达5500多家，每天到石狮采购服装的有4万多人，涌现“爱花牌”胸罩、“全家福”服装、“爱乐斯”、“卡斯”西裤等一批全国驰名的商品。石狮成为全国著名的服装市场。当时的石狮服装市场被形容为“铺天盖地万式装，有街无处不经商”。被誉为繁荣的“小香港”。1987年的12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析晋江县石狮、蚶江、永宁3个镇和祥芝乡，置石狮市，新中国最小的县级市石狮市由此诞生。成就一段美谈。
1990年末福建省总人口3037万人(不包括泉州金门县和连江县的马祖列岛)，归侨侨眷约有50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7%左右。其中以泉州市所属各县、市、区的侨眷、归侨最多有254万，占全省归侨、侨眷总数的50%以上。福建省的侨乡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以泉州市所属各县市为最多，至今分布在世界120多个国家的泉州华侨达750多万（90%以上集中在东南亚），依然占全省华侨总数的50%以上。另有75万泉籍港澳同胞，占全省总数的六成左右。
改革开放以来，侨胞捐赠仍多集中在侨乡地区。泉州籍的海外侨胞人数占福建省籍的海外侨胞总数比例最高，泉州市接受海外侨胞的捐赠数也最多，一直保持在全省捐赠总数的60％以上。教育领域占有相当的比重。
泉州在华侨资本的带动下经济迅速发展，完成了从发财就是犯罪特殊背景下的福建最贫穷地区到改革开放后公平竞争背景下福建最富裕地区的华丽蜕变。泉商代表福建创造出我国四大经济发展模式之一的“晋江模式",“品牌之都”。90年代至今泉州经济总量已经连续二十多年位居福建首位，（2011年泉州民营经济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近90%），依靠民间强大的侨资、民资，底气十足的普通地级市泉州牢牢的占据着福建经济中心的位置，以至于省会福州不停在计划通过政策优势超过泉州。
1960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在泉州设国立华侨大学；当时广东跟福建这两个最著名的华侨大省是首选地，而福建的福州、厦门、漳州、泉州都是备选地，最终无可争议的将华侨大学定址于华侨势力最庞大的泉州。
泉州地区大批建造于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闽系红砖厝、“番仔楼”是福建沿海自建豪宅的鼻祖，是辉煌的泉州华侨历史文化的衍生品。
泉商在福建商帮中的引领代表性
不管背景如何变换从唐代福建成型开始唐、宋、元、明、清、民、直至现在泉商一直都是闽商的代表；传承千年。
福州华侨富豪的两个顶级代表就是东南亚马来西亚的郭鹤年以及印尼的林绍良，郭鹤年是土生土长的“马来人”，依靠父辈积累的财富和人脉发家，他说过永远不会放弃马来西亚籍；林梧桐19岁才从泉州安溪去马来西亚白手起家，从贫民到马来西亚的“传奇赌王”；虽然郭鹤年财富在马来排第一，林梧桐排第二，但从实际来说林梧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来西亚的华人王者。林绍良则是靠一时运气，在战争中和林绍良结为生死之交的苏哈托(暴力排华的主谋)后来成为了总统，靠给他们提供军用物资发家的林绍良借此扶摇直上，得到政府颁发的经营专利权，事业如日中天，但是这种靠权利垄断支持注定不能长久，失去苏哈托这个强力靠山后，林绍良随即破产负债累累,印尼首富位置被不借助政治脚踏实地的泉州洛江人黄奕聪取代，之前被誉为“世界12大银行家之一”的林绍良的王牌印尼中央亚细亚银行，也变成是祖籍泉州晋江的黄惠忠兄弟控股的中亚银行，黄惠祥、黄惠忠兄弟即现今的印尼首富。
都说郭鹤年是亚洲糖王，在他之前泉州人华人首富黄奕住是比他更厉害的糖王，说林绍良是世界银行家，在他之前的华人首富泉州人李光前就是非常厉害的银行家，创办了新加坡最大的银行华侨银行至今还在，李光前还被新加坡首富莆田人黄延芳视为毕生的榜样，(包括黄奕住也是银行家)，这两个福州顶级富豪的代表走的这些路泉州人早就走在了他们的前面，并且开拓到了巅峰，走的都是泉州人已经开拓引领到极致的路。东南亚各国首富最多的就是泉州人，泉州人经商总是善于成为行业老大，首富。
2013年有统计过全球闽商富豪百强榜，其中泉商占63个席位，占闽商百强的63%，排名第一；福州榕商占16个席位，占闽商百强的16%，排名第二。现今的省会福州首富是泉州安溪人陈发树，特区厦门首富也是泉州人轮流做，三大中心城市之一的泉州首富也是泉州人，就像省会福州的地标世茂国际中心以及特区厦门的地标世茂海峡大厦(双子塔)都是泉州石狮人许荣茂建的一样，泉商在福建商帮中也是属于绝对的“地标”，起到引领作用。
东南亚各国以及港澳台地区的泉州华侨富豪代表
印尼
黄奕住：泉州南安人，印尼首富及糖王，华人首富，1914年,他的总资产已达300万盾以上，他的名字被编入《世界商业名人录》中。
黄维源家族(黄惠祥、黄惠忠)：泉州晋江人，蝉联最多次的印尼首富，2014年福布斯全球十大华人富豪第四
黄奕聪：泉州洛江人，印尼首富，95年福布斯全球华人十大富豪之一
吴笙福：泉州晋江人，印尼十大富豪之一
林天喜：泉州安溪人，印尼十大富豪之一
新加坡
李光前：泉州南安人，50年代新加坡首富，华人首富，橡胶大王和黄梨大王、银行家。
李成伟：泉州南安人，新加坡十大富豪之一
蔡天宝：泉州晋江人，新加坡五十大富豪之一
黄鸿年：泉州洛江人，新加坡五十大富豪之一
菲律宾
郑周敏：泉州石狮人，菲律宾首富，96年福布斯全球华人首富
施至城：泉州晋江人，菲律宾首富，13年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第六，15年福布斯全球华人十大富豪之一、东南亚首富(除中国)
陈永裁：泉州晋江人，菲律宾首富，96年福布斯全球华人十大富豪之一，美国《资本家》评选的十大华人富豪之一
吴奕辉：泉州石狮人，菲律宾十大富豪之一
郑少坚：泉州永春人，菲律宾十大富豪之一
陈觉中：泉州晋江人，菲律宾十大富豪之一
吴聪满：泉州晋江人，菲律宾十大富豪之一
蔡启文：泉州晋江人，菲律宾十大富豪之一
许文哲：泉州人，菲律宾十大富豪之一
吴天恩：泉州石狮人，菲律宾十大富豪之一
许炳记：泉州晋江人，菲律宾五十大富豪之一
叶应禄：泉州晋江人，菲律宾五十大富豪之
施恭旗：泉州晋江人，菲律宾五十大富豪之一
杨应琳：泉州南安人，菲律宾五十大富豪之一
蔡其仁：泉州人，菲律宾五十大富豪之一
马来西亚
林梧桐：泉州安溪人，马来西亚十大富豪之一，95年福布斯全球华人十大富豪之一
林国泰：泉州安溪人，马来西亚十大富豪之一
李深静：泉州永春人，马来西亚十大富豪之一
陈志远：泉州永春人，马来西亚十大富豪之一
骆文秀：泉州惠安人，85年马来西亚十大企业家，马来西亚十大富豪之一
骆坚聪：泉州惠安人，马来西亚五十大富豪之一
台湾
王永庆家族(王永在十大富豪、王雪红首富)：祖籍泉州安溪，台湾首富、88年福布斯全球华人首富
蔡万霖家族(蔡万才、蔡宏图、蔡明忠均是台湾首富)：祖籍泉州晋江，台湾首富，95年福布斯全球华人首富(世界第六大富豪）
蔡衍明：祖籍泉州石狮，台湾首富
辜振甫家族：祖籍泉州惠安，台湾十大富豪
辜濂松：祖籍泉州惠安，台湾十大富豪
林堉璘：祖籍泉州石狮，台湾十大富豪
罗结：祖籍泉州安溪，台湾十大富豪
林荣三：祖籍泉州石狮，台湾十大富豪
施振荣：祖籍泉州石狮，台湾十大富豪
香港
许荣茂：泉州石狮人，香港十大富豪
黄敏利：泉州南安人，香港50大富豪
吕振万，泉州南安人，香港50大富豪
李贤义，泉州石狮人，香港50大富豪
黄朝阳，泉州南安人，香港50大富豪
澳门
许健康：泉州晋江人，澳门十大富豪
陈明金，泉州晋江人，澳门十大富豪
(共3段、第3段)
清代，近现代，泉州与福州经济文化的代表性之海外
泉州华侨在福建的代表性
泉州的移民出国潮
明、清时，由于明、清政府先后采取“禁海”、“迁界”等残酷手段，以及倭乱、战乱，灾荒等灾难，在此动荡背景下迫使泉州沿海人民一批批出国谋生；山区人民经受不了贫困生活的折磨，也“亲帮亲”、“邻帮邻”相率出国投亲靠友定居、务工、开荒度日。
清代泉州人出国高潮迭起，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居留海外的泉籍华侨估计已逾30万人。
从清朝末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省内社会动荡，战乱不息，天灾连绵，盗匪烽起。在这段时期内迫使大批泉州人相继逃往国外。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以“契约华工”的形式拐骗华人出国，泉州出现移民出国高潮，历时数十年。
清末民初，泉州沿海地区封建械斗盛行，导致田园荒芜，村民纷纷外逃出洋。民国时期，泉州出国人数日益增多，例如民国15年，泉州地区因民军混战出国人数估计近20万人。八年抗日战争期间，泉州人出国再次达到高潮。
1644年清朝统治中国后，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转折。福建农村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贵族、皇室、地主、官僚以及富商巨贾皆“一人据百人之室，一户占百户之田”，广大农民纷纷失去土地沦为佃农，当时地租高达50%以上，加上政府还要征收苛捐杂税和无偿劳役，使得“闽南濒海诸郡，地瘠民稠，不敷粮食”。清兵入关后，反抗清朝统治的战争延绵不断，大批破产农民、手工业者，成为到处迁徙的“流民”。
据史籍记载的不完全统计，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华侨总数已达100万人以上，除暹罗、真腊、安南外，以祖籍福建的华侨占多数。这些福建华侨中又以祖籍闽南的泉州占多数。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在清王朝统治下，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农民失去了土地，再加上连年灾荒，广大劳动人民受到双重压迫，纷纷破产失业，殖民主义者乘机诱骗契约华工，致使福建沿海劳动人民以空前规模大量移居东南亚地区。
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30多年间，内外交困，战祸连年，社会治安混乱，广大劳动人民和贫苦知识分子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纷纷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到海外谋生，出现了现代史上又一次华侨出国高潮。辛亥革命后到20世纪30年代，福建侨乡军阀混战，盗匪横行，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泉州许多青壮年因“走土匪”而逃亡海外。
晚清至民国这段动荡时期泉州人移民出国达到历史高峰。
据福建侨务委员会1951年公布的材料，晋江专区各县、市（缺金门县数字）旅外华侨有120多万人。
至90年代初泉州辖区内的9个县市区全部被划分为福建重点侨乡，就连泉州最山区的德化县都是福建重点侨乡。（福州只有2个县被划分为福建重点侨乡)，泉州华侨的数量遥遥领先于省内其他城市。至今分布在世界120多个国家的泉州华侨达750多万（90%以上集中在东南亚），依然占全省华侨总数的50%以上。（另有75万泉籍港澳同胞，占全省总数的六成左右；“台港澳”福建籍中都是泉州人最多，香港北角被称为“小晋江”，在港澳、东南亚地区泉州人就是福建人的标志)，和闽南语在台湾被称为台语一样，闽南话在东南亚也被称为福建话。
泉州华侨对华人、对家乡的贡献
清末至民国，泉州地区社会动荡，泉州没有贸易自主权，治安混乱，泉州人纷纷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到海外谋生，泉州本土经济文化的发展跌至历史低谷，重心向海外转移，泉州人引领转变发展，拼搏于海外诸国。海外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泉州人个个猛”，泉州底下的每个县市区包括山区都涌现出不少华侨翘楚。这时期涌现出像辜鸿铭、陈清机、李清泉、黄秀烺、杨嘉种、林庆年、郑荆召、郑玉书、尤扬祖、侯西反、李俊承、颜子俊、黄重吉、刘亨赙、龚抱月、黄奕住、李光前、骆文秀、郑周敏、黄仲咸、李子芳、叶飞等等一大批这样的爱国华侨领袖。
在东南亚政治方面，菲律宾国父黎刹祖籍泉州晋江，菲律宾独立战争中唯一的中国将军是来自泉州南安的刘亨赙（明初泉州晋江人许柴佬任吕宋(菲律宾)总督独揽大权二十年，明末郑成功差点将菲律宾变成第二个台湾，可惜英年早逝）泉州华侨掌控菲律宾经济命脉，并促进政治亲华，如现任亲华的菲总统杜特尔特(有泉州晋江血统)就是在泉籍华侨财团支持下当选，并曾带领大批泉籍财团访华；新加坡历史上的第二任总理吴作栋祖籍泉州永春，印尼总统瓦希德祖籍泉州晋江，公开承认自己有华人血统，并且废除排华条例；泉州永春人林连玉被尊为马来西亚“华教族魂”祖籍泉州晋江的沈慕羽被称为马来西亚“华教族英”，他们为马来华人争取地位，并奠定马来华文的官方地位，使马来西亚成为中国以外华文教育最好的国家。辜振甫祖籍泉州惠安是海峡交流基金会的首任会长促成“九二共识”以及“汪辜会谈”领导两岸交流。泉州人黄克立、泉州惠安黄保欣、泉州石狮杨孙西、许荣茂、泉州晋江洪祖杭都是香港市民最高荣誉奖大紫荆勋章获得者，泉州永春人梁披云获得澳门市民最高荣誉奖大莲花勋章，港澳的泉州籍各类议员、官员、勋章获得者、太平绅士等等都远远多于福建其他城市。泉州华侨在东南亚各国以及地区的政治领域对争取华人利益有着关键性的重要贡献作用。
泉州华侨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东南亚诸国(包括港澳台地区)的经济领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泉州华侨势力的覆盖面之大是福建其他城市所不可比拟的。
孙中山称“华侨为革命之母”，毛 在谈及北伐战争时曾说：广东人闹革命，福建人出钱，（这些出钱的福建人指的就是海外的华侨)。清末至民国这段动荡的时期福建华侨对国家的贡献是肯定的。而当时泉属各县华侨的势力是福建最大的。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10月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为抗战募捐，多数执委是泉属各县籍华侨。南侨总会成员主要以闽南籍泉州籍华侨为主，(福州籍的华侨代表占极少数)，大批泉州华侨慷慨解囊为国捐款、泉州华侨是捐款最多的一个地方群体，泉州李清泉带领下的菲律宾(华侨)也是当时东南亚捐款最多的国家，陈嘉庚称赞“其数目为南洋各属华侨之冠”，并募捐15驾飞机组建“菲律宾华侨飞机队”，这是华侨最早的捐机活动。清末至民国大批泉州华侨纷纷回国参加革命战争及抗战，当时闽南华侨泉州华侨在东南亚的势力可见一斑。
嘉庆十至十一年(1805～1806年)悬挂西班牙国旗的鸦片船“安那·菲利克斯”号驶进泉州港贩售鸦片。自此不断有外国鸦片商到泉州销售鸦片。从清朝建立开始，民间的反清思想就从未中止过，晚清闽南小刀会，晋江三合会，泉州红钱会等各种反清组织盛行，晚清时期在海外参加中国同盟会的泉籍华侨盛九昌、蒋以麟、郭治齐、庄汉民、陈清机等先后回泉州开展革命活动，1911年11月泉州华侨陈清机策划了安海暴动，在泉州打响了福建推翻清朝统治政权的辛亥革命第一枪，成为福建辛亥革命的领头羊，陈清机还建造了福建第一条公路泉州泉安公路。泉州华侨开国上将叶飞创建并领导闽东革命根据地，解放闽东福州，解放福建，并最终成为福建军区司令，福州军区首任司令员，福建省长，福建省委书记、福建地区最高领导人。泉州华侨在福建的贡献、领导能力由此可体现。
民国时期泉州是福建的侨汇中心，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由于大量的战争赔款、借款、进出口贸易出现巨额逆差，大量白银外流，财政极端困难。清朝政府对华侨经济力量逐渐有所认识，积极寻求华侨经济力量的支持。为了汲取华侨资金，清政府采取种种措施：一是派遣官员分赴海外劝募华侨捐款赈灾和买爵；二是劝导华侨工商业者回国投资兴办实业；三是沟通华侨赡家汇款。
清末民初这段特殊动荡时期泉州没有贸易自主权，流通主要通过厦门中转。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政府开始重视华侨的经济力量，以卖官爵招引海外侨商。光绪九年(1883年)，明令废除“海禁令”，并多次谕令护侨，且于光绪十五年在厦门设立保商局。但因清末政治腐败，朝廷失信于侨。因此，清朝廷虽多次派员到南洋招商，均成效甚微。清末民初，泉州治安混乱，华侨返乡投资血本全亏者甚多。因此，转而在厦门或其他地区投资。民国27年5月(1938年)厦门沦陷，福建侨汇活动中心转移泉州。原设厦门的诸多批信局总局也先后迁至泉州。至民国37年(1948年)，泉州地区共有侨批局总分机构不下300家。民国28年(1939年)8月20日，省政府规定：“自即日起，凡本省华侨出入境办理证件之手续，一律由中南旅运社设在泉州、福州二处分社负责办理。”
民国时期泉州底下的晋江、南安、永春、安溪、惠安长期牢牢占据着福建县级侨汇数量前五的位置。
泉州地区侨汇总量在20世纪初，相当于全省可统计(厦门和福州)侨汇量的95％，20年代后半期为94％，30年代前半期约为90％，至民国27年为70％。据1950年12月晋江专署侨务科《关于华侨问题的调查材料》民国34年，菲律宾首先沟通侨汇，仅该年下半年，中国银行泉州支行解付侨汇款即达国币10.7亿多元，占同期中国银行全省侨汇解付总数的83.6％。
至改革开放前夕的1976年晋江地区(泉州)的侨汇占全省侨汇总数的58%（福州侨汇仅占全省侨汇总数的9.6%) 。
改革开放前的集体种田吃大锅饭时期，在那个发财就是犯罪的年代，环境不适合耕种，特殊背景下又地少人多的泉州本土是福建最贫穷的地区，以晋江县为例，当时晋江县主要靠侨汇和救济粮维持生计，是福建有名的贫困县，粮食不能自给，财政也要靠上级补贴，如果只靠农业，住在县里“粮仓”的陈埭人最后都得饿死。这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历来以贸易为根的泉州如果光等着靠天吃饭显然是不行的，1978年,晋江县侨汇达3902万元,而当年晋江县财政收入不过1488万元。
改革开放后大批泉州华侨回家乡投资，促使泉州经济强势崛起，以泉州著名的侨乡石狮为例，1979年后，石狮华侨、侨眷瞄准开放改革的机遇进口大量洋货，投入石狮市场。这是华侨在当时特定环境下，投资家乡商业的一种特殊形式。大批华侨物资的进口，为石狮侨乡民间市场提供大量货源，全国各地每天都有二三万人到石狮采购。1980年1月，只有85个摊位，1982年2月，发展到316个摊位。1981年，原石狮镇有华侨投资、侨眷集资创办镇属及街、村企业69家，总产值从1979年230万元增加到1104万元。80年代初期，石狮镇政府在新华路及东亚巷内开辟面积300平方米60家服装市场。其时，石狮人充分利用侨乡闲资多、闲人多、闲房多的特点，大力发展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货加工业务，以社队企业之名，合股集资创办家庭作坊式的家族小厂，生产服装。尔后，又以华侨投资、中外合资形式，创办较大型服装工厂。由于面料好，信息灵，款式新，港澳及海外流行新服装上市后，一星期左右，石狮就能仿制上市，货流充足，价格便宜，全国各地前来采购服装的客商大增。1981年每天平均进出石狮车辆135辆(次)，经石狮邮电局寄往全国各地衣物邮包7万多件。至1987年，服装摊达5500多家，每天到石狮采购服装的有4万多人，涌现“爱花牌”胸罩、“全家福”服装、“爱乐斯”、“卡斯”西裤等一批全国驰名的商品。石狮成为全国著名的服装市场。当时的石狮服装市场被形容为“铺天盖地万式装，有街无处不经商”。被誉为繁荣的“小香港”。1987年的12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析晋江县石狮、蚶江、永宁3个镇和祥芝乡，置石狮市，新中国最小的县级市石狮市由此诞生。成就一段美谈。
1990年末福建省总人口3037万人(不包括泉州金门县和连江县的马祖列岛)，归侨侨眷约有50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7%左右。其中以泉州市所属各县、市、区的侨眷、归侨最多有254万，占全省归侨、侨眷总数的50%以上。福建省的侨乡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以泉州市所属各县市为最多，至今分布在世界120多个国家的泉州华侨达750多万（90%以上集中在东南亚），依然占全省华侨总数的50%以上。另有75万泉籍港澳同胞，占全省总数的六成左右。
改革开放以来，侨胞捐赠仍多集中在侨乡地区。泉州籍的海外侨胞人数占福建省籍的海外侨胞总数比例最高，泉州市接受海外侨胞的捐赠数也最多，一直保持在全省捐赠总数的60％以上。教育领域占有相当的比重。
泉州在华侨资本的带动下经济迅速发展，完成了从发财就是犯罪特殊背景下的福建最贫穷地区到改革开放后公平竞争背景下福建最富裕地区的华丽蜕变。泉商代表福建创造出我国四大经济发展模式之一的“晋江模式",“品牌之都”。90年代至今泉州经济总量已经连续二十多年位居福建首位，（2011年泉州民营经济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近90%），依靠民间强大的侨资、民资，底气十足的普通地级市泉州牢牢的占据着福建经济中心的位置，以至于省会福州不停在计划通过政策优势超过泉州。
1960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在泉州设国立华侨大学；当时广东跟福建这两个最著名的华侨大省是首选地，而福建的福州、厦门、漳州、泉州都是备选地，最终无可争议的将华侨大学定址于华侨势力最庞大的泉州。
泉州地区大批建造于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闽系红砖厝、“番仔楼”是福建沿海自建豪宅的鼻祖，是辉煌的泉州华侨历史文化的衍生品。
泉商在福建商帮中的引领代表性
不管背景如何变换从唐代福建成型开始唐、宋、元、明、清、民、直至现在泉商一直都是闽商的代表；传承千年。
福州华侨富豪的两个顶级代表就是东南亚马来西亚的郭鹤年以及印尼的林绍良，郭鹤年是土生土长的“马来人”，依靠父辈积累的财富和人脉发家，他说过永远不会放弃马来西亚籍；林梧桐19岁才从泉州安溪去马来西亚白手起家，从贫民到马来西亚的“传奇赌王”；虽然郭鹤年财富在马来排第一，林梧桐排第二，但从实际来说林梧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来西亚的华人王者。林绍良则是靠一时运气，在战争中和林绍良结为生死之交的苏哈托(暴力排华的主谋)后来成为了总统，靠给他们提供军用物资发家的林绍良借此扶摇直上，得到政府颁发的经营专利权，事业如日中天，但是这种靠权利垄断支持注定不能长久，失去苏哈托这个强力靠山后，林绍良随即破产负债累累,印尼首富位置被不借助政治脚踏实地的泉州洛江人黄奕聪取代，之前被誉为“世界12大银行家之一”的林绍良的王牌印尼中央亚细亚银行，也变成是祖籍泉州晋江的黄惠忠兄弟控股的中亚银行，黄惠祥、黄惠忠兄弟即现今的印尼首富。
都说郭鹤年是亚洲糖王，在他之前泉州人华人首富黄奕住是比他更厉害的糖王，说林绍良是世界银行家，在他之前的华人首富泉州人李光前就是非常厉害的银行家，创办了新加坡最大的银行华侨银行至今还在，李光前还被新加坡首富莆田人黄延芳视为毕生的榜样，(包括黄奕住也是银行家)，这两个福州顶级富豪的代表走的这些路泉州人早就走在了他们的前面，并且开拓到了巅峰，走的都是泉州人已经开拓引领到极致的路。东南亚各国首富最多的就是泉州人，泉州人经商总是善于成为行业老大，首富。
2013年有统计过全球闽商富豪百强榜，其中泉商占63个席位，占闽商百强的63%，排名第一；福州榕商占16个席位，占闽商百强的16%，排名第二。现今的省会福州首富是泉州安溪人陈发树，特区厦门首富也是泉州人轮流做，三大中心城市之一的泉州首富也是泉州人，就像省会福州的地标世茂国际中心以及特区厦门的地标世茂海峡大厦(双子塔)都是泉州石狮人许荣茂建的一样，泉商在福建商帮中也是属于绝对的“地标”，起到引领作用。
东南亚各国以及港澳台地区的泉州华侨富豪代表
印尼
黄奕住：泉州南安人，印尼首富及糖王，华人首富，1914年,他的总资产已达300万盾以上，他的名字被编入《世界商业名人录》中。
黄维源家族(黄惠祥、黄惠忠)：泉州晋江人，蝉联最多次的印尼首富，2014年福布斯全球十大华人富豪第四
黄奕聪：泉州洛江人，印尼首富，95年福布斯全球华人十大富豪之一
吴笙福：泉州晋江人，印尼十大富豪之一
林天喜：泉州安溪人，印尼十大富豪之一
新加坡
李光前：泉州南安人，50年代新加坡首富，华人首富，橡胶大王和黄梨大王、银行家。
李成伟：泉州南安人，新加坡十大富豪之一
蔡天宝：泉州晋江人，新加坡五十大富豪之一
黄鸿年：泉州洛江人，新加坡五十大富豪之一
菲律宾
郑周敏：泉州石狮人，菲律宾首富，96年福布斯全球华人首富
施至城：泉州晋江人，菲律宾首富，13年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第六，15年福布斯全球华人十大富豪之一、东南亚首富(除中国)
陈永裁：泉州晋江人，菲律宾首富，96年福布斯全球华人十大富豪之一，美国《资本家》评选的十大华人富豪之一
吴奕辉：泉州石狮人，菲律宾十大富豪之一
郑少坚：泉州永春人，菲律宾十大富豪之一
陈觉中：泉州晋江人，菲律宾十大富豪之一
吴聪满：泉州晋江人，菲律宾十大富豪之一
蔡启文：泉州晋江人，菲律宾十大富豪之一
许文哲：泉州人，菲律宾十大富豪之一
吴天恩：泉州石狮人，菲律宾十大富豪之一
许炳记：泉州晋江人，菲律宾五十大富豪之一
叶应禄：泉州晋江人，菲律宾五十大富豪之
施恭旗：泉州晋江人，菲律宾五十大富豪之一
杨应琳：泉州南安人，菲律宾五十大富豪之一
蔡其仁：泉州人，菲律宾五十大富豪之一
马来西亚
林梧桐：泉州安溪人，马来西亚十大富豪之一，95年福布斯全球华人十大富豪之一
林国泰：泉州安溪人，马来西亚十大富豪之一
李深静：泉州永春人，马来西亚十大富豪之一
陈志远：泉州永春人，马来西亚十大富豪之一
骆文秀：泉州惠安人，85年马来西亚十大企业家，马来西亚十大富豪之一
骆坚聪：泉州惠安人，马来西亚五十大富豪之一
台湾
王永庆家族(王永在十大富豪、王雪红首富)：祖籍泉州安溪，台湾首富、88年福布斯全球华人首富
蔡万霖家族(蔡万才、蔡宏图、蔡明忠均是台湾首富)：祖籍泉州晋江，台湾首富，95年福布斯全球华人首富(世界第六大富豪）
蔡衍明：祖籍泉州石狮，台湾首富
辜振甫家族：祖籍泉州惠安，台湾十大富豪
辜濂松：祖籍泉州惠安，台湾十大富豪
林堉璘：祖籍泉州石狮，台湾十大富豪
罗结：祖籍泉州安溪，台湾十大富豪
林荣三：祖籍泉州石狮，台湾十大富豪
施振荣：祖籍泉州石狮，台湾十大富豪
香港
许荣茂：泉州石狮人，香港十大富豪
黄敏利：泉州南安人，香港50大富豪
吕振万，泉州南安人，香港50大富豪
李贤义，泉州石狮人，香港50大富豪
黄朝阳，泉州南安人，香港50大富豪
澳门
许健康：泉州晋江人，澳门十大富豪
陈明金，泉州晋江人，澳门十大富豪
楼主：泉新风暴
时间：2021-09-18 15:10:32
清代以来背景总结
泉州在清康雍乾盛世时期科举文化、人物影响力、地区势力的引领开拓能力都比福州突出，推动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强于福州，泉州更具有区域代表性。
康乾盛世后以及经过鸦片战争的晚清至民国阶段国家逐步衰落，在此大背景下泉州社会动荡，治安混乱，人口大量往外迁移；社会发展跌至历史低潮；本土经济文化得不到发展。并且泉州府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受到闽南战略中心转移厦门的双重影响。当时福建的代表闽南人泉州人播下的种，省会福州收获了果实。由于处于对抗闽南郑氏集团的前线和台湾纳入福建的关系(省会福州），处于福建军事战略关口上的省会福州地位被大大的提高，经济文化各方面得到相对稳定的进步发展。逐渐在晚清时迎来历史的鼎盛；这阶段动荡的泉州本土的经济文化对比福州处于完全劣势。
在清初时期泉州郑氏集团还能在家门口的“料罗湾海战”中击溃当时的海外霸主荷兰人称霸一方，捍卫东南沿海制海权，泉州人主导的福建水师实力强劲，在此之后郑氏势力在台湾建立第一个汉人政权，大规模开发台湾，引领开拓。自乾隆末期以后国家衰落显现，闭关锁国的清朝开始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在封建清朝被海外列强瓜分以及动荡的大背景下托泉州人开发纳入台湾的福，战略地位被大大提高的省会福州经济文化迎来其历史的鼎盛时期，但是福州却将泉州给的一手好牌打烂，清末发生在福州家门口闽江口马尾港的中法“马江海战”致使由福州接手经营的福建水师惨败并全军覆没，福州没能力守住“果实”，丧失东南沿海以及台海制海权（当时法军进攻台湾失败），此战暴露出当时的省会福州势弱，直接促使台湾于次年独立建省。而在这动荡时期大批泉州移民正开拓于台湾以及海外，并最终作为福建华侨的主力曲线救国，回归助力本土发展。(实际上周围大山环绕更像山区沿江城市的福州势力进取的自主权历来都不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善于开拓进取的强者手里,看唐宋交接的留从效，宋元交接的蒲寿庚，元明交接的柳伯顺、陈同家族，明清交接的郑氏集团，清民交接领导福建辛亥革命第一枪的陈清机，当代解放福建的领袖叶飞；乱世出英雄，福建重要朝代的交替大权都是掌握在背小山面大海，强势的泉州海洋文化手里。福建多山，陆路对外交通闭塞，四周大山环绕坐拥福建最大河流闽江以及福州平原的盆地福州历来是中原政权入闽后最近最便利的第一哨所(历史上从建州到福州是沿闽江将防御线向前推进)，这个战略关口可阻止多山的福建势力北上又利于掌控管理，自然坐拥省会之利。滨海城市泉州虽然地理条件不适合做省会，却适合走在福建沿海的最前沿，历来善于引领福建经济发展)。
解放至改革开放后，社会稳定，福建经济、文化逐渐的正常发展。泉州依靠在康乾盛世后以及鸦片战争后至民国这段动荡时期大批移民出国的泉州华侨的资本回归，助力从泉州府分出的厦门的发展，并在政治政策相对于省会福州完全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泉商代表福建创造出我国四大经济发展模式之一的“晋江模式”,底蕴深厚传承千年的泉商将普通地级市泉州强势发展为福建的经济中心城市。 经过特殊动荡时期的洗礼，历史证明只要背景和谐稳定，拥有足够底气的民营泉州必将强势崛起。
从清代以来对经济、对文化的发展、传承、开拓和贡献等等总体来看，在特殊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对面台湾百姓的主要祖籍地以及最著名的华侨大省、爱拼敢赢的福建来说，泉州显然比福州更具有代表性，泉州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更强势，更加自力更生，更具有引领开拓的能力，也更具代表性；晚清时期达到鼎盛(影响延续至民国以来)的福州也是因此受益(纳台使其提升地位)。许多趋势的发展是山区沿江盆地福州“官方”所不能框定控制的，背小山面大海的滨海泉州“民营”掌控引领的往往是大势所趋。
泉州在清康雍乾盛世时期科举文化、人物影响力、地区势力的引领开拓能力都比福州突出，推动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强于福州，泉州更具有区域代表性。
康乾盛世后以及经过鸦片战争的晚清至民国阶段国家逐步衰落，在此大背景下泉州社会动荡，治安混乱，人口大量往外迁移；社会发展跌至历史低潮；本土经济文化得不到发展。并且泉州府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受到闽南战略中心转移厦门的双重影响。当时福建的代表闽南人泉州人播下的种，省会福州收获了果实。由于处于对抗闽南郑氏集团的前线和台湾纳入福建的关系(省会福州），处于福建军事战略关口上的省会福州地位被大大的提高，经济文化各方面得到相对稳定的进步发展。逐渐在晚清时迎来历史的鼎盛；这阶段动荡的泉州本土的经济文化对比福州处于完全劣势。
在清初时期泉州郑氏集团还能在家门口的“料罗湾海战”中击溃当时的海外霸主荷兰人称霸一方，捍卫东南沿海制海权，泉州人主导的福建水师实力强劲，在此之后郑氏势力在台湾建立第一个汉人政权，大规模开发台湾，引领开拓。自乾隆末期以后国家衰落显现，闭关锁国的清朝开始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在封建清朝被海外列强瓜分以及动荡的大背景下托泉州人开发纳入台湾的福，战略地位被大大提高的省会福州经济文化迎来其历史的鼎盛时期，但是福州却将泉州给的一手好牌打烂，清末发生在福州家门口闽江口马尾港的中法“马江海战”致使由福州接手经营的福建水师惨败并全军覆没，福州没能力守住“果实”，丧失东南沿海以及台海制海权（当时法军进攻台湾失败），此战暴露出当时的省会福州势弱，直接促使台湾于次年独立建省。而在这动荡时期大批泉州移民正开拓于台湾以及海外，并最终作为福建华侨的主力曲线救国，回归助力本土发展。(实际上周围大山环绕更像山区沿江城市的福州势力进取的自主权历来都不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善于开拓进取的强者手里,看唐宋交接的留从效，宋元交接的蒲寿庚，元明交接的柳伯顺、陈同家族，明清交接的郑氏集团，清民交接领导福建辛亥革命第一枪的陈清机，当代解放福建的领袖叶飞；乱世出英雄，福建重要朝代的交替大权都是掌握在背小山面大海，强势的泉州海洋文化手里。福建多山，陆路对外交通闭塞，四周大山环绕坐拥福建最大河流闽江以及福州平原的盆地福州历来是中原政权入闽后最近最便利的第一哨所(历史上从建州到福州是沿闽江将防御线向前推进)，这个战略关口可阻止多山的福建势力北上又利于掌控管理，自然坐拥省会之利。滨海城市泉州虽然地理条件不适合做省会，却适合走在福建沿海的最前沿，历来善于引领福建经济发展)。
解放至改革开放后，社会稳定，福建经济、文化逐渐的正常发展。泉州依靠在康乾盛世后以及鸦片战争后至民国这段动荡时期大批移民出国的泉州华侨的资本回归，助力从泉州府分出的厦门的发展，并在政治政策相对于省会福州完全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泉商代表福建创造出我国四大经济发展模式之一的“晋江模式”,底蕴深厚传承千年的泉商将普通地级市泉州强势发展为福建的经济中心城市。 经过特殊动荡时期的洗礼，历史证明只要背景和谐稳定，拥有足够底气的民营泉州必将强势崛起。
从清代以来对经济、对文化的发展、传承、开拓和贡献等等总体来看，在特殊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对面台湾百姓的主要祖籍地以及最著名的华侨大省、爱拼敢赢的福建来说，泉州显然比福州更具有代表性，泉州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更强势，更加自力更生，更具有引领开拓的能力，也更具代表性；晚清时期达到鼎盛(影响延续至民国以来)的福州也是因此受益(纳台使其提升地位)。许多趋势的发展是山区沿江盆地福州“官方”所不能框定控制的，背小山面大海的滨海泉州“民营”掌控引领的往往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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