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叶廷芳先生

杨支柱

从丁东老师留言得知叶廷芳先生辞世，上网一查已见多家报纸、网站发布消息，我敬爱的叶廷芳先生已于9月27日6时离开了这个他既爱又恨的世界。我不禁悲从心生，愧从心生。叶先生仍以高龄多病的残躯孜孜不倦地工作的时候，我早已心灰意懒地混日子。这几年多次想去看望叶先生先是因心情不佳见了面怕他问这问那而作罢，电话都没打一个。后来又闹瘟疫，我只好盼瘟疫结束后再行探望。我最后一次见叶先生已是2014年12月北大李建新教授召集的一个人囗问题研讨会上，因叶先生没吃晚饭就走了，也没说上几句话，不像梁中堂先生第二天中午还在一起喝酒。如今疫情尚未结束，也不知道去告别是否方便，先作一挽联相送。

独臂反独生策，树起独立人格；
三弟跨三领域，铸就三座丰碑。

这是以我的一知半解对叶先生的简描，未必准确，对仗更是欠工，为词不害意而将就。

叶先生并不是第一个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反对独生子女政策的，但他是唯一一个找了许多政协委员（连他共29名）联名提案反对独生政策的。他还把提案改成大会书面发言，从而被印了4千多份发给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驻会记者，以献计献策之名行公开呼吁之实。对独生政策的批判从此风起云涌。叶先生自己也不断就独生政策接受采访，成为反对独生子女政策的标志性人物。

叶先生对独生子女政策的批判概括了他人的研究成果（这些素材是何亚福提供的），但也包含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特别强调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导致下一代“没有叔叔婶婶、舅舅舅母、姨父姨母及堂兄妹、表兄妹”，认为“这是人伦的缺陷，必然导致人性的变异”。他认独生政策最大的危害不是人权灾难更不是养老负担而是几代人观念的改变，把兄弟姐妹当抢食者、把孩子当负担让人变得唯利是图从而丧失人性。他也觉察到了文学作品主人公的独生子女化，认为这是文学的末日。从2007年开始有好几年我不时引用叶廷芳先生的话。作为一个体制内学者，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但我相信他是获得利益最少的全国政协委员），作为一个难以独自生活的残疾人（独臂），叶先生对独生政策提出如此尖锐的批判是需要很大道德勇气的。他的道德勇气和独到见解共同铸就了他的独立人格。

叶先生在他的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他私下地跟我说，“哥哥、姐姐是最好的老师”、“老三最聪明”。我对此基本认同，因为我也是老三，我的同乡好友周亚平、岳巍等人也是老三。我趁机对他提出批评，“老三最聪明”跟只反独生存在矛盾啊。他说怕党和政府接受不了，只好一步步来。我熟悉的人中性格随和、处事温和的人往往很难有尖锐和独到的观点，他似乎是个例外，秦晖先生也是个例外。“三领域”指德国文学、建筑美学和人口政策，叶先生在这三个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本人是受到叶先生的鼓舞，从2007年3月开始才把主要精力用于批判计划生育的。我第一次去见叶先生就是他在全国政协提交书面发言后不久。我从何亚福那里要了叶先生的电话，我打电话给叶先生，说我写过几篇批判计划生育的文章，想跟他聊聊，他就约我去了他家。他家是楼上楼下两套一室两厅的小房子，我没去楼上，师母也没下楼。屋里貌似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叶先生所用的手机更是最廉价的老人机。中间来过一个女记者，采访的也是独生子女政策问题。我们边喝咖啡边聊，到了十一点半他就拉我去餐馆吃饭。我问他怎么不叫上师母，他说他有糖尿病吃完饭要快走半小时，而师母高度近视几乎失明，慢吞吞地送她回家很麻烦。我也就没坚持。到了餐馆他自己先一口气点了一条鱼、一个疏菜、两瓶啤酒、两碗米饭，却把菜单推给我，让我点两个自己爱吃的。我点了两个素菜，还提醒他糖尿病吃米饭、喝啤酒不太合适。他说不要紧，只要饭前吃一片药、饭后走半小时路就行，十几年了并没怎么加重。吃完他坚持要买单，理由是客人上他家就该他买单。后来我又自己或带人去过他家多次，也跟他在别处吃过几次饭，发现半条鱼、一个疏菜、一瓶啤酒、一碗米饭是他下馆子的标配。我也曾多次介绍记者去采访他，只要他人在北京他是来者不拒，唯一的要求是不要在下午1－3点找他，因为他总是看书、写作到凌晨才睡，中午不午休吃不消。

前些年易富贤几乎每次回国都约我一起去见叶先生，除了一次是北大附近，另外几次都是去叶先生家。我仅有一次见到师母，就是因为易富贤坚持，叶先生才上楼去叫师母一起去吃饭。那天一起去的人还有好几个，我记不清了，王鑫海好像在。饭桌上不知谁问师母是做什么工作的，师母微笑着说她是养猪的。我大吃一惊，以为她跟人合作开了养殖公司；因为我知道她跟叶先生是北大西语系的同学，以前在国际广播电台做法语节目主持人。我就问她的公司养了多少猪。她说几十年就养了一头，还说如今她老了这头猪还不带她玩了。我们都觉得她说话有趣，被她逗笑了，只有叶先生一脸不高兴。其实师母说的是事实。叶先生从不做家务，在家里还真是饭来张口。师母对此应该不会介意，因为叶先生上大学前就是独臂。但是叶先生社交活动频繁，很忙，因她高度近视在外面需要人照顾而不愿带着她，又因糖尿病需要有氧运动而不愿跟她一起散步，她肯定感到失落。我们都劝叶先生以后出门活动、吃饭带上师母，叶先生的脸色更难看了，不说话，像受了委屈的小孩子。不过饭后叶先生还是搀着师母慢慢往家走。

我家若楠出生后我被解聘并被征收巨额“社会抚养费”，我借此大作文章掀起了一波批判计划生育的高潮，叶先生与梁中堂先生、丁东先生、王东成先生及易富贤、何亚福、李建新、王鑫海、杨子实等兄弟们给了我持久的支持。何亚福起草了一份《建立中国兄弟姐妹节的倡议书》，建议以若楠的生日（12月21日）作为兄弟姐妹节，叶先生毫不犹豫同意作发起人。而在此两年多前我曾著文建议以“叶廷芳提案”见报的3月15日为兄弟姐妹节。哪一天并不重要，意识到兄弟姐妹存在的意义进而记住“没有兄弟姐妹的时代”（张五常先生文章名，1985）才重要。若楠满周岁那天我晚上请客，叶先生以75岁高龄莅临，临走还硬塞给我1000块钱。法院下达执行裁定后我搞了个网上要饭活动，叶先生还问我生活有没有困难，我告诉他没困难，我是项庄舞剑别有用心。

终于出来了。

“没有兄弟姐妹的时代”应为“没有兄弟姐妹的社会”

找到更没争议又不破坏对联基本要求的词了，将“三弟”改为“三爷”即可。

丁东老师指正，“德国文学”应改为“德语文学”。

易富贤回忆说，最后一次见叶老是2017年5月22日北大苏剑召集的人囗政策研讨会，当时主办方担心叶老年龄大，犹豫要不要请叶老，后面我们是安排王鑫海去接叶老的。他还拿出了就餐前的照片，其中有叶老、梁老也有我和富贤。而我完全不记得我们4人曾出席同一饭桌，照片上的人我也有两个不认识了。富贤比我年轻，回忆更详细，又有照片为证，我认输。

有位邻居回忆说，“只有一只胳膊的叶老师几乎能做一切事情，穿衣、做饭、系鞋带，骑车、打球、用电脑，只要常人能做的事情他基本都能做。”另一个人的回忆里也说到叶先生单身骑车。看来叶先生的独臂对生活影响不大。不过这跟我那篇也不见得有多大矛盾。黄曼玲师母确实说过叶老师不怎么干家务，只会吃，还老往外跑，还是心平气和面带笑容说的。当时在场的人不少，叶先生养未反驳，只是脸色不大好看。我记得她还说过她是孤儿。独臂毕竟不方便，叶先生兴趣广泛、社会活动多、朋友多也是事实，所以我相信他家的家务主要是由师母承担的。秦晖老师家的家务也基本上是金雁老师承担的。几乎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个贤慧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