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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谍

（一）
这条马路到黄昏的时候总是显得很暗淡。
战事虽然已经过去了快一年，但弥漫在空气中的硝烟味却仿佛一直未散尽，对于经历了淞沪会战的上海人而言，硝烟味的存在和街头的日本宪兵一样，给人一种混合着记忆和现实的复杂感觉，这种感觉时时在提醒着人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也时时在击破人们对生活的幻觉和对未来的期望。
黎世杰已经在窗口观察了整整半个小时，他盯着十字路口那个时隐时现的身影，那是一个卖花的女人，很平常很普通，个子不高，穿着乡下女人最常见的灰布大襟袄，整个身子被塞进这件桶状的衣服里，一切都看不清晰。黎世杰对她唯一的兴趣就是，她是上午才来到这里的，她来以前——不，这个路口从来没有人卖花，因为这不是一个合适的地点，这个丁字路口战前就很冷清，偶尔有来做生意的也多是流动商贩路过时借着歇脚顺便做点生意。原本路口有一幢三层楼房，一楼是卖杂货的铺子，尽管不大但多少还带来一些商业的气息，自打在战争中被炸成了一堆废墟之后，这里连偶尔来歇脚的人也都消失了。
“为什么不卖点别的”，黎世杰暗暗地说，而且觉得可笑。当然，她也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卖花女人，谁知道呢，战争时期生活艰难，无论卖什么都是有理由的，虽然现在上海更需要的是大米、面粉、布匹、药品而不是鲜花，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这些东西。既然有人卖书、卖凳子卖沙发，为什么不能卖花呢？隔壁弄堂口书摊上一堆一堆的旧书，生意不是也比战前兴旺了许多么？不是也会有穿西装或长衫的人光顾么？可见战争也并不能扼杀人类全部的精神追求。花和书也是一样的，难道打仗就不能浪漫一下吗？
“她为什么不去租界？”黎世杰又问自己。租界当然生意更好，这场战争至少到目前为止和洋人无关，他们无论如何都比中国人更需要花，如果不是更喜欢的话。霞飞路、辣斐德路才是卖花的好地方，那儿有电影院、酒馆、咖啡馆、百货商店，几乎没有受到战争的袭扰，自开战以来，好像生意更好了。
其实这些都不是重点，黎世杰现在只关心他还能在这间阁楼住多长时间，这是去年战争爆发不久租下的房子，一次性付了一年的租金，现在还有半个月到期，房东已经开始话里话外催租了。战火使得很多人逃离了上海，但也使更多的人拥进这个城市，人人都在迷茫中到处逃窜，仿佛一个蚂蚁窝被人踩了一脚后满地乱跑的蚂蚁。到处聚集的人群使这个城市的一切都在涨价，房东早就对租金不满，但他又无法说出口，他原本是想弃房逃难的。那时每天下雨一样的落炮弹，竟然还有人肯来租这间阁楼，而且一付就是一年的租金——其实当时要是肯再多出一年的房租，几乎可以买下这间屋子——房东收了钱后逃到了乡下亲戚家，半年后回来，发现房子竟然也成了奇货可居的稀有商品，自然就对黎世杰这样的长租客不满了，他每天都在计算，这个月又少赚了多少，接下来的一个月又要少赚多少，每次算计都仿佛刀割肉一般的痛。当然，事情也不完全象房东想象的那样美好，房租在上涨，但进入上海的绝大多数人是租不起房子的，他们更愿意在被炸成一片废墟的空地上安家落户，对于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进入上海已经很满足了，他们只想住下来，不愿意奢望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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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目前的行市，黎世杰兜里的钱还够再付一个月的房租，但这是他全部的现金，他还要吃饭穿衣，还要有一个正常人在上海的正常开销，这些日子他已经尽量减少出去的次数，甚至整天呆在房间里，靠看街景打发时间，近两个月他几乎已经能辨认所有经常出现在丁字路口的人。实在无聊的时候他就靠猜一些人的职业消磨时间，比如一个行色匆匆不论冷热总是穿深色西装的中年人以每天平均两次的频率出现，经过仔细观察他认为他是一个医生，于是他计划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证明这件事，终于有一天这个人不慎和一个外地人相撞，他的黑色皮包里露出了一截听诊器的胶皮带子，于是黎世杰满意了——当然，大部分时候他的猜测是无法证实的。
这个卖花的女人是上午出现的，黎世杰一直认为现在卖花是不合时宜的，至少是不明智的。尽管自开战以来上海一切都在涨价，但鲜花并不是必需品，而且他的观察也验证了这一事实——在卖花女人出现的几个小时里，黎世杰没有看到一笔买卖。
卖花女人不是唯一的问题，因为他还发现就在丁字路口对面被炸毁的那幢房子前，还多了一个修鞋的鞋匠，当然，比起卖花，修鞋在逻辑上更成立一些。但黎世杰依旧很好奇，上海虽然繁华，而且战争在某种程度上还制造了一些繁华，但这个路口并不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他在这住了近一年，除了旁边弄堂口的一个旧书摊和不远处的一个杂货铺，方圆五百米没有任何摊贩在活动。摊贩总是对于生意最敏感的群体，一个长期没有生意的地方不会因为有两个人在游荡就繁华起来，离这里不到一公里就是一个商贩聚集的街区，为什么他们不去呢？
黎世杰眼睛瞪得有些发酸，他揉了揉双眼，叹了口气，躺倒在床上。他实在太无聊了，甚至找不到可以关心的事情。战争已经过去了一年多，虽然上海街头依旧间歇性地会有零星的枪声，但没有人否认国民政府已经战败，即便不说永远，在可以预见的日子里是不会回来了。上海不再是一年前的上海，虽然除了多了一些残垣断壁上海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但人们再也找不回以往在上海的感觉了，一场战争使黎世杰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全部熟悉的人和事，甚至失去了生活。已经整整半年没有任何人和他联系，他也不知道该和谁联系。一切源于半年前一次失败的暗杀，黎世杰所在的小组除他以外全部死亡，结局本身没有什么可叹息的，也正因为其他人全部死亡这个事实掩护了黎世杰，使他继续在这个阁楼里住了半年。对于黎世杰来说这件事情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死掉的人他几乎都不认识，至少大家不是什么朋友，他对他们没有多少感情，他并不为他们的死亡而过分难过，他们的工作即便在和平年代也不能确保安全，何况是在战争时期，没有什么好难过的，他需要解决的是他眼前的生计和未来出路。

黎世杰做这一行已经不算短了，尽管他只不过是小角色，今天这种境地，多少也在他的预料之中，比起战争中的绝大多数无助的人，他不算特别倒霉。事情发生后他曾经惊惶过几天，但在上海这座城市，杀人与被杀并不算什么特别的事情，或者说是敌对双方都能接受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在战时的混乱中很容易杀掉一个人也很容易使一个人逃脱追捕。在他们之后，上海滩还发生了若干惊天动地的暗杀行动，黎世杰通过报纸知道他们的人还在活动，但这些活动已经与他无关，他现在是一个被遗忘的人，开始思索怎么才能在这座混乱的城市中生存下去。
距黎世杰发现卖花女已经快过去一个白天了，一个人为什么会在一个没有生意的地方呆那么长时间？这是反常的，一切反常的事情都是他留意的对象，这是一种职业病。黎世杰可以肯定整整一天她没有做成一笔生意，她只是在转悠，在来回走动，或者蹲在屋檐下，她从来不问别人，也没有人来问她，这里是那场战争制造出的无数死角之一，住的都是些麻木不仁的小市民，没有人关心别人，也不被别人关心，甚至日本人也极少过来，没有人注意别人在做什么。
一个卖花的人能忍受一天没有生意吗？当然，三天没有生意也是很正常的，不要说在战争期间，在和平年代也是很可能的，没有生意不是问题，问题是她能容忍这件事情，这才是关节所在。她为什么要忍受？花二十分钟的时间她就能到一个繁华的街区，在哪儿至少赚钱的概率比这儿大得多，当然她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概率，但她一定会用行动证实。
为什么她非要在这儿呢？除非她根本不在乎生意。黎世杰突然觉得这个女人有问题，因为她反常，“反常”，黎世杰囔囔自语。他忽地从床上坐起，按了按太阳穴，他下意识地兴奋起来，快速走到窗前，关注地看着她。
现在已经接近六点，差不多是吃晚饭的时间，本来人就很少的街上变得空荡荡的，卖花的女人和修鞋的男人显得与眼前的景象如此的不协调。在这么一个萧瑟的旁晚，黎世杰却发现他们不仅没有表现出沮丧、失望，反而有一种与此时此景极不相称的激动和紧张。他们的目光专注地看着丁字路口朝东的方向，很遗憾，密集的房屋档住了黎世杰的视线，但他对这条路很熟，朝东至少目力所及范围内没有任何值得一看的景致，除非他们看的不是景致。

那只能是在看人。
接下会发生什么？抢劫？暗杀？在上海这很正常。
黎世杰微微笑了，他摇了摇头。他认为这两个人很不专业，他们站得太平了，没有角度，没有掩护，不利逃脱，一旦目标从他们中间穿过，还容易互伤——总之一句话，如果真是一次暗杀，他们显得非常业余。
天色渐黑，预料中的事情没有发生看起来也不像会发生，黎世杰开始疲惫，同时伴随着一阵难以抑制的饥饿感。黎世杰叹了口气，重新躺到床上，他觉得自己很可笑，现在他明白，他们不是业余，而是根本就是正常人，不正常的是他。他伸手往兜里摸了一把，暗自计算了一下零钱，今天几乎没出门，不需要吃很多，两个烤红薯就可以，至于原计划的阳春面，可以留到明天中午吃。想起阳春面，他不由得舔了舔嘴唇。
他内心挣扎了一会，决定还是去吃烤红薯，这需要立刻行动，因为卖烤红薯的老头会在七点准时收摊，他看了一眼手表，还有二十分钟，按照他步行的正常速度，刚好够。
他站起来，抓起外套，正要出门，突然听见“砰”的一声闷响，象深夜里突然关门的响动，也象乡下孩子过节时把鞭炮埋在土里点燃爆炸后的声音，这个声音很突兀，没有任何征兆。就在黎世杰略一犹豫的几秒钟，类似的声音又响了两声，紧接着他隐隐闻见一股淡淡的硝烟味，没错，虽然这股味道非常隐秘，宛如一阵轻风拂过海滩般不留痕迹，但黎世杰下意识地闻到了，这不是一般的味道，这是近一年来每个上海人都非常熟悉的一种味道，对于黎世杰而言，不仅仅是熟悉，甚至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黎世杰以极快的速度冲到窗前，他看到丁字路口弥漫着一片暗青的烟雾，卖花的女人和那个鞋匠，每人手上拿着一只手枪，没错，是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德国造鲁格。他立刻断定几声枪声都是从鞋匠的抢里发出的，卖花的女人站在街头正拼命地拉枪栓。他看不到他们对面的情况，就在他到达窗口刚看清状况的同时，又响起了两声枪声，但是从鞋匠对面发出的，紧接着他听见女人的惊叫声，鞋匠扑倒在地上，随后以极快的速度滚到一边，靠在一段被炸毁的矮墙边又射出了一颗子弹，黎世杰清楚地看见地上留下了一条血痕。
至此黎世杰认为这次行动失败了，正常情况下，一旦对方开始反击，就意味着行动失败，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暗杀者唯一的选择就是马上逃离。
枪声依旧断续地响，从不连贯而零星的枪声中黎世杰判断对方也受了伤，正在僵持，但这种状况会马上改变，因为不到一公里就是繁华的街区，那儿会有巡逻的警察，也许还会有日本人，他们最多只需二十分钟就能大批地赶到。
那个女人依旧在拼命地拉枪栓，她没被击中真是一个奇迹，这时鞋匠开始对卖花的女人大声吼着什么，一边剧烈地挥手，黎世杰认为这表示他已经放弃了，正在命令她撤离。
但黎世杰认为她已经很难撤离，在这样宁静的傍晚，枪声很快就会引来巡警，并且他认为巡警正在赶来。

“他们是什么人？”黎世杰不能确定，他们肯定不是替日本人做事的，这里是华界，日本人没必要搞这种暗杀。如果是这样，就可能是自己人。如果是自己人，这就是一个机会，他可以藉此找到失去联系的组织，从新获得原先的生活，至少可以改变目前的生活，至于这种改变对他意味着什么，暂时不在他的考虑之列。更重要的是，就他的职责而言——假定他的身份并未发生改变——这几乎就是他的义务，对他来说这不但是必须的，也是不无好处的，当然他需要冒一些风险，但他认为是值得的。
但同时他们也可能和他无关，和他的生活、组织毫无关系，上海每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凶杀和暴力，战争使得这些暴力变得肆无忌惮。他们很可能只是普通的仇家，或者不过是在了结某个帮派的恩怨，甚至杀手可能根本不知道他对面的人是谁，他们只不过是在完成一份工作。这种事情在上海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能说日本人来了每件事情就都和日本人有关，日本人来了，但依旧有很多事情没有任何改变。
黎世杰在犹豫，而留给他犹豫的时间只有几十秒，整个事件已经接近尾声，那个无助的女人已经放弃拉枪栓，并发出了绝望的哭泣声。黎世杰不再犹豫，也许他只是不想错过这么一个机会，也许是他认为一个女人无论如何也不是什么威胁，也许仅仅是一时冲动。他迅速拉开门，轻盈而快速地到了楼下，将大门拉开了一条缝，他并不想出去冒险，但他认为那个女人会经过这道门。
枪声已经停止，黎世杰闻见了更浓的火药味，紧接着他听见了凌乱的脚步声和女人抽泣的声音，这个声音越来越近，然后女人就出现在他面前。

这是一个极普通的女人，年纪很轻，黎世杰认为她最多只有二十岁，当然在乡下这已经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年纪，但在上海还不过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女孩子。她红润的肤色虽然年轻但却显得有些粗糙，不但与上海的女人比起来缺乏了很多保养，就是与江南乡间的普通农家女子相比也少了几许细腻。她穿着一件在上海这个地方显得很难看的对襟袄，几乎掩盖了她作为女人的全部优点，或者不如说，当时的女人几乎就是被这种难看的服装所掩盖。
这个女人经过黎世杰微微打开的门前，他们对视了两秒钟，彼此都很惊奇、紧张或许还有点不解，女人手里紧紧地握着一支手枪，在看见黎四川的一瞬间下意识地把枪抬起了来对着他，黎世杰没有动作，他清楚那是一支经过反复击发确定哑火的枪。
女人快速闪过他的视野，黎世杰叹了口气，她很快就会被抓住，但这与他无关，他已经做了他该做的，甚至做得有些冒失和不专业。他准备关上门回去睡觉，这件事的后果之一就是他今天的晚饭泡汤了。
黎世杰觉得本来已经逐渐远去的脚步声又开始接近，他认为这个女人又开始往回跑，为什么？是前面遇到巡警？但没有听到哨子声，也没有喊叫和枪声。无论如何，她的确又跑回来，很快又要经过他的门口。黎世杰不再犹豫，他轻轻地拉住门把，就在她经过门口的一刹那，黎世杰猛地拉开门，低声说：“进来。”
女人发出低低的一声惊叫，然后猛地把枪对准黎世杰。

黎世杰一把抓住她举枪的手，用力往里拖，就在女人被拖进来的同时，黎世杰听见“咔”的一声轻响，她扣动了扳机，两个人都楞了楞，黎世杰用低沉但不容质疑的声音说：“跟我上楼，快。”
女人挣扎了一下，黎世杰觉得她挣扎的力度不太大，更多的是表达一种迟疑和不安，但并没有明显的拒绝，他说：“轻点，别出声。”说完拉着她往楼上走，女人这回没有抗拒，跟着他上了楼，然后进屋。
进屋后黎世杰迅速跑到窗前，这时天已近黑，但街上的一切都还很清晰，丁字路口的枪战已经结束，鞋匠看起来受伤很重，地上的血已经汪起来，然后向四周扩散，血泊中的鞋匠身子不停地抽搐着，尽管他仍旧努力地想抬起身子甚至想爬起来，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黎世杰听到耳边传来女人的抽泣声，他默默离开窗口，因为窗口很小，容不下两个人。
屋子里的气氛使人感觉窒息，一切都仿佛停滞了，女人也停止了抽泣，只是死死地盯着窗外。这种停滞维持了一两分钟，然后空中隐隐飘来一两声尖利的哨音，接着是逐渐逼近的凌乱的脚步声，间或还传来人们的喊叫声，这些嘈杂的声音越来越近，还夹杂着汽车的马达声。黎世杰感觉这些混杂的声音很快就到了楼下，然后停下来，有人大声喊着什么，随后是一阵短暂的安静，接着是枪声，同时那个女人发出不大但尖锐的惊叫。
他快速走过去，一把捂住女人的嘴，在她耳边低声说：“别喊。”同时往窗外看去，他正好看到最后的结局。鞋匠艰难但快速地把枪对准自己的头部，毫不犹豫扣动了扳机，他甚至能看到一股血雾喷射出来，一切都结束了，一次不成功的暗杀就是这种结局，他叹了口气。

女人一下摊倒在地上，黎世杰把她扶到椅子上，倒了杯水递给她。
女人一口气喝完水，挣扎着站起来，她镇定了一下，努力控制着情绪，低声说：“谢谢你，我——”
黎世杰点点头，说：“你现在不能呆在这儿。”
女人疑惑地看着他。
“马上会有搜查。”黎世杰快速地说，“你要马上离开这屋子。”
女人无力地说：“我马上走，这就走。”
黎世杰摇摇头，说：“你出不去，跟我来。”说着他拉起女人的手，轻轻推开门，闪出房间。
黎世杰住的房子总共三层，他住最上层一间阁楼，房东住一楼，二楼还有三间房，空着两间，一间住着一个裁缝，但他在靠近租界那边上班，晚饭后才会回来。黎世杰轻巧地搬过一把梯子，对准楼顶某个角落放好，然后爬上去，在黑暗中摸索了一会，呼地推开一扇天窗。
他满意地点点头，下来，低声对女人说：“你上去，小心别发出声音，上面有个烟囱，你转到背后不要临街，等我叫你。”
女人显然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个场面，但她已经决定照黎世杰说的做，她没有犹豫也没有说话，很小心地爬上去，然后费力地爬出那个天窗，这个过程即拖沓又漫长，黎世杰觉得很不耐烦。当她的脚终于离开梯子的时候，黎世杰快速地爬上去，拉下盖子，同时低声说：“你不要动，等我。”
女人说：“我怎么知道是你？”
黎世杰没吭气，用力拉下盖子。

黎世杰回到屋里，他走到窗前往外看了看，天已经全黑，借着远处一盏路灯扩散过来的微弱亮光，他发现鞋匠的尸体已被搬走，路口停着一辆车，两个人站着抽烟，一个警察无所事事地在晃悠，仿佛在想什么心事，很显然，事情已经结束。在这个年代的上海，这个事情并不算很特殊，也改变不了什么，一个人——也许不止一个人——死了，但上海这一年来已经死去了几万人。
黎世杰一时觉得没什么事做，他趟在床上，闭目养神，等着人敲门。这个时间并不太长，大约二十分钟，他听见凌乱的脚步声，随后是敲门声，那是房东的门。随后是上楼的声音，又是敲门声，又是上楼的声音，然后脚步声就停在门口。
黎世杰打开门，共四个人：一个穿制服的警察，两个便衣，一高一矮——这种人黎世杰很熟悉，还有一个，黎世杰认为他是日本人，但他不能肯定。
两个便衣显然对这个任务很不感兴趣而且很不高兴，他们一边抱怨没有赶上晚上原定参加但显然对于他们而言已经取消的饭局一边对这间不大的屋子进行了快速查看，并问了黎世杰几个他们认为应该问的问题，大体上是了解这幢房子和租客的状况。警察百无聊赖地站在门口，麻木地看着。黎世杰认为的日本人则阴沉着脸坐着，他的眼珠随着屋子里人的走到来回地转动，他好像对那两个便衣——或者说对所有的人——非常不满但又无可奈何。
搜查持续了十来分钟，一切都是例行公事，显然他们并不认为黎世杰和此事有任何关联，事情基本结束后高个子便衣对矮个子说：“告诉日本人可以了。”果然是日本人。
日本人很生气地站起来，在屋子里转了一圈，走到窗前，往外看看，又走到黎世杰面前，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一言不发地出门，他的脚步很沉重，下楼引起的震动甚至街上的人都能感觉到。

两个便衣和警察也出了门，黎世杰尾随着，表达一下送意。下楼时高个子便衣看到了摆在暗处的梯子，他走过去，用手挪动了一下，回头看着黎世杰。
“梯子。”黎世杰说。
“干什么的？”
“上屋顶用的。”
“哪儿可以上去？”
“这儿有天窗”黎世杰指着一个地方。
便衣过来看了看，说：“现在能上去么？”
黎世杰说：“不能，天窗是锁死的，只有房东有钥匙。”
“哦。”高个子便衣思索着，好像还想说点什么。
这时警察跑上来，在楼梯口喊：“你们好没有？日本人等不及了。”于是搜查结束。
两个小时后，当黎世杰打开天窗的时候，一支手枪正对着他的脑袋。
卖花的女人在黎世杰的屋子里呆了一夜，这一夜两人之间充满了不安、猜忌、戒备和无聊，对于她来说，也许还有死里逃生的欣慰和同路人死亡的痛苦。黎世杰试探性地问了她几个问题，其中某些问题很显然只要和他有相同的背景是不难猜到含义的，但他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女人拒绝了所有的交流。
直到天大亮，女人开始不停地到窗口观察街上的状况，她显然打算立刻从这里出去，黎世杰也很疲惫，尽管他们之间缺乏起码的交流，但他基本可以断定这个女人和他想要寻找的组织毫无关系。这种直觉往往不需要什么证据，他在这个行业呆了近五年，这个行当的一切即便不说洞若观火，也能感知大概。眼前的这个女人太紧张、太不专业，这种人是不能直接执行任务的，她会害了所有的人，她甚至还不如处里的打字员老练。他直观地感觉到，他们之间毫无交集，没有亲近感和共同点，他放弃了她。

只是在女人要出门的时候，黎世杰说：“再等等。”
“谢谢你”。女人低低的说，她转过身，对着黎世杰勉强笑了笑，明显带着抱歉的表情，也表现出她其实并不明白黎世杰的意思。
“你现在最好别下去，等楼下的人上班后再走，可能还有十分钟。”黎世杰看了看表，说，“另外，你的枪最好不要带在身边。”
“为什么？”女人下意识地摸了摸藏在腰间的手枪。
“这把枪打不死人，会害了你。”
“谢谢你。”女人低声说。
安静了几分钟，他们听见了楼下裁缝开门并下楼的声音。
“我走了。”女人说。
黎世杰点点头，他一时不知道该如何道别，或许不存在道别，道别是对于希望再见的人而言，他们再见的可能性很小，他们也无须再见，对双方而言这都只是个不期而至又转瞬即逝的插曲。
女人打开门，黎世杰终于还是说：“小心点，下次你就没这么好运气了。”
女人低低的声音说：“我会的，谢谢你。”临关门时，她大约觉得就这么走了有些过意不去，又转身说：“你一直都住在这儿么？”说着她停住了，她本来还想说，我有机会会报答你的，但她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妥当，他是不是接受，自己是不是显得虚伪，于是就没有说下去。
黎世杰笑笑说：“也许吧，希望你不会给我带来什么麻烦。”
“你放心。”女人不再说什么，轻轻拉上门，黎世杰听着她的脚步声到了楼下，停顿一下，然后消失。
黎世杰其实并不担心她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在这个有着几百万人口的混乱的城市，她会像一粒沙子进入沙漠一样消失，她做的事情很快就会被人遗忘。虽然战争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但人们依旧习惯战时的混乱，习惯于人的失踪和死亡。

（二）

第二天房东回来了，他听说发生了枪战不由得大惊小怪起来，跑去看了看差不多已经被冲洗干净的血迹，企图在事发地捡几颗弹头之类的东西来炫耀或作为谈资。黎世杰甚至没去事发现场，他对此不是很感兴趣，也不愿意使人觉得他过于关心这件事。前次来的高个子便衣又来了，找到了房东，要了天窗的钥匙，爬上去看了半天，然后下来敲开了黎世杰的门。
黎世杰对他的到访很是惊奇，他不觉得他们之间有什么交流的必要。高个子便衣很随意地坐下来，把毡帽丢在桌子上，用眼神让黎世杰给他倒了杯茶，抽出一支烟点上，喝了一口，然后皱起眉头，用这种方式评价了黎世杰的茶叶。然后倒掉茶，自己倒了杯水。
他说：“那天跑掉一个人，是个女的，你是没看见还是看见了没说？”
“是吗？”黎世杰不动声色地说，“我没看见。”
“那女的装成个卖花的。”高个子便衣说。
“哦，是吗。”黎世杰冷淡地说，表示自己对此不感兴趣，事实上他也确实不感兴趣，因此他的冷淡就显得毫无破绽。
“那个人没死，被救活了，他说的。”高个子便衣敲着桌子说。
“谁没死？”
“他们要杀的人，中了两枪，到医院救活了，还好那女的枪坏了，捡了一条命。”
黎世杰点点头，他不明白他为什么对他说这些，他认为他其实没资格也没必要知道这么多，他原本想问问那个人是什么人，状况如何，但一种无时不在的职业敏感性提醒他不要过多地表现出好奇心，尽管好奇心也是小市民的一种个人特点。他凭直觉认为眼前这个人对他是没有恶意的，这种直觉非常准确，往往不需要任何证据作为佐证，这也是他多年从事特殊工作的一种本能。也许他只是随口说说，开个玩笑，也许只是随便试探，也许本来就没有任何含义，只是闲聊。
“他是什么人？”黎世杰终于问出这句话，但不是因为好奇心，而是因为双方突然陷入了沉默，他认为只有这个话题可以打破沉默。
“谁他妈知道。”
黎世杰就不再问了。
高个子便衣笑了笑，说：“你平时做什么？”
黎世杰说：“战前在租界打零工。”
“赚得还可以吧？”便衣的眼光在黎世杰身子上下游动，他自然看得见手表、毛料西服和脚上的皮鞋，尽管西服已经有些破旧，但即便在上海也不是人人都有。
“还行吧，可以攒点小费什么的。”
“你一直住这儿？”
“住了一年了。”
“在帮派呆过？”
“没有。”
“你一个人？老家哪儿的？”
“绍兴乡下的。”
“不远嘛，打仗怎么不回去？”
“乱世，哪儿不一样？”
高个子便衣笑了笑，拿起毡帽，站起来，黎世杰也站起来。
“接下来打算做些什么？”高个子便衣问。
“不一定，随便找点事也不难吧。”黎世杰说。
“找不到事可以来我这儿试试。”高个子便衣戴上毡帽，喝口水，说。
黎世杰觉得有些惊奇，笑着说：“警察？”
“差不多吧，怎么样，我们这儿缺人手。”
“你们是日本人——”
“什么他妈中国人日本人，都是混口饭吃。”高个子便衣打断他，“我姓赵，赵子清，想想，有兴趣来找我，在哪儿混不是混，哪来那么多讲究，你叫什么来着？”
“黎世杰。”
“那行，改天我来找你。”赵子清边说边出了门。

黎世杰并没有把赵子清的话当真，无非是几句闲聊。不过，他倒真的觉得该找个工作了，他已经闲的太久，已经不太适应上海的生活，更重要的事，他兜里的钱不多了。
黎世杰现在对找到他的组织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或者不如说，组织对于是否能找到他也并不在意。这完全可以理解，他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不掌握任何秘密，也没有什么可资利用的背景和社会关系，连相貌都显得那么平庸无奇。他个人的命运与整个中国的或者整个组织的命运相比，甚至连微不足道这个词都嫌过分。他现在和上海那些衣衫褴褛、目光呆滞、麻木不仁的难民没有本质区别，他只是暂时比他们多了一间房，兜里多了几个大子儿，所以他才有和他们不一样的自尊，还可以思考。但这种状况很快就会过去，当他兜里有限的金钱被消耗掉，他就会被迫当手表，当衣服，甚至当掉皮鞋，他很快就会失去思考能力，因为作为一个难民。这种能力显得多余，是一种浪费。
组织并没有对不起他，不但租了房子，留下的钱也足够他体面地生活一段时期，他不能再抱怨什么，很多人默默无闻地死去，相比而言，他已经得到很多。现在的问题是，他必须象一个正常人一样出去工作，而不是整天躺在床上等着敲门声。

黎世杰开始出去找工作，对于他来说，这并不是件轻松的事。上海的华界已经被炮火夷为废墟，除了靠近租界的几条街，大部分地方已经成为上海人避之不及的农村难民聚集的贫民窟，要去只能去租界。但现在租界早已人满为患，尽管比起战前租界显得更繁荣，但人潮的涌入无疑使赚钱更为不易，黎世杰除了有一个看似体面的外表，他其实并不具备找到一份好工作的素质。
一个星期下来，黎世杰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合适的工作，甚至在他一再降低门槛的情况下也未能如愿，每天他颓丧地回到住处都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现在从农村进入上海的难民越来越多，这些难民对他而言是巨大的危险，他们在抢夺他的工作，很快还要抢夺他的口粮，他很快就会混迹于这些人中间，被他们吞没。每当他想到此，就感到不寒而栗。
房东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终于有一天，他的房租到期了，房东催他交钱，他只能低三下四地求房东忍他几天。好在现在华界的房子不算很好租，房东赶走他并不能得到实际的好处，加上他体面的外表和某些私人物品，使得房东认为总是能得到点回报的。因此尽管脸色难看，房东并没有将他赶出屋子，只是指点他说你的东西可以去当呀，手表就很值钱，够几个月房租了，你留着也没用。
现在的问题是，即便他可以在这间屋子里呆下去，吃饭也将很快成为一个问题，或者，真的要走进当铺。

@行情不再来 14楼 2014-06-22 11:29:30
朋友写得不错哦，请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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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第一次来发帖，希望更多朋友能不吝指教。

十二月的上海冷得刺骨，尤其是夜里，睡在冰冷的床上，黎世杰无法抵御饥饿的感觉，而阴冷的天气更加重了这种饥饿感。战争使上海的华界变得一片漆黑，往日繁华的花花世界对于留在华界的人而言早已从记忆中消失了，只有路边几盏昏暗的路灯提醒着人们这里是城市而不是荒野。黎世杰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他无论如何也要出去找碗热汤面，他记得两公里外有一家面馆，尽管已经大不如前，但热汤面总是有的，这碗面可能要花掉他三分之一的现金。
他摸索着下楼，顶着刺骨的寒风，鼓足勇气出了门，蹒跚着朝面馆的方向走去。街上极其安静，没有人，没有声音，他仿佛走在末日的街道。
走了一段，黎世杰觉得这条街上并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一个人，这也很正常，也许还有一个人和他同样饥饿的人，他也需要一碗热汤面，很正常，黎世杰这样想着，努力地前行。南方的冬天，干燥而冷酷，上海的冬天尤其使人难耐，战争摧毁了一切，失去了遮挡的寒风肆意而为，犹如小刀般的寒风使黎世杰感受到凌迟般的痛苦，他从来没有感觉上海的冬天会这么冷。

黎世杰后面的脚步声一直没有消失，终于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这样一条无人的街道，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也许一颗子弹，也许一刀，在上海，为一个烧饼也值得去杀一个人，更不要说他是一个穿着体面的人，戴着手表，还有皮鞋，足够使人下手了。黎世杰不由警惕起来，他不能坐等这一切发生，甚至他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他也可以去抢这个人，假定这个人果真要抢劫他，他就更有理由去这么做，这么做他决没有什么不道德的感觉。
他猛地回头，距他不远果然有个人，个子不高，身形不壮，看不清脸部，整个人缩在一件灰糊糊的衣服里。黎世杰快速地过去，他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他只想解除可能的危险。
当两人相距只有两米时，那个人的头从衣服里伸了出来，这是一张不太熟悉但肯定见过的脸，黎世杰呆了呆，他在努力回忆。
“是我。”一个女人的低低的声音。
黎世杰明白了，是那个女人，那个卖花的女人。
黎世杰泄了气。
“我就是来找你的。”女人说。
“跟着我走。”黎世杰叹了口气。

面馆已经快打烊了，上门板的时候来了两个人，老板很不高兴，但也没有说什么，至少穿西装的人他认识。
“两碗面。”黎世杰说。
借着面馆里的灯光，黎世杰终于可以再次看看这个女人。她比起第一次见面时明显又瘦了一些，粘在一起的头发胡乱地塞在一个脏兮兮的围巾里，整个身子缩在一件完全不合身甚至看不出什么颜色的棉衣里，她的手上长起了明显的冻疮，背着一个对她而言很重的包裹。她既象个刚从乡下逃难到上海一无所有的难民，也象一个在上海输光了一切而走投无路的无数冒险者中的一员，无须解释，她的形象已经使黎世杰对她这一段时期在上海的生活有了充分了解，她能活下来已经是个奇迹。当热汤面上来的时候，她没有客气，用极快的速度和不雅的姿势喝完了。
黎世杰本想再买一碗给她，但摸了摸腰包，放弃了这个打算。
汤面使得两人的脸色都变得红润起来，女人低声说：“谢谢，谢谢你。”
黎世杰结了帐，老板慷慨地又给他们每人一勺面汤。

一个小时后，两人回到到了黎世杰的屋子，默默地坐了一会，黎世杰说：“那个人没死。”
女人点点头，好像并不感到惊奇。
“你找我有什么事？”又沉默了一会，黎世杰说。
“我无处可去。”女人低声说。
“我们又不认识。”黎世杰冷冷地说。
“我知道，但我没法子。”女人声音压得很低，象蚊子叫。
黎世杰叹了口气，说：“我又有什么法子。”
女人抬起头看着他，黎世杰觉得她有很多话要说，但又不知道该不该对他说。黎世杰并不想知道，他此时对她的事情并不感兴趣。
“能不能借我点钱。”女人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黎世杰几乎要放声大笑，他伸手到兜里掏出一个毫子丢在桌子上，说：“不用借，我可以给你。”话里充满了嘲讽的味道。
“对不起。”女人说，“我会还你的，我有抵押。”
黎世杰说：“那你去当铺嘛，找我干什么？”
“当铺不收。”女人说，说着把包裹打开，伸手进去，然后拿出一个小布包。
黎世杰好奇地看着她一点点打开布包，是一只手枪。
女人把手枪推过来，说：“这个可以抵给你。”
黎世杰拿起手枪，把玩了一会，猛地拉了一下枪栓，说：“首先，这把枪是把坏枪；其次，即便是好枪我也没钱。”

停了一会，黎世杰说：“能不能问一句，你要钱做什么？”
“回乡下。”女人说，借着补充说：“最多十天我就回来。”
“乡下能搞到钱？”黎世杰嘲讽地问。
“能的。”女人抬起头，急切地说：“我要的不多，你借我十块钱，我还你二十，我可以写借据。”
黎世杰盯着她看了一会，说：“你们要杀的是什么人？”
女人低下头，过了一会，说：“日本人那边的。”
“事先没试过枪吗？”黎世杰问。
女人摇了摇头。
“哪儿搞的枪？”
女人犹豫了几秒钟，说：“买的。”
黎世杰叹了口气，说：“算你们运气，还有一把枪是好的。你们和日本人有过节？”
女人抬起头看着他，好像很惊奇这句话，但这是在上海，这句话并不奇怪。
“你们是——”黎世杰迟疑了一下，同时也斟酌了一下用词，问：“做什么的？”
女人也迟疑了，她说：“我们都不要问对方，好不好？”黎世杰看出她说着话并不坚决，商量的口吻更重一些，而且他感觉她很信任他。
黎世杰笑了笑，说：“你什么都不肯告诉我，我凭什么借钱给你。”
女人沉默了一会，说：“其实你也不是一般人。”
黎世杰不由警觉起来，女人马上感觉到了这种警觉，说：“一般人不会救我——我的意思是，我们只借钱，不谈其他的。”她本来想说，你不是普通人，是一个有爱国心的人，是一个有勇气的人。但话到嘴边，她突然觉得在眼前的情境下，这些话显得无味、虚伪、多余，尽管可能是真的，她一时觉得很难表达自己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