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提出，“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自我革命与党的建设二者关系不言自明，即党的建设作为根本目标，自我革命是党的建设的要求与具体方式。就其扬弃广义而言，自我革命同党的建设一般，也有其不同方面，有行动上的对照检视、规范改正，有思想上的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有体系上的常态教育、外在配合。又，就其“自我”本义而言，革命首要对象是作为人格义的“我”，所以重心在思想上的自我革命。

也可于偶然与必然间见其重心之重。《觉醒年代》中，李大钊前辈提到闹钟与炸弹论，炸弹以其威力猛烈可短时间、高效率地达成大范围的觉醒效果，但根本上，炸弹的决绝生发于闹钟的持续泣血啼鸣；长远看，炸弹是偶发的、一时的、有条件的，闹钟却属久久之功。如五四青年的奋勇根植于新文化运动的浸染，巴黎和会外交之辱是青年甘做“炸弹”的条件，但时势不是在在如是水深火热、不绝如线，“炸弹”不是时时为所引爆。闹钟或变换发声方式，却不因有更少或更多的人醒来、更危难或更缓和的局势而间断，坚毅又绵长。换言之，从一定程度上讲，闹钟与炸弹之别，犹如血气与志气之别。炸弹多凭借于血气，仅仅停留在血气主导，一则有为所动，可为马克思主义所煽动，亦不保不为其他理论所煽动，可为此炸弹，亦可为彼炸弹；二则有时而衰，所谓年轻气盛，年岁衰而血气微，发之久而血气弱。闹钟以其志气便不为所动、无时而衰，是其出于思想之故，除非自暴自弃，匹夫不可夺，所以最终能唤醒所有人。以是，常有闹钟而非炸弹，保有火种而非火花，关键在于思想上的自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