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冠肺炎开启的鼠年，让我们更加认识到生命的脆弱，让我们不禁去思考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疫情过去，我们又该如何自处以及与大自然相处，才能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让世界更加美好？我想将一些思考与大家分享，以此抛砖引玉，恳请大家多提意见。

镜中世界

是夜，我在窗前，看着玻璃中的自己，以及窗外大楼轮廓忽明忽暗不断变换颜色的霓虹、来来往往穿梭不息的汽车、一排排笔直树立的路灯……屋内外的种种交叉相叠，犹如梦幻。
有说：世间本是梦境，人生就是一场梦！
放眼望去，天地间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我们每天在这样的天地里劳作耕耘、吃喝玩耍，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尽管生活中常常充斥着刺耳的汽车喇叭声、沉闷难闻的气味以及灰蒙浑浊的天空，但我们渐渐地习惯了这样的日子！
然而，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空气清新的生活环境，依然是心中的向往！
为何我们会处在不那么惬意的环境里？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在的样子？人生在世到底为何而来？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就来捋一捋，看看能不能找到些许答案。

我们需要转变观念

自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社会生产力巨大提升，物质财富快速增长，但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走向失衡，大气、水、土遭受严重污染，森林面积、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平衡遭到了破坏，地球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了挑战。
《古老阳光的最后余晖》中如此描述地球世界的遭遇：从昨天此时到现在的 24小时里，超过200 000英亩雨林遭到破坏；1 300万吨毒性化学物质流入环境中；超过45 000人死于饥饿，其中38 000人为儿童；130种以上的植物或动物绝种（有如此快速之物种消失速度的最近一次，是在恐龙灭亡时）。以上种种事件都在短短一天内发生。

在《中国环境形势有多严峻》一文中如此说到我国当前的环境状况：
1.我国安全饮用水高度稀缺。2010年，在七大流域中真正可以安全饮用的Ⅰ-Ⅱ类水仅有28.7%，在六大河流中仅有15.1%，在重点监测评价的湖泊水库中仅有30.2%；全国地下水大面积严重污染超乎想象，地下水严重污染的比例已经从2000年的37%发展到了2010年的60%，118个城市中约64%的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
2.重金属、空气污染严峻。有3亿亩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占全国农田总数的六分之一，经济越发达（地区），土壤污染越严重；2013年1月下旬，全国空气污染危机开始大爆发，严重雾霾笼罩中国东南地区130万平方公里土地，约占东南地区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在东南地区生活着12.4亿人）；
3.人口困境。为了解决13亿多人口“吃饱”的问题，我们大量使用化肥去提高产量，大量使用农药“虫口夺食”，大量使用动植物激素缩短其生长周期，以增加产出批次，大量使用抗生素以尽可能提高畜禽鱼虾的养殖密度，而如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可持续的有机绿色食品种植养殖模式”，停止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动植物激素、抗生素和农膜，我国生产的食物恐怕连半数国人也养活不了[ 可以想想看，13亿多国人十几年、几十年长期食用富含化肥、农药、激素、抗生素、重金属和转基因的食物，长期饮用被各类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甚至是严重污染的水，长期呼吸被雾霾严重污染的空气，这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我们不得而知。]。
4.我国环境污染困局。由于中小微企业基本上都是微利，它们根本就没有治理污染、达标排放的经济能力（一部分大企业也没有这种经济能力），而大多数就业人口又高度依赖高污染、高耗能、低技术的中小微企业和所谓“非正规部门”，这一方面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又严重制约了环境治理。在人口、就业和经济的多重压力下，环境治理、超标排放与中小微企业扩张往往表现为一种弹性实足的“博弈”，最终结果就是，我国环境只能长期维持“局部有所改善，整体在恶化”的局面。

窥一斑而知全貌，当前的地球生态形势已经非常严峻，我们生存的家园存在着严重的生态危机。《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中指出：生态灾难和危机已经切切实实地降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头上，地球暖化现象速度惊人，气候温度发生了自古以来难得出现的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的变化不仅使得北极熊面临灭顶之灾，更将改变地球的风风雨雨，改变地球的物理、生物状况，改变地球的民生福祉。看上去是自然变化、自然灾难，实际上却是我们自己“引以为豪”的文明成就给自然带来的毁灭性的打击，这打击最终又将落在我们自己头上，这难道还不是天地间最大的悲剧！
当前的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结果，是我们长期以来认识世界时，把我们与自然分离开来，在开发自然过程中缺乏和谐发展的观念，过度掘取自然资源，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致使生态环境迅速恶化。

正如《古老阳光的最后余晖》中指出的：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危机，因为我们当前问题的根本并非来自科技、饮食、传播媒体中的暴力，或其他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而是源自于文化——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而且大多数解决危机的提案之所以不可行，乃是因为这些提案正与问题本身同源于一个世界观。

所以，资源循环利用救不了这个世界，生育控制救不了这个世界，而拯救所剩不多的雨林也救不了这个世界，甚至冷核聚变的发展、对石油之不再依赖，以及无尽的电力供给，都救不了这个世界，即使所有这些正面的方案都彻底实施了，我们的根本问题仍然存在且必然持续下去；除了改变我们看待及理解世界的方式以外，别无他法可以产生实际、有意义且持续的变化；而这变化会自然引导我们开始控制人口、拯救森林、重建社区，以及减低浪费。

因此，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我们必须改变之前看待世界的方式，重新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地球，实现可持续发展。

如我国古代文化里把“道”作为万物是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的代称（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认为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是“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是“天人合一”；
如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认为，人的肉体只是空间自然的一部分；
如德国生态哲学家汉斯·萨克塞认为，人只是整体的一部分，当前生态哲学的目的即是告诉人们这一点；
如美国著名的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先驱利奥波德认为，大地是有生命的整体性存在，“我们从直觉的角度意识到大地是不可分割的 (它的土壤、山脉、河流、森林、气候、植物以及动物都是一个整体 )。这种直觉感可能比科学更真实，比哲学更易于表达。我们尊重大地、保护大地，这绝不仅仅是因为大地对人类有用，更因为大地是一个活的、不可分割的生命整体。”
如泰勒士把自然比作“母牛”，而东方的老子把自然比作“玄牝”，都倾向于把自然看作是一个有机也有灵的整体，一个同时包容了人类自己在内的混沌化一的整体，一个充满活力、饱含生机、拥有自己的意志和情感的整体。

那么，该如何理解自然万物是一个整体呢？

对此，先秦时期的老子认为万物是由“气”构成的——“万物皆气化而成、气化而灭也”，物体显现是“气聚而可见”，物体消失是“气散而不可见”，因此“有亦是气，无亦是气，有无皆是气，故生死一气也”；
佛学认为万物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组成，其组成的不同则显现出各种不同的物质形态；
现代“弦”理论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单元，如电子、光子、中微子和夸克等等，看起来像粒子，实际上都是很小很小的一维弦的不同振动模式。
可见，古人和当今科学理论对于“物质是什么”尽管表述各有差异，但都认为万物的构成本质是一样的，万物由相同的材料组成。

然而“气”、“地水火风”、“弦”这些说法距离“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相对遥远，接触及关注的人并不多，是以许多人难以认识万物的构成本质，难以理解万物的整体关系。

前人总结了一些方法指引我们去认识和实践整体观。比如《大学》告诉我们：“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当我们把纷纷扰扰的心思暂停“止”下来，明了自己的心理心态，一旦静下心来，反观自照，如同「静水照大千」般，就能看出端倪，智慧也就随之而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需要我们“格物，致知”——探究认识万物的本质，然后“诚意，正心，修身”——从自己的心理状态修起，随时注意修正起心动念和行为，继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实践整体观。

陌生的整体观
随着历史发展，整体观于人们变得越发陌生，既少有人去认识，也少有人去实践了。
其一，传统文化传承出现断层。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许多人通过学习古代经典，接受整体观衍生的言行规范，注重修正言行，从而在尚未能完全理解整体观时行事也多契合于整体观。
随着历史发展，特别是自近代以来，具有追求最大化的现世性、功利性等特点的西方文化强势传入，对中国固守的传统文化形成冲击，人们看到的结果是：传统文化教育之下的中国积贫积弱，屡屡遭受侵略，反而是在学习西方传来的学说体系之后，才使得中国逐渐摆脱受侵略的地位。
于是，人们逐渐淡化对传统文化的学习，转而较多地学习西方文化。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出现断层，人们对于“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等的整体观理念的接触越来越少，传统文化中关于相由心生、命由己造、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等传统说法备受质疑，大多被认为是“封建”时代落后的产物而置之一旁。
正如《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中指出的：在中国，尽管中间也有着不同的学派，但就其主流而言，远古时代关于自然的观念，在历史长河中却始终延续下来。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放弃那个“天人合一”原点，只是在固有的原点上不断的复述着、阐释着。然而，中国人对于“自然——人文”一体化、同一性的坚守，却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发展缓慢原地徘徊的状态，终于被当作“愚昧落后”的典型。

其二，当前社会中盛行利己主义。人生于世间，首先是要能够生存下来，自然而然产生了“利己”观念，可以说正是基于“利己”观念，人类得以繁衍延续至今。
但是我们要认识清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把握“利己”的内涵。倘若把自己与他人视为“适者生存”的竞争关系，认为“利己”仅是利于自己一人，人人皆言利就会增大人们的欲望， 那么人们容易为了个人利益而展开激烈竞争，如此则会如孟子所说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然而，把自己与他人视为共同进退的集体，认为“利己”不仅仅是利于自己一个人，同时也是利于集体——把“利己”扩充到整体观理念之下的人却在少数。
纵观历史，许多人很容易地把“利己”就理解为关注个人利益，利己主义观念成为社会主流。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利己主义的人性观作为最基本的理论前提，认为每个人天然地是他自己利益的追求者、判断者，如果不受干预，他的行为可以使他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利益最大化）。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又不得不考虑他人的利益，否则自己的利益也难以实现。这种经济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在什么程度上促进哪种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达到的目的。

自工业革命以来，利己主义有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时之间社会生产力迅速提升、物质财富快速增长，利己主义越来越为社会所推崇。以人都是利己的、个人理性的、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为最基本理论支点的西方经济学逐渐形成，经济人成为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中无所不在的幽灵。

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思想下，人们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倡导个人至上主义文化，鼓励相互竞争，人们越来越难以顾及整体共同发展，更是难以注意修正言行以契合于整体观了。

随着利己主义在社会中盛行，人们崇尚竞争文化，不择手段加剧竞争以占有资源，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激发了更多的社会矛盾。在社会矛盾暂时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人们竭尽所能的从自然中获取新资源以缓解矛盾。于是不断地升级改造自然的工具——科学技术，以满足人们不断增大的欲望，背离了自然发展规律，也忽视了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带来人口爆炸、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诸多危险和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