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三：讨厌黄毛丫头


文革时期，两性话题具有特别的禁忌性。尤其是在中学里，所谓“男女生界线”非常严重。男女生之间不相往来，甚至不说话，是普遍现象。

但我所在的班级，却是学校里极少的没有什么男女生界线的。原因可能与第一届班主任米永一老师有关。

米老师可能只比我们大个十岁左右，他又瘦又小，戴副眼镜，说话细声细气，很文静的样子。还经常吸鼻涕，用双肘夹着裤腰向上提裤子，跟个孩子差不多。
这样一个弱势的班主任，开学后他指定的班干部，几乎全是较听老师话，好管理的女生。

因为我们班的班排干部几乎全是女生——似乎只有两个小班长（小组长）是男生，加上我们班女生本来就比男生多，结果就是，女生在班里形成强势。她们管理全班级的学习、组织、活动、卫生等等，当然不可避免地与男生交往就多了，经常摆出一副大姐姐的气势，甚至对男生颐指气使。大多数男生也只好听命，如此一来，男女生界线也模糊了。不象别的班级，一般是男干部联系男生，女干部联系女生，形成泾渭分明的性别阵营。

因为上学晚一年，我上中学时已近14岁。象许多男孩一样，有一种被专家称作“少男假同性恋”的倾向，即喜欢和男孩子一起玩，喜欢参加比较激烈的对抗活动——为此虽高度近视却不愿戴眼镜，看东西总要眯着眼才清楚点，于是被同学起个外号叫“眯糊儿”；而不喜欢和女孩子在一起，尤其是那些文静白晰，女性特征比较明显的女孩儿。

记得开学第一周，每天早晨的任务，就是要打扫校园操场，几个人一组。班里一个肤色白白，眼晴大大，睫毛黑黑的漂亮女生，非要和我一组，还总是跟在我后边儿。当时还叫不出她的名字，但心里却已经很烦她了。尤其讨厌她有些黄的头发，还有似乎没刷白的牙齿。

后来，才知道她叫田丽萍，也确实是个美女。就是有点娇滴滴，还臭美，爱打扮，用当时流行的语言，叫“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其实她家很穷，与资产阶级风马牛不沾边。可见那时的意识形态多丑陋可笑，竟把人人皆有的爱美之心涂上了政治色彩。等文革结束后，自然博物馆重开，看了中国猿人展览，山顶洞人会做骨头项链，才明白，原来审美追求是人类巨大的进步。

为了打扮这事，我还和田美女发生了一次不愉快。那是初二之后，老师发现我有点画画天分——这是我爸家遗传，就让我负责班里的黑板报。内容平时也就抄段毛 语录，写个好人好事等等，再在周围画点花草花边。

记得有一天，听田丽萍在和几个女生说扎辫子，她有声有色地告诉同学，说扎某种皮筋短命，因为那皮筋会吸女孩子气血云云。我听了很有些鄙视她的无知。于是，第二天写板报时，就借有人传播皮筋吸气血的愚昧，写了几句批判封建迷信的活。虽没写田的名字，但大家都明白是批判谁。

过了二十多年，毕业后同学们首次聚会时，田美女更显得漂亮了。大慨正值风华盛年，头发也乌黑了，一口白牙衬着粉面朱唇。她见我后聊的第一件当年旧事，就是我写黑板报批判她。当然，已成笑谈而无介蒂了。

不知为什么——大概自己长的黑，潜意识里有点自卑吧，我从小就不喜欢肤色白的女孩子。记得小学一年级——在海淀区第一中心小学时，班里有个白白胖胖，文静极了的小女孩叫陈玉。她奶奶还和我姥姥认识，我也正巧被分到她家上学习小组。但只要她一要跟我玩，我就气她不理她，叫我装没听见。放学一出校门，我就和另一个叫张建军的黑皮肤，象假小子一样的女孩，勾肩搭背，嘻嘻哈哈在陈玉前面走，故意气她，她就无声地掉眼泪，回家向奶奶哭诉。为此，好几次去她家上学习小组，她奶奶用手指戳着脑袋训我：“不许欺负我家小玉，将来她要给你做媳妇”！

我也不敢反驳奶奶，只是在心里说，凭什么我要她做媳妇？好在没过多久，我家就搬走了，我也转学了。当然，后来年龄越来越大了，也越来越觉得对不起陈玉了。

一般认为，小女孩比男孩成熟得早。到了初中时，我还在疯折傻闹时，女同学应该已情窦初开了。

那年正值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我们每天要上十节课，上午四节，下午四节，晚上还有两节自习。自习时，只要老师不在，男生大多总是溜到操场上打球。一天打球回来，还没进教室，就听见一片吵闹声。进门一看，三位女生正在不停地互相攻击，其中就有被我批过的田丽萍，也弄不清她们谁和谁是对手，谁和谁一头，总之吵成一锅粥，别的同学都在看热闹。

听了几分钟，总算有点明白了，好象起因是男生中的小帅哥李来兴，和仨美女因为什么事——不知是互相传纸条还是传话，弄出了误会，于是都指责别人脏心脏肺，力辩自已冰清玉洁——如今想来，小儿女可爱纯情之态，美似仙花。

最可乐的还是引发事端的李来兴，此时却坐在一旁隔岸观火，好象此事与他无关。李来兴在我们班里算英俊小生，脑瓜聪明，口齿伶俐，说话幽默，活泼多事，在几个女生间掀起点是非波澜，也是很可想象的。

可他也是我同学中心眼最多的。几十年以后的今天，我有更深体会。

前两年同学聚会吃饭，说起当年去郊区插队，我因高度近视被退回一事，大兴子突然说，那根本就是假的，就是学校演个戏，骗我们的。还说他曾去公社问过云云。

这着实让我震惊。当时我确实一心一意和同学们去插队，也没认为那就是灾难。行李都运去了，谁知几天后去村里领粮食，却没我户口，说因近视，公社不接收，又退回学校了。据说公社有个70届插队生，也是我们学校的，也因为高度近视，招工回城时体检总通不过，成了公社负担。

当年回城后也去学校问过，说法相同，是被退回的。直到几十年后的现在，才从兴子嘴里听到这种说法。难道大家——学校、老师，都一直瞒着我？

最知情的应该是班主任林玉玺老师。他确实对我很好，但他有能力导演涉及学校、公社、我家所属街道办事处——我的户口最终要退到那里，以及肯定违反知青下乡政策的骗人大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