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里的史铁生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10月1日出版发行了一套的插图珍藏版“史铁生精选”。这套书是“博集天卷”“读行者”系列的一种，共四册：《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夏天的玫瑰》、《放下与执着》。插图选的是吴冠中的画。中信出版社出版过吴冠中插图珍藏版的《声律启蒙》，其图笔画简洁，意蕴深远，常人如我者亦能看懂。喜欢史铁生的文字，喜欢吴冠中的画，二者结合，定然更美，所以，毫不犹豫地买了回来。
最早读到的史铁生作品，是《小说选刊》上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读完，觉得好。但好在哪里，却说不出所以然。那些人，平和如邻村农人，那些事，平淡如鸡毛蒜皮。那时，每年《小说选刊》后几期，都附有“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推荐表。1983年，我推荐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第二年初，《小说选刊》公布的获奖名单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赫然在列。这，令我兴奋好长一段时间，很觉得自己有欣赏水平。从此，《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就一直潜藏在我的记忆里。天长日久，岁月蹉跎，小说里的清平川，慢慢幻化成江南景致，岸边绿柳成行，河水清亮见底，游鱼唼喋荷荇，出入蒹葭，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
后来，买过、读过史铁生的一些书，长篇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1版1印的《务虚笔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版1印的《我的丁一之旅》；随笔集：山西画报出版社2002年9月1版1印的《我与地坛》、中国盲文出版社2006年8月1版2印的《命若琴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2版2印的《病隙碎笔》。感触颇多，特别是《病隙碎笔》里那句“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令心中根本就没有“天堂”的我自惭形秽得无地自容，只想地上有个洞，钻进去，不再出来，不去面对史铁生。
“史铁生精选”之《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卷，开篇就是《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三十多年后重读，竟然读到一丝淡淡的悲凉。这丝悲凉令我想起史铁生“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的自谓。1972年，21 岁的史铁生因病瘫痪从插队落户的清平湾（真名为关家庄）回到北京，坐着轮椅进入一家街道工厂。作为形象思维特别丰盈的史铁生，有许多青春的梦想，有属于自己的追求。这些梦想与追求，在深重的病魔面前，异常苍白；残酷的现实，沉重地压在史铁生身上。开初没有工作，后来就业于街道手工作坊。每天来回于家与地坛之间、街道工厂与家之间，丰富的客观世界就在轮椅之外，他无法延展自己的足迹去探寻；精彩的世俗生活就在他身边，他难融入其中。丰富与精彩，是别人的，与他无关。他拥有的，是固定的线路，是年复一年枯燥无味的重复和日盛一日的痛楚。物质生活不可逆地陷入贫乏，正常人的世俗生活，对他只是一种奢望；同龄人的精彩青春，他无法触及。
于是，史铁生专注于文字，在文字里寻找自己的位置。世俗生活的“贫乏”深刻地影响着史铁生的创作。他的作品，总会出现“我”。这个“我”，既是文学作品里的艺术形象，也有史铁生的影子，很多时候，直接就是史铁生。他的小说，没有宏大的现实生活场景，没有曲折起伏的情节，没有“高于生活”的离奇故事。有的，是他少得可怜的世俗经历，是他物质视野所及的狭窄空间，是他刻意回避却又无处不在的“我”。史铁生的小说“缺乏”很多小说“要素”，散逸灵性，飘渺悠远，更像散文或随笔。因为，“真正”的小说，需要物质生活丰富的积累和大量积累基础上的文学提炼，史铁生缺少积累。散文随笔，需要优美的文笔与深邃的思想，这是史铁生的优势。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便是用优美的文笔，“实录”自己插队生活“拦牛”的日子。史铁生在他另一篇回忆性质的作品里，曾经提及清平湾的人怎么看待《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第三十五节，四元在县上的宾馆遇到“我”，说：“你写的小说我看过，看得人笑哩。亮亮妈不识字，识字喽要揍你咧。”可见，清平湾的人认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不是小说，是“实录”。正因为如此，“我”才会一再向四元解释：“小说嘛……”，“写小说得用点虚构。”
当物质生活陷于不可逆的贫乏，当世俗世界愈来愈远，史铁生在另一个“我”世界寻找到实现生命价值的路径。坐着轮椅，卧躺病床，虽不能享受精彩的世俗生活，却有更多时间思考陷于红尘纷扰的人们不会思考的问题。生命，就是这么奇特：享受精彩的同时，许多更有意义的东西会倏忽而逝；剥夺丰富世俗生活，却给你常人无法体验的感觉，让你进入更为深刻更为自由的空间。史铁生因祸得福，因为失去而有更为丰富的收获。他冷眼滚滚红尘，远离世俗利禄，拒绝物质诱惑，静静地思考人和生命的意义，慢慢地将思考推到“终极”。他的作品，越来越渗透着对生命价值的思考，越来越具有浓郁的哲学意味，深邃的宗教意识。他的叙述平缓随和，悠闲自在，由于特殊的生命体验而贯穿着温情却又宿命的感伤。既有对生命赐与和馈赠的感激，又充满对命运安排的无奈和对荒诞宿命的抗争。这些，在他晚期的《病隙碎笔》、《扶轮问路》以及逝世后整理出版的《昼信基督夜信佛》里，表现得无以复加，淋漓尽致。
史铁生的创作年轮，作品内涵，完整地阐释着一个人的成长、成熟。按时间顺序大略读下来，可以领略他对生活生命越来越高的体认与感悟。这所有，这一切，或许都是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里那一丝淡淡的悲凉演绎出来的。早在选定自己未来之路之初，他就埋下了自己创作走向的伏笔，一路走下来，走到生命的尽头。2010年12月31日，史铁生病逝。他逝世的时间给我一种错觉：这，不是病魔的胜利；这，是史铁生的主动选择。他选择了这个圆满的日子，有始有终地走完2010年，有始有终走完自己的一生。
2017年1月1 日，人民文学出版社终于推出了10卷本的《史铁生作品全编》。虽然书柜里有许多史铁生的“单本”和“集本”，面对“全集”一直犹豫，但每次上网，都要看看这套书。朴实的封面，看上去与史铁生的生命一样平凡；简略里隐藏着的厚重，仿佛在宣示标榜史铁生的深邃思想。最后，我再也按捺不住，把它买了下来。
想象中的史铁生的生命历程，大部份日子都坐在轮椅上、躺在病床上，置身书房。他应该有个书房，书房不大，甚至有些简陋逼窄，开初有一方书桌，后来是一张书床。窗外，昼夜交替，季节变换，岁月倏忽。书房里的史铁生，渐渐坐成了一尊雕塑，躺成了一种永恒。现在，我把史铁生的书卷收藏进我的书房。它们站在书柜，既英姿勃发、挺拔俊朗，又处变达观、睿智深沉。“他”之书房里的史铁生，将自己幻化成一个个汉字，一篇篇文章，一本本经笥，来到“我”的书房。我在“我”的书房里逡巡游走，遥望已成雕塑、已成永恒的史铁生，体会他的心情，体察他的思索，体味他的生命。
我知道，自己无法读完书房里的书。但我会认真地读史铁生。现在，读湖南文艺出版社“博集天卷”之“史铁生精选”，许多篇目，是重读。明年，或许会读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史铁生作品全编》，许多篇目，将是三读甚至四读。我不期待读史铁生收获什么，我只想满怀敬畏地读，把读他的书，当成对他黙黙的祭奠。

书房的现实与梦境

从小爱书，几十年积攒，现已有书万余。在小城换房时，东借西凑咬牙换了一套140多平的房，打点一个书房，蓄养自己的书。书房一面开窗，一面凿门，其余两面贴墙全是书柜，因书太多，房中央还勉强安置两个。坐在书房一角的电脑桌前，仰望巍巍乎高高在上的书柜，有一丝坐拥书城的惬意与满足。
书房临街，楼下有一替鸡鸭超渡的夫妇，随时都有鸡鸭垂死的挣扎传来，虽不哀却动心，差点为悼念已死和将死的鸡鸭，将书房命名为“鸡鸭轩”；楼对面是老百货公司的单身宿舍，通走道，猫狗与人相杂而居，夜深人静，偶有青春之猫希冀实现青春之梦，喑哑的声调拖得很长很长，起伏有致里那锥心的痛在暗夜里特别恐怖，声声入耳之后竟然有些入心，想：取名“猫春庐”算了；走狗当道，为人所踢，或许是真疼或许是撒娇的哀鸣呜呜，有时似幼童的低嚎，有时若嫠妇暗泣，想：书房是不是可以名为“犬诉墅”呢？当窗前的那钵文竹纤延上攀，在春阳里摇曳生枝，如当红花旦般扭着腰身念唱做打、顾盼生情的时候，我又想把这书房叫：“一绿居”；看书很晚，四周阒寂，夜月的清辉透过窗帘洒满书房，突然心花一闪，神飞意驰，一忽儿东一忽儿西，一忽儿过去一忽儿未来，便觉得这书房或许叫“意驰阁”更为贴切；每读一书，略有收获，书中的人和事在脑海里纠纠结结，时出时没，自己“如果”“也许”般的演绎，终不如古贤圣哲的先知先觉，认为书房似乎应该叫“仰止斋”……
其实，这都是趣话。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要为书房取名，任何一个书房名，都只能概括书房部分用途与书房中人的偶兴情绪，而无法囊括书房的全部功能和书房中人的所有思维。所以，对那些硬要给自己的现代书房安装一个古色古香文雅名字的人，我很不以为然，甚至有点嗤之以鼻。
看书之余，偶有闲暇，喜欢在书房踱步：一个一个书柜地逡巡。目光描过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书脊，购书的场景、书里的内容、读书时的感概渐次溢出，在脑海里涌波掀涛。很奇怪，越久远的书记得越清楚，发现好书时的喜悦、买书时差钱的困窘、读到会心处自得其乐的微笑历历在目，就在昨天；而晚近读过的书却已忘掉十之七八，差不多只记得作者是谁，出版者何。
经常夜梦，梦里情景屡屡相同：书房突然消失，七八个书柜无处存放。有时，我把书柜摆放在读高中时饭堂一角，一日三餐，早早跑去，迟迟离开，时时顾看，但依然损毁日重，书角蜷曲，书脊破败，望之凄然。有时，我把书柜安顿在读中师时教学楼的天楼上，借前伸尺许的屋檐挡风遮雨，书柜下部的书渐至潮蛀、朽烂，眼见其日渐枯败，茫然无计，心痛不已。有时，我把书柜放置在办公室外面的走道上，虽无风雨浸蚀，却常常丢失，挤挤挨挨渐至松泛、大半甚至小半，天天念叨已经消失的书名眼涩难止，废然而返……
更有怪梦：突然身死，书房蛛网日密，尘灰日厚，老鼠横行，书鱼肆虐；书籍一日一日散乱、零落，亲朋故旧，可入书房随手取走，顽童小孩，坐书房撕书为乐，好端端一个书房，几成书之屠场。我遥遥地望着书房的变故，想喊喊不出，想动动不了，眼睁睁地看着曾经整洁整齐的书房一片狼籍，曾经一一手抚眼阅的书们渐然消逝……
走出梦境，我急切地睁开眼睛，翻身起床，踱入书房。书房依旧，书们依然。随手打开一个书柜不曾上锁的门，目光扫过书脊，仿佛探手入海，水流轻抚手指，游鱼暗唼掌心，远古先贤油灯下挥毫洒落的墨汁浸润入肤，西方圣哲鹅毛笔划过的沙沙轻响锥心噬骨。书里暗藏着的智慧的灵魂弥漫开来，包裹着我蠢笨的身躯，悄然曰：死，是另一种存在；只要有心，书就能与你永相随伴！

逛“鬼市”记

早晨六点，黎明前的黑暗压得很低很低，要不是林立的高楼，它肯定会压到地上。路灯被压得畏葸瑟缩，丝丝缕缕的光在灯柱下留一圈昏黄。走在夜色里，秋凉蚀骨。脚步匆匆，应着内心的急切，渐渐微汗，有说不出的激动。
送仙桥古玩市场，每周三周日，有旧书交易。摆在天楼上的几十个书摊，八点开市，十二点关张。逛过几次，买了几本，十元一本，还算便宜。听说，楼下还有四五点钟就出场，陆续来，摆到八九点的旧书摊，没去逛过。古玩与旧书，在我看来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但在古玩市场交易旧书，好像是成例，比如民国北京的琉璃厂，比如今天成都的送仙桥。
走进古玩市场大门，市场里黑黢黢的。萤光闪烁处，人声响起处，果然有书摊。在路灯下的，就着路灯。在黑巷子的，就黑着。挑书的，闪着手机电筒。我在第一家书摊蹲下身子，亮起手机，边看书边说：就这样黑着？市场也不安灯？黑暗里，传来一个声音：要不，怎么叫鬼市呢？应该是摊主在回答。我抬起头，手机的余光照见一个人的剪影，黑黑地矗在那里，无边的夜色从他背后漫过来，几乎要把他淹没在黑暗里。幸好有一丝余光，有一点声音，才使他的轮廓从黑暗里凸显出来。
昨晚睡得不踏实，迷迷糊糊地老做梦，梦时断时续。醒来时天已大亮，急匆匆跑到送仙桥，不见旧书摊，市场里人影幢幢，却了无声息，我问从身边走过的人：旧书摊在哪里？人影盯着我，满眼惊奇，好像见到怪物，匆匆别过身去，走开。好像又有书摊，巷子两边的条案上，摆着一摞一摞的书，书脊向上，好多好多的网格本，我挑出许多，抱在胸前，边逛边添，直堆到下巴，但逛完，却两手空空，我着急地挨着问摊主：刚才，我在你这儿买的网格本呢？怎么全不见了？摊主不理我，而我刚才买的网格本，依然摆在他们的摊上。伸手抢时，摊主一指：这哪是网格本？定睛一看，确实不是。
旧书并不摆在条案上，也没码成一摞一摞的。摊不多，二三十个，一家紧邻一家。摊上的书不多，几十本，一本挨着一本，摆上水泥地上，报纸、塑料纸都舍不得垫一张。有的，摆都不愿摆，一小堆乱堆着，由买者去“造”。买书的人也不多，几十上百个，蹲着，站着，走着。
逛，发现《曹禺戏剧选•原野》《卞之琳诗集•雕虫记历》。读过曹禺的《雷雨》《日出》，没读过《原野》。卞之琳的“风景”是新诗的经典，他的诗没读过几首。问摊主：多少钱？摊主在黑暗里回：13。出乎意料的便宜，扫码付款。13元，吃份盒餐都不够，却可以买两本书，真不知是钱太值钱，还是书不值钱？
再逛，发现《曹禺戏剧选•家》，摊主说：5元。欲付款，他没支付宝，也没微信，我没现金，只好作罢。
继续逛，发现《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泰戈尔诗选》。书柜里，泰戈尔的诗集有好几本；巴尔扎克的小说有套十二卷本，收录有《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但看见网格本，倍觉亲切，又便宜到只5元一本，也买了。想起昨晚的梦，我把书夹在肋下，走几步又摸一下，生怕它突然消失。
又逛回去，站在《曹禺戏剧选•家》前，给摊主出主意：我扫码给你的熟人？摊主说：扫给谁呢？旁边的摊主叫住一位走过的老主顾：扫给他，扫给他。我扫码付款，买书到手。
夜色氤氲，将书市笼在黑暗里。夜市仿佛一艘飘摇在夜的大海里的船，摊主是船员，逛书市的是乘客，我是乘客中最不起眼的那一名。手机电筒的光细微柔弱，光晕抵达书的封面，神奇地强化扩展，异常明亮清晰，把书从黑暗中拯救出来，图像生动明艳，文字跳跃幻化，熟悉的，不熟悉的作者从书里慢步而出，就着一星亮光，讲述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文字。沉重的黑暗被洞若观火的目光穿透，目光殷切，秋水凝双目，妖娆亦艳冶，谁也抵挡不了鬼魅般的诱惑。
来来去去间，天亮了，若鬼火的手机电筒都关了。一切，真真切切，少了黑暗里的迷离氤氲，旧书的面目清清楚楚，既可爱，又可怜。书，不管新旧，终是可爱的。这里的书，有些可怜，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折角破脊，被人挑三拈四地选来选去。这里的书，又很幸运，至少，有人曾经拿起它，有人还会亲近它，有人可能爱上它，比起那些堂而皇之地陈列于书柜，从不曾被人翻看过的书，不知要强多少。
逛书市的多是中老年。天亮后，蹲着的少了，站着的多了。看上眼，再蹲下翻。欲买时，又站起来，与摊主讨价还价。原来，这么便宜的书，还有商量的余地，只要还价，摊主多少都会让点。如此价格，摊主赚什么钱呢？疑惑间，听到一位摊主问一位熟客：今天买了什么？熟客说：什么也没买。摊主笑：不买也来逛？熟客也笑：逛逛，总比睡懒觉好。或许，卖书，逛书市，是一种爱好，一种寄托，在与书打交道的快乐里，寄托自己的人文情怀。只是，我逛旧书摊，却是功利的，是想捡便宜，买好书。
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里，有鬼市，终日不见阳光。送仙桥的旧书交易，四五点就开市，八九点便收摊，应该能见到阳光，只是阳光终究有限，称其为鬼市，虽有夸张戏谑的成份，却也有些道理。若它真是鬼市，逛鬼市的我，便是沉默的鬼影。我愿做一只悄无声息的鬼影，在暗夜与黎明的纠缠时分，满怀希冀地前来，穿行于鬼市，剔抉选择，怀抱收获地离去。即便只是逛逛，也要沾沾鬼市里其他鬼影的仙气，甚至鬼气，使自己多一点世俗之外的东西。

读书至死

闲着无事，喜欢读书。每每捧起书，就会想起鲁迅先生的一首小诗：“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虽然鲁迅先生诗里的世相有特定所指，是对他所处时代世事的尖锐嘲讽。但文中那句“无聊才读书”响在耳边，很是特别，觉其矛头所向，便是自己：生活圈子小，交游活动少，上班事不多，下班便回家。无聊地坐在办公室的靠椅上，懒散地窝在客厅的沙发里，网越上越生气，电视节目越看越弱智滑稽，能干什么呢？只有读书！
喜欢窗明几净的房子，再热再冷都喜欢大大地开着窗户，让炙烈的阳光或凛冽的寒风穿窗而入，让一年四季风霜雨雪在窗前舞蹈、变幻、茁壮。喜欢在窗边养几株四季绿意盎然的植物，喜欢绿色点缀的窗户，喜欢在这样的窗户下读书。因为这些喜欢，美国人约翰森说的“一个家庭中没有书籍，等于一间房子没有窗子”，格外令我沉醉。望着自己书房里满满当当的一屋子书柜，手指划过书柜里排列整齐挤挤挨挨的书，即使在漆黑的夜晚，窗外风雨如晦，也觉自己的屋宇下华灯璀璨，色彩斑斓。陶醉在这一摞摞书，一篇篇文，一行行字营造的“气场”里，不知不觉便身心激荡，无法言说无法捕捉的温柔温馨湿润包裹着自己。这时，还能干什么呢？只有看书！
读书，将自己埋在书里。窗外的市井渐渐远遁，人生的烦闷悄悄消隐，书里的新鲜新奇新异幽幽变幻，千年化为一瞬，亘古稍纵即逝，一切皆成可能。墨香文韵熏风扑面，时间淡入字里行间。一个半天，一个夜晚，不知不觉过去。合上书，长长地打个哈欠，慢慢地伸个懒腰，回味咀嚼着刚才书里的一切，感觉得到视野的满足与大脑的充盈，一丝惬意快慰升腾起来，弥漫开来，将自己淹没，觉得这样的无聊也还有点意味。于是，一下子记起高尔基说的“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终生的伴侣，最诚挚的朋友”和他为了注解自己阶梯说的补充“每一本书是一级小阶梯，我每爬上一级，就更脱离畜生而上升到人类，更接近美好生活的观念，更热爱书籍”来，陶醉里，以为自己又登上了“一级小阶梯”，又多“脱离畜生而上升到人类”了一点点。
但过几天，回想自己刚看过的书，鲜活的字句，生动的场景，书所营造的我喜欢的一切杳无踪迹，不留半点印痕。沉溺在深深的失望与痛苦里，才明白刘向所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之精准。读书，固然是件好事，但只有“善读之”，才“可以医愚”。象我这样，漫无目的，一味瞎读，明显属于不善读之列，岂能治愚。怪不得，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却依然愚纯如故，耽于一己之见，囿于个性之思，世事难洞明，人情不练达，完全一付书呆模样。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盼望着自己能象培根所说那样：明智、聪慧、周密、深刻、庄重、善辩，成就自己独特的性格。但不懂诗，对数字特别不敏感，对举凡带着“学”字这等深奥的东西，都脑力不逮，无法企及，勉强能读懂一点点历史，一点点书写细民感慨的文字，离培根所说相去甚远，失之千里。想想：既然如此，读书，于我何益？
矛盾里，张潮对读书富有读意的解说漫过来：“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一个场景清晰浮现在眼前：朗月夜，庭院中，绿树丛，有人峨冠博带，长袖轻飘，须髯微拂，手持书卷，望月吟咏。其酣醉之态，潇洒之情，沉溺之势，飘逸之姿，分明就是“谪仙”再世。读书，竟能如此洒脱曼妙，超凡脱俗，还用得去研究有益无益，何需斤斤于记得住记不住。只要愿读书，在读书，能读书，便是一种美好的姿态，便是一场丰盈的盛宴，便是人生最为神妙的存在。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我想：闻道，固喜；不闻道，亦读书至死。

书柜里的张爱玲

读书爱跟风，世面上流行的，大家追捧的，一定要买来读读。生在小城，天远地自偏，不跟风，不行。其实，跟风也不是坏事，要成为风，得有本钱，不是谁想风就风的。能成为风的，多得认可，多有精品，比如张爱玲。
1992年，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张爱玲文集》时，小城的一家书摊竟然有售，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套四卷，封面一丛零落的花，工笔描就，什么花，不认识。认真地一一读过，很觉喜欢。喜欢归喜欢，真要说出一二三，却不能。觉得与以前读过的许多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区别是什么，不同在哪里，说不清楚。当然，说一头雾水也不尽然，脑子里隐隐约约有两个词，是似是而非的评判：“民国味”、“小资味”。但民国味、小资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情，却只于意会里仿佛有，无法言说清楚，隐隐约约，似有似无地在心头萦绕着。
总以为，读书，是读书人的事。事实却并不如此，书，与每个人都有关联。这种关联有必然，更有偶然。我书柜里的《张爱玲文集》的命运改变，就是偶然。有朋友带一位只见过一两面的人到家来玩，麻将之余，他走进书房，抽出《张爱玲文集》第一卷，说：借我看看。书柜上贴着“概不外借”，他不知是真没看见，还是装着没看见，在我期期艾艾不知所言的犹疑里，他昂首挺胸，高视阔步走出书房，掩门而去。此后，这人再没来过。请朋友问书，先说：在看，看完就还；后说：别人借去了，还来就还；最后说：丢了！于是，我四卷本的《张爱玲文集》成了三卷，成了残书。
2006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印行《张爱玲集》时，看着残缺的《张爱玲文集》，又在网上买了套《张爱玲集》。六卷本，只买了《郁金香》《倾城之恋》《半生缘》《流言》《对照集》，未买《红楼梦魇》。不买《红楼梦魇》，一是不太喜欢“红学”，张爱玲作为深受《红楼梦》影响的作家，解读《红楼梦》肯定有新意，但终究脱不了大“红学”的范畴；二是2005年买过一本京华出版社的《张看红楼》（其实就是《红楼梦魇》），在成都送仙桥买的，或许盗版，却不是其他盗版书那般错漏满篇；仿佛正版，印刷又太粗糙，插图模糊。
这套书，只认真地读过《流言》。《流言》里的很多篇目，在《张爱玲文集》第四卷里读过。阅读的过程，愉快而舒服。书里无处不在的俏皮、睿智，令人开怀，也令人深思。读着《天才梦》里那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任何人都不得不佩服张爱玲的眼力和笔力。《流言》里的文字跳跃起伏，穿梭在云里雾里，若山野精灵，仿佛影子在眼前飘飞。之前，读一本书，多少能形成整体印象，也能概括其特质一二，但读《流言》，却只能捕捉到她的词句、篇章，竭尽心力，也无法看清它的身形，无法抽象出它的精髓，更别说去抽丝剥茧，寻觅它的真谛。更令人惊叹的是，《流言》里的文章，均是张爱玲二十多岁时写成。二十多岁的张爱玲，就能洞穿生命的本质，并将这种本质用她令人心动的语言表达出来，形成特别的“张式格言”。这，不是天才，是什么！于是，“民国味”“小资味”的张爱玲，在我这里，成了“天才”。
读书，是向外寻觅。每个人，都希望通过读书，在书本里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从外界搜索更多的财富，学习借鉴，充实完善自己。读书，更是向内求证。通过读书，你可以在书里看见自己，看见自己的心性，看见自己的灵魂，看见自己最不愿意看见的丑陋甚至丑恶。
2009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又推出《张爱玲全集》，煌煌十一卷。补买了《小团圆》《重访边城》。读过《小团圆》，感觉特别冷。冷得噬骨，冷得绝望。无边无际的冷，从文字里溢出来，将我冻成冰块，挣扎了好一阵子，才恢复知觉。这是对人情世故彻底绝望的冷，是不与世间万物为伍傲然独立于外的冷，是慢慢凌迟人性眼见鲜血淋漓而不为所动的冷。或许是从小看多了大家庭里的尔虞我诈，或许是青春女子浓烈的感情遇上浪荡子的深切失望，或许是年老后清冷一人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孤苦茕独。看透了世间繁华背后的虚无，人性隐藏于表象之下的卑劣，敏感的她，睿智的她，岂容这些卑劣在世间横行？她拿来福楼拜那把令人胆寒的手术刀，将自己的生命一刀一刀地条分缕析成一个个独立而又关联的单元。在《小团圆》里，看得见年迈冷鸷的张爱玲手中那柄锋利的手术刀上闪闪的寒光，听得到刀锋划过皮肤、深入肌肉、割破血管、遇到骨头的细微响声。在《小团圆》里，张爱玲是“天才”的，更是“冷酷”的。
后来，发现“孔网”可配齐残书。找了找，有《张爱玲文集》第一卷。正高兴，书柜里却找不到残缺的《张爱玲文集》。想许久，才想起或许是换房搬家时，因为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印行《张爱玲集》，觉得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爱玲文集》已成残书，书柜堆不下，便扔掉了。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张爱玲文集》，就如张爱玲的作品曾经在我心里的感觉一样，隐隐约约，似有似无，一直挥之不去。幸好，世有后悔药。孔网上有《张爱玲文集》四卷、增补卷成套出售，也不贵。重新买了一套，不为读，只为怀念与回忆。
书柜里，张爱玲高贵地站成一排，如同她那张最著名的照片：旗袍的高领将她的头托得微仰，清亮的眼神微微向上望，紧抿的嘴唇勾勒出浅浅的笑，高傲，固执，冷静。冷静地看待世事，固执地坚持自己，高傲地排遣文字。我站在书柜前，张爱玲在最上面那一排，我仰望着张爱玲，“低到尘埃”里。只是，尘埃里，没开出花，也未长出草，一直就是尘埃。

读书有什么用？

小时候，夜晚特别是冬夜，只有父亲有兴致，就会把我们赶上床，睡在他的脚头，听他给我们读书。读的什么，全被时光俘获。记得的，是他的声音在梦的边缘起伏跌宕，时远时近，一忽儿天边，一忽儿耳边。今天，一恍惚，这声音还会从岁月深处传来，把我拉回睡在父亲脚头的日子里。放学后，父亲喜欢坐在阶沿藤椅上看书。有时，我们顽皮得太厉害，吵得文不安武不乐，父亲生气，命令我们几兄弟站成一排，听他训话。每次，最后一句都一样：你们祖祖、爷爷，都是教书先生，你们爸妈，也在教书，你们得有点读书的模样；现在，都去读书。我们扮着鬼脸，悄吐舌头，或拿起课本，叽哩哇啦乱读一气；或翻开小人书，饶有兴致地看起来。久而久之，耳濡目染，我有点喜欢读书了。这点喜欢，是父亲言传身教的结果，也勉强算是一种或许存在的家族传承。
中师时，有位杨姓老师，教我们的文选。杨老师戴一副镜片圆圆的眼镜，中山装的风纪扣长期扣得严严的。平时，他不苟言笑，我们在校园里遇到他，喊：杨老师！他最多是点点仰望着天的头，或鼻子轻轻回应一声。但在课堂上，他却像换了一个人，娓娓絮絮，旁征博引，不厌其烦地教我们。讲到“叵”，他说：叵，你们看，不正是可的一竖钩反着写吗？所以，叵，与可反，就是不可。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寝室，给我一个书单：你拿去，叫同学们有空读读这些书。中师两年，我读完杨老师开的书单，又按着自己的心性继续读。一路读下来，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觉喜欢，渐渐有了一丝读书的爱好。这个爱好，是杨老师循循善诱的结果，也勉强算是一种或许觉醒的自我意识。
结婚后，有儿子了。周末，我带着儿子一起读书，我坐在书桌边的藤椅上读，他坐在藤椅后的床上翻，我眼神的余光罩着他小小的身子，偶尔偏过头去瞅瞅他，他或坐着、或趴着，安静地翻他的书，翻到会心处，咧嘴傻笑，甚至哈哈哈地笑出声来。晚上，我靠在床头读书，一支笔，一本词典，一个笔记本，边读边查边记，儿子抱着一摞书挤到我身边，一本接一本地翻，翻着翻着，眼睛渐渐眯上，书掉在床头，睡着了。我轻轻地把他放平整，给他掖好被盖，继续读书。逛书店，我一个柜台一个柜台地流连，拿起，翻开，不喜欢的放下，准备买的挟在腋窝，儿子从少儿柜台跑过来，扬着手里的书：我要这本，我要这本。结账时，儿子嘟囔着嘴：你买那么多，我才一本。出差回来，儿子急匆匆跑来给我开门，打开我放下的包，在包里找书。每次，都不会失望。他拿起我给他买的书，跑到他妈妈面前炫耀：我有书，我有书，你没有。在儿子小学毕业前的时间里，与儿子一起读书，有空闲就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是我刻意约束自我的结果，我想让儿子也养成这种习惯，想他通过读书，拥抱一个比我的生命更为宽阔、丰饶、富足的生命。
读书是一种习惯。办公室的案头，摆着书。工作做完，翻开，接着昨天中断的地方读。家里的床头，摆着书。靠在床上，蜷在被窝里读，不知不觉就到了深夜。沙发旁的边几上，摆着书。饭前，翻一翻，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边上，是更为精彩的世界。上卫生间，带着书。书香浓郁深沉，可以抵抗一切怪气味。出差，带着书。临睡之前读几页，正好催眠。周末，带本书外出。看风景，风光无限好；吃老菜，菜香满舌尖。走累了，吃饱了，坐在河边、石上歇脚，读一段，书里写的恰好是溪流潺潺，风清云淡，活色生香，五味俱全。梦里，常有书。是久寻无着的善本，是读过还想再读的经典，是他或她正洋洋洒洒挥毫泼墨，是我正在书房的书柜前逡巡徘徊……
对我来说，读书可以消磨无聊的时光。人的生命，既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也有许多间隙。工作不可能覆盖所有时间，生活也不可能霸占全部岁月。工作、生活的间隙里的时光，可短可长，或有意义，或很无聊。有意义的自不必说，无聊的呢，怎么办？也与它一起无聊，让无聊更无聊吗？显然不能。不同的人，有打发无聊时光的不同方式，而我，只找到读书一途。再无聊的时光，只要捧起书，就会摇身一变而丰姿绰约，而曼妙婉约，而山高水长。既然时光已不再无聊，身居时光之中的你，也就不可能无聊。你或许无法到达儒雅的境界，但你至少不会在无聊的时光里浪费自己的生命。
对我来说，读书可以提振萎靡的精神。很遗憾，却又无可奈何，我的生命平常甚至平庸得如森林里的一株杂树、路边的一棵野草，甚至若被秋风吹得飘飘忽忽的枯叶、被寒冬冻成冰凌的夹着泥沙的水滴。因为平常，所以时时无主，因为平庸，所以常常萎靡。我问自己：你这一生，有何意义？你在人间走过一遭、活过一世，临死对自己对家人有什么话要说？越问，越虚无。因为，我的人生本无意义，临死也无话可说。幸好，我还能读书，还在读书。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我突然觉得找到了知己，虽然我注定无法闻道，但我却愿意一直行走在闻道的路上，在向道靠拢。我面对《论语》，退而求其次：欲闻道，死可矣。
对我来说，读书可以抵御向下沉沦的欲望。任何生命里，都有向上和向下两种力量在争斗。人的一生，一直活在这种内在的无休无止的争斗里。人身上，潜藏着向下的欲望；生活里，到处是向下的诱惑；稍不注意就会形骸放浪、跅弛难羁，就会沉沦再沉沦，向下愈向下，成为酒囊饭袋、行尸走肉。读书，是一种向上的力量。这种力量或许还没有强大到清除向下的一切，但它可以推开世俗、红尘之外的另一扇窗。从这扇窗望出去，满目青山，水秀天朗，万物既多姿多彩，又遵循自然的天道。坐在这扇窗边，熏风和煦，鸟鸣花艳，和谐共生里的此消彼长，相互包容中的世道轮回，虽不至于使你超凡脱尘、得道成仙，至少会令你清气满怀，吟啸声中多少有一番文蕴雅趣。

从《灯下读书论》说起……

“民国甲申八月二日”，周作人写过一篇《灯下读书论》，刊于1944年10月《风雨谈》15期，署名十堂。
《风雨谈》是一份沦陷区文学杂志。这是比较客观、隐晦的说法，如果说主观、明白一点：《风雨谈》是一份日伪文学杂志。唐倩在《对上海沦陷区一份综合性文学杂志的历史考察——〈风雨谈〉研究》中指出：“1943年4月在上海创刊，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风雨谈》的作者群比较复杂，政治立场和文学立场都差别较大，其中就有不少附逆文人，既有汉奸作家，亦有大节有亏的作家。”发表《灯下读书论》的周作人属于那一类，不言自明。
《灯下读书论》有一段话：
我们说明季的事，总令人最先想到魏忠贤客氏，想起张献忠李自成，不过那也罢了，反正那些是太监是流寇而已。使人更不能忘记的是国子监生而请魏忠贤配享孔庙的陆万龄，东林而为阉党又引清兵入闽的阮大铖，特别是记起《咏怀堂诗》与《百子山樵传奇》，更觉得这事的可怕。
明史（明季的事），是近现代学者很感兴趣的一段国史。大家之所以关注明史，有多方面的原因，大略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明代的封建专制，特别是宦官把持朝政和特务政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明代的士大夫阶层地位很高，庞大的文官系统几乎自成格局；皇权、宦官、特务政治与文人政治的对峙冲突，是明代一道特殊的风景。三是明代江南的手工业发达，对外商品贸易，特别是突破海禁后，在规模和深度上大大优于前代；四是继明而建的满清政权，是少数民族政权，令自视中华正统的汉族文人、学者痛心疾首，难以接受。
作为近代学者，周作人也不例外，对明史很关注。《灯下读书论》从说读史一下子“宕”到“明季的事”，就是例证。
对明史，周作人有自己的看法。魏忠贤这样的太监，客氏这样的妇道人家，张献忠李自成这样的“流寇”，他们紊乱朝纲、犯上作乱，都是本性使然，至少周作人认为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而陆万龄、阮大铖是饱读诗书、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文人，文人失节附逆，使周作人不能忘怀。正因为不能忘怀，所以“记起”阮大铖的《咏怀堂诗》《百子山樵传奇》，看他写得那样气定神闲，如此优雅散淡，便“更觉得这事的可怕”。陆万龄和阮大铖的事，特别是阮大铖的事，令周作人觉得可怕，可供玩味。
关于文人，历朝历代的评价颇多。最具代表、最为流行的评价，往往是负面的。魏曹丕《典论•论文》开篇就是：“文人相轻，自古亦然。”说文人自视甚高，看不起其他文人。结果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彼此之间相互看不起，常打肚皮官司。明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里发出的疑问：“文人无行，信乎？”令文人很难接受。因为，人们不管“信乎”，只记着“文人无行”，在品行上一棍子打死所有文人，认为喜欢玩弄文字的人，品行常常不端正。清黄景仁的《杂感》有“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诗句，不再单说品行，而是全盘否定：十个人中有九个人是可以用白眼相向的，最没有用处的就是书生。虽然是作者的穷愁愤懑之语，本不可当真，但人们偏要当真：书生（文人），一无是处！
文人最喜欢一个词：风骨；最喜欢听别人说：文人风骨。风骨一词，最早见于《晋书》卷一百三十，载季第三十《赫连勃勃》文末的“史臣曰”：“赫连勃勃獯丑种类，入居边守，属中壤分崩，缘间肆慝，摘弦鸣镝，据有朔方。遂乃法玄象以开宫，拟神京而建社，窃先生之徽号，备中国之礼容，驱驾英贤，窥窬天下。然其器识高爽，风骨魁奇，姚兴覩之而醉心，宋祖闻之而动色。”不管文人承不承认，风骨一词，最早是用来赞美匈奴人赫连勃勃的。当然，后来，风骨渐渐被文人霸占，成为文人的专用词。只是，成为文人的专用词，并不意味风骨是文人的天生特质，更不意味所有的文人都有风骨，比如周作人。
周作人一生，有两件众说纷纭的大事：一是与鲁迅的反目，一是抗战期间附逆。前者，是清官难断的家事，他们自己不说，旁人置喙，也是枉然。但后者，是国事，所有人都可以评说。附逆，在任何人的认识里，都是可耻的，不可原谅的。这也是每每翻开周作人的书，看着他那些风清云淡的文字，心里却一直耿耿的原因。
不知道周作人写《灯下读书论》时，是什么样的心态。但很难想象：一边做着外族入侵者建立的傀儡政权的官，一边却义愤填膺地谴责“是国子监生而请魏忠贤配享孔庙的陆万龄”和“东林而为阉党又引清兵入闽的阮大铖”。难道他真忘记了自己正在附逆，真的认为附逆是“曲线救国”吗？难道他在觉得陆万龄、阮大铖可怕的时候，一点也没有想到自己投靠日本人的可耻吗？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解释：因为感受到附逆的痛苦，才在《灯下读书论》举出两个“无行”的文人，谴责自己的“无行”；陆万龄、阮大铖只是道具，只是借口，真正“可怕”的，其实是附逆的自己。不管怎么解释，看到周作人在1944年说“特别是记起《咏怀堂诗》与《百子山樵传奇》，更觉得这事的可怕。”都觉得特别滑稽，仿佛有一副地痞无赖的嘴脸在眼前晃动，挥之不去，进而对“文人无行”一词，多了一些理解，不敢说更为深刻，至少多了一个例证。
不喜欢周作人这个人，却喜欢他的文。国内搜集、编订、出版周作人著作最为热心的钟叔河，曾在报纸上登过一条“重印周作人著作”的广告，开头几句是：“人归人，文归文。周作人其人的是非功过是另一问题，其文的主要内容是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进行反思，对中西与中日的文化历史作比较研究，今之读都却不妨一读。”何止“不妨一读”，简直可以一读再读。所以，书柜里有周作人的单行本《雨天的书》《泽泻集》《儿童杂事诗笺释》，有选集《苦茶》《周作人散文选集》《知堂书话》，还有《周作人散文全集》。在我的书柜里，周作人的书，略少于沈从文，比汪曾祺有过之而无不及。

小议《五杂俎》

1926年1月25日，《语丝》第63期刊载过周作人的一篇文。文很短，只两段，名为《和魂汉才》。文中有“明谢在杭《五杂俎》亦云：‘倭土亦重儒书，信佛书。凡中国之经皆以重价购之，独无《孟子》，有携此书往者，舟辄覆溺。’”一句。钟叔河、鄢琨合作编订的《周作人作品集》（岳麓书社出版）和钟叔河编订的《周作人散文全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均将文中的“《五杂俎》”改为“《五杂组》”，并出“校”（前者）、下“注”（后者）：“‘组’原作‘俎’。”

《五杂zǔ》是明代谢肇淛（字在杭）所作的一部笔记，旧时一般写作《五杂俎》，今天学界认为应写作《五杂组》。将“俎”改为“组”，主要依据是《五杂zǔ》初刻时“大泌山人李维桢本宁父”所撰的序。李维桢（字本宁）的序言，对五、杂、zǔ三字作了详细的解读。他阐释zǔ说：“〈尔雅〉：‘组似组，产东海。’织者效之，间次五采，或绾玺印，或为冕缨，或象执辔，或咏干旄，或垂连网，或偕玄纁入贡，或玄朱纯綦，緼辨等威，或丈二抚镇方外，经纬错综，物色鲜明，达于上下，以为荣饰。在杭产东海，多文为富，故杂而系之组也。”李维桢认为：谢肇淛的《五杂zǔ》，是斑斓纷呈的锦绣。后人据此，改《五杂俎》为《五杂组》。并以为，旧时之《五杂俎》，是印刷时刻字工自以为是，仿段成式《酉阳杂俎》，改“组”为“俎”而成，属于“刻误”、“印误”。上海古籍出版社编选、印行的《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书店印行的《历代笔记丛刊》，都将《五杂zǔ》写作《五杂组》。中华书局印行的《五杂组》（韩梅、韩锡铎点校本），在内容简介中也说：“‘杂组’，原意是彩色的织品，借指书中内容繁杂丰富。”

李维桢的序言开篇还有一句：“《五杂zǔ》诗三言，盖诗之一体耳，而水部谢在杭著书取名之。”古乐府有以首句为名的《五杂俎》诗，最早的是魏晋时期无名氏所作，诗云：“五杂俎，冈头草。往复还，车马道。不获已，人将老。”唐宋时期及以后，文人多有仿作，有的写作“五杂俎”，比如皎然、范成大等；有的写作“五杂组”，比如颜真卿、陆游等。若真如李维桢所言“谢在杭著书取名之”，谢肇淛为自己的作品定名时，应该写作《五杂俎》。

虽文人多自负，但古文人在为自己的作品命名时，却比较内敛谦逊，保守圆融，很少用自夸的字词。唐代的段成式将自己的笔记取名为《酉阳杂俎》，就是谦逊；北宋时期的庄绰将自己的笔记定名为《鸡肋篇》，也是谦逊；明代的卢柟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蠛蠓集》，更是谦逊。一般说来，谢肇淛不会称自己的作品是“斑斓纷呈的绵绣”即《五杂组》。相反，称其为杂陈于菜砧的蔬菜、时鲜等菜品即《五杂俎》，更为可能。

为人写序、作碑文，多溢美之词，今人如此，古人也不例外。连津津于“文以载道”的韩愈替人作碑文时都多溢美之词，李维桢为《五杂zǔ》作序，自然也难脱俗。他释《五杂zǔ》之名，先讲五之本意：“曰天，曰地，曰人，曰物，曰事，则说之类也。”再谈杂之要旨：“《易》有杂卦，物相杂故曰文。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说之旨也。”然后夸耀五、杂：“天数五、地数五，河图洛书，五为中数，宇宙至大，阴阳相摩，品物流形，变化无方，要不出五者。”“五行杂而成时，五色杂而成章，五声杂而成乐，五味杂而成食。”同样，在对“组”进行一番渲染后，又说：“余尝见书有名‘五色线’者，小言詹詹耳，世且传诵，孰与在杭广大悉备，发人蒙覆，益人意智哉？”既然“小言詹詹”之《五色线》只是“线”，都“世且传诵”；“广大悉备，发人蒙覆，益人意智”的谢肇淛作品就应该是超越“线”、高于“线”的“组”。也就是说：《五杂组》完全有可能是李维桢因《五色线》而为谢肇淛作品重新定的名字。

将《五杂zǔ》写作《五杂俎》，或许更合谢肇淛本意。即使不能确定《五杂zǔ》写作《五杂俎》还是《五杂组》，或者百分百确定写作《五杂组》，也不应轻易将周作人原文中的《五杂俎》改为《五杂组》，而应保留原文，下“注”：“今写作《五杂组》。”更为恰当。

手里没有止庵校订的《周作人自编文集》，但愿书里没有将《和魂汉才》一文里的“《五杂俎》”改为“《五杂组》”。保留“《五杂俎》”就是保留文章的原始面目，只有保留“《五杂俎》”，才能读出周作人作品特殊的韵味与意蕴。这，既是对作者的尊重，也是编订者应有的态度。

《儿童杂事诗》源流小考

《儿童杂事诗》是周作人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间所作。

一九四七年六月，周作人“偶读英国利亚（Lear）的诙谐诗”，觉得“妙语天成，不可方物”，乃“略师其意，写儿戏趁韵诗，前后得十数首”，却“终不能成就”。信笔写来，想到哪写到哪，事后自己也不太满意。反复阅读，只觉“其中有三数章，是别一路道，似尚可存留”。玩味再三，主题愈来愈明确，思路越来越清晰，“因就其内容，分别为儿童生活儿童故事两类，继续写十日，共得诗四十八首，分编甲乙，总名之曰儿童杂事诗。”一九四八年，“春多雨，惊蛰以来，十日不得一日晴”，周作人在“阅段氏《说文》注”之余，“应友人之属，录旧作《儿童杂事诗》”。不录无感觉，一录就灵感满满，“觉得尚可补充”，诗兴勃发之余，“因就生活诗部分酌量增加，日写数章，积得二十四首，定为丙编。”丙编与甲编略有区别，“旧日所写，多以岁时为准，今则以名物分类。”其时，周作人似乎意犹未尽，“此种材料尚极夥多，可以入录，唯写为韵语，虽是游戏之作，亦须兴会乃能成就。丁编以下，倘有机缘，亦俟诸异日。”只可惜，“兴会”不再来，“机缘”至此尽。此后，周作人再未就“儿童杂事”这一主题作诗。所以，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儿童杂事诗》，只有甲、乙、丙三编。

关于《儿童杂事诗》的缘起，周作人说得清楚明白：“偶读英国利亚（Lear）的诙谐诗”后，乃“略师其意”，终得数十首。但周作人并非一九四七年六月才“偶读英国利亚（Lear）的诙谐诗”，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晨报副刊》登载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一文里，周作人就提到过“利亚（Lear）做有‘没有意思的诗’的专集”，说明早在一九二二年周作人就读过利亚（Lear）的诗。为什么一九四七年再“偶”遇时，才觉得“妙语天成，不可方物”？清楚明白的背后，应该隐藏着更深的意蕴，值得爬梳剔抉。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周作人在北平因汉奸案被民国政府逮捕，关押于北平炮局胡同监狱。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被解送至南京，关押于老虎桥监狱。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被民国首都高等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民权十年，在老虎桥监狱开始服刑。

判决前，周作人颇为忐忑。十月十四日，汪伪政府宣传部部长林柏生被处决，周作人兔死狐悲，惶恐不已，作七绝一首：“当世不闻原庾信，今朝又报杀陈琳。后园痛哭悲凉甚，领得偷儿一片心。”判决下达后，周作人应该长舒一口气，至少自己不会被枪决。只是，已六十二岁的周作人，对能否服完刑期，再获自由，应没有把握。前有林柏生被枪决时的惶恐，后有对余生不可把握的虚无，惶恐、虚无之余，感叹世事，周作人或许觉得应该趁在老虎桥监狱的空闲时光，好好回顾一下人生。回顾，总从童年开始，距童年越远，童年越清晰。正好，英国人利亚的诙谐诗再次出现，这个由头仿佛毛衣的线头，轻轻一扯，童年的一切便源源不断浮现出来，令周作人兴会不已，诗亦水到渠成。若果真如此，《儿童杂事诗》可谓是周作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所撰《知堂回想录》的源头、前传。

当然，这只是猜测。

虽然周作人曾说“我向来不会做旧诗，也并没有意思要去做它”，但他对自己的诗作还是有信心。一九四七年八月，他就为只有甲、乙两编的《儿童杂事诗》作了序。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他又为增补了丙编的《儿童杂事诗》作了序。显然，他想将《儿童杂事诗》结集出版。

由于民国政府判处周作人“褫夺公民权十年”，所以，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被羁押起的十年内，他也被“褫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儿童杂事诗》要发表、出版，得等到“褫夺公民权十年”的刑期满了后，才有希望。但世事难料，判处周作人刑罚的民国政府很快就日薄西山，迅速垮台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周作人被保释出狱。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周作人由上海赴北京。新政府对周作人的态度是：“只要不乱说乱动，人民政府对他就宽大了。”也就是说，旧政府对周作人的刑罚至此结束，周作人自由了，虽然是一种“不乱说乱动”的自由，但比在老虎桥监狱服刑不知要好多少。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六日，上海《亦报》发表了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甲、乙、丙三编，共七十二首。《亦报》为使诗生色，特邀丰子恺为每首诗配画。发表时，署名“东郭生”。周作人自称东郭生，应该是遇到过“狼”，并且不能忘怀。狼之所指，或可从周作人作品里一见端倪，一九四四年三月六日（“民国甲申惊蛰”）所作《遇狼的故事》，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所作《偶作寄呈王龙律师并附跋》都提到过披着“狼”皮的人。面对披着“狼”皮的人，周作人觉得自己就是心地善良、被狼反噬的东郭先生。只是，在很多人眼里，周作人虽不是“狼”，却也非“东郭生”，而是一言难尽、难知其为何的复杂体。评价周作人，或许可以套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日鲁迅给许广平信里的一句话：“周启孟颇昏，不知外事。”

与五十年代周作人在《亦报》上发表的关于鲁迅及鲁迅作品的文章迅速结集成书不同，《儿童杂事诗》相当长时间都未单独印行。大陆不消说，周作人虽被“宽大了”，但终究是与“旗手”兄长反目的文人，是曾经投靠侵略者的汉奸，除与鲁迅相关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等作品和译著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其余的作品似乎都未能再版或新印。奇怪的是，一向喜欢印行大陆无法印行作品的香港，也直到一九七三年，才由香港崇文书店照原迹影印出版《儿童杂事诗》。

《儿童杂事诗》长时间未得单独印行，应有政治之外的原因。出版社不太愿意印行这部诗集，或许：一是七十二首绝句，体量太小，要单独结集印行，可能似书非书；二是诗虽曰绝句，却不古不今，颇有周作人自谓的“打油”味；三是儿童生活诗吟咏的多是清末民初绍兴一地的陈年旧事，不具普遍意义，儿童故事诗多采古人诗词，无现实意义，且全以儿童为主题，虽或有寄予，却缺乏明显的“微言大义”。

当然，这也只是猜测。

大陆最早出版的《儿童杂事诗》应该是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周作人丰子恺儿童杂事诗图笺释》。此书由钟叔河笺释，只印了三千册，显然是试水。一九九九年中华书局推出第二版，分三次共印了三万册，一年内三印，说明此书有一定的市场。二〇〇四年岳麓书社推出第三版，改名为《儿童杂事诗笺释》，印了一万册。二〇一一年安徽大学出版社推出第四版，印了六千册。二〇一七年海豚出版社推出第五版，为“最终增订本”，颇为奇怪的是，版权页没有标明印数。

钟叔河是国内整理周作人作品最为著名者，先后编订了《周作人作品集》第一、二辑共四十种（岳麓书社出版），《周作人散文全集》共十四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儿童杂事诗笺释》以一九五〇年《亦报》发表的《儿童杂事诗》及配画为底本，对诗中所涉风俗、名物、俗语、人物、典籍、本事等进行校勘、注疏、笺释，文笔简练，引证丰赡，应是钟叔河用力最勤、用心最深、锲入自己最多的一部周作人作品。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作者一栏内，弃旧例不列原著者周作人、配画者丰子恺，只署钟叔河。

对于《亦报》擅自邀请丰子恺为《儿童杂事诗》配画，周作人颇有微言。一九六三年四月四日，周作人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说：“……上边有丰子恺为插画，乃系报社的好意请其作画者。丰君的画，我向来不甚赞成，形似竹久梦二者，但是浮滑肤浅，不懂‘滑稽’趣味，殆所谓海派者。插画中可取者，觉得不过十分之一。……该诗原稿又已为友人借去，里边的诗较好者亦不甚多，但是比起插画来，大概百分比要较好一点罢了。”国内另一整理周作人作品著名者止庵（编订了《周作人自编集》共三十六册、《周作人译文全集》共十一卷）在《樗下说书》一文里提到此事时说：“丰氏之作，近来似乎颇受欢迎，坊间印本不少。谁能想到知堂竟是这般评价呢。”

钟叔河肯定应该看到过周作人给鲍耀明的信，因为他编订的《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四卷里收录有这封信。他为什么明知周作人“不甚赞成”丰子恺的画，却还要在《儿童杂事诗笺释》里将诗、画并列呢？可能：一是钟叔河虽将周作人给鲍耀明的信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却并没有认真阅读、体会周作人的意思；二是钟叔河并不认为丰子恺的画“浮滑肤浅”，反而觉得其天真可亲，与诗相得益彰；三是既遵从《亦报》发表时的底本，又尊重读者对丰子恺的“欢迎”，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当然，这更只是猜测。


参考书目：
张菊香、张铁荣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版《周作人年谱》
钟叔河著，海豚出版社2017年2月版《儿童杂事诗笺释》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周作人散文全集》
周作人著，钟叔河、鄢琨编订，岳麓书社2020年10月《周作人作品集》
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0月版《鲁迅全集》
止庵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版《相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