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觉得自己真是太清醒了。
当他说出那个字眼的时候，我和Y不由得对视了一眼。我从她狡黠的目光中读到了我自己，此时想必她也从我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好戏开始了。Y的脸上挂起了和蔼可亲的笑容，也许我这么说不准确，因为Y一直都是这样，你简直没法在和她的相处中找到一点尴尬的空间。她露出十四颗牙齿的时候，你会感到有义务把一生遇到过最有意思的事都说出来。被我和Y夹在路边摊中间体格粗壮的男人也是这么觉得的。不幸的是，他一生中感到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行骗。
而当他提到这种旅游直销模式的时候，我和Y是真的很有兴趣。Y一边循循善诱地引导他对面前这两位天真的中国游客进行尚不算娴熟的直销游说，一边同我一唱一和对他所讲的内容给予情感上的配合和理智上的阻抗。“哇，听起来很不错耶。”“不过这入门费……”“小姐你听我说哦。”“好的您说。”连我自己都不怀疑我们的真诚。事后我和Y一边骑着自行车继续半夜两点在这座因登革热而变成空城的城市的探险，一边认真探讨了将这种模式推广到中国的可能性，她在做互联网金融，而我，即便早已不在互联网公司干活，也仍对一切新兴科技和文明传奇保持好奇。我们都觉得这实在是太聪明了。旅游直销。直销的金字塔结构和旅游这样一种具有网点分布特性的产品多么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我们兴致勃勃地谈论如何在中国开展这项事业，然后我突然停下了。
“我们应该做骗子。”我说。
“你说得对。”她不假思索地答道。
我们都忽略了此时跟着我们骑在后头的H的感受。H，已婚，曾经是硬件工程师，后来辞职写小说，业余开设写作课，长达三十几年宅男的生活让他的外表几乎没有和中年发生任何关系。我和Y猜测他是否就是典型台湾人的代表，永远礼貌的过分，善于倾听，和人讲电话时，用Y的话，“就像电视剧里的人说话那样”，没有意见。没有任何意见。只是会说，“我想可不可以这样……”“也许这样会比较好……”对了，他讲电话的时候，还会用手捂住嘴。相比之下，我和Y显得实在是太野蛮了。野蛮而让人担心。因此，在那个骗子对我们俩滔滔不绝，而我俩又无比好奇真诚地聆听时，H才会在一旁一言不发，对着手机偷偷Google骗子口中的“梦之旅”直销组织（是个骗局，事后他说）。直到Y对骗子提出加微信号的请求回应以“手机没电”时，才头一次觉察到我们，真是太对不起他了，可能是在演戏。而我佯装记下对方的号码大概又让他的心跳加速了那么一下。确实，这一切发生的太自然了。一开始Y和我只是出于对这座城市半数店铺关门的意外状况而使得我们没吃上最有名的爆炒鳝丝所引发的缺憾，在路过这家小吃店发现可以得到弥补后突然做出了决定。当我们停好车，点好鳝丝，Y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个独身夜半食客，桌上的鱿鱼。实际上她的目光从未在鱿鱼上移开。当食客颔首同意Y品尝一块鱿鱼后，我们立刻像两个得到应允加入的丐帮弟子一样，熟练搬出板凳大喇喇坐下，和这个陌生男人组成一个临时饭局。H坐在了一旁。没有任何意见。
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读懂对方的狡猾。但我也不为这种默契没法传递感到抱歉。
我想H的担忧可能还要更早，早在回到那座我们五个租赁的房子，Y突然提出要再出去吃点东西时。她这么做实际是出于一种体恤，我们都忘了素食的H在一天的游荡中几乎没能吃上什么。除了甜品，甜品，就还是没有寻觅到的，甜品。我也只是在一开始记着这件事，那时我自己也还饿着，能够借由感同身受保有一些对异己者的关怀。当我被虱目鱼汤、肉燥饭、米糕、牛肉汤、干炒牛腩、综合水果刨冰、红豆豆花、焦糖布丁肆虐之后，心里就只剩下一件事，哪里还有鳝丝？
只是为了效果。
L和W都没有要跟随我们的意思。他们应该是认为Y真的要出去继续寻觅吃的，而且对这座早已造访无数次的城市并无多大兴趣。其实我也一样。我完全是稀里糊涂的，从坐上飞机的那一刻。我把此次的台湾之行完全托付给了命运。或者说，随机。虽然在此之前也像模像样地做了一些行程计划。事后证明那完全没用上。因为有L、W和H的存在，我几乎不觉得自己是个游客。在这方面，我一向相当随意。Y比我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她的工作大概有一半时间都在路上，于是我们总是交叉在各种不同的城市。但到台北不久后，Y很快意识到，由于我这几位台湾朋友的过分客气，我们会立刻陷入一种空指针状态。“接下来去哪儿呢？”“我随便。”“我也都可以。”“你们看呢？”“你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那……到底去哪儿呢？”
靠北。
H的担忧在我们陪他吃完了一份蛋炒饭后得到了落实。“我们不如继续骑着晃晃吧？”Y的语气与其说是建议，不如说是一种用巨大期待迫使人接受的不由分说。况且H又怎么会拒绝？我们路过了书店，然后下车，进去看看，天知道到此时我已经走进了台湾的第几百家书店？然后路过庙宇，下车看看，同守门人交谈。然后终于骑到了，如果说这份冒险有个目的地的话，赤坎楼。台南旧称赤坎，这是这里最古老的建筑之一，荷兰人称它为普罗民遮城。这一天早些时候，我们访问了数里外和它遥遥相望的热兰遮城，安平古堡。在那里，我们百无聊赖。
但夜晚让一切变得不同了。
我们只能在门外看到那座遗迹模糊的影子。根据它的地理位置，门口铺整的石砖，宽阔的马路，对面的公车站牌，我敢说大白天它一定相当无聊。就像所有那些城市中心的遗迹。但现在四面八方一个人也没有，我们看不清它的样子，就仿佛真的像在瞻仰一个黑洞，靠近它，我们可以回到过去。我们会遇见红头发的荷兰人，然后狠狠诈骗他们一番。
就像之后我们在回去的路上计划的那样。我和Y。我们更适合做职业骗子。而不是总裁助理和编剧。一位几乎没空在自己家过夜，一位总是在朋友圈屏蔽甲方。
赤坎楼可以从列表上勾掉了，尽管我们压根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是孔庙。是的，也没有看出什么名堂。城墙低矮，Y建议我们翻过去。我在H惊吓到之前证明她不过是在随便说说。“蚊子很多，”我努力说得陈恳，“我们可能会得登革热。”事实上谁知道那是什么传染病？听说所有的游客都因此绕开了台南，但是 我们一点儿不在乎。
只是为了效果。
我们骑车穿越了本该是一条夜市的小路，澄黄的灯光让那里变得梦幻无比，Y要拍照，我拒绝了。“我们应当把它记在脑子里。”我说。H没有任何意见。“我们应该回去了。”我说。“好。”Y继续随意选择了一个路口。“看！”她突然发现了两个夜骑的骑行客。“哎呀，”我再次忘了照顾H的感受，“我们去结识他们一下吧！”“好！”
我们奋力追赶，那两名骑行客还是很快骑远了。“我们没有资格结识他们。”Y惆怅地说。
H终于可以回去了。
如果不是后来遇到骗子的话。

2

不止是他。
几天前在台北国立师大附中，当我旁若无人走进了漫画社的教室，和那几名可爱且困惑的同学进行亲切会晤时，领着我们进来的B同样感到手足无措。在这个铺垫之后，我走进魔术社继而观看了一场生涩的纸牌表演也就让他感到身上穿着的六年前的附中校服，或许没那么紧身。我们造访了这座巨大校园各个被摄影机捕捉在大银幕上的场景，这里是孟克柔在墙壁上写字的地方，“我是女生，我爱男生。”那里是张士豪夜晚游泳的地方，“吉他社，游泳队，天蝎座O型。”并不是出于有意。实际上，对这个几乎是我和Y成长过的高中五倍景深的学校，我相信那里不属于电影的故事要多上数百倍，也传奇数百倍。如同我对可能性的想象。
台北。
是的，也许我应该说说台北。老老实实从头开始讲述这个故事。从我和两位制片人喝完一杯酒聆听完中国影视圈热钱涌动的奇迹现实，然后花半小时匆匆打包了行李（一半是要带到对岸去的小说和诗集），逼迫自己睡了两小时，就又一次赶往清晨的首都机场开始说。但我想说的其实不是台湾，而是，中国。当我从中国领空跳下这座弹丸之地，扑面而来的既非酥麻入骨的口音，也非热浪滔天的空气，而是一种我在北京早已失去的时空停滞。我跳入这个被发配在时间边疆的地方，然后无法使用线上支付和各种c2c App，然后学会把自己在世界科技文明中拉回一点点。然后觉察到他们从不说“大陆”或“对岸”，而说“中国”。于是我学会说自己来自中国。
“我感到惋惜。”
这真是太自大了。当我回到北京，想起最后一晚和朋友们在台北某家名为“乌云”的云南菜馆聚会的时候，我这么总结道。这真是太自大了。他们，实际是其中的L，迫切渴望从我这里听到一些作为陆客对台湾的想法，可能还要更狭窄一点，作为一个在对岸写小说的人，对台湾文学的想法。为此他特意邀来了X，和几位同样是文学圈的朋友。但其中的主角无疑是X。X，Gay，文风凌乱，极善用典，刚刚出版他的小说集，被视为台湾最有潜力的年轻小说家之一。在来台湾之前我早已听过很多遍他的名字。他本人比我想象的还要任性，是我这次旅行中见过最为放松的台湾人。背心，迷彩裤，胡子拉碴，像刚刚从侯孝贤的电影里走出来。不得不说，他的存在确实让整个氛围变得不同了。没有人像他穿得那样随意，带着强烈的肉体气息，荷尔蒙讯号四射。我想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谈论文学的好时机，至少我能看出X和我一样，在表面上习惯于假装对正在从事的事情表现得，漫不经心。且我总还是有一个职业身份拉开我和兴趣的距离，为此一再强调写剧本和写小说完全是两码事。虽然也确实是如此。“我们能不能聊点儿别的？”我没说出口。毕竟他们都太认真了。在此之前我对这份认真感到惊讶，那种对于文学的热忱和坦诚在中国已经十分少见。我们惯于佯装犬儒，避谈重要的问题，对自己被贴上“文青”的标签感到羞耻。但很快我开始自我倒戈，对于一再围绕写作这个我实际仅仅是个练习中的新手的话题进行探讨，我感到疲惫。我说服自己，然后告诉他们，“我觉得你们太把这当一回事儿了。”我编织了一个想象中的中国，在那里，“我们很少谈文学。”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写得好的人从不谈论写作。”
更实际上，“我感到困惑。”
不记得那几天中的哪一天，我给在旧金山的S发去这条讯息。隔了一晚，她回复道，我也是。我们相约下一次见面时聊聊。而那已经要到感恩节的时候了，两个月后，阿姆斯特丹。在触及神经的体验里，也许我们会找到各自的答案。更可能的是，讲一讲八卦，然后享受一些短暂的快乐。
但那一定是在我和Y彻夜长谈之后的某一天了。那一晚我们被W带领又一次走遍了台大附近的小路，在温罗汀（温州路、罗斯福路和汀州路）四散的咖啡馆和书店的密林里闲庭信步。而我和Y内心想的都是如何礼貌的和W告别，然后去夜市转转，回到游客这一身份的壳里，勿需隐藏新奇。我想的是，还要过多少天，我才可以一个人在这个城市里转转，仿佛我们是全然的陌生，不用开口说一句话。这一天的早上，我就是一个人这样度过的。应当也是一种默契，我和Y为这个短暂的上午做了各自不同的安排。最终的结果是我只来得及逛了半个博物馆，我们就又在L的带领下在另一处现代遗迹汇合了。接下来的半天，我们在烈日和蚊虫下，台大的某个角落里，玩了一场十几人的Larp（一种实况角色扮演游戏）。我心领L等朋友的好意。此前，在中国的时候，我显然给他们留下了精通杀人游戏、对D&D有强烈兴趣、酷爱各类桌游的死宅印象，因此定会觉得不远万里跑到这里来花半天玩一场大型实况角色扮演游戏一定是行程中极有价值的一部分。我心领了。然而并没有发挥我在杀人游戏里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游戏的GM，也是游戏设计者Q，饶有兴致地在游戏后的晚餐上同我们分享了他关于游戏设计的心得，——这才是真正有意思的部分，那让人设想一种将这类互动游戏同虚构文本结合起来的游戏小说。在现代科技的支撑下，这比以前，无论是法国新小说还是美国后现代文学时期都要容易很多。而且能创造新的交互体验和新的艺术形式。在iOS平台上已经出现了很多高度艺术化的游戏作品，譬如以埃舍尔不可能建筑为蓝本设计的Monument、将漫画叙事框和人物动作相结合的FRAMED、完全是创造了新的阅读和交互体验的DECIVE 6等。文本、游戏……还要加上，电影，新媒体艺术已经出现诸多将三者结合起来的作品。在设想一种臻于完美的艺术形式到来之前，我在慢慢练习。L显然也是这么打算的。他从数学系退学，在一家做线上支付的互联网初创公司做，用他们的用语，软体工程师。每周二去公司开会，其余时间自由工作。这意味着他可以有时间写小说。由于政策限制，台湾一直未能开放线上支付，因此L所做的工作实际是一种政治赌博。但这种政治赌博有一部分抓在他们自己的手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每个人都让自己深陷政治。L写的小说，他避免被认为是科幻小说，但为了让人能够迅速把握其特质，我还是这么对别人介绍，“大概像是科幻小说那类。”而我看的也着实不多，他自己写的也很少。总之去类型化的说，科幻小说确实也是那类实验性质浓烈的虚构文本，和游戏文本趋同，在气质上有着近乎相似的观感，它最大发挥出小说家的理性。但未必是智慧。所以也可以讲L是写那种聪明的小说的家伙。Q呢，曾经做过什么不知道，现在是自由游戏设计师，我们跑的这场Larp的脚本叫做《消失的博物学者》，围绕台湾日治时期日本博物学家鹿野忠雄的失踪展开，一个奇幻推理向的脚本。Q也是民俗学者，研究妖怪和神话，他让我想到远在上海的另一个研究妖怪的朋友Z，我在脑中让他们接驳成为朋友。但Q显然缺乏一些，容我再次称之为狡猾吧，在面对台湾整体巨大的天真时，我很难将这种天真用冷冰冰的腔调归结为其他别的形容词。Q从未想过注册游戏脚本，也排斥将游戏标准化以推向市场。事实上，他的目的是借助游戏这一形式推广历史和文化，一种去背景或是标准背景下的标准化游戏模型，和他心中宣传特殊历史的目的是不尽吻合的（尽管我认为这都可以得到解决）。Y和Q相谈甚欢，Y的男友在做游戏创业，在这行找到了自己的使命感。现在我终于能回到本段的一开头。

3

我和Y，我们草草逛了夜市，然后赶上了最后一班捷运回西门町。相比做两个环游世界的骗子，在那时我们讨论的事情显然更加务实，比如，如何设计游戏，写Larp脚本，标准化，营销和推广，盈利模式等等。Y的男友可以加入进来一起做这些事。由于一些无法说出的原因，我们几个像是在一个无形的秘密结社里，等待被使命召唤。这无论如何让我想到Oulipo，潜在文学工场，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秘密的由作家和数学家组成的国际团体，无法由本人主动申请加入，只能由组织秘密选中。一旦试图主动加入就会永远失去加入的资格。听起来很像某种虚构的秘密组织。但卡尔维诺和佩雷克在Oulipo的存在使得这一切看上去又像是那么回事了。而且绝对就是那么回事。
从捷运出来Y说起了A。我们走在深夜的承德路上，距离目的地那间狭小灯光灰暗的临街旅馆还有一段步行的路程。在深圳和上海，我曾听Y不止一次说过A，有一次也是在半夜，我们，有好几个人，呆在Y的酒店房间里，喝了不少酒。Y说A是她见过最聪明的人。我知道Y绝对聪明，而且见过的聪明人不在少数，更关键的是她从不以聪明为标准评价别人。因此才会对这句评语留下深刻印象。A更为重大的特点是，我不想简单描述成大方、温和或是谦虚，我认为这是一种宽容。A喜欢和人呆在一起，倾听他们谈话，却极不擅长社交，总是十分羞涩。他对朋友的方式，怎么说呢，让我觉得像是武侠小说。当他的几个朋友开玩笑说“大家离得那么远，干脆租下一栋房子住在一起好了”，第二天Y就接到A的电话，让他们去看他租好的一栋别墅。已经付了一年的租金。
“后来呢？”我对这个故事十分好奇。因为就在不久前，我突然在社交网络里看到Y说要搬家。当时不知出了什么变故，也没有问。
“他失踪了。”Y说。
他们谁也没联系上他。在那栋别墅住了一年多之后，A的突然失踪使得他们不得不从别墅搬出，各自又回到了自己的生活里。
似乎我听过的许多故事都是以失踪收场。S告诉我的也有这么一个失踪的故事。而那也许要放在别的笔记里说了。
我更关注的是特别的人这么一种存在。于是，当Y说完有关A的事情，我像是得到了一个礼物一般，急不可耐要和她交换一些我所遇见的奇妙的人。不是很多，也不算少。似乎我从来都是在各个地方短暂停留，然后交换一些冰块和故事，有些人会一次又一次的相遇，有些则永远不会再遇见。鉴于此，我觉得自己很难说是在旅行或者游玩或是……生活，因为我对那些死气沉沉的玩意儿实在是太提不起兴致了。当然，这样想的话，不务正业所造就的焦虑感也就减少不少。
然后我感到困惑。当我们躺在半夜三点的床上，聊着那些我理解又不理解的人，以及世界上被描绘地同样看上去很美的生活方式。我感到困惑。我问Y，或是一种不求答案的自言自语，像是《小森林》那类日本电影所赞颂的“慢生活”或日本主流社会所宣扬的职人精神，像那样度过自己的一生真的……有价值吗？我知道自己在问傻问题。
之后在台中，我们与另一位朋友B及他的妻子约在宫原眼科汇合，那是一家日治时期的眼科医院留下的建筑，现在被改建成为一家卖太阳饼、凤梨酥、巧克力等点心的店铺。由于宫原眼科和点心店之间所产生的巨大差异，让人很难不留下极为特别的印象，因而点心店反而不用自己的Brand，保留了宫原眼科这个名字。建筑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和内部精致装修、点心极有特点的设计等交织，让人无法不被它所营造出的精致生活氛围感染。B和他妻子都写东西，他妻子对吃很有研究，尤其擅长按照文学脉络去吃喝玩乐，自己开了一家点心店，卖诸如普鲁斯特的玛德琳之类的东西。我与B前几天已经在台北见过一面，当时他在台大的“后门”咖啡馆做一场演讲，来了不少社运青年。B在台湾有“战神”之称，在Facebook上你能很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关心社会议题、批评政党、文学和政治活动的积极发起人，“所以，就是意见领袖咯。”在很久之前我问L、W、H。他们不会知道“意见领袖”在中国的网络语境里不是一个褒义词，不完全是。那暗含了某种居于鄙视链更高层却不正面出击的——往往以手无话语权的草根心态出现，实际上却是另一种精英主义，刻薄。“认真你就输了。”B是台湾这样一批年轻、有见解、关注政治议题、以文字为武器的青年的典型代表，在后门时候的谈话也就明显过于严肃了，以至于我突然感到一阵不适。我究竟在这里干嘛？我盯着面前外壁渗着水珠的玻璃矿泉水，感到出离。而在宫原眼科的聚会，由于B妻子的出现，就显得轻松多了。谈话回到了吃喝玩乐和“有关台湾的100个热门旅行者的问题”，我们再一次，大概是第一百零一次，光顾了一家书店，试图寻找一本我本没有抱着强烈的目的，在不断的出入各种书店又没有寻找到的情况下反而越来越当回事的一本书。萨拉马戈的《里斯本围城史》。此前意外获得的拉什迪的《魔鬼诗篇》和《摩尔人的最后叹息》更赋予了这份寻找一种启示，它成了最后一片失落的拼图。
没有找到。没关系。我得到了B赠送的一本名叫《读裁读侪的肚脐》的书，是他创办的匿名文学评论刊物《秘密读者》的年度文章集结。杂志以电子渠道传播，由于台湾没有开放线上支付，读者只能以汇款的方式购买。文章不在单篇底下署名，而是在最后统一署名。看起来也有点Oulipo那种神秘组织的意思。在后门的时候我们讨论过如何让《秘密读者》在中国流传，这大概就是我感到不适的原因，我觉得自己实在太不适合成为一个行动的主角了。我知道这实际是一种逃避。简直可以概括我的一生，大多数人的一生。冷漠、逃避责任、远离生活中心。冷眼旁观的外围。这让我，我们，觉得安全。我们可以在阴影处提供大量的观点和建议，但是绝不，成为一个太阳下的行动者。成为行动者让我感到害臊。怎样进行描写都让我斟酌良久。这时代愧对高调，鼓励自嘲。谁也不敢成为哪怕仅只是意见领袖。而在台湾，他们对此坦然。这就是让我觉察到的“天真”的一部分。
我想自己实在是太不应该这样清醒了。
不妨碍我们对宫原眼科进行赞叹：Y提了远超她瘦弱身形的大包装点心，发愁如何将这些东西带回家。但之后到了台南，我们走进林百货，一家同样也是日治时期保留下来的八层高的日资百货商店，我和Y终于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怪异感了。“你觉不觉得这里有一种……”“靡靡之音。”“对！”因为比宫原眼科更加保留了战时的建筑状况和内部风貌，身处其间，简单地说，让人有负罪感。这地方和抗日片里反派人物流连的场所一个样！我们能强烈感受到此时这样巨大而精致的幻觉外仿佛炮弹轰鸣，饿殍遍野，眼前的一切也就显得如此虚假易碎。
可这毕竟不是战时。一切都很和平。至少看上去如此。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困惑。
但流连在玻璃橱窗和放满雅致商品的百货柜台之间，我确实恍惚了。这样的念头不是第一次，而是无数次，我在想，现代文明的特征之一是消费主义精心勾勒了一幅繁复内卷的生活图景去蛊惑人们填补自己的时间，让人们免去对于遥远而模糊的死亡的恐惧，对于时间有限的认知，或者说，对于有限时间如何使用的严肃思考。我拿起一卷印制的无比精美的胶带，真的好看，然而我根本就不需要它，哦，我可以反驳自己，嗯，出于一种美学的需要，但是，我的美学使命并不在胶带上，人不可能满足每一个生活细节的美学需要，除非我是一个设计师，那样就成为职业上的素材搜集需要。然而我不是一个设计师，我是一个，编剧。也许别的编剧需要一卷特别出色的胶带，但我只需要苹果电脑和大脑。经过这样的逻辑工序，我放下它。这就是了不起的消费主义，它赋予万事万物以美学价值，并且让美学价值替代使用价值。然后我们就被困在生活之美当中了。然而这是不对的吗？
是的，我的困惑听起来事无巨细，但归结起来只有一个问题，这问题巨大而空洞。人应该怎样度过他的一生？
这真是一个，特别素人的问题。而且是在我已经想清楚了自己准备怎么办之后，这个问题才一次又一次借由旁观别人的生活跳到我的面前。我感到挫败。这证明我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是虚伪的，以赛亚柏林根本就不允许说“应该”，没有什么“应该”，如果一定要有“应该”，那将是：人应该以任何他想过的方式度过他的一生。我的困惑表示我的否定。对除了自己认定的那种方式之外的，虽然不是所有，毕竟是一部分方式的否定。我困惑的实际是，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些？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在浪费时间吗？他们，不觉得这样度过一生是毫无意义的吗？
让我黯然的是，我也许知道一部分的答案。但我无法说出。

4

有一天的早上我们在九份，由于大雨，我们被困在民宿内，观看大雾如何在山间消散又重新聚拢。原本去金瓜石看炼铜厂的计划被彻底放弃了。没关系。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看炼铜厂或是看101对我来说没什么分别。我们坐在窗前，个个一言不发，好像拥有无穷无尽的时间。
那是我目前所认识到的最为宝贵的东西。
现在我坐在桌前，凌晨3点，北京，我努力把过去有关这段旅行的事情记录下来，我是失败的。因为那些感觉好像每过一天都经过了数十遍的洗涤，变得不同，然后成为我记忆里想象中的碎片，随着播放器不同的音乐而扭曲。现在是Metallica，我想象它们伤感。接下来会是Tied + Ticked Trio，我将想象它们伤感而狡猾。
即便是在事情发生的当时，每一天也是不同的，甚至每一天里的不同时间段，都有巨大的差别。譬如从九份乘坐小火车去平溪，路上看到山林、溪水和桥梁，再从山上坐火车回到台北车站，然后我和Y急忙赶到真善美影院看一场预定好的电影。坐在这个我看过最差屏幕的电影院里头的时候，感觉已经完全变了。我好像在压缩的时间里经历了一生。因此在台湾呆到大概三天的时候，我和Y都感到恍若隔世，不知今夕何夕，我们迫切想投入工作，回到一种感到自己在创造价值的秩序中去。幸好那并不是职业成就感，现代文明发明的另一个产物，免去人们对人生无意义的质问，对真正使命感的探求，满足人们对无处安放的自我价值的追求。可是社会需要职业成就感。社会没法困惑。社会不能寻求使命感，至少不能先寻求使命感再开始运转。社会需要绝大多数的人不困惑也较少地思考和探求人生的意义。
还是让我说说台湾，让它看上去像一篇真正的游记吧。台北的建筑大多陈旧，呈现出一种老旧庞大但还在精确运转的机器的面貌。基隆像任何一个东南亚海滨城市，比如芽庄。台南则像槟城，又像河内，哪儿哪儿都是庙宇，旧时中国的风貌。也许我不该这么比较，这话听起来也像一种惋惜，又具有某种美学意义上的肯定，以牺牲城市发展为代价。在最后一晚的谈话里，我甚至就是这么说了出来，相当的欠扁。“我感到惋惜。”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了，怎么说都相当不礼貌。于是我说起去台北市立美术馆的时候，发现它用了整整一层去展映一位艺术家的作品，画，雕塑，装置，把“某某年在法国遇到某某、某某和某某”郑重记载成生平时间线上的一条。然后我又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我说起台湾的电影还是很厉害的。“可能是因为电影这门艺术发展也不过百年，大家在一个起跑线上。”每句话都很欠扁。我真是干得漂亮。“我觉得你们关注太多政治了。”在怎么把氛围搞沉重上我真是一个天才，连X都开始认真阐释他的小说。这是对小说家做出的最残忍的事。
“可是，并不是我们想关注政治……我们不得不关注政治。”“但没必要把政治和文学搞到一块儿。”“没办法，我们不是在中国，没有那种在大国的安全感，我们……太需要世界看到我们了。”对面的姑娘怯生生地说。
我突然就噎住了。“你说得对。我收回我刚刚说的一切。”
我意识到我的困惑实在是太个人了，就像我的使命感一样个人，它不对任何其他人负责，只对我自己负责。我只用做好一个骗子就可以了，勿需考虑天下。没有民族国家意识，不关心政治，看上去似乎心怀人类整体，实际只是个人主义。无限小，因而无所拘束，反倒看上去无限大。嗯，借由一种粗暴的虚幻的使命感，我在断送自己与此无关的全部生活和做人标准。而且差点儿以为这值得推广到其他人身上。“你们不用在意我说的，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很自私，所以才觉得文学和政治没关系。”我努力修正自己的说法。然而我根本就不想有什么说法，观点，态度，意见……这真让人疲惫。“你能告诉我你的故事吗？”我只想说这个。
很多很多年前，我记得有人这么跟我说过。“你能告诉我你的故事吗？”当时我差点儿直接把对方拉黑，因为觉得对方压根就是个神经病。虽然也的确是如此。然而很多很多年后，我也开始倒卖这句话了。我连让它看上去真诚的努力都不做了，只是疲惫。那差不多相当于，“您就那么一说，我就这么一听”。我给自己营造了一种，另一种精神层面精致生活的幻觉，然后逃避真实的生活。逃避掉充满观点、态度、意见的生活讨论。而那被逃避掉的真正的台词是，如果不是由于政治现实导致的对立和封闭，台湾各方面的发展都会好得多。那被逃避掉的真正的台词是，如果不是政治现实占据掉的民众的精力，文学和政治的确可以不牵扯到一块儿，什么与政治都可以不牵扯到一块儿。被逃避掉的真正的台词是，如果不是政治现实，所谓“身处小国”的局限性所导致的不安全感也就不存在，至少不存在于几乎所有人的内心，不必在乎“被看见”，只用关心美。但这个“如果不是”，又何尝不是存在每个国家，每个个人呢。是的，我收回我说的一切。
但我无法收回我的惋惜。

5

“下一站哪里？”
我必须让这篇看起来似乎没有尽头的游记——姑且称之为游记吧！有个结局了。没有答案，没有任何答案。
并不妨碍它有个结局。
我心情激动地和Y骑在台南昏暗的街道上，我们漫无目的地骑着，穿过了台南国立大学，这大学和我们在台湾遇见的其他大学都不同，工整地像一个模型，在夜晚看，像是《主题医院》。我大脑飞速运转，和Y迅速描绘了一个故事模型，“我要写一个小说。就讲两个女骗子的故事，恰克·帕拉尼克笔调，开头先铺这俩人如何春风得意，蒙太奇手法，九分之一处开始出现危机，大概有点《末路狂花》那意思，公路类型。”我们停在一片闪闪发亮的地面上，试图把这奇异的画面拍下来，“故事我已经全部想好了，”我微笑告诉Y，“现在，就差我们开始行骗了。”
“所以，下一站哪里？”
“日本？”
“好，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