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中国搞东北工程，韩国人反对，但他们并改变不了东北工程的的推进；同样韩国人写的历史与中国有很大差别，中国人也对其无可奈何。如何评价历史这是每个国家的内政，每个国家都是根据现实需要而评价历史的，对历史进行整合，为现实服务。现实发展好了，才有未来，才更有话语权，否则发展不好被人灭亡，那么就只是被别人评价的对象，自己则丧失评价权。而有些人在评价历史时却时常声称外国是怎么评价的，我们也应该怎么评价，这典型的就是洋奴思维。

我们不仅要实现领土的大一统，还要实现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历史等全方位的大一统。

历史教育，教育的是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无关，属于本国内政，别的国家爱信不信。

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凝聚本国人心，而不是教育别国人民。

如果没有开疆扩土，那么人类社会就会停留在原始的部落社会。

基于现实的评价原则：因为我们的现实是大一统的国家，现在的我们来源于大一统，未来的稳定发展依赖于大一统，所以我们必须对开疆扩土的历史进行正面评价。而外蒙、越南等虽然以前被中国统治过，但现实却是已经独立出去了，他们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则会对中国的历史进行切割，反对大一统的思想。所以中国和外蒙、越南等国的历史评价是必然互相矛盾的，谁也改变不了谁，就只能各自对各自国内的民众进行历史教育。同样中国的那些分裂主义者，也必然按他们的目的对中国的历史进行分割，比如湾湾抛出七块论，在历史评价时都是屁股决定了脑袋，对于他们，我们有反分裂法进行打击，用国家强制力维护自身的统一。

不符合自己现实的发展需要，就会处于竞争劣势，成为别人的历史研究对象。

每个国家各有各的历史教科书，内容各不相同，以谁的为标准？你的标准能强迫别人接受吗？不能！各自负责各自的历史教育，为自己国家的发展服务，互不干涉，这才是现实。

洋奴搞历史虚无主义，跪舔洋人，他们花这么大的人力物力搞破坏，这正说明建立自己的历史体系的重要性。

有那么多民族消失在历史中，也只有少数的民族出现在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中，那些失败者让他书写历史也流传不下来。比如我们研究三星堆，三星堆文明也只是被研究的对象，而我们现代人则是胜利者的后代。历史是胜利书写的，也只有胜利者能将历史传承下去。与其埋怨只有胜利者能书写历史，还不如研究自己为什么会成为失败者，如何避免成为失败者。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同样是让历史服务于现实。

你不要总想着国家统一历史观是要害你。很累的。老子说：踮行者不远。（是真的老子说的。不是我说的）。怎么就害你了？国家统一历史观是履行正当职责。你不要有妄想症。日子还要一天一天的过。心态放平衡些。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写历史、对历史的评价当然应该以有利于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发展为基本准则。

外蒙、朝鲜这些国家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现在他们独立出去了，他们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民族自豪感，他们根据他们现实的发展需要不承认中国的历史观这是很正常的，这是他们的内政，我们也没必要去干涉别国的历史观。同样我们应该为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建立符合自己发展需要的历史观，这也是我们的内政，只有实现了大一统，保障了自己的稳定发展，我们对自己的历史评价才会有话语权，否则被别人灭亡了，那我们只能停留在别人的历史书中，成为别人的反面教材。

历史是客观的，无法改变的，但如何评级则是主观的，历史评价要为现实的发展服务，凝聚人心，进行民族大一统。只有现实发展好了，才能避免成为别人历史书上的反面教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西南边疆史成为西方学界研究热点之一。然而，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虽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观点，但是在其“华丽”的理论框架、诠释体系和学术话语之下，隐藏着诸多不易察觉的陷阱。

设置“去中国化”陷阱

近年来，西方学界推出了一批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成果，比如纪若诚《亚洲边疆：清代中国云南边疆的转型》、乔荷曼《云雾之间：中国在贵州的殖民，1200—1700》与《西南边疆的合作与反抗：18世纪初清朝的两线扩张》、戴沙·莫滕森《中国统治下香格里拉的历史：滇西北藏区的记忆、认同与控制权争夺》、埃洛伊塞·赖特《重写大理：建构帝国的边疆地区，1253—1679》等。虽然这些成果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相关研究，但其浓厚的“去中国化”倾向必须引起重视。

在叙事模式和观点方面，尽管此类成果同样关注中国历代王朝的西南边疆治理以及边疆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和民族交流等问题，但其主体叙事却是中央对西南边疆实施“殖民扩张”“资源掠夺”“文化覆盖”“记忆清除”。这些假借“全球化”口号而表现出的“去中心化”“弱国家化”倾向，看似充满“人本主义”的脉脉温情，但事实上是将古代西南族群塑造成“逃避国家统治”的“自由”之民，将古代中国的西南边疆治理和民族融合视为一种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

在史料选择方面也同样存在“去中国化”倾向。学术观点应建立在对多边史料进行综合、客观、准确辨析的基础之上。然而，部分西方学者一方面强调重视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等“非汉文”或“非中国”档案文献；另一方面却无端质疑汉文史料的可靠性，而且从研究内容来看，其汉文史料阅读和分析能力有所不逮，由此出现了将《华阳国志》译为《中国与外国的记述》（An Account of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这类让人哭笑不得的错讹。“视角”与“能力”的双偏差，极大弱化了研究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强推“二元对立”方法

西方学者将中国古代的西南边疆治理描述为“扩张”“征服”乃至“殖民”，刻意放大西南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异，虚构中国西南边疆发展的所谓“异质化”模式，消解中国历史不断深化融合的整体性。

这一“套路”并不陌生。从拉铁摩尔到巴菲尔德，再到21世纪以来的狄宇宙、利奇等，不断强调“内亚”含义，推广“二元对立”的边疆研究范式，制造出中国边疆地区与内地社会迥然不同的所谓区域“整体性”，进而将中国历史概括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对抗史”。西方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亦处于上述理论和话语体系支配之下。

西方学界将“二元对立”方法渗入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的表现是，他们打着反对历史线性逻辑的旗号，提倡相对主义，将中国西南边疆置于“超国家”论题中进行讨论，甚至将历史时期已经实现一体整合的西南边疆，划入一些没有历史根基的“新区域”范畴内，试图制造出一个涵盖中国南部与东南亚、南亚的“区域共同体”，并在“东南亚性”概念下突出这一区域的“同质化”。

秦通五尺道，西汉设郡县，中国西南地区自秦汉开始便被纳入中央政府统治之下，在长期的交流互动中，与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了巩固、深厚的一体化关系。“二元对立”范式刻意漠视西南边疆的底定与发展，忽视内地与西南边疆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探讨所谓“超国家”区域的“重塑”，纯属虚构。倘若脱离一定的历史时空和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内涵，非要说某些跨境区域存在某种“同质性”，那么应该运用多大的空间尺度看待这种“同质性”？大至一洲，小至一村，均可以理解为一个“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如此随意裁剪，逻辑尚不自洽，何谈科学？

弱化边疆的中国属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詹姆士·斯科特推出名为“赞米亚”（Zomia）的“东南亚大陆山地”概念，武断地提出其包括从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所有海拔300米以上的地域，横跨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等国家，以及中国的云南、贵州、广西及四川一部。并非所有西方学者都认同“赞米亚”的存在，但就像狄宇宙等人对“内亚”的热捧一样，他们利用这一生造出来的概念，试图在中国自古形成的疆域之外，“重塑”中国边疆及周边地带的区域内涵和历史谱系，从而模糊中国的边疆主权，割裂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淡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种意图“重塑”中国西南边疆、弱化中国边疆地区身份属性的研究范式在西方仍有其市场。

严肃的边疆史地研究决不可以随意套用西方理论或范式，抛弃国家立场，使西南边疆史研究沦为西方所谓理论与范式的试验场。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内地与边疆不断交往、交流、交融。这也是理解边疆历史的基本思路。中国各民族的互动交流，由点而线而面，扩展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不论政治局势如何演变，边疆与内地的紧密联系从未断绝；各民族之间尽管存在一定的习俗差异，但在历史的延续与演进中，他们并未因差异而分离，而是以对国家统一的共同向往结成一个愈发紧密的整体。

加强西南边疆史研究，不仅关乎中国边疆历史叙述的科学性，更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我们要跳出西方学者设定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系统阐释中国疆域形成发展的自身规律和内在脉络，深入挖掘西南边疆自古以来不断强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西方学者展开平等对话，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

（原标题：警惕“去中国化”陷阱——评西方学者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罗群 李淑敏 单位：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各民族最根本的共同语言是未来和发展，凡是不利于未来发展的，实力就会被削弱，就会被淘汰掉，被淘汰的民族也就不会对其他民族构成威胁，也就不用将其考虑在内。所以我们的民族大一统必须以有利于未来和发展为基础，如何有利于未来和发展呢？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但历史评价体系则是由人来制定标准的，我们要让历史评价体系服务于现实，促进现实的团结，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根据我们中国的现实情况，我们是多民族国家，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融合而来的国家，农耕和游牧是我们过去发展的两条腿，也是我们现在共同走向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的基础，如果让两者割裂开来，就会给现在和未来的发展埋上地雷，自己发展不好，就会被其他文明灭亡，成为别人教科书上的反面教材。

那些想搞分裂的人最不愿承认他们的祖先是中华民族统一的功臣，因为他们搞分裂的行为和他们祖先追求统一的行为是相悖的，他们是数典忘祖。他们要掌握话语权就必须将古代历史分割开来，从历史根源上寻找依据，而我们是不可能给他们机会的。

秦汉实现的是农耕文明内部的大一统，而唐元清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追求的是农耕和游牧的大一统，这是递进关系，为我们现在的中华民族奠定了基础。

民族概念是近代才从国外传过来的，用西方的民族概念去评价中国历史，还不利于现在的民族统一和发展，那不是愚蠢就是别有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