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律（Charles Elliot），1801年出生于英国贵族家庭，他的家族在当地算是颇有名气的，出了很多的政客、军人和商人。他15岁时就加入英国皇家海军，21岁晋升到上校军衔。1830年被调到英属圭亚那任驻地官员。1834年，作为船务总管跟随英国政府派驻广州的第一任商总务监督律劳卑来到大清。1836年升任商务总监督。
可能是自幼受家庭的熏陶，义律虽然是军人出身，但他有着极强的政治敏感度。在英属圭亚那任职期间，正值英国废除奴隶制时期，他在殖民地大力打击奴隶贸易，解救了不少的黑人奴隶。对于鸦片贸易，义律也是嗤之以鼻。他认为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通过鸦片贸易赚取利润是一种耻辱的行为。
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位有着“正面”形象的英国贵族，却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这里简单的介绍下圭亚那。您可能没听说过这个国家，但看了我的介绍后，相信您一定认为圭亚那是咱们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圭亚那地处南美洲北部，东临苏里南、南接巴西，西北部与委内瑞拉毗邻，东北面就是大西洋。国土面积不大，跟我国湖南省差不多大，约21.5万平方公里；人口也不多，大概是北京西城区常住人口的一半，大约70多万人。但由于是临海国家，环境十分优美，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0%以上，河流瀑布也非常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号称世界最大单级落差的凯尔图尔瀑布。
从15世纪起，圭亚那就被当时的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等海上霸权国家反复争夺，直至1831年英国获得了该地殖民争夺的胜利，并取名为英属圭亚那。1970年2月23日，该地区正式宣布独立，成立圭亚那合作共和国。
该国的第一任总统名叫阿瑟·钟（raymond arthur chung），是位华裔，也是除亚洲国家以外的第一位华裔总统。独立的两年后，1972年6月27日，正式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
2021年2月4日，台湾外事部门宣布，将在圭亚那设立“台湾办公室”，并强调该办公室具有“官方地位”。第二天，圭亚那外交部就发布声明，将持续坚守一中政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依旧完好无损。并表示之前与台湾签署的协议是因为沟通不良造成的误会，这纸协议将即起终止。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为圭亚那这种能够坚持维护一个中国的外交原则点赞，也为祖国能交到这样的朋友高兴。

商务总监督

在义律来广州之前，英国与大清的贸易都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为了方便日常的沟通和管理，东印度公司设置了“大班”这一职位负责此项工作。虽说是贸易管理岗位，但清政府要求大班不得在广州办公，所以东印度公司将大班的工作地点设置在澳门，至于为什么选择澳门，咱们后边详细介绍。清政府还要求大班每次进出广州都要与其他外商一样申请红牌。
在1830年的时候，清政府听到了英国要废除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的风声，就要求英国无论是否废除垄断权，都要继续派驻大班以方便管理外商。于是英政府决定由外交部直接派出驻华商务总监督来承担相应的职责。
1834年，英国正式结束了东印度公司对华的贸易垄断权，并任命律劳卑担任商务总监督。除了管理日常贸易和英国商人等相关的事物外，还要求他尽量与大清建立平等自由的外交关系，但要遵守大清的法律和贸易规则，不要挑战他们的权威，并尝试将贸易扩展到广州以外的地区。还特意强调，除非迫不得已，否则不许采取任何形式的军事行动。
如果说之前的大班相当于现在外资企业的大中华区总经理，那商务总监督实际上更接近驻华领事的角色。不过在清政府看来，两者并无差别，只不过是称呼变了而已。而律劳卑显然不了解大清对他的态度，也轻视了此行工作的难度，结果来了不到一年就被气死了。
律劳卑也是英国贵族出身，还有着“勋爵”的头衔。勋爵是英国人对爵位的一种统称，英国的贵族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他们对除公爵以外的爵位统称为勋爵，另外对公爵的儿子也以此称呼。对于律劳卑的具体爵位我没考证过，不过据他给清政府递交的公文里提到他是出自侯爵世家，那他继承的应该也是侯爵。当然这些不重要，您只要知道他是个有爵位的英国贵族就可以了。
也许正是因为身份上的高贵，使他到大清后做出了一系列傲慢的行为。他没有在澳门向粤海关提出入境的红牌申请，而是直接在广州登岸，进驻英国商馆。另外按照当时的规定，所有国家与大清的公文往来，必须以“禀帖”的形式提交。
“禀帖”，简单来说就是在公文开头要体现“禀”的字样，这是我国历代下级向上级汇报时使用的公文方式。
律劳卑只记得他是带着建立两国平等外交的使命前来的，却忽略了英国外交部让他遵守大清规则的嘱托。直接向两广总督提交了一份公函，表明自己的身份，并阐述了他此行的目的。
当时的两广总督就是我们的老熟人卢坤。律劳卑的这一番举动，让卢大人很是不爽，对提交的公函压根就没接收，直接就给退了回去，并命令他立刻离开广州。
高傲的律劳卑也很不爽，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侮辱，还霸气的表示，虽然英国不想发动一场战争，但我们对此准备的十分充分。
可他没想到卢坤比他还霸气，这回也不打嘴仗了，直接命人撤走了英国商馆里的所有华人雇员，切断了商馆的食物供应，并宣布中止通商。
律劳卑一看这是跟我来狠的啊。那就比比谁更狠。于是招来了两艘英国驱逐舰，炮击虎门！大清的海防官兵也不含糊，立刻开炮还击。对轰了三四十分钟后，双方鸣金收兵。
这一通炮击让虎门炮台损失不小。而英国这边也死伤了几名船员，战舰则是稍有损伤。虽然损失不大，但由于虎门官兵的英勇抵抗，使英军也不敢在进行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眼看着律劳卑真的动了手，卢大人更生气了。直接派兵包围了英国商馆，并让十三行的人去告诉所有外商，这事不是冲他们，只是针对律劳卑一个人的，只要他离开广州，我立刻把人撤走，恢复食物供应，并且会重启通商贸易。
卢坤的这个做法可比律劳卑高明的多，这一套威逼加利诱的组合拳使出来，立刻就见到了效果。以颠地为首的一帮英国商人，利用各种方式请求律劳卑取消对抗，劝他以大英帝国的利益为重，不要破坏已经维持已久的良好贸易环境。与此同时，有人从英国带来了消息，外交部也不希望通过武力方式强行跟大清建立平等的外交和商贸关系。
受到内、外双重攻击的律劳卑，无奈之下只得接受现实退回了澳门。相比于对卢坤的憎恨，那些本国商人的所作所为更是让他咬牙切齿，也让他感觉受到了同胞的背叛。结果一到澳门他就病倒了，一个月之后与世长辞。
他在大清的这一系列操作，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律劳卑事件”。虽然在此事件中英国没占到什么便宜，但他们看清了在先进的驱逐舰面前，大清的海防力量是如此的脆弱，也为日后对鸦片贸易的武力干预埋下伏笔。而卢坤看到虎门炮台竟然这样不堪一击，于是下决心要整顿海防，也成就了梁廷枏编纂《广东海防汇览》。

看着律劳卑最后落了这么个下场，随后的两个继任者索性都选择了沉默，压根就不去广州。对于同大清的贸易往来也几乎从不过问，商人们如果有事找到他们，他们也不出面，直接让来人去找十三行交涉，自己就踏踏实实的在澳门待着。第三任商务总监督更是个极品，他到了澳门干脆连岸不登，直接将办公室搬到了船上。
对于这两任商务总监督的表现，广东的大清官员们还是很满意的。这样多好，平平淡淡才是真嘛。可是英国商人们却不满意，啥事都不管还要你这个监督干啥，因此很多的商人利用各种关系向外交部试压，请求派个有能力、有魄力的人来担任此要职。
1836年，义律被任命为第四任商务总监督。

已经跟大清打了两年多交道的义律，早已摸清了清政府的套路。上任之后他就给两广总督邓廷桢递交了一份外交公文。
跟律劳卑不一样，义律按照大清的规矩，采用了禀帖的方式，向邓廷桢提出希望能同意他来广州，并且为使他的工作更有效率，最好是能让他随时进出广州，这样也能让他更有效的对英国商人进行管理。
邓廷桢看完这份禀帖，心里很是舒服，大笔一挥就准许了义律的请求，同意他可以在任何时候都能从澳门前往广州，只要来前跟澳门的衙门说一声就可以。
经此一事，义律的盛名在英国商人中一下就传开了，形象也随之高大了起来。之前律劳卑以生命为代价都没敲开的广州大门，义律用一纸公文就换来了两广总督的“欢迎光临”，而且还是随时的。
不仅如此，在随后的几年，义律凭借对清政府官场规则的了解，通过十三行把广东的各级官员哄得那叫一个顺溜。也就是在这几年，虽然这位反对鸦片贸易的海关总监督曾不止一次的对本国商人表明态度，“你们的鸦片生意是你们自己的事，出了事不要找我。”但凭借着他超强的外交手腕，让英国商人获得了更为宽松的贸易环境，也使英国向大清的鸦片输出形成了井喷式的增长。

义律的应对

对于清政府禁烟的风声，义律早有察觉。当林则徐到达广州时，义律并没着急前往，而是选择继续留在澳门，观望林则徐的禁烟动作。当然他也不是干等着，由于当时通讯的不发达，很多英国商人还不知道禁烟的消息，还有大批的商船在赶往广州的途中。义律判断如果这些商船都到了广州，大概率会被林则徐给扣下来，那样英国的损失将会更大，于是派人赶往临近的海面拦截，让过来的商船先开往澳门或香港，并嘱咐他们行事一定要低调，尽量别让大清的官兵发现。随后又加派人手前往广州打探消息。
在得知颠地要被缉拿的消息后，义律待不住了，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和安全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所以立即启程前往广州。

见到救星终于到了，颠地激动地眼泪差点没掉下来。急忙跑到义律面前诉苦，各外商们也围在一旁介绍当前的局势。
听完这些人的诉说后，义律对他们说：“你们说的情况我都有所了解，在来的路上我看到沿海的大清官兵都全副武装已经进入了战备状态，估计林则徐随时会发动更大的行动。不过各位也不用着急，我会尽快跟他们沟通。”
然后他拉着颠地对外商们继续说道；“他，还有所有的英国商人，都在女王和政府的庇护下。大英帝国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你们的生命安全，哪怕是动用武力。”
听完义律的讲话，商人们备受鼓舞。随后义律让颠地找人去统计目前在广州的所有外国商人手中的鸦片数量，好让自己做到心中有数。

林则徐对义律的行踪了如指掌，也知道他在商馆里的表态。既然态度这么强硬，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在义律到广州的第二天，没等他找上门来，林则徐就使出了杀手锏。
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十日(1839年3月24日)，林则徐借用了当年卢坤对付律劳卑的办法，派兵包围外国商馆，撤走所有华人雇员，切断食物供应，并宣布中断贸易。
要知道林则徐派兵围的可不是一家商馆，而是大约6.6万平方米的商馆区，这时里边住着三百多个外商。这些外商当时就炸锅了，义律没来的时候还只是不能离开广州，现在倒好，他这前脚刚到，后脚我们连门都出不去了。于是纷纷跑来找义律要办法。
义律此时更是烦躁，五年前跟随律劳卑一同来广州的时候，他就见识过这样的手段，这次来之前也有心理准备，但他没想到林则徐居然这么厉害，这连面都没见呢，直接开大招。面对纷至沓来的商人，他一时语塞。昨天刚慷慨激昂的表示要给他们撑腰，今天林则徐就给他来了这么一出。
眼看来的人越来越多，情绪也越来越激动，义律突然脑筋一转，林则徐惹不起，兴许跟自己打了多年交道的邓廷桢能帮上忙。想到这赶紧提笔给邓廷桢写了 ，婉转的表示被困的商人里有一些人确实没参与鸦片走私，贵国政府连他们都一起拘禁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希望邓大人能想办法通融通融。
邓廷桢也真够意思，接到信后就跟没看到一样，连回复都省了，压根就不接这茬。
义律是真急了，瞅着邓廷桢不搭理自己，紧跟着又写了 ，这封信的语气就不怎么客气了，他直接提出，如果因为你们这种强硬的手段而产生了某种的严重后果，到时候我可不负责任。
这话都说出来了，邓廷桢就不好再置之不理了，不过他没直接回复，而是将信转交给了林则徐。这倒不是因为邓廷桢滑头，主要原因还是禁烟毕竟是林则徐负责，包围商馆也是林则徐下的命令，邓廷桢不好越俎代庖。
林则徐看完信就怒了，什么叫产生严重后果？啥叫你不负责？居然还敢威胁我。当即写了一篇谕令命人带给义律，并让人抄写多份在商馆区内四处张贴。
这份谕令的内容跟之前让十三行给外商的那份差不多。先是谴责了鸦片走私对大清的危害，继而又劝说义律不要因小失大，为了维护这种违法行为而损失你们国家的外贸利益，最后强调只要交了鸦片，咱们还能继续做生意，如果不交，那你们谁都走不了。
又是一个恩威并施的警告，本来就紧张的外商们看完后心收得更紧了。
我看过一些文章写的更有意思，说那几天除了商馆区被官兵包围外，还有许多广州的人民群众自发的来到商馆区外，高喊禁烟口号。甚至还来了一些戏曲班子，整日敲锣打鼓又唱又跳。让好些外商感觉简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回忆说：整晚都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吧，梦里梦到的全是撒旦……。
如果当时真是这种情形，那不得不说林大人的心理战玩的是真溜。不过即使没有那些敲锣打鼓和跳广场舞的优秀市民，外商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都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两天算是让被困的外商们充分体会到中国的这句老话了。自从林则徐撤走了商馆里的帮办、翻译、厨师和杂役等华人雇员，让一些平时养尊处优的洋人苦痛不堪，凡事自己动手不说，那种软禁带来的单调和无聊，以及对前途的未知与迷茫让他们苦上加苦。
他们的这种无聊跟咱们因为疫情居家隔离时有些类似，实在待不住了就想办法做点什么调节下心情。有的外商就站在商馆门口向那些站岗的士兵怒目而视，当然他们也就是发泄发泄心中的怨气，不敢做出什么过分的举动，他们知道真要因为无聊弄得自己挨顿胖揍也不值。
不过就在他们怒目瞪向士兵时，却发现那些士兵周围出现了好多熟悉的身影，他们的合作伙伴十三行的行商们居然也在警戒线外监视着他们，气的好些外商指着十三行的人破口大骂，还有的外商向他们做出了国际通用的“友好”手势。
其实这些外商不知道，在外边站岗的行商们，处境还不如他们呢。之前林则徐要抓行商全家可不是说说而已，这时十三行几个首脑的好些家属已经被软禁了，林则徐交代十三行，你们分别看好各自担保的外商，要是有跑了的那就由担保行商顶罪。如果最后洋人不交鸦片，就砍了你们全家。
钦差大臣都放出这样的狠话了，行商们哪还敢怠慢，这几天比站岗的士兵都认真，甚至有人都被吓病了，还强忍着病痛天天换班盯着，生怕跑了一个外商。

比行商和外商还要痛苦的，可能只有义律了。据他的一些朋友回忆，当时的义律害怕极了，跟他们聊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当年律劳卑之死。
其实义律何尝不想让那些商人把鸦片交出去，但他不能这么做。鸦片贸易在大清属于非法的走私行为，对英国来说却是正常的自由贸易，不仅可以让英国商人获得高额的利润，还能使英国政府获得可观的贸易税收。而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维护英国外贸的权益，又都是商务总监督的职责。
跟林则徐硬刚刚不过，想交鸦片又不能交，义律感觉自己就站在悬崖边上，随时都可能步律劳卑的后尘。不过他毕竟比他的前任精明许多，经过了三天的冥思苦想，终于让他想到了一个对策。

道光十九年二月十三日(1839年3月27日)，义律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发布了一则公告，命令所有的英国商人将手中的鸦片悉数交出，由他转交给林则徐。并承诺英国政府将对所有上缴鸦片的商人负责。
随后又以禀帖的形式向林则徐递交了一份公文，表示愿意接受大清国钦差大臣提出的要求，将鸦片全部上缴，总计20283箱鸦片。

林则徐看到禀帖后终于长舒了一口气，自正月二十五日抵达广州，每天都是殚精竭虑，好在经过十八天的斗智斗勇，禁烟总算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一次就收缴了两万多箱鸦片。对于这样的结果，林则徐满意了吗？
并没有。
收缴外商鸦片只是林则徐计划中的第一步，在他给外商的第一份谕令里就提到了，上交手中所有鸦片，并出具书面保证，承诺以后不携带鸦片来大清贸易，否则予以严惩。
鸦片交了，保证你们可还没做呢。

为了下一步计划的顺利实施，也出于对义律同意上交鸦片的回应，在收到禀帖的第二天，林则徐恢复了对商馆区的供应，还陆续给外商送去了二百多头牲畜等各类食物任其享用。其实之前的几天，虽说是切断供应，但外商们也没饿着，每天都有一些商馆的中国雇员趁着夜色给外商偷送食物。不过您也别骂这些人是汉奸，因为他们很可能都是得到林则徐默许的，要不然商馆区被包围的这么严密，他们怎么可能溜的进去。另外林则徐也不想真的饿死几个外商，引发出不必要的麻烦。
外商们看着送来的食物，这几天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下来。不过还没等他们拿起刀叉享用美食呢，林则徐的又一道命令就送到了，出具“甘结”。
“甘结”是当时的一种交给官府以承担某种义务或责任的保证书。如不能履行诺言，甘愿接受处罚。
这份“甘结”写的很清楚，原文也很好理解。
“嗣后来船，永不敢加代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
看完这个，那些个外商可不干了。虽然以前没少写不带鸦片的承诺书，但这次不一样。如果真要签了这份“甘结”，以后一旦带鸦片被发现，不仅货被没收，连小命都没了，而且还得心甘情愿的挨刀。
前文也提到过，当时在那些欧美国家中，鸦片还不算是完全的违禁品，鸦片贸易也是受政府保护的自由贸易。所以这次连美国人也急了，甚至美国政府派来管理对华贸易的负责人都表示，这样的保证书我坚决不签字，如果签了就是严重渎职。于是全体外商联名向林则徐提出抗议。
林则徐的回复也很干脆。
抗议无效！
紧跟着草拟了一份“甘结”的样本，直接送给了义律，让他给所有英国商人担保。林则徐想的很明白，“擒贼先擒王”，只要义律同意签字，他就成了英国商人的担保人，如果以后再有英国人敢携带鸦片，义律也得跟着挨刀。而且他一签字，那些英国商人肯定会跟着签字。英国这边搞定了，其他国家的商人还敢不签吗。
其他人愿不愿意签义律没心思琢磨，反正他是真不敢签，作为英国政府委派的商务总监督，林则徐的这份甘结，对他来说是属于侵犯英国利益的行为。但他知道抗议是没用的，也明白林则徐更是惹不起的。思量再三他给林则徐回复了这么一句话，您这个甘结我实在是难以签字，因为就算是我国的女王陛下，也只能保证她自己的行为，不能保证别人。
出乎义律意料的是，这个在他看来十分合理的回复让林大人上头了，大骂义律大逆不道。义律怎么也想不明白，对他们之前的几次抗议，林则徐虽然迅速的就做出了反制行动，但态度上一直保持风度，怎么这次却有些失态了。
如果以现代思维来分析，义律说的话没什么大毛病，林则徐的反应也属正常，只不过当时他两位都没意识到，义律的这句话，其实代表着两种不同文明的碰撞。
那时的英国已经进入到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阶段，议会是最高司法和立法机构，国家的行政管理由内阁负责，国王只是作为国家的代表者。而大清还处在封建时代。作为清朝士大夫的林则徐，奉行的还是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思想，大清国所有的臣民都是皇帝的子民，皇帝就是君父，君父说的话，臣民必须无条件遵从，也就是老话说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他认为义律所说的话简直是荒唐透顶，明明是义律自己不愿意签署甘结，却用国王不能命令臣民的话作为推诿之词，简直是罪大恶极。甚至埋怨英国政府怎么派了这么一个乱臣贼子来管理通商。
林则徐的这顿骂，直接伤害了义律的自尊心。你林则徐可以软禁我，也可以威胁杀了我，但就是不能质疑我对女王陛下的忠心！这要是在英国，义律都想跑过去向林则徐扔手套，不过在广州的土地上，他可不敢提出跟林则徐决斗，只能强按中心中的怒火，继续想办法同林则徐周旋。
面对步步紧逼的林则徐，义律真能有办法化解吗？
别说，还真有。
就一个字，拖！
拖时间，然后根据形势的发展随机应变。当然也不能就这么干拖着，义律让人给林则徐带话，说他最近一段时间都忙着收缴鸦片，实在没时间去跟商人们沟通签署甘结的事，等忙完这阵再给答复。
可能连义律自己都没想到，林则徐听了这话，还真就不催了。
至于原因，当然不是因为林则徐相信了义律的托词，而是有着更深层的考虑。要知道林则徐来广州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禁绝鸦片，要让所有的外商心服口服，也要尽量避免朝廷上的反对者提出反对的理由。而甘结上“以后外商携带鸦片就立即正法”的那条，在当时的大清并没有法律依据。林则徐担心如果对签署甘结逼得过紧，可能会激发义律更强烈的抗议，从而使朝廷里的那些禁烟反对者们有机可乘，破坏目前禁烟的大好形势。如此权衡下，林则徐对甘结的事也就稍稍放宽了执行力度。但为了以后能将甘结制度化，林则徐上奏道光，希望能设立新规，使今后的禁毒工作有法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