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想当婊子又想挂贞洁牌坊与卖官鬻爵

□/李延辉（原创）

我素来对女性是绝对且无条件尊重的，包括性交易的权利，因为身体是她自己的，爱与不爱，“身体”（即生理反应）最知道，强行用礼法、宗教、道德去约束和限制女性的交配权，绝对是非人道的，绝对是鲁迅笔下假道学先生干的猥亵事儿。

记得看过香港的一部电影，好像是尔冬升主演的《三少爷的剑》，其中有个场景，尔冬升扮演的谢晓峰在求医的路上，路过一家客栈小憩，刚好有一位受人尊重的教书先生和一位未婚既丧夫且守节10年的寡妇也在其中。
谢晓峰问教书先生，假如生命只剩下三天该干什么？

教书先生一脸正气，说会很好地安排后事，然后静静地死去。
谢晓峰看出教书先生的违心，以武力强迫他说实话，教书先生似灵魂脱窍般地发出了肺腑之声：“如果我明天死了，我会马上去妓院，脱光了跟她们睡觉，睡完了就去赌场大赌一场。”然后音调高抬，近乎喊道：“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就这两件事，我想嫖，我想赌。”

谢晓峰又以同样的问题问贞洁寡妇，贞洁寡妇还没有回答，一旁的父亲代为答道：“死就死了，还有什么怎么样？！”旁边的寡妇一改之前的低眉顺气、唯唯诺诺，以高音贝反驳道：“我要马上找个男人睡觉，我听说和男人睡觉是很快活的。”想当然，寡妇被父亲打出了门。

其实，这种灵魂发声的案例不少。如北齐的胡皇后，当朝时就与大臣通奸，后又豢养僧人淫乱后宫，北齐被北周灭亡后，公主嫔妃大部分成为北周贵族的女佣，而胡太后和自己的儿媳穆黄花（高纬的皇后）做不了苦力，流落街头，前朝胡皇后不知是生存需要还是生理需要，竟然拉着儿媳进窑子当起了妓女，还打出“前朝太后”的幌子招嫖，结果引来了熙熙攘攘的嫖客流，生意爆棚，甚至整个长安城都为她沸腾了，想和胡太后春风一度者排了整条街，胡太后籍此赚了个盆满钵满！踌躇满志之余，她对儿媳穆黄花说：“为后不如为娼，更有乐趣。”。
对道学和假道学先生而言，女子不从一侍夫且滥交，肯定视为大恶，不仅有行为要被下猪笼，有思想也要被仗责几十大板，打得屁股开花、血肉模糊方视为替天行道。而异域不同信仰的绿教徒们，在对待女性出轨的处理手法上，比华夏“礼法”更有过之而无不及，非要“出轨”女子的父兄大义凛然大义灭亲奋裾首倡，撇出第一块石头狠狠砸向自己的女儿抑或姐姐、妹妹，如果一击致头破血流、脑浆迸溅，则是皆大欢喜且全体欢呼雀跃的了……
当然，世间事儿没有整齐划一的，更没有环球同此凉热，如北齐的胡皇后+北周的胡妓女，“独尊儒术”已经六百多年了，依旧没有太多的人把“人尽可夫”当成万恶不赦，还是色眼欲穿地准备大把白花花的银子去嫖把前皇后。再看今日的美、欧等发达国家，也没有人把裤裆里的、下半身的事儿当成神马大逆不道，超级富裕且开放的北欧社会更是允许婚姻外的性行为存在，如妻子带男友回来过夜，丈夫会很知趣的回避开。其实，这一切的“看开”或进步，不过是更回归本性→动物性→人性而已。
如此，既想当婊子又想挂贞洁牌坊，实在是强“压”之下的伪装；所谓的“万恶淫为首”，不过是上层人士为约束百姓的道德欺骗。怎么也不相信，青春年少、貌美如花的潘金莲不爱风流倜傥、多金且多情的西门庆，反而却情深笃定地一心一意为“三寸丁”货郎武大郎妇？
真是奇了怪了！
所以，不要用所谓的道统、礼法和“规矩”去限制人性，因为，“手段”只能管用一时，长久的，还是人性及基于自然法的规律在起作用。如同母国的房地产业，曾几何时，大多数人都认为房价会永远涨下去，故竭尽所能并不择手段的去买买买，以为房子在手，就是金山在握，以后数代人都会躺在白银黄金堆里打滚，没想到，中国商品房市场超高速发展不到20年，便应声巨幅跌落……
而由此，鄙人想到了卖官鬻爵。
卖官者的主体，是手里掌握公权力的人，而在一个有秩序的法治社会里，无论是家天下还是基于选举之上的代议制国家，权力只能是被授予或被选举而获得，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认为，为官者手中的权力，是全体公民放弃了自己的部分权利转为公权力赋予掌权者的，所以，掌权者只有使用权，没有交易权，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话——“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如出一辙。
故而，任何社会，可能表述不同，但都明文实法，将卖官买官者，视之为“国贼禄蠹”，认为其危甚重。古人说，“以赀授官，其才品庸下，素不知义”，“或侵渔百姓，取偿前日之费，则公私皆被其患”。纵容买官卖官，投机钻营之徒就会大行其道，而真正廉洁有为官员则不受重用。买官者，权力来自交换，德行有亏，故常常有补偿心理，以谋取私利为第一目的，要捞回买官的本钱利息，此之所谓“贷款买官，贪污还贷”。更可怕的是卖官之人，本来他们身居高位，于国于民责任重大，本应觉悟或高于寻常人，孰料他们居然把“官职”当成商品，卖官鬻爵，这种政以贿成、公权私授的做法，于法律不容，与公共利益相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是明令禁止和坚决惩处的。
但似乎，禁绝卖官鬻爵只能是善良人民的一种美好愿望。至少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看是这样，可以坦率地讲，中国历史上的“二三百年朝代一轮换”，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政治腐败，而政治腐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卖官鬻爵，故而，才有了《苏绰定律》，才有了宇文泰与苏绰的“养贪官、杀贪官”之议，才有了《具官论》。

可以说，卖官鬻爵贯穿了三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全过程，方式不过两样，一种是大范围大规模的私相售卖官位，但表面上还要伟光正，也就是既要当婊子又要挂贞洁牌坊；再一种是公开的捐官，称为“捐纳”，由朝廷制定条例，定出价格，然后公开出售官职，据考证，这种公开的卖官买官，早在秦汉时期就出现了。
因本文篇幅有限，所以，远例不举，只表表与现代较近的清朝。满清早期因用兵需要且国库不足，故不得不开“捐纳”，不过，乾隆皇帝深知卖官之祸不但于财政无补，更大害于吏治，故在西北用兵（征战葛尔丹等）后，降旨停止“捐纳”，但却独留“捐监”一条。

监生是国子监学生的简称，只有监生身份的人才有资格参加乡试。“捐监”，就是花钱买监生的出身，而“捐监”后就可以不通过府、州、县的学习，直接参加国家正式的科举考试。乾隆保留“捐监”的出发点，冠冕堂皇的历史解释是：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现实的需要，一方面，他考虑天下士子读书向上的人越来越多，希望以此作为他们的进身之路；另一方面，他想把“捐监”收的钱留做赈灾所用。他认为，“捐监”当然仍有弊端，但基本是相对于个人而言，因为有钱的人可以通过“捐监”跳过这一环，从1开始，而没钱的人家则是从零开始，仅差一步，这样，对国家影响微乎其微，对个人影响也就一步之遥。如此，比之前赤裸裸的“捐纳”要好多了。
为先人讳，我不敢骂乾隆是猪脑子，但“捐监”和“捐纳”的危害，用乡间俚语说，就是“背着抱着一样沉”。因为从隋朝以后，科举考试已经成为中国专制集权社会选拔官员的唯一通路，而“捐监”无疑在告诉那些输在起跑线或赢在起跑线的有可能未来成为大清父母官的学子们，“啥都是白扯，唯有钱是真的！”特别是那些花父母钱“捐监”的，“一朝权在手，赶紧把钱搂，首先要回本，其次要搂够，因为我的儿，也要去捐监”。于是乎，谬种流传，满清一朝，贪腐之风便越来越甚，不但出了有史以来且堪称目前全世界已知最大的贪官——和珅，还出了靠行贿上位、以主导洋务运动蜚声海内外的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你心目中曾经屹立不倒的满清贤臣、能臣，整狂澜于既倒、救国救民的汉族士大夫，如林则徐、曾国藩、曾国荃、李鸿章等无一不是搜刮民脂民膏的积攒巨大、惊人财富的大贪官。
让我们来唠叨唠叨这些贪官们的巨大财富数字及张之洞靠行贿上位的曲径通幽的经历。
首先说说和珅的贪污额度及排名。
乾隆去世后，嘉庆帝查抄了和珅的家产。据查抄结果，和珅的家产价值白银8亿两，换算成现今货币，相当于160万亿元人民币，2285.71亿美元，近乎等于清朝政府15年的财政收入，与当今的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的2190亿美元身家比，和珅才是妥妥的世界首富。
其次，说说张之洞靠借贷行贿上位的曲折故事。
张之洞，有个古龙小说中的帅气称谓，叫“张香帅”。
张香帅年少得志，咸丰二年（1852年）16岁时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27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七品衔编修，后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直至光绪七年（1881年），在蛰伏19年后，才被外放就任山西巡抚。
而能迈出这向上步步高升的关键一步，不是因为才能出众，也不是慈禧老佛爷慧眼识珠，而是行贿，行贿，行贿，而且是借贷行贿。
因为在“中央”干了19年，升迁的门道，张香帅也都摸清了，那就是“甭说你有多大的才华，除了皇亲国戚的血缘外，剩下的就只有money!Money!”但父母及自己家里，没有那么多money，这可怎么办？张香帅心一横，“贷款”！就是“贷款”！“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舍不得媳妇套不住流氓！”“豁出去了，要不就不玩，要玩就玩把大票的！”
经人介绍，张之洞来到日升昌票号，向老板开口借10万两白银，。这家日升昌是山西也是全国最早的一家票号，实力相当雄厚，分号遍及全国各地。这家票号有个“潜力股”名单，就是朝廷上那些有关系有实力有希望出任封疆大吏的储备干部，可是张之洞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从四品，不在这个名单上。10万两不是一个小数目，日升昌可不愿意烧这个冷灶，投资一个没什么后台的人是有风险的。老板微微一笑，找了个理由婉拒了张之洞。
张之洞如霜打的茄子蔫了，仰天长叹，觉得自己出头无路了。但天无绝人之路，有家叫协同庆票号的老板主动找到了萎靡之中的张之洞。协同庆的实力远不如日升昌，日升昌的目标是那些显露头角的有背景有前程的明星。协同庆比不了，就转而求其次，捡漏，从人家不要的“废品”中挖金子。
根据协同庆掌握的情况，张之洞虽然没有什么后台，但他最近几篇文章给他增光不少，特别是得到了老佛爷慈禧的肯定，这人绝对是一个值得投资的潜力股。
协同庆老板下定决心要在张之洞身上下这个赌注，他没有日升昌的实力，一下子拿不出来这么多银子，聪明的老板把这笔款拆开，分批次提供给张之洞。
结果不说大家也知道，张之洞果然祖坟冒青烟，迎来人生重大转运。光绪七年（1881年），慈禧亲自发出懿旨：张之洞由翰林院侍讲学士，直升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连升四级。当年底，出任山西巡抚，又过两年，荣升两广总督，达到人生巅峰。
不用说，张之洞发达了，最受益的毫无疑问是协同庆票号。在张之洞的扶助下，协同庆票号垄断了两广的金融业，代理两广所有上缴中央财粮税款事务，一路高歌猛进，风头直逼日升昌。相信那一刻，日升昌的老板跳黄河的心都有了。
从张之洞靠贷款行贿上位的案例，各位看客是否有似曾相识之感。
再次，看看那些著名的汉族能臣、贤臣到底贪了多少钱。

(如图所示)清朝八大名臣遗产一览图。曾国藩1万两白银，曾国荃300万两，林则徐3万两，左宗棠2万两……值得一提的就是位列最后的李鸿章，居然有4000万两，很多人都认为李鸿章是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千古功臣，但他确实不是一个清官，他利用职务之便疯狂敛财，虽然没有和珅那么多，但是他聪明之处在于不露声色，保全了名声，还留下了忠臣的美誉。
话至此，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无外就想表达一个意思，即以清一朝为例，以及由此上溯至公元前1600年，从商→西周→东周→秦→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五代十国→南朝+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十国→北宋+南宋+辽+西夏+金→元→明→清，没有哪一朝不是或公开或半公开、或明或暗地卖官鬻爵，没有哪一朝禁绝过卖官鬻爵，所以，既然不想也禁绝不了卖官鬻爵，那就不若学学胡皇后，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做个婊子，即享受又赚钱，何乐而不为呢？！反之，既当婊子又想挂贞节牌坊，假假咕咕的，婊子做的猥猥琐琐，贞节牌坊挂得不清不白，心中生暗鬼，嘴里强辩白，王八掉灰堆，憋气又窝火，由此还生出两个明显的弊病。
其一，哄抬“官（位）”价，导致卖官市场价格紊乱。
还是举例说明吧！

2017年，时任呼和浩特市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的王永清（正处级侦查员）动起了“买官”的心思，打算花钱请人将自己从呼市交通支队运作到包头或者其他经济条件相对好的城市当公安局局长。于是，他便找到了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赵云辉。
但实际上，在这笔“官位买卖”中，赵云辉只能充当“中间人”的角色，真正在背后收钱、运作的是他的顶头上司——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马明。

当时，赵云辉给王永清亮出了“买官价码”——1000万元。但王永清表示手中“拮据”，没有那么多钱。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双方终于“成交”：王永清拿出700万元，目标是调到呼市或包头任公安局局长。赵云辉在收受王永清700万元贿赂后，私藏了500万元，只给了马明200万元。
马明嫌出价太“低”，便于2017年11月将王永清平级“运作”到兴安盟任行署副盟长及公安局局长。兴安盟是一个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地区，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地上不长草，地下没有宝”。
花了700万整了个平级调动，还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王永清闹起了情绪。他找到赵云辉，质问其为何“收钱不办利索事”，但赵云辉说：“当初让你出1000万元你不出，只出700万元。700万元只能被运作到这里当局长，什么时候你把那300万元补齐，什么时候调你去呼市或包头。”
2019年11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一批干部任免：免去王永清兴安盟副盟长职务。但关于王永清出事了，早在9月初就已被传开，自然是涉及赵云辉案，赵云辉于2019年6月25日官宣被查。

落马后面对调查，王永清一口咬定自己当初花了700万元买官。马明被调查时却坚称自己只收了王永清200万元。由此，“中间商”赵云辉私藏500万元贿赂款的事才逐渐浮出水面。
这里穿插一句，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副 、公安厅厅长的马明，出身于贪污腐败分子茁壮成长的吉林省，最终被法庭认定的贪污受贿财务折合人民币1.5785亿余元。
为什么说这种不透明的卖官方式会哄抬“官（位）”价，导致卖官市场价格紊乱？
我们参照另一件卖官鬻爵的案例，同样是东北的，被称为建国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的“马德受贿卖官案。”2001年10月，时任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的马德，因给绥化市青冈县县委副书记苏吉禄提为正处（兼任县政协 ），收受苏吉禄30万贿赂；2000年年底，马德收受绥化海伦市(县级)委副书记王学武的50万买官款，将其提拔为绥化青冈县县长(正县级)。

马德卖一个处级的官位，售价仅为30~50万元（人民币），而仅仅过去7年，同样与东北经济差不多的内蒙古，王永清仅仅是平级调动了一下处级岗位，就花了700万元（人民币），这价格涨得也太离谱了吧！
由此，官位还是明码实价，全国一盘棋的拍卖为好，否则，我们都搞不清到底是马德吃亏了，还是马明占便宜了。
其二，不透明的卖官位卖职位信息，引发官民对立，导致社会不稳定。
卖官鬻爵，不仅仅是狭义的卖官位，也包括广义的卖职位卖岗位，如安排工作，调工作，进吃皇粮的事业单位和效益稳定的国企，等等。如此，手握公权力者有了更大的牟利空间。
远例不举，说说作者本人的遭遇吧！
本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留校工作7年，不满30岁出版个人专著《蒋介石的纵横生涯》，后调出从事新闻工作，1999年，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特殊引进人才的身份调入上海文广新局（集团），2002年6月份，因爱人在沪的工作无法确定，由吉林省委统战部发商调函，把本人调回到其下属的杂志社。
但回到吉林后，莫名其妙的事情就一件件降临都本人身上。首先是报到后两个月还没让上班，没办法，只好花几千元请主管副部长吃了顿饭，才被告知可以上班了；其次，当时议定调回时，承诺给解决副处（副社长）职务（调到上海前是正科），结果，只安排本人做编辑工作；再次，本人是编辑部学历最高的，但后来编辑工作都不让干了，只承担糊信封、扛包裹的发行工作；再其次，2003年“非典期间”，长春是重灾区，省里明令所有的人都不准外出，单位却要求本人回上海迁户口、社保……
本人不明就里，问一位在统战部做副处长的大学同届同学，从他嘴里得知，调工作是需要花钱的，而且部门、岗位都是明码实价，如省委统战部，是省直系统最差的部门，但最少也要给“每人”五万元，也就是给所有的主管我的领导每人送五万元，而本人一分钱没“花”，“不被整都奇了怪了”（同学语）。
我这才恍然大悟，但我确实不懂这些花钱调工作的人事潜规则。同学很纳闷，“你走南闯北的，这点规矩都不懂？！”我说：“我真的不懂！”我就一山沟孩子，凭一己努力考入重点大学，然后按部就班地毕业分配留校，当时高校没有自主招生，所以，待遇极低，我每月工资也就五十多元，后来涨了一些，但最高时也就是每月十大张（10张10元的），所以，因生活窘困，这才离开高校去了报社，但我是考去的，而且是全省考了个第一，现场之作在该年的全省报业副刊稿件评选中，获一等奖。调到上海，凭的也是考试，唯一花了6元钱，是办理全家三口人的户口迁移，每人2元钱。
故而，调工作需要花钱，需要行贿，这种事情在我脑子里一点儿印象都没有，如果知道调工作需要花钱，我大可以不调回来，何况还是从上海调回吉林。
我暗自猜度，既然是后悔药没地方买，既然是货到地头死，大不了，我认命，我低头，我当个哑巴总可以吧！总不会让我一个上海的特殊引进人才流落街头吧？
但事情的发展恰恰就朝向那个我如何都预料不到的局面而来……
次年（2003年）8月，我的主管领导找我谈话，一是停发我的工资；二是要求我自行调离。我追问原因，答复是：不是工作能力问题，也不是工作存在失误，而是“当初是赵（家志）部长把你调进来的，实际我们这个部门不需要人，现在赵部长调走了，你也自己找地方吧！”我认为这个理由十分可笑，与其争执论理，他理屈词穷，摊出底牌，“停发你的工资、让你自行调离是赵（家志)部长的意思，有意见找他去！”我到部里反映，无人给予明确答复，只有当时的干部处处长十分惋惜地说：“XX是个人才啊”！
就这样“稀里糊涂”，本人在没有任何书面的、正式的处理意见前提下被迫离开了吉林省委统战部，成为“三无”人员，为生计，为养家糊口，我到处打工，但因为家在长春，父母、岳父身体多病，孩子还小，只好回了走、走了回……像被遭遇和命运抽打的陀螺，拼劲全力转个不停……
这期间，我一边打工养家，一边不停地投书向上级部门反映我遭受的不公正对待问题，但所有的申述信又都被转给吉林省委统战部，结果，只要我在吉林省内工作，后面总有一双黑手，紧紧扼住我的喉咙，如吉林省委统战部干部处的某位同志打电话“好意”劝我行贿解决问题；吉林省民革主委邀我加入民革，《统战纵横》杂志领导诬陷我政治有问题；上海市委书记信箱安排我进入上海绿地集团东北办工作，吉林省委统战部又授意解聘我……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不过，由于我的不气馁、不妥协，2015年，当时的吉林省委统战部姜治莹部长指示干部处尽快解决我的问题，我也满怀希望等待消息，但旋即，姜部长调到延边州做州委书记，我的事情就又没人管了，每次打电话追问，总是以各种理由搪塞、推脱，一晃，两年过去了，我的事情还是音讯全无……
离开体制的20年里，我可谓是“艰辛备尝”，如被单位、家人和朋友误解，以为我犯了政治或经济错误，抑或生活作风出了问题，没有单位敢重用你，体制内的人对你另眼相看……又如，在几年前我续交上海的社保之前，作为“三无”人员，我无法申领失业救济；没有社保；我老无所依；没有医保，我“不敢”有病……
2002年从上海调回时，我38岁，作为曾经的“一代名记”，从38岁到58岁，正是我人生阅历、经验、感悟集大成的时间，也是我回报社会出成果的黄金时间，但却被白白丧失了。如苏轼的《江城子》所言：“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应当说，像我这种情况，体制内外不是少数，如此，因为卖官鬻爵的“捐纳”钱款信息不对称，由此造成了很多的官民冲突，而如果“明码实价”，我不想买或买不起，自然也就防患于未然了，自然也就不会造成如此之多的社会矛盾了。


李延辉
2022年9月7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