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人、普遍缺乏一种死狂的精神农民受宗室恩惠、尚可肝脑涂地为其而死绝对的理性驱使着人下跪、对君王的感性、对国教的神性才是支撑儒教的根本、中国是人情社会 不是理性主义社会 在敌人面前自刎、需要极大的勇气、但理性一入脑、就懦怯、那种骨子里对死亡的恐惧感油然而生、理性驱使着他说服自己、实现自身投降与儒家大义之间的和解、美其名曰「我不能割的太深」事后便说服自己「还好我当时没冲动」那种「要不要为君王赴死」的心理斗争、本质是理性思辨怯懦和恐惧一产生 就说明已经不只是理性了，怯懦和恐惧同样也是感性的，相比于勇敢 忠义的情感 怯懦是恶劣的， 这就是感性间的冲突、自身一时间萌生了赴死的狂热、但骨子里的懦怯却抗拒着他的行为，这个时候理性往往是起反面作用的、理性总是试图调和而不是去战胜，当感性过于强烈 压制理性的时候 理性就倾向于顺著情感行动，感性思维并不代表就失去理性，但还有一种投降、并不是因为自身感性的懦怯面战胜了理性或正义面、而是犹豫不决、个人在思想冲突与头脑风暴中挣扎、最后选择不作为、摆烂，就像战败前那群日本官僚一样、经过一天的挣扎、不想再听到任何声音，就像『日本最后的一天』里面旁白对官员心理的描述「今天发生了太多事情、我太累了」这个不是用「怯懦」就能总结的、因为当年昭和高层里不乏死狂的忠义之士但在是否投降面前、他们无法权衡、在冲动与理性间互相挣扎、最后就累了、不想再接受任何声音有些人不怕自杀、但就是考虑的太多、最后放弃了这就是理性在作祟总是在问自己「我就这么死了、xx怎么办、xx怎么办」考虑的如此周详、最后连赴死都不能、有些人并不是怯懦、而是「我就不能这样去死、不然对不起先帝、我要图谋大业」、这就是理性给他的回应可能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能坚持多久、时间会磨掉一个人的血性这种人确实有赴死的勇气、不是「不敢去死」而是「不能去死」、计较得失也心怀大志、他一时间脑子里计划了很多、但时间是漫长的、他坚持不了多久、即便是自己能坚持、他的子孙后代未必就能坚持这就是「理学家思维」、而不是真正的「士大夫思维」想得那么多、计划那么周全、最终却被理性毒害了、怯懦没战胜自己时间先把自己战胜了而且事实这样做反而不利于民族、后世子孙看不到你为国赴死的先例、都争相模仿你投降、为自己的怯懦背书找理由、无法做到一个合格的模范你忍辱负重是真心的、但学你的人可未必都是真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