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疫情以及前期一些其它因素的打击，兼之内外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欧美国家对中国尖端技术的封锁，以及美元持续升值引起的资本外流、输入性通胀等综合因素影响，中国经济情形不容乐观。有专家预言，宏观经济下行是必然趋势，不要奢望中国经济短期里会出现U型、V型反转，能够保持L型稳住基本盘已是万幸。


受此宏观经济影响，今年以来，地方经济发展更是困难重重：市场差、预期差，企业生产效率低、利润低，政府财政收入少、外来投资少。

当前保增速、保经济是政治任务，是底线，年初下达的各项经济指标要求完成，民生各类保障必须到位，地方收支缺口进一步扩大。何去何从？

严格的考核压力之下，内在的官员升迁动力之下，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加大发展力度，加快发展速度。如何发展？最快的和最有效的方式是加大政府性投资，以投资促进经济指标数据的增涨，增加市容市貌的提升（即是所谓面子工程的实施），此种方式也是现实当中屡试不爽的措施。

政府没钱，那就借钱，通过PPP，通过政府平台借贷来加完成。所以，各地债务这几年呈滚雪球般暴涨，先是政府性债务，后是隐性债务，随着上级风险控制力度的加大，又是增加了经营性债务。但这种发展模式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后果谁来承担？不知道。每个地方决策者都会说留给下一任解决，留给未来解决，留给某种不确定性解决（比如科技发生颠覆性革命）。。。。。。



“灰犀牛”就在这种侥幸与推脱中形成，耸立于前，杀气腾腾。据不完全统计，某些县市一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有70-80亿元，加上上级转移支付，以及土地出让收入等，即全部财力，也就只有150-160亿元，而债务总额已达一千多亿元。就是说，这个地方，不发人员工资，不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全市人民不吃不喝，一年全部收入都用于偿还债务，得还上8-10年。这里面还没有算上每年5-8%的利息（1000亿债务每年保守利息达到60亿元）。

有人提出解决方法，就是国家执行宽松货币政策。且不论国家已经三令五申：中央不救助原则，中央不兜底地方债务。即使想救助，当前形势下也是有心无力。如果放松货币，一则存在导致恶性通货膨胀风险，多年经济发展成果会淹没在涛涛货币洪流中，无数民众财富会大幅缩水，这与我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相符合。二则会导致货币流向基建项目、房地产行业，会继续吹大“资产泡沫”，带来更大的风险。三则要防止资产外流，目前主要经济体都在加息，一旦我们宽松，热钱会源源不断地流向发达经济体，对经济发展会釜底抽薪。 当前最好的选择是先稳住经济发展，不要大幅度刺激经济发展，不要过度投资——投资要适度要科学，注重投资效应。要保住大部分企业和实体，让资产收益率和企业利润率提高。要积极控制并化解地方债务，至少要将地方债务稳下来，做好“三保”（保运转、保民生、保工资），等下一轮机会的到来，再考虑新一轮投资和基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