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雍正帝完全不同，乾隆帝一生中有近一半时间都不在京师，而是在各地巡幸。这一点更像他的皇祖康熙帝，且犹有过之。据统计，终乾隆一朝，各种巡幸活动竟有一百五十次之多。比如，乾隆一朝巡幸盘山共有三十二次，平均每年出巡两次还多。

皇帝这种极为频繁的巡幸活动，不但在二百九十多年（1616—1911年）的清朝历史上首屈一指，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也极为罕见，对于乾隆一朝的政治产生了极大影响。

皇帝之所以如此频繁地出巡，是因为他把巡幸活动看作加强统治的一个重要措施。乾隆十二年，驻跸避暑山庄期间，他曾对此中原委做过一番分析，说：三代以后，统治时间最长的是汉、唐、宋、明。而在这四朝历史中，往往开国后不过一两代，便会发生内乱。究其缘故，不仅是因为上苍不再眷顾，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当时统治者怠于政事。

有鉴于此，康熙帝在平定三藩叛乱之后，即不敢以逸豫为念，巡狩之典，或一岁而二三行。虽然巡狩也有耗财劳众之弊，但是可以察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习劳苦之役，惩宴安之怀，两相比较，所全者大，则其小者不必恤矣。

历代帝王失败的教训和康熙帝成功的经验给了乾隆帝深刻的教育，他认为目前虽值四方宁谧之时，但为保住祖宗留传下来的江山基业，实不敢使文恬武嬉，以隳圣祖之家法。

所谓“南巡”，是到江、浙一带巡视。乾隆一朝共有六次南巡：乾隆十六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二十七年、乾隆三十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四十九年。每次南巡多在正月中旬从北京出发，当年四月下旬回到北京，行程近六千里，所需时间大约一百一十天。

第四次南巡（乾隆三十年）与第五次南巡（乾隆四十五年）之间相隔竟有十五年，其原因在于皇太后钮祜禄氏在第四次南巡时已经呈现出些许倦意，皇帝明确表示不再南巡。直到乾隆四十二年皇太后去世，第五次南巡才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皇帝为什么要千里迢迢一次又一次地前往江、浙呢？

乾隆帝在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即将结束第六次南巡时，撰写了《南巡记》，道明了原委，称南巡是效法其祖父圣祖皇帝，并在其中一再强调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河工关系民命。乾隆帝打算通过南巡了解治河工地的实际情况，对治河方案做出抉择，并标榜自己南巡不是为了游山玩水、满足一己享受。

南巡还有其他的考虑：其一，江浙地区地广人多，宋以后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清朝每年所需数百万石漕粮多半来自江浙；漕船北上必经的江淮地区连年水灾，所以他要亲往了解其官方戎政、河务、海防与凡闾阎疾苦。其二，清代标榜以“孝”治天下，皇帝选择其母皇太后钮祜禄氏六十大寿之年首举南巡，以尽孝子之心，而使东南百姓称颂天家孝德。

许指严在《南巡秘记》中说道：对于南巡之谏，皇上曾拒之以色，拒之以术，拒之以意气，拒之以不拒；前四次南巡，皆奉太后銮舆，而托于孝养，此所谓以术拒者。

据张勉治说，康熙皇帝是以“绕着走”的方式应付汉族士大夫对其南巡的谏阻的，最终借着“法祖”的名义得以实现。而唐德刚则认为：乾隆帝之南巡主要目的是为征逐声色，所以回銮时曾违背祖宗家法携回大批江南佳丽，并选了大批江南俊秀儿童带回北京预备训练做御用伶官，号南府子弟。

此外，江南名胜甲天下，素传“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生来好动的乾隆帝当然要前去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尽情享受一番了。

南巡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江浙地区是汉族士大夫最集中的地方。一方面，江浙人文荟萃，清朝科举取士，江浙为历科中举之最，汉族大学士也以江浙人最多。乾隆朝大学士徐本、汪由敦、梁诗正，浙江钱塘人；陈世倌，浙江海宁人；史贻直，江苏溧阳人；刘纶，江苏武进人；于敏中，江苏金坛人；礼部侍郎沈德潜、刑部侍郎钱陈群以诗文称雄一时，亦是江浙人，其中任尚书、巡抚的官员更多。

另一方面，江浙地区又是鼓吹反清复明思想的大本营，清初顾炎武、黄宗羲、陈子龙等皆是颇有影响的抗清人物。清代著名的文字狱，康熙朝的庄廷鑨《明史》案、雍正朝的吕留良案，其代表人物又都为江浙士人。此外为吕留良鸣冤的齐周华，《西征随笔》案中的汪景祺、乡试命题案中的查嗣庭也都是浙江人。在乾隆帝心目中，江浙的确是个民滑吏疲、需要恩威并施的地方。

出于“怀柔”的目的，为体现崇文重道，乾隆帝在第一次南巡时把殿本的二十二史、十三经等分别赠给南京的钟山书院、苏州的紫阳书院、杭州的敷文书院。

当四库馆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竣工之后，又因江浙为人文渊薮，在第六次南巡时令将其一部存放于镇江文宗阁，一部存放于扬州文汇阁，一部存放在杭州文澜阁。另外四部均存放在政治中心——北京皇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盛京皇宫的文溯阁，以及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足见他对江浙地区的重视。

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召见并选拔一些读书人或中试后并未得到安置者为官，也是南巡的目的之一。乾隆帝曾以“海塘得失策”为题考试被召见者。乾隆晚期所重用的督抚孙士毅，就是第三次南巡时挑选出来的。

而从南巡中六次祭祀明太祖陵、三次到山东祭祀先师庙、两次谒孔林、三次谒苏州文庙以及祭泰山、祀禹陵、谒禹庙、谒少昊陵、祭周公庙、祭祀孟子、临幸宋代名臣范仲淹的高义园等一系列崇文重道的活动中，皆可看出他的良苦用心。

不过，南巡还有一个为今人忽视的目标，即它是精心组织的，沿着清初战争的路线，意在通过这种具有威胁性的方法，提醒南方汉人注意清人的强势武力。

南巡的筹备属于“旗人事务”，汉人一般不得参与。它完全按照围猎的规制来安排，行则不断举行各种军事活动，停则居住在营帐之中。不但皇帝把自己塑造为一个马上皇帝，还命令八旗将领不得乘轿，只能骑马。

它一路展示“马上治天下”的“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用以对抗汉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以满族的意识形态，对抗儒家观念，把“内亚”的色彩注入帝国政治。

这才是清代南巡的战略目标，它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一种主动积极的政治态度，尽管乾隆帝处处表现了对汉人文化精粹的迷恋和倾心，也包括展示皇帝个人的学术造诣和才华。

南巡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一直有着多种的看法，但《乾隆三部曲·马上朝廷》这本书想强调的，是乾隆帝在“回复三代”暨粮政方面的努力失败以后，希望通过南巡确定一个新的行动目标。可惜的是，康熙帝这个皇祖并不是那么好学的。不过，乾隆皇帝的这一目的虽未能实现，却顺势有意无意地把大清政治的重心做了重大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