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卷16公平诗解9法参人情疑则从轻古听狱求所以生之今求杀之

题文诗：
凡为听讼,理狱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义,

权轻重序,测浅深量.悉其聪明,致其忠爱,

疑则与众,共商讨之.疑则从轻,所以重之,

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复加之,

以三讯也,众皆所善,然后断之.是以为法,

参之人情.故左传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

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为情者,

取货者也,立爱憎也,右亲戚者,陷怨仇也.

焉何世俗,小吏之情,与夫古人,之悬远乎?

有司以此,情疑群吏,人主以此,情疑有司,

君臣上下,通相疑也,欲其尽忠,立节难矣.

真法法情,合于人情,合情合理.凡理狱情,

必本所犯,之事为主,不严讯逼,亦不旁求,

不贵多端,以见聪明,故律正其,举劾之法,

参伍其辞,所以求实,非以饰实,但当参伍,

明听之耳,不使狱吏,锻炼饰理,成辞于手.

孔子曰古,之听狱求,所以生之;今之听狱,

求以杀之.析言破律,任案成法,故执左道,

以必加也.淮南子曰:沣水十仞,金铁在焉,

形见于外;非不深且,清而鱼鳖,莫之归也.

故为上者,以苛为察,以功为明,刻下为忠,

讦多为功,譬犹广革,大则大矣,裂之道也.

赏宜从重,罚宜从轻,君居其厚,百王通制.

刑之轻重,恩之厚薄,见思见疾,岂可同日,

而言乎哉!且法也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

权衡所以,定轻重也,准绳所以,正曲直也,

今之作法,贵其宽平,而判罪人,欲其严酷,

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舍准绳,以正曲直;

弃权衡而,定轻重也,不亦惑哉?诸葛孔明,

小国之相,曰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

况万乘主,当可封日,任心弃法,取怨人乎!

【原文】

凡听讼理狱，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权轻重之序，测浅深之量。悉其聪明，致其忠爱，疑则与众共之。疑则从轻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复加之以三讯，众所善，然后断之。是以为法，参之人情。故《传》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为情也者取货者也，立爱憎者也，右亲戚者也，陷怨仇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与夫古人之悬远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群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欲其尽忠立节，难矣。

【译文】

凡是审理案子，都要按照父子的亲情，依照君臣的情分，权衡轻重先后，测量深浅程度。展现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将忠君爱民之心发挥到极致，如果有疑问就和大家一起商讨。存在疑问就从轻量刑，这就是对刑法的慎重。所以舜告诫咎繇：“你作为一名官吏，在量刑的时候要心存怜悯。”又规定一个案子要经过群臣、群吏、万民三次审讯，大家都认可了，才能定罪。可见，律令必然也参有人情。所以《左传》说：“大小案子，虽然不能明察，但肯定有人情的因素在里面。”但是，那些世俗苛刻、不知变通的官吏，用人情来获取财物，对有人情案子就放宽处理，对于仇人，就加以陷害。为什么世俗小人的人情和古人宽大为怀的情感有着天壤之别呢？主管部门因为这样的人情而对司法官员们产生了怀疑，天子又因为这样的人情而对主管部门产生了怀疑。这是君臣之间上下之间在互相怀疑，这样却想要群臣树立节操，尽忠为国，那就太难了。

【原文】

凡理狱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不严讯，不旁求，不贵多端，以见聪明，故律正其举劾之法，参伍①其辞，所以求实也，非所以饰实也，但当参伍明听之耳，不使狱吏锻炼饰理成辞于手。孔子曰：“古之听狱，求所以生之也；今之听狱，求所以杀之也。”故析言以破律，任案以成法，执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子》曰：“沣水之深十仞，金铁在焉，则形见于外。非不深且清，而鱼鳖莫之归也。”故为上者以苛为察，以功为明，以刻下为忠，以讦多为功，譬犹广革，大则大矣，裂之道也。夫赏宜从重，罚宜从轻，君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轻重，恩之厚薄，见思与见疾，其可同日言哉！且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贵其宽平，罪人欲其严酷，喜怒肆志②，高下在心，是则舍准绳以正曲直，弃权衡而定轻重者也，不亦惑哉？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况万乘之主，当可封之日，而任心弃法，取怨于人乎！

【注释】
①参伍：交 互错杂，综合比较。
②肆志：随心所欲。
【译文】

凡是审理案件的情形，必须以犯罪事实为主，不严刑逼供，不节外生枝，不以牵连的头绪多来显示审判者的聪明。所以要对检举弹劾的法律加以修正，多方取证，广泛调查，是为了弄清事实，而不是要掩盖事实；多方调查，听取意见，是为了不使狱吏徇私枉法的奸计得逞。孔子说：“古人审理案子，是为被告的人寻找生存的理由，今天呢，是千方百计地要将其置于死地。”所以，随心所欲地解释法律，任何案件都要定罪，施展手段强加罪名的情形就出现了。《淮南子》上写道：“沣水有十仞深，可是把金铁放在里面也看得见。如果水不清或者很浅，鱼也不会在里面生存。”所以，作为上司，把苛刻当做明察，把功多当做明智，把刻薄下属当忠心，把诽谤他人当功劳，这就像一张大皮，虽然很大，但用来制造用品，就得裁开使用。赏赐应该从重，处罚应该从轻，君王应宽厚为怀，这是历代帝王普遍的治国之术。刑罚轻还是重，恩遇厚还是寡，被人感念还是嫉恨，这两种做法的效果，怎可同日而语呢？法律，犹如国家的准绳和天平，天平是用来称重量的，准绳是用来测定曲直的。法律贵在宽大公平，而判人之罪却极其严酷如今法律轻重全由人的喜怒而定。这就等于舍掉准绳来端正曲直，抛开权衡来确定轻重，怎能不令人迷惑不解呢？诸葛亮只是小国蜀国的丞相，他还说：“我的心是一杆秤，不能因人而使标准有别。”更何况大国的君主呢？在天下升平的时候，怎能随意放弃法律的公平，让老百姓心生怨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