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当前的社会共识 “文明是相对于蒙昧、野蛮而言的”。现代考古学、人类学还为其明确了四大构成要件—即政治上的国家权力机构；经济上的金属冶炼技术；文化上的文字、文献记录；建筑上的城市设施。据此我们很容易找出现存世界上唯一不间断传承的“中华文明”究竟发端于何地。
首先从政治上说：世界上出现最早的国家是“有熊国”。可那时的国家权力机构并不健全，仅仅是设置了“左右大监”监和万国。实质上与部落体制尚无多大区别。不过属于国家形态的初创时期。一直到陶唐时代，尧帝放勋依然是“亲睦九族，协和万邦”，并没有质的变化。有虞重华“摄行天子之政”后，才整饬梳理“七政”、开创等级制度、区划地方为“十二州”，变“大监”暗访为“十二牧”直接治理，首度设置了“司空、司徒、司稷、大理（士）、共工、朕虞、秩宗、典乐、纳言”等九大中央部门官佐及其职责和“三年一考功”的问责制，还制定出了“五教、五刑”等道德法律规范，才将尧帝的陶唐国改造成了“和合万国”并凌驾于其附属侯国之上的“唐虞（中央）帝国”--即初始的“中国”。这既是多氏族共和的首度统一，也是国家权力机构的基本定型和社会管理、法律制度的首度完善。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个成长过程。尽管《史记》说舜帝“荒服五千里”，可按秦始皇的“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说，初生“中国”的治理范围是不会超出冀中南一带的。
其次是从经济上看：虽然有说在黄帝战蚩尤时，蚩尤的九黎族已率先使用了金属武器。但此说无法证实。而迄今发现的世界上保存最久远的“铁器”出土于石家庄东缘的藁城“台西商代文化遗址”。而有着明确记载的“第一个冶铁以成巨富者”是战国时邯郸的郭纵。说明其时这里是引领冶炼技术之先的。这在信息传播、技术推广都极端闭塞的上古时代，是绝非毫无来由的。从新乐的青铜、中同、齐同到正定的周同、兆同、韩同；从鹿泉的平同、阎同、铜冶到元氏、高邑的赵同、王同，石家庄周边聚集着数十个“同村”。这集中透视着该域若非青铜器的频繁出土地，就是曾经的青铜器集中冶炼区。尽管这里的铜铁资源并非最丰富，可充分显示着这里就是率先发明冶炼技术的地方。最早的文献《尚书》也记载着：舜帝巡狩四岳，“修五礼，如五器”，并制定出了“金作赎刑”的法律制度均证明着唐虞时代已发明了冶金技术。有人解读“五器”做“五等圭玉”。可《尚书》原文却是“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显然“五器”在此并非指的全部都是石头，而是说的将五种石头、三种织物、两种活物、一种死物分别盛放在骨、木、土（陶）、石（玉）、金（青铜）五种器物中。并且把献出青铜器作为唯一可以赎罪的刑罚，足见其时的冶金技术还是尚未普及的，谁掌握了冶金技术，谁就等于是握有了一枚免死牌。物以稀为贵，珍稀贵重的器物只有敬天敬地敬祖宗时才舍得拿出来，连尧舜自己的日常生活也只能“饭土浪，啜土型”使用土陶制品，这也是当今出土的青铜器多为祭器的来由。
三是文化方面的文字、文献记录。有说文字始于伏羲“造书契”，有说始于黄帝时的仓颉“造字”，还有说仓颉是颛顼时的人。《荀子•解蔽》篇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可见创造文字者，并非一人，而独有仓颉整理的传了下来，成为始创文字者的杰出代表。不过仓颉到底是哪代、哪里人已无从稽考。只是从我国出现最早的文字是象形文字来看，文字的始创是离不开先人们“仰天俯地，像法自然”的。尽管诸如“日月水火”等字的型模哪里都一样，可“山、川”等字却是有着明显地域特色的。无垠的平原、浩瀚的海上是找不到“山川”型模的。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决定着山峦叠障中难觅其踪。笔者曾两次专门登上伏羲台拍照北面离此最近的曲阳三座山，恰恰构成一个“山”字型模。若再加上稍远一些的唐县两座山，就宛如站在故宫太和殿后北望京山了（只可惜咱这网络笨蛋老也学不会上传图片）。而磁、郜、沙三河在唐虞帝都的西北方也自然形成一个标准的“川”字，这一点您只要看一眼石家庄游览图便可一目了然。所谓的伏羲生地天水、葬地淮阳和黄帝的都邑涿鹿、葬地桥山不知是否也有此等地貌。并且司马迁曾说过“《尚书》独载尧以来”说明尧以前的人类活动一是尚无文献记载，二是文字尚不丰富。即便是已经出现了一些成形文字也只能归类于“先华文化”，而构不成“中华文明”。因“中华”二字本身就是合尧帝的“中国--即陶唐中央帝国”国号与舜帝的“有虞重华”名号而来。而陕西的辉煌只能归群于传承自邠后--西周的“秦汉文明、隋唐文明”。尽管其文明程度已远远超越了唐虞时代，却仍然是不能与尧舜始创的“中华文明”混同一说的。
四是建筑上的城市设施。既然说到了“城市”，就不能仅看“大型礼仪建筑”一个指标了，自然包含了两方面的内涵：一是营卫居民安全的“城防”，一是繁荣居民生活的“市场”。从这两个范畴的定义上考量：黄帝时代，司马迁说其“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定处，以师兵为营卫”显系尚属保留着蒙昧特征的游猎生态，是既无“城”又无“市”的。历高阳、高辛一直到陶唐时代，才有了有虞重华“贩常阳”“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尧使舜“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等说。这就表明着是重华率先尝试了商品和劳务的交换，待其正式登基为舜帝后又扩而大之，指派其丈叔司徒子偰专事开辟商业贸易，并在唐虞帝都首辟了集贸市场，才使得子偰成了商业鼻祖、也使得传承高辛故都的唐虞帝都始有了古“辛市”之名。今京珠高速交无繁路处的“同常店”，就是当初舜帝将此辟为专事铜货贸易的“铜场”而得其名的。至于尧帝要重华“宾于四门，四门穆穆”之说则为后人“注水”而来。因唐虞帝都不可能建成明清故宫那样，也不会修成秦汉皇宫那样，而是“采掾不刮茅茨不剪（见《韩非子•五蠹》篇）”、没有“穆穆四门”的。司马迁的《夏本纪》也说大禹“卑宫室致费于沟溃”。所以当时的“城防”无非是几道挡御洪水的“土坝”而已。几年前，笔者曾依当地耆旧指引在伏羲台西四里黄家庄西北角见到过一个深十米的不规则形大沙坑，坑底自东北至西南--基本与今南水北调工程平行斜亘着一道宽五米的夯土梁，其有多深、双向延伸多长笔者并未发掘，只是以其周边均为无底沙子以及其走向联通其西南四里的内营曹河“单堤”--即曾被司马迁的《楚世家》称之齐赵界标的“中国第一座长城”则恰恰构成唐虞帝都西北神道滩迎对行唐箕山簸箕口的一道横堰。与《墨子•兼爱》中篇说的大禹治水“北防原泒，注后之邸、虖池之窦”的态势再吻合不过了。这难道与迎挡史称皇水--皋水--泒水的今行唐郜河对新乐市区及其东南四里--时为唐虞帝都的今新乐马头铺的直射冲击毫无关联吗？难道不是大禹北防、分流泒水，保障了初生中国的安全、促进了中华民族首度腾飞的古城防设施吗？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的发端毫无任何疑问的是尧舜时代的唐虞帝都。唐虞时代是类似于秦汉和隋唐两次大统一的首次民族大融合、生产力大解放、社会大繁荣。其具体区位就在今石家庄飞机场北缘的马头铺。笔者曾在《燕赵晚报---》一文中列举了八条依据，其实指向性佐证还有很多很多，这在汉代、宋代和清代都是朝野公认的。不然，汉景帝咋不封其子刘舜做华山王而封常山王呢？咋不封王弃做武功侯而封新市侯呢？范仲淹凭什吗自诩自己“生自唐虞故里”呢？明末兵部尚书傅镇商又凭神马把他“观风频访陶唐迹，晓日羲台非旧年”的壁间诗题在当时新乐驿馆的墙上而不题在别地儿呢？
不过，所谓的“相对于愚昧、野蛮而言”及其“文明构成四要件”也仅仅是给文明找了一个参照系，画了一个最低门槛。究竟何为“文明”？始终尚未有人给出一个周延、明确的“定义”。以致造成了现在“文明”名词滥用、概念混沌的局面。什么大河文明、物质文明，什么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什么远古文明、近代文明，等等、等等全都出来了。甚至还冒出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大量拥趸者。难道这还值不得我们的当今学界惊醒吗？概念无定，逻辑失序，还有文明吗？“假作真时真亦假”，这不正是“文明消亡”的症候吗？
要想真正进行“文明探源”，重新找回“文明”，就必须先得从“文明”俩字说起。
“文明”作为一个词组最早是被《尚书》拿来描述舜帝重华的。《尚书》在描述尧帝放勋时用的是“钦明文思”四字，而描述舜帝时则换成了“浚咨文明”四字。这充分表明尧帝时虽然有了“明”和“文”俩字的概念，但尚无“文明”一词的概念。其概念是在重华身上才生发出来的！
《尚书》说：重华在代理尧帝治理国家时因“浚咨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才被正式授予了帝位。
那么，被重华深掘广觅、殷殷求索的“文明”到底是何物呢？
我们只能从重华的行为实践中去寻找。《尚书》说重华登上帝位后“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并告诫十二牧“食哉唯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
这就为我们昭示出了舜帝的“人格魅力和执政风范”。其中唯有“而难”俩字难住了不少人，至今尚被解读作“亲君子、远小人”。其实这是有悖重华在应对其父、后母、异母弟的迫害时所具备的人格素养的。
“而难”俩字，先贤们也是早就有着清晰概念的。“而”字在《庄子*逍遥游》“德合一君，而征一国”中是“能够、才能”之意；“难”字在《孔传》中也有着确切定义—即“难—拒也。”《周礼*地官》篇还有“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我们今天村村都有“调解会”，他们不正是一些“德高望重、明辨事理、能够化解百姓之间的各种怨仇分歧”之人吗？还有《荀子*君道》篇的“君子恭而不难（音挪），敬而不巩（通恐）”。也是说的“为君之道：谦和才不致让人离你而去，尊重才不致让人对你心生惧怕。”
所以，《尚书》阐述的“重华文明”只能解读为：开放言路，扩大民主。让领导者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带领执政团队确保百姓温饱、幸福；温和对待偏远边民能够如同身边亲人；宽厚诚信、公平如一；是能是拒—即不管赞成还是反对都凭对方自由，绝不强加于人；唯此才可让最不开化的异族人群信诚悦服。
这既是重华的人品风范、为政之道，又是“文明”一词的原始“定义”。
当然，重华的“品行”也还是“一种文化”。但绝非是“基因序列不断变异的他文化”。
恰如春秋晏婴出使楚国时说的“橘生淮南为之橘，生于淮北则成枳”。“文明”一词在1756年被法国的侯爵克拉珀翻译成“此vi了杂挑你”移植到西方后，概念则换成了“民族自我意识”—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又随着拿破仑的实践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政治家、哲学家们的广泛讨论，使得西方“文明观”更变的越来越繁杂。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由于根植于西方的土壤环境，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曾深入研究过中国历史，却也未能完全摆脱西方语境。只是深刻揭露了西方所谓“文明”的虚假性、野蛮性和阶级性。总结提出了“二律背反”理论，指出了共产主义“文明”必然战胜资本主义“文明”的方向和道路。
上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大批仁人志士广索救国之途。曾对“重华文明”的本质概念提出过一个很不错的新概括—即“民主、民生、民权”之三民主义。只是被其后的新军阀们“口头继承，行动摈弃”了。而其真谛却一直被我中共党人所秉持，直达新中国建立才得以全面实施。尽管至今还没人把“三民主义”定义做“中山文明、孙氏文明”，也还没人把“三民主义”溯源到“重华文明、舜帝品行”上。但二者却的确是一脉相承的—“询四岳辟四门”不是民主吗？“食哉唯时”不是民生吗？“而难任人”不是民权吗？当然这个“新概括”也还不是十分周延。不过已充分说明重华品行并未过时，已成我中华民族不懈传承的“政治基因”。如今的西方，把“民主、人权”当成打压他国主权的“政治大棒”，却不知其作为“普世价值”的本质概念唯有4000年前的“华人始祖—重华”才有其发明权。而如今的“李鬼”却要来当人权教师爷，不是注定也要自炫其丑吗？
本世纪初，美国的亨廷顿又硬性克隆马克思理论与西方文明观，提出了惊悚骇人的“文明冲突论”，却找不到冲突的解决之道。认为各大“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是无法化解的，对抗是必然的。其根源就在于其混淆了“文明”与“文化”的界限。抽掉了“文明”极具包容性的“柔远能迩，而难任人”等核心概念，而代之以仅具排他性的“巧取豪夺、唯我独尊”的“皇帝新衣”。把“文明”异化成了“扩大了的文化”、“时时表现出殖民扩张性、不断侵蚀他文化”的野蛮、丛林文化。大搞“逆我者亡，顺我者也要薅你羊毛。”
当前的内地学界，由于“文明”一词的“出口转内销”，使得本来十分清晰的“文明”概念重新陷入了“混沌”。跟着西方“指鹿为马”，傻傻的以为“大河冲出来的是文明”；“农耕种出来的是文明”；“工厂造出来的是文明”；“原子弹炸出来的也是文明”“耶稣死后重生是文明，佛家遁空弃世也是文明”---似乎“文明成了一个筐，任嘛儿都能往里装”。殊不知这恰是掉进了西方殖民主义者为称霸世界挖出的一大陷阱。虚无中国的唐虞历史、偷换“重华文明”的既有概念、打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从而让整个世界都成为西方霸权予取予求的俘虏。
其实，要解决所谓的“文明冲突”并不复杂，就是必须揭下所谓的“西方文明”的遮羞布，弄清楚“霸凌”是野蛮文化而不是“文明”、“保护主义、脱钩断链”是愚昧自锁文化更不是“文明”。唯有对“文明”正本清源，还文明以本来概念--继承光大“重华品行”，才能化解歧见，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传承，“一带一路”的实践，“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恰恰正是对“辟四门，明四目；柔远能迩，而难任人”的“重华文明”的新阐释、新探索、新实践、新叙事和新发扬、新光大！同时也是实现人类社会共同进步的唯一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