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五十六天

我叫颜思前，男，1960年1月生，系衡东县公安局副局长，2009年10月16日被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罪刑拘，同月29日被逮捕，2010年3月19日和4月12日衡阳市雁峰区法院两次开庭审理，5月7日以受贿罪判处我有期徒刑二年缓期二年执行，我不服原判、依法上诉，8月3日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免于刑事处罚。一起令人震惊的黑恶势力扳倒公安副局长的现代奇冤告一段落。

一、侦查机关在办理我涉嫌受贿案中，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先加戴“罪名、帽子”，后寻找“罪行、证据”，先入为主，有罪推定，弄虚作假，逼供诱供，办案程序严重违法。

从2009年10月15日办案人员将我带到市检察院审讯室的第一次讯问起，到12月10日办案人员获取“圆满”口供、结束讯问，整整56天里，我经历了人间地狱般生与死的考验，没有人格尊严，没有生命保障，没有申辩权利，充斥着的是恐怖、欺骗、威胁，任人宰割、侮辱、摧残，那种心灵炼狱般的折磨是何其痛楚！

自第一次接受讯问始，我就强烈感觉到办案单位的倾向性十分明显，“受贿罪”的帽子早就订制好了，无论有不有事实依据，“你颜思前是笼中之虎，必须打死你！不然你出去了就会反咬我们！”（办案人员语）。我一再辩解：我性格耿直不阿，打黑除恶结怨甚多。我反复提请办案人员提防警惕社会黑恶势力的串通陷害，但办案机关仍不容置疑地以涉嫌受贿罪刑拘了我，并于10月16日凌晨将我关押至衡阳市第二看守所的第四监房。16日晚将我异地羁押至邵阳市第一看守所第七监房。在邵阳连续七晚的轮番通宵审讯中，我向办案人员说明：我不是共产党的贪官污吏，我长年累月战斗在社会复杂矛盾的风口浪尖，肯定得罪了一些人，尽管在我的工作中，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我可以坦然地说，我没有利用职权去贪去占，至今我没有什么积蓄，更谈不上富有。在老百姓眼里，我不是贪官污吏的形象，也没有贪婪的名声。无论我怎样辩解，但办案人员坚持说：我就不相信你一个公安局的副局长没有受过贿，错也要错下去，整也要整出问题来。至10月29日，办案机关宣布逮捕了我。当时我提出抗议：你们凭的什么证据逮捕我？然而，我一个被剥夺人权的“阶下囚”的抗议辩解又有何用？出乎意料的是：正是社会黑恶势力骨干成员李忠平、刘正、陈冬的精心策划、串通指控，让我身陷囹圄。侦查部门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检察院雁检反贪报捕【2009】第04号“提请逮捕书”，就是以李忠平、刘正、陈冬三人的问话材料进行报捕的，其中称：陈冬和李忠平开设赌场获利30余万元，陈冬和李忠平各分得总利润的25%（每人分8万元），剩余的50%（约16万元）由陈冬转给刘淼与颜思前平分。这分明是李忠平等人在精心串通陷害我，而侦查部门仍然依据这些虚假的指控形成提请逮捕书，而后将我逮捕。这种办案程序明显违反了我国《刑诉法》第60条规定的：逮捕必须是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且这些证据又必须是查证属实的。试问：李忠平等人的指控属实吗？（公诉机关为何不将他们第一次指控的原始材料依法移送法院，而要一改再改，弄虚作假。）既然办案单位如此一意孤行、先入为主推定我有罪，那么我倍受摧残折磨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李忠平、刘正、陈冬是什么人呢？应是衡东人众所周知的劣迹斑斑的社会黑恶势力的骨干成员，都有诸多暴力犯罪记录在案，刘正因暴力抢劫尚在服刑，偏偏办案机关对这么一些人渣的指控深信不疑，而对我和刘淼却揪住不放，这等执法公平、公正吗？

二、纵观案件的办理过程，不管我有不有罪，办案人员并不在乎事实的依据，而是为他们“先入为主”的目的寻找依据，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对我施以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的手段获取口供，而并非我客观真实的供述。

我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先后关押至衡阳市第二看守所、邵阳市第一看守所、嘉禾县看守所、资兴市看守所，调换了十余个监房，常被换押至“严管监”、“死囚监”，让监房内的死刑犯去毒打折磨我。为了达到从精神至肉体上摧垮我、以致屈打成招的目的，在邵阳七个晚上的通宵轮番审讯中，办案人员轮班休息，不准我睡觉，白天则送回监房服劳役。在折磨七个通宵后，我血压迅速升高，胸闷气喘，眼睛严重充血，视力开始出现障碍。该所蒋同清所长和狱医见我如此惨状，担心我猝死而受牵连，于是对办案人员提出人道主义的建议：这样连续通宵突审违反了看守所的规章制度，很不安全，人命关天，建议改为白天提审，办案单位认为该所不配合支持他们的工作（此情况可找该所管教民警和我同监房人员查证核实），于是愤而在10月30日下午，押着我踏上了痛苦的转押之旅。

晚上8时，到达郴州市嘉禾县看守所，在入所身体检查时，该所谢所长为我测量血压为190，坚决拒收。办案人员颇费周折后要我写出承诺书：“如果我死在嘉禾县看守所，与该所无关，一切后果由我自己承担”。现在想来，这种逼迫无奈之下的承诺是多么的不人道和荒唐！在该所关押时，监房内的犯人见我是公安局的，又是外地人，于是变着法子折磨我，11月1日上午，我突然感到胸闷气促，头痛欲裂，眼睛发黑，晕倒在监房内，狱医采取紧急救治措施我才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当时值班的周教导员见状十分生气地说：“当时我们不同意收押你，你还写什么保证，死了算了！”然而那时那地，又有谁能理解一个失去自由、尊严、人权的囚徒是何等的痛楚与无奈，我为自己的生命不保而深深忧虑。嘉禾县看守所立即与办案单位联系，要求将我迅速转走，以防我猝死嘉禾。

11月2日，办案人员罗文等人匆匆赶来嘉禾县，又押上我向资兴市看守所转移，为防止再出现“嘉禾拒收”的情况，办案人员押上我去一街边药店购买降压药，服下半个小时后，我血压仍在180，于是他们又铐上我到资兴市中医院买药，办案人员罗文要我立即服下大剂量强行降压，在囚车上他严厉警告我：收押民警问到你身体状况，你必须说一切正常，不准再给我们添任何麻烦。办完羁押手续关进该所第十监房，已是11月3日凌晨2时。

在资兴，办案人员的突审更是勤奋，八个晚上不间断地逼供，并不时将我的手铐吊在墙边的铁环或者审讯室窗户的铁栅上，要我罚站，丝毫不顾及我血压高、心脏病、生命垂危的事实，就是整死我也要整出问题来。我跟办案人员讲：“你们不用煞费苦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们就按照你们的逻辑编排好我的罪名就可以了，何必花这么大的精力，浪费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呢？”办案人员愤愤然，拿出一大堆材料摔到桌面上说：“这些都是别人的举证材料！”我简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收受贿赂、徇私枉法、充当保护伞……”只要是坏人办过的事，我都能沾上边。

悲哀！这是现代民主与法制的悲哀！从法制的角度讲，涉及到反腐与被诬陷的问题，从道德的角度讲，涉及公正与邪恶的问题。我知道，李忠平那帮家伙早就在背后鼓捣我了，只是没想到这么快，这么有效果，这么出乎意料。我预感自己的悲惨命运已是在劫难逃了。

11月9日后半夜，管教一声断喝将我从睡梦中惊醒，被子不准带走，寒冷中赤手被塞入第十四监房，该监是关押死囚的监房，抢劫杀人的待决死囚犯李书华就关押此室，他一见我就说：有人打了招呼，说你是公安的“卧底”，要我们按“规矩”办！那几天正是2009年的第一轮寒潮袭来，天寒地冻，冷彻肌骨，但我必须赤脚倒马桶、擦地板、服苦役，我小心做事仍免不了惨遭毒打，前三天是“三不准”，即：不准睡觉，不准吃饭，不准喝水。牢头见我垂死状，觉得再折磨下去，一旦死了也逃脱不了责任，于是将我的病况报告了该所狱医郭医生，郭是个善良的好心人，她亲口告诉我，她将我的病情报告了所长王程并请示能否给我治疗时，得到的答复是：“他是装病，办案单位交代了，不管他！”办案人员随之提审我：你如果还不老老实实交代罪行，我们就每天给你换一个监房，让犯人去整死你，大不了赔点钱！你招了、签字了，我们就转你回衡阳取保不诉。

11月20日，办案人员认为我的交代不彻底，又在半夜将我从十四监房换至四监房，此监牢头叫杨子南，帮凶叫刘兵（郴州涉黑案骨干成员）。我晚上要接受通宵的审讯，白天的劳役一刻也不准停下，我经不起如此折腾，心脏梗塞性压力增大并伴以间隙性视力丧失，我两次晕倒在监房里，办案人员和监管民警见我是真的不行了，才送我到资兴市人民医院抢救，测血压，做心电图，我血压当时180以上，心脏严重供血不足，一位老医生见我带着手铐，冷冷地告诉我一句：要防止心脏（肌）梗塞猝死。然后支开我与办案人员交谈了很久，从老医生举止判断应该是交代有关我的病情。

在监房内外双重的摧残折磨下，我生命已至极限，为了保住性命，办案人员及时施以威胁，诱骗，我不得不在他们一次次不断编圆的所谓的“讯问笔录”上怀着屈辱、违心签字，并依稿纸照读完成录音录像，以求解脱，但每次我在签字前都跟办案人员黄老局长、罗文申明：“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我是被逼无奈，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的！”

从2009年10月16日到12月10日的56天里，我受尽摧残侮辱，生不如死。办案机关依据李忠平、刘正、陈冬等人的指控草率地刑拘、逮捕我，到挖掘我新的罪证、玩弄“文字游戏”，以弥补刑拘逮捕我的证据不足，办案人员煞费苦心，也丧失了社会良知和起码的职业道德，逼供、诱供、指供，弄虚作假，无所不用，包括对证人证言的取得，无不使用威胁、欺骗手段，动不动就是“带离”、“关押”，如此方式取得的证言又有几分合法真实可信成分？

如今，我才感同身受地理会了公安警察之所以称之为“弱势群体”，警察职业是“高危行业”的深深含义，人民警察面临日趋严峻的治安形势，又必须忠于职守，战斗在社会复杂矛盾的风尖浪口。那么要依法履行职责，则不可避免地招怨得罪人，以致树敌太多，诬陷诽谤接踵而至，明枪暗箭防不胜防。我凄然自问：人民警察保护人民，那么到底又有谁来真正的保护警察？










颜思前

2010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