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电话，回家收拾了一下东西。从衣柜里我找出了一把仿美军游骑兵的短刀，那是父亲去日本时在奈良买的，400号的钢质虽然是软了一点，但总比没有一个趁手的家伙强。我想了想，用绑绳把它贴着腿肚子绑好，再放下裤管遮住，下楼上了车。
当天晚上到了临汾，次日上午去过当地法院，确定了保全程序，于是再驱车到了当地尹红的公司。
尹红果然已经得到了消息，一开始公司的大门紧闭，不让我们进去，直到法警喊话才开了门；公司里一片桌椅歪斜，电脑关机，纸张凌乱，显然正在转移资产。里面的员工看到我们，也都站成一排不动，跟我们对峙。
财产清点还没开始进行，就有二三十人也跟进了门来，堵住了我们的退路，一个个喧嚷不停，有人手里好象还拿着家伙；早听说晋南民风剽悍，也果然是名不虚传。我们一行三个律师，两个法官，两个法警，再加上我，一共八个人，就象是被夹在夹心饼干里一样，前面是几排白衬衣黑西裤的员工，背后是杂色衣服的社会闲杂人员，耳朵里一片方言的声浪，没几句能听得懂；只知道好象是有人说公司被封，他就被砸了饭碗，以后他就要跟着我们吃饭了。

看着弓华那憨厚的神情，很久以来，一直凉冰冰的心里顿生出些暖意。我知道他曾经在父亲开在临汾当地的办事处任职，同时他还帮父亲打理当地煤矿的业务。但矿上的两个负责人，一个是父亲的亲戚，一个是父亲交往三十年的好友；这二位平时内斗不休，但当弓华到了矿上的时候，却把矛头一齐对准了他。事后想来，无外乎是因为他的存在妨碍了两人私下里的鲸吞蚕食。可三人成虎，市传一句曾子杀人，慈母尚且逾垣，更何况是数百公里外、难得亲去看一眼真实情况的父亲。当时因为一些无中生有的小报告，父亲震怒得很，把弓华叫回去连番训斥，连“滚”字都出了口。于是赫连城、沈立国和他这才偕行离所，自打天下去了。
我当然也就不好再和他争辩，拿了车钥匙，悄悄的出了门来。
我在车里坐了一会，百无聊赖，四下张望，无意间却看到了一个很眼熟的身影，鬼鬼祟祟从公司的侧门出来了。我马上就认出是在去父亲的第二办公室时，一直跟在尹红身边的她的舅妈。我看着她手里拿了个文件袋，左右一张望，就低头行去了。
我犹豫了一下，实在是来不及去叫别人，我摸了一下身上的刀，马上也下了车追去。

看着弓华那憨厚的神情，很久以来，一直凉冰冰的心里顿生出些暖意。我知道他曾经在父亲开在临汾当地的办事处任职，同时他还帮父亲打理当地煤矿的业务。但矿上的两个负责人，一个是父亲的亲戚，一个是父亲交往三十年的好友；这二位平时内斗不休，但当弓华到了矿上的时候，却把矛头一齐对准了他。事后想来，无外乎是因为他的存在妨碍了两人私下里的鲸吞蚕食。可三人成虎，市传一句曾子杀人，慈母尚且逾垣，更何况是数百公里外、难得亲去看一眼真实情况的父亲。当时因为一些无中生有的小报告，父亲震怒得很，把弓华叫回去连番训斥，连“滚”字都出了口。于是赫连城、沈立国和他这才偕行离所，自打天下去了。
我当然也就不好再和他争辩，拿了车钥匙，悄悄的出了门来。
我在车里坐了一会，百无聊赖，四下张望，无意间却看到了一个很眼熟的身影，鬼鬼祟祟从公司的侧门出来了。我马上就认出是在去父亲的第二办公室时，一直跟在尹红身边的她的舅妈。我看着她手里拿了个文件袋，左右一张望，就低头行去了。
我犹豫了一下，实在是来不及去叫别人，我摸了一下身上的刀，马上也下了车追去。

她走得飞快，我又不想让她发现有人在追踪，于是我跟她保持着一段距离，看着她走过街角，拐进了一家什么办公机关的灰色水泥楼里去。
我也急着追了进去，却左右再看不到人；等了好一阵，也没发现她再出来。踌蹰了好久之后，我也只得回到车子那里。现在想想，说不定没追上她倒也是件好事，不然一个二十一岁的血性方刚的孩子，手里攥着把刀，如果真的遇到尹红，冲动一下，恐怕也就没有今天这篇文字了。
我回到车边时，赫连城、沈立国和弓华都正在着急，沈立国向来说话直筒子，埋怨了我几句，说以为我是被绑架，再找不到人就要报案了。
我告诉他们我遇到了尹红的舅妈，于是我们一起又过去找了一次，结果自然还是一无所获。而这次保全行动，也只扣住了一些办公用品，满打满算，三五万的样子。
作为当时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尹红的高明真是不言而喻，正如二婶对她的评价：“这人身上带着一股寒气，我看到她就浑身发冷，起鸡皮疙瘩。她身上跟着鬼呢！”

谢谢楼上，也谢谢大莲蓬。

人适应痛苦的能力，大概也并非先天具有，而是需要后天磨炼的。从临汾回来一个多星期之后，我终于可以学着适应了一些目前的生活状况，偶尔也会取出旧稿，开始从头修改的工作了。当然，其余大多数的时间，仍然是泡在夜以继日的电脑游戏当中。因为只有让自己耗到筋疲力尽，才有极小的可能性获得一个无梦的睡眠，直到今天，我也仍然如此。
父亲在世的时候妹妹就比我懂事得多，这时当然还是一样。她在离开家去学校之前，总会为我做一大锅她最拿手的红烧肉放进冰箱，让我在这一周里，可以更方便的自己炒些菜吃。
在等候下次开庭的时间里，基本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母亲的娘家在本地惟一的亲族——我的二姨偶尔会来看看我，母亲大概是跟她讲了太多家里的事情，搞得她也紧张兮兮的。

一个大白天，我正在睡懒觉，隐约听到门在响，我以为是二姨在开门，没理会继续睡，没想到门一开，顿时人声鼎沸，把我吓得坐起了身来；哐的一声，我的房间门被撞开，竟然有两个穿武警军装的小伙子一人手里拿着一根铁棍，跳了进来。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向枕头下面去摸刀，可转眼间我就打消了这念头，因为我看到后面紧跟进来的两个武警，一人端了一支79式冲锋枪，黑洞洞的枪口直指着我！
我当时就傻了眼，不记得自己有没有举起双手投降；不过幸好大家都没有反应过度，而二姨随后就跑了进来，我才确信我保住了一条小命。据她后来解释说：她打电话过来，一开始没人接，然后大概就串了线，一个陌生男人接了电话，她问对方是哪里，那男人不肯说，直接把电话挂了。她挂了两三次，都是这种情况，于是她联系到我家里的现状，认为来不及拨110报警，就直接向街边巡逻的武警求援，说有可能是绑架案。武警倒也不含糊，步话机一联络，就出动了整整一个中队，我家对面的制高点上，都架起了班用机枪；整个一条巷子封锁，荷枪实弹戴着钢盔的武警们把我住的楼房围得水泄不通，围观者一直堵到了附近的主干道上，而这一切，就因为我睡了个懒觉，而电话串线！

习惯于裸身睡觉、被人全副武装从床上生擒的我，自然是别提有多狼狈。一路送走了武警，二姨一路向他们道歉，解释家里正在非常时期，武警中队的指导员倒也爽快：“别客气，下次有什么情况，还找我们！”还留了个电话给她。
看着被撬坏的防盗门，和门口探头探脑不知这里是不是住了个大毒枭的邻居们，差点来不及穿上内裤就被当床击毙的我实在是气急败坏，忍不住大声咆哮：“这都是一家子什么神经病啊！”二姨倒也不恼，笑呵呵的说只要我没事就好，她负责去修门。
当天下午，我把跑来采访“市民疑被绑架，武警迅速出动，体现亲民爱民形象”的电视台记者赶出了门去。
在今天回想起来，别说是我的读者，就连我自己都觉得这事情荒唐到我自己也不能置信的地步，可在当时，这就是令人哭笑不得的真实生活。

呵呵，谢谢楼上。

在我的经历里，似乎总是充满了闹剧和悲剧，而很难找到一个什么平淡的情节，即使我有时是如此渴望一种平庸的生活。
这一夜也不例外。
晚上十一点钟左右，远在大同的小姨挂过了电话来，问我有没有小姨父的消息，这令我觉得很奇怪。
小姨父是在母亲出国的第三年，也办理手续去了日本，和母亲同校读书。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人，在国内时他虽然只是个中学英语教师，但自己翻译创作过不少作品并加以发表。他和父亲的关系非常好，每次都能相谈甚欢，但与父亲不同的是，他是一个真正的谦谦君子，那种温润如玉的品性，令每一个接近他的人都能感觉得到，即使我当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外表文弱，却曾经是当地某届武术比赛的亚军，还记得小时候每次去找他，都要缠着他表演剑术或九节鞭法，而他也每次都会笑着摸摸唇上那浓密而修整的髭须，然后满足我的要求。而时至当日，他在日本已经拿到了硕士学位，中文日语英文三修，在我的心里，他就是一个男人文武全才的代表。
我放下小姨的电话，一种不祥的感觉蓦然袭来。自小姨父去了日本之后，在不多的几次联络中，我早就感觉到了他性情颇有些变化。从前健谈而热情的他，有时会显得有些淡漠和疏远；也听说过母亲说他神经质，自称有日本人认为他是“间谍”而跟踪他。我并不了解这其中的详情，而今想想我自己的际遇，也只能推断，是在日本的生活改变了他，再加上后来一些我后来才知道的事情，扭曲了一个男人的自尊。

今天先贴到这里吧，明天继续更新。

我坐卧不宁，正想着要给母亲打个电话问问，电话铃先响了，拿起来之后，是母亲的哭泣：“星星，你小姨父……你小姨父自杀了。”
我头发都倒竖了起来，多熟悉的说法，却真是没想到会再来这么一遍。短短三个月之间，在我心目中两个算是真正男人的人，就这样逝去了。
至今我不明白小姨父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因为他马上就可以结束他的留学历程，回国与小姨和他们的儿子团聚。根据日本警视厅的取证结果，他收拾好了东西，叫了出租车，行至某个高速公路高层立交桥的时候，忽然叫停，然后将身上的钱和车上的东西全送给了出租车司机。司机当然不肯收，小姨父却不顾而去。司机见他情况有异，马上报了警，但警察赶来的时候，小姨父已经从五十米的高桥上纵身跃下。
每当母亲回忆到这里时，她都要痛悔不该将父亲的死讯告诉他，因为两个人逝去的方式，看起来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联系。在十年之后的今天，我想，男人有时是更为敏锐而善感的，也许小姨父已经受了太多的刺激和委屈，而当他站在他生命的交岔口上，良友的故去就成为了他对这个世界的失望与不满爆发的引信。
男人，你的名字也并不一定就是强者。

而我也不得不佩服母亲的承受力，她远在日本，跟我一样在短短三个月里经历了两个最亲的亲人的故去，而她在国内时要做主奔波，在日本时，更是得从遗体辨认到最后的火化，全程独力去完成。我有时觉得，她没有完全崩溃掉，真是一种奇迹。
日本，至于日本，这究竟又是个什么地方？父亲去过一次，回来以后就着了魔似的忙着收回资本，最终操之过急，中了暗算；小姨父在那里又有过什么样的境遇，令他最终选择了这样的道路？想到那将是我会去的地方，我的心里，充满了一种怪异的感觉；对我而言，她又意味着什么呢？

一个星期之后，母亲再次回国，从北京奉灵直接去了大同。
我没有去。我仍然难以相信，那个用一根小姆指跟我双手掰腕子都能把我压倒的男人，那个舞起剑来雪光纷纷，吟哦唱和有古人风的小姨父，却勘不开他自己的境界，摧不破他自己的魔障。
而且，我更难以面对的是小姨，和他们的儿子，刚刚上小学的小浩，我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些什么。在当时的直觉里，我只是隐隐感觉到，小姨父的事情一定是和他性格的扭曲有莫大的关系，而母亲的武断专行，大概是造成这种扭曲的因素之一；当然，后来我去了日本才知道，更大的原因，远远不止于此。
母亲回到当地时，我去车站接她。我发现就在短短的几个月，她老了似乎不止十岁，眼神变得散漫而茫然，反应也迟钝了起来；而惟一没变的，就是她的脾气。一回到家，就因为屋子里的脏乱对我狠狠发了一通火，直至我满腔的同情和要安慰她一下的想法荡然无踪，她才停下。
让母亲休息了两天，再次陪着她去了公安局刑警队，询问父亲案子的进展。但刑警们已经很明显地对这个案子失去了兴趣，刑警队的副队长张欣是这样说的：现在虽然还有一些疑点，也能确定发现父亲的地点是第二现场，但山西河北两地的警察，都倾向于把这个案子定性为交通肇事逃逸，而且因为第二现场是京深高速公路上，车流量很大，所以取证也很难，如果家属还有对此什么疑问，不妨自己登报悬赏，来寻找线索。
母亲当时就发火了：“日本这么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我也没听说过警察要老百姓自己去悬赏抓人的！你们吃上拿上还不办事……”我知道她对报案之后，不得对这些警察多次请客吃饭，和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做法，早就不满很久了，于是忙劝住了她。
于是母亲要求给她一份书面的东西作结论，张欣却又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僵持了一个下午，全都是在扯淡。
当我们走出公安局的大门时，母亲忽然全身无力，直瘫了下去，她跪在地上，捂着脸就哭了起来。我早习惯了周围那些好奇而又淡漠，喜欢象苍蝇一般聚集的看客们，于是我一边抚着她的头发，一边深深呼吸，抬头让自己的视线越过了那一张张麻木而愚昧的讪笑面孔。在那个傍晚，满天的晚霞，绽放得真是很美。
为了这个已经支离破碎的家，我和母亲，在任何时刻，至少得有一个保持坚强。

从公安局那里是再看不到希望了，但社会上种种的说法，倒多了起来。而传得最邪乎的，莫过于是母亲害死了父亲，卷款逃到了日本，其出处也颇可寻味。
母亲被逼到实在没法子，思来想去，回到她以前的工作单位作家协会，直接找到当时的作协 孔崇舜，求他牵线，找省长直接谈话，从上到下，来给公安局一个压力。
孔崇舜与夫人都是典型的中国知识份子，每次去他家里，都能感受到一种相濡以沫的气氛；母亲还没出国的时候，就与这一家人关系非常好，有时还会去打个麻将玩个扑克什么的，甚至她和父亲闹架，都会惊动两位老人跑来劝解。我和妹妹那时还小，也常去他家里，与他家里养的一只大白猫玩得不亦乐乎。
说起来我们的旧居，其实也就是作家协会分给母亲的房子。自从母亲出国，父亲和我们住在那里。但以父亲的性格，他根本看不起周围的一群只会玩弄笔杆子的邻居，“穷酸腐臭”四个字，成了他形容这个所在最常说的话，我想，这也是他当初为什么反对我也弄笔的原因吧。总之，父亲和邻里关系不好，直接导致整个作家协会都对他有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协会 的孔崇舜自然也就不会主动来联络，再加上母亲出国，两家里的关系，已经冷却很多年了。但这么多年后，母亲突然去找他帮忙的时候，老人还是很爽快就答应了。

那天下午，母亲接到孔崇舜的电话，马上收拾了一下，就和我一起赶到当地最大的一间国营宾馆，因为省委正在这里开会。
正要走上楼前的台阶时，发生了一个小小插曲：有人忽然在喊：“小迟？”母亲回头一看，马上回一句：“晓琳。”
我回头看看，原来是分管工业的副市长李晓琳，母亲从前在某个进修班的同学，大概也是来开会的。
李晓琳笑笑，向着母亲说了句：“你也来啦？我这有点事，先走了。”跟母亲点点头，就上了车。
母亲也道了声别，继续跟我上台阶。一直上到二楼，她才忽然问了我一句：“哎？我是不是应该叫他李副市长？”

到了二楼会议厅门口，没等多长时间，就看到当地电视新闻里常出现的一个高胖的老头，满面红光，被一群人簇拥着经过，孔崇舜跟在一旁，看到我们时，他微微点了点头。
一行人进了会议厅，不多会孔崇舜就出来了，手里是一张纸条：“你们家里的事，我已经跟他说了，他现在很忙，又要开会，就不方便出来跟你们单独谈了，但是他也很关心这个事情，这个你先收好。会议马上开始，我就先进去了。”说完他将纸条递给了两眼含泪的母亲，向我们点点头，转身进了门。
我向母亲要过来那条纸条看了看，上面写的是：“市公安局副局长柳成梁同志，就我市律师段希平同志一案，请务必秉公办理，追查到底。古济邦。”
这张纸条后来被交给了当时市公安局副局长柳成梁的秘书，但不久之后，市局就专门向省里做了一个报告，说证据不足，只能定性为交通肇事，并将档案退回了河北省当地的交警队。
但尽人事，各毕天命。这是我曾经很喜欢的一句话，可身临其境才知道，天道也幽远，人事也无穷，而人力也有限；有些事情，真是无可奈何。

今天的更新结束。明天继续。

谢谢大家了。

活着不只是为了自己，还有责任和义务；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共勉。

谢谢楼上, 晚上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