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襄阳倒是看到几家书店，但几乎是卖教材的多，有关文艺小说很少很少，只有一些杂版的古典名著之类的书籍。如此下去，孩子们都成了做题的机器，审美能力从哪里来呢？我真是很担心！

在襄阳，我们在北街昭明台边的一家旅店住的宿。昭明台其实就是襄阳博物馆，是襄阳古城一个重要的景点，几乎是每个到襄阳旅游的都会去的。但大部分游客都不知道昭明台中的昭明是谁，是人物还是有其它什么典故。其实稍有些文史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有一部《昭明文选》，而这部《昭明文选》就是南朝的昭明太子萧统，组织主持下选编的一部汉文诗文总集，也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诗文选集，可以说是后来各类文选的滥觞。此“文选”主要收录诗文辞赋，兼收赞、论、序，一般不收经、史、子集；选取了从先秦至南朝八九百年间，一百多位作家，七百多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
据了解，昭明台最早建于何时还不清楚，原名为“文选楼”，唐朝时改为“山南东道楼”明为“钟鼓楼”，清嘉靖时称“镇南楼”，清顺治重建后定名“昭明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因塌陷而平毁，后于九三年重建，仍名为昭明台。

在昭明台一楼大厅，看到墙上有一幅石刻的襄阳历代名人群像图，有刘秀、羊祜、孟浩然、米芾等人。石刻群像的前面，站着一个九、十岁的小男孩，学生模样，可能是博物馆聘请的小义务讲解员。我看这孩子一幅局促不安的神情：一会儿拉拉胸前的红领巾，一会儿扯扯衣角，手不知道往哪里放；眼睛呢，时而看看墙上的石刻，时而扫一眼大厅的游客，再就是低头看着地下；身姿也是很别扭地晃动，左右脚不停地调整身体的重心。

由于是刚开馆，人不是很多，但有七八个游客走近了石刻图片前观看，我也在其中。图片上的人物，我大多数不是很熟悉，但刘秀、羊祜、孟浩然、米芾还是知道一些的。孟浩然就不提了，一首“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那是家喻户晓，两三岁的孩子都能背诵的；更别提《过故人庄》等直追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句了。米芾是大名人了，是石痴石颠，书法又是“宋四家”苏黄米蔡之一，但凡有些文史知识的人，也不会陌生。至于羊祜，主要是来自于孟浩然的《与诸子登岘山》：“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的诗句，知道他，对他并不太了解，而且对“祜”字的读音总是拿不准。有些字的读音我总是含含混混的读不准，比如会稽的“会”、秦桧的“桧”、女娲的“娲”等。王羲之《兰亭序》里，“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一句中的“会”，有注音为“gui”的，有注音为"kuai"的，真是拿不准。后来，我到绍兴旅游，问景区的工作人员，他们说念“kuai”,会计的“kuai”，这我才大着胆子读成“kuai”稽山。这个羊祜的“祜”字，就比“会”字简单些，读“hu”，我经常与失怙的“怙”相混淆，因为两字的音是相同的，可奇怪的是“怙”不会读错，“祜”却时常忘记读音。

看到石墙上石刻图像旁边羊祜的名字，我怕读错了在众人面前丢丑，就问这个小小义务讲解员，羊祜的“祜”的读音（我想他既然是讲解员，这上面人物的姓名他是应该知道的），那晓得这孩子摇摇头说，不知道。他很诚实，也很坦然，可神情里似乎有那么一点害羞，反倒是使我有些不好意思了。好在旁人都不太在意。这时，我身边有旅客说，小朋友，给我们讲讲呗！对啊！有其他旅客也在附和着说。小朋友整理了一下口麦，开口讲起来。可他刚讲起出生于襄阳的刘秀……，我身旁的七八个旅客纷纷跑离开了；我转身一瞧，发现他们在领取博物馆工作人员分发的耳塞式电子讲解器。我也准备去取，可当我看到小朋友满脸疑惑地看着那些离去的游客，站在原地茫然无措的神色时，不忍心丢下他，我说：小朋友，你接着讲，我们听！这孩子才回过神来，重新开始讲。

不知道是紧张，还是刚才发生那一幕的影响，这孩子讲得嗑嗑巴巴的，有的地方完全是在背诵，对那些枯燥的年份，地名和史实都没有真实的概念，经常卡壳，一卡壳就气促，一气促，脸就胀得通红，就更结结巴巴的。但不管怎么说，这孩子最终还是讲完了刘秀这一个人物，尽管只有短短的两分钟长短。讲完后，他才长吁了一口气，人轻松了下来，但他没有忘记说谢谢大家，请大家继续参观礼貌用语。

看到这孩子，我就想起了我的小时候。那时候我不太出众（现在也一样），是没有这种机会去当义务讲解员的，即便有，也不敢；所以看到这孩子有这种机会，能够勇敢的陌生人面前开口讲话，我就非常佩服，希望他通过这种活动锻炼自己的胆识和自信，能够健康成长，不要像我们这那几代一样，在人格上，在知识上都有所缺失。基于这一点，当我看到那些游客突然离开的举动时，我并没有选择离去，是因为我怕这偶然的意外，对孩子的心理造成某种潜在的伤害。或许这是他的第一次“上岗”讲解，是他第一次鼓足勇气面对陌生面孔大胆的开口，那么，游客们这种不经意的举动，说小了是不尊重人，说大一些是不遵守契约精神，污辱人，真的会在孩子们的心灵上留下一个小小的创伤的。

但说实话，那孩子在讲解时，我只注意观察他的外在的举动和内在的心理反映，他讲的，我一句都没听懂。结束时，我还是鼓起掌。

几年前在一个书籍交流的场合，遇到一位爱书的同仁，俩人相见恨晚，在整个活动中一直在交流着各自的爱书、买书、藏书的心得与趣事。据相识的书友介绍，他是学美术的，前两年才从上海回来，现是武汉某大学美术老师，收藏的兴趣很广，不仅有书、杂志，还有其他门类，但对新、老《万象》杂志情有独衷，好像是收集全了。我俩从杨之水的《读书十年》谈起，谈到了辽教的“新世纪万有文库”、“书趣文丛”，上海书店社的“海上文库”，海豚社的“海豚书馆”几个系列，等等。期间，他提到过“什么日记”这套书，我手上正好有胡洪侠的《非日记》（上下），也是海豚社出版的，就认为是这套书，也就没有在意。后来，我发现陈子善先生有本书名为《不日记》，且出到了三集，才想起他提及的“什么日记”，其实是陈先生的《不日记》。
《不日记》是陈子善先生在《文汇报·笔会》“周末茶座”专版上专栏文章的结集，由山东画报社出版，第一集出版于2013年7月，二集2015年6月，三集2017年10月。两年一本。书有毛边本，我手上的是普通精装本。是书为小32开，三册封面分别为粉蓝、淡黄和淡紫色，小巧而精致。这套书封面中间偏下是猫蹲踞在书上的图片，三本书上的猫各不相同，神情姿态又各异，处处体现了陈子善先生的爱猫之癖。关于猫，陈先生还编过一本，《猫啊，猫》，专收中国作家的写猫之文，可见其爱之深！

“鹿门山上屋，驴背雪中仙。”是雪中仙？

今天下午到内弟家去玩，他中午在朋友家喝了点酒，一下午就听他唠唠叨叨地插科打诨，惹得一家大小笑个不停。他酒量还行，可能喝了两种酒，酒杂了，才有些醉。他说，本来他和朋友都喝黄酒，可朋友的老婆来了兴趣，要喝白酒，他就陪了白酒。朋友敬酒，他喝黄酒，朋友的老婆敬酒，他就喝白的，他白的和黄的掺杂着喝，结果就喝大了。
我老婆家喝酒有传统，老丈人喝了一生的酒，姐弟俩有遗传；在我与老婆还不认识的时候，她曾将我的一个酒量很大的朋友给喝趴下了，当然了女人总是要站点便宜的。后来我与老婆谈恋爱时，这朋友说你们是酒逢对手了。结婚后，老婆根本就没喝过酒，反倒是我经常喝醉。其实，我的酒量也有遗传，但我并不爱喝酒，只是喜欢热闹的场合，而且当时年青好胜，都不服对方的气，结果常常是两败俱伤。
以前我与父亲都在一家集团企业工作，他是公认的十大酒仙之一，排名里是很靠前的；在小一辈的排名中，我也算是酒仙之一了，排名也比较靠前。像这样的父子、甥舅两辈都有排名的，我们公司有三对，两对父子，一对甥舅。过年单位吃团年饭那才叫热闹，要醉倒一大片。我因为是行政后勤的，要负责安排，酒是不能多喝的，要喝，也是团年饭后，小范围的聚会才放开酒量喝。长久以来，结果身体就不行了，到现在，已经有六本年都点滴不沾了。别人都说我的克制能力强，包括戒烟也是的，说戒就戒，到现在已有十几年没吸了。酒到现在是一点也不欠，烟就更不用说了，问题是茶我也基本不喝，就有朋友说：你烟也不吸，酒也不喝，茶也不沾，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有时我也想，好不是还有书这么个爱好，也还真没什么意思。
看到内弟的这番模样，我就想起我以前醉酒了后的德行，亏了老婆的包容了。

那天回家，看到这条街上两个有门面的店主，站在门前聊天。一个说：“听说那里的人流量还行，不知道还有没有空门面可租？”“还行什么？”另一个摊主说，“我前几天特地去看过，没什么人，生意不好！”

前面说话的那个人，是个女的，是卖炸肉丸子、藕丸子等油炸食品小店的老板娘。她们家以前是做皮鞋的，在街上开了家店铺，男人做鞋，女人帮工，自产自销，再代卖一些从汉正街贩来的成品鞋。这条小街上有两家卖皮鞋的，经营方式都一样，自己定做一部分鞋子，再批发些成品鞋来卖，以分摊一些经营成本，可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家就转了行，转了行不稀奇，可为何炸起了肉丸子呢！那一家还在卖鞋，只是自己不再做鞋了，而是根据季节卖些应季的生熟食品，比如说夏季卖菱角和莲蓬，秋冬季卖螃蟹什么的。

这家改行卖炸丸子的夫妇，听口音是湖北孝感地方的人，男的瘦，女的微胖；家里作主的好像是女的，因为对外的接洽，一般都是女的出面。这个店铺大约有十七八个平方，以前除大门外的三面墙都是鞋柜，摆放着各式男女皮鞋、皮靴，男的就坐在门边做鞋，女在里外张罗；改做炸丸子后，鞋柜就拆除了两面，留下一个摆放炸丸子的辅料之类的东西，另两就留出来支了个床，在床前做了一幅帘子，俩人就在里面休息了。晚上夫妻俩是不是在这里过夜，我就不大清楚，也许门面最靠里的墙有扇门，可通往后面红色简易宿舍，他们住在宿舍里。夫妇俩在门前支起个木柜台，留有一个四五十公分宽的出口，柜台上面摆着炸好的肉丸子、藕丸子和炸花生米之类的熟食和一台电子秤；柜台的后面，靠墙架着一口油锅，锅里有半锅热油。一般都是男的炸丸子，女的卖，女的不在时男的也帮着卖，但这种情况很少。不过这夫妻俩人都很精明，你是占不了一 星半点的便宜的，比如说，你买十块钱的肉丸子，他（她）秤了十元零三，他们都要把大的挑出来，换上一个小的丸子，一直换到正好十元整。我在他们家买过几次，虽然我不想点他们的便宜，但对他们的这种斤斤计较，我是比较反感的；后来我就不在他们家买了，尽管他们家的丸子相对便宜一些。

菜场里的不算，这街上起初只有一家卖现炸肉丸子的店，因为新鲜，生意还算不错，所以在价格上是没有什么优惠的，大有不二价的架式摆在那里。两年前，街上一家卖卤菜的店铺季节性的引进了一家炸肉丸子的班子，在门前支起了一张大油锅，每天在喇叭播放着某某品牌的肉丸子做活动的广告，从旁边路过，你想不听都不行。他们的定价比那家小店的定价要高，但他们打折，先是对折，买一斤送一斤，几天后七五折，再后来是八折，折下来比小店的要便宜一点。现在的人大部分都图便宜、特别是老年人，开张的那些日子，生意都被卤菜店给抢了，小店门前几乎是门可罗雀，没人光顾。头一个星期，虽然没人买他们的丸子，他们认为这是新开张的新鲜劲，过后就会恢复的，也就不太着急；可看态势，那家打折的价格定在了八折就不再改了，这样一来价格就比自己的低，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了。第二天，他们的价格降了，比卤菜店的低一元，也用张红纸帖在一块小牌子上，摆在显眼处。过天把两天，顾客又回来了，笑容又开始出现在夫妻俩的脸上。没过多久，卤菜店里炸丸子的突然就不做了，什么原因，也不清楚，估计是成本大，再加上猪肉也涨了，赚不了什么钱吧！

日子又回到了往常。可小店的价格降了，想要再涨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搞不好会给人造成不良的印象。不过猪肉涨了，不提价，本来就是小本经营，时间一长，怕是只能保本。怎么办？夫妻俩真是聪明，不提价，但可以开发新的品种啊！这不，他们推出了一款精品肉丸子，说是纯腿肉配新鲜草鱼鱼蕻秘料调制，入口酥脆爽口，不油腻。这款肉丸子价格一下就起来了，但为了诚信，以前的那种肉丸子还是保持原价不变，以回馈顾客。在此基本上他又增加了几个新品种，有：牛肉丸子、鱼丸、黄陂的肉糕；等等。一场价格之战，完美地解决了。这种商战，每年秋冬季就要发生一回，最后总是以卤菜店失败而告终。年年如此；有时，我甚至觉得这是他们两家的合伙逗引顾客购买肉丸子的营销策略。当然了，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可能的。

今年疫情，卖肉丸子的夫妇六月份才开门，还是卖肉丸子；卤菜店开得晚一些，除卤菜外，又卖了一些时候的烤鸭，可生意不太好，烤鸭就收了。但到目前为止，在武汉其他专卖炸丸子的店都很红火的情况下，卤菜店炸丸子的还没引进来，恐怕就不会再来了吧。

前两天，他们那个从小就在门前玩游戏的女儿，手里抱着一个婴儿，在和夫妇俩逗怀里的孩子玩。这十几二十年过去了，他们夫妇都成了外公、外婆了。

可是当夫妇俩不再为竞争担心，可以安稳下来过生活时，这条街就要拆迁了；他们又要去找新的门面，重新开始新的、前途未知的生活了。

这家山东炒坊是这条街上铺面最大的一家卖炒货的铺子了。现在市面上做小生意的，有种现象很好玩，那就是扎帮，比如说卖米粉的大多是湖南人，做复印装订的也是湖南人居多，做炒坊的好像都是山东人。有年过年，我想卖点炒货，这条街上的山东炒坊关了门，就想到另一条上的炒坊去卖，去了后，才发现那家炒坊也居然也关了门。他们是一起关的门吗？年后，刚过阴历十五，他们就纷纷都回来了。这家炒坊开了门，不屑说，那条街上肯定的也开了门。放暑假他们也关门的。

这家山东炒坊是什么时候开的，具体时间已记不清了，反正当我想起吃花生、瓜子等零食起，他们就在那了。开铺子的是一对中年夫妇，由女的在店里张罗，男的在外卖货、拖货，店里很少盾到他。女的是个大个子，脸扁平，头发短而花白，在我的印象中，她总穿着件七八十年代的蓝色女干部装，上面是短西装领，下面有两兜的那种，似乎很少有变化。从外表看，你真是看不出她的实际年龄，介乎中年大妈和老年大娘之间，从四十六七到六十岁毛边都，说得过去。不知道山东农村女子的结婚早晚，不过从她两个子女的年龄看，至少是四十五岁往上走。别看她个子大，但说话声倒不大，挺柔和的，对进门的顾客，脸上总堆着笑脸；动作麻利地秤花生、瓜子、糖，收钱，打包，说走好。男的个头也大，也魁梧，成天也是穿着件男式的干部装，四个兜的，除领口外，其他的纽扣都扣得很严实。他不爱说话，在店里的时候，要么在店铺后面的小屋里炒花生、瓜子，要么就坐在门边的一张小凳上，给板栗开口子。他们家从板栗上市起，就开始卖炒板栗，大约一直卖到阴历年边他们关门的时候，不过那时的板栗水分少，不那么香甜了。

我喜欢吃板栗，隔两天就要买些来吃。这条街卖板栗的有两家，他们一家，另一家是个金器加工店，也兼卖板栗。两家的价格差不多，但金店的板栗成色要好些，一斤里大约只有两三个坏掉的；这山东炒坊的就差一点，可能有五六个、七八个吧，如果是男的择、划板栗，还得加上五六个。所以，我下班回家，一般都在金店里买，如果金店买完了，我才到山东炒坊里买，可看到是男的在炒板栗，我基本就不买了。回到家里，老婆看我没买板栗，就知道是男的在炒了。

说是炒坊，他们家卖的除花生、各种瓜子、板栗外，还卖核桃、松子、开心果之类的坚果食品，另兼卖各类糖果什杂，是十足的食品杂货铺。平时的生意还可以，临近过年时，生意很好，关门前扫货时，是他们最忙的时节，这时候，我就看到有一对儿女来给他们帮忙。女儿大些，十八九岁，长得漂亮，个头不像父母，而是娇小苗条；一双大眼黑而亮，双靥白里透红，嘴小而润泽，牙齿整齐光洁，漆黑光泽的长发随意扎在脑后，双眉浓黑有英气，既有北方妞儿的气质，又有江南小镇闺秀的妩媚，天生就是个美人胚子。像这种条件，不做演员就有些亏了。如果，她出生在城市中产阶层家庭，她的前途或许会更多样化一些。
（待续）

女儿长得不像母亲，像父亲一些，父亲是标准的国字脸，在年青时应该算得上是英俊的。儿子好像是继承了母亲身上的缺点，身材不高，也单薄，面相更像母亲，一张扁平的脸。姐弟俩好像不在武汉，应该是在家里读书，或者工作；女儿应该是没上大学的，可能高中毕业，就没读书了。
这山东炒坊开在这里，的确是给附近的人们带来了方便，而且节约了不少的钱。比如前几年“某洽”推出的什么焦糖山核桃味和其他什么味的葵瓜子系列，分成小包装，在超市和小食品店里卖；好吃是好吃，可就是齁贵，一袋没有几粒，刚刚吃出味来就完了，想吃过过瘾，非得四五袋才行，这么一来，几十块钱就报销了。这焦糖味山核桃味的瓜子，在山东炒坊里论斤卖，我们散步回来，从门前路过时经常秤个十块钱的，尝尝。这味道，可能比那正宗袋装的要差些，可再怎么也不就是个葵瓜子而已，又不是什么高端稀奇的美食，将就着吃就得了（讲究品质的人不在内）。西瓜子也是一样，正林瓜子所有的口味，在这里都有得卖，价格便宜不少。瓜子外，其它的坚果也比超市便宜得多，过年过节时，炒坊的生意可以说是好得不得了，人络绎不绝的。
我们俩口是每周去一趟超市，买一个星期的肉食、鱼类，补充一些酱油、醋、料酒之类的调料，老婆也买一些她爱吃的零食，顺便也给我买一些；节假日单位还经常发一些瓜子、坚果之类的福利，不够的，我们也买些正林、洽洽之类的瓶装或经济装的瓜子、坚果。所以，我们在山东炒坊买得最多的是板栗和山东的小枣，只是偶尔买点葵瓜子、南瓜子嗑着消遣消遣。
日子就这么过着。炒坊里总是夫妇俩人，靠近年关忙起来人手不够时，总看到女儿在帮忙，儿子少有看到。这姑娘出落得越来越漂亮，大方了，以前称秤、收钱，还腼腆得很，这些年逐渐就麻利多了，比她妈的动作还要轻快，且嘴甜、讲礼性，脸上总带着浅浅的笑容。不知道是她来了，顾客就多些，还是年关期间顾客本来就多，反正她在时，店铺里的人就有些挤，特别是中老年男人（年青人也有，只是买了就走，少有停留），不是摸摸这，就是问问那，不急于走开。女顾客当然也有了。
大概是五六年前吧，阴历十五一过，山东炒坊就开了门。意外的是女儿也来了，一同来的还个大块头的年青人，有些山东大汉的味道。这孩子长相不丑，也是国字脸，话语也少，总是一声不吭的在铺子里忙活着。女儿变化很大，一头漆黑的长发，给剪成了像她母亲一样的齐耳的短发，可这个改变，不但没有削弱她的美丽，反而更透出了某种女人成熟风味，人更干练泼辣、也更漂亮了。
（未完）

没几天功夫，店里的货架上的炒货、什杂又都摆得满满当当的，炒坊又开始了正常营业。不过明眼的人很快就发现了不同，以前店里的一切都是由母亲操持，其他人都是帮忙打下手，现在店里作主的却是女儿了，当妈的明显就退到了二线，只是在遇到麻烦事时，才过来帮着处理一番。看来女儿要接手了。
果然如此。有次我买板栗时，听到有熟识的顾客问当妈的，当妈的笑着说：“……是了。我这马上就要回去，媳妇要生了，我得回去照顾照顾。妞也长大了，自己就行。”没过多久，中年夫妇就回去了，店铺里就只有女儿和女婿俩人在守着。
自打女儿和女婿接手后，铺子里比以前干净整洁了些，经营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品种更多，范围更广了。增加了果脯、话梅、饼干等这些女孩子们爱吃的零食；同时，也添加一套炒、磨杂粮米粉的设备，卖五谷杂粮粉和黑芝麻粉。炒板栗的生意由女婿接了下来，质量明显得到提升，一斤板栗坏掉的只有三四个而已，已经赶上了金店的水平，这么一来，吃板栗的回头客就多了起来。我也算一个。
夏天莲蓬上市，女儿就卖起了莲蓬。许是她爱吃莲蓬的缘故，我经过门前时，总看到她身边堆满了莲蓬与荷叶，她就坐在中间剥莲蓬米，还不时往嘴里塞一两粒。看到有人经过，还不忘吆喝“大哥、大姐、大妈、大爷”来买。几乎是年年如此，直到莲蓬下市。
没过多长时间，女儿的身体发生了变化，肚子大了起来；再过了一段时间，手里就抱着孩子；再一眨眼，孩子就开始在地上走了。这期间，当妈的来过帮过忙，好像店里还请过一个帮工；女儿主要是照顾孩子，在旁边动动嘴，指挥指挥，基本不动手。
孩子可以下地后，女儿就又开始亲自操持店里的一切了；帮工辞了，老妈也回山东了，炒坊恢复到由她操持时的原貌。或许是她年青的缘故，女儿生完孩子后，体形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屁股和胸部更加丰满了而已，腰肢还是那么苗条扁平，像没生过孩子一样。不过变化还是有的，哪能没有？那就是她在装扮上比以前更加随意了些，以前虽说也没有经心打扮，可穿着上还是干净得体的，现在可好，我看是随便什么衣裳就套在身上，身前还围着布围兜，打老远看过去，真是看不出实际年龄，说是四十的大嫂，也真说得过去。
前几天，看到她站在门前与隔壁卖炸肉丸子的夫妇说话，谈起再找门面的事。昨天，我回家时在她那儿买板栗，是她称的，我问她铺子什么时候拆，她说房东说年底吧，又说，看这情况是等不到年底的。我问新门面找着了吗？她说还在找。说完后，叹了一口气，想再说点什么，结果是只摇了摇头，苦笑了一回。

这条街上有两家卖水饺的小店，一家是名为安庆水饺的，一家好像没有名字，也只卖水饺。这家的水饺我没听过，我只在安庆水饺里吃。我这人有个习惯，一旦吃中了一家的某种食物，基本上就不再变了，一直在他们家吃，除非有什么意外的情况发生；但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不过看目前这趋势，也可能是吃不了几天了。
这家水饺馆开的年头不短，具体是什么时候记不清了，不过我是看着他们的俩个孩子长大的。大的是女儿，小的是儿子。大的怕是快要上中学了。
老板夫妇俩都是黄陂人，就不知道怎么给小店起个安庆水饺的名字。水饺其实就是馄饨，湖北人叫它水饺，但在北方，水饺则是我们湖北人所说的饺子了。馄饨在全国各地的叫法是不一样的：四川人叫抄手，江西人叫云呑，福建、台湾人叫扁食，安徽皖南叫包袱，等等。还是北京人最直接，就叫馄饨；其实上海也叫馄饨，只是发音是吴方言，我们有些听不太懂了。在上海，馄饨分为两种，一种是大馄饨，一种是小馄饨。大馄饨一碗大约五六个，形状像金元宝，小馄饨和湖北的馄饨就差不多了，有些像小时候我们玩的那种布头做的小沙包，只是更小一些。
馄饨的起源说法有不少，但这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我只是想弄清楚为什么不少水饺店都起安庆水饺这个店名。我上网查了一下，说是在清光绪年间安庆小南门一带，有个挑担卖水饺、绰号叫“江毛”的人，因用山区的黑猪后腿肉做原料，加些虾仁、榨菜剁成馅，再用鸡汤煮水饺，吃起来皮薄、肉嫩、汤鲜，成了当地的一绝；后来在民初时开了家“江万春”水饺店，由子孙继承，经营久盛不衰。再后来这水饺怎么演变成“安庆馄饨”的就不知道了，不过这安庆馄饨在全国各地就此流传开了，到现在都还能在网上看到什么安庆馄饨加盟的广告在传播。
我们这条街上的这家安庆水饺，可能就是取名于安庆馄饨，或许只是因为我们湖北人不说馄饨，为了入乡随俗，才起名为安庆水饺的。
（未完）

这夫妇俩的相貌一般，不属于我喜欢的类型，我是吃水饺，相貌的美与丑原本是不与相我干的事了，可是经营者的相貌美与丑，对顾客的心情是有一定影响的。平实我们外出吃饭，挑餐馆时除了店堂的顾客多少外，老板的外表和态度，也是直接影响我们是进去吃、还是转身离开的因素之一的。俗话说“相由心生”，你若仔细观察，是能从他（她）们脸上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那么事先有所戒备应该不算是多余，防患于未然吗！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
男人的个头中等偏上，因为人偏瘦，而总是穿着一件蓝色的长工作外套，就显得比实际身量要高一些。他脸瘦长，双颊无肉，眼睛也小，看上去就是那种特精明、且城府比较深的人；这种人，在生活中我是不会交往，敬而远之的。女人脸圆圆的，五官凑得很拢，生得一副蠢相，可实则并不蠢。她身材矮小，不胖，但给人以圆乎乎的感觉，像个泡菜坛子似的。
夫妇俩人分工很明确，女的只下水饺，男的包水饺、收钱、还兼干收拾店里的脏碗筷之类的杂活。小店沿街，门面很简陋，但店内干净，他们的操作台，总是抹得干干净净的。有块抹布就挂在操作台边的一个小扶手上，只要台子上有撒泼的汤水和其他什么东西，男人第一时间就给擦干净了。另外，男人收钱也从不直接用裸手，而是快速戴上一次性手套，让人觉得很卫生。
他们家的水饺怎么说呢？味道没什么特别的，也不是用原汤下的，只不过肉还比较新鲜，分量较适中，看上去也还算干净罢了；可是，吃的人还真不少，尤其是小学生和老人多，早上上学那一阵，多是学生家长带着孩子来吃，稍晚一点，就是老人的天下了。能够让吸引小学生们来吃，我想主要是卫生吧！让老年人来吃，关键是便宜。这一点，这家小店应该是符合条件的。起先一直都是五元一碗，后来猪肉涨价，加了一元，六元；六元就可以吃到鲜肉，应该是不算贵的。
女人手脚麻利，记忆力也好，早上一涌来十几号人，各人的要求都不一样，她还准确记得，能够很少出错地放好佐料，将一勺勺水饺添将出来，不多不少的分配到各个碗里，真不是一日之功。女的行，男的也不差。他又收钱（老年人多用现金）、又打包，还要负责为一些不太方便的老人送到桌前，还要收拾脏碗、擦拭，还要负责包水饺，这些都能应付自如，也算是超人了。他呢，对人很客气，脸上总挂着笑，常用带黄陂口音的“弯管子”普通话与学生家长们交流，对老年人和年青人，就讲一口黄陂腔的武汉话，这两种话交替得相当流利，毫无违和感，真叫人佩服得紧。女人呢，没看见过她笑，总是一脸的愁容，和男的说话似乎饱含满腔的怨气，声调高，语速快，总像是在吵架。男的也不脑，一边回正常她的话，一边笑着与顾客们交流，这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起初我听了，以为是这女人不消停，爱和男的吵嘴，可时间久了，就发现这是女人说话的特点和方式，也不再见怪了。
开始我不是说我不喜欢这对夫妇吗，其实到现在我也不喜欢他们，只是没那么反感罢了。我在他家吃，主要是看他们家干净，味道和便宜还在其次。我的原则是卫生、能吃饱就行；一碗水饺，一根油条，是可以吃饱的，在我这年龄。
我吃水饺不要虾米、不要紫菜，不要味晶，只要点小葱，这是有段时间生病医生说，最好不吃或少吃而养成的习惯；现在是可以吃的。我去吃，他们夫妇都知道这个习惯，不加这些佐料，可有时候，他们太忙就给忘了，要给我换一碗，我就不麻烦他们，说算了；所以夫妇俩对我比较客气，出门有时还打声招呼什么的。
他们有个两个儿女，女儿大，接合了俩人优点，但更像妈妈一些，五官不是太舒展，这多少影响了女儿的相貌；不过孩子不算丑。儿子则像爸爸，但比爸爸脸要宽，还继承妈妈的肤色，比较白，这孩子除了有点憨，男孩子小时候哪有不憨的，其他没什么毛病。女儿四、五年级的时候，上学之前那段时间，她还帮着店里收拾脏碗、擦桌椅，这个时候，她弟弟，手里拿着变形金刚，流着小鼻涕、嗯嗯唧唧地跟在她身后，姐姐到哪，他就跟到哪。有时妨碍了姐姐做事，姐姐就烦他，做爸爸的假装地吼他几句，他就消停一会儿，又跟在姐姐的后面，嗯嗯。不过姐姐还是喜欢这个弟弟的，经营帮他擦鼻涕，哄着他玩。我就没有姐姐。
前面说“相由心生”，这在男的身上体现得不是很准确，他确实是不好看，可心地倒还不坏。不过究竟坏不坏，由于我对他了解不深，也就不知道了，但从他对待老年人的态度上看，如果是假装的，那么也假装了这么些年，如果能继续假装下去，即便是坏人，也坏不到哪里去；这就犹如，假装恩爱了一辈子的夫妻，临到死时才承认是假装的，但也不妨碍，因为他们毕竟“恩爱”了一辈子啊！不过，从另一外角度来看，临死前承认是假装，对另一半肯定是个不小的伤害。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上面说不是很准确，就说明有准确的一面。他不坏，并不代表“尖”（小气）。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是他包水饺，看着一大盘子的馅，包一早上，这馅像没少什么似的，这话可能有夸张之嫌，不过，他用小竹筷在馅上面舔那么一下，真是没见着舔有多少馅下来。另一个，是他下的水饺比他老婆好像少些。话怎么说呢？水饺店对门，是一家东北饺子馆，是正宗的东北人，饺子馆是一家人开的，有老娘和儿子媳妇。开着饺子馆也不能天天吃饺子，这老娘呢，就爱吃个水饺。儿子是个孝子，水饺就由儿子来买，打包带回去。那天我正在店里吃水饺，对门的儿子来了，要打包水饺，女的不在，由男的下。水饺还在下着，对面的儿子说，我老娘发现了一个问题。男的说什么问题？对面的儿子说，我老娘说，她分得出这水饺是你下的还是你老婆下的。男的说，这怎么分得出来，水饺谁下的还不一样！对面的儿子说，不一样，哪能一样！我前几天打包回去，我老娘说这是对门的媳妇下的吧！我说你怎么知道？就在前天，我打包回去，那天是你下的水饺，老娘一看，就说，这是对门的男的下的吧！我很好奇，就问老娘，你是怎么知道的？老娘说，这很简单，因为对门的媳妇份量多些，男的下份量少一些呗！听老娘这么一说，我觉得也是啊！男的一听，脸都红了，他争辩说，我老婆下水饺时间用得久些，有些水饺皮很柔软，我下得时间短，水饺皮紧致一些，数量都一样的。对面的儿子说，就是你“尖”些。说着俩人都笑了。
吃了这么长时间，我坐到没发现这一点，我也没数过，听到这话，我总想数数，可老是吃完了才想起来。不过我还不完全明白，究竟是男的“尖”些，还是女的“尖”些。

今日重阳。有关重阳节的诗，我只记得两三句：一句是“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采桑子·重阳》毛泽东）；一句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九月九忆东山兄弟》唐·王维）。孟浩然的《过故人庄》，虽然也提到了重阳节，但那只是朋友之间的邀约了，“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重阳节我再来喝酒赏菊啊！
古时九为阳数，农历初九，二九相重，故称为“重阳”。此节起源天何时不知道，不过在《楚辞》里就有提及。屈原在《远游》里写到：“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但此“重阳”不知道不是彼重阳。三国的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中，则已明确写出重阳的饮宴了：“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但饮酒赏菊则是见于陶渊明的《九日闲居》的序文，“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
（未完）

重阳节成为节气，应该是在唐时了。古时重阳有三大民俗：喝菊花酒、佩茱萸、吃重阳糕。我不知道现在还有什么地方有这种民俗，江南地区的农村是否还存在？反正自我记事起，这三样东西我都没见识过。菊花泡茶我近几年是天天都在喝，但菊花酒则没有喝过；佩戴茱萸这东西，自打读了《九月九忆东山兄弟》才知道这种植物，见到实物，还是去年在东湖落雁景区内：景区里有一片茱萸林，里面种植了百十株茱萸树，秋季结着一串串红色的小果子，很是惹眼。至于重阳糕，别说没吃过，几乎是听都没有听过了。我出生在城市，小时候没有在农村待过一天，于粮食作物根本都分不清楚，即便在现在，我也只识得水稻和玉米；知道这两种，是因为我每天都在吃米饭，小时候炸米泡时经常炸包谷，现在看电影常买一盒爆米花来吃的缘故。我一直认为城市出生的小孩子，是没有童年可言的；如果没有在农村的泥地里滚爬过，没有上树或上房檐掏过鸟窝，没有在村边的池塘里光屁股游过泳，没有坐在牛背上嘴里衔着狗尾巴草、在落日的黄昏，悠闲地往家去……有何颜面来谈童年。上小学时，我们班转来一个同学，是从农村来的，正好成为了我的同桌。他认识许多我们不知道树木和杂草，上墙、爬树更是他的拿手好戏，一下子就融入到我们这一群男同学之中。我非常羡慕他，真想自己也出生和生活在农村里，可以学得枯燥的课堂上学不到的许多知识。当然了，虽然想出生在农村，可也不愿意极其贫瘠和偏远的老少边穷的大山、荒漠之地。
（未完）

读到一则吴小如先生的父亲吴玉如的逸事。说是他当先生时曾出过一道填空题，来测试学生们的文学智商，这道题是：一叶落（）天下秋。填“而”字的满分，填“知”字的及格，而填“地”字的就判为不及格。因为“而”字是虚词，人想象的空间，“知”是实词，虽正确，但太普通了，“地”字最糟，这树叶不落到地上难道还上天了不曾？
不知这逸事是真是假。不过1932年清华大学新生入学考试，是由陈寅恪出的国文题，其中就有一题是对对子，这是应该是真的。对子的上联是“孙行者”，求下联。有一半学生交了白卷，但其中有一个下联深得陈老夫子的激赏，说，就凭这三个字，清华大学的各个系可由他任选。这个学生对的下联是“胡适之”。这个学生就是后来著名的语言学家周祖谟。不过周祖谟因家庭条件不好，而选择了读北京大学，成为了一个大语言学家。虽没读清华，可证明陈寅恪还是慧眼识金的。

上星期五是霜降，星期天是重阳节，在星期六时，带老人到武汉植物园去转了转。上午将俩老接过来，到我们家附近的一条街上过早，老人喜欢吃多多的牛肉粉。过完早，老人照例要上一趟厕所，厕所呢又有些远，这一去一来要不少时间。其实街边的社区服务中心就有厕所，平日里周末休息不开门，可最近服务中心开办了一家敬老院，门总是开着，我就要老人直接到敬老院上厕所。老婆不放心，先去与敬老院去联系，敬老院说不行。没办法，老人只有跑远路去上厕所。老爷子上完厕所，回来路过敬老院，敬老院门前有几个自愿者在装模作样地在为老人服务，很热情的样子。我想上前去理论理论，被老婆和家人拦住了。说实话我非常生气，搞这种形式主义有意思吗？老人想上个厕所都不行，却会在那里做重阳节敬老的表面文章！
星期天是重阳节，这段时间家里不太顺，就去了一趟归元寺敬个香，想回头再到磨山去登个高，去去邪讨个吉利。我是不大信这些东西的，但这毕竟是个美好善良的愿望，去吸收吸收新鲜空气，换个心情，又何乐而不为呢！从归元寺回来，去磨山，快到东湖隧道口附近，车就堵了，一看导航，至少得半个小时才能通行，就决定改变路线，到附近其他山去登。我们又下了隧道，一边潜行一边查导航，发现市区内的山，要么绕道不方便，要么也都有堵塞，难道武汉市的人跟我们一样今天都去登山避邪祟吗？市外的山不少，可路比较远，怕驱车过去，也躲避不了人头攒动的情形，遂决定先到梨园景区再作打算。
到得梨园，也是车水马龙，外地的大型旅游车停满了路边，堵塞了交通。我们是等了一会才停进的停车场，转了一老圈终于找到个车位停下来。景区又开始扫码入园了。
我们准备乘游船到磨山，年卡不能用，一看船票70元，且时间是12点整点开，现在才11点过一点，得等，就放弃了。坐观光车也行，可票价40元，且几乎都是外地人和老的小的在乘坐，我们两个不老不小的、腿脚方便的武汉人去坐，总觉着不划算；再说了，景区都熟得不能现熟了，没有这个必要。租自行车，踩过去至少得半个多小时，太阳大，天气热，俩人都不想踩车。怎么办呢？我这才想起，绿道边的九女墩不是个小山吗，我们何不去登一登。说是小山，其实只是一个小土坡而已，高出湖面大约不到二三十米的样子，上面因葬着太平天国时期九名不愿降清而投湖自尽的太平军女战士的遗体而闻名，解放初期市政府在墓边建立了一座八米来高的花岗岩纪念碑，1956年公布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此地绿树环绕、苍翠肃穆，即便是酷暑天气，也清幽凉爽，周末时有游人在山坡边搭起帐篷，面对着浩渺的湖水，或席地而坐，或聚餐嬉戏，享受着悠闲时光。
我们沿着绿道登上九女墩，纪念碑前也有不少游客在瞻仰，我们又重瞻仰了一回，便对着湖水远望了一番，才缓步走下来。

我们这条街上的烧烤店不少，我也经常吃，但总是去同一家，几乎是很少例外的。这一家比较大，除烧烤外，还有炒菜和时令火锅，一家人在一起、或要好的朋友来了吃个便饭，不去餐馆，在这里吃，显得格外的亲热和融洽；尽管所费也不少。

这家店的老板是哪里人，我也说不清楚，湖北的方言多，除少数几个比较有特点的——像孝感、黄陂、天沔等地的方言，较为熟悉一些，其它我分辨不出来；再说这些地方的人到武汉来的时间较久，方言里渗杂有不少武汉话，虽然发音不标准，也就更听不出究竟是哪里人了。用排除法，这几个地方的方言都不像，我推测夫妻俩可能是随州那边的人。也可能不是。

这对夫妻四十多岁，女的算得上漂亮的，身材凹凸有致，皮肤白，五官也端正，哪哪都没毛病，可即便是不说话，看上去就像个乡下人。她主内，点餐、收银都是她。她话也不多。男的长相不丑，但脸大，一幅很油腻的样子，虽不至于大腹便便，可小腹突出，一条皮带勒在肚皮下面，上下身比例失常，衬出下身格外短小。其实他也不矮。

这是上十年来的变化了。刚开始摆摊卖烧烤那会儿，这对夫妻都还年青，也标致，男的烤串，女的在一旁帮忙，小俩口配合得默契。男的那时是一张小脸，皮带在细腰上扎得紧紧的，手脚勤快麻利，对人非常客气。女的变化倒不是很大，只是身姿比以前更丰润饱满些，乡下人的神态却是始终如一。男的反差较大，以前是逢人一张笑脸，点头哈腰的，一幅谨小慎微的神情；现在可不同了，谱大着呢！烧烤店就在菜市场旁边，有天我顺路进去卖菜，看到男的披着件蓝色西装，双手搁在突出的小腹上，在菜场里晃悠。走几步就对着摊位里的菜老板说：“等会给我送三斤黄瓜，老价钱，别玩秤！”“老王，四斤土豆。昨天彩票那个号中了没？……没中！我也没中，下回我包个号，看中不中！”“刘老板，十斤后腿肉，不要搭肉筋，上回……”说完，又与摊位上的女贩嬉笑了一回，才意犹未尽地走出市场。

他们的烧烤店店面很大，有近百个平方，门口靠街边的一面，用塑钢和玻璃隔出个操作间，放着两个烧烤架，专门做烧烤；后边摆着十好几张长方型条桌、三四张大圆桌；进门的右手边有一张旧办公桌，这就是女的收银的地方；桌子后有一个冰柜和沿墙摞着的啤酒、饮料等。后面还有个大厨房，是专用来做炒菜和火锅的。作为一家一般的烧烤店，规模应该是算大的，这与他们刚来时在街边摆摊，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至于他们是怎样从街边摊一步步进的店，又怎样一步步搬到现在的这个大店面里，我不知道，反正他们租下这个店铺后，对店铺进行了一番改造，用槽钢搭了个不小的阁楼，还做了部钢架木梯供人上下，看那阵式，应该是想大干一场的。我粗估了一下，这店铺改造下地，人工、材料和不营业的损失，怕没有十万是打不住的，这说明夫妻俩那几年是赚了一些钱的，还说明一点他们还有点野心，想把烧烤店做大做强。
（未完）

烧烤店重新开张，生意没有想象中的好。可能是阁楼太矮的缘故，愿意上去吃的人不是太多，所以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想的效果。楼下的生意，也是守了一段时间，才慢慢恢复过来的。过了没多久，这阁楼就变成了员工宿舍，再后来，他们夫妻俩带着个女儿也搬上去了。

女儿继承了他们夫妻俩的缺点，长得像爸爸，身形单薄，像一棵豆芽菜，头发也不好，稀疏枯黄，一根像鼠尾的巴辫子扎在脑后甩来甩去。女儿好像是在一所民工学校上小学。她放学后，不上楼，就在楼下大厅里做作业，端正地坐在刚进门第一排的一张桌子上写。不会做的题，就问店里的一个不到二十来的小姐姐——她是请来的服务员，小姐姐就帮着她一起做。有人叫时，小姐姐就跑过去处理，处理完了又回到桌前，认真地辅导，小姐姐不会做时，也拿着课本，歪着头在哪里想着。有时，我也看到她坐在靠墙的桌子边，眼睛盯着某处，一个人发呆。我估计她是上过初中的，或许是家里条件差，上面又有个哥哥，提早辍学出来打工减轻家里的负担的。这情形或许令人她想起了自己。
女儿很文静，也不黏他们夫妻俩，许是店里忙，夫妻俩对她也不是太亲热，很少主动关注她。女儿做完作业，就在门前一个人自己玩，小姐姐没事时，也会与她一起玩。

没过几个月，女的怀孕了。这可是高龄孕妇，可她还是坚持在店里帮，像个没事人似的，一点也不像城里的姑娘媳妇，在家里皇太后似的被一家人伺候着。

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一个月没露面，是男的在忙前忙后；他脚底下像是装了弹簧似的跳着走，脸上的笑容比以前更灿烂。一个月后，她抱着孩子出现在店里了，男的又回到前面的烧烤和后面的厨房去负责他的那一摊子，但他时常跑到小孩的摇床前逗弄孩子玩儿。

孩子是只愁生不愁长，一晃眼就二三岁了，可这孩子看上总觉得哪里有问题。脑壳扁扁的，脑门大，可两眼之间的距离也大，站也站不稳，老是摔跤，而且不会说话，喊爸爸妈妈也含混不清，遇事就会哭闹。姐姐总让着他。当他会走路了，却一刻也不安稳，当妈的喂饭就跟在他后面跑；小的一不小心摔倒了，也从不责怪，嘴里“乖乖、乖乖”地呵护，脚还不停地踢地面，说：怪你，怪你害得乖乖摔跤，看我不踢你！我踢，我踢！直到孩子转啼而笑。

男孩上小学，回家也是在楼下做作业，又是另外一个姑娘在教他做作业；我发现夫妻俩的文化肯定不高，我从没看到他俩辅导孩子的作业。姐姐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我也没看见过她指点过弟弟的作业，弟弟倒是很喜欢姐姐的。

怎么说呢，他们家的烧烤味道还可以，也还卫生；我肠胃不好，只要吃到一点不卫生的食物就会腹泻，在他们家吃了这么些年，好像还没有拉过肚子。也可能是习惯了。街上的烧烤店开开关关，他们这一家总还是那样，既不火爆，又不太冷清，客人总是有，即便是在雨天，或者深夜。

疫情时，街上一片冷清。五六月份，有店铺开了门，后来，街上门面像春后的花儿一样，陆续地绽放；烧烤店也开了。在家憋了小半年的人，渐渐敢堂食了，烧烤店又恢复了从前的热闹，尤其是年轻人，敢坐在店铺门前光着膀子喝啤酒撸串，大声喧闹。

烧烤店拓宽了经营，引进了什么网红烤小黄鱼、罗田的吊锅，潜江的香辣虾等特色美食，但人气远没有疫前为旺。我也敢进去吃了，进门点时还戴着罩，吃的时候才取下来，吃完又再戴上：像做贼似的。女的没戴口罩，还是那个老样子，没见到比以前更老，至少是与十年前一样，而那时候就像个中年女人，只不过是相对漂亮的中年妇女。
就是没戴口罩，我发现了一个小变化，她嘴里镶了一颗金属牙齿，应该是银的，说话时不时露出来。男的也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比以前稍胖了些，还是前后忙；其实前面有两个烧烤的师傅，厨房里也用两炒菜的师傅，他真没什么好忙的。

奇怪，这回没有看到他们的一对子女，小的要是不留级的话，估计得上小学高年级了。
（完）

汉口江滩的芦荻，因为今年长江大水，显得稀稀落落的，已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好在江滩上每年一度的金秋菊展，多少弥补了这一遗憾。上个星期到武汉植物园去赏菊，品种倒是不少，也比较珍贵，但毕竟规模不大，看起来不过瘾；今天的菊展，各个方阵都扎起了不同的造型，在赏菊之外，还能踅摸踅摸其中的喻意，可谓一举两得了。我照了不少相，可我家的网络不佳，不能上传，很是可惜。有机会上传让大家欣赏欣赏。

好久没去图书大世界，昨天趁空去了一趟。若大个市场除了闲散站在角落处几个拉生意的掮客外，偏偏就没几个人地走动，甚感冷清。以前，我几乎是每周都要去一次，逛逛几家常去的新旧书店，可自从大部分书店都开始批销教材之后，就去得少了。一是，开始在网上买书了，方便而且便宜；一是，市场上真是没几家值得一逛的卖社科和文艺书籍的店铺了；而书店老板的市侩气也是原因之一。
以前去图书市场，主要是去三四家店铺：一个是顶楼的折扣书店，那里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一个是新华书店批销中心，面积大，书多，好经常能够买到新出版的书；一个是家旧书店，偶尔能够捡到小漏，不过现在的老板比谁都精明，这种情况较少；还有就是一家文艺书店，书籍比较小众，时常可以买到印刷数不多的冷门书。可现在呢？旧书店关了门，新华书店的新书资讯没有网上来得快，文艺书店也再没挑到想要的冷门书，以前的优势基本全无，也就只剩下顶楼的折扣书店可以逛逛了。可这折扣书店，即便是4.5的折扣，也因为近两年新书更新过慢，而渐渐失去了吸引力。我以前经常在这家书店买到中华书局、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广西师大、上海文艺、山东画报以及其他名出版社的尾货，成色相当好，价格又实惠，对我的诱惑是无比的。现在去逛，这些出版社的书越来越少，其它一些不知名的书又越来越多，感兴趣的书变少，不感兴趣的书却成堆，诱惑力在慢慢下降，以至再去逛只是习惯的使然，而不是有所希望能买到喜欢的书。以前去少说也买两本书，现在经常是空手而归，昨天和上次就什么书都没买，转一转就回了。
昨天一进折扣书店，看见老板和老板娘都在，员工却少了三个，之前是有五个的。店里只有两三个挑书的顾客，有一位正在和老板娘扯闲话，两人的话里没有一句是真诚的，都是你把我当钟敲、我把你当点混，显出了人性的虚伪一面。这个顾客可能是另一个书店的老板，是来批书的，人的长相就很市侩，不招人喜欢。没过一会儿，老板娘的手机响了，她看了看，没有接，继续整理书籍和那个人闲聊。她的手机铃声刚停，老板的手机就响了，老板也看了一眼手机，不准备接；可手机一直铃声在响，老板极不情愿地接了。对方好像是提到要货款，老板就对着手机喽啰了。什么：你货刚到就要钱……我只差你几千块钱……货还没卖……你的书不好……等等，之类的话。最后，他威胁对方说，再谈钱他就要退货了。听到这话，我感觉又回到了一二十几年前那个债务纠纷的年代，欠债的是大爷，债主反倒成了孙子了，令我对这个老板产生了极大的反感。俗话说没有钱有个言，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现在却搞得像个仇人似的。老板挂了手机，过了几秒钟，手机又响了。这回他直接打开免提，对方问退货是退一部分，还是全部都退？老板略一思索，语气不是很肯定地说，那就全部吧。对方挂掉了手机。老板也没什么反应，又在电脑上玩起了游戏。
我想今后折扣店估计不会再来了，当然也不完全是因为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