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　家

一
狩猎是一项集体活动，须有组织者、参与者，哪些人负责进攻，哪些人负责埋伏，以及获得猎物后如何分配？为了族群的生存和稳定，诸如分工协作、按劳取酬等人类的一些基本法则在混沌的原始时代就已经形成。这大概就是“礼”的缘起。
但“礼”的真正兴起源于祭祀。中国人对鬼神的存在向来是将信将疑的，但却对祖先的祭祀非常重视。从甲骨文献来看，祭祀几乎成了社会活动的主题。为什么一个对鬼神持怀疑态度的民族，却对祖先的在天之灵如此热衷？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为了团结族群的现实需求。在祭拜祖先的时候，他们会深刻地意识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有共同的血缘关系，因而有相互关照的义务。列祖列宗的功劳多伟大啊！没有他们的流血流汗，哪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很多个人之间的利益纠纷都可以在祖宗灵位面前协调解决。族群通过祭祀而变得团结，因为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但是，祭祀不可能是毫无章法的。谁来主祭，谁来助祭，酒斟几盅，歌唱几首等等细节必须事先确定。在部落时代,祭祀的程序是简便易行的，但后来日趋复杂,附带的内容越来越多，很多事务诸如婚丧嫁娶、生儿育女，都要一一向祖先汇报。夏代已无从考证，商代的祭祀礼仪已经颇具规模。但由祭祀而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礼法意识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则要等到西周初年的周公旦才能实现。

二
周公旦，姓姬，名旦，又叫周叔旦，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他辅助父亲和兄长推翻了商王朝，让周武王成为了天下共主。但在推翻商朝不久，武王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周成王当时尚在襁褓之中，无法执掌朝政。于是周叔旦自己称王，代替成王发号施令。注意，他是自己称王，不是像曹操那样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引起了成王的另外两个叔叔,蔡叔度和管叔鲜的不满，也遭到召公奭和太公望(姜子牙)等元老重臣的怀疑，认为他最终会谋害成王。管蔡两位唆使商纣的儿子武庚发动了叛乱--拒不服从中央号令。对此，周公首先做通了太公望和召公奭的思想工作，对他们发誓绝不谋害成王，并保证等成王长大后把王位还给他。经过充分准备，第二年发动了对武庚的战争，杀掉了武庚和管叔鲜，流放了蔡叔度.然后继续东征，灭掉了淮河下游的东夷政权，把周的版图扩张到了沿海。
等到成王长大成人，周公旦果然履行了自己的誓言，把王位还给了成王，自己回到臣子的位置上，成了辅政大臣。这时他才腾出手来完善礼法制度。首先要解决的是继承问题。前面的夏商两代因为王位传承制度不明，特别是商代的兄终弟及和父子相传并存引发过很多内乱。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让周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当初武王临终时是准备把王位传给周叔旦的，但他没敢答应。因为反对者有点强大，虽然成王当时还是一个婴儿,但他是太公望的亲外甥。太公望由于长期指挥作战,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同时召公奭、散宜生等权臣又是太公望的盟友.周叔旦如果继承兄长的王位，有可能引起朝廷各派势力的拼杀，导致政局不稳。尽管是临时称王，仍然引发了武庚管蔡的叛乱。兄终弟及是行不通的，只有让王的正妻的第一个儿子继承王位才能避免动乱。周公于是把所有的诸侯召集到镐京开了一个大会,集体在太庙发誓--以后大家都采用嫡长子继承制,违者天下共击之!封建社会的基本宪法原则于是就被确定了下来。不仅王位实行这一制度，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乃至平民百姓都实行这一制度，由嫡长子继承爵位和财产(主要是土地)。这也叫宗法制。就像一棵大树，周王是树的主干，其他诸侯是树枝，树枝还可以分为枝干和小枝,小枝中还有小枝。
其实在周朝开国之初,就已经按照宗法制对王族和功臣们进行分封了。具体的分封方案是由周叔旦起草的.周武王自己占据了中央最大最好的那一块土地。其他人被封到周王的外围以拱卫王室，就像树枝拱卫主干一样。而且按照与周王血缘关系的远近来决定封地远离朝廷的距离。王族成员大都分在了离王室较近的地区。太公望虽是功臣，但不是王族，被封到遥远的海边--齐国，当时还是一个没有完全征服的地区。周武王只给太公望等人颁发了建立诸侯国的许可证，让他们自己带兵去边疆封土建国。你建得成就在那里当公、侯、伯、子、男，建不成也不要埋怨朝廷。当然，也有可能是太公望等人自己要求被封到边疆地区的，因为越是边远的地方，发展前途越大。山高皇帝远,大家都懂的.周公自己也被封到了跟齐国差不多远的鲁国.召公奭被封到了比齐国还要远的燕国.
但分封制不是一劳永逸的。虽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其他嫡子和庶子也是儿子，总不可能一毛不拔啊。新的王族成员不断出生，也需要封地。虽然名义上天底下所有的土地都是周王的，但能直接处置的只有自己的直辖封地。王子们娇生惯养，不可能把他们封到未征服地区去开疆拓土，面对凶悍的夷狄。周王只能在自己身上割肉，从直辖封地中划出几小块来分给儿子们。长此以往，周王的直辖地越变越小。其他诸侯也有类似情况，小诸侯国越来越多，最多时竟然达到三千多个。很多诸侯是什么时侯建的，什么时侯灭的，叫什么名字都无从查证。由于不断把封地分割出去，在王朝建立三百年后，周王室已经衰落得很严重了，竟然应付不了西北的少数民族--犬戎，被迫东迁。而一些诸侯由于发奋图强，不断吞并其他异姓小国，版图越变越大,实力已在周王室之上。于是出现了春秋争霸，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战乱不息，而王纲不振。
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礼仪制度就只好先放一边了。嫡长子如果是个低能儿，也让他继位，这个国家就可能会跟着他一起被送进棺材。还不如选一个贤能的，甚至是庶子也罢，只要他能使国家变得更加强大。
“礼”崩了，同时“乐”也坏了。当初制定的“雅乐”是为了融洽族人情感，促进上下和睦的。而战争需要的是激昴的,能勾起人们欲望的俗乐，要让将士们勇于杀敌。
而礼乐越是败坏，社会就越是混乱。人们变得惟利是图,不顾廉耻，为了权利而弑父、弑兄的情况经常发生,这是连禽兽都不愿做的事情,却出现在人的身上。天下进入了崩坏与杀伐交互推进的恶性循环中。而我们的圣人--孔夫子就出生在那个时代。

三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的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小子我也是出生在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但比孔子少了2527岁)。他是先秦惟一有明确出生日期的人。孔子看到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痛心不已，立志要恢复周公制定的礼法制度。他主张“克己复礼”--克制私欲，恢复公礼。但孔子不是守旧的复古派。他对礼乐的内涵有自己的见解。在对历代典籍进行研究后，他提出了“仁”的观念。认为礼乐制度的核心应该就是“仁”，一切违背“仁”的制度都是恶劣的。
但什么是“仁”？大概只有他本人最清楚。后来的儒学家对“仁”的含义有种种猜测和论证，但都不敢把结论说得太死。而孔子本人也没有对“仁”有过固定的解释。当不同的人问他什么是“仁”的时侯，他给予了不同的答案。一切看对象说话，提问者哪些地方不够“仁”，他能随时指出来，并鼓励提问者向“仁”的方向努力。
通观《论语》和其他典籍，可以推测孔子把人的本质属性分为人性和动物本能性，人性的部分叫“仁”，动物本能的部分叫“性”。他说“食、色，性也”。“仁”是为支撑他人和整个群体(当然也包括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而“性”是仅为支撑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但后来的儒学家把“仁”也包含在了“性”里面，而把“性”的本义踢了出去。
“仁”说穿了就是人之所以被称之为人的那部分特性，是为区别于人本身具有的动物性而特别划分出来的。孔子认为天下纷乱的原因是礼崩乐坏，而礼崩乐坏的根源是人们没有管控好自己的动物性，任其泛滥成灾的结果。因此，要想恢复天下安定，让人们过上幸福生活，必须高扬人性，压制动物性.必须实行经他改良过的由周公旦开创的礼制。
在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后，孔子带着一班学员，打着“克己复礼”的旗号，周游天下。他先在鲁国政府干了一段时间，做到了大司寇(政法委书记)，后因鲁国内乱--三桓争权，他担心自己成为牺牲品，于是借故离开了鲁国。先后去了齐、卫、宋、曹、郑、陈、蔡、叶等诸侯国，所到之处无非是游说国君们恢复周礼，回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公序良俗时代。首先就是正名，摆正各人的身份,大家都回到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去。那些没有坐稳位子的君主都很欢迎他。如果君主不像君主，倒像个臣子，臣子不像臣子，倒像个君主，哪个做国君的都受不了。但很多诸侯国的大权都掌握在卿大夫的手中，他们正等着有朝一日谋朝篡位呢.于是想方设法排挤孔子。而那些把位子坐稳了的君主发现所谓的“正名”其实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能稳固君位，另一方面也能制约君主的自由。君主不能为所欲为，不能随便淫乐，他只能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忧国忧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没有哪个国君能长期忍受这种要求。所以，孔子在哪个国家都呆不了长久。人心思乱，是当时上流社会的普遍观念。孔子一人振臂高呼，而应者寥寥。
周游列国的主要结果就是宣传了自己“克己复礼”的主张。宣传，只要不断地宣传，总会有人相信的。即使当时没人信，将来总会有人相信的。孔子对此深信不疑。于是，他在晚年的时侯回到了鲁国，修订了《诗》《书》《礼》《易》《春秋》，有所增减，充分体现了“仁”的思想。后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孔子的原版不见了，汉儒们凭着记忆恢复了孔子版的“五经”。但各人的记忆不尽相同，于是就有了争议，于是兴起了考据学。但孔子关于“仁”的主张却深入人心，成了此后两千多年整个东亚地区的核心意识。
孔子之所以被尊为“至圣先师”，是因为后儒能想到的他都想到了，后儒想不到的他也想到了。无论你提出什么新奇的主张，只要不背离人性，总能在他那里找到某些依据。
是他把教育放在了至关重要的位置。“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的本质是大致相同的，都喜欢美色美食，关键在于后天的教育，才懂得兼顾自己和他人的利益。孔子认为教育对人性的开发是无与伦比的，一个不重视教育的政权是没有前途的。只有通过教育的普及让整个社会都具备了共同的“人性”价值观，大同社会才会真正的到来。
但是，全民教育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稳定的政权、没有冲突的价值理念。三者很难同时具备,尤其是第三个条件最难实现.而孔子时代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饿得头昏眼花，哪有心思坐在时常漏雨的茅屋里读书呢？
也许是因为他站得太高，看得太远，以至于当时的人们(包括他的学生)都跟不上他的节奏。他对很多问题语焉不详，比如说“仁”的具体界限在哪？人性和动物性如何区分？对此类问题如果不严格界定，极易引起人们的迷惑。孔子在世的时候，他可以随时指出别人“不仁”的地方，提醒他们越界了。但要求他给一个人人都适用的“仁”，他给不了。不是他不想，而是只能如此。标准答案往往会让人刻舟求剑，而与其初衷背离。于是，在孔子去世后，儒家内部因为对关键问题的不同理解而分成了无数派别。

四
著名的有八大门派：子张，子思，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他们都宣称自己才是孔子的正宗传人。当然，有的很接近孔子，有的却离得很远。同时,其他学派也活跃起来,著书立说,讥讽儒家,务求深刻高明.有鉴于此，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站了出来，为了明确孔子的核心思想，写下了《中庸》一书。
在所有的儒家典籍中，《中庸》的深奥程度是仅次于《易经》的。它在世界观、宇宙观和本体论方面的充分发挥,与《论语》、《孟子》等先秦儒家经典的世俗色彩有明显区别,让人认为这不是子思那个时代的作品.《中庸》是否如同《老子》一样是托名之作,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估且算作子思之作吧.
儒家的中庸之道，是被人误解最深最广的，大都以为是恰到好处，或是不偏不倚的中间路线,经常拿《登徒子好色赋》来进行类比。其实，《中庸》只是教人不要偏离人性而已。子思对“人性”进行了神秘化，上升到到天命的高度。认为人性是天老爷安排的。如果违背人性，就是违背天意，那是要遭天谴的。后果非常严重。
子思把儒家思想概括为“中道”，“中”就是符合，“道”就是“人性”。“中道”的意思就是要符合人性，不能违背天意。人性是从出生那一刻就完全具备的，而人要做的就是让天赋的人性展露出来，发扬光大。就像一粒种子，它虽具有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的可能，但你得培育，让它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才行。
《中庸》的主要目的就是教人如何修炼成为圣人。成圣之道要从日常生活细节抓起，在日常小事中养成符合人性的习惯，将来才能用符合人性的措施治国平天下。“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处迩，辟如登高必自卑。”中庸就是要时时刻刻践行人性，在成圣之道上永不懈怠。
那么，具体怎么做呢？首先就是要“素位”。按照自己的身份来修炼。这其实是“正名”的另一种表述。因为自己的身份就上天安排的，必须肩负起身份所应担的责任。“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无论处在什么位子，什么环境，君子都有义务实现人性，都能够实现人性。在素位的基础上,层层推进,以至达到“至诚”的境界,也就是圣人了.
当然，上天最终要你具备什么身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是很难预知的。你只要不断地修身，等着上天的安排，其他的就不用管了。“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直到最后一刻，你才会知道自己的最终身份是什么。在此之前，惟一要做的就是修身，不断地修身，有人看得见的时侯要修身，没人看得见的时侯更要修身。要慎独，要不愧于屋漏。
但是，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要完全符合人性，完全贬斥动物性，真的很难。现实中常有的情况是:有人在场时是君子，无人监督时是禽兽。于是伪君子横行天下。这大概是子思没有想到,或即使想到了也无从解决的问题。


五
子思之后是孟轲(字子舆)。他进一步发扬天命论，主张“仁义礼智”都是上天安排的，是人一出生就具备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展现出来。他认为人的性质本来就是善的，而之所以出现不善，是因为善性被压制了，发挥不出来，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像井喷一样爆发，没有人能阻挡。
孟子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不被重视的，因为他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意就是天意，什么都大不过天,和天比起来，社稷和君王当然是次要的了。对于无道的君王，人民是可以推翻的，就像推翻桀纣一样。国君们当然不喜欢他这一套。当他周游列国时，其受欢迎程度比孔子低了很多，跟当时的法家、兵家、纵横家更是没法比。他的学说直到北宋才再度兴起，因为到北宋时，士大夫阶层已经完全发育成熟，他们有足够的力量驾驭皇帝了。
孟子雄辩滔滔，口才很好。所谓“百家争鸣”很可能就是他炒作起来的。他说杨朱和墨翟是无君无父的禽兽，当时杨朱和墨翟已经去世，但其弟子们还在，听了当然不服，于是攻击儒家。一时之间很是热闹。

六
子思和孟子贬斥人的动物性，而过度地神化人性，极易陷入脱离现实的极端。这时就会有人站出来纠偏。他就是荀况，字卿，赵国人。五十岁的时侯才开始外出游学，多次担任齐国稷下学宫的校长，后出任楚国的兰陵县令，终老于兰陵。
荀子生于战国后期，让他有机会总结诸子百家的是非得失。他把当时存在的十二个学派批判了一个遍，连同为儒家的子思和孟子也没放过。他说子思和孟子都是幻想主义者，才能有限，理想无限，知识丰富，理论混乱，自己糊里糊涂，也把别人教得糊里糊涂。
他主张“性恶”，认为人们的善良都是伪装出来的，不是出自本心。人与禽兽在道德品质上是相同的。区别只在于人能“群”，懂得团结协作。所以，对人群的监督一刻也不能放松。稍一松懈，人的禽兽本性就会暴露无遗。“礼”只能起引导作用，“法”才能管控人群。没有完善的法制，社会永远不得安宁。
这已经是属于法家的主张了。但荀况不攻击孔子，也承认“礼”的不可替代性。让人以为他是儒家。他的性恶论当然也走了极端。把人的动物性等同于人的全部，与把人的非动物性等同于全部，都是以偏概全的。孔子在世的时侯既没说过“性善”，也没说过“性恶”，因为善恶都有，关键不在于争论,而在于扬善去恶。
荀子和孟子都主张通过教育来使人变善。但孟子认为“善”是人性本有的，把它培养壮大即可。荀子认“善”是人性本无的，要从外部强加进去。前者主张通过道德来启发人，后者主张通过法律来改造人。荀况的弟子中终于出现了李斯、韩非这样的法家人物。最后由他这位儒学大师教出来的法家弟子搞了一场焚书坑儒，让儒家经典遭受了灭顶之灾。

七
秦统一天下后，儒家沉寂了一段时间。在汉武帝时再度兴起，出现了一个董仲舒。他是经学家，专门研究《公羊春秋》，从中悟出了“天人感应”和“大一统”的真理。同时又把阴阳五行理论纳入了儒家思想。他先后担任过两位诸侯王的国相，因干旱多次请求天老爷下雨。他求雨的原理很简单，把阳气关闭，把阴气放出来，雨就落下来了。然后把阴气关闭，把阳气放出来，就雨过天晴了。据说非常灵验，但不知他是如何做到的。
他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组成的。人身上所具备的信息与整个宇宙的信息是一样的.“天”是一个放大的人，而“人”是一个缩小的天。人有五官四肢，天也有五官四肢，有七经八脉。人与天地万物都是同步推进的，宇宙的变化对应着人事的变化。所以，一旦上天降下灾异，诸如地震海啸、水涝干旱之类的，皇帝就要小心了，这是上苍对朝政不满而发出的警告。如果皇帝不反思自己的过失，一错再错，上苍就会加重对皇帝的惩罚，直至他的政权垮台。胆小的皇帝可能会相信这一套，但汉武帝刘彻不相信。
董仲舒在辞掉胶西王国相后，专门在家记录和研究灾异现象。有一年，辽东高庙(祭祀刘邦的庙)发生火灾，老董立即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上天对汉武帝讨伐匈奴的不满。当时的权臣主父偃经常去老董家串门，发现这份分析资料后，偷偷交给了汉武帝。武帝召集当时在朝的学者讨论，都认为这份资料充满了对皇帝的讽刺。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也在场，他不知道这是老师的作品，认为这是怪力乱神，是下愚之人的想法。于是武帝下令逮捕了董仲舒，以诽谤皇帝、干扰国策、盅惑人心，三罪并罚判处死刑。正要执行的时侯，皇帝突然下诏赦免了他。受此惊吓，董仲舒再也不敢谈论灾异了。
其实是他的“大一统”救了他的命。他根据天人一体的原理，推出天下一统是人类最基本的法则。他根据以往的史实，发现天下无论如何分裂，最终都要回归到统一路线上来。只有统一，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而分裂只会导致战乱，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按照“大一统”，地方必须服从中央，全民都要服从皇帝。这让汉武帝颇为高兴。出于对董仲舒的尊重，在老董辞职还乡后，汉武帝还经常派人装模作样地向他咨询国家大事,而他也装模作样一本正经地回答。
董仲舒“大一统”和“天人感应”是相辅相成的。他用“大一统”来加强中央集权，确保社会稳定。用“天人感应”来制约皇帝权力，防止独裁。但皇帝们只会喜欢“大一统”。
为了从思想上一统天下，董仲舒向皇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他所谓的“儒术”其实包括了黄老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内容。汉武帝选择性地接受了他的建议，以“外儒内法”的策略统治天下，在形式上尊崇儒家，重视礼制，按时祭祀，遇到实际问题时就用道家和法家的手段解决。

八
董仲舒的“儒术”红火了两百多年，之后便开始衰落，先在三国两晋时被新的道家冲击，后又遭到佛教的挑战。从南北朝直至唐代，佛教都是最显赫的一家。很多人表面尊崇孔子，暗中烧香拜佛。梁武帝萧衍更是公开崇佛，他多次把自己卖给寺庙当奴隶，要求臣子们拿钱去把他赎出来，以此支持佛教事业。他觉得这样可以为自己积攒福气。虽然萧衍最终被“宇宙大将军”侯景给活活弄死，成了反面教材。但佛教却长盛不衰。
在佛教传入之后，儒家的致命问题暴露了出来--它没有解决人的终极关怀。人有不有来生，灵魂是永恒的吗，人的最终归属是什么等等问题，儒家都没有认真地对待过。孔子认为“未知生，焉知死？”“生”的问题都解决不好，怎么去解决“死”后的问题。但在佛教传入之后，人们突然发现，死的问题也很重要,甚至比生还重要。不解决好“死”的问题，焉能好好地“生”?儒家避而不谈的话题，佛家却津津乐道，还有一套复杂的转世轮回理论。
当然会有人站出来反对佛教。比如南朝的范缜，对佛家的因果报应、灵魂不灭嗤之以鼻，写了《神灭论》一文。论证了灵魂对身体的依附性，就像刀和锋利一样，刀都不在了，锋利还能存在吗?当时居然没有一个人能驳倒他。当然，这个比喻是有点问题的。刀和锋利是实体与功用的关系，但身体与灵魂也是这种关系吗？就算不锋利了，拿去磨一磨，不就又锋利了吗？后面的“锋利”会不会是前面那个“锋利”转世投胎过来的呢？我没有证据来绝对肯定，你也没有证据来绝对否定。而过度追究灵魂的终极问题，却正好中了佛教的下怀。因为灭与不灭只有死后才知道，但一直没有人在死后又回到人间出庭作证的实例。那些所谓的“濒死体验”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死，其证人证言算不得数的。但也没有人证明死后的灵魂就一定灭了的。因此总有些人将信将疑。有了“疑”也就有需求的市场。从南朝到唐末五代，儒家都没有对此作出有力的回应。韩愈虽然高调反佛，文章也写得好，但在哲理上没什么创意，得不到人们的响应。这需要等到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二程和邵雍)的出现，儒家借助于对道家和《易》经的整合才重新获得了生命。

九
北宋五子是同时代人，互相之间亦师亦友。他们共同挖掘了《易经》中无所不包的本体思想，结合阴阳辩证理论和儒家的天命观，同时借用禅宗的色空不二思想，创造出了新的儒学--理学。以此告知世人，佛教自认高深的终极问题，其实我们老祖宗早就解决过了。而且我们的老祖宗的解决办法更符合人的实际需要。因为有来生是这样做，没有来生也只能这样做。那么有没有来生的问题还有什么值得纠结的呢？
最年长的是邵雍，字尧夫，世称邵康节。他刚开始在洛阳住的是茅草屋，经常漏雨。他白天砍柴，俸养双亲，晚上攻读《易经》。这引起了退职洛阳的司马光等人的关注。他们出资为邵雍建了一座宅院，取名“安乐窝”。他之所以能吸引那么多人为他集资建房，与他的处世之道有关。他与人交往，总是称赞别人的优点，从不谈别人的缺点，被人认为是一个很有“德行”的人。他活了六十七岁。在去世之前，司马光和张载、二程等人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在客厅里商讨他的丧葬事宜。由于邵雍没有做过官，没有正式的爵位，但他的德行却是不世出的，该用什么规格下葬呢？关于棺材板的厚度、墓碑的大小、碑文的内容等等问题,委员们引经据典，各述己见。让病榻上的邵雍听得一清二楚。他于是决定将自己的德行贯彻到底，让儿子给委员们传话，一切从简，以平民规格下葬。
他通过对《河图》、《洛书》、先天八卦、后天八卦等东西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里面有着无穷的奥秘。越是深入，越是其乐无穷。原来万事万物都是“同呼吸共命运”的，观一发而知全身,牵一发而动全身。天地之间任何一事一物都可以组成一个卦象，从此卦象可以计算出事物的变化应期。他进而用八卦推演出了整个宇宙的变化周期，居然精确到了具体的年份。最终制作了一份宇宙变化周期表。

十
比邵雍少六岁的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也在研究新道家和《易经》。写下了《太极图说》和《通书》。他把道家的有无相生与儒家的中庸之道融为一体。认为宇宙的终极实体是“无极”。无极包含在太极里面，太极包含在阴阳里面，阴阳包含在万物里面。而“无极”体现在人的身上就是“诚”(不要以为是忠厚老实)。诚之又诚，以至于“至诚”，也就是“无极”了。但无极不是空无,也不是没有“极”，而是“无底洞”的意思。人的无底洞就是“人极”，人极就圣人。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成为圣人，人类的最佳状态就由圣人来治理。而要变成圣人的办法就是“主静”--静下心来，把私欲过滤出去，“诚”就水落石出了。
周敦颐的言外之意是:圣人既然是无底洞，就永远没有最终完成的时侯。圣人之道永远在路上。你如果想做完圣人之后再成仙成佛，不好意思，你的“圣人”还没做完呢。能不能绕过圣人,直接去成佛?不行,绕开圣人,你就连“人”都不是了,哪还有资格干别的?

十一
比周敦颐少三岁的张载，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也在钻研《易经》。他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让人如雷贯耳。在二十一岁那年，他写信给负责西北防务的范仲淹，说自己准备组织民间武装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地区,希望范大人能给予支持。范仲淹从来信中发现了一个儒学奇才，于是在延安召见了张载，对他的爱国热忱表示高度赞赏，但建议他去读《中庸》，往学术方面发展。至于夺回洮西，那是正规军的事。不在其位，不打其战。
张载按照范大人的劝告，回家后苦读《中庸》，同时对儒释道三教经典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三教存在互补的地方。佛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业”造成的，是阿赖耶识变现的结果。张载认为“气”(和空气无关)才是宇宙万物的基本材料，气分为阴阳，相互交感而生成万物。一切都是暂时的，只有“气”是永恒的。生灭变换的只是“气”的形式，而“气”的本体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
虽然万物在本体上是相同的，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有长短厚薄的区别。张载把人的属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人类的共性，是善的，至诚的。气质之性是各人的个性，是不完善的地方，是需要改造的地方。这一观点得到朱熹等后儒们的公认。由孟子和荀子开端的人性善恶之争至此总算告一段落。以后虽也有人再拿来讨论，但已没有什么新意。
张载创立的学派叫“关学”，一方面是因他们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关中一带，另一方面则指他们比较侧重于实践。他为了验证孟子的经济学，专门搞了“井田制”实验，他和学生们集资买了一块耕地，按照井田制的的管理方式劳动和分配。实验的结果是成功的，但却推广不开。因为他和学生们都是德学深厚的君子，实行起来自然没有问题。但要推而广之，必须所有的人都具备他们那样的深厚学养,这很难。

十二
比张载稍晚出场的是程颢、程颐兄弟，世称“二程”，也是易学大师。他们是张载的表侄，在学术上却是同辈。二程曾受教于周敦颐，又与邵雍往来密切。北宋五子组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再加一个专门研究历史的司马光，世称“道学六先生”。
二程重申了思孟学派的天命论，认为仁义礼智信确实是上天赋予人类的，叫做“天理”。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人类要做的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二程所指的“人欲”是与人的身份不相称的欲望。
但两兄弟在实现“天理”的方法上存在分歧。大程子认为“尽心”便是尽性，也就是尽天理。所以不必过多地沉迷于辞章考据。而小程子比较注重外在的规章制度。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分歧生成了后来的两大学派。沿着小程子的路线出现了程朱理学，沿着大程子的路线出现了陆王心学。但两派都属于理学。

十三
程朱理学在以后八百多年内成了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直到王阳明的出现才有所松动。程朱理学之所以如此兴盛，是当时的历史气运走到了这一步。自两晋之后，儒家礼制在哲理上遭到严重的挑战，后又经南北朝的混乱，相当于再一次的“礼崩乐坏”。直到唐朝，李世民公然弑兄夺位，李治与庶母武才人，李隆基与儿媳杨玉环公开乱伦都让礼教遭受了严重摧残。到了宋朝，人们开始深刻反思历史，于是有了《资治通鉴》这种延续版的《春秋》。当时的精英们发现，礼制的衰落才是社会混乱的根源。但孔孟留下的那一套又存在哲学上的漏洞。于是，北宋五子站出来完成了“补洞”工程。重新修补过的儒学进而成了整个社会的行动纲领。
朱熹虽然是集理学之大成，但他本人并没有多少创意。他主要是收集整理了北宋五子的思想，用他们的思想重新注解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本经典。他的注解后来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
但朱熹对《易经》的看法却有点不同。他认为《易经》就是拿来占卜算命的,从中引申出那么多伦理道德，完全是牵强附会。他很相信《周易》的预测功能，一遇大事就测卦占卜，从卦象中分析所遇之事的吉凶否泰。由于对易占的兴趣，朱熹对天文星象学也投入了不少精力，他通过对北极星的长期观测而写成了《北辰辨》一文。他同时还对律历、地质、气侯、军事、辞章等等领域都有研究。由于他把“格物致知”理解成了探求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觉得对所有的东西都要“格”一遍,在博厚的基础上追求高明,从万物的运行规律中发现“理”，进而以人类之“理”治理人类,以万物之“理”收拾万物。
由于涉及的领域太宽，他一生的著作大约有两千多万字，是一位非常高产的作家。与他同一时期的陆九渊对这种无所不攻的治学方式很不以为然。双方为此而多有论争。

十四
陆九渊，世称“象山先生”。他发扬了大程子的观点，认为宇宙所含有的信息，人的心中都完全具备。要成为圣人，只要“发明本心”就可以了。不必读大多的书，搞太多的研究。所谓“六经”都是对“心”的表述和解释。心已经包含了一切，一切都是心的外化。人的内心深处本就充满了仁义礼智信。吾性自足，不假外借。
陆九渊和朱熹在价值观上是一致的，都力求成为圣人。但在成为圣人的策略上存在分歧。一个主张由内而外，一个主张由外而内。俩人为此进行了多次辩论。开始是相互通信，以赋诗的形式讨论哲理。陆指出朱太过放散，抓不住要害。朱则认为陆搞的是禅宗，不是儒家正统。后来在吕祖谦的召集下搞了一次现场辩论。地点选在江西的鹅湖书院。当时的辩论不像今天这样唇枪舌剑，那不是君子的风格。双方采用的形式仍然是写诗，现场作诗。这既要合乎格律音韵，又要饱含哲理。稍不留神，还以为这是一场诗歌盛宴。
双方刚开始争论的焦点是“尊德性而道问学”，这是《中庸》里面的一句话。陆九渊认为在“道问学”上过度发挥，会让人迷失本心，而忘了人性宗旨，进而出现外尊礼法而内心不善的伪君子。做人做事力求问心无愧，不要拘泥于经典教条。尧舜之前根本无书可读，也照样能成为圣人。朱熹认为只强调“尊德性”而忽视“道问学”，最终结果会让人们轻视外在的礼法要求，进而丧失判断是非曲直的客观标准。人的善恶美丑毕竟不能由自己说了算。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何不既尊德性又道问学？你以为朱熹和陆九渊不知道要既要尊德性，又要道问学吗。虽然二者是并列关系，但仍存在先后侧重的问题，否则无法操作。而这后面还牵扯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际问题。如果按照陆九渊的思路，当时的科举制度就应该废除了。因为它选出来的大都是披着礼法外衣的功利之徒。按照朱熹的思路，如果没有科举制度，选人用人全凭个人的良心，没有一套客观的标准,掌握权力的人就会任意妄为,这个社会岂不更加混乱腐败。
鹅湖之会后，他们还讨论了一些关于世界本源的问题。陆九渊认为“阴阳”已是万物的根本了，“太极”这个概念可有可无，在太极之上再加一个“无极”完全没有必要。朱熹认为阴阳是形而下的，太极是形而上的，而无极是无上之上的。
经过多次讨论，双方都对自己的观点有所修正。但朱熹的观点还是被大多数人接受了。

十五
理学排斥了心学几百年，直到王守仁的出现才有所改观.　　王守仁，世称王阳明。他重新解释了“格物致知”，认为“格物”就是格除不正当的欲望，“致知”就寻找内心的良知，而不是寻求什么宇宙的普遍规律。
他继承了陆九渊“心即是理”的主张，进而提出了“心外无物”和“知行合一”观点。知行合一强调的是内心与外境的信息同步。没有内心的“知”，就无从出现外在的“行”，没有外在的“行”也无从印证内心的“知”，二者缺一不可，共生共灭。
“心外无物”与“知行合一”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强调的也是内心与外境的信息同步。但却常常被人误解为唯心主义。我们来他的原文表述：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
关键是如何理解“同归于寂”，“寂”不是不存在，而是寂静，是不活跃，不显现。“此花”在你心中本来就有，但由于它处于寂静状态，因此你觉察不到它。当你走入山中，你心中的“花”与山中的“花”信号一对接，双方都明亮起来了。如果你心中原就没有“花”的信息，即使山中的花出现在你面前，你也会视而不见。只有内外信息对接成功了，认知才会行成。我们之所以能认知外在的东西，是因为我们的意识中潜伏着它们的信息,这就叫“心外无物”。
理学与心学争论的目的是分辨出谁的主张更能修齐治平。但他们对义理的过度挖掘，使得问题越来越复杂，逐渐远离了争论的目的，变得为争而争,越来越脱离现实生活,已经忘了先贤“道不远人”的警告。有鉴于此，后来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都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以救其偏。

多讲点故事

@王动2017
你对《中庸》的见解还是很深的。但你认为荀子不是性恶论的造始人，这或许成立，因为法家一直是主张性恶的。荀子以儒为本，综合了法家的人性恶思想，已是礼法并重。到他的弟子韩非李斯时已是法重于礼了，但仍然没有完全排除礼的作用。

@王动2017
孔子确实也是承认人的欲望这个事实的，但必须将其纳入礼的规制中，不否认，但要管制，通过修身对欲望进行提炼、整合。最终目的是实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泛爱成林 2021-07-05 14:40:17
@王动2017
你对《中庸》的见解还是很深的。但你认为荀子不是性恶论的造始人，这或许成立，因为法家一直是主张性恶的。荀子以儒为本，综合了法家的人性恶思想，已是礼法并重。到他的弟子韩非李斯时已是法重于礼了，但仍然没有完全排除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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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动2017 2021-07-05 21:07:43
因为“性恶篇”中的思想和《荀子》其它篇章多有抵触，所以有不少学者认为“性恶篇”非荀子所著。我认同这个看法，理由前面说了，在其它篇章里，“性”和”伪“不但不是对立的，还是相辅相成的，唯独在”性恶篇“里，”性“和”伪“完全对立。
其实就算到了今天，只要不是太极端的人，谁又会为了法而舍弃礼，或者为了礼而舍弃法呢？何况，孔子荀子所说的“礼”，本来就有制度层面的意义，也是法的一种。有时我们说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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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恶篇”三字已表明了荀子的立场，他对人的动物性并没有持赞扬的立场，而是主张加以节制的，否则就不名之为“恶”了。在这一点与孔子、孟子都是一致的。不同处荀子主性恶，类似乎西方基督教的原罪，才会生出法治精神。孟子主性善，人性中只有阳光向上而无罪恶种子的，重在开发培养而不在强制。

@泛爱成林 2021-07-05 14:46:57
@王动2017
孔子确实也是承认人的欲望这个事实的，但必须将其纳入礼的规制中，不否认，但要管制，通过修身对欲望进行提炼、整合。最终目的是实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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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动2017 2021-07-05 21:18:44
呵呵，孔子也才七十从心所欲而不愈矩，所以即率性，又以礼约之，本来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所以孔子划下一条底线，己所不欲，匆施于人。
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承认人的欲望，才会重视道德，因为道德防止了互相伤害，不违背这个道德底线，那就是每个人的自由了，孔子说“直”，中庸说“率性”；相反，视人的欲望为恶，就蔑视道德，或者说把道德底线拨得很高很高，这是很多左派人追求的理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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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主张以直报怨，而不是以怨报怨，也不是以德报怨，和中庸的“率性”是一致的。但率的这个“性”，这个直，都是指的人性，是天（宇宙自然）赋予人之为人的那部分。

当然，孔孟的“人性”也不总是那么温和的，有时也是诛心杀人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