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发的“巧避远东委员会插手”一节，倒数第三行开头，被屏蔽了“宪法修订”四字。

感谢厚爱！敬请耐心等待。

精英组成的起草组

震惊归震惊，但没有任何犹豫，民政局副局长凯蒂斯上校以军人的态度无条件接受命令，立即开始进行组织工作。
盟军总司令部民政局共有30多人，凯蒂斯抽调了其中24人参加起草宪法，并根据各人情况组成不同的小组。
凯蒂斯和拉威尔、哈希加上行政能力出众的艾拉曼女士组成指导委员会，负责整个起草工作的组织协调，下设天皇制度小组、立法权小组、行政权小组、人权小组、司法权小组、财政小组、地方行政小组等七个小组，另外还有秘书、翻译各2人。
起草组成员虽不是宪法专家，甚至对法律也说不上都内行，但多数人各有所长，是精英人士。
先说说局长惠特尼。
比麦克阿瑟小17岁的惠特尼，1917年入伍，服役期间，在哥伦比亚大学国家法学院夜校进修，取得了博士学位。 1927年，他在菲律宾从美军航空队退役，在马尼拉开了家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和投资业务，收入颇丰。
1940年， 惠特尼作为陆军航空司令部法务科长助理回到了军队里。1943年3月他被派往澳大利亚西南太平洋总司令部，成为麦克阿瑟的下属。两年多时间，惠特尼表现出的忠诚、能干获得了麦克阿瑟的充分信任。
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乘坐“巴丹”号运输机到达厚木机场时，惠特尼是随行之一。在密苏里号日本投降仪式上的麦克阿瑟讲演稿，也是惠特尼草拟的。
之后他受命返回菲律宾，完成了菲律宾政权的移交，12月中旬回到麦克阿瑟的司令部，12月15日继克里斯特将军之后，接任了民政局局长职务。
惠特尼是麦克阿瑟的智囊，深得信赖。他可以随意进出麦克阿瑟的办公室，每天下午6点到8点和麦克阿瑟商讨各种问题，可见他和麦克阿瑟的关系非同一般。
再说说副局长凯蒂斯上校。
凯蒂斯当年40岁，是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生。在学生时代受罗斯福总统的新经济政策的影响，以“新政主义”者自命。凯蒂斯当过几年律师，后在联邦政府部门当了近十年的法律顾问， 1942年4月从军，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
1945年8月末，他随盟军司令部踏上日本，并成为中坚分子，出色完成了公职追放、解散内务省和对日本警察的改造等工作。
但相貌英俊、人缘很好的凯蒂斯后来却因为绯闻于日本宪法实施2周年的1949年5月3日辞职回国。
起草组其他骨干也大都有不凡的经历。
拉威尔中校，是民政局中唯一在宪法草案起草前就开始接触宪法工作的人，在民政局任法规科长。身为陆军中校，本职也是律师。
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拉威尔又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再回斯坦福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从1926年起到1943年为止，曾担任企业和团体的顾问律师后，又担任了洛杉矶的联邦检察助理和政府各机关的法律顾问。此后，拉威尔投笔从戎，被派往菲律宾担任民政班指挥官，尔后转往东京盟军司令部任职。
作为民政局法规科长，因工作需要，他与高野岩三郎等“宪法研究会”成员及自由主义者团体多有接触，在参考采用日本民间宪法草案有关条款内容方面起到积极的桥梁作用。
哈希海军中校，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博士，从1930年到1942年一直从事律师职业，二战中期在海军担任营建、运输和法律方面的军官，曾参加为培养占领区行政官员的干部培训所，接受日语和有关日本帝国独裁特性等内容的培训。战争结束后被派到当时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部。
大概是出于职务和经历的考虑，拉威尔和哈希还兼任了司法权小组的起草任务。
立法权小组的豪兹中校是以律师身份加入陆军的，当时40岁。在芝加哥大学的民事官员培训所时，就曾经提出了46页的《影响日本内阁的各势力——1885年～1945年》的学术论文。因其对日本政治比较熟悉而深受凯蒂斯信赖。日后在讨论草案时，凯蒂斯总会说：“征求了拉威尔、哈希和豪兹的意见……”。
立法权小组的另一位骨干 斯沃布海军中校虽学历不高但经历丰富。入伍前，他曾担任过会计师、税务师、银行家、州政府的预算局长，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的众议院议员，并且担任过波多黎各总督。他具有立法、行政的卓越经历，还在实业界拥有丰富的经验。
行政权小组的负责人匹克博士，是盟军总部成立民政局时，筹备组从华盛顿录用的20名民间专家之一。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在日本执教两年，回哥伦比亚大学后，担任助教、讲师和副教授，还是美国的《远东季刊》的编辑和总编，也是民政局中在战前就了解日本的少有的知日派。
行政权小组的埃斯曼中尉，194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和行政学博士后参加美国陆军，曾任情报和教育军官，经哈佛大学的民事干部培训所培训，1945年配属到盟军司令部的民政局。
人权小组的负责人罗斯特中校，是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博士，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生院进修了国际关系论、法学和经济学。加入陆军之前他曾在印度、澳大利亚和印尼进行社会学调查，还分别在俄亥俄州的托勒多大学和俄勒冈州的里德学院担任社会科学部长，在农业部担任市场调查官。1945年秋到盟军任职时，已是经历丰富的中年人。
人权小组成员威尔士博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干过新闻记者、高中教师和杂志主编等，1924年，他曾在庆应大学教了两年经济学。他发表的《日本的社会思潮》、《危机中的日本》两本著作，很早就为当时的日本人熟知。
地方行政小组的负责人提尔通少校，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理学硕士，后来又获得哈佛大学MBA硕士学位。入伍之前，他是夏威夷大学、康涅狄格大学的教授。加入陆军后，曾开展远东经济和政治的广泛调查，参与编制供陆军培训用的“日本的政治和行政”手册，因此对日本情况有较深了解。
财政小组只有里佐大尉一人。他在康奈尔大学取得电子工学学士后，又在纽约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学 的经济学、财政学和国际关系论。毕业后，里佐担任过公司高管、银行投资家，后来又出任美国证券协会首席经济分析师和银行投资业务专业委员，是金融和财经方面的专家，因此，凯蒂斯认为：“有关财政问题的草稿都交给他一人去做，他的能力足以胜任。”

上午所发的“天皇条款最先拟定”一节，倒数第十四行“在关于今后”后被屏蔽了“宪法修订程序”六字。倒数第十行“10年内禁止”后应加“修订宪法”四字。

别急，马上更

最重要的弃战条款

无论是盟军代为起草的宪法草案还是后来正式通过的日本国宪法，放弃战争条款都是整部宪法中最为简短的，第二章就只有一条，盟军版草案是第八条，国会通过后的宪法是第九条。
鉴于该条的重要，凯蒂斯亲自执笔起草这一条。
因为麦克阿瑟关于宪法修订的三条指示中，放弃战争这条非常清楚明确：

废除以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日本既放弃作为解决争端的战争手段，也放弃作为维护自身安全的战争手段。日本的防卫和安全维护，寄望于日渐主导世界的崇高的和平理想。
将来也不允许日本拥有陆海空军，不给予日本军队有交战权。

凯蒂斯要做的就是将其融入到整部宪法草案中，既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又要体现出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开始时考虑将弃战条款作为第一章，但天皇地位一章显然应当置于前面为宜，一方面更符合宪法体例，另一方面也是更符合日本国民心理需要。因此，弃战条款就列为第二章，单条成章。
至于具体条文的拟定，凯蒂斯后来有详细回忆。
凯蒂斯：“重要的变更，删除了几处，我记得这是我做的。”
“首先，‘维护自身安全的战争手段’这一部分删除了。接着把‘日本的防卫和安全维护，寄希望于日渐主导世界的崇高的和平理想’也删除了。我觉得太过理想化了，不现实。”
凯蒂斯这样大胆的处理和谁也没有商量。为什么要对权威的“麦克阿瑟手令”原稿进行改写？凯蒂斯说：
“删除放弃自卫权的理由是，我觉得这偏离了现实，任何国家都有保卫自己的权利。即便个人也有人权吧？这和国家一样。自己的国家受到攻击，对此不能进行防卫，这是不现实的考虑。”
“这里至少有一点，留着作为一种可能性。（草案中）没有明确说‘不可击退受到的进攻和侵犯’。
“这个条目如果让大家讨论的话，大概花一周时间也得不出结论。于是，我暗自决定我自己一个人来做。”
也就是说，按凯蒂斯的理解，在宪法中明确否定国家固有的自卫权，是不合理不适当的。
最后，经指导委员会讨论，凯蒂斯亲自执笔的“放弃战争”条文是这样的：

永远放弃以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对凯蒂斯的删改，麦克阿瑟并未表示异议，而且后来在日本政府提出相应的更明确的修改意见时，也予以认可。
对此，1957年日本国会开始启动的“宪法调查会”向麦克阿瑟发出询问时，麦克阿瑟以书面形式答复道：
“关于战争放弃的条目，是专门针对对外侵略的，其中也包含了对世界给予精神理想引导的意图……第9条的任何规定，并不妨碍对于维护国家的安全保障采取全部必要的手段”。
现在要问的是，麦克阿瑟的这种理念来自哪里？
追溯起来，放弃战争理念的源头应该是1928年的巴黎非战公约，具体地说是《关于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约》：

第一条 各签约国郑重宣布，放弃使用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以解决双边关系和国际争端或冲突。

对麦克阿瑟来说，还有一个来源，是1935年菲律宾制定的当时世界上唯一的放弃战争的宪法条款：
第二条第三款：

放弃国家将战争作为政策手段，而采用所成立的一般国际法的各项原则作为国家法的一部分。

1935年11月15日菲律宾与当时的殖民统治者美国签定了十年后菲律宾独立的条约。这一菲律宾宪法应该是参照巴黎非战公约而制定的。
麦克阿瑟的父亲曾任驻菲律宾的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自己在年轻时期也曾分别四次在菲律宾度过，在菲律宾独立前还担任了菲律宾军队的军事顾问。菲律宾宪法中“放弃战争”的条款也一定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对“放弃战争”这一理念最大的支持，大概还是1945年6月刚刚签署的《联合国宪章》：

第二条 ……
四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而《联合国宪章》序言中也明确声明：“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
这段文字应该也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面对满目疮痍的断垣残壁时同样的感受了。而经历过菲律宾攻防战的惨败和胜利，战争景象深深印入脑海的麦克阿瑟也一定抱有同样感受吧。

大功初成

2月10日，是原定各小组上交条文草案的截止日期。
天皇条款、放弃战争条款已经完成。
司法权小组、财政小组也基本顺利地交稿了。
“人权”这部分，虽被改的面目全非，斯罗塔甚至为自己起草的内容被删除而大哭一场，但总算赶上了最后期限。
行政权小组，尽管发生了小组成员埃斯曼因固执己见顶撞上司被强行“休假”的事，不过经上下努力也拿出了自己的草稿。
只有地方行政小组的草稿，还需要指导委员会作进一步讨论修改。
10日晚上，民政局长惠特尼把凯蒂斯、哈希和拉威尔三人一直通宵干到当天早上才整理好的宪法草案文稿审阅完毕，再把自己对各章的简要说明重新看了一遍，确信没有什么差错后，长长的舒了口气，信手在文稿封面上写道：

一、呈交为日本国民起草的宪法修订草案
二、这一草案反映了民政局全体充分探讨的见解，也几乎完整反映了美国的政治思想。

写毕，惠特尼把文稿放进文件夹中，迈着轻快的步伐送往麦克阿瑟的办公室……
12日，惠特尼亲自召集起草组的指导委员会对草案作最终讨论，结合麦克阿瑟的指示逐章逐条进行推敲、修改。
对条文内容的改动还是不小。
比如，根据哈希中校的提议，加上了公务员必须负有拥护宪法的义务；在行政权问题上，重新把内阁总理大臣“归属于内阁”等内容，进行了细微的调整；删除了所谓反叛罪的条款。
在天皇条款中，还有“皇权”和“天皇”并用的情况，这容易产生对象征意义的双重理解问题，讨论时决定弃用“皇权”一词。
引人注目的是有关前言的讨论。
前言由哈希中校独自完成，对此他很是自豪和自信。讨论中哈希自己又提出了修改建议：前言部分能否考虑加上：“我们，每个国民并非仅对个人负有责任，政治道德法则是普遍准则，我们承诺在这一法则前提下拥有人权”？
凯蒂斯明确表示反对：“所谓普遍的道德法则，这不是实用主义的认识，而都是根据意识形态制造出来的东西。这不免使人想起曾经的君权神授。”
“政治道德和主权，两者之间毫不相关，我反对哈希的意见。”
哈希针锋相对：“由于联合国的成立，我认为你的认识是愚蠢的，已经落后于时代。承认对于全部国家都具有约束力的基本政治道德，在五十年之内将成为不言自明的真理。”
“哪个国家，在破坏行使主权的普遍政治道德时，就没有行使主权的权利。正是在一般承认的这一前提下，现在成为纽伦堡战犯审判的基础。因此，对于德意志的军人和政治家们，现在就按照他们对于本国和本国人民所犯的罪恶，正进行着审判……”
凯蒂斯似乎有点招架不住：“确实百年后这些条款或许能成为当然的，我承认这点。但如我已经说的那样，我认为这个条款表述了一个错误命题。把这载入宪法，将弱化宪法阐述的实际原理。我们所写的宪法，应该被认为不是文字游戏上的东西。”
哈、斯两人你来我往各不相让，幸好还有惠特尼在，他接过话题说：“我觉得‘我们根据这一法则作为拥有主权的人’这一行文，实际是与跨越了两千年烙刻在日本国民心里的信念进行对决。由这一条款来建树的原理是正确的，但是否能用更加温和的表述方法呢。”
惠特尼思索片刻，边写边念道：“我们相信，每个国民都不仅对自己负有责任，我们遵守作为普遍法则的政治道德，是维护本国主权，与他国建立平等关系的各国人民的责任和义务。”
“你们看这样写如何？”
最高长官亲自折中的意见，大家自然无话可说。
惠特尼加写的这部分条款在交给日本方面后几乎没有修改就搬用到现行宪法中了。
关于人权的第三章标题也从“人权”改为“国民的权利和义务”，更加明了。
12日深夜，指导委员会终于完成全部条款的讨论整理，形成共计十一章九十二条的盟军方面的宪法草案。
等到打印装订成册，时间已进入13日，起草组的成员们就像经历了一场大战，只想好好睡一觉。
凯蒂斯后来回忆：“疲劳困惫无以言说，连干杯的力气都没有了。惠特尼将军身体状况欠佳，他从星期天（10日）开始就不舒服，好像还发烧了，看他额头上沁出汗，真是不幸。因此，我跟他说：‘明天和日本方面的会议延期吧，因为病了嘛’，他回答说：‘不行，日本方面不会相信的，会以为是外交上的惯用手段称病而已’……”

日方的不满

13日是盟总与日本政府约定会谈的日子。凯蒂斯担心着惠特尼的身体，9点之前他到帝国饭店敲将军的房门，只听到里面鼾声如雷：惠特尼还在床上。
在凯蒂斯帮助下惠特尼起了床，连裤子也是凯蒂斯帮着穿的。和哈希、拉威尔一起上车去日本外务大臣官邸时，也几乎是凯蒂斯抱扶着惠特尼坐上吉普。
外务大臣官邸与美国大使馆相隔两条横街。惠特尼一行四人在约定的10点整到达。日本外务部终战联络事务局副局长白洲次郎将他们迎进阳光厅，里面吉田茂外务大臣、松本烝治国务大臣，还有外务省特约翻译长谷川元吉已在等候。
这天的会谈双方都有会议记录留存。以下是美方的记录。

惠特尼将军背向太阳坐下。日方代表坐在对面，明亮的阳光洒进房间。随员们面向日方代表坐在惠特尼将军的两边。
惠特尼将军先发制人地开口，以制止日方提出讨论2月8日提出的松本案（宪法改订纲要），为了加重语气他吐字清晰地开始说：
“几天前，你们提出的方案，最高司令官不能接受这份非自由、非民主主义的文件。但是，最高司令官充分理解日本人民过去经历了不公正的专制统治，需要加以保护，因此热切希望有一部自由的具有启发性的宪法。这里，我们带来了根据日本局势要求，能够满足各基本原则，经过最高司令官批准的文件，受命将此递交给你们。”
于是惠特尼命令把草案文件递交日方，复印件第6号交给了吉田茂外务大臣，第7号交给了松本烝治国务大臣，第8号交给了长谷川，第9号到第20号交给了白洲次郎。为了让他们充分阅读，我们四人离席到户外庭院去了。
日本方面是打算听取对于松本案的意见的，他们为此有备而来，这番话冲击非同一般。
听了惠特尼将军的这番话，日本方面的代表明显感到茫然。吉田外相脸上并不掩饰地表现出震惊和担忧的神色。这时气氛戏剧化般地紧张起来。
凯蒂斯上校对还没退烧的惠特尼将军的身体感到担忧，但日本方面没人注意到这些。
10点10分，我们和惠特尼将军走出房间来到洒满阳光的庭院。正好一架美国军用机飞过上空。15分钟后白洲次郎来到我们这里，惠特尼将军以平静的语调和他说：“我们在享受着太阳的能量呢”。
10点40分，白洲次郎被叫回去参加二位大臣的会议。几分钟后，通知说准备好了，我们就再回到房间去。

松本国务大臣后来向宪法调查会递交的报告中写出了自己当时的反应：
“究竟写了些什么，急忙打开一看，首先前言就是奇妙的内容。然后天皇是象征，symbol这样的词也用上了。宪法这样的东西，写得像文学作品，让人大跌眼镜。而且，国会只是一院制。其次，关于国民的权利这部分内容，写了很多细致的规定，其中最令人吃惊的是，土地及其资源归属国有，只是规定要支付适当的补偿，这最让人震惊了。”
“围绕这些问题，非常吃惊，一直盯着看了约20分钟，这实在不行。这样的玩意儿今天立即答复是不可能了，因此商量着只有带回去探讨，正好他们回到座位上来。”
“玩意儿”一词，很好地反映了松本的鄙视和不满心理。
美方记录：

惠特尼回到座位上，回答了各种问题，并且对日本方面作了决定性的发言：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了解，最高司令官正受到其他国家越来越强烈的压力，要把天皇作为战犯进行调查，他十分坚定地想保护天皇。至今为止也是这么做了，因为这么做是符合正义的，今后也会尽力而为吧。但是，即便是最高司令官，他也并非万能。”
“而且，最高司令官相信，如果能够接受这一新宪法的条款，事实上天皇也就安泰了。”
“最高司令官要求你们将这个宪法草案向你们的政府和党提出来，这个草案受到最高司令官完全的支持，他指示我转达，希望你们将此向国民公布。”
“最高司令官并非强求你们。但是，最高司令官认为，这个草案中所提示的各项原则，应该向国民公开。最高司令官希望由你们自己来公布，如果你们不能办到的话，最高司令官将自己来公布。”

美日之间的这次会议，也讨论了一些具体问题，如一院制等，但整个会谈时间不长，无法深入和展开。惠特尼的最后要求是：“宪法问题在预定的4月10日大选之前应尽早向国民公开。”
11点10分，惠特尼一行离开外务省官邸。

天皇“圣断”

盟军的宪法草案太出人意料，从外务大臣官邸返回的松本即刻就向币原首相作了汇报。
但他们对当时的国际局势和盟总所面临的压力并不了解，商谈的结果是，对松本案再进行书面说明希望占领当局加以考虑。
松本甚至认为自己还有能力说服盟总，于是就起草了长篇大论的说明文件。
这个题为“宪法改订案补充说明”的文件，于18日提交给了盟总民政局，但被民政局“没有再商量的余地”一口拒绝，并通告他：“20日为止给出答复，不然总司令部就自行发表。”
不知是自发还是受命，在此之前的15日，担任联络工作的终战联络事务局副局长白洲次郎给惠特尼写了 ，试图说明松本草案和盟军草案其实是一致的：“松本博士年轻时代曾是名社会主义者，今天内心里也是自由主义者。对于具有这样资质的松本，接到你们的草案感到非常震惊。但是我认为你们的草案目的，和他的目的，在精神上是一致的。而你们选择的是美国式的直线，他选择的是曲折回旋，非常狭窄的、符合日本状况的道路。你们的道路是飞行跑道，他的道路是吉普车道吧。”
好一个“吉普车道”的比喻！
惠特尼当然明白白洲次郎的意思。对日本方面没有看清局势而一味强调国情，他实在有点着急，因此在次日的回信中表示：“这个问题没有必要也不允许再拖延了，当从外部另行强制推出一部别的宪法时，最高司令官想尽量能够给予保持的传统和机构（指天皇制）也就付诸东流了。” 惠特尼还强调了事情的紧迫： 日本国民应早日凭着这部宪法，以自己的意志向世界宣言建设和平国家，维护天皇制，把天皇从强硬派的虎口中拯救出来……
币原首相在19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阁僚们同样大吃一惊，都觉得不能接受强加的宪法草案。
意见分歧太大，币原只能请求盟总宽限两天再正式答复。
22日，麦克阿瑟在接受币原代表日本政府的正式答复时，详细说明了宪法草案为何要规定天皇象征性存在和放弃战争两个条款的初衷，并表示：“我等是诚心诚意地为日本着想。自从拜会了天皇，我就希望如何使天皇得以安泰。但是，我接到了在华盛顿的远东咨询委员会的讨论报告，那实在是些令人不愉快的内容……”
对麦克阿瑟的说明，币原自然不敢反驳。
几乎在麦币见面的同时，松本国务大臣与惠特尼也进行了会谈，松本还提出了各种条件：
盟军草案中提出根据人民发出的建议 ，但大日本帝国宪法第73条规定，除了天皇提出建议，不得 。
放弃战争的内容是否能不放在前言部分？
根据我国国情，有必要实行参、众两院制。
惠特尼几乎拒绝了大部分内容，只认可了两院制。
与盟总的磋商几无进展，无计可施的币原只好带着吉田和楢桥一起到皇居拜见天皇，报告了事情经过。
意外的是，裕仁天皇毫不犹豫地告诉币原要进行彻底的改革，即便触及天皇自身，剥夺了全部政治权力，也要全面给予支持。
这也就意味着，天皇作出了“圣断”：全面接受盟军的宪法草案。

谢谢鼓励！争取多发。

芦田修正”

4月17日，日本政府完成了从宪法修改纲要到正式法律文本的定稿，日文草案和英译本正式发表。
6月20日，第九十届日本议会众议院正式开始审议宪法草案。
为确保草案顺利通过，麦克阿瑟于次日就宪法修改审议发表长篇声明，呼吁日本国民意识到，现在正面临着日本历史上一个真正重大的时刻，并且提出了“议会审议三原则”：
——必须对新宪法的规定给予充分的时间和机会进行审议。
——宪法改订要保证与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完全具有法的承继关系。
——采用新宪法必须是日本国民自由意志的体现。
众议院中设置了宪法修改案特别委员会，并且分成几个小组，各小组负责人都由议员芦田均选任。
芦田均曾是职业外交官，1932年因反对军部操纵外交而辞职回国竞选成为帝国议员，并逐步树立起和平主义政治家的形象。日本战败后，其个人威信进一步提高，被推举为宪法修改案特别委员会负责人。
议会审议中最大的修改，是第九条放弃战争的条款。在盟军宪法草案中这一条原来是第八条，经日本政府整理，改为第九条。
第九条第一项，芦田均主持的修改委员会插入了“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第二项，插入了“为达到前项目的”，这就是所谓的“芦田修正”。
为什么作这样的修改？
“我担心第九条第二项按照原样，结果剥夺了我国的防卫能力。即使这么认为，判断大概无论什么形式，盟总也没有承认保持武力的意向，于是在第二项提议加上了‘为达到前项目的’这样的修改，而未做更多的陈述。”
“修改的用语确实有欠明了，但含蓄地提出修改，加入了‘为达到前项目的’，使得原来无条件不持有武力，变为在一定前提下不持有武力。明确了日本并非无条件放弃武力。”芦田均后来回答宪法调查会询问时答道。
说的明确点，芦田希望通过这样的修改，为以后“弃战条款”的解释留下余地，为日本拥有自卫权奠定宪法依据。后来的事实表明，芦田的这一修正很有远见。
出乎意料的是，“芦田修正”得到了盟总的认可。
凯蒂斯回忆：“记得在7月末，芦田均就修改放弃战争条款的问题一个人来我这里进行商谈。他提出要加入‘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和‘为达到前项目的’这样的内容。文字本身严谨，但多少感到有点儿暧昧。我们甚至也谈起了去除‘麦克阿瑟手令’中放弃战争这一条。我感到这与个人享有人权这一本质相同的是，国家也有权利保卫自己。
“因此，我自行承担责任，答复他OK。而芦田均还问，是否要和惠特尼、麦克阿瑟再商量一下，我回答他说，不会有问题的。
“后来从别人那儿听说，哈希和匹克要去和惠特尼确认这个问题，我对此颇感不快，也没和他们一起去。
“他们问（麦克阿瑟）将军‘这个修改，日本就有可能持有“自卫的军队”，怎么考虑？’。将军反问道：‘这又怎样？你们不认为这是个好建议？’。”
其实麦克阿瑟也持有同样的意见，认为第九条不妨碍为本国安全采取必要的措施。麦克阿瑟后来在回忆录中也谈到：“第九条只是针对外国的侵略”。
但公众包括日本政府高官的理解开始时并不是这样。芦田均提出修改案之前的6月28日，已接任首相的吉田茂在第二轮辩论中进行的答辩就作过说明：
“由国家的正当防卫权产生的战争，虽然说正当，政府认为因此予以承认是有害的。近年发生的战争，大多数都是以国家防卫为由进行的战争，这是明显的事实。因此这正是承认了正当防卫而结果诱发战争的缘由。所以认为承认正当防卫本身就是有害的。”
当时的报纸按照这一答辩所做的解释，都报道称战争放弃条款即否认自卫权。
众议院的修改，共有十一个项目，经过这一阶段，条款文字也从较为夹生的翻译文变成了更地道的日语。8月24日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草案，转到贵族院审议。
贵族院在为时一个多月的审议中也作出了几处修改。但与众议院自己提出修改不同，贵族院的修改是基于盟军方面的要求进行的。
事情起因于远东委员会。中国代表提出要加上内阁成员必须是文职的条文。主张因为修改了战争放弃条款，如果产生自卫权的话，就有武官担任内阁成员的可能了。
这一意见受到加拿大代表可林芝的赞同，而鲍顿博士也站出来说明，他本来就竭力主张日本政府成员应该文官化。
英国代表圣索姆、加拿大代表帕塔松、澳大利亚代表普利姆索尔都支持这一主张。
9月25日，远东委员会会议作出了确认文职条款问题的政策决定，美国陆军部副部长佩塔森不得不向麦克阿瑟发电，告知这一要求。麦克阿瑟答复说：已向日本政府提出，第15条加入保障成年人普选，第66条加入首相和国务大臣的文职化。麦克阿瑟还要华盛顿方面保证此后不再提出任何修改问题，以避免对接下去的审议制造困难。
实际上，就在远东委员会作出决定的前一天即9月24日，已听闻此事的麦克阿瑟命令惠特尼将军由凯蒂斯上校陪同拜访已出任首相的吉田茂，正式提出两项要求：
一是在第15条加入“保障成年人的普选”的内容。
二是在第66条加入“内阁总理大臣和国务大臣必须是文职人员”的内容。
前者没有什么问题，对于后者，日本方面认为已经放弃战争不再存在军队，再规定阁员必须文职似乎多此一举了。惠特尼把远东委员会的情况做了说明，日方只能相当勉强地加上了“文职人员”的规定。
到此时为止，宪法草案的背后推手是盟军总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贵族院的宪法改订案特别委员会在9月28日开会专门说明了这些盟军方面提出的要求。
因为这一 案在贵族院通过以后，又返回众议院审议，于10月7日得到通过，并最终得到了天皇最高咨询机构枢密院的正式会议认可。
至此，一部完整的日本国宪法在形式上走完了立法程序。
之所以说只是在形式上，是因为远东委员会此时又节外生枝，提出对宪法案还不能作出最后承认。当时有成员国代表怀疑日本国会通过的宪法是否符合波茨坦公告的要求，即是否反映了“日本国民表达的自由意志”。提出这种怀疑的真实意图是要追究美国人直接参与 的责任，让美国难堪。
这自然是给美国政府出了一道难题。按照远东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对重大问题的表决，四大国有一票否决权，如果真有人行使这一权利，将使盟军最高司令部和日本政府都陷入困境。
幸亏美国人有强大的斡旋能力，经过一番折冲樽俎的远交近攻，10月17日远东委员会做出一项政策决定：“为了有机会对日本国民运用宪法的情况重新具有考察的机会，委员会决定，在宪法实施不早于一年、不晚于两年期间内，就新宪法实施情况必须经国会再作检讨。”
也就是说，日本宪法虽已走完法定程序，但现在还不能马上实施，必须等一年后两年内国会重新讨论是否具备实施条件再确定。不过对麦克阿瑟来说，这一决定也算是最不坏的结果了，他担心的是启动一票否决机制，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
而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新宪法在1947年5月3日即得以正式施行。

第四章 复苏

经历中途下台挫折的吉田茂首相，凭借过人的勇气和远见，采取适合当时国情的政策措施，加上不期而遇的运气，让日本初步恢复了被战争摧毁的经济，为战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天上掉下的馅饼”

当了几个月外交大臣的吉田茂，在日本战败的最初阶段为天皇和本国政府尽心尽力地与盟军总部斡旋沟通，也算起到了不小作用。大选在即，对自己今后的去向，吉田似乎并未作过多考虑，毕竟已68岁，解甲归田、安享晚年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他没想到，此时，正有一个天大的馅饼等着他去接。
1946年4月10日，日本举行了战败后的首次议会大选。超过3000多名候选人争夺议会446个席位。有近3700多万男女选民投票，有效投票率73%；选举过程平稳、正常，没有发生混乱现象。
选举的结果是：自由党141席，进步党94席，社会党93席，协同党14席，共产党5席，自由党获胜，为议会第一大党。当选的议员中，新面孔占了80%。
日本自由党成立于战后的1945年11月，总裁是鸠山一郎，三木武吉任总务会长，河野一郎为干事长。
依照规定，新内阁应由议会第一大党组织。也就是说，内阁首相一职必须由自由党总裁鸠山出任，由他筹备组阁。
但盟军总部对鸠山一郎却不待见，在其组阁前以他在战时出版的《世界之面貌》一书中曾吹捧过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为理由，发出了开除鸠山公职的整肃令。整肃令是盟军占领日本伊始就开展的一项工作。1946年1月公布的“整肃令”规定：对一切好战的极端国家主义团体必须解散，一切利用地位和观点积极从事军国主义或极端国家主义的行为与宣传的人，必须受到整肃，不准担任公职。
整肃令使旧日本帝国的各级领导层几乎都在劫难逃，人数多达21万左右。如此一来，日本统治集团几乎全军覆没。但这一举措却让一些战前默默无闻的政界新人，有机会脱颖而出进入政界。像当时年仅28岁，既无家族背景、又无政治资历的田中角荣，第一次竞选便当上国会议员，从而使他后来有机会出任首相一职。
不能出任首相的鸠山有些不知所措。党内群雄并立却并无接替总裁职务的合适人选，没有总裁就无法组阁，这样一来政权就将旁落。思来想去，鸠山觉得吉田茂是接任自由党总裁的最好人选。
吉田是鸠山战时反东条英机的同志，两人虽出身不同，性格秉性差异很大，但共同的反战经历让他们惺惺相惜、志趣相投，彼此过从甚密。因此，当鸠山着手组建自由党时，吉田本人虽无参加党派的兴趣，却还是积极地替鸠山出谋划策，贡献不小。
所以，无论是个人关系还是政治观念，吉田都是鸠山看好的最佳接任人选。
不料吉田以自己对政党活动不感兴趣，在内政方面也缺乏知识和经验为借口，百般推托坚辞不就。鸠山请出众多人士游说吉田，都没有效果，最后搬出吉田的老上级币原喜重郎，吉田才勉强同意与鸠山见面一谈。
两人见面后，吉田直截了当地向鸠山提出了就任自由党总裁的三项条件：
1、我既没有钱，也不能给党弄钱；
2、关于阁僚的人选，请你不要干涉；
3、我如果感到厌倦，可以随时放弃。
没想到，鸠山对这些条件满口应允。
据鸠山事后说，除答应吉田的三个条件外，两人之间还有一项约定，即鸠山或自由党领袖中如果有谁要求吉田辞职的话，吉田必须辞去党总裁的职务。但口说无凭，后来吉田茂并未承认有此约定，从而为日后两人的龙虎之争埋下了祸根。
为了得到盟军方面的支持，吉田随即向麦帅通告了自己接受邀请的情况，麦帅当即答复：“盟军总部无异议。祝您好运！”
但老谋深算的吉田竟在组阁过程中先与盟军总部打了一场“心理战”，显示出他所具有的政治家的勇气和狡黠。
当时日本社会最严重和迫切的问题是粮食。战后，日本丧失了海外殖民地，粮食的主要来源被彻底断绝；1945年日本又遭台风袭击，洪水泛滥，秋季大米产量仅3600万石，为正常年份的60%。而在最近的一年内，海外军队和“开拓民”纷纷被遣返回国，人数多达600多万，极大地增加了粮食供应负担。社会上风传将有1OOO万人饿死。
此时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北海道地区已断炊70多天，东京地区也断粮20多天。皇宫前的群众示威请愿活动连续不断，部分民众甚至冲进了皇宫御膳房寻找食物。
吉田茂认为要解决当前的粮食危机，必须依靠美国的援助，别无它策。而麦帅和盟军总部的态度，是能否获得美国粮食援助的关键所在。
因此，在社会状况极度混乱的情况下，币原内阁于1946年4月22日总辞职后，吉田迟迟不宣布新内阁组建完成，日本政治生活出现了权力真空。这使麦帅和盟军总部高度紧张。
这正是吉田茂所需要的。他要等麦帅有明确的态度以后再宣布组阁。
果然，第六天夜里，麦帅终于无法再容忍这种无政府状态延续下去。他紧急召见吉田茂，向他表示：“我担任盟军最高统帅期间，保证不让一个日本人饿死。”
精明的吉田茂见好就收。1946年5月22日，第一届吉田内阁成立，而美国粮食也在6月份以后源源不断地运至日本。
68岁的吉田茂，登上了以往从未想过的总理大臣宝座。促使吉田下决心接替鸠山出任首相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当时他的“日本虽败于战争但要胜于外交”的信念。多年的外交官经历和亲英美的外交思想，是他确信自己可以成功的资本。
吉田茂1878年出生在东京，生父竹内纲是明治初期自由民权运动的领袖人物。明治时代，日本社会在家族制度方面仍实行长子继承制，除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常常过继给他人做养子。吉田茂自幼就过继给横滨一带有名的大贸易商吉田健三郎做养子，生活在钟鸣鼎食的富豪之家。9岁时，养父暴病而亡，给他留下了约50万日元的遗产。这在当时的日本社会称得上是笔巨额财产了，成为他一生贵族式奢华生活的物质基础。
1906年，吉田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毕业后，考入外务省。随后，他选择了被年轻外交官视为仕途上“羊肠小道”的中国大陆历练任职，长期辗转于中国奉天、天津、济南等地，积累了较丰富的中国事务经验，成为日本外交界知名的“中国通”。
吉田身材矮小、貌不惊人，但性格坚毅、才智极高，年轻时同著名亲英美派代表人物牧野伸显之女雪子结婚。牧野伸显是明治维新三杰之一大久保利通的次子，是日本政界的元老级人物。牧野的亲英美政治观，对吉田茂外交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1945年初，吉田联络一些反军部人士从事反战活动，被军部作为危险人物而进行严密监视。日本特高课派人打入吉田家中充当女佣和书童，监视他的一举一动。4月15日吉田被宪兵队逮捕，拘押审讯。为摆脱牢狱之灾，吉田向军部承认自己“由于缺乏考虑，诽谤了军部，实在不应该”。
40天后，吉田出狱回家，回到了他在东京南部的大矶别墅休养。当时他认为自己的仕途生涯结束了，今后将在这里作为一名默默无闻的退休外交官而聊度余生。“祸兮福所倚”，他未料到这段短暂的狱中经历，日后却成为他获得美国信赖的政治资本。
吉田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曾幽默地说，短暂的入狱经历对我来说不过是到别墅去度了一个假期而已。正是托去了别墅的福，我当上了总理大臣。去别墅也证明我是自由主义者，是反军部，麦克阿瑟也就很放心地重用我了。
现在，这位个子矮小的退休老头被推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等待他的是光明前程还是万丈深渊？

第三章制宪“芦田修正”一节前还有一节“远东委员会的愤怒和妥协”，不知何原因，发了几次发不出，不过还好，基本不影响阅读。

中途下台

常言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吉田在首相位子上胼手砥足、竭尽全力，却仍然没能避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结局。
第一届吉田内阁筹建之时，日本共产党领导的工运组织就在吉田官邸举行过静坐抗议活动，明确表达了反对吉田组阁的政治态度。
吉田上任后，日本工人运动如燎原之势，大规模工运此起彼伏，席卷全国。
到1946年底，工运已不单单是经济问题，而明显地成为政治斗争，发展到要求打倒吉田内阁。
12月17日，日本第91届临时国会接近尾声之际，皇宫前广场上召开了有50万人参加的倒阁国民大会。示威人群包围了国会大厦，要求吉田内阁辞职。议会内社会党领袖片山哲提议：“宪法已经制定，吉田内阁已完成历史使命，必须按照全体国民的意志建立新的政权。”吉田内阁内外交困，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吉田试图通过改组内阁，以同进步党和社会党合作组建联合内阁的方式，度过眼前的政府危机。
1947年1月13日，吉田同社会党书记长西尾和进步党领导人平野，在外相官邸进行了彻夜长谈，但因三方差距太大，谈判未取得共识。
15日，全日本产业别劳动组合会议（“产别”）、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总同盟”）等组织，联合建立起全国劳动组合共同斗争委员会（“全斗”），决定声援日本另一主要工会组织——“共斗”（全官公厅劳动组合扩大共同斗争委员会）提出的“二·一罢工”的号召，预计将有600万有组织的工人参加2月1日这次全国性的统一斗争。如果这次罢工运动能顺利举行，不仅会成为日本工运史上第一次罢工，而且在世界工运史也将成为创纪录的工运创举。从这一天开始，东京等大城市工人游行连绵不断，全国到处红旗飘扬，歌声回荡，日本社会仿佛已进入革命的前夜。
一直静观时局变化的盟军总部这时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1月25日，盟总劳动科长柯恩警告“全斗”代表：恐怕大家在进行总罢工前，占领军就会采取行动，把你们的领导人关进监狱。判断罢工是否违反占领政策的不是各位，而是麦克阿瑟将军。
然而“共斗”方面并未理会盟军总部的警告。日共领袖野坂参三向“全斗”领导人分析形势时认为：“美国占领军绝对不会镇压总罢工，其原因是：一、霍奇中将在南朝鲜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在世界上遭到了谴责；二、除南朝鲜外，在占领地区没有镇压罢工的先例；三、麦克阿瑟的占领政策不成功，美国国内已有责难之声。”
日共方面甚至已拟好了新内阁成员名单，首相松治一郎、内相德田球一、外相野坂参三、农相伊藤律等，准备接替吉田内阁。
但麦克阿瑟并未像野坂分析的那样保持沉默。1月30日，麦帅召见“共斗”领袖，命令他们立即停止总罢工，6小时内向全国各地下达停止罢工命令，并通知驻日美军进入戒备状态。“共斗”委员长伊井弥四郎态度强硬地予以拒绝：禁止罢工的是总司令部，麦克阿瑟将军你自己下令好了。
军人出身的麦克阿瑟被激怒了。1月31日下午2点30分，麦帅亲自通过NHK广播电台，向日本全国发表广播演说：“根据赋予我的盟国最高司令权力，我告诉那些为进行这次总罢工而联合起来的工会的工人领袖，我决不允许在日本现在的贫困衰弱的条件下采取这样一种致命的社会斗争手段。因此，我命令他们停止推进这种行动……”
当晚，“共斗”委员长伊井被两名全副武装的美国宪兵押解到盟军总部。麦克阿瑟严厉地命令伊井：“你，立即到广播电台下令停止罢工！如果不发表广播，马上逮捕你……”随即，美国宪兵将伊井推上吉普车押至NHK广播大楼。
21点20分，伊井被迫面对麦克风下达了停止罢工的命令：麦克阿瑟最高司令禁止我们举行二·一总罢工……。我通过广播号召各个工会尽全力采取万全之策，极力防止明天举行总罢工。……
一场即将爆发的危机终于被麦克阿瑟强力制止。获知消息，吉田茂心中的石头落了地，以为政府危机已经过去。
但麦帅和盟军总部却认为，日本社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目前虽然暂时压服下去，但工人的不满情绪并没有消除，作为盟军总部代理人的吉田政府显然难辞其咎。吉田内阁的浓厚保守色彩，已成为日本国民痛恨的对象，其软弱无能完全显露出来，既无法制止通货膨胀，又酿成如此重大的社会运动，无法胜任占领政策推行者的任务。因此，走马换将势在必然。
为此，麦克阿瑟要求吉田提前举行大选。1947年4月25日，战后日本第二次大选结果揭晓：社会党获143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吉田的自由党获131个议席，民主党获124个议席，共产党获2个议席。
按照规定，自由党未能在议会里取得多数席位，无法进行组阁。
就这样，壮志未酬的吉田茂担任首相不到一年即被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赶下了台。

巩固政权

第二次组阁的吉田，面临着比他第一次担任首相时更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各种矛盾。这一时期，盟军总部对日本内部事务的干涉程度也达到了顶峰；麦克阿瑟本人同来自华盛顿方面的命令也时有冲突；吉田政府要同议会内拥有多数席位的在野党相抗衡；盟军总部内部民政局和经济科学局之间矛盾重重；吉田同民政局长惠特尼关系不睦。
对于吉田来说，若想长久地把持政权，不再沦为在野派，须在短期内摆脱少数党内阁的难堪处境，争取在议会内占据绝对多数席位。因此，吉田想通过尽快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的方式，来达到确立多数党内阁的目的。这样做会有风险，但为了稳定有效地执政，只能赌上一把，别无选择。
按照新宪法规定，议会如果通过了对首相的不信任案，则要么首相辞职，要么首相解散众议院。
在野党和社会各界在察觉到吉田欲解散众议院的意图后，都表现出坚决反对的态度。
1948年11月10日，《每日新闻》以“众议院万万不可解散!尾崎翁提出强硬意见”为题，发表了在日本社会有“护宪之神”美誉的尾崎行雄批评吉田茂的意见：“众议院选出的首相不顾国会的反对坚持解散众议院，实无异于仆人驱逐主人，为违反民主主义的恶劣先例。”
傲慢的吉田对尾崎的批评未予理睬，坚持认为，根据《日本国宪法》第7条的规定，内阁在任何时候都有权解散众议院。
盟军总部觉得吉田有点过分。当天民政局卡凯蒂斯上校在会见吉田内阁法制局长佐藤达夫时称：“尾崎毕竟是尾崎，这样的人今天还活着，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解散众议院这件事，内阁不能不顾国会的意见独断专行。”
两三天后，社会党领袖片山哲和民主党总务会长苫米地向外界证实，他们拜访过盟军总部民政局官员，盟军总部认为除非在议会通过不信任案时方可解散众议院。
在这样的情况下，吉田也派人赴盟军总部进行活动，命人将政府对宪法的解释写成英文说明书呈送给盟军总部，吉田本人也求见麦帅寻求支持。
另一方面，12月4日，为了表明自己坚定不移的决心，吉田在第四届国会发表施政演说，再次强调了解散国会的必要：
上月15日我在演说中已经提过，现任内阁是在芦田内阁总辞职后本人被提名为首相而组成的少数党内阁。在选举内阁首相时，选我出任的票数为180票，空白票却有200余票……我认为，应立即解散众议院，重新进行大选，才能看出国民对我们的信任程度。
也许是吉田的请求说动了麦帅，后来盟军方面态度有了明显的松动，指示日本各党进行“合谋解散”，盟军总部国会科长威廉斯亲自到国会议事堂众议院议长办公室，召见各党领袖商定议会解散的方案。
12月23日，战后第三届国会通过对吉田内阁的不信任案，当天夜里吉田便宣布解散众议院。这是战后日本在新宪法实行后的首次解散众议院。
1949年初，日本举行新一届国会大选。吉田决定要充分利用这次大选的机会，一举确立多数而稳定的保守政权。
吉田先用了一招“借刀杀人”计：利用麦帅和盟军总部的整肃令，打击主要竞争者。社会党左派领袖、参议院副议长松本治一郎成了吉田开刀的对象。
吉田在1949年元旦这一天给麦克阿瑟寄送了一份信函：

亲爱的元帅阁下：
参议院副议长松本治一郎，在东条内阁时期的1942年4月举行的总选举时，是所谓的“推荐修补”人之一。理所当然，他应适用于两年前的自动整肃条例……
“松本氏是社会党的重要成员，同时，他一贯强烈地反对天皇制。基于上述事实，政府对他实行追放整肃或许会被视为怀有政治动机。而实际上，全然不是如此。我的政府完全是出于法律的动机，因为对所有的人这项决定都是适用的，相信会得到阁下的认可。

对吉田将自己的政敌列为整肃对象的做法，聪明的麦帅没有点破，只是以口头命令的形式，让惠特尼告诉吉田茂，在即将到来的大选结束之前不得采取实质性行动。
大选投票结束的1月23日当天，吉田就迫不及待地公布了对包括松本在内的10多名政界人士实行整肃。
民主自由党在大选中推出的竞选口号和策略也大获成功。他们在竞选中提出取消统制经济、实行减税政策，得到了中小企业主和农民的欢迎。特别是农地改革后出现的新自耕农，他们要求社会政治稳定，以维护既得利益。他们的政治态度倾向民自党，选票自然流入了民自党候选人的票箱。从这时起，农村的广大新自耕农成为日本保守政党的稳定票源。
民自党还充分地利用战败国民众的屈辱心态，刻意把党的领袖吉田茂渲染成一位敢于同占领军抗争的英雄，以满足选民的心理需要。
民自党一位候选人在一个小城市作了一次吉田与光牌香烟的演讲，赢得选民雷鸣般的掌声：
“吉田君经常去见麦克阿瑟将军。有一次麦帅递给吉田一支雪茄，可吉田君却说：‘不！我还是喜欢抽这个。说着不慌不忙地从和服的袖子里摸出一支香烟，是日本产的光牌烟。麦帅不再劝他抽雪茄了。麦帅也是很难对付的人。又有一次吉田君去占领军总司令部，麦帅又拿出香烟说：抽一支这个吧！吉田君仔细一看，是日本光牌香烟。”
这完全是民自党候选人杜撰出来的故事而已，但它却达到了将吉田茂宣传成一位敢和麦克阿瑟斗法的爱国者的目的。被占领国的国民自然崇拜爱国的政治家，而厌恶占领军的应声虫。
1月23日大选开票的结果是，民主自由党264票，民主党69票，社会党48票，共产党5票，其他各党及无党派总计50票。
对这一选举结果吉田茂自然非常满意，而盟军方面也给予了高度评价。麦帅在选举结束后第二天便发表声明说：“世界的民众无论在世界何地，都热心关注着日本这次秩序井然的选举，对选举的结果感到满意。这次选举是在亚洲历史上一个危急时刻，对政治上的保守观点给予了明确的、而且决定性的委任。”形势的变化，使麦帅改变了原先的立场，转而支持吉田为首的保守派政党执政。
民自党在众议院占据绝对多数议席，本来完全可以单独组阁，但吉田力排众议，坚持同犬养健领导的民主党联合组阁，以争取更广泛的基础。
吉田邀请犬养一同拜访麦帅，犬养欣然接受。麦克阿瑟对日本保守派政党的联合持积极的态度。会晤结束后，麦帅在电梯里握住犬养的手说：你们要努力和保守派携起手来！”
在麦克阿瑟的支持下，犬养不顾党内反对派的抵制，决定同吉田联合组阁，木村小左卫和稻垣平太郎入阁为僚，民主党由此而发生分裂。
1949年3月16日，第三届吉田内阁正式成立。从此开始，吉田保守政权连续执政至1954年12月方告结束。
接受第一次组阁时缺少亲信的教训，本届政府吉田安排了不少新人着力培养，希望能形成自己的班底。
许多年轻官僚，如大藏省次官池田勇人、运输省次官佐藤荣作、外务省次官冈崎胜男、劳动省次官吉武惠市、农林省次官儿玉茂太郎、建设院次官大桥武夫等30多名官僚，被吉田推荐为众议院候选人并顺利当选。这些受吉田悉心培养的年轻人，被称为吉田学校的学生，其中的优等生池田勇人，被任命为第三届吉田内阁的大藏大臣，成为吉田实施经济复兴国策的最得力助手。
有议会中的绝对多数议员强有力的支持，党内和政府又有众多亲信的鼎力相助，吉田迅速把握住了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天赐良机”，在复兴国内经济和对美媾和两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不但使战后日本经济得以复苏，而且还终结了占领时代，为日本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占领政策调整

1948年中国大陆的国共内战形势明朗化之前，美国在日本的占领政策基本上是以实施《波茨坦公告》各项原则为主要内容。这不但体现在盟军总部在日本推行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方面，而且也体现在执行对日索赔问题上。
战后最初两年，美国政府先后几次派出代表团，实地调查赔偿数额问题，提出了几个赔偿报告，条件都比较苛刻。
1947年4月，根据美国政府的决定，盟军总部将预定拆迁的生产设备的30%充作先期偿付，具体分配方案是：中国15%，菲律宾、荷兰（荷属东印度）、英国（缅甸、马来亚等）各5%。1948年1月，第一批拆迁设备装船运往中国。
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亚尔发表了题为“关于日本经济自立化”的讲话，宣称：“日本的非军事化和日本变成一个能够自立的国家之间，出现了难以避免的矛盾……对日占领政策的目标是，不仅使日本本身独立，而且要在日本建立起对今后在远东可能发生的新的 主义战争的威胁，能够充分完成其防御任务的强大而稳定的民主政治。”
显然，美国方面已经注意到了占领政策与其今后长远目标间的不一致。
2月，美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 乔治·凯南访日。此前凯南已提出了全面遏制苏联的政策建议并被杜鲁门总统采纳，因此，凯南访日后提出的报告也是基于遏制战略来考虑对日占领政策的调整：减少赔偿，适当援助，使日本经济尽快复兴，发挥其在亚洲的防御作用。
凯南的这一思想，对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转变具有决定性影响。1949年1月，新任国务卿艾奇逊直言宣称：日本是美国亚洲、太平洋防卫圈“沿岸岛屿链”中的“超级多米诺骨牌”。
为此，1949年5月，远东委员会美国代表麦科伊发表停止临时拆迁赔偿的声明，同时还取消了美国提出的按国分配方案。这是美国人以自己的利益需要为标准，单方面改变了盟国集体做出的事关亚洲各国国家利益的重大决定。
1948年1月至1949年9月，中国先后派出22船次，从日本运回3. 59万吨赔偿物资，价值2250美元，约占中国损失额的万分之三，此后一无所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联对德作战胜利后获得了100亿美元的赔偿。在参加对日作战后，将日本在中国东三省价值20亿美元的工厂、发电站设备及某些私人财产全部搬迁到苏联，并截留了在朝鲜、库页岛、千岛群岛将近20亿美元的物资，堪称收获甚丰。
第二届吉田内阁成立之际，正是美国单方面决定日本停止赔偿之时。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吉田自然乐享其成。
美国人以这样近乎专横独裁的方式，宣布日本停止赔偿，引起了盟国各方的不满，中国、英国、菲律宾等国纷纷发表谈话批评美国的对日政策。为了安抚各盟国，美国政府在对日媾和时确定了劳务赔偿原则，使日本战后赔偿问题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结束了。
随之而来的，是农地改革、解散财阀、教育改革等政策前紧后松的变化，占领政策的调整转向已十分明显。
“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人在战后日本问题上的政策变化，最直接地诠释了这条国际关系铁律。

“道奇路线”

从1948年年底开始，随着占领政策的转变，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直接介入日本经济复兴活动的措施。
12月18日，盟军总部受命以特别声明的形式，向日本政府发出了“稳定经济九原则”的指示。主要内容是：
1、预算达到综合平衡；
2、加强征税；
3、限制信用扩张；
4、稳定工资；
5、加强物价控制；
6、加强外汇管理；
7、加强资材分配；
8、增加国产原料与工业制品的生产；
9、改善征购粮食。
为贯彻“九原则”，吉田在第三届内阁第一次会议上要求：希望各省坚决节约不必要的开支，实现预算平衡。显然，一向倡导自由经济的吉田对“稳定经济九原则”持欢迎态度。
1949年2月1日，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陪同美国底特律银行董事长约瑟夫·道奇和6名经济专家访日。道奇的莅临标志着美国政府开始任用真正的经济行家来直接指导日本经济改革，对日政策的重点从政治转移到了经济领域。
道奇是美国财经、货币领域的著名经济学家。二战后曾出任美国驻德占领军军政部财政部长，主持了战后德国的货币改革，使战后德国经济发生了“几乎令人不可相信的变化”，从而声誉鹊起。
2月5日，道奇同吉田内阁大藏相大屋晋三首次会晤。
晤谈中道奇对大屋藏相直言相告：“本人这次是初次来日，事前和杜鲁门总统及其他美国政府首脑进行过充分商讨。从美国方面看来，日本还没有很好地利用给日本的援助物资。按理，日本政府把援助物资卖给国民以后，就应该很好地利用这笔款项，可是不知道日本方面把这笔款项搞到哪里去了。像这样，就是再给一些援助，对于制止通货膨胀也无济于事。”
“本人认为，要想重建日本经济，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使预算保持平衡。怎样才能使预算保持平衡呢？这只有不花，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当然，政府若没有足够的经费，不能推行各项工作，而国民也注定要跟着吃苦。不过，一个遭到这样惨败的国家的国民，不吃一些苦头，怎么能站得起来呢？如今对日本国民来说，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要勒紧裤带；而对当前的日本政府和占领军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勇于把这种生活强加给日本国民。”
“简单说来，就是大家要暂时抛开梦想，从最‘无情’的现实立场出发，从头做起。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日本政府的官员们发现，道奇的经济政策远比盟军总部经济科学局新政派官员的理念更符合日本的实际情况。当然，暂时遇到的困难也许更多更严重。
为了更好地配合道奇对日本经济的指导，吉田认为大藏大臣的人选是关键。“必须选派一位具有充分信心能同盟军部进行交涉的人物。因此，我没有费多大思索就想起了既有经验又精通统计、为人老成而又是大藏省出身的池田勇人。”多年后吉田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道。
3月1日，道奇同新上任的大藏相池田勇人举行了正式会谈。这位经验丰富的美国老银行家同眼前这位年轻的充满自信的日本政界新锐在改造日本经济问题上找到了共识。
道奇在会谈中对日本经济复兴谈了三点意见：
第一、日本的经济目前正站在价格补助费和美援物资这两条竹马的腿上。要想使日本经济真正脚踏实地，就必须把竹的腿砍掉。但是，要不先弄清它有多长，便无从下手。
第二、日本复兴金融金库自战后成立以来，已经投放了大量的资金，而今年大藏省所提出的预算案，又规定政府再向金库拨款400亿日元。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今天日本的经济已因通货膨胀而濒于崩溃，如果还要用投资的名义增加开支，那就是一种犯罪行为。现在已经到了关掉水龙头的紧要时刻了。
第三、你们在竞选中所作的减增所得税、废除营业税等承诺是根本错误的。一方面要关掉水龙头，另一方面要把多余的水抽上来，这是本人的两大方针，抽水就是征税。据说，外间把营业税叫做什么“恶税”，然而本人从未听说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有过什么“良税”。
上述三点，可以说是道奇改造日本经济、使之能够自立的所谓“道奇路线”的基本思想。
不过以盟军总部经济科学局局长麦卡特为首的新政派官员，对道奇和池田的默契配合颇为不满。由于道奇的出现，麦卡特等人自觉大权旁落，日本官员也不似从前那样顺从了，池田自然便成为他们报复的对象。麦卡特甚至故意将一封道奇回国后寄给池田的信函扣押不予转发，直到现在人们也不清楚道奇这封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概括来说，道奇的经济思想有三个要点：其一，生活只能靠增加生产才能改善，即人们不能进行超过自己生产水平的消费；其二，储蓄是发展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其三，一个国家的财政要平衡，国家的支出不能超过该国经济可能性。
道奇将自己的经济理论用于日本1949年度财政预算方案的编制上。此前，池田勇人已编制完成该年度的预算案。但道奇认为力度不够，尚不能达到实现经济自立的目的。因此，道奇本人亲手对预算案进行了一番脱胎换骨的修改，并将该方案呈送盟军总部，要求日本国会予以通过。
按照道奇编制的预算方案，这是一个岁入大于岁出的“超平衡预算方案”。他不仅要求一般会计、特别会计和政府机关财政收支保持绝对平衡，而且要留有1493亿日元的巨大结余。同1948年度预算案中有1419亿日元赤字相比，支出减少了2400多亿。
道奇预算案中坚决停止支付政府过去支出的各种补贴费，差价补贴费、损失补贴费等。当时日本政府为维持公定价，对生产者提供补贴，对出口物资实行价格补贴以使之能同外国产品竞争。
复兴金融金库等支出被道奇果断停止，防止资金流向社会。
所得税和营业税照收不误；铁路运费和邮资标准还分别提高了50%和60%。用宫泽喜一的话来说：“这简直是典型的压迫国民生活的预算，他取之于民的一文不少，用之于民的半文不出”。
从某种意义上讲，道奇改造日本经济的手术方案如一股强劲的旋风，要将日本经济中的泡沫彻底吹去。但吉田内阁的许多阁员和国会的执政党议员，对道奇所编制的超平衡预算方案极为不满，责难之声如潮涌来，大有在国会否决该预算案之势。
关键时刻，吉田利用自己的权威强力平息了内部争吵，使该方案在第五届国会上顺利通过。吉田知道，道奇预算方案与其说是道奇本人的方案，不如说是来自华盛顿的不可抗拒的指令。无谓的反抗是徒劳的，积极配合才是上策。
预算方案虽勉强通过，但日本政府内的不满情绪并没有完全消除。许多人将愤怒发泄到初入政坛的池田勇人身上，致使池田一度产生辞职不干的念头。
吉田不为形势所动，依然信任和重用池田。他只对池田人说了一句话：“不管怎样，干吧。”从这以后，吉田始终没改变这一态度。有关经济领域的事情完全交付给池田处理，从不干涉。
池田勇人对道奇和吉田在复兴经济过程中的作用，曾作过如下评论：“日本的经济所以能够在三年之内得到稳定，固然是道奇的卓越功绩，但在当时吉田先生如果摇摆不定，要是拥有绝对多数的民自党不行动起来，那么无论道奇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也肯定是没有成就的。现在想来，我认为吉田先生的见解的确高明。”
道奇方案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稳定政策。对战后残破的日本经济而言，犹如是对一位极度虚弱的病人施以猛药。其目的和愿望虽然美好，但过程却十分痛苦。
吉田确信实施道奇所制定的治疗方案，可以使日本经济走出黑夜，迎来黎明的曙光。因此，他成为道奇方案的最坚定支持者。
以缩减财政经费支出为理由，吉田茂对战后日渐庞大的政府机构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裁减，所减人数高达6万。
道奇方案的财政紧缩政策，造成银根奇缺、企业经营十分困难。一大批中小企业破产或倒闭，许多业主走投无路，不得不选择自杀或全家相约集体自杀。日本工矿生产从1949年4月起陷入停滞状态，进入8月份以后更是大幅度下降。
股票市场是一国经济现状的晴雨表。1949年9月到1950年3月间，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平均下跌50%，已有崩盘之兆。
所有这些都显示出道奇对日本经济所进行的“外科大手术”，出现了无法回避的术后反应，不但程度严重，而且涉及面很广。

“特需景气”

正当日本经济在饱受“术后反应”的痛苦折磨时，邻近的朝鲜半岛上突然爆发的一场战争，给日本人送来了雪片般的订单，日本经济借此度过了黎明前的黑夜。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方面凭借优势兵力长驱直入，攻下韩国的大片区域。美国以联合国军的名义介入战事，帮助韩国大举反攻。
由于在日本有距朝鲜战场最近的美国海军基地，因此美军向日本提出了范围广泛的战时物资和劳务需求，总称为“特需”。
特需主要包括美国军队直接向日本购买的军需品、武器修理、基地扩充建设工程、运往朝鲜半岛的救济物资、铁路运输、船只租赁等等。
战时物资种类十分广泛，有布料、汽车配件、煤炭、水泥、建筑钢材、有刺铁丝等等。另外，换防和休整的美军在日本的日常消费等，也都属于特需范畴。朝鲜战争停火后，韩国国内经济恢复所需的物资，也在日本订购，也属于特需的范围之内。美国驻日大使甚至说：“没有日本，朝鲜战争就打不下去。”
吉田政府充分地利用了这一机遇，一举扭转日本疲软的经济形势。许多日本中小企业也借机摆脱困境，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如松下幸之助创立的松下电器公司，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每月销售额仅几千万日元，6月以后销售明显好转，并终于有了盈余。这一年松下公司接到各类战争必需品的订单，包括干电池、蓄电池、通讯机、电灯泡等总额近4亿日元。
朝鲜战争特需一举将日本经济从谷底托起，民众的生活也随着经济的复苏而好转。此时的日本报纸刊出这样的标题新闻——“再见，竹笋式的生活”。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大为缓解，粮食限制政策终止，布票也宣布取消了。
特需几乎涉及所有的行业，合同额巨大且逐年增长。因为战争本身就是一场物资和金钱的消耗战，战争机器的运转完全是以金钱作为润滑动力的。
面对大量的需求，电力、钢铁、运输和煤炭工业感到力不从心，不得不增加厂房和设备的投入，引进国外技术，以满足需要。
为了振兴工业，吉田政府采取了鼓励资本积累的政策，使设备投资和技术投入成为可能。政府还利用国家基金，于1950年成立了日本出口银行，1951年又成立了日本开发银行。前者为促进出口提供经济援助，后者为重点工业中的厂房和设备提供低息资金。吉田在尽最大努力来推行日本的经济重建和发展。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金森久雄曾对“特需”与日本经济的关系做了这样的描述：“若是有了道奇方案而无朝鲜战争，或者是没有道奇方案而有朝鲜战争，不论哪一种情况下，日本经济都将陷入不可收拾的境地。所幸两者都发生了，从而产生了最优的‘组合’。”
朝鲜战争特需的出现，使日本的出口物资猛增，金额成倍增加。1950年日本出口额为92400万美元，而1949年仅为53600万美元。日本政府外汇储备迅猛增加，1949年底为2亿美元，1951年末增至9.42亿美元，到1952年11月又增至11.4亿美元。
从经济指标看，以1934～193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为100，则1950年为64.7，1951年为99. 0，1952年为110.6，1953年为119. 1。“特需”使日本经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
日本方面将1950～1953年间由朝鲜战争特需给日本经济所带来的繁荣，誉称为“特需景气”。日本经济学家则称其是“从天而降的大繁荣”。

“防卫力渐增策”

吉田茂是一位有国际视野的政治家，对自己国家所处的地位、阶段有着清醒认识。因而，在其治国方略中，首推经济中心主义国策，其他所有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政策，都必须为这一中心国策服务。为了保证经济中心主义国策的顺利实施，他在国防政策上可以说是非常固执地奉行“防卫力渐增策”，也称“轻武装论”。
固执到什么程度？固执到敢于阳奉阴违虚列防务经费，固执到将此作为日美媾和谈判中不可动摇的一条底线。
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克阿瑟指挥驻日美军直接入朝作战，日本列岛防务一时间陷入真空状态。7月8日美国代理国务卿杜勒斯建议麦克阿瑟重新武装日本。于是，麦帅紧急致函吉田茂：命令日本政府采取适当的措施，新设立7.5万人组成的警察预备队，并且为扩充海上保安厅的现有力量增加员额8000人。经费从日本赔款中开支，装备美式武器，由美国军事顾问指挥。
当时吉田正在箱根度假，当池田将这一消息告知他时，吉田认为这是加强警察力量的绝好机会，而且是用战争赔款，等于是用美国人的钱扩大日本警察队伍，因而异常欣喜，当即就命令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具体落实措施。
8月10日，吉田政府便雷厉风行地完成了警察预备队的组建工作，宣布正式成立警察预备队。吉田对警察预备队的性质作了这样的解释：他们不超出治安范围，不准备创造加入联合国军的条件，也不准备重整军备，其目的是维持国内治安。因此，它的性质不是军队。
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后，美国军方要求重新武装日本的呼声日渐增强。1948年年底，五角大楼就制定出重新武装日本的具体计划。驻日美军第八军司令艾克尔伯格直言不讳地说：“日本人可以建成世界上最便宜的步兵，不加以利用是愚蠢的。”当吉田奉命组建7.5万人的警察预备队时，艾克尔伯格认为数量太少，根本无法满足美国亚洲战略的要求。
朝鲜战场的形势发展日渐严峻时，美国方面要求日本增建10个师团，总计32.5万人的地面部队。这样做的目的，既是为了减轻美国方面的负担，也是为缓和美国国内舆论压力。因为美国人认为美国政府不应该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去保卫昔日敌人的安全，日本应有自己的防卫体制。麦克阿瑟更是从宪法的角度发表谈话：“（新宪法）并未否定日本的自卫权”，为日本重整军备提供宪法依据。
对于美国方面重整军备的要求，吉田采取的对策就是一切以日本的需要和能力为取舍标准，绝不盲从。
当时正是日美媾和谈判的关键期，为了应付美国特使杜勒斯访日时必将提出的日本重整军备问题，避免军备问题成为阻碍日美媾和的暗礁，吉田亲自召集一批值得信任的人士组成研讨对策小组，并经常在自己的目黑府邸开会，为吉田同杜勒斯进行交涉研究方案。
为美军提供海、空军基地，吉田及其阁僚对此并无异议，而且巴不得这样，一来日本可以暂时不必大规模重整军备，二来日本又可以免费乘坐美国的安全车，由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来担当保卫者，可以高枕无忧地发展经济。
但是，对于美国大规模重整军备的要求，吉田断然拒绝。
吉田认为重整军备尤其是重建现代化的军备，需要耗费大量资金，会严重阻碍日本经济复兴的进程。他说：考虑重整军备这件事本身，就是愚蠢透顶的事。“在当前的经济状况下，只要修建一条军舰就会打乱整个政府的财政。”
吉田创造性地提出了“轻武装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防卫力渐增策”。根据他的设想，实行防卫力渐增策可以缓解捉襟见肘的财政紧张状况，减轻对经济复兴的压力，又可以应付来自美国政府以及日本国内右翼政治势力的强烈要求。可以说这是缓和各方矛盾的最佳选择。
吉田采取防卫力渐增策的原因，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之外，还有两个因素也是他不敢轻视的。
其一，是日本国内民众对重整军备持强烈的反对态度。日本国民在狂热地投入到赌国运的战争后，突然发现不但亡夫丧子，就是这个自诩为“神国”的国家，在这场错误战争中也都输得血本无归。巨大的战争创伤，使日本国民从感情上讲无法接受重整军备的现实。吉田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其二，是亚洲邻国的强烈反对。吉田深知岛国日本自身资源贫乏，必须以贸易为立国之本，而亚洲邻国因与日本在经济上有阶段性的差距，日本的海外市场必须瞄准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各国。这些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受过日本侵略战争的蹂躏和破坏，反日情绪极为强烈。战争刚刚结束仅几年时间，日本就大规模重整军备，无疑是对这些亚洲弱小邻国的再次伤害。
后来的日美媾和谈判过程中，杜勒斯坚持认为：从当前国际局势来看，日本继续保持没有军备的状态，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的。因此，作为媾和条件，日本必须重整军备。
吉田意识到，单靠自己这样一位被占领国首脑，显然无法同杜勒斯相抗衡，必须借助美国驻日最高代表麦克阿瑟的影响力。当杜勒斯经朝鲜来日访问时，吉田立即先拜访麦帅，他说：杜勒斯先生从韩国来日本的时候，肯定会提及日本的重整军备问题。正如统帅您所知道的那样，日本不具备重整军备的条件，日本人非常贫穷。所以，杜勒斯先生如果提出日本的重整军备问题，日本只能拒绝。”对此，麦帅表示理解并答应帮助说服杜勒斯放弃重整军备的要求。
杜勒斯对吉田的抵制态度十分恼火，回国后，他对同僚说吉田“是一只懒得重整军备的老狐狸”。但即便如此，1951年9月签署的旧金山媾和条约还是体现了吉田的“轻武装论”要求，杜勒斯没能达到他的目的。
此外，日本政府在制定1952年度预算案时，美国政府强迫吉田内阁以“安全保障费用”的名义，列入560亿日元经费，用于扩充军备。吉田政府就在支出、使用这笔费用上大作手脚，迟用不用或很少动用，以延缓实际支出，直至1955年这笔费用才基本用完。这表明吉田政府虽表面上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并不是每令必从。
正是在吉田茂这种着眼日本现实的务实主义思想指导下，日本防务费支出始终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基本未对经济复兴造成负担。

还有，精彩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