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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发本书部分目录

真实的日本
——战后的崛起、失落和转型内幕

第一章 溃败

东京大轰炸
原子弹扔向广岛和长崎
无条件投降
满目疮痍
被饿死的法官
“潘潘”现象

第二章 占领

君临日本
未雨绸缪
受降
庇护天皇
五大改革
拯救
东京审判

第三章 制宪
争夺制宪权
宪法草案纷纷出笼
巧避远东委员会插手
麦克阿瑟手令
精英组成的起草组
天皇条款最先拟定
最重要的弃战条款
大功初成
日方的不满
天皇“圣断”
远东委员会的愤怒和退让
“芦田修正”

第四章 复苏
“天上掉下的馅饼”
实施“倾斜生产方式”
中途下台
东山再起
巩固政权
占领政策调整
“道奇路线”
“特需景气”
“防卫力渐增策”
缔结日美和约

有想看的吗？

第一章 溃 败


东京大轰炸

1945年3月9日深夜，东京，一片漆黑。
习惯了白天空袭的市民们都已安然入睡，谁也料想不到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步步逼近。
次日凌晨0︰15分，两架美军导航机到达东京上空，在预定目标区下町地区投下照明弹，接着投下燃烧弹，划出一个数十平方公里的区域，为后续飞机指示目标。随后334架B-29轰炸机以单机间隔方式依次进入投掷燃烧弹。
一串串M47燃烧弹如雨点般落下，并在距离地面30.5米的超低空解脱捆扎带，投射出成千上万根0.6米长的燃烧棒，这些燃烧棒一接触建筑物便发生爆炸，散发出黏胶似的团团火种，在东京东区遍地开花。很快，东京上空出现无数巨大的火球，这些火球汇聚成时速高达300多公里的火焰风暴，席卷地面，致使地表温度骤升上千度，瞬间吞噬从地面卷起的一切东西。
东京市区大多是木质结构房屋，左右相连，布局紧凑，高密度燃烧弹爆炸使火势迅速蔓延开来。
两个多小时内，美军投弹总量1667吨，共计38.13万枚燃烧弹。当B-29轰炸机投弹之际，空中指挥官鲍尔命令机组将自己的座机爬升至高空，仔细观察轰炸效果，收集可供日后分析评估的数据，同时通过无线电向司令官李梅将军汇报轰炸效果，称眼前的场景犹如长诗《神曲》中所描绘的“炼狱”。
日本人没有想到，这是大日本帝国崩溃的开始。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遭受重创，罗斯福总统随即向日本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新阶段。
作为报复手段，美国于次年开始多次轰炸日本本土，不过都因为战术不当而效果不佳。
1945年1月，柯蒂斯·李梅少将被任命为太平洋战区的美军第21轰炸机部队司令，负责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李梅是一位空战经验十分丰富的飞行员，前几年在欧洲战场战绩显赫，38岁就晋升为美国陆军航空兵最年轻的空军少将。
1945年2月23日至24日，美军首次对东京采取大规模燃烧弹攻势。当晚174架B-29轰炸机在东京抛下大量凝固汽油弹，把东京市区约2.56平方公里的地方彻底焚毁。
日本军事工业布局呈分散状态，主要是由散布在居民区的小作坊生产零部件和预制件，再送到大工厂进行组装。在欧洲取得显著成效的白天高空精确轰炸方法根本无法摧毁星罗棋布的日本小作坊，也就无法有效地打击日本军事工业。
23日对东京的成功轰炸坚定了李梅实施大规模夜间火攻的决心。
经进一步评估，李梅提出了一个新的战术。他决定在下次的任务中，拆除轰炸机上所有的枪炮炮塔以及弹药 ，减轻 B-29 的重量，以携带更多的燃烧弹，并在1500—2000米的低空展开夜间轰炸。东京的木结构房屋很容易燃烧并蔓延，而且深夜轰炸让日本人无法开展有效扑救。
李梅的目的是以轰炸引发大火来震撼日本国民，破坏散布在居民区的生产零部件和预制件的小作坊，从而彻底瘫痪日本军事工业。
1945年3月9日夜间，李梅派出334架B-29轰炸机从太平洋马利亚纳群岛出发，每架飞机携带六至八吨燃烧弹，燃烧面积可达6500平方米。
3月10日凌晨的轰炸，造成近8万多人死亡，近41平方公里的地方被焚毁。整个东京约有四分之一被夷为平地，其中18%是工业区，63%是商业区，其余是住宅区。计划中的22个工业目标全部摧毁，26万7千多幢建筑付之一炬，上百万人无家可归，10万人被烧伤或呛伤。
轰炸之后，日本政府花了25天的时间才将现场被烧焦的尸体清除完毕。
美军在空袭中有9架B-29被击落，5架负重伤并在海面迫降，其余飞机都顺利返回了基地。
不知道有意还是无意，李梅选定的3月10日是日本战时的“军人节”。1945年的这天，却成为8万多东京平民的“殉难日”。
火攻东京后不到30小时，317架B-29轰炸机又夜袭名古屋，使该市的飞机制造中心化成一团火焰。
13日，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也遭到了300架B-29的轰炸，使用了1700吨燃烧弹，约20.7平方公里的市区在3小时内焚毁。
16日，美军又轰炸神户，摧毁了日本造船中心。
挟东京大轰炸之余威，4、5、6三个月内，美军又大举空袭日本各大中小城市，使日本本土到处是断壁残垣、废墟焦土。
甚至连皇宫与宫殿也有一部分被焚烧，明治神宫毁于一旦。
美军的轰炸迫使许多东京市民逃离出城。李梅派飞机投下警告传单，通知下一步轰炸的目标，使他们更加恐惧。仅东京就有上百万人逃往农村，工厂工人的出勤率不到从前的一半。轰炸东京及其它城市使日本战时经济陷入瘫痪。
大轰炸给普通百姓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恐惧记忆。
当时14岁的星野弘半夜被剧烈的爆炸声惊醒，一激灵从床上蹦了起来，跑到一年前每家每户都开挖的防空洞里。
外面都是女人和孩子哭喊着寻找彼此的声音，但是大火烧得很快，根本没有找人的时间，地表被烤得滚烫，防空洞里呆不了，星野弘只能硬着头皮扎到火海里。
火海里都是人。星野弘想跑，但也不知道哪里才是能活下去的方向。
借着风势，一团一团的火球来回横扫逃生的人们。不幸被火舌舔到的人群，往往喊都来不及喊，集体倒下，然后像大段木头一样继续自行燃烧。
附近有个小公园，这成为人们首选的逃生场所，星野弘被挤到人流中，几乎是双脚腾空被人群挤着往前走。
在走到一条岔路口时，因为一条路相对较宽，更多人选择了那边。星野弘选择了窄路。结果宽路一侧属于顺风口，挤在一起的人很快被烈焰包裹，转瞬成为燃料，化作更庞大的火球去侵蚀其他未烧着的地方。
逃到一座桥边时，没来得及上桥的星野弘眼睁睁看着两个方向的人流卡死在桥上，然后火球顺着人群的方向剧烈燃烧，整个桥面成了几千人的焚尸场。
桥下的河面都是漂浮的死尸，因为高温，有些甚至掉入水中仍在燃烧着。
对于如何度过那一夜，星野弘后来失去了画面记忆，烟雾让他愈发难以睁开眼睛，开始还有眼泪流出来，后来只是疼痛地干涩，他无法再睁开眼睛。
惨叫和哭喊，灼热的风，双脚踩在人体上的异样的触感，是星野弘关于那个夜晚后来的记忆……

原子弹扔向广岛和长崎

美军对日本本土的大轰炸虽取得了很好的现场效果，但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似乎并未受多大影响，太平洋战场上日军的抵抗依然勇猛顽强。
1945年4月，美军发动冲绳战役，经82天激战，占领冲绳。但此役美军伤亡7万余人，26艘战舰被击沉，164艘军舰包括美国王牌航空母舰企业号受重创。在此前后的塞班岛战役和硫磺岛战役也使美军官兵死伤数千。
而东京方面，日本军方制定了“在日本决战”的方针，决心利用手上的几百万军队，以“宁为玉碎”精神，鏖战数年，打出个体面的结局。
这使得美军不得不对日军的抵抗能力和己方可能的伤亡重新进行评估。评估结果显示：占领日本本土，预计美军方面伤亡将在100万人以上。显然这是美国人难以承受的。
此时的美国总统已经是杜鲁门。
领导美国人对日宣战的罗斯福总统在这年4月12日突然去世，按照美国宪法，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接任总统职位。
杜鲁门应该算是个福帅。
在他接掌美国帅印之时，罗斯福已为他奠定了二战获胜的大局：外交上，美、英、苏、中战略同盟已相当稳固。经济上，“罗斯福新政”成就显著，加上战时需求的猛增，美国国内经济一片红火。军事上，德国法西斯大势已去，意大利墨索里尼正在作最后的挣扎，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争中开始节节败退，战场逐渐向其本土靠近。
更重要的是，罗斯福为他留下了一件一招制敌的秘密武器：原子弹。
研制原子弹的动议来自于大名鼎鼎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38年8月，爱因斯坦发现纳粹德国正在研制原子弹，就写信建议罗斯福总统也开始这一工作。
1941年12月6日，美国正式制定了代号为“曼哈顿”的绝密计划。 罗斯福总统赋予这一计划以“高于一切行动的特别优先权”。
先后有15万人参与了这一庞大的杀人武器计划，不过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据说只有12个人才知道真正的目的。这样的好处是能确保机密不被泄露，敌人无法获取相关的情报。
在美国国防部的直接领导下，整个研制工作基本顺风顺水。
1942年12月2日，在科学家恩利克·费米的指导下，芝加哥大学建成世界上第一个实验型原子反应堆，成功地进行可控的链式反应。
1943年春科学家奥本海默领导的制造原子弹的工作，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实验室开始。到1945年4月杜鲁门接任总统时，他第一次得知有一个如此宏大的计划并且即将完工。
三个月后的7月12日，一颗实验性原子弹开始最后装配。
7月15日凌晨5点30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西南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的一片沙漠地带爆炸试验成功。25日，在太平洋的比基尼环礁，原子弹实弹引爆成功。
此时杜鲁门总统正在为攻占日本本土需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而苦恼，原子弹的试爆成功让他多了一项以最小代价获得胜利的选择。
使人叹息的是，日本人又自投罗网地给杜鲁门送上一个最后下决心选择原子弹的理由：日本政府在7月28日拒绝接受美、英、中敦促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波茨坦公告》对日本提出了什么要求？
进入1945年年中的二战形势已呈现出一边倒格局：意大利墨索里尼4月28日被游击队处死并暴尸米兰广场示众；希特勒于4月30日因战败而自杀身亡，盟军部队占领德国；日本军队在东南亚、中国连遭重创、颓势明显。同盟国取得完全胜利可以说指日可待。
在这样的形势下，1945年7月17日，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在柏林西郊的波茨坦举行二次大战期间的第三次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研究战后德国的重建和赔偿问题，顺便作出了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这篇由美国起草，英国、中国同意的公告是7月26日发布的，全名是《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公告共13条，主要内容有：
——盟国将予日本以最后打击，直至停止抵抗；
——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
——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日本投降后，其主权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由盟国指定的岛屿；
——军队完全解除武装；
——战犯交付审判；
——日本政府必须尊重人权，保障宗教、言论和思想自由；
——不得保有可供重新武装作战的工业，但容许保持其经济所需和能偿付货物赔款之工业，准其获得原料和资源，参加国际贸易；
——在上述目的达到、成立和平责任政府后，盟国占领军立即撤退。
对这样近乎苛刻的投降条件，日本政府自然不能答应。
既然日本人不见棺材不落泪，杜鲁门就不再犹豫，决定按照原定计划，对日本使用原子弹 。
预先考虑的轰炸地点是京都、东京、新泻、广岛、小仓，为保险起见，后来又列入了长崎。
京都是日本的文化古都，出于战后对日本统治的政治需要被排除出轰炸名单；东京此前受到过多次轰炸，不容易评定原子弹效果；新潟是日本重要的铝制品生产基地，但距离过远；小仓是日本九州的重要工业基地，但投掷当天气象条件不佳。经过筛选，最后美军把核攻击目标选定为广岛和长崎。
广岛，当时是一座陆军之城，是日本本土防卫军第二军的司令部所在地，也是中国(日本地名，相当于中部地区)军管区所在地。在广岛市南面的宇品港，所有前往中国、朝鲜、东南亚、南洋诸岛的日本陆军均从这里起航。广岛附近还有著名的吴海军基地，拥有日本第一流的海军造船厂。长崎则是日本工业特别是造船业的重要基地。
1945年8月6日早晨8时整，3架B-29美机又从高空进入广岛上空。这时很多广岛市民并未进入防空洞，而是在仰望美机。在此以前，B-29已连续数天飞临日本领空进行训练，但这一次的3架飞机中，有一架已经装上了一颗5吨重的原子弹。此时正奉命来轰炸广岛。
8点14分17秒，装载着原子弹的B-29轰炸机视准仪对准广岛一座桥的正中时，自动投弹装置被启动了。60秒钟后，原子弹从打开的舱门落入空中。这时飞机作了一个155°的转弯，俯冲下来，一瞬间，飞行高度下降了300多米。这样做是为了尽量远离爆炸地点。45秒钟后，原子弹在离地600米空中爆炸，立即发出令人眼花目眩的强烈的白色闪光，广岛市中心上空随即发生震耳欲聋的大爆炸。顷刻之间，城市突然卷起巨大的蘑菇状烟云，接着便竖起几百根火柱，广岛市马上沦为焦热的火海。
原子弹爆炸产生的6千多度高温，把一切都化为灰烬。处在爆心极点内的人和物，刹那间灰飞烟灭。冲击波形成的强大力量，几乎把周边数公里内所有的建筑物摧毁殆尽。离中心远一点的地方，可以看到被烧毁的男人和女人及儿童的残骸。更远一些的地方，有些人虽侥幸还活着，但不是被严重烧伤，就是双目被烧成两个窟窿。在16公里以外的地方，人们仍然可以感到闷热的气流。爆炸点方圆14平方公里内有6万幢房屋被摧毁，25万人口的广岛市被炸死5万多，受伤9万多。
如此恐怖的后果并未使日本立即同意接受波茨坦公告最后通牒。他们竭力掩盖广岛事实真相，对外宣称是有一枚陨石坠落在广岛市造成了严重损失。
8月9日上午11时30分，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长崎全城27万人，当日便死去6万余人。

无条件投降

美国向长崎投掷第二颗原子弹的当天即8月9日零点，苏联宣布对日开战，百万大军出兵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面猛烈进攻。
这就形成了南北夹击、东西合围的局面。
形势全面危急，日本人这一下真的慌了！
这天下午，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召开内阁会议，外务大臣东乡报告了苏联参战及原子弹爆炸后各方面的反映，并提出日本应立即投降的主张。东乡的建议遭到陆军大臣阿南惟几等人的强烈反对。铃木征询各大臣是否应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结果六人赞成，三人反对，五人没有表态。
铃木无可奈何地说：“内阁既然不能决定，只好上奏天皇了”。
随后的御前会议仍旧在皇宫防空洞中举行，天皇裕仁来到会议室。
铃木先让书记官朗读《波茨坦公告》，然后宣读他拟好的提案：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1945年7月26日由美国、英国、中国政府，以及后来由苏联政府签字的在波茨坦发表的联合公告中所列举的条款，但应取得如下谅解，即上述公告并不含任何有损于陛下作为至高统治者之特权的要求。”
东乡外相紧接着说明提案理由：“对日本来说，接受《波茨坦公告》虽不体面，但在目前情况下不得不接受。再加上原子弹出现，苏联又对我宣战，时局急变，对方更加强硬。”他停顿了一下，又说：“此时此刻，只能提出一条，就是维护天皇制度。只要天皇保存，我大和民族就有复兴之日。”
他刚说完，阿南惟几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等人马上表示反对，争议又起。铃木摆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把目光转向了天皇。
天皇裕仁一直默默地听着众人的辩论，这时他轻声地说道：“这几天一直尽听有取胜的自信的话，但计划和实践并不一致。就目前的样子，要对付盟国军队，看来没有胜利的希望……”他把手一挥，表示赞同东乡的提案：“此时只有作这样的决定了……”
第二天，美国政府获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讯息，在征询英、苏、中三方意见后，发表了一道对日文告：“自投降之时起，日本天皇必须听命于美国最高司令官……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身表示之意愿确定之。”
两天后，美国飞机在东京上空撒下了载有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电文和同盟国文告的日语传单。政府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随即在日本民众中传开。
8月14日，天皇再次召开御前会议。会上，陆相阿南等人声泪俱下，要求天皇再作计议：同盟国复照对保护天皇制度措辞不明，恳请天皇准予再提出照会。如同盟国不允许保护天皇制度，那只有继续战争，死里求生。
然而，会场上一片沉默。
见多数人都没有态度，裕仁天皇叹了口气，沉着脸说道：“我研究了日本和世界形势，认为继续战争一无是处，徒然坚持造成破坏……简而言之，我认为，盟国的答复是可以接受的……”并当即下令起草接受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准备录音后第二天播出。
没有想到，这天晚上，主战派的一伙少壮侍卫军官闯入皇宫，四处搜寻，意欲劫走天皇广播诏书的录音带，阻止向全国广播，并企图发动政变，改变投降决定。
警卫部队很快镇压了这次叛乱，主战派头子陆相阿南惟几在他的官邸剖腹自杀。
昭和25年即1945年8月15日正午12时，全日本停止了一切活动，几乎所有人都守在收音机旁，听着十分熟悉的播音员和田信贤的声音：“下面即将播送重要广播，请全国听众起立。”
除了天皇本人，日本全国人人肃立，神情庄重。
“天皇陛下将发布诏书，我们受命转播他的玉音”。
在国歌《君之代》音乐过后，昭和天皇高而尖的声音响起：

朕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为采取非常之措置，收拾时局，兹告尔等忠良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共同宣言……

玉音放送完毕，老百姓虽不能完全理解天皇宣读的骈四俪六的诏书文字，但他们都明白了一件事：日本战败了！
同一天，杜鲁门总统宣布停止敌对行动，放假两天进行庆祝：“整个东半球都为战争的胜利结束而欢欣鼓舞”。
杜鲁门还在这天任命麦克阿瑟为驻日盟军总司令，把受降和占领的任务交给了麦克阿瑟。得到消息后，麦克阿瑟立即致电杜鲁门：“我对您如此慷慨地给予我的信任深表感谢。”

满目疮痍

盟军对日本本土的大轰炸既摧毁了日本军工企业，也给平民造成灾难性后果。包括广岛和长崎在内的66个主要城市被严重炸毁，破坏了这些城市总计40%的地区，至少大约30%的人无家可归。
在首都东京，65%的住宅被摧毁。日本第二、第三大城市大阪和名古屋，摧毁的面积分别是57%和89%。
第一支到达日本的美国先遣队，尤其是那些经历了从横滨到东京的几个小时旅程的队员，对沿途随处可见的城市废墟，无一例外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个进入东京的外国记者拉塞尔·布莱思斯报道说，“所有的一切都被夷为平地……只有孤零零的一些建筑矗立在平地上——公共澡堂的烟囱、厚重的仓库，偶尔还有铁门紧锁的低矮建筑”。拉塞尔用照相机和摄影机记录下这片被占领土地上满目的残破城市街景，传达给万里之外的美国观众。
然而，即使是置身于这些大面积毁坏的城市中，仍然可以明显看出盟军选择性轰炸的精准。比如首都大片贫穷的民宅、小店铺以及工厂被摧毁了，但是相当数量的富人区住宅却保留了下来，以备占领军的大批军官们居住。东京的金融区，大部分完整无损，将很快成为占领军总指挥麦克阿瑟的总部所在地。奇怪的是，战争末期驻扎了大多数帝国军事机构的建筑没被炸毁，而且全国的铁路也能够大致正常地行车，包括电力和供水在内的绝大多数设施，仍然运转正常。
关于伤亡人数，战后似乎没有给出一个权威的统计数据。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可能至少270万军人和平民死于战争，大略相当于日本1941年7400万人口总数的3%到4%。另有数百万人受伤、患病或严重营养不良。1945年，接近450万的复员士兵被认定为伤病，最终大约有30万人领到了伤残抚恤金。
至于财产损失，盟军对日本本土的海战和空袭，毁灭了日本整个国家大约1/4的财富。其中包括4/5的船只，1/3的机器设备，1/4的运输工具和机动车辆。农村的生活水平降到了大体相当于战前水平的65%，城镇生活水平则降到了35%。

首次在天涯连载，可能会出差错，请各位见谅！

被饿死的法官

战争末期，由于美军对日本城市的轰炸以及海上运输被美军控制，日本国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1941年开始的粮食配给制度已经难以维持，不仅经常出现拖延时间配给或配给欠缺的现象，而且数量也在减少，导致死人事件频发，出现了震惊社会的“小平连续杀人事件”、“片冈仁左卫门一家灭门事件”、“帝国银行事件”等。
1945-1946年，在东京发生连续强奸杀害年轻女性的案件，罪犯小平义雄曾作为海军士兵在中国有强奸妇女的前科，战争结束后利用粮食或就业等借口将年轻女性引诱到偏僻处强奸后杀害，受害者多达10人，1947年法庭将他处以死刑。
1946年3月16日，歌舞伎演员片冈仁左卫门一家五口均遭惨杀，凶手是寄居其家的剧团编剧饭利名，其动机是因配给的粮食被克扣而常常吃不饱，而且写的剧本也经常遭到片的训斥，积恨成仇而下毒手。
1948年1月，一位装扮成东京都卫生课职员、医学博士的男人进入东京帝国银行椎名町支店，声称附近流行痢疾，让16名银行职员饮用带有毒药的预防药，结果毒死14人，抢走现金17万元日元和1. 7万日元的支票。警方根据名片逮捕了57岁的画家平泽贞通，1955年判决其死刑。开始本人拒不认罪，其后承认，但很快翻供，不断上诉，直到1987年死在狱中。
战争结束时日本军队仍然储藏了大量军需物资。1945年8月14日，铃木贯太郎内阁决定在盟军进驻之前秘密处理这些物资，约有1/3的物资流入民间，从而形成了庞大的几乎是公开的黑市。因政府配给严重不足，绝大多数人需要在黑市购买必需品，也有的将自己收藏的古董等在黑市上出售以获得生活必需品，甚至战后第一任首相东久迩稔彦下台后因脱离皇籍而为生活所迫曾一度在黑市上摆摊。
因黑市价格过高，市民们纷纷到农村购买粮食或在城市空地甚至屋顶上种植蔬菜。粮食危机如此严重，以至于945年10月政府主管物资的大藏大臣发表谈话说：“现状如果继续下去，来年度饿死、病死将达到1000万人。”
由于交通工具严重不足，破损的列车上严重超员，事故时常发生。1945年11月2、3日，有100多万东京市民涌到附近农村购买食物。1947年2月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满载购物人群的列车在高丽川站附近倾覆，造成147人死亡。
对政府来说，已经制定出台了《粮食统制法》，禁止粮食自由交易，因而理论上说黑市是非法的。但事实上，真的不到黑市购买粮食，生存都有问题。“山口法官饿死事件”就成为一个引起社会广泛共鸣的社会问题。
东京地方法院有一名34岁的法官叫山口良忠，他对劝他买黑市粮充饥的妻子说：“虽然《粮食统制法》并非良法，但它是国家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权宜之计。而一旦作为成文法，每个国民都应该绝对服从。我作为一名法官，几乎每天都要对违反《粮食统制法》的人作出有罪判决，如果自己阳奉阴违，岂不亵渎了法律的威严！我宁愿被饿死，也绝不会吃一粒从黑市买来的粮食。”
1947年10月11日，山口良忠被饿死，消息传出，举国哗然。人们在他的日记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话：“自己平时对苏格拉底即使知道不是良法但为了守法也果断服刑的精神甚为佩服。今天，对于法治国家的国民来说，这种精神尤其需要。自己虽成不了苏格拉底，但在《粮食统制法》下，仍欣然准备饿死，并要为反对黑市而死去。自己每天的生活就是走向死神的行动。我愿以我之死，换日本之法治，保永久之和平。”

第二章 占领


傲慢的麦克阿瑟成为占领军的统帅。他主持了世界瞩目的受降仪式，庇护天皇免受战争罪犯的追究，给予妇女参政权，支持开展农地改革，并运送粮食救济饥荒的民众，是相当多日本人心目中的救星。

君临日本

1945年8月30日下午2时许，美军“巴丹”号运输机徐徐降落在横滨附近的厚木机场。机舱门一开，麦克阿瑟就以最适合摄影的姿势站到舷梯上：头戴飞行员深色太阳镜，手里拿着玉米穗烟斗，脸上挂着征服者的傲慢，配上他挺拔魁梧的军人身材，潇洒而威严。他在舱门口站了足足半分钟，供预先安排好的摄影师们拍照。
此时的厚木机场天空湛蓝，远处点缀着朵朵白云，像有点害羞的小姑娘不敢靠近这位从万里之遥的墨尔本飞来的客人。
跟随麦克阿瑟走下飞机的一众将校军官装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些军人都没有佩戴武器。
为了显示自信和友善，在飞机降落前麦克阿瑟特意吩咐同机的属下：“伙计们，不要带枪！”
这样的要求在那个特定的场合实在让人捏了把汗。要知道，整个厚木机场只有150名美军警卫部队，两天前先期到达厚木周边地区的的美军也只有4000人，而这一带的日本军队就有30万之众，更别说使人闻风丧胆的神风特工队大本营就在附近。前几天，还有日本飞行员开着飞机撒下传单，号召民众继续抵抗，“打下麦克阿瑟的飞机”。
但这正可以看出麦克阿瑟的性格特征：冷静而理智，胆大而富有冒险精神，自负甚至有点狂妄，有时候热衷表现。
麦克阿瑟是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才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盟军驻日本司令的。
说来也是幸运，杜鲁门对这个西太平洋战区总指挥并不喜欢。一则是政见不同，杜鲁门是民主党人，而麦克阿瑟更多的倾向于共和党；二则麦克阿瑟素有桀骜不驯的传闻，把治理一个有着七千多万人口的国家交给这自以为是的家伙，自然很让人当心日后能否指挥得动。所以，任命文件在他的桌上放了好几天，找来找去找不到比麦氏更合适的人选后，杜鲁门才勉为其难地将这一重要岗位给了麦克阿瑟。
不过以麦克阿瑟的资历和能力来说，担任这一职位是理所应当的。看看他的履历，一般人确实无法挑出什么不该任命的理由：
出生：1880年1月26日，将军之子。
学历：西点军校毕业，成绩排名第一。
经历：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了数十枚勋章奖章；军衔从士兵开始晋升尉官校官将官，最后成为美军仅有的几名五星上将之一；曾出任陆军参谋长和西点军校校长；1944年被罗斯福总统任命为西南太平洋战区总指挥，收复了菲律宾等东南亚日占地区，取得了硫磺岛战役、冲绳战役等诸多战役的胜利，为打败日本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此时开始，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成为二战盟国占领军在日本的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变成了麦帅。
“巴丹”号运输机从冲绳基地起飞后的三个多小时航程中，麦帅有将近一个小时在过道里不停的踱步，考虑着进驻日本后占领军的施政方针。
首先应该摧毁日本的军事力量。
要建立有代表性的政府。
给予妇女选举权。
要释放政治犯。要废除政治压制。
要鼓励自由经济。
……
当麦帅把自己的设想告诉随行的军官时，大家都表现出一种反应不过来的表情。也是，连日本的土地都还没有踏上去，能不能安全地进驻都不知道，现在大谈占领政策是乎早了点吧？
麦帅看着大家的表情，神秘而自负地笑了笑，并不多作解释。
麦帅自负的性格或许是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形成的。在他看来，战争中的情况千变万化，指挥官的决定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也无法按照上面的部署机械执行，只能随机应变临机处断。因此，在他日后的占领行动和朝鲜战争中，仍然不时出现自行其是的现象，以致最后被罢官撤职，让他一生辉煌的军事生涯留下永远的遗憾。
所以，当飞机略过日本标志性的富士山时，麦克阿瑟会出人意料地提出让大家都卸下随身佩戴的武器，赤手空拳踏入日本国土，哪怕随员们都睁着惊愕的眼睛表示不解。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自负性格者往往是能力很强的人。像麦克阿瑟这样身经百战、屡受生死考验的职业军人，其每一个决策都不是草率作出的。让大家赤手空拳进入战败国，既是一着险棋，也是一着妙棋。麦克阿瑟的意图是让日本人看到美军的勇气和大度，使其心悦诚服地配合他的占领行动。
英国刚卸任的前首相丘吉尔看到这条新闻时，不由地发出赞叹：“这是整个战争中最果敢的一幕”。
在机场负责迎接和安保的是日本情报系统负责人有末精三将军。东久迩首相交代任务时曾明确告诉他：接待工作出了岔子，就直接自杀谢罪！命令如山，有末可是不敢马虎。
先是召集神风特工队的成员们训话，告知无条件投降是天皇的命令，盟军司令部的要员们即将降落厚木机场，任何人不得轻举妄动。接着又把停在厚木机场的300架飞机全部拆掉螺旋桨，使之成为一堆废铁。为了保险起见，机场出口到横滨的公路上，安排了三万名武装士兵，保护美军不受袭击。
有末在机场为麦克阿瑟一行准备了不算丰盛但已十分难得的午餐。当服务员端着托盘分发橙汁时，在一边的盟军安保负责人赫夫上校急忙冲上去制止分发，自己先端上一杯一饮而尽，众目睽睽之下示意大家看他有何反应。有末精三见此情形也端起一杯一口喝干，还把手中的杯子倒过来甩了甩表示自己也喝完了，然后微笑着请大家放心饮用和就餐。
美军将校们见此情景都哈哈大笑，怀着轻松满意的心情开始就餐。餐后又开心地拍照留念。
喝足吃饱该出发了，可出来一看，让他们大感失望。日方提供给他们的是一支破旧车队，50辆车大部分居然是烧煤的！开道车是一辆年久失修的红色消防车，给麦帅坐的大概是皇宫或哪位财阀的座驾，虽系老爷车但总算是美国产的林肯牌。
机场距目的地横滨只29公里，本来最多花费半个小时，结果却用了整整两个小时。那辆消防车差不多每十分钟就抛锚一次，其它车子也不时发生故障，车队走走停停蜗牛一样前行。
道路两边满眼的废墟对这些久经沙场的将士们并不新鲜，让他们称奇的，是道路两旁每间隔2米就有一名荷枪的日本士兵背朝车队担任警戒。3万名士兵只要有一个人心怀歹意，麦克阿瑟或别的美军官兵就有可能遭遇不测。
但事实是，车队顺利地到达目的地。
第二天早上的经历让麦克阿瑟发出了他自己也没想到的一道命令——盟军司令部占领期间共2185条命令中的第一号——禁止占领军征用本地食品。美军官兵只能食用从美国运来的食物，而不得与日本民众争抢粮食。
事情由一个鸡蛋引起。麦帅早餐时想吃煎蛋，但这座在当地属最高档酒店的厨房里居然找不到鸡蛋，派出士兵到市区寻找，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这种情形让麦帅很清楚地意识到抵达日本后面临的首要问题：食物短缺。所以他即刻发布了这道异乎寻常的命令。

未雨绸缪

麦帅在飞机上向部下们提出了进驻日本后的初步设想，虽然其中有他自己的一些考虑，但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华盛顿的命令。
就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不久的1942年8月，美国国务院就设置了远东组这样一个小规模的机构，集中了当时美国远东问题第一权威、克拉克大学教授乔治・布莱克斯利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鲍顿博士，斯坦福大学副教授马斯兰德博士，驻日大使格鲁的私人秘书菲力等9名远东和日本问题的专家。其中布莱克斯利教授是一战后美国国际政治活动家，新学科“国际关系学”的创始人，鲍顿博士是日本史专家，曾在东京大学学习，是著名的知日派学者。成立这个小组的目的就是从各个方面研究美国对日本战后的处理问题。
此时距前一年12月上旬的珍珠港事件还不到一年，战争趋势远未明朗，但罗斯福总统却已在考虑战后的对日政策问题。
早在日美战争爆发的同时，罗斯福就指示国务院以无条件投降为前提，制定对敌国的战后处理方案。其后国务院将此列为特别调查部的工作。但是仅仅是国务院官僚而没有专家，实际工作推进迟缓。无论如何专家的知识必不可少，于是另外组织了工作班子，这就是远东组。
远东组成员不仅是日本问题的专家，而且也有很强的亲日倾向。只要需要，美国政府会想方设法调集相应的人才，并不十分介意个人的倾向性问题。这和日本当时驱逐亲英美派人才，甚至禁止进行敌对方语言的英语教育形成了鲜明对比。
布莱克斯利等专家们从日本为何走上军国主义着手进行分析，对天皇制、军事组织及其背景、教育制度、土地制度、财阀、宗教、思想等各个方面着手进行调查，并提出了方方面面的相关文稿文件。
到1943年夏为止，这个工作组提出了大量研究报告。这些报告不仅设计了占领日本的框架，还包括对日本从各角度进行的研究分析，被称为“T系列”文件。
由布莱克斯利起草于1943年7月、编号为T357的《对日战后应予适用的一般原则》这篇研究报告，可以清楚地看到波茨坦公告的雏形和后来麦克阿瑟宪法草案内容的来源。
报告提出，对日和解的条件是，无论日本军事占领的满洲，还是日本已作为其领土的朝鲜和台湾，应当“以国家和民族自决的原则”为基础决定其是否独立；关于日本的军事力量，则将“必须防止日本重新成为国际和平的障碍”作为绝对的原则，并要采取“废除日本的军备”、“限制日本的重工业”等等措施。
报告强调，为了满足这些条件，在政治经济方面，不得不采取相当严厉的手段，但“不应使日本国民陷入无法繁荣发展的困境”。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将给予其利用世界天然资源和参与平等贸易的机会”。这样的建议让人很容易感受到起草者发自内心的人道主义色彩。
报告还涉及到了关于言论自由、宪法修订、教育改革以及文明国家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并提出战后政策的最终目的是，“在国际组织有效的防御体制之下，（使日本）作为平等世界大家庭的一员得到复兴。”
一份编号为T354的《对战后日本经济的考察》报告中，对战后日本经济改革方向作出了出色的预见：
“为了日本经济的安定必须实现国内改革。土地制度和小农经济是日本长年以来的积弊。日本国内也意识到土地改革的必要。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工业能够吸收农村的过剩人口。关于产业部门，必须将支配和占有产业、贸易达七成的四大财阀为主的财阀制度加以解体。”
后来的盟军占领政策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这份报告的思想痕迹。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作为远东组核心人物的鲍顿博士。后面的叙述中我们还会谈到，他将在战后日本的占领政策中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鲍顿的博士论文是在东京帝国大学完成的。在日本的几年中，他结交了一批日本朋友，还携带妻子四处旅游，对日本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回美国后，鲍顿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日本学，继续其日本问题研究，逐渐成为知名的“知日派”。
在远东组，鲍顿对日本明治宪法关于内阁和军部分别向天皇负责的规定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制度原因，因而，在其1943年10月撰写的T381号《日本——战后的政治问题》报告中，主张 。修改的重点是：
1、 强化内阁，抑制军部；
2、 强化议会；
3、天皇制的存续和改革；
4、 报道的自由和权利典章（尊重基本人权）。
这些内容，后来在麦克阿瑟宪法草案中得到了体现。
随着二战局势的变化，胜负的天平越来越倾向于盟军方面。美国国务院的远东组也变身为远东局。
1944年春，以T系列文件为基础，经完善和补充，形成了更加具体和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C系列文件。
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就是在那时的研究报告基础上整理补充而成的。
1944年下半年，日本战败更趋明显。罗斯福总统于12月决定由国务院、陆军、海军三个部门组成协调委员会作为战争结束前后的政策协调机构。衔接前后阶段并扮演重要角色的，是日美开战时的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格鲁1932年赴任日本，1941年美日开战时被日方遣返美国，是一位资深知日派。
格鲁回国后以国务卿特别助理身份在全美各地巡回演讲，一年中就举行了250场。但在当时美国国内“把日本从地球上抹去”、“把日本打回到农业社会”等口号盛行的社会氛围下，他的演讲却不断遭到媒体评论家们的尖锐批判，被视为“利敌行为”。这自然使其感到窘困和尴尬。
格鲁的运气比较好。这年底赫尔国务卿病倒，随着原副国务卿斯特蒂纽斯继任国务卿后，国务院人事进行的大规模变动，格鲁升任为副国务卿。格鲁充分利用人事权，将知日派纷纷调入国务院。格鲁将原驻日大使馆的部下拜兰坦因任命为远东局局长，将以前的驻日大使馆同事道曼任命为国务院、陆军、海军三部门协调委员会的负责人。
同时，在国务卿斯特蒂纽斯为创设联合国而在各国奔走期间，1945年4～6月格鲁利用代理国务卿的机会，以知日派布莱克斯利、鲍顿的工作为基础，加强了对日政策研究，格鲁的思想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1945年6月11日，在C系列文件基础上，这批知日派专家完成了前面提及的“对日初期方针”的SWNCC150号文件。8月28日，经批准的这份150号文件送到了即将出发赴东京受降的麦克阿瑟手中。所以才有了麦帅在“巴丹”号专机上向他的部属讲述占领政策的一幕。
还有一项决策在当时称得上是一个颇有远见之举，那就是在战事尚开始不久的1942年举办了占领军干部培训班。
1942年5月陆军部在佛吉尼亚大学设立了陆军军政学院，开始进行占领军军政干部的教育培训。考虑到广大的占领地区需要培养更庞大的干部队伍，对于占领日本后的军政事物，预计需要三千军官和九千民间干部，为此从1944年起，以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等为主都设置了民事干部培训所，将大学的副教授级别的人才培养成民政干部。
如此未雨绸缪地政策设计和人才培养，为战后对日本的改造奠定了制度和组织基础。

不好意思啊，昨天有点忙，没能及时更新，抱歉！

受降

浴血奋战获得的胜利要向世界宣布，让人民分享。盟军决定在9月2日举行受降仪式。
早上八点三十，乐声奏起，同盟国代表团抵达“密苏里”号巡洋舰，各国代表色彩斑斓五光十色的军服，再加上绚目的勋章绶带，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英语、汉语、法语、俄语，莺歌燕语南腔北调，甲板上顿时成为有声有色的外交场所，记者们忙得不亦乐乎。
“密苏里”是美国海军的第四艘依阿华级战列舰，是刚下水一年的新军舰。舰身长270多米，高度超过20层，排水量近六万吨。设计和武器装备系统都比较先进。受降签字仪式，全世界瞩目，还要让同盟国的官员现场参加。如果所用战舰太老旧，美国人也没面子。再就是举行受降仪式需要一定的空间，计划有200多人参加受降仪式，甲板的面积不能太小。而“密苏里号”作为新军舰，甲板正好比较开阔，能够满足仪式需求。当然，这里面也考虑了安全性问题。当时的东京到处是日本军队，即便是日本政府也无法保证那些极端分子不会在投降仪式上闹事，而在军舰上就能很好地控制参加对象和周边环境。同时，在军舰上举行受降式，更是突出了海军的作用和影响。对日作战，损失最严重的是海军，功劳最大的也是海军，但占领军的最高统帅、主持受降仪式的麦克阿瑟却是陆军。在军舰上举行这一举世瞩目的仪式，无形中是对海军的补偿和褒奖。
奇怪的是，“密苏里”号上的所有美军官兵，上至五星上将，下至普通水兵，虽说军装簇新，却都是制式衬衫的军便装，不系领带不佩勋章，全然不是出席正式场合的常服或礼服，原来美军决定，以此形式表达对日军的轻蔑。
八时五十分，麦克阿瑟乘坐“布坎南”号驱逐舰从横滨赶来，海军五星上将、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前迎接，两人谈笑着从主甲板拾级而上，步入将领休息舱。
激动人心的场面即将到来。即便像麦克阿瑟这样经历过许多大事件的人都无法克制，以至于他竟然在舰长舱的卫生间里剧烈呕吐起来，将刚吃下去还没有消化的早餐尽数吐了出来！
此时，“密苏里”号向远处运送日本代表团的舰艇发出信号，示意将其送来。日本代表团一行十一人，外相重光葵黑色礼服礼帽，作为日本政府代表；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一身戎装，作为日军大本营代表，重光的一条腿就是1932年5月在上海虹口公园被朝鲜义士尹奉吉投掷的炸弹炸断的，至今在虹口公园里还有旧址可寻；梅津则担任过天津驻屯军司令，著名的《何梅协议》日方签字人。其他九人是由三名外务省代表、三名陆军代表和三名海军代表组成。外务省代表穿着正式的燕尾服，条纹裤，大礼帽，只有一人不知何故穿了一套皱巴巴的白色亚麻布西服，显得极不协调。而包括梅津在内的七名军官都穿着没有熨烫过的皱军服和毫无光泽的脏军靴，很显然作为军人，尤其是深受武士道精神熏陶视投降为最大耻辱的日本军人，他们是极不愿意出席这一仪式的，完全是迫于天皇的命令，所以便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强烈不满！
九时正，乐队奏起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并排在前，同盟国代表团以及观礼的陆海军将领都在规定位置上列队。走上甲板后尼米兹站在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右边，处于同盟国代表团第一人的位置。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等人向麦克阿瑟致礼，麦帅没有回礼。
军舰牧师作祈祷后，麦克阿瑟走到麦克风前，持稿在手，神色肃然地宣读投降命令：
“今天，我们各交战国的代表，聚集在这里，签署一个庄严的文件，从而使和平得以恢复……在这庄严的仪式之后，我们将告别充满血腥屠杀的旧世界，迎来一个十分美好的世界，一个维护人类尊严的世界，一个致力于追求自由、宽容和正义的世界，这是我最热忱地希望，也是全人类的希望！”
随后，他指着桌子前的椅子，严肃地宣布：“现在我命令，日本帝国政府和日本皇军总司令代表，在投降书指定的地方签字！”长条桌上，早就放好了两份投降书文本，一份是同盟国保留的文本，墨绿色真皮封面，雍容华贵；另一份交给日本的文本封面则是廉价的黑色帆布，这一方面是表示对日本的藐视和轻蔑，另一方面想必日本也不会将其好好珍藏，肯定是会被扔在犄角旮旯，所以也不必给他们太好的装帧，免得浪费。
一名日本代表首先走上来，仔细审视桌上两份投降书无误，再回到自己位置，接着重光葵走上前，摘下礼帽和手套，斜身落座，不料手杖却从臂弯滑落到地上，他只好狼狈地拣了起来，一面想放置他的礼帽和手套，一面又从口袋里掏笔，手忙脚乱，一名外务省的随员走上前，递上笔并替他拿好手杖。可他面对投降书，却又不知道要签在哪儿。麦克阿瑟回头招呼他的参谋长萨瑟兰将军：“告诉他签在哪儿！”在萨瑟兰的指点下，重光葵在两份投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接着，梅津走上前，他没有入座，似乎想要保持一点军人的威严，除去手套，看也没看投降书就俯下身草草签名。
麦克阿瑟接着宣布：“同盟国最高统帅现在代表各交战国签字！”，他邀请乔纳森·温赖特少将和亚瑟·帕西瓦尔中将陪同签字，温赖特是最后坚守菲律宾的美军将领，帕西瓦尔则是新加坡沦陷时的英军将领，两人都是刚从沈阳的战俘营里赶来，三年战俘生涯的折磨摧残，使两人骨瘦如柴，形同骷髅，穿着最小号的军装还显得肥大空荡！麦克阿瑟请这两人陪同签字，正是对两人所经受苦难的一种补偿。两人出列向麦克阿瑟敬礼后站在他身后。
麦帅神定气闲地落座，开始签字，一共用了六支笔，第一、第二支笔当场就送给了陪同签字的温赖特和帕西瓦尔，其他四支笔分别送给美国国家档案馆、西点军校、海军学院和他的夫人。签完字后，麦帅回到主持席上请各国代表一一签字。
各国代表签字完毕，麦克阿瑟最后致辞：“我们共同祝愿，世界从此恢复和平，愿上帝保佑和平永存！”然后宣布仪式结束。――此时是九时十八分，整个仪式只用了十八分钟。
签字仪式结束时，军舰停泊的海湾上空，两千多架美军各式战机以密集队形震撼掠过。似乎在正告日本人：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多行不义必自毙！

五大改革

1945年10月4日，麦帅发布“民权自由指令”，要求日本政府立即解除对公民政治权利、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废除一切镇压法令，释放全部政治犯，取消新闻检查，解散镇压机构。如果认真实行这些指令，日本社会必将陷入混乱无序状态。
东久迩首相听到这一指示，特别是听说盟军司令部已要求将内务大臣为首的内务府相关官员、各道府县警察部长、所有特高科警察及思想指导员共4000多人免职的消息后，深感自己已无力控制局势，决定辞职。
对接任首相的人选，盟军方面要求日本政府选一位没有一丁点儿战犯嫌疑的人来接替。挑来选去，最终挑出来的是年近74岁的币原喜重郎。
币原曾任日本外相，在昭和初期的政党内阁持续时代，曾因力行以协调主义为基调的“币原外交”而著称，与欧美关系比较融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其温和态度被军部视为软弱外交而辞职，此后在“十五年战争”期间一直被政坛所遗忘，是属于“超级过去式的人物”。
10月9日，币原内阁组建。11日币原拜访麦克阿瑟时，麦帅向他提出了日本战后民主化路线中最为核心的五大改革指令：
1、妇女解放—一给女性参政权；
2、鼓励成立工会；
3、教育的自由主义原则；
4、废除秘密警察制度；
5、经济民主化——解散财阀、农地改革等。
还算不错，币原首相对这五项改革给予了比较积极有力的推动，最终都取得了很大成效。
“解放日本妇女”这个想法并不是来自华盛顿，也不是源自《波茨坦公告》，而是麦帅本人提出的。按照麦克阿瑟后来的说法，只要众多妇女参政，赋予她们选举权，就能有效避免军国主义者上台。事实证明，麦帅的设想是十分有远见的。
但在12月的国会中，妇女选举权却成为了一个激烈交锋的议题。很多议员不同意妇女参政。副首相近卫文麿辩称给予妇女选举权“将会使得日本政治进程放缓”。前首相东久迩亲王对此也很抵触。多亏占领当局强力推行。不但要求国会通过法案，还把这一权利写入了新宪法。
妇女有了投票权后，盟军司令部发动了一场宣传攻势，使她们明白自己的新权利并确保好好使用。结果，在1946年4月10日的大选中合格女性选民投票率达到了67%，有39名妇女成功当选议员，有效改变了日本政坛结构。一名妓女获选议员后，有人向麦帅报告说这是她凭借职业上的便利当选的，麦帅问得了多少票，那人回答说25万多，麦帅耸了耸肩问道：一个女人能睡这么多男人？
战前日本农村的土地大部分被寄生地主所掌控。所谓寄生地主，是指“将土地出租给佃农，收取地租耕种费，自己基本不从事农业经营活动的地主”。也就是说，寄生地主拥有大片的土地，但只将这些土地租给别人耕种，自己什么也不干，靠收取地租过日子。因为土地资源有限，农民和地主的地位并不平等，地租基本上是地主说了算，，地租率很高，大大压抑了佃农的生产积极性，导致了生产的停滞，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发展。
1945年12月，币原内阁开始着手土地改革，主要内容是：
1、征收不在村地主的全部出租地和在村地主超出5町步（约相当于5公顷）的出租地；
2、土地可遵从佃农意愿进行转卖；
3、地租以货币形式缴纳（如果佃农愿意，亦可以实物形式缴纳）。
这次改革消灭了不在村地主，但在村地主则可以有5町步大小用于出租的农地，农民受剥削的面仍相当广。为此GHQ要求日本政府再次进行彻底的改革。
1946年10月，继币原喜重郎内阁之后成立的吉田茂内阁公布了重新修订后的《农地调整法》，进行第二次农地改革。
法律规定，不在村地主的全部土地、在村地主的1町步以上（北海道为4町步）的出租地，将由政府强制征购，以分年付款的方式出售给佃农，借此扶植自耕农的形成。同时，各市町村还将设置由3名地主、2名自耕农、5名佃农组成的农地委员会，专门管理农地的买卖与转让。
由于战后几年通货膨胀严重，政府强制征收的价格都是按当时价格确定并随即转卖给农民，而且又是分期付款，因而，等农民付款时，买地的价格只是原先的几分之一，等于是低价购买，多数佃农都获得了好处。
另外，以实物缴纳地租的方式不再被认可，统一改为货币地租。在这之前，1946年日本的平均地租率仍处于相当高的水平，实物地租率占实际收成比例达到50%-60%，超过了“五五对开”。二次农地改革之后的最高地租比率，水田被控制在25 %以下，旱地则为15%之下。
经过第二次农地改革，全部耕地的90%都成了农民的自耕地，农村经济结构明显改变，
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几年以后，这些在自己土地上从事着小农经营的农民们日趋保守，成为保守政党的根据地。1955年后就直接成为了自由民主党的票仓。
经济民主化的另一个标志性举措就是解散财阀。财阀是战时日本法西斯的坚决支持者，他们为日本军队的扩张生产军需物资和武器，而军队的扩张为财阀提供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两者互利互惠。
以著名的三菱财阀为例，三菱长崎和神户两大造船所在1937年员工数达到史无前例的4.9598万人，承担了日本年造船总吨位的35. 4%。从1925年到1949年，三菱生产军用飞机7488架，海军用飞机9792架。
因此，占领当局认为只有解散财阀才能从根本上清除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最初指定解散的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这四大财阀。这其中，安田财阀的行动最为迅速，在1945年10月15日主动将自身解散，安田家族成员以持有股票的形式辞去安田保善社及其旗下企业内的职务。
以这一模式为基础，安田联合另三大财阀和盟军方面达成了解散协议：各财阀将名下的股票及企业管理权、所有权转让给政府设立的机构，以此为交换，政府发给辞职的财阀家族成员10年内禁止转让和兑换的国债券。等于说，财阀家族成员以有偿转让的形式将他们的垄断企业转让给了政府处理。
1946年底，盟军又督促日本政府指定三井等财阀旗下有垄断地位20社企业解散清算，1947年9月26日再度指定地方小规模财阀6社企业进行清算。
1948年后，在冷战不断升级的背景下，美国调整了对日占领政策，财阀解体工作草草收尾。巨无霸企业的分割最终仅在日本制铁、三菱重工等11家企业实行。原先确定的325家，最终落实的只有这11家。
工会的成立是对经济民主的进一步保障。早在1945年10月，盟军就要求鼓励工人成立“劳动组合”即工会。国会在12月通过《劳动组合法》，规定工人有团结、集体交涉权和参加罢工的权利，后来又通过了《劳动关系调整法》、《劳动基准法》等，规定禁止资方采取拒绝组织工会，开除参加工会的职工和歧视工会成员等行为，明确了最低工资和最长工时，以及享受节假、劳动保护、职业培训等工人权利。
此后工会组织很快如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在战后的8月，全日本还没有一个工会会员，但在12月就有了38万人，第二年6月达到375万人，占全部工人总数的40%。工会组织数量到1946年末飙涨到17000个，1948年中期已经达到33000个。全国性的工会联盟开始成立起来，如社会党右派的“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左派的“全日本产业别劳动组合会议”（简称“产别”）。工会组织的成立，是日后工人有效维权和提高话语权的基本保障。
教育改革则是要从思想上消除军国主义的温床。1946年3月，27个美国教育家对日本教育进行考察，提出了“学校控制应分散而非集中”的原则，日本政府随即将教育管辖权限大量从文部省转移到地方学校，地方教育委员会有权选择教师、选用课本和设定课程，给予地方更多的教育自主权。1947年国会通过了《教育基本法》，规定教育的目标是“尊重个人尊严，努力培养人们热爱真理与和平”。新教育目标的设定，是战后数代人和平思想得以牢固树立的重要因素。。

拯救

战败的日本正面临毁灭的危机。到处是挨饿、患病的人们。当时日本城市居民人均每天摄入的热量仅有800卡路里，比正常人维持健康所需的热量少一半多。所以，去乡下的火车上挤满了携带包裹的城里人，他们带着自己值钱的东西找农民换点充饥的粮食。
还有数百万的海外日本平民和军人正陆续遣返，他们不仅要参与瓜分本已严重短缺的食物，还带来了在日本本土很难控制的各类传染病。
糟糕的是，1945年是个世界范围内的荒年，华盛顿优向德国送去食物。
出于无奈的麦克阿瑟发出紧急电报：“3000万人面临饥荒的威胁。疾病和骚乱将会使得占领行动陷入危险”。华盛顿对他的电报没有反应。在持续几周的反复要求后，美国政府决定派来一个调查组。麦克阿瑟被激怒了：他不需要调查组，他需要食物！
还好，此时担任远东饥荒紧急事务委员会的 是前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负责欧洲的赈济工作，因此比别人更能认识到饥荒的严重影响。麦克阿瑟邀请他到日本，对局势做个初步评估。胡佛的结论是如果日本不能立刻获得食物，其生活水平会降低到纳粹集中营的程度。
终于，1946年年中开始，满载着小麦的运输船开始到来，每年为日本送上价值一亿美元的食品供给。两年时间里美国提供的谷物达到了350万吨，对于8 000万人口来说也就是差不多每人约41公斤。
还有一个更急迫的问题：每天都有数千人死于疾病。在盟军司令部公共卫生和福利处的领导下，抢救工作迅速开展，有效地阻止了白喉、天花、伤寒、脑膜炎、猩红热、痢疾和霍乱的传染。日本所有国民都被纳入抢救范围。
抢救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当时的头号杀手是肺结核：1945年死于此病的人数竟然超过了轰炸、火攻以及两枚原子弹致死的人数总和。盟军的抢救使肺结核死亡人数从几十万下降到1948年的146人。从1946年到1948年，痢疾死亡率下降了87 %，白喉下降了85 %。最为成功的无疑还是天花。这种疾病在1946年爆发17800例感染，随后整个8000万人口全面接受疫苗接种。到了1948年天花一共只发生了29例。
有日本历史学家估算，仅盟军的医疗抢救行动就挽救了300万日本人的生命，另外，盟军司令部还为320万日本学童提供了一周两次免费食品，确保他们有基本的营养摄入，并且可以预防疾病的发生。

东京审判

根据《波茨坦公告》，盟国将在战后对日本战犯进行法律制裁。“密苏里”号受降签字仪式后第六天，麦帅抵达东京，立刻开始着手处理战犯问题。
按照事先达成的协议，“乙、丙级战犯”（B、C级战犯），由战胜国各自进行审判，罪大恶极的“甲级战犯”（A级战犯）则由反法西斯同盟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9月11日开始，麦克阿瑟陆续签署命令，下令逮捕首批被指控的40名战犯。
战犯名单上列第一位的是前首相东条英机。
东条英机，1884年出生。他在1937年就任关东军参谋长，直接参与策划了侵华战争，1940年开始出任陆军大臣，1941年10月日美开战前夕出任首相，并兼任陆军大臣、内务大臣，直接策划了珍珠港事件。到1944年，美军在马里亚纳海战大获全胜，突破了日本的“绝对国防圈”，东条英机被迫下台。他是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直接策划者和领导者，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号“甲级战犯”。
东条英机自己也知道时日无多，所以战败后就做好了自杀的准备。他提早让医生在他胸部用黑色炭笔在心脏位置上画上记号，以便自杀时准确击中，而且军刀不离身，关键时候切腹自杀也是一种选择。
9月11日下午，盟军宪兵出发执行逮捕东条的命令，大批嗅觉灵敏的新闻记者一窝蜂拥到了东条位于东京世田谷的寓所，宪兵到达时，那里已经像菜市场一样热闹，一大批记者和看热闹的人都来争睹头号战犯的“风采”。
4时许，GHQ的宪兵将东条寓所团团包围。东条英机的夫人出门后被要求回屋带出东条，还没等她进去，屋子里已传出枪声，执行逮捕的宪兵和新闻记者急忙冲进房间，发现东条英机穿着衬衣，胸前有一摊血迹，手里握着一把手枪。看到宪兵进来，东条手里的手枪掉在地上，整个人瘫在椅子上，向人要水喝。喘了一口气以后，向在场的人们呼喊：大东亚战争是正当的，正义的！……站在法庭上接受战胜者的裁判非我所愿，我等待历史的公正裁决。”
盟军宪兵立刻为东条实施了急救，并运送到美军在横滨的野战医院进行手术。据说由于东条是个左撇子，用右手向心脏开枪时因为不习惯而稍高了一些，加上心脏在开枪那一瞬正处于收缩状态，这个头号战犯奇迹般的捡回一条命。
1946年1月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法庭圈定了26名被告，姗姗来迟的苏联人又要求加上梅津美治郎和重光葵两名被告，一共是28名：
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武藤章、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荒木贞夫、木户幸一、铃木贞一、平沼骐一郎、东乡茂德、梅津美治郎、小矶国昭、星野直树、大川周明、佐藤贤了、大岛浩、重光葵、永野修身、松冈洋右、冈敬纯、岛田繁太郎、桥本欣五郎、南次郎、贺屋兴宣、白鸟敏夫、畑俊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选定了审判地址——位于东京市谷的前陆军士官学校讲堂，这里曾经是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所在地，而法庭庭长韦伯用的正是东条英机的办公室。
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在昔日陆军士官学校的讲堂，如今高悬着中、英、美、苏等11个反法西斯战胜国的旗帜，以澳大利亚籍法官韦伯为首的11名法官走上了主审席，其中包括中国派出的梅汝璈法官。宪兵将28名被告押进了法庭，现场记者的闪光灯立刻亮成了一片。随着一记沉重的木槌声，韦伯宣布开庭。
具有历史意义的东京审判就这样开始了。
检察官的的起诉书整整宣读了两天。法官依例询问被告是否承认有罪，所有的被告都一致否认。
也不奇怪，这些都是大日本帝国的顶尖人物，不但水平能力超强，经过战争磨炼，心理承受力也十分强大。要让这样一些死硬分子认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检方从1946年6月3日开始到1947年1月24日止，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向法庭提出了各种证据，又在1947年2月24至1948年1月12日这近一年的时间应付被告方辩护律师提出的各种辩护理由。
东京审判的过程当然并非完美无缺，相反，在某些方面，还有着严重瑕疵。但总体而言，审判是认真的、严谨的，基本上也是公正的。
公诉方的检察官有100人，各类辅助人员数百人。在历时417天的818次庭审中，法庭听取了419名证人证言，宣读了779人的书面证言，采纳的证据4336项约30000页左右，庭审记录达48288页。
1948年1 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两年半庭审、半年多合议后开庭宣布判决结果，这份用英文写就的判决书长达1212页，厚厚一沓纸上记载着日本军国主义近20年的累累罪状。韦伯庭长用每十分钟七页半的速度快速地宣读，饶是如此，也一直读到11月12日才宣读完毕。
除了发疯的大川周明、中途死亡的松冈洋右和永野修身，在被告席上坐着的有25名被告，他们全部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七名战犯判处绞刑。
木贞夫、木户幸一、铃木贞一、平沼骐一郎、梅津美治郎、小矾国昭、星野直树、佐藤贤了、大岛浩、冈敬纯、岛田繁太郎、桥本欣五郎、南次郎、贺屋兴宣、白鸟敏夫、畑俊六等16名战犯判处无期徒刑。
东乡茂德判处20年有期徒刑。
重光葵判处7年有期徒刑。
判决宣布后，一部分战犯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竟以5票对4票同意接受上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个由多国组成的国际法庭，一个国际法庭做出的判决要由一国的法庭重新审理，这实在有违国际惯例。一时间，国际舆论吵成一片。面对众多指责，美国人不得不做出姿态，12月20日，美最高法院再次裁决，拒绝接受战犯的上诉。
1948年12月23日凌晨，7名死刑战犯被带出囚室，进入特设的佛堂，由他们的“教诲师”花山信胜为他们做最后的“佛前签到”。
花山信胜当时是自告奋勇进入羁押战犯的巢鸭拘留所做“教诲师”的。他事后回忆说，有一个甲级战犯，曾经信仰神道教，在听了他的佛法以后，转而皈依佛教。在当时的日本社会，要进入社会上层，就一定要表现出信仰神道的姿态，尊奉天皇制。因此，只有在人生的转折时刻，才有可能改变信仰。
花山信胜回忆，七个甲级战犯其实都很关心佛法。在经历了充满血腥的一生以后，临死之前突然大彻大悟，希望死后能够去“净土”。东条英机在花山宣讲佛法的时候往往坐在最前列，听讲时聚精会神、一动不动，认真得令人吃惊，或许是因为作孽太多怕自己升不了天堂。
0时1分，一切准备完毕，七名甲级战犯分批登上高高的绞刑台。随着一阵阵毛骨悚然的机械声，绞刑台底下的木板被猛地抽去，七名甲级战犯的罪恶人生宣告终结，肮脏的灵魂是上了天堂还是入了地狱只能看他们的造化了。
次日，巢鸭拘留所中岸信介等19名未被判刑的甲级战犯嫌疑犯被释。岸信介后来在1957年成为日本首相。在其他被判刑的战犯中，梅津美治郎、白鸟敏夫和东乡茂德分别于1949年和1950年病死狱中。
1950年3月7日，麦克阿瑟发布命令，所有服刑战犯可按所谓“宣誓释放制”提前释放。11月21日，还未服满刑期的重光葵被释放出狱，至1958年4月7日，所有服刑的甲级战犯全部获得赦免。

刚刚检查了一下更新的“宪法草案纷纷出笼”一节，发现有错漏：倒数第十一行“这位松本先生大概是一个死脑筋，他居然认为”后面应加“ ”四字。以前的发帖，错讹之处难免，望大家包涵！

唉，还是发不出啊！四字是"修改xianfa”。

或者改为“宪法改订”四字也可。

仔细看了一下，凡是有"修改xianfa”或“修xian”字样的，似乎都发不了。

巧避远东委员会插手

在松本自以为是地积极修订宪法提出草案之时，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45年12月27日，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举行外长会议，决定设立“远东委员会”和“对日理事会”，作为协调对日占领政策的决策和咨询机构。
远东委员会包括有美国、英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1国组成，总部设在华盛顿，定于2月26日正式开始运作。其工作内容是，为了实现对日占领的各项目标制定政策方针，在委员国提出要求时，就占领军最高司令官发出的指令、措施等决定进行审议。并且，美、英、苏、中四大国对所有决议拥有一票否决权。
对于当时只接受美国总统和综合参谋部指示、具有相当自由裁量权的麦克阿瑟来说，这个委员会无疑就是制造麻烦的机构。
为此麦克阿瑟在12月31日去电华盛顿：“远东委员会某官员所发出的声明，说我‘在莫斯科批准通过新日本管理计划之前就未表示反对’，这是错误的。在莫斯科会议之前的10月30日，我就向国务卿最高助理发送电报表示‘我认为不能接受此案’，对于所涉及的这一计划表明了最终的反对意见。这之后也未征求我的意见，而布雷克的声明却给人一种假象，好像和我进行了沟通，这不符合事实。我对莫斯科决议内容不承担一丝一毫的责任。”
对日理事会是由美、英、苏、中四国组成的咨询机关，设在东京。这一机构主要针对盟军的对日占领政策和管理措施等接受最高司令官的咨询或协商，因此，不具有实质性的决策权。
麦克阿瑟的担心在远东委员会东京之行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以麦克伊将军为团长的委员会成员在1月中旬来到东京视察。17日与以凯蒂斯上校为主的民政局官员就财政问题、政党情况、预定4月举行的总选举、法律制度等与占领政策相关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咨询和确认。这里面特别关注的是宪法修订问题，主要提问的是菲律宾的代表托马斯・康菲索尔上院议员。康菲索尔曾是菲律宾抗日游击队领导人之一。
康菲索尔：我们从总司令部官员那里听说，民政局正在研究宪法问题，这点确实吗？
凯蒂斯：这是误解。民政局的任务是对现文官政府的政策向最高司令官提出建议。民政局并不认为探讨宪法是这项工作的一部分，倒认为宪法问题是与贵委员会相关的问题。
康菲索尔：据最高司令官的考虑，正在推进的日本社会生活的各种改革，要具体反映在日本宪法中，这不就需要修订宪法吗？
凯蒂斯：关于为了使改革得到持续不断的推进，是否有必要修订宪法，从民政局来说因为没有研究日本的宪法，所以我无法答复。
这次会谈中，民政局出席的有民政局局长惠特尼准将，凯蒂斯上校，哈希中校和拉威尔中校等。
远东委员会方面，有作为团长的美国代表麦克伊将军，英国代表乔治・桑索姆，法国代表弗朗西斯・拉科斯特等10国的代表共11人。苏联没有派员参加。
麦克伊曾直截了当的询问：有谁研究宪法吗？
凯蒂斯：听说从日本政府的委员会到市民团体，日本有许多组织在研究宪法问题。
康菲索尔：对我来说，不触动宪法，很难理解你们民政局如何进行工作。
凯蒂斯：民政局不承担 任务。但是，改革统治机构，重启地方自治机关，女性参政的法制化，排除非法的团体等，实际上给日本宪制带来变化。民政局不断推动统治制度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也实际上推进了宪法改订。
很显然，远东委员会已开始关注宪法修订问题。
这也意味着远东委员会可能要干预 了。这正是麦克阿瑟担心的。
事实上，此时麦克阿瑟与惠特尼已开始在秘密地讨论这一问题，以便抓紧指导日本政府制定新宪法，免得夜长梦多，但此时两人还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思路。
1月24日，币原首相的来访，让麦克阿瑟看到了占领军与日本政府就 问题取得一致的希望。
这天中午时分，币原来到第一生命大厦访问麦克阿瑟。币原元旦后就因感冒病到了，麦克阿瑟送给他盘尼西林使他很快恢复了健康，他是来向麦帅致谢的。
双方闲聊中谈到了战争放弃的问题。《麦克阿瑟回忆录》中，对当时的场面这样回忆说：

在为盘尼西林的事谢过我之后，我注意到他似乎有几分尴尬犹豫。于是我问他有何困扰，并告诉他无论倾诉不满还是建言献策，作为首相都可以直言不讳。他回答说，他之所以迟疑不决是因为我的军人身份。
接着，他便提出了最终宪法应该包含所谓的非战条款。他还希望禁止日本建立军事机构—任何军事机构都不例外。这样做可以实现两点：既能剥夺旧军部势力有朝一日夺权的工具，又能让全世界都知道日本不会再度发动战争，
他还补充说，日本是个穷国，也不可能将大量的经费用于军备，剩余的资源都应用于扶持经济。
我原以为自己多年来见多识广，早已见怪不怪，但这件事却令我完全始料未及。我一直认为，战争作为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的方式已经过时，应该废除。在世的人恐怕鲜有像我一样见证过如此之多的战争及战争之害了。作为6场大战的参与者或观察员、历经20场战役考验的老兵，以及从数百个战场全身而退的生还者，我几乎同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士兵都并肩战斗或殊死对抗过，而我对战争的厌恶随着原子弹的完善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听完我这番肺腑之言，这回轮到币原首相惊讶了。他离开办公室时似乎难抑内心的激动，转身泪流满面地说：“现在世人会笑我们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但是百年之后人们会称我们为先知。”

币原的这次礼节性拜访，两人关于放弃战争这个问题的非正式谈话，让双方都了解了对方的基本立场，也可以说是有了大致的共识。
远东委员会将于2月26日成立运作，对麦克阿瑟来说压力很大。叫嚷“天皇是战犯”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将在远东委员会上派出代表。如果远东委员会主导 ，天皇制度将是争议的焦点，并进而影响到盟军对日的占领。这种情况是无论如何也要避免的。
维护天皇制是日本国民普遍的意愿，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宪法修改确认和巩固这一事实。作为一个美国人，宪法在麦克阿瑟的心中有着神圣的地位，他希望日本也能如此。如果宪法明确规定了天皇的地位，他相信就不可能再追究其战争责任了。
1月25日，麦克阿瑟向华盛顿发出长篇电报阐述了天皇制对于推进占领政策的重要性。这是他对1月21日联合国战争罪犯委员会澳大利亚代表在伦敦提出将天皇作为战犯起诉所作的回应。
电文称，如果将天皇作为战犯进行追究并加以审判，“将开始引发为了雪耻的报复，这可能不止出现数个世纪的混乱和反复。为了防备不测事态的发生需要百万军队并且无限制地加以维持，这样的预测是可以想见的。退一步说，或需要募集和派遣大量的行政官员，其规模将达数十万人。”
这不是在吓唬华盛顿，而是麦克阿瑟进驻日本半年来的亲身感受，那些为了天皇不惜奉献生命的特攻队员和痴狂民众给人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此时，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拉塞尔议员已提出了“作为参院应该考虑把裕仁天皇作为战犯进行审判”的议案，澳大利亚最高法院的法官、已受命担任国际远东军事法庭庭长的韦伯也认为：“手下的人都受到审判，为什么天皇不出来？”
因此，一段时间里，麦克阿瑟和民政局长惠特尼几乎每天晚上都在讨论以 的方式保住天皇的地位问题。他们一致的看法是，必须避免远东委员会直接介入 ，才可能“曲线救皇”。
麦克阿瑟采取了装糊涂的策略。他知道只要自己不承认直接插手 ，远东委员会就无法针对 问题向他下达指示，以后盟总有机会介入 时，就能将自己的意志体现在新宪法中。
所以，远东委员会代表团在离开日本前的1月29日与麦克阿瑟进行会谈涉及宪法问题时，麦克阿瑟摆出了一副与己无关的态度：
问题，我已不是决策者，我不知道今后的作业如何推进。我在日本最初发出这样的指令时，权限在我这里。我作出指示，日本人也按此开始操作。后来上面要求盟总不参与这项工作，我就不再发出命令和指示了。
麦克阿瑟这种回避态度，自然使远东委员会不好再下达具体的 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