缔结日美和约（一）

随着战后经济的逐渐复苏，职业外交官出身的吉田，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尽快结束占领，实现国家独立问题上，其中，同以美国为首的盟国缔结媾和条约，是吉田首先要突破的关键。
当“道奇路线”施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吉田认为机会来了，此时同美国政府接洽媾和问题，应该不至于被一口回绝。
因此，他需要委派一位绝对信赖的人去试探一下美国的意图。素有吉田学校优秀生之称、已身居内阁大藏大臣要职的池田勇人就成为最佳人选。
池田是吉田一手提拔起来的，值得信任。作为大藏相，池田到美国磋商考察经济问题，有足够正当的理由掩人耳目，不至于让人想到去美国是为了讨论媾和事宜。
为了严格保守池田访美的秘密使命，吉田特地给池田写了一封密信：

池田藏相阁下。
敬启者：吾兄访美之事，拟于下周同麦帅晤谈时提出，在启程前务请严守秘密，否则将影响此行效果。吾兄素日持重，本无舛错，为审慎计，特再函告，顺颂。 ‘
勋祺
吉田茂顿首

所幸的是，麦克阿瑟一直是媾和论的支持者，美国占领日本后的第三个年头，即1947年3月19日，麦帅在接见一个外国记者团时，曾就媾和问题发表谈话。他说：“必须迅速结束对日本的军事占领，缔结正式的对日和约，撤销盟军总部。开始媾和谈判的时间越早越好。”他甚至认为：“任何性质的占领都不应超过3年左右，并且历史上连续5年以上的军事占领从未有过成功的先例。占领期间如果过长，占领军的士气和纪律就会松弛，从而腐化堕落，结果令被占领国的国民长期痛恨”。
不过当时盟军对日本的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改革尚未完成，美苏两大国在对日媾和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因而此事尚处于研究阶段。
1950年2月下旬，吉田向麦克阿瑟提出了派池田藏相访美的希望：“派大藏大臣赴美访问，一则为了实际考察美国这一先进国家的财政经济情况，作为我国将来施策的借鉴，其次是附带报告过去一年执行道奇路线的结果。”
麦帅此时也有意开启日本封闭了近5年的国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经常怂恿日本领导人访问美国”。恰巧这时，道奇从美国国内向麦帅提出了邀请池田藏相访美的建议。
池田一行赴美访问的请求于是获得了麦帅的首肯。
4月27日，池田等人以考察美国财政经济的名义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很显然，池田一行在美国受到了冷遇。日本代表团被安排住进了一个偏僻的的二流旅馆。
临行前，池田吩咐随行的大藏省次官宫泽喜一带了四瓶日本清酒和一些福神咸菜。到美国后，池田等人经常在房间内以咸菜为佐酒菜小酌几杯。作为一国的财政大臣躲在旅馆里喝酒，未免寒酸了些。但这就是战败国日本的真实处境。每天房费7美元，这里既没有打字机，也没有必要的纸张，根本无法打印必要的谈判文件。
道奇是这次美国方面的接待代表。道奇现在既担任国务院的公使，又任陆军部的顾问，这使他成为日本代表团和美国政府与军方之间最合适的中介人物。
美国方面为日本代表团安排的日程，主要是参观考察美国政府各部和各主要银行，深知吉田首相所托使命重要性的池田，对于无暇同美国官方探讨媾和问题十分焦急。他对道奇直言相告：我们并不是为了闲逛才来美国的。道奇笑着答道：这一点本人早就知道，只是不这样安排，东京的总部会罗嗦。如果造成一种你我越过麦克阿瑟决定日本问题的印象，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晚上和星期日同样可以进行商谈嘛！
道奇召集美国政府各部门的官员，同池田举行两三次会晤，商讨日本的财政经济问题。道奇行事颇为小心谨慎，每天都将会谈情况详详细细地电告远在东京的麦帅和盟军总部，似乎有向麦帅请示定夺之意。道奇的用意非常明显，一是满足一下一向狂傲的麦帅的虚荣心，二是使池田等日本代表团回去能有所交代。
在同美国军方人士的接触中，池田发现了日本同美国媾和的症结所在。
拜访美国陆军部副部长伏里斯时，伏里斯对池田坦率地说：“外界似乎传说陆军部反对缔结对日和约，其实陆军部真正担心的，是媾和以后美军一撤退，日本的防务将成为真空状态，那时该怎么办？我们只是担心这一点，不是一味地反对对日媾和，希望不要误会。”
前驻日美军将领艾克尔伯格说的更明确：
“第一、本人认为麦克阿瑟提出的尽早缔结对日和约的主张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今年发生了苏联封锁柏林等事件，欧洲的防务已使美国疲于奔命，在军事上根本无暇顾及日本。”
“第二、陆军方面认为，如何保障日本的安全，比形式上媾和更为重要。”
“第三、目前国务院虽然主张缔结对日和约，但这样做需为美军驻扎日本寻找一个根据。监督和约的执行是不能作为驻扎理由的。”
“第四、认为日本只要保持中立就可以的论点是非常不现实的。”
在摸准了美国方面对日媾和的脉搏后，池田感到心里有底了。因为临行时吉田让他捎给美国人的绝密口信，正好可以医治美国人的心病。
1950年5月3日午后，池田同道奇进行了一次十分秘密的会谈。宫泽喜一和道奇的秘书里德博士对会谈做了详细的记录，并整理成文件，呈送给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国务院、陆军部、麦克阿瑟等。
会谈中池田向道奇转达了吉田首的绝密口信：“日本政府希望在尽早的时机缔结对日和约。并且鉴于美国方面不便提出在此项和约缔结之后，美国军队仍有必要驻扎日本以保障日本及亚洲地区的安全这一希望，日本政府愿意研究一项由日本方面提出建议的方法。关于此点，已参考了许许多多宪法学家的研究。宪法学家们的意见可以归结为：从宪法观点说，如在和约之中加人允许美军驻扎的条款，将会引起很多问题，但是，采取由日本方面另行请求驻扎的方式，则不违反日本宪法。”
在转述完吉田的绝密口信后，池田接着又强调说：“退一万步说，如果今天还不能缔结和约，美国也应该给日本以更多的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尽可能建立接近独立的体制，实现事实上的媾和。日本人民正是抱着这种期望来支持吉田内阁的，这一点若不能实现，政局就有发生动荡的危险。”
道奇听了池田的话，字斟句酌地回答道：“美苏关系越像今天这样紧张，在远东让日本独立就越危险。这种意见在华盛顿已逐渐占居上风。特别是随着美苏关系的恶化，军事上或战略上的考虑自然要比外交上的考虑占更大的比重。如果进一步削弱美国在日本拥有的军事地位，恐怕对日本也不利。这当然不是说反对缔结和约，而是说，日美对苏联的军事地位，不应该比今天更加削弱……”
“本人今天能够明白说出的，一言以蔽之，美国愿意尽早缔结对日和约，并希望早日具备此种条件。”
道奇强调，这只是他个人意见，不代表美国政府。
5月3日的池田-道奇会谈，可以说是日美两国政府就媾和问题进行的首次正式接触。在困扰美国政府在日驻军的问题上，双方实际上达成了默契。

缔结日美合约（二）
池田圓滿結束訪美準備啟程返回日本時，他與道奇就日本的財政經濟問題也達成了協議。臨別，道奇提醒興高采烈的池田：“這樣你們可以滿載訪美禮品而歸了。不過，這個禮品箱的鑰匙掌握在麥克阿瑟的手裏，要想在羽田機場一下子打開禮品箱博得個滿堂彩可不行噢！”
5月21日淩晨4時45分，池田一行返抵東京羽田機場。
一下飛機，池田匆匆發表完訪美聲明後，便立即乘火車趕往京都，去同正在那裏進行競選活動的吉田會合。
飛馳的火車上，一份特急電報轉交到了池田手中，麥帥和盟軍總部給仍處於極度興奮狀態的池田當頭一棒，大致內容是：
池田此行的目的在於考察協調經濟問題，把這次訪美說成是為了舉行政治談判是非常不妥當的。
日本未來的政策應服從佔領軍最高司令官之決定，池田不能直接與美國政府達成協議。
不得將道奇路線獲准放寬一事大肆宣揚，作為競選資本。
池田和宮澤看完電報十分氣憤，卻也無可奈何。與同盟軍總部保持和諧關係，對日本政府來說，畢竟是不可或缺的。
果然，第二天池田前往盟軍總部拜訪麥卡特局長時吃了個閉門羹，麥卡特拒不接見，只讓副官代為接待。雙方的僵持狀態持續了近半月有餘。最後經多方斡旋，日本政府方面想辦法給盟軍總部方面一個臺階下，先由池田寫一份訪美報告呈送給吉田首相，在報告裏敘述今後所要採取的措施，然後，由吉田備好一份公函，連同這份報告一併送給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請求“給予指導”。最後，麥克阿瑟對此寫一封復信了事。
顯然，麥克阿瑟和盟軍總部要在此問題上找回失去的面子。但不管怎樣，池田的美國之行，總算不辱使命，日本同美國媾和的大門終於被撬開了一條縫隙。
不過，以何種方式媾和，不但日美兩國關注，其他戰勝國也都在密切注意。
在日本國內，對媾和方式形成了兩種主張。以東京大學校長南原繁為代表的知識界主張全面媾和，即與所有戰勝國締結和約，締約後不再重整軍備，美軍不能駐留日本，在冷戰當中保持永久中立。另一種觀點則支持吉田的片面媾和論，認為冷戰時代的日本“除依靠同美國簽訂軍事協定以外，別無其他現實的選擇”，而“美國絲毫也沒有放棄在日本的有利的軍事地位的意圖”。因此，在這種情形下莫如順從美國的意志同其結盟，儘快與美國為主的部分國家締結和約，這樣既可早日結束佔領又可以由美國來保護日本，日本可以專心致力於國內經濟的重建與發展，這才是現實可行的道路。
在美國國內，對媾和問題也主張不一。
從1949年下半年到1950年夏，白宮與五角大樓之間就因對日媾和問題而產生分歧。分歧的焦點有兩個，一是早日媾和與推遲媾和之爭，二是片面媾和與全面媾和之爭。爭論的結果，是片面媾和論占了上風。
1950年夏季，美國國務院外交政策顧問杜勒斯開始全力推動對日媾和進程，並數次到訪日本。
6月22日，作為美國媾和特使的杜勒斯飛抵東京，對日本進行首次訪問。杜勒斯此行的目的，在於考察日本的實際情況，並聽取盟軍總部和吉田首相對媾和的意見。
杜勒斯離開後的第三天，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
美國方面加快了對日媾和的速度。同年11月24日，美國政府公佈了“媾和七原則”：
在對日交戰國之中，有締結媾和條約意願的國家作為條約締約國；
可考慮接納日本加入聯合國；
關於領土問題，琉球、小笠原委托美國統治，臺灣、澎湖列島、南庫頁島、千島群島由美英蘇中四國決定其未來（如媾和後一年之內仍未決定，則由聯合國大會決定）；
關於安全保障問題，在未取得令人滿意的決定之前，繼續由日本和美國及其他國家分擔責任；
在締結新的通商條約之前，日本享受最惠國待遇；
締約國放棄由戰爭所引起的賠償要求；
由特別中立裁判所解決糾紛。
1951年1月25日，杜勒斯以總統特使的身份第二次訪問日本。在日期間，吉田向杜勒斯提出了日本政府的意見：
日本國民希望擬定一個不傷害自尊心並能夠接受的和約；
根據這個和約，日本能夠恢復獨立，並達到民主化和經濟獨立；
3．希望日本在簽訂和約後能夠為加強自由世界的力量作出貢獻；
4．同美國建立牢不可破的友誼；
5．關於重整軍備，這並非日本所希望的事情。
杜勒斯對吉田表示：“如果三年前締結和約，情況將和今天不同，條件勢必十分苛刻。但在今天，我們已經不想締結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和約，而是在考慮締結友邦之間的條約。”
在兩人會談時，杜勒斯還給吉田首相一個令他驚喜萬分的見面禮：把美國方面根據媾和七原則所擬定的和約草案交給了吉田。吉田閱後，認為內容比預想的還寬大，因此對杜勒斯十分感激。
離開日本後，杜勒斯立即飛往菲律賓、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進行遊說，希望各國能接受美國所起草的對日和約草案。
4月16日，突遭免職的麥克阿瑟離開日本，當天，杜勒斯第三次到達日本。
杜勒斯選擇這個時候訪問日本，目的是向日本人表明：麥克阿瑟的下臺並不會改變美國對日政策，希望日本人放心。
杜勒斯對吉田表示：締結和約工作將繼續開展，相信剩下的問題一定能夠及時解決，美國政府將為建立真正的和平而向前邁進。
6月底，美國政府通過駐日大使將媾和方案交給吉田。方案的內容除賠償問題稍有變化外，其他方面同杜勒斯第二次訪日時交給吉田的草案基本一致。
關於賠償問題，因菲律賓、印尼等國不同意徹底放棄向日本索賠，杜勒斯迫不得已把最少限度的勞務賠償列入最後的方案中。因此，這份媾和方案基本上是按照美國的利益制定出來的。
吉田茂在接到這份內容異常寬大的媾和方案後，欣喜萬分，立即致函杜勒斯，對他的一貫努力表示崇高的敬意，並稱其為“值得感謝的恩人”。
7月12日，美國政府公佈對日和約方案，稍後，又發函邀請吉田茂親自率領超黨派政府代表團到三藩市參加和約簽字儀式。
9月2日，以吉田為首的日本超黨派媾和代表團到達美國三藩市。
第二天傍晚，吉田稍事休息後立即前往美國代表團下榻的皇宮飯店，拜會擔任和會 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和杜勒斯，研究雙方在和會上對付蘇聯的策略。
艾奇遜告訴吉田：“儘管蘇聯決定出席這次和會，本人也一定要設法把會議變成迎接日本進入和平社會的典禮。因此，關於和約草案，在過去一年當中各國既已充分地進行了討淪，所以不容許作任何修改。……蘇聯及其衛星國姑且不論，巴基斯坦、錫蘭、印尼等國究竟採取什麼態度，目前還不太瞭解。按現在的情況估計，印尼不肯簽字的可能性很大。菲律賓雖然最為不滿，但它同美國有較久的關係，也許能夠設法使其同意。這些國家全是對規定賠償的第14條不滿，如果日本自己再對第14條提出異議，這次締結和約的希望就會落空……”
杜勒斯向吉田進一步解釋說： “日本目前勞動力還有剩餘，閒置的設備也很多。因此，可以讓要求賠償的國家自備必要的原料，交由日本不計利潤地加工，將產品運回國。第14條就是根據這一精神擬定的，這不僅可以使日本增加就業的機會，而且能夠促進雙方之間的物資交流，為將來進一步發展貿易創造良好的開端。”
日美達成默契後，吉田又逐一去拜訪那些對賠償條款不滿的國家的首席代表，爭取他們諒解，以免出現多國拒不簽字的難堪局面。
9月4-8日，在美國三藩市歌劇院召開了有52個國家參加的對日和會。
美國總統杜魯門在會上發表了演講；艾奇遜國務卿以和會 的身份，主導了和會的進程。美英兩國聯名向和會提出對日媾和草案。因杜勒斯事先已完成了對各國的說明工作，因此，各國的審議僅僅是一種形式而已。蘇聯代表雖提出了對草案的修正案和邀請中國代表與會等要求，但均被美國方面拒絕。
美英兩國的草案被以多數票通過。
在吉田代表日本政府發表演講後，舉行了和約簽字儀式。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三國因對和約內容有不同意見，拒絕在和約簽字。除此之外，共有48個國家按英文字母的順序分別在和約上簽了字。最後由日本代表簽字，吉田茂、池田勇人及黨派代表等依次登臺簽字。
此時是美國西部時間8日上午11時44分，日本時間9日淩晨3時40分。
隨後，吉田在池田勇人等人的陪同下又赴三藩市美軍第六軍司令部，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和杜勒斯共同簽訂了日美安全條約。
條約僅五個條款，主要內容如下：
——和平條約承認日本擁有維持集體安全保障的權利。日本希望美利堅合眾國繼續在日本國內及附近地區駐紮軍隊。美國期望日本應避免擁有進攻性的、用於增進和平與安全以外的軍備。
——美國軍隊將為遠東的和平與安全作出貢獻。在日本國內由於一國或兩國以上的挑唆、干涉而發生大規模內亂或暴亂時，為鎮壓這些內亂或暴亂，根據日本政府明確的請求，可以動用美國軍隊。另外，在日本遭受外來的武力進犯時，為了日本的安全也可動用美國軍隊。
——另行簽訂行政協定，對駐紮在日本及其附近地區的美軍及裝備作出規定。
——在日本和美國共同認定聯合國或其他國家為維護日本和平與安全採取了充分措施並已發生效力時，本條約隨時可以失效。
由於安全條約非常簡單，全文只有五條，只是原則性的規定。所以，日美雙方又簽訂了日美安全條約的細目協定，即所謂的行政協定。在行政協定中詳細規定了美國在日本駐軍的範圍和所享有的特殊權利：
允許駐日美軍使用日本國土上的“必要的設施及區域”和在“日本國內的任何地方設立美軍基地”；
日本必須負擔駐日美軍的全部費用；
在航空、交通、通信及公共事業等方面，給予優先使用的權利；
給予美軍軍人、軍人家屬和家族以治外法權，當其犯罪時，不受日本方面的審判；
美軍軍人、軍人家屬和家族可以免稅輸入生活用品。
吉田對自己能親手完成媾和並簽署安保條約十分滿意。可以說，這是戰後日本外交體制的源頭，標誌著日本對美一邊倒外交政策的正式確立。

“缔结日美合约”（二）昨晚曾发过两次，均没有显示，今早试试繁体字，可以上传。繁体版给大家的阅读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黯然退场

1951年9月，吉田茂终身引以为豪的《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署，日本结束了长达5年之久的被占领状态。吉田及其内阁的威望也达到了顶峰。9月25日，日本某大报纸公布的民意测验显示，吉田内阁的支持率竟占参加测验总人数的58 %，而在1949年10月和1950年4月进行民意调查时，支持率分别为43%和32 %。
在这种民意背景下，吉田准备再贾余勇、大干一场。
差不多在此前后，吉田战后政治生涯中最强劲的对手鸠山一郎，终于在历经磨难之后虎归深山，重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吉田的首相位子是鸠山让给他的，现在鸠山重归政坛，自然会向吉田讨要出让的宝座。而以吉田的性格，断不可能主动奉还。如此，这对昔日的战友就成了政坛仇敌，在三年多时间里上演了一出出闹剧喜剧。而吉田虽不断遭遇各种危机，却仍勉力苦撑，终得维持。
导致吉田下台的最后一击是其部下的腐败丑闻。
1954年初连续发生的保善经济会行贿案件和造船贪污事件，到最后都牵涉到吉田内阁的要员。
保善经济会，是战后日本经济形势混乱情况下出现的一个非法集资、融资的金融组织。理事长为伊藤斗福，1953年因经营失败而宣布倒闭。日本检察机关在调查保善经济会倒闭案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伊藤斗福为推动政府确立“互相金融法”，高薪聘请右派社会党议员平野力三、改进党议员柳右卫门、法政大学教授松本信次为保善经济会的顾问，并向自由党实权人物提供政治献金。
在野党对这一线索极为重视，希望借此打击吉田政权。
1954年2月1日，众议院行政监察委员会以证人的名义对平野力三等人进行传讯。平野在回答右派社会党议员今澄勇和中村高一的质询时，提供了具有爆炸性的证言。
中村委员质问：“听说去年（1953年）9月4日，伊藤君在东京会馆会见广川（弘禅）君，就立法问题委托他负责自由党的工作。当伊藤君说，如果自由党的负责人同意的话，可以提供一些活动经费。广川君立即应答说，让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二人负责如何？于是，伊藤君在广川的公馆亲手交给广川君3000万日元。”
广川弘禅曾任吉田内阁农林大臣，1953年时负责自由党经费筹措。
平野作证说：“据伊藤君说，给了广川3000万日元，这件事佐藤和池田也知道。他们这样对我说过。”
中村委员又追问：“9月4日在筑地的秀花，改进党的重光（葵）、大麻（唯男）答应立法。因此据说伊藤在自己家里交给驹井重次（改进党议员）3000万日元。另外，为了立法，听说伊藤君在鸠山的公馆里交给鸠山、三木武吉1000万日元。”。
平野作证说：“我听说过这类的话。”
根据平野的证言，行政监察委员会又立即传讯广川弘禅，但广川矢口否认。
雪上加霜的是，行贿事件尚在调查中，造船公司贪污行贿事件又被曝光。
吉田第五次组阁后，在国会中曾通过了由改进党提出的“远洋船舶造船利息补贴法修正案”，目的是复兴在战后经济重建事业中最落后的海运业。吉田对这一立法评价甚高：“造船利息补贴制度本身，是促进毁于战争的我国商船队重建、有助于改善国际收支的妥善措施。无论从当时萧条的海运事业来看，或者从因造船业不振而有裁减人员的威胁这一事实来看，我都认为这是在紧急情况下不得已的国策性的立法。”
但事实上，正是借助这一法案，吉田内阁成员完成了一次典型的钱权交易，从而引发了这场行贿受贿丑闻事件。
1953年度第9次计划造船37艘，费用共计445亿日元。据同年7月国会通过的修正案，政府将对第9次造船计划提供266. 8亿日元财政补贴，并根据“补贴法修正案”进行利息补贴。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日本船主协会、日本造船工业会向自由党内阁成员和运输省官员大肆行贿。
这起案件的败露其实有很大的偶然性。
日本安全投资株式会社经理森协将光曾为日本特别产业公司经理猪俣功提供贷款，猪俣功无力偿还贷款，便通过一位报社记者捏造了个理由，向警视厅告发了森协，警视厅拘捕收审森协将光。但警察却从森协家中搜出了猪俣功抵押贷款的票据和证券。恼火至极的森协不甘受辱，又将猪俣功起诉至东京地方检察厅。检察厅受理此案，对猪俣功进行调查，结果从抵押的票据中发现了山下造船公司、日本海运公司的票据。
东京地方检察厅认定，如果造船公司和海运公司将无法收回的票据拿出来用于融通资金，在商业法上就是“特别渎职”行为。
1954年1月7日，检察人员对山下造船公司和日本海运公司进行了搜查，没收了有关文件，逮捕了山下造船公司经理横田及其他相关人员。
根据没收的文件，检察人员发现，在订货中费用的一部分作为回扣装进了公司主要干部的口袋。而造船费用的80%是来自国家贷款。由此，造船业主和运输省有关人员收受贿赂，为立法而提供政治献金等丑闻一并揭露出来，政界人士也被卷入其中。产业界和政界因涉嫌此案而被捕者达122人。
随即，自由党议员有田二郎被捕。造船工业会会长丹羽周夫、副会长土光敏夫，自由党成员冈田五郎、关谷胜利，改进党成员荒木万寿等人也相继遭到羁押。
调查开始触及吉田内阁的高层人士。自由党干事长佐藤荣作、政调会长池田勇人、改进党总裁重光葵等都被要求前去配合取证。
经过一系列缜密的调查取证，东京地方检察厅认定池田勇人涉嫌接受饭野海运社社长贿赂200万日元，佐藤荣作涉嫌从造船工业会及船主协会等受贿2500万日元。检察厅向吉田内阁提交申请，请求允许逮捕佐藤荣作。
逮捕现职党的干事长，对一向自负的吉田来说，不啻当头一棒，他从面子上和感情上都无法接受。他认为：“干事长问题发生的当时，也是国会议事最紧要的阶段，纵使不得不加以逮捕，但也决没有理由急于执行，甚至使国政遭受重大的妨碍。”
内阁副总理绪方竹虎建议吉田动用首相特别行政权，于是吉田命令内阁法务大臣犬养健根据检察厅法第14条规定，对检察总长行使指挥权，将逮捕推迟到“估计国际和国家法案可以通过”之时，实行延期逮捕。
第19届通常国会原定于1954年5月8日结束，但吉田为避免佐藤遭到逮捕，竞将会期延期5次，直至6月15日才告闭幕。
吉田丢卒保帅策略获得成功，佐藤干事长躲过一劫，吉田内阁也避免了因此而垮台。但犬养法务大臣却因此而遭各方面的猛烈抨击，认为他是滥用指挥权。犬养万般无奈，只好引咎辞职
1954年8月10日，自由党召开全国支部长会议，自由党总裁吉田就社会各界对他滥用指挥权的指责进行辩解。他在会上发言时说：政府是本着它的信念行使了指挥权。然而竟有人叫嚷这是渎职问题，可是当我们追问渎职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一定要逮捕干事长的时候，他们便说什么我党的账目有问题，账记得不清楚。我们认为，一个政党的会计账目无法完全一清二楚。因为善意的捐助并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自愿地捐助党的资金，捐款人当然不希望暴露自己的姓名。然而，以账簿漏载捐款人的姓名和金额为由，便要逮捕负责人，这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
“如果因为捐款人的姓氏不明就要逮捕负责人，这也不能不说是荒谬绝伦。”
“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有人做干事长了，也没有人向党捐资金了，这简直是破坏政党政治。即使其目的不是为了破坏政党政治，但是却会造成破坏国家、破坏民主、破坏政党政治的后果。作为一个政党来说，当然要同这种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这就是政府行使指挥权的理由。关于这一点，虽然引起了种种误解，而且有些报纸半开玩笑地加以传播，但是政府决未考虑这种流言蜚语，而是依法行使了指挥权。”
吉田的言论在日本社会尤其是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他对新闻界的攻击使日本各家报社纷纷作出强烈反应。
8月14日，日本新闻协会会长小田岛致函吉田，质问：“总理大臣这样一再对新闻报道加以不当的指责，损害整个新闻界的名誉和威信，乃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我们代表参加本协会的115家报社，要求总理负责说明在自由党全国支部长会议席上的致词中断定新闻报道为流言蜚语的根据，希见复。”
刚愎自用的吉田这次也知道不退让就无法摆脱丑闻。16日他复函小田岛会长，称：“因本人的致词没有原稿，所以用词欠妥，语意不清，以致引起了误会，产生了意外的影响，实属遗憾。”总算把这场一场风波平息下来。
由于受贿丑闻和滥用指挥权，各在野党和社会舆论普遍对执政的自由党产生反感，猛烈抨击吉田政府。国会内对立情绪加剧。
面对危机，吉田希望在自己所擅长的外交领域再展拳脚重振士气，重树日本国民对自己的信心。
然而，11月17日，当吉田结束50余天的欧美之旅踌躇满志地返回日本时，他没想到，他的权力生涯像日本的气候一样进入了寒冬季节。
11月30日，战后第20届临时国会召开。
这届国会上，社会党左右两派和民主党一起准备联手对吉田内阁提出不信任案。吉田面对巨大的压力仍不愿放弃政权。12月2日，他在预算委员会回答民主党议员川崎秀二的质询时，语气仍十分坚定地回答说：“现在，并没有考虑总辞职。”相反，他仍决心以惯用的手法即解散国会来保持政权。但是，这一次吉田对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差错，党内高层如副首相绪方、总务会长大野等人，都反对用解散国会的方式来维系政权。
12月6日下午，全体在野党议员联名向国会提出对吉田内阁的不信任议案，决定提交7日举行的大会表决。
吉田派成员得知在野党的举动后，6日晚紧急集会商议对策。池田、大野、佐藤、林让治等人在永田町首相宫同绪方副首相共议对策，会上总辞职派和解散议会派出现严重对立，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吵。
吉田的左膀右臂池田和佐藤主张应解散国会，这项提议的附和者甚少；而绪方副首相提出的内阁总辞职却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会后，绪方将会议讨论详情向吉田做了如实汇报，请其定夺。
当晚21时30分，吉田召见池田，命其着手解散国会并准备大选。
第二天上午8时，在白金外相官邸召开了政府和自由党首脑联席会议。会上内阁成员中的运输大臣石井光次郎、文部大臣大达茂雄、通商大臣爱知揆一、国务大臣加藤镣五郎，以及自由党的首脑人物大野、益谷、松野、林等人都支持绪方提出的内阁总辞职，池田、佐藤等人成为绝对少数派，阁员中只有农林大臣保利茂、劳动大臣小坂善太郎、内阁官房长官福永等几个人支持解散国会。
会上的争论依然相当激烈。
绪方副首相明言：如果坚决解散国会，自己作为内阁成员不会在文件上签字，甚至不惜从政界引退和发生党的分裂。
会议开始后一直在二楼书房静候消息的吉田，对绪方的顽固态度大为恼火，扬言要撤掉绪方的职务。还是池田比较理智，他苦苦地劝阻吉田：“绪方是您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如果您撤绪方的职务，这关系到您的声誉。”冷静下来的吉田觉得言之有理，只好作罢。
其实，绪方的主张完全是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舆论和党内多数人的意见而提出来的。
进入执政晚期的吉田政府，重用亲信官僚、腐败渎职、追随美国、自以为是等遭到国人的厌恶和批评。
同屡遭非议的吉田相比，作为纯粹党务活动家的鸠山因命运多舛而深得国民同情，而且他所提倡的自主自立的国民外交、重整与国力相适应的军备、实行清朗的政治等主张顺应了当时的民意，因而在日本列岛出现了一股强劲的“鸠山热”。
据吉田的女儿麻生和子回忆，吉田见首脑会议争吵不休毫无结果便离席到了隔壁房间，拿起他喜好的雪茄悠闲地吸着，好像是在那里休息。可是不大功夫，吉田便离开沙发，站起身来，对他的女婿麻生太贺吉说：“那么，我就辞职到大矶安安静静地读书好啦！”说着便回到了会议室。
麻生太贺吉奉命起草了吉田辞去自由党总裁的辞呈。当天下午，正式辞去自由党总裁一职后，在战后日本混乱年代执政长达六年之久并带领日本人民渡过最艰难时期的吉田茂终于退出了政治舞台。

第五章 腾飞

从195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期间虽经历了不少困难和挫折，但发展成果十分显著：国力大大增强，百姓生活逐渐改善，尤其是东京奥运会的举办让日本民众提升了民族自信。

1955年体制

吉田茂黯然离职，在野的民主党迅即推举其总裁鸠山一郎参加首相选举。左右两派社会党提出，如鸠山上任后解散众议院进行大选，则支持鸠山担任首相。12月9日，众议院举行总理大臣提名选举，鸠山获257票，自由党绪方竹虎191票，鸠山顺利接任首相之位。
鸠山一郎得到这一觊觎已久的相位实在不易。他出身名门，其父鸠山和夫是日本第一位法学博士，后从法律界转入政界，明治中期出任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母亲春子是共立大学创始人之一，被誉为教育界的女杰。鸠山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酷爱读书。1907年以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在父亲所开办的法律办事处当了一名律师。
鸠山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政治家，为此，他加入了政友会，并当选为东京市议会议员、议长，1937年一度代理政友会总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鸠山与芦田均、大野伴睦等人组织同交会，从事反东条内阁的活动，未果后在轻井泽隐居。
战争一结束，鸠山便迫不及待地复出招集政友会旧部组建了日本自由党，自任党的总裁。1946年4月的首次大选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正准备组阁一展身手之际，却突遭占领军当局的整肃，被迫将党总裁的职位托付给了自认为信得过的吉田茂。
鸠山性格开朗，但不善权谋，在公众中人望颇高。他对来访者无论高贵低贱一律欢迎。同“往来无白丁”且高傲自负的吉田相比，鸠山的身上更具有平民政治家的气质，因而很受国民的欢迎。
现在，天降大任于他，岂能放过毕生为之努力的机会？因此，鸠山希望借解散众议院重新大选的机会获得多数议席，以利于长期执政。
1955年1月24日鸠山正式解散国会。2月27日众议院举行3年来的第三次大选。投票结果，鸠山一郎由于他被整肃、病倒这一充满悲情的经历拉到了大批同情票，其民主党得到了185席，自由党112席，左派社会党89席、右派社会党67席。
民主党和自由党都属保守派，两党的议 超过了革新派社会党的席位，左右派社会党似乎并未能通过重新大选得到便宜，革新派单个政党都无法在议会中与保守派抗衡。
为此，大选后的3月2日，左右社会党的书记长和田博雄和浅沼稻次郎举行会谈，双方约定各派10名统一交涉员，把左派社会党的《日本社会党纲领》和右派社会党的《统一社会党纲领草案》合起来，作为新的统一的社会党的基本纲领。到9月3日，两派达成合并共识，发表了《日本社会党纲领案》。
10月12日，两派社会党分别召开解散大会，第二天，在东京神田举行统一大会，以前左派社会党的铃木茂三郎为委员长，右派社会党的浅沼稻次郎为书记长。两派合起来在众议院有156席，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保守势力。
面对革新力量的左翼大联盟，日本的右翼保守力量依旧处于分裂状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吉田茂领导的自由党和执政的民主党有着很深的隔阂。然而社会党已经实现联合，要想维持右翼的长期执政，就必须寻求“保守联盟”，形成更大优势压住社会党。
这时候，几位重量级人物站了出来，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三木武吉。
三木武吉是自由党的元老。鸠山一郎战后成立自由党，三木就是骨干成员，并有可能出任阁僚。但因其在战时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好战分子，因而被占领当局整肃。他对吉田茂鸠占鹊巢、拒不归还相位给鸠山很是气愤，因而长期追随鸠山，反对吉田，成为民主党的总务会长。
三木还是被日本政坛称为“寸铁杀人”的长老。他总是脚踩木屐、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行走在国会红毯上，眼中带着一股妖气。中曾根康弘曾这样形容三木武吉：从他身边走过时总有种触电般的感觉。一旦三木接近你，他就会突然睁开眼睛，直视你的双眼，让你瞬间如遭电击一般。三木平常少言寡语，坐在议员的位置上时，他总是把脸贴在拐杖上，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可是，一旦登上讲坛，他就唾沫橫飞，那“寸铁杀人”的语言会立马飞射出来，当演说进入关键阶段时，原本气息衰微的老人会体内喷着火焰般时而奚落、时而褒奖，最后把人推向谷底。听着三木的演讲，人的身体会像着了魔一般颤动，在座位上忽左忽右地随着他的情绪移动。
眼瞅着左翼联盟的威胁越来越大，身为民主党总务会长的三木发出呼吁：
“为了推进保守联合，如有必要，鸠山内阁可以总辞职。其后继人可以是鸠山，也可以是绪方。如果吉田愿意的话，也可以选他。”这一呼吁表明了民主党不计前嫌的态度，使两党的对立情绪大大缓解，营造出互相靠拢的的氛围。
当然，对立之间的政党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三木召集那些反对保守派联合的议员做劝说工作。
在饭馆里，三木又施展其激情洋溢的演讲天才。他说，为阻止左派单独执政而维持多党派的想法荒谬至极，联合的左派不会选择与分裂的右派共同执政。围坐在他身边的中曾根康弘、樱内义雄等年轻议员看到这位已身染重疾的老者虽来日无多，却依旧执着，为完成夙愿在跟自己的生命赛跑，觉得如果再不同意他的主张，实在太对不起他了。
在三木的努力下，自由党的吉田茂、绪方竹虎和民主党的鸠山一郎、岸信介、河野一郎等人迅速行动起来。两党领导人频频会谈，达数十次之多。为了执掌政权，这些曾经的对手展示出了自己的政治远见和博大胸襟，表示愿意拋弃成见共图大业。
政党合并，名称可是大事。为保持影响力，他们决定简单地把两党名称合在一起作新党的名字。但谁在前谁在后呢？自由党干事长石井光次郎为表示客气，说民主党议席居多，理应在前，应将名称定为“民主自由党”。民主党干事长岸信介却说自由二字若放在前面读起来更顺口。几经磋商，最终定名为“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
1955年11月15日，日本两大保守政党自由党和民主党正式合并。合并后，自民党占众议院299席，而合并后的社会党也有156席。这样，战后日本政坛左、右翼两大势力对立的政治格局基本形成，日本政治从此进入“1955年体制”。
自民党是在没有总裁的情况下成立的，因为两党都推举了自己党内的领导人作为新党首人选。由民主党的鸠山一郎，还是自由党的绪方竹虎担任总裁，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为大局考虑，鸠山、绪方、三木武吉和大野伴睦四人组成代行委员会才把合并后党组织的启动问题解决。
然而没有党首终非长久之计。鸠山深知，要稳妥处理好内外大政，不是单单坐上首相之位就可以的，还需要在党内握有话语权。对党首之位，他势在必争。
对手绪方竹虎可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早在战前绪方就是橫跨新闻、政治两界的风云人物，曾任《朝日新闻》主笔和情报局总裁，根基深厚，不论何党何派均要对他礼让三分，连吉田茂都不敢怠慢他。
为尽早结束纷争，党内决定通过公开选举确定总裁，选举的时间定在1 956年4月。
也许是上天对鸠山一郎坎坷经历的补偿， 竞争对手绪方竹虎竟在这年1月28日因冠状动脉硬化突然病故。
如此一来，接下来的选举就只是形式了。在自民党的临时党代会上，鸠山一郎获得的选票远超过半，总裁之位轻松获取。
历经坎坷的鸠山一郎终于在自己人生的暮年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日苏邦交

顺利当上两党合并后新总裁的鸠山一郎已成功的集党政大权于一身，此刻，国内经济状况良好，党务、政务可以交给幕僚们处理，他的当务之急是让战败的日本重新走进国际舞台。
当时的国际格局已明显的出现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美国是日本的大哥，小弟的要求只要不过分，大哥一般会给予支持。麻烦的是苏联，没有苏联这一个另一阵营老大的点头，日本就不可能以正常国家的身份走上国际舞台。更何况，苏联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有一票否决权，以后日本要加入联合国，苏联的态度很关键。但问题是，至今为止，日本和苏联还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许多问题都没办法沟通商谈。
因此，对鸠山来说，首要的任务是与苏联建交。
实际上，早在1955年1月25日，鸠山一郎已经收到了苏联驻日代表团团长多姆尼茨基递交的一份苏联“随时准备开启谈判”的信件，明确知悉了苏联方面欲缓和双方关系的信号。
日苏关系是一个敏感的问题。由于冷战背景下意识形态的不同，日本和苏联间的战争实际结束近10年仍然没有缔结和平条约，也没有宣布战争状态结束并恢复外交关系。理论上讲，日本和苏联仍然处于“战争状态”。
多姆尼茨基的信之所以直接送交鸠山首相，是因为外务省拒收。为什么？一方面是信件格式不符合外交文书惯例，既无署名也无日期，且外务省认为《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的占领已经结束，为占领而设的苏联驻日临时代表团等于失去了法律上存在的意义，所以他们不承认多姆尼茨基的代表资格。另一方面，外务大臣重光葵和苏联人有个人恩怨。重光在战前曾任日本驻苏大使，战时又在东条英机内阁担任外相，战后，苏联方面要求把他列为战争罪犯的名单中。所以，重光对苏联人心有芥蒂。
苏联人在这时发出缓和信号，其原因是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赫鲁晓夫接掌苏共中央，主张加强与西方的关系。这与鸠山的意图可谓一拍即合。
收到苏联人的信件，鸠山即派人与苏联交涉北方四岛的归还问题，试探一下苏联的态度。北方四岛即日本北海道东北方的四个岛屿国后、择捉、齿舞和色丹，根据雅尔塔秘密协定，这几个岛在二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8月，由苏军占领。领土被他国管辖，对政治家和本国国民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事。
但有雅尔塔协定作为国际法依据的苏联自然不可能轻易放弃已到嘴的肥肉，谈了一段时间，到 1956年3月，此事仍毫无进展。
执着的鸠山岂会轻易气馁？同年4月，他派其心腹大将农林大臣河野一郎前去谈判，并制定了新策略。
河野到苏联后，不提建交事，先拿两国渔业协定说事。也是，作为农林大臣，他来主谈渔业协定是分内之事。鸠山给他的指示是，用对苏联有利的渔业协定做诱饵，吸引其继续谈判。
谈判的关键时刻，“老江湖”河野使出了一招非常手段：他把日方翻译人员留在外边，只身一人进入会谈场所。也就是说，他和苏联总理布尔加宁谈话时只用苏方翻译，这样一来，不管他们谈的是什么内容，只要河野不说，苏联人不讲，就谁也不知道。在诡异的气氛中，日、苏谈判取得了进展。苏联翻译后来承认，在签署渔业协定前，河野主动提出：“如果今后不举行恢复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话，这个渔业协定自动作废。”布尔加宁先是震惊，后来竟同意了。
见谈判有了进展，日本人便想得寸进尺。参与谈判的外相重光葵出了个主意，建议让苏联“先归还齿舞、色丹二岛”，因为这两个岛很小，只占北方四岛面积的6%。没想到苏联人竟然答应了，但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交还领土必须在订立和平条约之后；第二，交还领土应在美国撤出冲绳岛之后。
消息传回日本，政府内无一人敢表态赞成，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时间在流逝，鸠山的身体状况也在恶化，他可耗不起啊！深思熟虑后，鸠山決定采取更务实的态度，暂时搁置领土争端。他直接给苏联去信，提出包括“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在内的五项条件。9月，他收到了布尔加宁可以继续谈判的回信，双方重回谈判桌。
1956年10月12日，鸠山一郎以赌命的决心拖着病体飞往苏联，亲自与布尔加宁举行会谈。到了莫斯科，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看到这种情况，在谈判开始前，河野一郎主动找到苏联外交部长谢皮洛，告诉他：“鸠山首相不可能再来莫斯科了，如果我们现在不达成协议，日苏邦交正常化就要推迟好些年……”日本人把首相的健康状况这一绝密情报都递了出去，希望以此直率“感化”苏联。
或许苏联人真被“感化”了，或许他们权衡清楚了其中的得失利弊，总之，此后的谈判竟顺风顺水。10月19日，双方终于在莫斯科签署《日苏共同宣言》，两国邦交实现正常化。签字仪式结束后，他们在克里姆林宫大厅里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乐队在来宾面前奏响日本国歌，鸠山一郎百感交集，心潮澎湃，几乎要流下泪来。他相信，这是日本重新迈向正常国家的关键一步。
没有了苏联的掣肘，加入联合国也就没有大的障碍了。1956年12月18日，在第11届联合国大会上，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日本加入联合国，成为第80个会员国。同年12月20日，鉴于自己的身体状况，完成了使日本重返国际舞台心愿的鸠山一郎宣布辞职。

下午先更一次，晚上不一定有时间了。

“妖人”出山

鸠山宣布辞职后，争夺自民党新总裁的战斗随即打响。宣布出马的有三个人：干事长岸信介，总务会长石井光次郎，鸠山内阁的通商产业大臣石桥湛山。
这三个人各有派系支持。岸信介除了本派以外，还得到了佐藤派、河野派的支持，前者是其胞弟佐藤荣作的派系，后者的首领河野一郎在1956年8月与岸信介一起访美期间曾达成互助密约。石井光次郎除本派以外，还得到池田派的支持。石桥则得到了旧自由党内反吉田的一些派系及鸠山直系还有三木-松村派的支持。相对来说，岸信介势力最大，但只是接近半数，另外两派甚至不到三分之一。现在，就只剩下自民党内八大派系之一的大野派还没表态了。
大野派首领大野伴睦其实暗地里早就找好了支持对象——石桥湛山。在石桥的参谋石田博英的策划下，石桥暗中许诺“把党务委托给大野”，意思是让他当干事长或副总裁。大野的支持，让石桥派的底气一下子壮了起来，紧接着就展开一系列动作。他们公然派人行贿乃至使用“肉弹”。石田博英等人四处活动，像新宿红灯区的皮条客一样，出没在上野车站、羽田机场，把进京的议员拉到高级酒店，又给钱又送美女三陪。石田还大撒封官帖，内阁一共才18个大臣职位，但据说石田给60个人开出了大臣职位的“空头支票”，光通商产业大臣就许了5个人，农林大臣甚至许给了8个人，总之先拉拢人再说。
石桥派动作如此放肆，岸派和石井派自然不甘落后，据说岸派也拍出了至少一亿日元大肆收买人心，整个总裁选举充斥着铜臭色相，可谓明目张胆，无所顾忌，甚至在党的大会会场走廊里都敢公开“交易”。
12月14日，总裁选举结果，岸信介得233票，石桥得151票，石井得137票，都没有过半数。于是，岸和石桥进入第二轮，石桥得258票，略超岸信介的251票，以微弱优势逆转败局。
石桥派其实是势力比较小的一派，石桥湛山之所以能获得这次“弱胜强”主要赢在战术得力。除了大肆拉票以外，石桥还使用了“二三位联合”的策略：他和石井暗中达成协议，联合对付实力最强的岸派，所以在第二轮投票中，原本投给石井的票大部分被心照不宣地投给了石桥，这样就顺利地把石桥抬上了总裁的位置。
石桥1884年生于东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任职东洋经济新报社，在战前就是一位出名的评论家。1945年，他受鸠山一郎邀请成为了自由党的顾问。在吉田内阁中曾任藏相，与吉田茂关系十分密切。
后来在对美政策上，石桥湛山与吉田茂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他反对吉田的一边倒的对美政策，并对吉田茂的官僚政治和任人唯亲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造成两人关系破裂的焦点是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吉田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对华政策也十分消极，而石桥却主张与中国修好。石桥对中国友好的态度是出于内心真实的想法，事实上，在冷战时期他一直致力于“日中美苏和平同盟”的构想，而且直到晚年还为此不懈努力。而日中邦交的正常化，也正是在他的努力推动下实现的。
石桥担任首相不久，就在当年的预算草案中加入了提高米价的内容。这可是得罪民众影响选举的大事。虽然同时提出了减税1000亿日元作为补偿，依然使自民党遭到猛烈抨击。
对此石桥显然准备不足。更要命的反对来自内部。党内其他派系首领与大野伴睦、河野一郎等人开会决定搁置米价问题，使内阁的政策被执政党自己轻易推翻。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政治的残酷无情地给了他一个当头棒喝。竞选时在严冬中四处演讲，作为少数派艰难组阁，刚刚上台便遭重创。1957年1月24日，石桥因过度疲劳和天气寒冷等原因突发脑血栓，在自家浴室里摔倒。此时国会马上就要开幕，但他的病情却不见好转。出于政治良知，2月23日，石桥只得宣布辞职，并且指名外相岸信介为继任首相。
岸信介并非战后才冒出来的政治黑马。
出生于1896年11月12日的岸信介，原姓佐藤，因过继给岸姓家族当养子才改姓岸。所以他和胞弟佐藤荣作虽同父同母却不同姓。
岸信介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长期在农商省任职。1936年出任伪满洲国实业部次长，其职位虽在部长之下，却是伪满国产业行政的实际最高负责人。在此期间，他和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社长鲇川义介等并称为“满洲五巨头”。在中国东北，这只脱缰野马生活放荡，每晚饮酒、嫖妓，性情古怪，清浊同纳，让人难以捉摸，故被称为“满洲之妖”。
1939年，岸信介奉调回国。东条英机出任首相后，他即被召入阁出任商工大臣。在“偷袭珍珠港”后的对美宣战诏书上，他是副署人之一。1942年，在大政翼赞会的支持下，他当选为众议员。1943年，岸信介改任军需省次官，全面负责战时经济，指挥军需生产和战争物资的调配，成为东条的得力干将。
随着战局的恶化，岸信介比东条更早地认识到日本败亡的不可避免。1944年7月，美军攻陷塞班岛时，便向东条进言：轰炸日益频繁，军需生产已显著下降，应尽早设法结束战争。却被东条责骂：你们文官懂个屁！由此两人开始分道扬镳。后来更是直接加入反对东条英机的阵营，逼使东条下台。
岸信介是战时内阁的成员，日本投降后很快便以甲级战犯的嫌疑逮捕，关在巢鸭拘留所。在无边的彷徨与孤寂中，他仍坚持着看报纸的习惯，精神和身体状况保持不错。
1948年12月24日，在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处绞刑的第二天，岸信介被无罪释放。出狱后，他立刻组织人马，欲东山再起。他先是被吉田茂笼络，后因与吉田政见不合又被鸠山一郎招致帐下。岸信介主张“反共亲美”，还希望把保守势力的支持层向左“扩展”，颇有号召力，与他臭味相投者多聚拢而来。
1952年，岸信介被解除整肃，恢复政治自由。同年，他组织起“日本再建联盟”，并于次年当选众议员，1954年与鸠山一郎合组日本民主党，任干事长，并一直在幕后支持三木武吉统合保守势力。当自民党成立时，岸信介已是自成一派的党内元老。
有了这样的历练，岸信介接任首相后自然会有一套自己的治国思路。

“岩户景气”

岸信介知道，自己头上顶着甲级战犯的名号，会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他。因此，刚开始他完全沿用石桥的内阁班底，行事颇为低调。
内政有陷阱，那就向外交领域发展。岸信介搞过经济，又当过外相，对全球范围内开拓市场发展经济并不外行。从前炮火没能征服的地方，他要用商品去占领。很快，他就发表了日本战后首份外交蓝皮书，提出“经济外交”的概念，即以“和平的经济力量”作为主要手段向外扩张，以达到发展经济、培育国力的目的。
在战后历任首相的努力下，自1955年起，日本迎来了战后第一次经济发展高潮。人们认为这是神话般的繁荣，就用第一位天皇的名号，称作“神武景气”。日本开始全面复苏，进入到建立独立经济的新阶段。
1956年，日本政府制订了“电力五年计划”，进行以电力工业为中心的建设，用石油取代煤炭发电。从外国进口大量原油，促进了炼油业发展。同年的《经济白皮书》中写道：“由于战败的原因，使日本人感到了绝望，就加速了日本摆脱困境的速度和决心。这样，日本有了推动经济上升的力量……现在已经不是战后，我们正面临着和过去不同的新情况。经济恢复已经结束，今后是以现代化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期。”
正是在这样景气的经济形势下，岸信介从石桥手中接过了相位，颇有点踌躇满志。为此他提出了“大东亚主义”，希望重建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友好情谊”，并为此进行了几次前所未有的出访。
1957年5月，上台不久的岸信介出访东南亚。他先后访问了缅甸、泰国、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中国台湾，成为战后首位访问东南亚的日本首相。他的主要目的是重新与各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为日本的商品和技术出口开拓市场。
希望能给“神武景气”添把火，岸信介努力推进石桥内阁时的积极财攻政策，并于1957年制定了金额巨大的财政预算。受此鼓舞，国内的技术引进规模和设备投资规模急剧扩张，日本民众开始敞开口子花钱，你也买进，我也买进，大家比着买。没多久，钱就花超了，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产生大量外贸逆差，日本的外汇储备减少到5亿美元，连日常的贸易决算都无法应付。
受此影响，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有心栽花花不发，“神武景气”逐渐消退，出现了日本战后经济史上的“锅底大萧条”。
为什么叫“锅底大萧条”？一般的解释是，外贸逆差巨大，经济下滑严重，萧条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如在扁平的锅底一样难以上升，所以称为“锅底大萧条”。
萧条苗头刚一出现，敏锐的岸信介就感觉到了。为此，1957年6月，岸信介紧急访美，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会谈，其重要任务之一是借钱。这位将军总统对冷战格局看得已经相当透彻，自然愿意对现在的坚定盟友日本扶危解困。一周之内，日本就从世界银行和美国进出口银行借到3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当时外汇储备的一半。
这笔资金使电力、灌溉等很多关键项目得以继续推进。同时，岸信介吸取教训，开始抑制投资的过快增长。他先从金融业入手，指示日本银行两次提高利率，少放款，缩小企业的投资规模。接着，又制定了《综合紧急对策纲要》，采取削减财政投资15 %、限制输入、振兴输出、拯救中小企业等综合治理对策。为进一步扩大出口，1957年1 1月，他再次访问东南亚和澳洲。
岸信介先后到达南越、柬埔寨、老挝、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还有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继续拓展市场推销商品。
岸信介的努力很快就见到了成效。1958年6月，日本经济再次出现高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10 %以上的速度递增。百姓的生活也有了明显变化，人们口中念叨的不再是粮食价格，而是新的“三大件”——洗衣机、电冰箱和黑白电视，取代了原先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
正是在这个时期，日本开始转变其出口产业结构。战前，丝绸和花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出口商品，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其轻工产品的出口仍占出口总额的一半。但这些产品不仅技术含量低，还要面对来自东南亚各国的激烈竞争，出口利润不高。对此，日本的经济部门作出了改变出口产业结构的决策，制订了鼓励企业家向重工业化学工业投资的计划，引导企业生产高科技产品，尤其是电子产品。日本企业于是开始大量生产电器、汽车，钢铁业逐渐取代轻工业，成为主要的出口物资，日本经济随之出现了被称为“岩户景气”的第二次发展高潮。
“岩户”一词来源于日本的神话故事，说的是远古时代成千上万的神仙在太空聚会，当祭典结束时，诸神终于将岩石砌成的天门即岩户推开，里面的天照大神下降人间，从此开创了日本国。“岩户景气”意为开天辟地的繁荣。
经济的回升使岸信介有点志得意满，他重组了内阁成员，把石桥的人马全部更换，支持岸的河野派和佐藤派成为新内阁的主力，河野一郎担任经济企划厅长官，该派日本银行总裁一万田尚登取代池田勇人成了大藏大臣，河野派掌握了岸内阁的经济大权，人称“岸河内阁”。
人事布局完成了，岸信介的注意力开始从经济转向国防。考虑到 根本不可能，岸信介就开始在解释宪法上做文章。他在众议院答辩时说：“拥有自卫所需要的武力是理所当然的，是不违反宪法的。”甚至说：“如果在自卫权的范围内，拥有核武器也是允许的。”
在此之前的1957年6月，日本国防会议已通过了《第一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计划在1958年至1960年三年内使陆军兵力达到18万，海军舰艇吨位达到12.4万吨，航空自卫队飞机达1300架。由于经济的发展，这些计划的推进就没有从前那样遭遇太大阻碍。

“岩户景气”一节倒数第六行，“考虑到”后面被屏蔽了“修订宪法”四字。

池田勇人脱颖而出

果然，街头运动随着岸信介的辞职迅速停止，反对派不再闹事，斗争焦点转到党内总裁选举上。
岸信介辞职时，虽很想把位子传给佐藤荣作，毕竟是自己胞弟啊，但后来想想还是算了，别到时候佐藤接不了班，还给党内反对派抓住把柄，牵连到整个派系搞得灰头土脸就不划算了。
所以，岸的想法是由他主导推出一个候选人提请议会表决，以确保接任者是自己这边的人。哪想到党内各派都想推出自己的人选，吵吵闹闹无法统一。
早先，岸信介为拉拢大野伴睦和河野一郎，曾在帝国饭店订了密约约定先把政权交给大野伴睦。所以大野满怀希望地派人去探口风，看岸信介是否能履行承诺。但此时岸信介对大野已心有芥蒂。在前面我们曾提到，1956年总裁选举的时候，大野先不明确表示支持谁，暗地里却和石桥达成协议，导致岸信介饮恨惜败。这是旧怨；安保斗争时，大野和河野掉转枪口来策划倒阁，使岸信介在党内四面楚歌，这是新恨。如此旧怨新恨，岸信介怎么可能把政权拱手让给大野？
面对大野派来的试探者，岸信介回了一句大野当年暗度陈仓时说过的话：“我的心也像富士山白雪一样白啊。”岸这样说的目的，一方面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一方面则是让大野明白自己根本不会履行帝国饭店密约，因为那只是政客骗人的把戏。
即便如此，大野仍然希望他所信任的川岛正次郎以自民党干事长身份纠集岸派力量给予支持。此时大野和石井派已达成了协议，想再复制一次石桥奇迹，根据他们的推算，联合大野、石井、河野三派的势力，当可稳操胜券。
这里得补充讲讲自民党内部的派阀问题。
派阀的形成主要是因为自民党是一个仓促合并的党，其成员众多、思想复杂，加上利益冲突在所难免，因而，在政党内部活动中，利益一致、理念相同者常常会聚在一起商议党内外事务，久而久之就形成人员相对固定的派系。
派阀自然不会公开称自己为派阀，他们往往有好听的名字：XX会、XX研究会、XX俱乐部等。如池田派叫“宏池会”；佐藤派叫“周山会”，即现在“平成研究会”的前身；大野派叫“白政会”；岸派叫“十日会”，也就是现在“清和政策研究会”的前身；河野派叫“春秋会”等等。当然，除了自民党内部以外，外界媒体和老百姓一般不会记得那些复杂的派阀名，他们都习惯用派阀首脑的姓+派组成“xx派”来直接指称。
一般来说，派阀的首领是会长，当派阀首领当上首相以后，有时会不再兼任会长，但派阀名字不变。会长之上有元老级的名誉会长（一般是该派的前任首领），会长之下一般会有几个“代表”，和会长一起对该派的人事安排进行商议。会长最看重的中坚议员会担任事务总长或事务局长，负责派阀的资金管理和外联事务，而且这个人往往就是下任会长的有力人选。
派阀架构起来的自民党金字塔，最高层就是总裁（首相），其下是各省的大臣和厅长官、政务次官（大臣的副职）、参众两院议长和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以及自民党的党内三要职——干事长、总务会长和政调会长。通常，自民党的国会议员都加入某一个派阀，依托派阀去争夺上自总裁（首相），下到阁僚、议会委员长等高层级职务，没有派阀势力作背景是很难上位的。所以做议员的第一要务就是要跟对人，跟对了人才会有回报。而一个人要想当总裁或首相，必须团结起自己的派阀，拉拢一批议员为自己壮声势。从这点来看，派阀头目下面的议员就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高层互相利用的关系在关键时刻，也就是总裁选举的时候会表现得淋漓尽致。1956年12月石桥湛山当选总裁的那一幕就是派阀角力的第一次试演，金钱肉弹拉拢、第二第三联手、封官许愿拉票等外人看起来很肮脏的招数从此在自民党内成为常态。1960年的总裁选举也变成了一次孕育阴谋的温床。
回过头来我们再说大野伴睦竞争自民党总裁之事。
那么岸信介究竟支持谁？原来，他准备支持池田勇人。尽管池田曾是岸的死对头，但岸信介在抛弃大野和河野以后，池田就成了岸的政治盟友了，更何况岸的弟弟佐藤荣作和池田曾是非常亲密的同学关系。
岸派和池田派就这样化敌为友，紧密的联系到了一起。岸内阁外务大臣藤山爱一郎也曾宣布参选，岸信介叫他退出，因为藤山的参选可能分化岸派对池田的支持。不料，藤山一口拒绝了。
政治就是如此的变幻莫测，昔日的盟友今天会成为敌人，曾经的对手却可能站在同一战壕里奋斗。
多方酝酿的结果，这次总裁选举就分为两大派别：岸、佐藤、池田三派支持池田勇人，而大野、河野、石井结成了另一个政治同盟。藤山虽然参选，但还不成气候。
关键时刻，干事长川岛开始发挥其巧舌如簧的特长。他向大野承诺岸派有至少24个人会投大野，藤山派即使第一轮失败也不会去投池田，给大野吃了颗定心丸。到投票前夜，大野才知道局势是那么不利，岸派根本没人支持他，连事先决定第二第三联合的石井也另起炉灶直接参选。这时候川岛又施展他的骗术，说一旦大野和石井同时参选，会导致双方都斗不过池田，不如大野自行退选，已经被摆了一道的大野不得不宣布退出。于是，7月14日第一轮投票结果——池田246票、石井196票、藤山49票，第二轮决选中，池田以302票击败了石井的194票获胜。立下汗马功劳的川岛后来被池田指定为自民党副总裁。
就这样，经过一番合纵连横拼杀的池田勇人终于脱颖而出。接下去的几年，他将是这段历史的主角，所以这里我们得摆摆他的身世。
池田勇人1899年12月出生在广岛县丰田郡，父亲是当地的邮政局局长，家庭条件不错。1922年考入京都大学，毕业后进人大藏省工作。在大藏省，他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生是个杂牌军，因为这里是东京大学毕业生的地盘，他们结成严密的攻守同盟，抱团联合打拼，加上池田平时好酒，人际关系一般，因此仕途暗淡，奋斗了多年才混上个科长。
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池田的父亲为他物色到了家住长州的广伯爵的女儿直子。谁知婚后的池田竟大病一场，被确诊为不治之症，只得在家休养。新婚太太没享受几天蜜月就得为他熬药喂饭、端屎接尿。直子是伯爵千金，从前哪里受过这份罪？不久，伯爵千金积劳成疾，突发心肌梗死，一夜之间撒手人寰。
仕途不顺，身患绝症又新婚丧妻，池田的人生似乎已没有未来，好好的一个年轻人眼看就要废了。可谓“天无绝人之路”，上天在危难之时终于出手拉了他一把。池田的表妹大贯满枝来到他身边，将几近绝望的池田照顾得十分周到。
没多长时间，池田竟然奇迹般康复。怀着感恩心态的池田表哥娶了满枝表妹。不久，他们的女儿降生，池田用直子的名字给长女取名，以此纪念前妻，报答她的照料之情。
大难不死的池田勇人又回大藏省上班了。尽管当初的很多同事如今都已升职，但这并没有让池田灰心。就在他打起精神重新拼搏的时候，日本投降了。美国人很快就开始排查跟军国主义有关的公务员，大藏省是军国主义的“账房”，自然在劫难逃。那些在战时奋发努力的东大毕业生很多人被清除出去。
池田却因祸得福。由于他长期在家养病，未能替帝国服务，因而顺利当上了大藏省主税局局长。常言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话在池田身上得到了应验。不久，石桥湛山任首相时把池田提拔为事务次官，使他迈入了公务员系统高级官僚的行列。
1948年，池田作出了人生的重大决定：辞去公务员官职，以自由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议员竟选。1949年1月，池田如愿当选众议员。这时，再次出任首相的吉田茂正好在招兵买马，看中了官僚出身的池田勇人，就让首次当选议员的池田出任政务官大藏大臣。
池田担任大藏相之时，正值战后日本的多事之秋，但他以自己多年的官场经验和勇气智慧帮吉田首相苦心经营排除万难。上任一年后，又恰逢朝鲜战争爆发，大批“特需订单”蜂拥而来，为日本萎靡的经济打入了一剂强心针，顿时，国内的颓废气氛一扫而光，几乎没费什么力气池田就把日本经济推上了重建的轨道。
经济上的景气让吉田对池田青睐有加。出于信任，池田被任命为《旧金山和约》谈判的全权代表，以吉田内阁核心圈人物的身份开始接触外交事务。这时的池田，从默默无闻变成了政治上的黑马，并且与佐藤荣作一起成为吉田首相的左膀右臂。
1952年1 1月，改任通产大臣的池田在议会接受质询时，反对派议员揪住他两年前关于中小企业主自杀的“非人道发言”进行诘问，他竟继续以“非人道发言”回应：“我的看法是，在由通货膨胀向经济稳定转变时，地下经济以及那些不遵守正常经济原则的人难免要破产。有人自杀，当然非常可怜，但客观地说，这是无法避免的事。”这话说的虽然是事实，但从一个内阁大臣口中说出就显得冷酷无情了。此言一出，在野的几个政党随即对他提出弹劾。
弹劾的是池田，但针对的目标其实是吉田。因为池田已是公认的吉田首相的心腹，在野党想通过弹劾池田的方式打击吉田内阁，逼使吉田辞职。
在野党对池田的不信任案被议会通过，池田勇人只得辞职，成为战后第一个遭弹劾出局的内阁大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他这匹政治黑马才奔腾了几天就失蹄趴窝了。
辞职后，吉田茂让池田继续留在自由党内协理党务。1953年，池田出任自由党政务调查会会长，1954年任干事长，重新崛起成为党内的重要人物。1955年自民党成立后，池田任党顾问。1957年，他应邀出任岸信介内阁的大藏大臣，1959年改任通商产业大臣。
因此，1960年当岸信介内阁在安保斗争中风雨飘摇之时，池田勇人已经有了数任内阁大臣和数个党内重要岗位历练的基础，从经历上看，几乎没人能比他更有担任首相一职的优势。
不过赢了总裁选举的池田勇人接手的是个烂摊子。在岸信介的拖累下，自民党的民望大跌，民众对其怀有强烈的敌对情绪。虽然日本经济已进入高速发展的轨道，但百姓在发展中获得的实惠并不多。面对如此局面，池田这样一个“不愿吃粗粮的人”到底行不行呢？
这个时候，能否认清形势对症下药是维系政权的关键，只有保持头脑清醒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为胜选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平正芳在胜选当天意有所指地问池田：“您从广岛来到东京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会有今天？”池田回答：“完全没有想到。”于是大平说：“所以，总裁这把椅子，对您来说是意外捡来的，您什么时候离开它都不会后悔吧？”池田点头说：“是的！”
大平由此话锋一转：“今后您必须与国民同甘共苦，尽量回避有艺伎陪侍的料理亭，放弃打高尔夫。”池田过惯了优裕生活，平时喜欢到酒吧或料理店，边吃边欣赏艺伎表演，还喜欢打高尔夫，这些在当时都属于奢侈消费，处理不好就会成为政敌的把柄。
为帮助池田更好地应对今后的政党斗争，作为幕僚的大平正芳还送给他一个词——宽容。另一个幕僚宫泽喜一针对当前复杂的形势变化也送了池田一个词——忍耐。两位幕僚可谓煞费苦心，他们真心希望能跟随池田走得更远些。因为，他们俩深知，池田此人既不宽容也没有耐性。
这些，池田全都听进去了。他开始洗心革面，硬熬着不去酒吧，只偶尔在箱根的别墅里用过去的高尔夫球杆对着空山挥两杆。他知道，要想维系政权，自己必须改掉过去的奢侈习惯，开始一种朴素的新生活。

就这样，经过一番合纵连横拼杀的池田勇人终于脱颖而出。接下去的几年，他将是这段历史的主角，所以这里我们得摆摆他的身世。
池田勇人1899年12月出生在广岛县丰田郡，父亲是当地的邮政局局长，家庭条件不错。1922年考入京都大学，毕业后进人大藏省工作。在大藏省，他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生是个杂牌军，因为这里是东京大学毕业生的地盘，他们结成严密的攻守同盟，抱团联合打拼，加上池田平时好酒，人际关系一般，因此仕途暗淡，奋斗了多年才混上个科长。
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池田的父亲为他物色到了家住长州的广伯爵的女儿直子。谁知婚后的池田竟大病一场，被确诊为不治之症，只得在家休养。新婚太太没享受几天蜜月就得为他熬药喂饭、端屎接尿。直子是伯爵千金，从前哪里受过这份罪？不久，伯爵千金积劳成疾，突发心肌梗死，一夜之间撒手人寰。
仕途不顺，身患绝症又新婚丧妻，池田的人生似乎已没有未来，好好的一个年轻人眼看就要废了。可谓“天无绝人之路”，上天在危难之时终于出手拉了他一把。池田的表妹大贯满枝来到他身边，将几近绝望的池田照顾得十分周到。
没多长时间，池田竟然奇迹般康复。怀着感恩心态的池田表哥娶了满枝表妹。不久，他们的女儿降生，池田用直子的名字给长女取名，以此纪念前妻，报答她的照料之情。
大难不死的池田勇人又回大藏省上班了。尽管当初的很多同事如今都已升职，但这并没有让池田灰心。就在他打起精神重新拼搏的时候，日本投降了。美国人很快就开始排查跟军国主义有关的公务员，大藏省是军国主义的“账房”，自然在劫难逃。那些在战时奋发努力的东大毕业生很多人被清除出去。
池田却因祸得福。由于他长期在家养病，未能替帝国服务，因而顺利当上了大藏省主税局局长。常言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话在池田身上得到了应验。不久，石桥湛山任首相时把池田提拔为事务次官，使他迈入了公务员系统高级官僚的行列。
1948年，池田作出了人生的重大决定：辞去公务员官职，以自由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议员竟选。1949年1月，池田如愿当选众议员。这时，再次出任首相的吉田茂正好在招兵买马，看中了官僚出身的池田勇人，就让首次当选议员的池田出任政务官大藏大臣。
池田担任大藏相之时，正值战后日本的多事之秋，但他以自己多年的官场经验和勇气智慧帮吉田首相苦心经营排除万难。上任一年后，又恰逢朝鲜战争爆发，大批“特需订单”蜂拥而来，为日本萎靡的经济打入了一剂强心针，顿时，国内的颓废气氛一扫而光，几乎没费什么力气池田就把日本经济推上了重建的轨道。
经济上的景气让吉田对池田青睐有加。出于信任，池田被任命为《旧金山和约》谈判的全权代表，以吉田内阁核心圈人物的身份开始接触外交事务。这时的池田，从默默无闻变成了政治上的黑马，并且与佐藤荣作一起成为吉田首相的左膀右臂。
1952年1 1月，改任通产大臣的池田在议会接受质询时，反对派议员揪住他两年前关于中小企业主自杀的“非人道发言”进行诘问，他竟继续以“非人道发言”回应：“我的看法是，在由通货膨胀向经济稳定转变时，地下经济以及那些不遵守正常经济原则的人难免要破产。有人自杀，当然非常可怜，但客观地说，这是无法避免的事。”这话说的虽然是事实，但从一个内阁大臣口中说出就显得冷酷无情了。此言一出，在野的几个政党随即对他提出弹劾。
弹劾的是池田，但针对的目标其实是吉田。因为池田已是公认的吉田首相的心腹，在野党想通过弹劾池田的方式打击吉田内阁，逼使吉田辞职。
在野党对池田的不信任案被议会通过，池田勇人只得辞职，成为战后第一个遭弹劾出局的内阁大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他这匹政治黑马才奔腾了几天就失蹄趴窝了。
辞职后，吉田茂让池田继续留在自由党内协理党务。1953年，池田出任自由党政务调查会会长，1954年任干事长，重新崛起成为党内的重要人物。1955年自民党成立后，池田任党顾问。1957年，他应邀出任岸信介内阁的大藏大臣，1959年改任通商产业大臣。
因此，1960年当岸信介内阁在安保斗争中风雨飘摇之时，池田勇人已经有了数任内阁大臣和数个党内重要岗位历练的基础，从经历上看，几乎没人能比他更有担任首相一职的优势。
不过赢了总裁选举的池田勇人接手的是个烂摊子。在岸信介的拖累下，自民党的民望大跌，民众对其怀有强烈的敌对情绪。虽然日本经济已进入高速发展的轨道，但百姓在发展中获得的实惠并不多。面对如此局面，池田这样一个“不愿吃粗粮的人”到底行不行呢？
这个时候，能否认清形势对症下药是维系政权的关键，只有保持头脑清醒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为胜选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平正芳在胜选当天意有所指地问池田：“您从广岛来到东京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会有今天？”池田回答：“完全没有想到。”于是大平说：“所以，总裁这把椅子，对您来说是意外捡来的，您什么时候离开它都不会后悔吧？”池田点头说：“是的！”
大平由此话锋一转：“今后您必须与国民同甘共苦，尽量回避有艺伎陪侍的料理亭，放弃打高尔夫。”池田过惯了优裕生活，平时喜欢到酒吧或料理店，边吃边欣赏艺伎表演，还喜欢打高尔夫，这些在当时都属于奢侈消费，处理不好就会成为政敌的把柄。
为帮助池田更好地应对今后的政党斗争，作为幕僚的大平正芳还送给他一个词——宽容。另一个幕僚宫泽喜一针对当前复杂的形势变化也送了池田一个词——忍耐。两位幕僚可谓煞费苦心，他们真心希望能跟随池田走得更远些。因为，他们俩深知，池田此人既不宽容也没有耐性。
这些，池田全都听进去了。他开始洗心革面，硬熬着不去酒吧，只偶尔在箱根的别墅里用过去的高尔夫球杆对着空山挥两杆。他知道，要想维系政权，自己必须改掉过去的奢侈习惯，开始一种朴素的新生活。

“收入倍增计划”

1960年7月18日召开的日本临时国会上，池田毫无意外地当选为首相。
19日，池田勇人内阁成立。为了表明其愿与各方合作共赢的决心，在内阁成员和党内人事上，虽然主流派占据了重要位置，但也尽量照顾到各派系利益。池田还表示要努力消除保守势力与革新势力之间的对立，杜绝腐败，加强同在野党的协商。
在当天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池田明确提出以“宽容与忍耐”的精神作为今后的执政理念，还说：“有一句话叫‘不患贫而患不均’，我是既患贫也患不均。”
池田的言论让人眼前一亮，民众都觉得他比以前可信多了。不过，真正引起人们兴趣的是他提出的一项经济发展主张——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即在今后十年内让国民大众的实际收入增加一倍。
其实，收入倍增计划并不是池田最先提出。早在1959年1月3日中央劳动委员会委员长中山伊知郎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了《日本的希望》一文，其中就提出了10年间“工资增加一倍”的观点。1959年8月以后，自民党经济调查会与政府经济企划厅联席会议多次探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在10月提出了相关方案。后来因条件尚不成熟，经济阁僚会议指示经济审议会继续探讨，一直到这次被池田重新提出。
1960年9月5日，池田首相发表由九项内容组成的自民党新政策，阐述了倍增计划的主要内容：从1961年开始的三年间维持年均9%的经济增长率，到1963年国民收入增加30%；其后继续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在10年之内达到原有收入的两倍以上的；实现充分就业；林渔业及其他产业之间、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地域之间的收入基本均衡；生产能力较弱者也能保障生活。为此，政府的政策将以创造能够充分发挥国民能力的环境与条件为中心，重点放在强化经济基础、提高产业结构、培养技术革新需要的人才、扩充社会保障等方面。
12月27日，内阁会议正式通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按照该计划，1961-197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达到1958年价格的26万亿日元，经济增长率年均7. 8%。届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0. 8万日元，即579美元。另外，在政府政策中，也增加了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内容。
“收入倍增”令民心振奋。池田一下子就抓住了民心，激发了日本民众继续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国家的发展不能只看经济增长率，更不能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唯一指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经济的增长率也不低，依托面积是本土数倍的殖民地，战前的日本发展势头迅猛。如果把军工生产算在内，那时的国内生产总值也是天文数字，光航空母舰就造了二十余艘，“大和号”和“武藏号”两艘无敌铁甲舰更是火力威猛。然而，百姓吃饭的碗却是用纸做的，穷者甚至只能用手抓饭。
为落实“倍增计划”，政府增加了公共投资，制订了从1961年开始实施的公路建设五年计划、国有铁路的改造计划。而且，从1961年开始实行减税，每年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总计减免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税率和利率，扶植债券市场。
“收入倍增计划”目标的实现是以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指导为前提的，政府主动扮演领路人的角色，带领私人企业完成目标。说到底，经济增长是手段，国民增收才是目的。
经济官僚出身的池田选择了与过往军国主义不同的方向。他认为，欺骗和煽动已不符合时代潮流。他看到了经济的本质：只有民众的收入增加了，仓库堆积如山的商品才卖得出去，经济才可持续增长。
正当人们刚开始展望未来美好生活前景时，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1960年10月12日，在东京日比谷会堂的集会上，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在发表演讲，突然一个青年冲上讲台，拔出一把短刀刺中浅沼的胸部，浅沼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不治身亡。刺客山口二矢年仅17岁，是极右翼组织爱国党的成员，事后在其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
“你，浅沼稻次郎，正在赤化日本。我并不恨你本人，但你作为社会党的领导者，却在访问中国的时候胡言乱语，而且你就是冲击国会事件（指安保斗争）的直接责任者，这一切对我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要替天行道。”
山口所说的胡言乱语是指浅沼1959年访问中国时说的那句名言：“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此话令日本政府大为光火，岸信介内阁当时就曾给在北京访问的浅沼发电警告。浅沼回国后，极右翼组织一直想伺机下手，终于在10月12日行刺成功。
浅沼的遇刺是日本极右翼势力企图用暴力手段影响日本政治走向的大事件。这位日本左翼代表人物的突然倒下，给属于右翼的自民党造成了很大压力。执政的自民党处理不好这事就会引火烧身。如果不能迅速弥合这道伤口，将对池田政权造成严重冲击。
一听说浅沼遇刺的消息，正在自民党大楼里主持党务的宫泽喜一迅速反应，当即命令党内人员都戴上黑纱以示哀悼。池田首相也马上找来秘书伊藤昌哉给浅沼写悼词，要求写得情真意切、真实感人。伊藤是池田身边的重要写手，记者出身，阁僚们对他的文笔颇为放心。
事发之后，很多人都在猜测自民党是否与此有关。对自民党来说，如何通过追掉会撇清自己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幸好伊藤的悼词写得不错，而池田致悼词的表现也有超常发挥。因为池田口才不佳，说话没有韵律，表情也不丰富，阁僚们都曾为他捏着一把汗。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措辞朴素的悼词被池田一字一顿地念出来后，听着竟十分诚恳，似乎口拙的表现更适合这种场合。池田还在悼词中强凋要扫除一切暴力，这让民众觉得首相是无辜的，自民党也是暴力的受害者，并没有在对立政党有难时落井下石。
因此，民意没有因为浅沼遇害而对自民党多加指责，刺杀事件算是涉险过关了。
但摆在池田面前的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难题，这就是罢工问题。
被美国“解放”以来，罢工一直是日本政府的大难题。久受压迫的工人在以“总评”为首的左翼工会的带领下不断罢工，要求加薪和改善工作条件。这令企业主们头疼不已。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政府希望上下联手发展经济的计划就纯属空谈。当安保斗争告一段落后，工人们更多地采用罢工形式维护自身权利，最典型的就是三池煤矿罢工。
三池煤矿位于日本南部的九州岛，隶属于三井财阀，那里天高皇帝远，官少民工多。三池工会拥有过万名矿工会员，是个与外界隔绝、内部组织高度统一的社团。工会的“车间委员会”已经能够掌控工作及超时任务的分配。
三池煤矿工人罢工已延拓多年。随着世界能源格局的变化和日本外贸渠道的通畅，从1950年代末开始石油的价格变得比煤炭还便宜，以前炙手可热的煤矿企业因此陷入困境。为寻求应对策略，三井公司便希望通过裁减员工和引进新设备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其具体办法是从1.3万名矿工中裁撤2000人，其中还特意选择了许多工会积极分子。
三池地处偏僻，多数青壮年都依托煤矿谋生。裁员的消息一传开，工人们全都站到了一起，用他们自己的方法——直接在生产第一线拒绝工作，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三池罢工立刻引起了在野党和“总评”的注意，这可是给执政党出难题的好机会！他们积极支持当地工人的罢工行动，还号召社会各界予以支持。
不过面对来势汹汹的罢工潮，资方毫不示弱，甚至表现得更为强硬。他们直接关闭了煤矿，还雇用黑社会势力对工人进行暴力袭击。黑道的介入造成工人方面1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使矛盾进一步激化。为此，工人们组成纠察队维持秩序保护安全，准备作长期抗争；更有2万多外地支持者赶来三池声援。政府方面则紧急出动1.5万警力增援三池。手无寸铁的矿工与警察互相对峙，所幸没有酿成重大流血事件。
斗争坚持了十个月之久。就在工人渐感难以支撑的时候，政府方面终于出面调解。在劳动大臣石田博英的努力协调下，1960年11月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最终以资方占优势的方案解决了此次事件，持续了300多天的罢工就此结束，池田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三池矿工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的，他们本来就收入微薄，罢工期间更是只能领取工会发放的相当于平时工资三分之一的生活费。他们吃着最简单的食物仍然在坚持，但最终还是失败了。这一事件对工人来说是一次重创，它让很多人看到，即使这样团结努力仍然无法取得成功。此后，大规模的罢工抗议基本偃旗息鼓，日本的工人运动陷入低谷。

他的这番努力没有白费：不仅使松下电器的形象扎根于广大消费者的心目中，而且使他本人也获得了“日本广告奖”。
未雨绸缪
1964年，奥运会在东京召开，一些项目的比赛也安排在松下公司所在的大阪。作为对奥运会的献礼，同时也是给公司打永久性的广告，松下捐献巨资，在大阪车站前修建一座现代化的立交桥，赢得社会各界的称赞，海内外的新闻媒介也竞相报道。
这一年，日本虽因奥运会而大出风头，但是经济危机带来的恶果已经随处可见。由于市场萎缩，许多工厂开工不足，甚至被迫倒闭。由此而产生的失业大军又导致了社会的混乱。
松下的情况如何呢？他在此时捐资建桥是否打肿脸充胖子呢？
决不是。
凭他长期养成的过人的商业直觉，早在1961年危机迹象尚未显露之前，他就警告：日本企业家切不可陶醉在表面的繁荣和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之中，必须及早巩固基础，应付必将到来的危机。因为迄今为止所出现的繁荣，主要是得力于美国的援助特别是朝鲜战争对于各种物资的需要。而今援助既已减少，战争早就停止，盲目贷款与扩充设备必将导致超越自身实力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金融紧缩，便将受到沉重打击。
当时，由于日本经济仍呈高速发展状态，电器的增长更达30%，许多人对于松下的警告嗤之以鼻，认为他是故作惊人之谈，不予理会。
而松下不管别人对他的警告持何种态度，抓紧时间改进企业体制，研究并实施应变之策。1963年，当日本电器的增长降至10%以下时，松下却仍然保持18%的高速度，创造年产值2 000亿的伟绩。这时，那些不听他忠告的厂商才开始清醒。只是为时已晚，有的厂家已被大萧条的洪水淹没了。
自任营业部长
然而这次危机也没有放过松下。不久，他的一百七十余家销售公司和代理商相继亏本，只有二十多家仍能多少有些盈利。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松下召集社长、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会议，商量对策。
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之后，松下指出，只有松下电器与各经销商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才有希望克服目前的巨大困难。他强调，经销商要消除对公司的依赖心理，千方百计地寻找销路；松下电器本身也必须立即进行改革，否则，便有在危机中倾覆的危险。
会议结束之后，松下又宣布代理公司的营业总部部长，亲自抓销售。
经过认真分析，他发现松下电器的销售存在几个严重问题：
一些地方尚未设立销售商，成了销售的死角。
营业所强迫一些销售商接受商品，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许多营业所因循守旧，缺乏开拓意识。
松下认为，只有改革销售体制，才能消除经销商的依赖心理，培养他们独立摆脱困境的决心。他们的状况得到改善，松下电器的产品才不会积压，公司本身才不会陷于危机。
于是，他宣布了三条改革措施：
第一，增设经销商，消灭死角，扩大和完善全国销售网。
第二，加强营业部的自主权，实行由营业部向经销商直销的体制；取消各地营业所的中间销售权，让它们只负责辅导工作和收款。
第三，分期付款销售业务不由营业所，而由经销商开展。
这些措施虽说扩大了经销商的自主权，但也加重了他们的责任。过去销售不畅，他们可以怪罪营业所，现在无所依赖，只有动脑筋、想办法，通过多销售商品来赚取利润了。
因此，当松下刚宣布上述决定时，许多经销商都表示反对。经过松下的反复解释，一千多家经销商终于同意“试一下”。试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不仅觉得自己本事增大，而且效益也增加了。
主动制造景气
如果说改革销售体制仅仅是被动地应付危机，那么，松下于1965年大力推出畅销产品的行动，则是主动地对危机进行攻击。
当其他电器商还在为他们的“三大电器”卖不出去而忧心忡忡时，松下却在这年的4月份一下子推出了飞鸟牌音响，先锋七号、八号手提式收音机，强力海克林吸尘器、微波炉等品质优良、设计美观的新产品；而其黄金系列电视机与家用闭路电视机也令人耳目一新，显示出松下特有的活力。
这种活力也传给了消费者，他们觉得购买松下电器本身就能驱走晦气，带来好运。
就这样，松下电器在全国各地销量迅速增长，使绝大多数销售商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扭亏为盈。
此时，松下又为他们加油，并且勉励自己的职工：
“所谓景气不景气，全是人造成的，因此我们要主动地制造景气，克服不景气！”
从1964年8月松下代理营业部长到1966年8月这两年时间里，松下及其整个销售网络彻底战胜危机，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1966年 11月，全国382家销售商共同献给松下一座“天马行空”纪念碑，安放在总公司大楼前的广场上。
的确，在百业凋敝的总体形势下，松下却能一枝独秀，这岂不是天马行空吗？
3. 走在时代前面
松下是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他的任何决策和规划都是以精确的计算为基础，并有行之有效的措施来保证。
1956年他发表“松下电器五年计划”，提出到1960年要达到销售额800亿日元的目标。这个天文数字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以30%这个他绝对可以达到的增长率为标准，虽然在许多人看来，这么高的标准近乎天方夜谭。
1960年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的指标时，他又宣布：五年后将实施每周五日工作制。消息传开，又有人讽刺他是哗众取宠，说他是搞全盘西化，并且预言他亲手创下的亿万基业也将在手里毁于一旦。
其实，松下从不盲目模仿西方，他吸收的仅仅是西方先进的科技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技术，对于西方乃至其代表美国的政治制度，他并不特别欣赏。他认为这仅仅是一种适合西方的道路，但并非终极目标本身。
再说，他的规划在时限上非常明确。五年计划就一定要在五年之内完成，五年实现五日工作制也是一到时间就兑现。虽然，这与那种不负责任的“不久之后”、“不久的将来”之类的“诺言”，实在大不一样。
松下的目标现实而又具体，因而也就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对于工作的推动力。每当他提出一个新的目标时，松下的员工不仅丝毫不怀疑它一定能达到，而且竭尽全力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
五日工作制
1965年4月16日，松下正式宣布全公司实行五日工作制，工厂和经营部门都不例外。为保证工作正常进行，员工由各有关部门安排轮休。
换言之，员工每周只工作五天，但公司却是一周七天，天天都有人上班。
松下的这一创举当即成为轰动全国的头条新闻，因为在他之前，日本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实行过五日工作制。
对于两天的休息时间，松下不是完全放假，而是号召员工们利用充分的休假日来提高自己的素质和修养，充实自己的生活，从而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为企业、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基于这一目的，他不仅增加和完善体育文娱设施，支持和鼓励公司的运动和演出队在地方和全国性比赛中夺取名次，进一步树立松下人积极进取的精神，还设立员工研修所等组织，根据员工的兴趣提高其创造和技术能力。
不久之后，松下又率先在全国实行“工作别薪金制”，以代替普遍习以为常的“年资序列薪金制”。这就是说，松下员工的工资多少，主要是根据其能力和贡献大小、而不是工龄长短来决定。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其能力，从而提高效率。
当然，这并不排斥福利。即便是那些能力差者，只要尽心工作，薪金也比在其他企业的同类部门高，至于养家养老，更是绰绰有余。
在薪金改革的基础上，松下进一步提出，到1972年，要使全体员工的工资达到美国的水平。如同此前和此后的所有重大规划一样，他的这一诺言又如期实现了。
经营是一门艺术
在实行五日工作制之初，由于各部门和员工都有待于适应这一新的制度，工作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响。半年之内，销售额从1 028亿日元下降到1 005亿日元，整整少23亿日元。
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公司的利润不仅没有随之下降，反而从98亿日元上升到101亿日元。这幅度虽然不大，但却说明五日工作制不仅不会带来损失，还将随着员工适应性的提高而产生更大的效益。
松下为何对此充满信心呢？因为他掌握了经营的诀窍。他不是把经营看作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辛苦工作，而是作为能够发挥自己无限创造力、能给自己带来无尽乐趣的艺术。
他在1965年5月发表的《经营是一种综合艺术》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不仅在工商界，而且在日本文化界也引起极大的关注。
他在文章中说：经营如同艺术一样，也是一种具有很高价值的创造性活动。
绘画作品，无论是用什么材料完成，哪怕只是一笔一画，但只要能令人感动，觉得画家的精神跃然纸上，这就是一幅杰作或者优秀之作；若是平淡无味，就只能算是次品甚至连艺术品都不是了。
经营者如同画家构思一样，先得确定基本方针 （布白），考虑如何 配备人材、筹集资金，建造什么样的厂房，购置什么样的设备，如何组织销售……凡此种种，皆须妥善安排，务求各种因素平稳协调，这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如同在白纸上画出美妙的作品来一样。
经营是一门艺术，但不是单一的艺术，而是高深的综合性艺术，即使是在当今这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时代。今天，运用某些高科技设备，一按键钮，机器就能自动地把原料制成产品。但与经营艺术相比，这只不过是一种缺乏灵感的工艺，难称高级艺术。而经营在活用人材与资金，在灵感的勃发与机遇的捕捉，在安排之缜密与见解之独创等方面，都显现出创造之活力与综合艺术所特具的能持久地震撼人的灵魂的多角度、多层次之美。
只有真正掌握经营真谛的大师，才能不断变换经营思路与技巧，使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无论是在大繁荣、大萧条还是平稳时期，创造不同凡响的业绩，让自己的经营艺术大放异彩。
若是忙忙碌碌，为经营束缚，甚至沦为其奴隶，那就不能感受经营之美，更不要说去创造奇妙的经营艺术品了。
当然，这都是年届古稀的松下于功成名就之后的宏论。他积五十余年之经验，于经营之道无不洞悉，故能超然物外，不以经营为谋生、赢利手段，而以之作为发挥创造力、探寻人生奥秘、寄托人生理想的途径。
而其他未达此境界者，即使财富十倍于他，其对人类的贡献乃至自身的欢乐，恐怕都难及他的1/10。
乡下办厂
松下不仅在现有的产业中绘制美的蓝图，创造美的“艺术品”，他那兼具企业家和艺术家特质的敏锐目光还迅速发现，随着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大城市，东京、大阪等都会人口过密、住宅困难、交通拥挤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农村则又人口太少，空地浪费现象严重，地方建设陷于停顿状态。
松下认为，这种疏密过度失调，可能会带来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如不及早调整，到时候将难以收拾。
而要调整，单靠政府集中力量策划公共设施，比如修整道路、开发机场等等还不行，民间也要群策群力予以配合，在乡下因地制宜多建工厂。这样，才有可能使人口和人才流动趋于平衡。
对于这些问题，松下虽然早就有所考虑，但真正决定将它们付诸实施，却是一次意外的小事造成的。
一天，松下来到取县的米子镇，他见这里成年男人极少，就问旅馆服务员，他们到哪里去了。
服务员说，男人们嫌呆在农村没出息，无活干，都进城打工去了。
要是松下能在这儿办个电器厂，能让他们就地挣钱养家，他们就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外面去闯荡了。
或许，这个建议若是由当地官员提出，松下还不会这么重视；而提出的竟是一个普通的旅馆服务员，可见此地人口外流的现象已严重到不容忽视的地步。
作为一个企业家，他非常清楚，在乡下建厂虽说有劳力低廉等优点，但是运输麻烦，管理分散，获利的速度和利润的额度都不如在城里办厂。
可是，若从大的一方面来看，却能解决城乡人口的平衡问题，能大大增加乡村居民的收入，改善乡村的居住条件和文化设施，从而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繁荣。由此看来，自然是利大于弊。于是他当机立断，在这里建了一个分厂。
不久，他又得知，爱知县每年的外流人口达7000人，情况越来越严重，有的村庄竟变得空无一人。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正在发生。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松下陆续在各县乡下建立了数十家工厂，使成千上万的外流者重新回到家园。
呼吁二次维新
松下在经营中一贯强调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结果其发展速度和规模都超乎人们的想像之外，把许多急功近利的暴发户抛在后面；或许正是靠这种锲而不舍的毅力，他在不断同疾病的斗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在公司庆祝成立50周年时他虽然已是73岁的老人，看起来还是那么瘦弱，但其旺盛的精力和超人的智慧却不由使人想起“永葆青春”
这句颂语。
而松下本人在为一家杂志所写的题词中也表明了他对于青春的看法：
“所谓青春就是心灵上的年轻！只要充满信心和希望，每天不断从事新的活动，就能永葆青春！”
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他光彩照人的自画像！
松下创业50周年纪念活动正是在他的这种心境下安排的，其热烈壮观可想而知。
诸多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恐怕要算兴建灵山博物馆。因为乍看之下，这似乎与松下及其事业没有什么关系。
原来东山有一座纪念坂本龙太郎和中冈慎太郎等五百余名明治维新志士的公墓，因长期无人管理，荒芜不堪。松下在庆祝创业50周年时想起，1968年这一年恰好也是日本明治维新100周年。没有明治维新志士为国捐躯，就没有日本近代的飞速发展；松下创业纪念与明治维新纪念的巧合，似乎表明松下应当担负再次维新，重振日本国民精神的伟大使命。
他认为明治维新是以实现日本的近代化为目标，而今的维新，任务更为艰巨，也更为光荣：它改变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落后贫穷状况，为全世界人民谋福利。因此，这次维新可以称之为“世界维新”。
明治维新的志士用刀剑建立了一个近代化的日本，今天，松下的员工应当不满足于当日本第一，而应再接再厉，以现代的经营和现代的技术促进世界的进步和繁荣。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松下发起成立灵山表彰会，自任会长，带头捐资，重建明治维新志士的公墓，并在此基础上兴建灵山博物馆，陈列有关明治维新的文物，对松下员工和全国民众进行爱国主义与历史使命教育。
针对一些人认为日本地少人多，难以与美国比拟，因而无法实现经济飞跃，不能在世界维新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成见，松下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日本看起来比美国小，但是实际上比美国大，因为太平洋沿岸全部属于日本的资源范围。日本的绝大部分资源虽说要从外国运进，但是随着轮船吨位的增加，几乎不受限制的海上运输远比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国内运输迅速和经济得多。
钢铁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日本炼钢的矿石和煤炭均从外国进口，但是由于进价和运费低廉，技术先进，不仅能满足日本自身的需要，还能运到美国本土去与美国钢铁业竞争。
日本人多也并不是负担。美国面积那么大，才住着两亿人，日本这么小却有一亿人，劳动力的价格自然就比美国低，投资的效率也自然比美国大。比如说，美国修一条100公里长的公路可使十万人受益，而在日本，受益者会是这好几倍。由于人口众多，公路一修通，财源就会滚滚而来，至少不会愁没有客源，对国家、对个人都会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
这些言论表明，松下的经营思想已远远超出公司经营的范围，一种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已在他心中自然产生。不过，他始终谨守“生意人”的初衷，对天下大事仅仅是思考和议论。
建造科学与工业先驱纪念像
在庆祝创业50周年之际，松下在公司中央研究所前面的广场上举行了“科学与工业先驱”铜像的揭幕仪式。
这批先驱包括外国科学家和工业家六人，日本学者五人。松下选择的标准，是对日本的科学和工业作出过巨大贡献者。其目的是在于向他们的丰功伟绩表示尊敬与谢意，同时激发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与进取心。
人们注意到，入选的外国人士，无论是爱迪生还是飞利浦，都是名震天下的人物；而入选的日本人中，为外国人所知晓的并不多。松下之所以让他们与外国的大科学家、大工业家并列，显然与民族自豪感不无关系。
他明白，一个瞧不起本民族的人，也不可能赢得其他民族的尊重。而松下之敢于主动出击世界市场，与天下大电器公司争雄，正表明他对于自己，对于日本民族都充满自信。
不过，这种自信与自豪决不是狂妄自大。直到成为日本第一大电器厂商之后，他依然像当年创业时一样既不丧失个人尊严又处处保持谦虚谨慎。
1970年日本筹办国际博览会时，曾推荐松下为博览会会长。这本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极其荣耀的事情，可是松下却婉言谢绝了，最后确定由日本经团联名誉会长石坂泰山担任。事后松下对人说：
“我本不应当谢绝各方面的好意，但是我注意到，若是博览会的大阪色彩太浓，东京人就不会有多大兴趣，因而可能会导致失败。由德高望重的石坂来担任，兴起了全国的热潮，效果非常好。”
松下的这种顾全大局，不重虚名的风格，使他不仅在财界，而且在整个社会上都获得极高的声望。
大阪的一家报社曾以“你认为现代最伟大的人是哪一些”为题，对450名5～6年级的小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松下的名字竟被列为第13位，处于皇太子和皇太子妃之间。可见即使在青少年中，松下也是一个备受爱戴的人物。
壮心不已
松下这个本来只上过小学四年级的农家儿子，靠自己的勤奋努力，刻苦钻研，创造了上百种专利产品，积累了丰富的学识，先后获得早稻田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应庆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这个靠几十日元和三个人起家的小作坊老板，靠自己百折不挠的精神、超越常人的见识、不追求潮流而又置身潮流之先的经营艺术，创下了资财以百亿计、员工达四万余人的国际性基业。
这个默默无闻的火盆店伙计、单车店学徒靠远大的理想、明确的志向和贫穷不自卑、富贵不狂傲的美德，成为名扬天下的企业家，日本和外国政府勋章的获得者，受到许多国家君王和政府首脑的礼遇，还与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纵论天下大事……
对于年近八旬的松下，金钱已失去诱惑力。在这个曾经把五分硬币也看得无比贵重的亿万富翁眼里，金钱只不过是用来为社会、为日本、为世界谋取福利的一种工具。虽然他自己从不挥霍，但用于公益事业却毫不吝啬：早在1961年，他就捐献两亿日元作为员工的福利基金，1968和1974年，他又分别捐献50亿日元给预防儿童交通事故基金和全国都、道、府、县的行政单位。其他捐款亦动辄上亿，真正做到了取之于民而又用之于民。
这时他最关心的，依然是他一手创下的事业，是屹立于世界电器之林的松下电器株式会社。
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垂垂老矣，虽然耳聪目明，智慧过人，但身体状况已明显地衰退，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他不是那种临死也抓住权柄不放的专制君王，为了事业的繁荣昌盛，不因他的辞世而发生动荡，他必须及早安排接班人，及早实现管理权的移交和过渡。
对于接班人问题，他在走向辉煌之时即已用心选择培养，有意识地让他们担负重任，对他们进行全面而又认真的考验。
他的女婿松下正治出生名门贵族，品学兼优。他视之为亲生儿子，对其教育培养更是不遗余力。1961年他辞去社长 （总经理）之职，即让 松下正治切实担负起行政管理的工作。
1973年，他连董事长一并辞去，只任顾问，让长期担任他助手的高桥荒太郎任董事长，而松下正治仍以总经理的核心地位同董事长一起全面处理公司内外事务。松下正治的四个副经理、四个专务以及其他各部门、各厂领导人，无不经过松下的认真挑选和考验。
松下之所以为接班人配置这么多副手，与其说是对其接班人不放心，毋宁说是事业发展的需要。如今的松下电器远非当年的作坊可比，如今的领导人无论如何不可能经受他那么艰难、那么复杂的磨炼，新的时代与新的规模都要求新的经营管理方式，因此他认定：在他之后，集体领导比个人说了算会更有效得多。
从此，他可以摆脱事务的牵挂慢慢地欣赏他一手创造的松下电器这个杰出的艺术作品了。
从此，他可以专心著述，把自己的经营管理经验和对于人生的思考记录整理，公诸于众，传之后世了。
拯救日本
松下于“离休”后的第二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如何拯救即将崩溃的日本》的小册子，对于国家大事提出了一系列大胆而又颇有见地的看法。
他认为，到70年代初，日本虽已发展成一个经济大国，但是人心混乱，只顾个人利益，不关心国家命运，整个民族成了“迷途的羔羊”，不知不觉走向崩溃和毁灭。
近年来的通货膨胀，加速了这崩溃的进程。要抑制通货膨胀，就必须限制物价，稳定国债，节省开支，但是与此同时，也应鼓励企业的合理竞争，尽可能使公用设施等基本建设保持在一定规模，以促进经济复苏的活力。
不过，在这份救国纲领中，最精彩的是关于教育改革的论述。
他指出，日本的教育不是跟不上国民经济的发展，而是大大超过了需要。这种“教育通货膨胀”也同教育不发达一样，造成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如同营养过剩也会使人患病一样。
他所批评的“教育通货膨胀”，是指片面强调智育，在全社会造成竞相追求高学历的风气。结果，既造成大量浪费，又产生出许多实际学识和能力都不合格的所谓大学毕业生。
他认为，中小学的基本教育是每个国民所必不可少的。完成教育之后，应当鼓励大部分青少年去进专业技术学校，大学则以少办为好，最好砍掉一半。因为照现行体制，学生一进大学校门，无论是否用功，无论是否有真才实学，读完几年后都能顺利毕业，其中必然有许多废品。
不仅如此，大学毕业生过多过滥，良莠难分。学天文者去挖地道，学电力者去当司机，看起来似乎是国民素质大提高的表现，实际上这种学非所用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松下的这些观点很难说能为世人接受。因为他一生都是跑到时代的前面。到人们认识他那些似乎荒唐的言行的真正价值时，他又发表了更新的惊世骇俗的见解。
进入彼岸
1988年，93岁的松下幸之助成了新成立的松下国际财团的董事长，达到了一生荣耀的最高峰。
这一年，他的自传和论著 《实践经营哲学》英译本先后刊行，全面 总结了他一生的业绩和经验；
这一年，他捐献50亿日元给日本国际花卉博览会，并发起成立松下幸之助国际花卉博览会财团，把自己的未竟雄心寄托于不断装点世界的千花万卉。
次年3月24日上午10时6分，这位世纪老人永远入睡了，因为无所遗憾而显得格外安详。

转载《松下传》（节选）

未雨绸缪
1964年，奥运会在东京召开，一些项目的比赛也安排在松下公司所在的大阪。作为对奥运会的献礼，同时也是给公司打永久性的广告，松下捐献巨资，在大阪车站前修建一座现代化的立交桥，赢得社会各界的称赞，海内外的新闻媒介也竞相报道。
这一年，日本虽因奥运会而大出风头，但是经济危机带来的恶果已经随处可见。由于市场萎缩，许多工厂开工不足，甚至被迫倒闭。由此而产生的失业大军又导致了社会的混乱。
松下的情况如何呢？他在此时捐资建桥是否打肿脸充胖子呢？
决不是。
凭他长期养成的过人的商业直觉，早在1961年危机迹象尚未显露之前，他就警告：日本企业家切不可陶醉在表面的繁荣和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之中，必须及早巩固基础，应付必将到来的危机。因为迄今为止所出现的繁荣，主要是得力于美国的援助特别是朝鲜战争对于各种物资的需要。而今援助既已减少，战争早就停止，盲目贷款与扩充设备必将导致超越自身实力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金融紧缩，便将受到沉重打击。
当时，由于日本经济仍呈高速发展状态，电器的增长更达30%，许多人对于松下的警告嗤之以鼻，认为他是故作惊人之谈，不予理会。
而松下不管别人对他的警告持何种态度，抓紧时间改进企业体制，研究并实施应变之策。1963年，当日本电器的增长降至10%以下时，松下却仍然保持18%的高速度，创造年产值2 000亿的伟绩。这时，那些不听他忠告的厂商才开始清醒。只是为时已晚，有的厂家已被大萧条的洪水淹没了。
自任营业部长
然而这次危机也没有放过松下。不久，他的一百七十余家销售公司和代理商相继亏本，只有二十多家仍能多少有些盈利。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松下召集社长、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会议，商量对策。
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之后，松下指出，只有松下电器与各经销商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才有希望克服目前的巨大困难。他强调，经销商要消除对公司的依赖心理，千方百计地寻找销路；松下电器本身也必须立即进行改革，否则，便有在危机中倾覆的危险。
会议结束之后，松下又宣布代理公司的营业总部部长，亲自抓销售。
经过认真分析，他发现松下电器的销售存在几个严重问题：
一些地方尚未设立销售商，成了销售的死角。
营业所强迫一些销售商接受商品，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许多营业所因循守旧，缺乏开拓意识。
松下认为，只有改革销售体制，才能消除经销商的依赖心理，培养他们独立摆脱困境的决心。他们的状况得到改善，松下电器的产品才不会积压，公司本身才不会陷于危机。
于是，他宣布了三条改革措施：
第一，增设经销商，消灭死角，扩大和完善全国销售网。
第二，加强营业部的自主权，实行由营业部向经销商直销的体制；取消各地营业所的中间销售权，让它们只负责辅导工作和收款。
第三，分期付款销售业务不由营业所，而由经销商开展。
这些措施虽说扩大了经销商的自主权，但也加重了他们的责任。过去销售不畅，他们可以怪罪营业所，现在无所依赖，只有动脑筋、想办法，通过多销售商品来赚取利润了。
因此，当松下刚宣布上述决定时，许多经销商都表示反对。经过松下的反复解释，一千多家经销商终于同意“试一下”。试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不仅觉得自己本事增大，而且效益也增加了。
主动制造景气
如果说改革销售体制仅仅是被动地应付危机，那么，松下于1965年大力推出畅销产品的行动，则是主动地对危机进行攻击。
当其他电器商还在为他们的“三大电器”卖不出去而忧心忡忡时，松下却在这年的4月份一下子推出了飞鸟牌音响，先锋七号、八号手提式收音机，强力海克林吸尘器、微波炉等品质优良、设计美观的新产品；而其黄金系列电视机与家用闭路电视机也令人耳目一新，显示出松下特有的活力。
这种活力也传给了消费者，他们觉得购买松下电器本身就能驱走晦气，带来好运。
就这样，松下电器在全国各地销量迅速增长，使绝大多数销售商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扭亏为盈。
此时，松下又为他们加油，并且勉励自己的职工：
“所谓景气不景气，全是人造成的，因此我们要主动地制造景气，克服不景气！”
从1964年8月松下代理营业部长到1966年8月这两年时间里，松下及其整个销售网络彻底战胜危机，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1966年 11月，全国382家销售商共同献给松下一座“天马行空”纪念碑，安放在总公司大楼前的广场上。
的确，在百业凋敝的总体形势下，松下却能一枝独秀，这岂不是天马行空吗？
3. 走在时代前面
松下是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他的任何决策和规划都是以精确的计算为基础，并有行之有效的措施来保证。
1956年他发表“松下电器五年计划”，提出到1960年要达到销售额800亿日元的目标。这个天文数字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以30%这个他绝对可以达到的增长率为标准，虽然在许多人看来，这么高的标准近乎天方夜谭。
1960年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的指标时，他又宣布：五年后将实施每周五日工作制。消息传开，又有人讽刺他是哗众取宠，说他是搞全盘西化，并且预言他亲手创下的亿万基业也将在手里毁于一旦。
其实，松下从不盲目模仿西方，他吸收的仅仅是西方先进的科技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技术，对于西方乃至其代表美国的政治制度，他并不特别欣赏。他认为这仅仅是一种适合西方的道路，但并非终极目标本身。
再说，他的规划在时限上非常明确。五年计划就一定要在五年之内完成，五年实现五日工作制也是一到时间就兑现。虽然，这与那种不负责任的“不久之后”、“不久的将来”之类的“诺言”，实在大不一样。
松下的目标现实而又具体，因而也就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对于工作的推动力。每当他提出一个新的目标时，松下的员工不仅丝毫不怀疑它一定能达到，而且竭尽全力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
五日工作制
1965年4月16日，松下正式宣布全公司实行五日工作制，工厂和经营部门都不例外。为保证工作正常进行，员工由各有关部门安排轮休。
换言之，员工每周只工作五天，但公司却是一周七天，天天都有人上班。
松下的这一创举当即成为轰动全国的头条新闻，因为在他之前，日本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实行过五日工作制。
对于两天的休息时间，松下不是完全放假，而是号召员工们利用充分的休假日来提高自己的素质和修养，充实自己的生活，从而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为企业、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基于这一目的，他不仅增加和完善体育文娱设施，支持和鼓励公司的运动和演出队在地方和全国性比赛中夺取名次，进一步树立松下人积极进取的精神，还设立员工研修所等组织，根据员工的兴趣提高其创造和技术能力。
不久之后，松下又率先在全国实行“工作别薪金制”，以代替普遍习以为常的“年资序列薪金制”。这就是说，松下员工的工资多少，主要是根据其能力和贡献大小、而不是工龄长短来决定。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其能力，从而提高效率。
当然，这并不排斥福利。即便是那些能力差者，只要尽心工作，薪金也比在其他企业的同类部门高，至于养家养老，更是绰绰有余。
在薪金改革的基础上，松下进一步提出，到1972年，要使全体员工的工资达到美国的水平。如同此前和此后的所有重大规划一样，他的这一诺言又如期实现了。
经营是一门艺术
在实行五日工作制之初，由于各部门和员工都有待于适应这一新的制度，工作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响。半年之内，销售额从1 028亿日元下降到1 005亿日元，整整少23亿日元。
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公司的利润不仅没有随之下降，反而从98亿日元上升到101亿日元。这幅度虽然不大，但却说明五日工作制不仅不会带来损失，还将随着员工适应性的提高而产生更大的效益。
松下为何对此充满信心呢？因为他掌握了经营的诀窍。他不是把经营看作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辛苦工作，而是作为能够发挥自己无限创造力、能给自己带来无尽乐趣的艺术。
他在1965年5月发表的《经营是一种综合艺术》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不仅在工商界，而且在日本文化界也引起极大的关注。
他在文章中说：经营如同艺术一样，也是一种具有很高价值的创造性活动。
绘画作品，无论是用什么材料完成，哪怕只是一笔一画，但只要能令人感动，觉得画家的精神跃然纸上，这就是一幅杰作或者优秀之作；若是平淡无味，就只能算是次品甚至连艺术品都不是了。
经营者如同画家构思一样，先得确定基本方针 （布白），考虑如何 配备人材、筹集资金，建造什么样的厂房，购置什么样的设备，如何组织销售……凡此种种，皆须妥善安排，务求各种因素平稳协调，这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如同在白纸上画出美妙的作品来一样。
经营是一门艺术，但不是单一的艺术，而是高深的综合性艺术，即使是在当今这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时代。今天，运用某些高科技设备，一按键钮，机器就能自动地把原料制成产品。但与经营艺术相比，这只不过是一种缺乏灵感的工艺，难称高级艺术。而经营在活用人材与资金，在灵感的勃发与机遇的捕捉，在安排之缜密与见解之独创等方面，都显现出创造之活力与综合艺术所特具的能持久地震撼人的灵魂的多角度、多层次之美。
只有真正掌握经营真谛的大师，才能不断变换经营思路与技巧，使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无论是在大繁荣、大萧条还是平稳时期，创造不同凡响的业绩，让自己的经营艺术大放异彩。
若是忙忙碌碌，为经营束缚，甚至沦为其奴隶，那就不能感受经营之美，更不要说去创造奇妙的经营艺术品了。
当然，这都是年届古稀的松下于功成名就之后的宏论。他积五十余年之经验，于经营之道无不洞悉，故能超然物外，不以经营为谋生、赢利手段，而以之作为发挥创造力、探寻人生奥秘、寄托人生理想的途径。
而其他未达此境界者，即使财富十倍于他，其对人类的贡献乃至自身的欢乐，恐怕都难及他的1/10。
乡下办厂
松下不仅在现有的产业中绘制美的蓝图，创造美的“艺术品”，他那兼具企业家和艺术家特质的敏锐目光还迅速发现，随着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大城市，东京、大阪等都会人口过密、住宅困难、交通拥挤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农村则又人口太少，空地浪费现象严重，地方建设陷于停顿状态。
松下认为，这种疏密过度失调，可能会带来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如不及早调整，到时候将难以收拾。
而要调整，单靠政府集中力量策划公共设施，比如修整道路、开发机场等等还不行，民间也要群策群力予以配合，在乡下因地制宜多建工厂。这样，才有可能使人口和人才流动趋于平衡。
对于这些问题，松下虽然早就有所考虑，但真正决定将它们付诸实施，却是一次意外的小事造成的。
一天，松下来到取县的米子镇，他见这里成年男人极少，就问旅馆服务员，他们到哪里去了。
服务员说，男人们嫌呆在农村没出息，无活干，都进城打工去了。
要是松下能在这儿办个电器厂，能让他们就地挣钱养家，他们就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外面去闯荡了。
或许，这个建议若是由当地官员提出，松下还不会这么重视；而提出的竟是一个普通的旅馆服务员，可见此地人口外流的现象已严重到不容忽视的地步。
作为一个企业家，他非常清楚，在乡下建厂虽说有劳力低廉等优点，但是运输麻烦，管理分散，获利的速度和利润的额度都不如在城里办厂。
可是，若从大的一方面来看，却能解决城乡人口的平衡问题，能大大增加乡村居民的收入，改善乡村的居住条件和文化设施，从而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繁荣。由此看来，自然是利大于弊。于是他当机立断，在这里建了一个分厂。
不久，他又得知，爱知县每年的外流人口达7000人，情况越来越严重，有的村庄竟变得空无一人。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正在发生。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松下陆续在各县乡下建立了数十家工厂，使成千上万的外流者重新回到家园。
呼吁二次维新
松下在经营中一贯强调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结果其发展速度和规模都超乎人们的想像之外，把许多急功近利的暴发户抛在后面；或许正是靠这种锲而不舍的毅力，他在不断同疾病的斗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在公司庆祝成立50周年时他虽然已是73岁的老人，看起来还是那么瘦弱，但其旺盛的精力和超人的智慧却不由使人想起“永葆青春”
这句颂语。
而松下本人在为一家杂志所写的题词中也表明了他对于青春的看法：
“所谓青春就是心灵上的年轻！只要充满信心和希望，每天不断从事新的活动，就能永葆青春！”
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他光彩照人的自画像！
松下创业50周年纪念活动正是在他的这种心境下安排的，其热烈壮观可想而知。
诸多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恐怕要算兴建灵山博物馆。因为乍看之下，这似乎与松下及其事业没有什么关系。
原来东山有一座纪念坂本龙太郎和中冈慎太郎等五百余名明治维新志士的公墓，因长期无人管理，荒芜不堪。松下在庆祝创业50周年时想起，1968年这一年恰好也是日本明治维新100周年。没有明治维新志士为国捐躯，就没有日本近代的飞速发展；松下创业纪念与明治维新纪念的巧合，似乎表明松下应当担负再次维新，重振日本国民精神的伟大使命。
他认为明治维新是以实现日本的近代化为目标，而今的维新，任务更为艰巨，也更为光荣：它改变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落后贫穷状况，为全世界人民谋福利。因此，这次维新可以称之为“世界维新”。
明治维新的志士用刀剑建立了一个近代化的日本，今天，松下的员工应当不满足于当日本第一，而应再接再厉，以现代的经营和现代的技术促进世界的进步和繁荣。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松下发起成立灵山表彰会，自任会长，带头捐资，重建明治维新志士的公墓，并在此基础上兴建灵山博物馆，陈列有关明治维新的文物，对松下员工和全国民众进行爱国主义与历史使命教育。
针对一些人认为日本地少人多，难以与美国比拟，因而无法实现经济飞跃，不能在世界维新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成见，松下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日本看起来比美国小，但是实际上比美国大，因为太平洋沿岸全部属于日本的资源范围。日本的绝大部分资源虽说要从外国运进，但是随着轮船吨位的增加，几乎不受限制的海上运输远比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国内运输迅速和经济得多。
钢铁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日本炼钢的矿石和煤炭均从外国进口，但是由于进价和运费低廉，技术先进，不仅能满足日本自身的需要，还能运到美国本土去与美国钢铁业竞争。
日本人多也并不是负担。美国面积那么大，才住着两亿人，日本这么小却有一亿人，劳动力的价格自然就比美国低，投资的效率也自然比美国大。比如说，美国修一条100公里长的公路可使十万人受益，而在日本，受益者会是这好几倍。由于人口众多，公路一修通，财源就会滚滚而来，至少不会愁没有客源，对国家、对个人都会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
这些言论表明，松下的经营思想已远远超出公司经营的范围，一种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已在他心中自然产生。不过，他始终谨守“生意人”的初衷，对天下大事仅仅是思考和议论。
建造科学与工业先驱纪念像
在庆祝创业50周年之际，松下在公司中央研究所前面的广场上举行了“科学与工业先驱”铜像的揭幕仪式。
这批先驱包括外国科学家和工业家六人，日本学者五人。松下选择的标准，是对日本的科学和工业作出过巨大贡献者。其目的是在于向他们的丰功伟绩表示尊敬与谢意，同时激发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与进取心。
人们注意到，入选的外国人士，无论是爱迪生还是飞利浦，都是名震天下的人物；而入选的日本人中，为外国人所知晓的并不多。松下之所以让他们与外国的大科学家、大工业家并列，显然与民族自豪感不无关系。
他明白，一个瞧不起本民族的人，也不可能赢得其他民族的尊重。而松下之敢于主动出击世界市场，与天下大电器公司争雄，正表明他对于自己，对于日本民族都充满自信。
不过，这种自信与自豪决不是狂妄自大。直到成为日本第一大电器厂商之后，他依然像当年创业时一样既不丧失个人尊严又处处保持谦虚谨慎。
1970年日本筹办国际博览会时，曾推荐松下为博览会会长。这本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极其荣耀的事情，可是松下却婉言谢绝了，最后确定由日本经团联名誉会长石坂泰山担任。事后松下对人说：
“我本不应当谢绝各方面的好意，但是我注意到，若是博览会的大阪色彩太浓，东京人就不会有多大兴趣，因而可能会导致失败。由德高望重的石坂来担任，兴起了全国的热潮，效果非常好。”
松下的这种顾全大局，不重虚名的风格，使他不仅在财界，而且在整个社会上都获得极高的声望。
大阪的一家报社曾以“你认为现代最伟大的人是哪一些”为题，对450名5～6年级的小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松下的名字竟被列为第13位，处于皇太子和皇太子妃之间。可见即使在青少年中，松下也是一个备受爱戴的人物。

继续更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日本》第五章“腾飞”


“奥林匹克景气”

1959年5月，国际奥委会决定，由日本东京举办196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
消息一公布，日本上下举国欢庆，政界人士更是高兴异常，因为这是在击败布鲁塞尔、维也纳、布宜诺斯艾利斯及美国底特律等城市之后，费尽千辛万苦才争取来的。树要皮人要脸，国家的脸面需要通过奥运会这样的大型活动才能展示出来，而这样的机会对战败的日本来说是很难得的。
更让日本民众高兴的是，日本成为第一个举办奥运会的亚洲国家，要知道，亚洲可是有数十个国家的大洲，有中国、印度这些二战的战胜国。
但当时的东京还有很多地方并不具备举办奥运会的条件，必须花大力气重建改建。池田政府于是耗资30亿美元，兴建了包括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在内的各种场馆，以及东海道新干线（东京到大阪）和供水等相关配套设施。为迎接全世界的游客，日本还修建了数量众多的豪华饭店。东京一时间变成了大型工地，巨大的铁球击毁旧楼房的墙壁，挖地三尺，重建首都。
如此大规模的建设对池田政府来说当然是好事，因为这正好与“收入倍增计划”的扩大投资设想高度吻合。但光是基础设施投资还不够，产业结构合理化，增强企业竞争力，同时增加出口多赚外汇，才是经济发展的王道。
因此，池田执政期间大力发展重化工业，能源、钢铁、汽车等行业成为优先考虑的重点，同时，合成纤维、家用电器及电子工业等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重化工业的投资，带有“投资引发投资”的产业扩张特征。
另一方面，池田亲自带队出访东南亚、美国、欧洲，就加强双边贸易，增加出口，与各国首脑磋商会谈，成效明显，法国总统戴高乐曾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称其为“半导体推销商”。
这一时期，中日经贸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
1960年代上半期，自民党内部有不少国会议员为推动中日关系积极行动。早在1960年2月，自民党石桥湛山派成员宇都宮德马等议员组成“中日邦交改善研究会”，三木派成员松村谦三等议员组成“中国问题研究会”，开展中日关系研究。
1960年夏季，日中贸易促进会铃木专务理事访华，周恩来总理在与铃木的会谈中提出“政府间协定、民间协定、个别照顾贸易”的“贸易三原则”。民间协定是中国指定的“友好商社”进行的贸易，1960年11月以后，商社和协定不断增加，中国方面以全国总工会为窗口，日本方面以“总评”和社会党为窗口，从中国进口生漆、板栗、中国料理材料等，日本出口农业机械、农药等，中日贸易势头良好。
1962年9月，松村谦三再次访华，并与周恩来总理达成“通过政治、经济方面的积累迈向两国关系正常化方向”的共识。当时中国经过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准备开始第三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而且由于与苏联的关系恶化，需要扩大与日本的贸易经济关系。因此，同年10月以高崎达之助为团长的42人大型经济使节团访问中国，与中国亚非合作委员会 廖承志交换了中日综合贸易备忘录，史称“廖高贸易”。
1963年以后，中日之间人员往来频繁，贸易量也不断增加。1964年4月第三次访问中国的松村谦三与中国方面达成互换记者和互设贸易联络事务所的协议，其后中国在东京开设事务所，记者交换也得到实现，但后来由于台湾方面的干扰，中日关系改善的步伐停顿下来。
由于经济的持续发展，1964年日本粗钢产量达到3980万吨，超过联邦德国居世界第三位；汽车产量达到150多万台；出口产品则从劳力型为主转向技术型为主，商品附加值明显提高。
日本人的消费观念也在这一时期发生转变，原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也是日本的传统。可是在收入倍增计划实现过程中，日本渐渐富裕起来的平民阶层也开始接受了那种不断升级的消费观念。他们购买大量的产品，特别是电器，且很快淘汰更新。家具也是几年淘汰一次，使自己的家庭总是保持跟上潮流的生活方式。
在百姓收入增加的基础上，日本企业的生产也形成了良性的循环。产品销售增加了，企业有了更多的收入，就可以使企业员工的收入增加，从而进一步提高民众的消费水平。
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景气恰好是东京奥运会前后，因而战后日本发展史上就称其为“奥林匹克景气”。
不过在不少日本人的心目中，奥林匹克景气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在他们的认知上，东京奥运会是战后日本的一个转折点：日本国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都走出了战败国的阴影，成为一个和其它国家一样的正常国家。
这次奥运会共有94个国家地区派出代表团参加，规模空前。日本曾预定在1940年于东京举办第12届奥运会，但由于战争影响，这一活动被迫取消；战后又申办过1960年奥运会却不敌罗马，现在终于争取到了1964年第18届夏季奥运会主办权，自然不会放过这一重新展示形象的机会，而日本上下为此进行的准备不得不说让人惊叹和佩服。
何出“惊叹”之说？举一个例子就能明白，日本人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为了制造奥运会主会场的火炬圣火台，日本最优秀的青铜铸造工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如果失败，不但我家族永无法翻身，而且故乡都将为此蒙羞。那一天，一旦失败，我就要切腹自杀。”
这段文字是日本铸造大师铃木文吾预先留下的遗言，后来因任务完成而没有实施，但却从中可看出其对铸造奧运会会场火炬圣火台的重视：圆满完成这一光荣的使命甚于生命。
因为当时日本人的普遍看法是，这个圣火台能够反映主办国的文化，轻慢不得。
已经68岁的铃木万之助出身于铸造世家，有“神手”之称。他得到这一任务后受宠若惊，但也的确被高标准要求吓了一跳。东京奧运会所用的圣火台，为美术名家角田荣设计，外形仿照日本新潟县出土文物“火焰土器”，像一个高脚花盆，高、直径均为2.1米，重达2.6吨，是日本铸造工场从未造过的庞然大物。选择铃木万之助完成这个任务，一个原因是他的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第二个原因是他有铸造大型器件的经验——其实他铸造的“大型产品”，最大的也不过是笠间稻荷神社的火钵，直径仅仅三尺而已。
但铃木得到这份任务，感到无上荣耀，因此不顾经验的限制，殚精竭虑，决心圆满完成。
不幸的是，到最后一道工序时，注入模具的铁水却破毁模具流出，铸造失败。此时距要求交货日期只剩三个星期，心力交瘁的铃木万之助猝然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5天后，自知不起的铃木万之助把儿子铃木文吾叫到身边，要他继承自己的遗志，继续努力去完成这次铸造。文吾含泪答应了父亲的要求。
3天后，铃木万之助带着万分遗憾离开人世。
铃木文吾没有给父亲守灵，而是在工场苦苦思索，想出了把一起工作的匠师联合起来同时浇铸的非常方法。最后，这次圣火台的铸造终于成功，而且造型优美，质量精湛，成为日本铸造业的“国宝”。日本铸造界固执地认为，正是因为有铃木万之助这样的大匠以身相殉，圣火台才如此精美。中国古代的大匠干将铸剑，就是以妻子莫邪为祭，莫邪跳熔炉，宝剑才铸成。这父子俩一个以生命为代价，一个决心不成功就切腹来铸造圣火台，成为日本的一段佳话。
日本人对奥运会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办奥运会光有漂亮的建筑当然不够。世界各国政要和商界大佬、体坛名将云集东京，这是展示日本文化的极好机会。不过当时日本国民的素质还没有达到要求，乱贴小广告、乱扔垃圾、随地小便等现象都很普遍。
在公共场所，不文明行为随处可见。公交车一到站，大家蜂拥而上挤成一团，有些人不等上车就先把自己的行李扔进车窗占座。上车之后，有的拿出饭盒吃饭，吃完直接把饭盒扔向窗外。公园里的不文明行为也很多，有的学生到动物园把垫板和铅笔直接喂进长颈鹿的嘴里……
政府以奥运会为契机，对国民提出了六项要求，这些要求后来逐渐成为日本国民的礼仪规范，包括：
对所有参会的外国友人，不分国家，不论身份，一律要热情接待；
注重仪表，到机场接人一定要穿正规服装，衣着不符合要求的人不能进机场；
三、在观看奥运会所有项目的比赛时，无论哪个国家的运动员夺得金牌，都要热情鼓掌；
四、不许随地吐痰、便溺；
五、司机行车时遇到行人要礼让，保证交通安全及道路通畅；
六、文明素质教育要从幼儿园抓起，从小就开始培养良好的个人素质和行为礼仪规范。
为了落实这些礼仪规范，随地便溺甚至被列为轻度犯罪。
政府的宣传加上必要的强制，日本民众的行为举止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这次奥运会期间曾出现一个传说般的报道：东京奥运会时，所有的日本人都把垃圾带回家，比赛现场没有一片废纸。录像和电视转播证明报道是真实的，现场确实非常整洁。
1964年10月10日，阴沉数日的天空突然放晴，东京奥运会在国立体育场开幕。裕仁天皇出席了开幕式，池田勇人致开幕词。人们欢呼雀跃，满怀兴奋地观看精彩的开幕式表演。蓝天上，8000只白鸽自由翱翔，5架飞机凌空盘旋，用烟花绘出五环图案。主会场首次使用大型电子屏幕；美国还发射了“辛科姆”卫星，向全世界转播此次奧运会，这是奥运会史上的第一次。
池田的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花。很多人不知道，从8月份起首相就出现了吞咽困难，他是从医院直接来到开幕式现场的。只有身边的同僚知道，他已身患喉癌，来日无多。池田的身体接近崩溃，但他为之效力的祖国却强大了。
东京奥运会吸引了94个国家5140名运动员参赛。一批在20世纪60年代独立的亚非拉国家首次参赛，而南非因为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被本届奥运会拒之门外。开幕式上，代表运动员宣誓的是日本第一位奥运体操冠军小野乔，点燃奥运火炬的是19岁的早稻田大学学生坂井义则。坂井出生于1945年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当天，让他点燃火焰，是为了表示日本与奥林匹克和平之火同在的决心。东京主会场播放了顾拜旦的法语录音：
“奥运会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生活的本质不是征服（索取），而是奋斗！”
在这届奥运会上，“魔鬼教头”大松博文率领的日本女排让电视机前的日本人振奋不已。这位主教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加入日本陆军，任辎重兵中队长。他用近乎残酷的军事方法训练日本女排。在他的队伍里，队员从不放弃任何机会，只要球没落地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它抢回来，垫击、翻滚，为救球而跳进观众席也是常事。决赛中，日本队以坚忍的意志击败身材高大的苏联女排，最终夺取冠军。
女排姑娘鼓舞了全国的士气！“东洋魔女”成为一个时代的称号，成为日本崛起的象征。
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树立起日本的国际形象，对民心的重振具有关键性作用。
池田勇人总算看到了自己的艰辛付出获得了丰硕成果，他在首相位置上已经煎熬了四年。10月25日，东京奥运会落下帷幕的第二天，池田勇人终于可以安心的再次住进医院治病修养。

佐藤接班

一入住医院，自知已无法再登上政治舞台的池田把国务大臣河野一郎、官房长宫铃木善幸、自民党副总裁川岛正次郎、干事长三木武夫和副干事长大平正芳叫到医院，表达了下野的愿望，并且委托川岛和三木去确定接班人。
可能的接班人无非是三个：一直支持池田的河野一郎；在7月总裁选举中成为池田主要对手的佐藤荣作；岸内阁时期的外务大臣藤山爱一郎。河野之前认为自己是岸信介的接班人，在池田以后理应轮到他，他也确信池田会选择他。
但池田的真实意图不久后就暴露了。他叫来了佐藤派的干将田中角荣询问人选，这个意图再清楚不过了，田中只回答了一句：“交给佐藤荣作。”
其实，早在1964年7月总裁选举前夕，一手提拔池田的前首相吉田茂就向池田转达政权交给佐藤荣作的意愿，池田派的大平正芳和佐藤派的田中角荣这两位干将私下里也达成了默契，只是池田坚持要参选，两人只好暂时妥协，继续为池田连任出力。这次是池田自己提出辞职，田中和大平自然不会放过机会，他们要通过私下的合作，让佐藤成功接班池田。
搞阴谋更内行的还是自民党副总裁川岛正次郎。他原是岸派的干将，在1960年总裁选举中欺骗河野一郎为池田当选立下汗马功劳，当岸信介决定把派阀继承人交给福田赳夫的时候，他立刻与岸信介决裂另立川岛派，并临阵倒戈转向为池田效力。
被川岛骗过一次的河野这一次再度“天真”地上当。他一厢情愿地相信川岛也同意让他接班，于是为了对抗佐藤，他甚至和藤山一起写了个盟约书，约定川岛和三木会在他们两人中挑选一个，无论挑谁，都必须和对方合作。狡猾的川岛拿过盟约书以后没有立即表态，给了河野以默许的错觉。河野满以为自己十拿九稳，对本派“春秋会”的人说：“不必采取行动，大家只管静观其变。”完全是一副首相之位舍我其谁的派头。
到了11月初，事态更加明朗，早就确定将政权交给佐藤的池田最终提出了三个条件：
继续推行池田内阁政策。
到来年7月参议院选举前不更换阁僚。
与河野保持合作。
对这些条件，佐藤荣作自然无法拒绝。于是，11月9日清晨7点，川岛、三木、铃木善幸和大平正芳一同来到医院探望池田，向他汇报遴选新总裁的意见。池田用毛笔写下“指名佐藤荣作君为继任总裁”的字条，明确了让佐藤接班的意思。
佐藤荣作是山口县人，出生于1901年3月27日，家中三兄弟他排行最末。佐藤自小少言寡语，性格内向沉静。二哥岸信介在家中聚会，被朋友们围住高谈阔论时，佐藤总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屋后的小河边。他在山口中学的成绩虽名列前茅，但也不是最好的。中学毕业后，他报考了名古屋的第一高中，结果没考上，于是，他改报了熊本县第五高中。在旅店投宿时，他与一名从广岛来的考生同住。佐藤一打听才知，对方也是在一中落榜后又来报考五中的。那人就是池田勇人，从此两人结为朋友。
高中时。佐藤经常和同学去爬山，开演讲会，还是一个叫“卧龙窟”的小组织的头儿。从第五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东京帝国大学。
1924年，佐藤大学毕业，进入铁道部门工作，先后担任过铁路线上的站长、事务所营业主任、庶务课文书等职。这一干就是十年，既没升上要职也没有什么突出业绩。同期的毕业生大都已到运输省工作，他却还待在地方铁道局。
佐藤妻子的舅舅松冈洋右，是个外交官，曾推动建立德、意、日三国轴心，原先对佐藤抱以厚望，现在却很是失望，说他“真是个没出息的”外甥女婿。看到丈夫如此委屈，夫人宽子便动起心思，希望松冈帮忙托熟人把佐藤调到运输省。没想到佐藤得知此事后却很不高兴，亲自打电话给松冈予以婉拒。
但时来运转，不久佐藤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1934年，佐藤受派到美国和欧洲进行了两年游学，归国后即被调往省里。因工作认真、果断，佐藤很快就受到了领导的赏识，步步高升，连跳三级。
1938年，佐藤两次被派往中国，筹划开设铁道公司。1944年，他担任自动车局局长，有望升任次官。然而，正是在这时候，他却被调到大阪铁道局任局长。这被佐藤视为降级调动，心中虽十分不快，但他还是上任了。未料，他竟就此躲过一劫。因为如果他继续在运输省当局长并升任次官，那么1945年战争结束时，等待他的将是剥夺公职的处分。
天皇宣布投降那天，佐藤是躺在病床上收听玉音播送的。当时他高烧40摄氏度，处于生死边缘，心中想的只是赶快退烧而已，对于未来，他并没有多少期待。
然而，命运有时会推着人走。盟军占领后，他的很多同事被革职，铁道总局因此空出一批重要职位，亟待有人出来补缺。新人既要让美国人满意，又要有能力守住关键岗位。于是佐藤便成为不二人选，被委以重任。
1947年，他升任运输省次官。如此之快的拔擢速度很容易吸引各党派的目光。果然，佐藤的老上级松野鹤平（曾担任参议院议长）不久就把他推荐给了正欲招兵买马的吉田茂。佐藤完整的官僚履历令吉田非常喜欢。1948年，在吉田茂的大力邀请下，佐藤荣作加入自由党。同年，他下定决心踏入政界，随后便辞去了运输省次官的职务，回到老家山口县竞选议员。1948年10月，吉田茂再次组阁，并让还未获议员身份的佐藤出任官房长官。从此，佐藤荣作与池田勇人一道成为吉田茂的左膀右臂。
1949年1月佐藤首次当选众议员，并在此后一直获吉田重用，担任官房长官不久即被委以执政的民自党（1948年3月由自由党与另一派合并而成）政调会长一职，并两次出任干事长。
主管党务的干事长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筹钱，当人缺钱时，很难分清哪笔钱是干净的、哪笔钱是肮脏的。1954年4月，佐藤在“造船补助”政治捐款丑闻一案中被控犯有受贿罪，检察机关对其签发了逮捕令。眼看他就要被捕，吉田茂在危急时刻利用首相职权阻止了抓捕，保住了爱将。
受此大恩的佐藤更死心塌地地追随在吉田左右。当吉田拒绝加入自民党时，佐滕是唯一跟随他逍遥在外的人。直到几年后，其胞兄岸信介首相邀请他担任大藏相，佐藤才加入自民党。不过，由于他与岸信介的兄弟关系，他常能听到内阁是“岸和佐藤的宮殿”之类的讥讽，所以，岸信介下台时，已成派系首领的佐藤本能地选择了退避，将首相之位让于池田，并支持后者。
不过这种谦让是以今后的互让为前提的。如果没有等价交换，这种关系就不易维持了。
果然，池田上台后虽任命佐藤为通产相，却又起用河野一郎作为对他的牵制。这让佐藤对池田有了看法，最终，两人的对决不可避免，于是就有了七月总裁之争。虽然佐藤输了，但池田拖着病体疲惫应战，也被耗得油尽灯枯。迫于各方压力，池田不得已将大位拱手相让给佐藤。这真应了那句古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长袖善舞”

1964年11月9日，佐藤终于登上梦寐已久的相位。上任之初，鉴于本派势力不大，他完全接受了池田前首相提出的让位条件，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前内阁所有成员，还声称继承前内阁的既定方针。因此，佐藤内阁成立后的一年左右，人们几乎看不出新内阁有哪些特色，因而被称为“幻影内阁”。
但是，如果就此认为佐藤是一个没有能力、无所作为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他是一个工于计谋、长袖善舞的政客。在历任首相中，他被公认为长于“人事和金钱”。
先说“长于人事”。
稳定了一个时期之后，佐藤觉得自己已基本可以掌控局面，便开始动手改组政府和党内人事。1965年下半年，为适应从池田体制向佐藤路线转变的需要，以本派为主体，网罗党内其他一些派系，佐藤组成了所谓“全党一致的实力人物内阁”。其后，又逐步改组，结合佐藤派、岸（信介）-福田（赳夫）派和原池田派，建立所谓“主流三派的联合体制”，依靠佐藤-福田阵线，树立了佐藤方式的人事体系。此后，通过平衡操纵他的“三根支柱”，即先后在他手下任大藏大臣、外务大臣、自民党干事长的福田赳夫，任自民党干事长、总务会长、通产相的田中角荣和“大型内阁官房长官”、居于副首相地位的保利茂等三人，顺利达到自己长期执政的目的。
佐藤特别巧妙地利用了他的“两张王牌”——福田和田中之间争夺继任首相职位的矛盾，让他们互相削弱，彼此牵制。福田曾被称为“首相的继承人”。佐藤在任后期，也有意为“福田政权”铺平道路，但遭到与原池田派联合的田中坚决抵制反对。在佐藤内阁的历次改组过程中，“角福战争”逐步升级，一度形成在自民党内完全为川岛正次郎（时任自民党副总裁）与田中角荣联合阵线所控制，而在政府内则为福田-保利体系所控制的对立局面，甚至频频爆发正面冲突。而“佐藤政治经常是在掌握福田与田中两者之间的平衡中发展的”，这其实正是佐藤下大力气“谋求派系均衡的人事安排”所追求的结果。
“人事的佐藤”如此有效地操纵政权，还得助于他布下的庞大情报网。有人说佐藤耳目之多、消息之灵通，以至无论在自民党内还是在野党内，“只要发出像一根针落地那样的声响，他马上就会听到”。此外，佐藤一向沉默寡言，内心的想法从来秘而不宣，每次人事变动，常令对手猝不及防，从而增加了这种“政权操纵法”的有效性。
正是通过频繁调整党政人事，有效控制党内派系势力的消长，佐藤在党内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此外，由于经常更换内阁成员，使佐藤能够一再摆脱政权危机。在他执政期间，先后有五位内阁成员因疑案、失言等事件受到社会谴责和国会弹劾，但因佐藤及时行使罢免权，总是不等大火烧到自己身上，便使事态迅速平息，像“蜥蜴断尾”一样，一次次成功脱离险境。
再说“长于金钱”。
在日本，政治献金是公开合法的，就如自民党自己说的：“政治家就是要用别人的钱。”财界花了钱去扶持党派，自然也有发言权。比如在吉田茂政权末期，财界也要求吉田内阁下台。当然，政治献金在之前是混乱无章的，很多和贿赂行为难以区分，这才会出现“造船补助”事件。
为了“净化”政治献金，在1955年1月，“经团连”的副会长植村甲午郎倡导成立了一个“经济再建恳谈会”，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向各大党派提供资金的“捐款”团体。他们声称之前是某一个公司、行业向政党捐款，容易被人怀疑是贿赂，现在则是把所有捐款先交给“恳谈会”，资金都“搅拌”在一起，分不清是谁的钱，这样就不会被人怀疑有特定的目的性了。但其实这些钱90%以上都流向了自民党。
掌握充足的政治资金，就有了维持政权的起码资本。佐藤本人有“超常的”募捐能力。办法之一是通过身边的助手和亲信，与财界人士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各种名义，定期或不定期地与财界人士聚会，如“长荣会”、“心道会”、“三水会”、“月一会”、“旧制五高同窗”、“首相周围亲戚会”等，参加者不外是财界各方面的实力人物。仅1965年一年，自民党收到的政治献金就达48亿日元，相当于池田在任四年总和的一倍半，创了历史纪录。正是由于有如此充裕的资金，自民党在历次大选中都能处于主动地位，确保其内部虽派系林立却分而不裂，因为各派系都需要从党的总部获取经费。
看看佐藤任首相时下午6时以后的活动安排，就可以知道其“超常的”募捐能力为何如此强大了：一天工作完了的佐藤首相，只要不到镰仓休养，就频繁出入于柳桥、赤坂、新桥的饭馆，出席围着佐藤首相打转的各种聚会。佐藤出席的主要聚会有19种。假设这样的聚会每个月各有一次的话，除去静养的日子，佐藤首相差不多三天之中有两次。这些聚会是必须出席的，因此佐藤的忙碌程度也可想而知。
这类聚会大多数与佐藤派募集资金有关。但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拿了别人的钱，就得听别人的话，替别人干事，虽然并不一定“一手交钱一手办事”那么清楚直接。比如由佐藤派财界人士组成的长荣会，成员有新日铁总经理稻山嘉宽，富土银行董事长岩佐凯实等，都是垄断资本的代表人物。因常通过晚上聚会的形式给佐藤募集资金，自然就有机会对佐藤内阁的决策提出各种意见，所以被称为“夜晚的阁议”。
佐藤还组织各行业、各地区的聚会，例如“十八日会”是日本银行政策委员新关、前三井银行董事长佐藤等三井系首脑的会；“吉兆会”是日立造船董事长松原、关西电力公司总经理芦原义、松下电气公司董事长松下幸之助等关西财界首脑人物的聚会。佐藤把这些聚会的具体运作委托给保利茂、爱知揆一、田中角荣等“左膀右臂重臣们”，这些“重臣”也就拼命干着抓钱的事情。
佐藤曾有三个政治资金集团，即育成会、政经研究会、亚细亚研究会。关于这三个团体的作用，佐藤派的干部守口如瓶。一般认为，育成会是佐藤派经费筹措团体；政经研究会、亚细亚研究会是两个特务机关。所谓的特务机关是指以维持、强化和扩大本派系，破坏其他派系为目的而成立的机构。
例如，政经研究会于1964年7月的总裁选举前就开始很快筹措了大量资金，在组织方面到处花钱，因而这次选举被称为“历史上最大的实力战”。1964年上半年以“研究费”名义领钱的议员有桥本登美三郎、木村俊夫、竹下登、渡边夫等，多者领了1800万日元，少者也领了300万日元。这些议员都是佐藤派的中坚干部，由他们去拉拢其他派系的主要干部。仅这一年政经研究会就筹集和支付了超过两亿日元的资金。
再以育成会为例，看看它1966年下半期即6-12月的“日常消费”情况就可知其平时的运作内幕了。
1966年共收入1．8亿日元，其中，下半期的支出是1﹒02亿。接近全年收入的60%。而且，下半期支出的一半以上即5360万日元以“调查费”的名义给了当时的总务长官冢原、官房长官木村及田中角荣等佐藤派的骨干。“调查费”调查什么呢？其实就是活动经费和个人补贴。
1966年7月18日给冢原氏等九人各300万日元，同年12月10日又给田中角荣等7人各300万日元的“调查费”。而同时期给自民党前尾派同样名目的钱每人只200万日元左右，对佐藤派“忠诚程度”差的派系更只有50万日元。由此看来，终究是占有“政权宝座”的佐藤派补贴最多。此外，在中元节和年末期以“组织活动费”的名义给几个主要干部以200万日元的“特别配给”。这样，佐藤派干部以调查费、组织活动费的名义每年有500万日元“光明正大”地落入了自己的腰包。
佐藤派还对各类报纸、杂志等以广告费、赞助费的名义付给巨款，让它们刊登一些“吹喇叭抬轿子的记事”，借以沽名钓誉。
正是如此长于“人事和金钱”，佐藤才能够执掌政权近8年，创下战后首相任期之最。

“伊奘诺景气”

佐藤接任首相时，“奥林匹克景气”已经终结，经济萧条十分明显。1965年民间设备投资比前一年减少5%，实际增长率也从13.2%下降到5.8%。大企业日本特殊钢公司、山阳特殊钢公司因负债数百亿日元先后申请破产，这一时期有许多中小企业倒闭。
有经济晴雨表称谓的股市出现暴跌，尽管16家银行与四家大证券公司成立的“日本共同证券”投入大量资金挽救股市，日本银行投入845亿日元，但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证券”还是出现严重的经营危机。最后在日本政府采取“无限制、无担保”地向“山一证券”提供282亿日元的特别措施后，才勉强平息了挤兑风潮，使众多证券公司度过难关。
所以，佐藤面对的经济形势可以说是相当的严峻。
为此，佐藤内阁在1965年1月制定《中期经济计划（1964-1968年）》基础上，因证券危机而在1967年3月制定了《经济社会发展计划（1967-1971年）》，设计年均增长率8.5%。同时于1967年开始实行资本自由化，并将物价稳定、经济效率化、社会发展作为重点政策课题，其中经济效率化的内容是中小企业、农业、流通业的现代化，并培育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企业；社会发展的目标是提高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福利，改善住宅和交通，改善生活环境，消除公害等高速增长带来的弊端等。
同时积极鼓励出口。1966年出口额比前一年增加16%，1968-1971年连续四年每年出口增长率在20%左右。随着出口的增加，以设备大型化为目标的民间设备投资迅速增加，特别是在加工型产业和非制造业部门。
这一时期出口的急速增加与美国进行的越南战争有关，虽然比不上朝鲜战争，但也可称之“越南战争特需”。由于战争，美国国内经济倾向于军需产业，其他产业的设备投资减少，这些产业的竞争力减弱，在固定汇率的基础上，日本产品迅速进入美国，1965年以后对美出口年均增长率超过30%。美国对亚洲地区各国的军事开支及对外援助也使日本对该地区的出口急剧增加，其中不仅包括工业产品及消费资料，也包括基地等建设所需机械、钢铁等重工业产品。根据美国的需要，日本也增加了对该地区的经济援助，从而带动日本商品乃至日本企业进入亚洲各国。
196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形成了钢铁、汽车、造船、电气等四大出口产业及外需型结构。一批采用大型高炉的钢铁厂陆续建成投产，均是占地面积大，依靠进口煤炭和矿石，炼铁-炼钢-制成品一体化的大型联合企业，1971年全世界共有48座容量2000立方米的大型高炉，日本就拥有22座。
1965年10月，汽车进口自由化。为提高本土企业竞争力，一些车企进行集约型的大规模设备投资与合并。“日产”与“公爵”合并，“丰田”与“日野汽车”、“大发工业”进行业务合作。汽车产量1965年为178万台，1970年增加到529万台。
彩色电视机产量在1965年为9. 8万台，1970年达到640万台，黑白电视机产量也超过609万台。196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彩色电视机、空调、汽车统称为“3C”的“新三大件”消费时代，到1970年，彩色电视机的普及率为26%，空调为6%，汽车为22%。
1965年10月到1970年7月，日本出现了长达57个月的经济繁荣。1966年的实际增长率为10. 4%，其后每年均超过12%，形成了持续时间最长的“伊奘诺景气”。伊奘诺是日本神话中开天辟地的创世神，日本经济学界以这位创世神的名字来命名这段前所未有的景气时期。
“伊奘诺景气”的结果，是日本人均生产和收入水平开始接近欧美发达国家，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首次超过联邦德国，位列世界第二，并一直保持到2010年。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1969年5月佐藤内阁会议决定开始实施《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该计划的基本目标是到1985年，建设连接东京与地方产业城市之间的新干线、高速公路、通讯网络，以形成物资流通和信息流通的网络化，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纠正地区差距。计划整个日本列岛均纳入大规模产业开发之中，力求均衡发展。
因此，就经济建设成就来说，佐藤发挥其在任时间长、对经济管理熟悉的优势，取得了不俗的政绩。正是在他的任上，日本迈入了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

治理环境污染

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背后是环境付出了沉重代价。
早在1956年起，九州岛熊本县水俣镇发生了一系列怪事。先是一些人家里养的猫开始像醉汉一样走路东倒西歪，没过多久，人也开始走起了“醉步”。这些“醉步”的人先是面容呆滞、口齿不清、步履蹒跚、感觉迟钝，继而手足变形、精神失常，困时酣睡、起时兴奋，最后身体佝偻、大呼大叫，没多久就不治身亡。然而，好长时间内，人们竟找不出原因何在。几年之内，多达1万人感染此病。
水俣镇外的水俣湾被九州岛和天草诸岛包围着，那里风景优美，海产丰富，是取之不尽的天然渔场。水俣镇当时住着四万多人，世代以捕鱼为生，他们伴海为邻，温饱有余，生活祥和稳定。
自从出现怪病后，原本祥和的小镇笼罩在一片恐惧中。
1959年7月，熊本大学医学部专家经过调查发现，此病与当地的化工厂有关。
有一点化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氮是制造肥皂和化肥等产品的重要原料。1925年，一家氮肥企业新日本窒素肥料公司在水俣镇设立工厂，后又开设了合成醋酸厂。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司的产能逐渐扩大，开始生产氯乙烯与醋酸乙烯，而且年产量大幅提高，在1956年突破6000吨。生产中工厂把未经任何处理的废水直接排泄到水俣湾中。
这些废水含有大量的汞元素，主要是氯化汞和硫酸汞，它们大部分沉淀在湾底的泥里，然后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变成毒性十分强烈的甲基汞，对上层海水形成二次污染，生活在水俣湾的鱼、虾自然也受到了污染。据测定，水俣湾的海产品的含汞量是可食用量的50多倍。甲基汞进人人体后迅速溶解在脂肪里，并且大量聚集在脑部，侵害脑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进而引起细胞分裂、死亡。这就是人走“醉步”的原因。
更严重的是，这种怪病还会通过母体传染给胎儿。
起先，新日本窒素肥料公司以制造工厂使用的是无机物硫酸汞，而致病毒素为有机物甲基汞为由，拒绝承担责任。直到11年后的1967年，硫酸汞在海洋环境中发生化学反应变为甲基汞，并经过海洋生物的“物体浓缩”导致人类食物中毒的过程终于被实验证实，次年9月26 日，厚生省公布了研究成果并证实水俣病与工厂的废水排放有关，水俣病作为公害病的典型才被社会广泛重视。
差不多与此同时，本州岛新潟市也出现了水俣病。而在日本中部的富山县，由于矿山开采中产生的工业废水污染了庄稼，当地居民出现了镉中毒症状，患者骨脆易折，周身疼痛，此病因而被称为“痛痛病”。
这期间，日本伊势湾西岸的四日市时常出现满天色彩奇怪的浮云，初步判断是硫酸雾。从1955年起，这里先后兴建了三家石油化工联合企业，每年排出二氧化硫和粉尘13万吨，大气中的二氧化硫浓度超出正常量5-6倍。四日市上空逐渐形成一层由多种毒气和金属粉尘组成的500米厚的硫酸雾。1961年，四日市民众突然大量患哮喘病，全市的支气管哮喘和支气管炎病例激增，甚至有患者因此死亡。该市的医师会调查发现，四日市患支气管哮喘的人数比非污染地区高出2-3倍。
为了进一步弄清原委，医生们进行了家族史调查和室内尘埃提取液皮内试验，排除了哮喘高发是遗传和室内尘埃所致的可能。临床发现，只要患者一脱离该地区被污染的大气环境，治疗便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而再进入污染区域时病情就会恶化。所有证据都表明，哮喘病患者的发病率与大气中的二氧化硫浓度成正比！
一起又一起的公害事件让日本社会对环境问题重视起来。
经济发展是否要以牺牲环境和健康为代价？企业在赚钱的同时是否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些问题从政府到民间都在广泛讨论。1966年8月，佐藤内阁厚生省的咨询机关公害审议会提出了一个报告，是政府部门应对公害问题最早的一个报告。很快，建设省、通产省等部门也参与进来。
但环境公害的治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从执政党和政府部门来说，有功就抢有过则推是常态。自民党以抢政绩出风头著称，派阀和派阀之间，派阀内部都为了将来在政坛的发展互相争抢“公害对策”这块大蛋糕。要知道，在社会普遍重视公害问题的1960年代后半期，连地方上竞选个市长都从“招商引资”变成了“注重福利和拒绝大企业”，何况中央部门？掌握到了话语权，就意味着政治资本的增加，厚生省、建设省、通产省、自治省这几个中央部门与其说在共同关注这个事，不如说在抢着管这个事。但人多嘴杂就造成具体方案难产。
另一个难题是大企业不合作。代表大企业利益的“经团连”就表示公害问题“没有科学依据却硬叫企业出钱”，“企业至今为公害对策已经花了很多钱，公害对策必须与提高生产率相结合，但却没有结合，企业表示消极也是自然的”。
佐藤内阁为推进公害立法作了许多努力。1966年11月，厚生省发布了《公害对策基本法》草案，作为环境保护的基本法。15个省厅经过激烈争吵后，在1967年通过并于同年8月3日正式公布施行。该法案对企业的要求作了妥协，在第一条中表示“应在谋求与经济的健全发展调和的同时保全生活环境”。同时，有44个都府县都制定了地方的公害防止条例。1969年5月30日制订的第二次全国总合开发计划也以“创造丰富的环境”为目标，把大型工业基地规划移到人烟稀少的边远区域，而以新干线、高速公路建设、电信设施建设作为开发重点连接主要工业区。
其后，随着光化学烟雾公害、铅公害等环境污染事件相继发生，佐藤内阁于1970年7月建立了中央公害对策本部。在11月召开的临时国会上，佐藤内阁提出了《公害犯罪处罚法》《海洋污染防止法》等6个和公害对策相关的新法律，并修改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噪音规制法》等8个法律，形成了一整套的公害防止法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将《公害对策基本法》第1条的“调和条款”进行修改，确定“为确保国民健康及文化生活，防止公害至为重要”，在法律上把公害防止和环境保护放到了较之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