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华夏文明是人类诸多文明之中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
她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连绵不绝！

她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多次“衰落～复兴”的轮回。以至于最终出现了我们这个文明才独有的‘成长的烦恼’大命题——“历史周期律[1]”

正如历史反复呈现过的那样，
当今的中国，我们正处于又一次“衰落～复兴”的轮回过程中。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的关键时刻，中华民族迎来日益接近完成复兴大业的重大历史关头 。
回望历史，还在一百多年前，我们的国家还处于历史少有的衰落状态。华夏本土史无前例遭到世界各国列强的持续入侵。
我们的财富被掠夺
我们的家园被毁坏
我们的人民被戕害
我们的主权被践踏
以至于我们的文明，也在不断的实践失败中遭到质疑。
华夏文明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

但是，就是在如此巨大的困境中，华夏文明浸润下的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舍生取义，无数先烈以血肉长城，拼死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在苦难中保留下我们文明的星星之火。
随着中国新民主革命成功、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亿万中国人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克服万难，建设华夏，使华夏文明再次回到复兴之路。
建国七十余年，新中国就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封建农业国家成功蜕变成一个工业制造能力及规模世界第一，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其他各项主要国力指标名列前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国。

熟悉历史并能认清现实的人们，或许都已认识到：
恢复历史常态的华夏文明，成功复兴将是中华民族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
让华夏文明再次光耀天下，是当下中国人的必然使命。

在当下这个风云转换的历史大时代。
面对人类历史上，绝大部分的民族、国家、文明你方唱罢我登场、昙花一现式亮相的普遍样式，华夏文明呈现出的不断轮回兴盛的独特表现。这值得所有人，尤其是中华民族自身，对华夏文明做一番认真梳理，并进行深刻检视和重新认识。

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
五千年，历史留给我们精彩的东西太多太多，朝代在轮替，历史在变迁，在这流变的时间大河里，唯有我们的文明一以贯之，有脉络可循。
如果不能对此实现整体性把握，免不得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今天如果有人问中国人，华夏文明是什么？几乎每个中国人能举出长长一列事物、现象、形式来证明自己对华夏文明的认识，但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个人心里的华夏文明的内涵都是不同的。那什么才是华夏文明最核心的东西呢？
本书，笔者以文明为视角，以华夏文明的始终不变的‘初心’——“自强向善”为切入点，提出三个问题并努力回答之，以求对华夏文明的总体能实现一次较为系统性的深刻认识
问题一：什么是华夏文明？
问题二：她是如何形成的？
问题三：她能向何处去？

（本书命题过于宏大，内容牵涉过广，对笔者相对有限的学识及能力而言，谬误之处必然众多。错漏不足之处，万望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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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善恶之辨

利众者善；害众者恶
人类现有对价值观的讨论，结果往往是混乱未定的。比如对价值观最重要的一对概念‘善’与‘恶’的分析，细究起来就有很多彼此之间非常矛盾的观点。且不说众说纷纭的不同定义，就如前文对西方殖民主义是价值观‘向恶’的定论，或许就有人会质疑：当年的欧洲殖民者，对世界的殖民掠夺，不是成就了欧洲社会的高速发展么！不因此造就了之后欧洲称霸世界，从世界获得巨大财富，从而使欧洲各国及人民获得巨大好处了么！对欧洲人民而言，抛却虚无的价值观口号，殖民主义对欧洲人而言，如果不是善，那会是什么？

这种质疑确实是对事实结果的一种描述，在逻辑上毫无毛病。所有的价值观一定是特定群体视角下的价值观。
每个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为了让处于共同社会中的所有个体团结一致，采取相同的实践方向。就需要一套说服社会所有成员同向行动的逻辑（理论）。这就是价值观最核心的功能。
价值观维护了个体对族群、社会的认同。通过鼓励有利族群的行为，惩罚有害与族群的行为，让族群能得以存在、发展、壮大。
在人类大同实现之前，善恶这类价值观概念，一定因群体间差异及相互间关系的不同而呈现不同 。
中文‘善’字本意吉（《说文》善，吉也）。吉意味实践结果给人非常幸福、非常有利的状态。
对己有利，为吉，即为善，对己有害为咎，即为恶。
因此，善恶是主体（群体）对实践结果的对己利害状态的评价。如果某种具体利害的内容、结果对群体的重要性非常高（利害的结果能得到或失去吉的结果），它就会上升到群体最高级别的价值评判标准，来规范实践朝向。
群体必须扬善抑恶，形成利于自身的价值观朝向，才能确保群体的有效存在，并谋取自身的最大幸福状态。
因此，如果非要对善恶下个较为通用的定义：
善者利众；恶者害众
或者说：利众者善，害众者恶。

‘众’的群体范畴的流变及价值观的内外双重标准

利众者善，害众者恶
这里的‘众’的概念范畴在现实中呈现不断流变得状态。
天下未有一统，故各族群并立。‘众’可以是家，可以是党，可以是族，可以是国，也可以是天下人类。即便同一族群，在历史大河里其范畴也是不断流变的。就如当年的中国是中原诸侯之中的中央方国，今天的中国是雄踞东亚的960多万平方公里陆地的东方大国。
族群的差异及相互关系是各个族群的价值观差异的根本原因。
尤其当不同群体之间处于对立关系中，对同一事实结果的善恶评价呈现完全相反的状态。
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的奴役掠夺，对殖民者是‘善’的，但是对被殖民者是恶的。
法西斯主义对己之‘善’，对犹太人而言，就是恶。
日本军国主义攻占南京屠城是对日本获得远东利益的‘善’，而对被侵略的中国人民而言，则是穷凶极恶！
即便抛开这些过于极端的案例，我们来看日常生活里的现象：阻止垃圾回收站在自己小区边建设，反对通信基站建在自己楼顶，对一些居民而言是‘善’的，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种以邻为壑的行为，即便不能称为恶，也绝对不属于善的范畴之中。
我们看到，处于利益对立关系下的族群，价值观标准往往表现为内外不一致的特性（双重标准）：
他们赞扬自己族群成员的忠诚，却对对立族群成员的背叛称善；
他们要自己族群追求幸福，却对对立族群的苦难欣喜；
他们对外把“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作为其族群对外探索进取的荣耀[3]，却用各种法律、规则严厉惩罚族群内成员相互间撒谎、欺骗、偷窃这类行径。
...
这个内外不一致性强化了族群封闭性。如果某一族群主要价值观内外双重标准表现过于极端和广泛普遍，会很大程度强化了外部族群与其关系的对立性，甚至是敌意。比如，‘帝国主义者们杀死你们是为了赐予你们民主自由’这类极端双标的表现。如果长此以往，将严重阻碍、甚至破坏族群之间的和平融合（甚至是和平交往）的可能性。从某个角度看，自我过度封闭的，普遍持有双重标准的文明，在面对同化其他族群的问题时，往往最终只能选择暴力征服、甚至灭绝对方等有限手段。参见殖民主义历史及两次世界大战。其核心原因就是双重标准直接造就了族群间的对立，两者形成了同比变化（双标越严重，敌对性越激烈）。这就使得对抗无论什么结果，对抗的族群双方都无法轻松地接受对方的价值观。而价值观是族群维系内部认同的重要思想武器，因此，族群对抗，尤其双重标准下的对抗，最终往往只剩下消灭（瓦解）对手族群这一条道路。

人类大同需要主导文明价值观呈现内外一致性
善恶概念无法统一认识的根本原因就是人类暂时还没有实现统一（命运共同体、大同世界、共产主义）。虽然人的最高群体身份认同，随着历史的进步是在不断扩展的。人类从原始社会对一小群人组成的亲缘部落成员身份的最高认同，发展到今天对十几亿人组成的民族国家成员的最高身份认同。今天一个中国就是“百国之和”[4]。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区域一体化实践方兴未艾，人类从民族国家发展阶段向区域融合阶段发展，这里历史发展的脉络及趋势越来越清晰——人类族群规模及范畴在历史上不断融合扩大，因此人类最终必然融合一体。“我是一个人”，必然成为未来人类，付诸于实践的至高身份认同！但按现有世界现实情况看，人类离天下大同的目标还会有很长的历史过程要走。
因此，在可见的历史中，不同族群共存与地球，仍旧是人类社会的主要存在形态。所以，处于利益矛盾甚至冲突关系中的不同族群之间，是很难对善恶具体的内容概念达成一致观点的。
于是人类处于这样一个微妙的历史阶段——我们依然有族群之别，但我们都知道彼此必将会融为一体。
因此对各个族群而言，现实显现出巨大的矛盾：每个族群必须维持自己作为利益主体下的善恶标准（自利的，内外间的双重标准？），但是又要考虑未来族群融合趋势下，要求价值观标准的表现内外一致曾经的不同族群合而为一，价值观从不同群体的差异性向同一族群的趋同性转化。如果主导文明持有的内外双重标准，在向单一标准的转化时就产生了逻辑和实践的巨大矛盾和障碍。就比如 2020年美国发起的“黑命贵”运动中，以及到2021年，西方国家内部普遍发生的对自身殖民主义暴行的批判反思现象中，我们看到双重标准的殖民对立时期向单一标准的民族融合期过渡中，把曾经奴隶不是人的双标，想转成今天奴隶主和奴隶的后裔要形成一个族群，因为曾经历史行径的不可原谅，反思运动不是促进了社会的融合，而是将历史的伤疤撕裂，并强化了内部不同族群的对立，以及造成了内部价值观认同的分歧和混乱。这都是当年双重标准极端表现的严重后遗症。因此历史教训显示：在族群分立时不能仅仅考虑自己族群的绝对得利。以己度人、感同身受，和平交流、合作发展，这意味着文明的价值观需要内外一致，这才能使未来必然的族群融合的阻碍最小化。
实践要求必须调和两者的矛盾性。或者更加干脆些——寻找并建立人类当下各个族群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标准内外一致性的价值观才有可能成为普世价值。可以确定地说，哪个文明的价值观朝向能真正成为全体认同的普世价值，它将主导人类的大一统融合历史。用刀枪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严重的双重标准行为，是人类大同的巨大阻碍。是一种必然失败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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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静力学》p233-234，英，赫伯特.斯宾塞  著，张雄武 译， 商务印刷馆1996年10月第一版
[3]2019年4月15日吗，美国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演讲
[4]张维为《文明型国家》

3、文明的价值观内外一致性的讨论
价值观的对内对外一致性 ，意味着文明的开放性，族群的开放性。拥有这种开放性的文明（族群），她的边界因为文明的开放状态而处于开放性虚化（流变）状态。




‘自我’的边界只是虚化（流变）存在的，所以一致性的价值观才能无障碍地‘贯穿’‘我－非我’。同时又因为价值观的内外一致，使得处于这种关系下的族群之间更加平等融洽。族群间关系状态融洽，意味‘自我’打破了人为限定的边界，在与其他文明（族群）的关系中时刻处于接纳对方的开放性状态中。这种开放性必然要求对自我群体规范的善恶标准也一致性适用外部群体，①只要其他群体接受你对自己的善，②就等于接受了你对他的善，③就等于他持有了与你相同内容的善的价值观（这三个部分逻辑顺序可以随意变换）——到这一步实质就自动开启了不同文明在共存中融合的进程。
如果文明自身持有的是内外不一致的价值观表现，族群融合的内在困难是这样发生的：虽然别人接受了你对自己的善（比如西方内部高福利制度），但不接受你对他产生恶果的所谓善（武力输出所谓民主，实则掠夺他人，破坏别人的稳定安全。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9年11月13日在白宫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时明确解释美军留在叙利亚是为了石油“我们要保住石油，我们拥有石油。石油是安全的，我们留下军队只是为了石油（only for the oil）。[5]”）。如果你要融合他，必须消除他对你价值观双重标准的不认同，甚至是因此带来的敌意、反抗。这里很容易就能往下推理：这种方式下，极大概率就是一方以某种敌对性、对抗性的手段消除了其他族群的主体性，使其成员以个体状态被迫加入新族群接受其双标价值观（我们可以参看殖民史、美洲近现代史及环地中海文明圈古代历史。尤其2021年加拿大爆发出的揭露加拿大政府对原住民归化过程中残暴种族压迫历史，以此了解持有双重标准的文明是如何实现所谓族群融合的），从而最终完成族群拼合的。





无论是逻辑分析还是历史事实，我们看到价值观内外一致的文明，在实现族群融合的阻碍呈现最小化。
华夏文明之所以能海纳百川， 正是文明自身呈现出的开放性状态，以及维持这个开放性所必须持有的内外一致性价值观（朝向）特质。因为文明内部的价值观总是向善的，所以这种内外一致性必然导致这个文明只能呈现为一种完全向善的朝向（内外一致性的善才是普世意义的善）。同时，自我的边界虚化，就形成‘我与非我’是无法明晰划分开的，‘我’在这其中就能实现‘无我’的状态，自我在这时就处于无时无刻流变为‘新我’的状态。这种‘新我’可能是含有‘旧我’，也含有‘非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6]’，文明才能因此不断保持新鲜长寿，这是华夏文明能历久弥新的重要特质之一。这就是华夏文明选择向善的文明内在逻辑。

4、华夏文明的历史责任
在今天这个时代，所有具备理性的民族，都自觉与不自觉地在探索能引领人类走向大同的道路。华夏文明因为自身的特质，天然地走在了人类各个族群的前面。
每个文明都可以争取为实现人类大同而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但是一个顽固坚持赤裸裸双重标准的文明是无法承担引领、主导人类大融合的重任的。就算他想，别人也会不认同。
因此，时代对各个文明的要求是要持有恰当的价值观态度，是在坚持自我的同时秉持开放对等。即对现实的尊重承认为基本（族群分立），又积极面向未来（人类大同）。让自身以开放的姿态始终处于流变的现实中。
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需要过多考虑我们的文明的善恶标准与别的群体的不同。而只需坚持我的善恶标准内外一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7]’，对自我所在群体善恶的价值观要求，同样也是作为族群对外行为的标准。一个群体总是希望自己得到吉祥，因此内外一致性将使得也希望别人能得到我想要的吉祥，这种共同的利益追求能使得自己和对方的关系也将始终处于和而不同的多元共存状态中。
所以对人类大同的目标而言：现有不同族群对善恶概念认识的差异，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族群所坚持的文明所呈现出的价值观是否内外一致。只有价值观内外一致的文明才具备引领、主导并实现人类一体化进程的基本前提。
华夏文明很早就有天下大同的伟大理想，华夏文明要勇于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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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英国《卫报》当地时间2019年11月13日报道
[6]《礼记·大学》
[7]《论语－卫灵公》

二、原子论认识前提与整体论认识前提
1、两个世界
人诗性地居住在这世界上
人类经过漫长地发展，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状态中——我们日常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寻求一个理来。
你可以这样赞美别人：
“你说得好有道理啊.”
也可以这样质疑他人：
“你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
甚至可以这样批评别人：
“无理取闹！”
对当下人类的大部分情况下，率性而为，有感而发，人的纯粹感性生活形态日益走向略有贬义、日益被边缘化的评价中。
‘理’是我们人类无数实践中总结出的规律（真理、道理、原理、定理、伦理、理由、法理、理论等等），它来源人的实践，并被抽象总结后再来指导人的实践。其主要目的以使之后的类同实践不再盲人摸象，从而提高重复实践的成功率。
‘理’就如动物园的铁笼，呈现出两面性。他将人类的实践经验教训凝固起来，以知识传承的形式惠及人类。它能提高重复实践成功概率，这就如猛兽躲在铁笼里得到了基本安身立命的条件和稳定安全生活环境，但是如此也有了‘丧失了’突破禁锢的自由，从而存在负面的作用。
人的进步在很大程度是在对自我限制（理）的突破，在‘无理’之处寻求创新发展，但这是充满危险的过程，无理之处亦无所依据、没有凭借，所作所为的结果也不知吉凶，失败成为常态，成功只是偶然。但是人类认识领域及实践领域的扩展全出在此处。这也是人类实现自由的根本。
‘人诗性地居住在这世界上’这种诗与远方的浪漫：就是在笼内的安全确定以及笼外充满危险的无限风景之间不断纠结徘徊。

这就有了两个世界！
善恶的概念也是理。
但就如本书对善恶的定义：利众者善、害众者恶。
谈论现实的善恶离不开对群体（众）的分析。
但是群体的范畴在流变 ，利益的内容也在流变。几千年前人们忠于部落，后来忠于宗族、血缘民族，现在忠于民族国家，相信终于有一天我们会忠于人类自己。这显然是人类必然的未来。
所以善恶的具体概念及具体的应用，也随着时光飞逝处于流变中。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8]，生老病死、冬去春来、日升月落、星辰流转，世界的真相是流变的，但是实践依靠的更多是人认识的理。1+1=2是理，但是世界的真相是根本不存在两个完全一样的事物（不存在两个相同的1）
于是，对人类而言，存在着两个世界——‘流变的世界’和‘理的世界’。
流变的世界是认识到的世界存在的真相，理的世界是人对流变世界现有的认识（抽象的、固化的）结果.虽然他们都是人认识的结果，但这里区别是：流变的世界把‘世界是流变’的这个事实认识作为认识的前提（即当世界的真相和认识结果出现矛盾时，以事实真相为准）；而理的世界，是把抽象认识结果（理）作为认识的前提（即当世界的真相与认识的理如果发生矛盾，则依理而为）。
这两个世界是人类所有文明类型认识及实践的前提。当人类初步摆脱蒙昧的存在，将人的好奇心脱离卑微地生存，投向这个无垠的世界，人的实践方向就以此产生了两个主要路径：
一种是直面流变的世界，把这个世界的真相作为自身认识逻辑的基础、基点、出发。人的一切认识和实践都基于人所在流变的世界本身。因为即便是真理也不过是来源这个世界，而不是真理决定了这个世界。以事实（世界是流变的）为出发是这个路径基本特色。这个前提出发把完整地不断运动的时空作为了认识的前提（类似四维时空观、时空整体不可分性）。他决定了之后展开的所有的认识及实践方式。这就是华夏文明所秉持的认识前提。有些时候我们称这种认识前提所展开的认识叫“整体论”
在另一方面，人生存在这个流变不定的世界上，求安身立命，求生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理的世界基于前人经验的抽象总结，因此人面对流变的世界，依理而为，有效提高了重复实践的成功率，这成为人获得确定性存在的重要方式（甚至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主要方式）。
因为理是认识结果，结果意味内容是确定的。依理而为就是通过相对固化的认识来获得确定性。因此认识固化意味对时空进行了切片性的认识（‘原子式’的，我们可以想象那个不舍昼夜的大河某一不可再分的时间点上，一个不可再分的大河三维空间，被意识进行‘切片’下来，作为认识的对象或结果）。以理为前提认识世界，就必须在方法上将世界切片固化作为认识及实践的前提，这就是世界上除了华夏文明以外的其他现有绝大部分主要文明所选择的文明路径。有时我们称此为“原子式”“本体论式”.
有意思的是，原子式认识世界方式的文明，几乎最终都选择了字母（语音）文字，而对世界进行整体论式认识作为前提的华夏文明则持久地选择了象形为基础的汉字（后面章节对此进行拓展讨论）。

2、两个世界的内在逻辑特征及实践区别
流变是世界的真相，以流变世界为基点的认识逻辑天然的内部自洽，因为世界自身存在就是自洽的，世界是逻辑的基础。
与此相反，以道理为前提的认识逻辑，天然存在内在矛盾可能性。因为理是人的抽象认识，这个认识并非就是必然恰当的、正确的。我们可能认识到了真理并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前提，但也可能会把一个局限的狭隘的，甚至错误的认识作为前提。而且由于抛弃了把流变得世界作为前提，这就使认识从出发点就丧失了最根本的规范，使认识本身失去控制而至危险性大增。这就直接放大了认识的谬误。

上面这两种路径的内在逻辑特征，通过现实的演绎，各自引发了出迥异的结果：
我们先看华夏文明的路径：
文明形成的逻辑的初始，立基于世界是流变的，认识及实践以此为前提展开，形成了华夏文明初期最核心的理论——就是被称为百经之首的《易》，东汉郑康成易论本之云：易一名而含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华夏的古人显然认为，人的固化的认识结果（不易）是可以对眼前每天都存在于其中、并无时无刻能感受到、观察到（简易）的流变世界（变易）进行认识的。（对易经的扩展讨论在后章节）。
因为华夏文明以世界本身为出发，而世界自洽的存在使得之后华夏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自觉不自觉走向寻求实现自洽结果的倾向。她天然的反感内部‘矛盾性’【此处指对立统一状态的矛盾。"对立面的统一（一致、统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9]”】。中文‘矛盾’一词出处在《韩非子难一》“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的典故，熟悉故事的人都清楚，典故本身最初是对这种内在相互对立不可调和性（凡盾皆可破的矛与坚不可破的盾）表现为一种‘对其嘲笑否定’的态度（华夏传统的矛盾观绝非我们现有对西方‘矛盾’的中国式理解的这样，后面章节有进一步讨论，横向比较华夏文明、基督教文明、印度文明三种矛盾观）。
对华夏文明而言，她偏爱逻辑内部天然自洽，因自洽的逻辑起点是我们所在的流变的世界。矛盾●（华夏式的矛盾概念）是世界的普遍现实状态（阴阳），世界千变万化，阴阳生克（生意味互生，克意味互争），却改变不了世界一体不可分的事实。阴阳互动的结果是在宇宙的整体中自恰存在（多元共存，合和）。为了强调这种认识是基于流变世界的自洽状态，无论是阴阳爻、八卦易经，以及产生这些的直接源头——河图洛书的描述世界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尽量避免文字言说带来的可能得歧义，而直接用更加客观的直观形式来阐述——就是用数、象结合的形式来构建出华夏文明核心理论的基础（表达方式依据的客观性）。这种表达方式至今是华夏文明一家独有的特殊现象。这个现象是基于着重注视人与自然共存的宏大视角，以及流变世界为认识的基础的基本认识前提两大范畴限制下的逻辑必然。（这种思路对西方现代理性主义产生了重要启示。但是遗憾的是，西方的理性主义至今并没有成功完成对西方意识形态的革命）
因此，作为文明的核心的逻辑出发，这种阴阳之分作为一体化世界流变的动因，自然推演出万物不过是世界整体在局部的展开（敞开）。我们或者可以换个描述：阴阳是中国古人为了对整体论下的世界中的现象进行有效观察，建立的研究范式。这个范式以（阴－阳）为基本单元：
这种逻辑延伸到政治实践上（在物理层面对应流变世界的整体性）就更易形成大一统状态；
而在思想文化领域，矛盾●构建出多元文化的和而不同（呼应阴阳共存互动，逻辑自洽）的文明特色。
华夏文明天然‘要求’这个文明下的各个文化类型呈现开放状态（以流变的世界为认识前提，个体是‘不存在’的，只有整体才是‘实存’的，个体只是在观察者的视角下，以符合观察者观察特质的模式，在意识中从实存世界的大背景中‘浮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原子式）只是意识构建出的‘表象’，“存在于世界中的个体”这整句话才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其间，却又不自觉地无视的真相世界。因此大一统的世界在人的意识中是一个（多元）自洽（华夏传统矛盾观）共存）。而这个开放状态对人的群体分析认识中，又确定了价值观的内外标准必须实现一致性，而任何群体内部必然向善（利众者善）的价值观，在内外一致性条件限定下呈现出不同文化的相互一致性倾向（价值观的），从而综合形成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整体朝向的向善性（这个善对应的群体（众）逻辑推导到最终，指向了作为人类整体，是普世意义的善）选择。

因为华夏文明的内在逻辑，一开始就打通了各个群体、各个文化的相互隔绝对立的藩篱。用普世性的善的朝向确立了文明的根本特征‘仁者爱人’。 这种多元自洽共存的逻辑特质，使得历史上即便是独尊儒术两千多年里（独尊儒术只是保持物理层面政治大一统的稳定持久），华夏文明照样开放性吸纳融合了儒道佛马列等一系列思想文化。
在世界观上，世界流变一体，自然万物合一（天人合一）
华夏文明持有的四维时空观，在社会领域将时间与人类繁衍结合，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祖先崇拜文化：
人类在时间长河中靠繁衍追求种族的永恒，于是祖先与自己都在同一条流变的时间长河中，个体的生命局限被突破性融入无限可能的人类繁衍及无垠的宇宙之中。这种思维方式当面对人类伟大实践功绩时（大禹治水、后章展开讨论），就质变升华出了人类文明独有的孝文化。

更为重要的是，在整体论逻辑中，个体●（观察认识对象）是因为观察者需要，从整体中‘浮现’出来的。但是在认识及实践角度，这个‘浮现’是如何在逻辑上展开实现的？ 我们的祖先用关系论的逻辑方式完成了整体论在认识实践层面的展开：
整体论世界要求个体●自身对外呈现开放性。这种开放性造成两个结果：1内外一致性2、个体（原子式的个体）本质呈现虚无状态。
这两个结果在面对我们对具体事物的观察认识时，就遇到了问题：如果个体自身（原子式的个体）是虚无的，我们如何观察认识他？
比如‘那个已婚男人穿着花格衬衫’，如果我们把这句话里的所有不纯粹属于这个男人的事物拿出来抛弃掉，我们会发现以下的情况：
‘那个’一词意味是站在指称这个男人的论述者的视角出发；
‘穿着’一词说明必须穿了什么自己的身外之物，自己不可能穿着自己，总是得穿着其他什么东西；
‘花’ ‘格子’对衣服花样条纹的描述；
‘衬衫’是衣服不是男人；
‘已婚’没有结婚对象，能叫结婚吗？
‘男人’没有女人，男人一词有意义吗 ？
我们看到观察描述的这句话‘那个已婚男人穿着花格衬衫’，删除所有跟这个观察对象以外事物有关系的字词，就什么都剩不下了。也就是说，不存在绝对的个体（原子式）
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在这个意义上，不仅仅是人，在整体论视角下，宇宙万物中所有的个体●都不是独立性存在的，而总是在与其他个体●的关系显现状态下，显现出自身。
也就是在华夏整体论的逻辑前提下，世间万物的形态总是以各种关系状态（被主观设定的观察对象（主体）与其他事物（客体），在一体的宇宙中，以特定的相互状态共同进入观察者的视线中）的综合展开.
事物的实在性以关系性系统化（多种关系的综合状态）地呈现出存在状态 。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略微夸张说：在华夏文明的整体论为前提而言，个体（原子式）不是实存的，只有关系才是实存的（并不是说我们能‘看到’关系，而是我们所有的观察总是通过各种关系把其他客体直接或间接牵扯进我们的观察中）。
‘那个已婚男人穿着花格衬衫’
指称之人与他的关系
她跟他婚姻关系
衣服与他的关系
花格子与他的衣服的关系
男女之分的概念与他关系
这些直接的关系，与间接的关系的综合状态，确定了观察者对这个观察对象他的认识结果。
因此，个体●如同一个网的网线相交的节点处，如果把它从整个网整体中牵扯起来单独观察，总会将直接相交的周边节点和间接的节点也一并牵扯出来。
于是，个体●在系统化的关系结构中（关系网中：若干个关系以特定结构形成的有机结合）才被证明实存。也就是说，个体是不实存的，实存的是关系（网）。
这种逻辑扩展到对抽象的认识本身，就出现对华夏文明极具特色的认识传统：
也就是华夏传统的概念，基本最核心的最主要的都是对事物的关系的状态描述，而不是对事物的描述。
孔子言仁，在《论语》里针对不同的对话对象，出现了若干个不同内容描述。比如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言行符合礼）”；而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的不强加给别人）”；到了司马牛问仁，孔子回答“其言也仞（不随便发表观点）”……对什么是仁，孔子似乎给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同。这是因为仁只是我们基于逻辑前提是流变现实而对具体关系状态的描述，那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如何能实现自洽就如何说仁（调整关系的状态以实现关系的自洽。仁就是二人关系自洽、和合共存的理想状态）。 在不同人的人这里，如何实现与他人的自洽共存，需要针对这个具体的人自身所呈现的缺陷，而进行针对性地调整。在孔子看来，颜渊需要做到克己复礼，他就能跟他人自洽共存了。而仲弓所应调整的是不施与人自己不愿之事；司马牛应该做的是不要说太多...
仁者爱人，仁是“（个人－他人）”这对关系的自洽状态描述。 【本书基于华夏整体论对个体的关系讨论，用（主体－客体）这种描述结构作为标准结构，括号内表明具体的关系内容，前词为观察的主体，后词是与其构成特定关系状态的客体（在观察中往往不作为观察对象，而被忽略）。如果原子论视角下，观察的那个主体，在本书整体论逻辑下，呈现为（主体－客体）。即主体（原子论）≈（主体－客体）（整体论），而不仅仅单是某个人的。】
因此整体论下，概念作为一定范畴内（复杂关系结构，关系网）的普遍意义抽象，意味事实呈现出这种自洽的可能性：
如果把两个对象形成的称为关系结构的基本单元。
三个以上对象就形成了最基础的关系网结构


A--B、 B--C是直接关系状态；A与C则呈现间接关系状态。关系网的结构是由直接关系的集合与“间接关系”集合形成的网状结构
这里，仁在凡是讲仁的关系结构里都呈现出现实状态的复杂性，和理念的一致性。仁是关系的理想的自洽状态，是对具体人与人关系的调整的最终目标。A--B的关系   B--C的关系因为内外一致性形成了仁者爱人的共同理念。但是A--B的关系状态1、B--C的关系的现存状态2是多元不同的，状态1和状态2因为具体不同，所以把他们调整到仁的状态的方式路径都是不同，所以他们具体的仁的实践方式是不同的（这就是中医治病的底层逻辑之一）。
这就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因地制宜 、脱贫致富 。
脱贫致富是共同理念，但是如何致富，却要针对每个贫苦个体具体关系状态具体对待。这是华夏多元自洽共存的经典表现例子。
对此我们换个角度看：实践理念在关系网中的通用性，对其间的具体个体而言，显示了内外一致性。
B与C的关系与B的A仁的关系都显示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持有整体论思维的文明实践内外一致性的逻辑基础。
善恶概念也是如此。
善恶概念针对的是关系的状态；
在整体论下，具体个体●或群体持有的善恶标准是内外一致的。

而在近现代科学昌盛之前，受限人的能力，华夏文明认识事物，实现“个体●依靠关系论方式完成了从整体中的展开（呈现、敞开）”，关系论演化出两种有意思的，也具备实用可操作的方法，一是从《易经》理论直接逻辑演化出的阴阳五行论。主要针对是简单关系基本运动形态（阴阳），以及这个基本运动形态在‘复杂关系基础模型’中（五行）的流变规律（后文会对此进行进一步阐述） ；二是在缺乏研究手段和能力条件下，对超出能力范畴的观察对象（比如天与人的关系）逻辑演化出一种特殊的关系论结论‘天人感应论’。
【天人感应论其内在逻辑是这样的：既然事物的关系才是实在，对事物的研究就是对其关系的研究。虽然我们暂时无法弄清从宇宙到个人这个宏大跨度之间是通过多少、哪些具体地直接、间接关系来连为一体的，但是我们唯一能确定是宇宙一体、天人合一，所以从天到人必然存在一个关系链条或关系网结构（暂时未知而终将可以知的）。天与人存在原因可能存在的关系网结构：（天－地－万物－.....－人），所以天人之间必然呈现某些直接关系或间接的关系下的共同状态（状态是关系的，就是涉及关系的主客体共有的）。因此某些情况下，人看到的天象不仅仅是天的，也是看它所关联的人的（天－人）。】
关系论是整体论前提得以在从具体事物上逻辑展开的主要方式。
（对关系论的更进一步的解读，后面章节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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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论语》
[9]《列宁选集》第 2卷，第 712页
[10]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西方原子论路径
在另一方面，依据理的世界为基点发展出的文明。对认识世界的前提（基点，起点）的固化认识，自然演化出原子论、本体论世界观及认识论方法。
流变的世界被认为仅仅是表象（虽然也算是真的，但是对认识而言，是无法对其认识的，也就是说能被抽象固化认识到的‘道理’才是‘真的’），于是从表象中（流变的世界本身）中寻求固化的道理，而且是‘真的’‘道理’，即寻求事物的本质。而且这个事物必然不是指宇宙整体，因为整体的宇宙就是流变的世界，是无法被认识（认识是固化的认识）的。我们能认识的只能是理念中的宇宙。
这个逻辑立即衍生出三个推论：1、本质必然是个体（主观设定的特定范畴的宇宙的局部）的本质2、宇宙是局部的集合（能被认识到的）3、对人的认识而言，宇宙（流变的）作为整体，实存但无法被认识。因此宇宙整体与具备本质的个体而言，在认识上是完全割裂的。
这里个体才具备本质，实质将具备本质的个体独立出来，并放在了最优先的地位（认识逻辑的最先）。虽然这种逻辑承认宇宙（整体的、流变的）是实存的，但是无法被抽象认识，所以最恰当的处理办法是存而不论。但是又因为宇宙整体是实存的，因此无法回避而不时地面对不得不论的境地。
这个纠结随着历史发展在基督教文明为代表的这类文明中逐渐衍生出两个结果：
选择存而不论的路径：整体与个体的完全性割裂，存而不论的那个实存的本体与人类文明早期普遍的宗教结合，在历史上族群竞争的刺激下，异化构建出彼岸世界完全不许质疑的唯一真神（一神教文明）。对唯一的真神的信仰及不容置疑，使得这种文明的逻辑前提，被立基在一个被人为强定的、不容讨论的绝对真善美的最高本质（上帝）。
随着西方进入大航海时代，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人文主义及科学（关系论方法与思辨方式的结合）的崛起快速动摇了上帝的（一神教）认识论绝对前提这一地位。西方文明的立基之处发生的根本性动摇，迫使基督教文明不得不走向了对宇宙的本体不得不论的地步（以图重新构筑新的稳定的认识的基点），于是西方学者不断通过对本体的讨论重建，企图重构认识的绝对真善美理念前提。“物自体（康德）”是如此；“绝对理念（绝对精神。黑格尔）”就是如此；马克思企图对颠倒黑格尔颠倒的目的也是，这里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基督教文明一神教传统的异端分支，本质上是对西方文明立基处的颠覆（去宗教化及去彼岸世界，企图实现所谓的那个本体，本质上体现为整体与个体不是绝对隔绝的，即在逻辑上只能走向华夏文明立基之处，将流变世界作为逻辑的基础及起点“问题在改变世界”。）；存在主义对形而上学不舍之处（海德格尔）等等。他们大都企图在本体论的框架内（或者自以为是去本体论的），去对本体不得不论的方式，企图重构那个无法讨论的世界真相新的‘理的世界 ’。
我们看到一神教文明呈现出内在最大问题。就是作为一切认识前提的内在逻辑矛盾性。（原子论范式无法讨论整体，但是整体又是实存的，在去宗教化的情况下又不得不论）。
所以一神教文明基于此，呈现出自身独特的特质：
世界是矛盾的。但一神教文明中的矛盾以所谓对立统一（存而不论但又不得不论，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人与神这类完全对立割裂不可调和的矛盾）样式存在并发展（我们已知华夏文明与印度文明的矛盾观与其不同，后续章节会对此横向比较讨论）。即始终存在的对立性的，不可调和的，即不能实现自洽结果的状态（只能存而不论但又不得不论）
由于一神教文明的立基处是认识结果的理，而认识结果并不能保证正确，起码人类的文明发展历史，我们看到的普遍结果是认识基本都是随着时代及人的能力限制而呈现局限性。作为前提大概率为伪。这种文明为了求真理，求自身发展，必须对此（认识结果、认识前提的认识）进行辩伪、去伪。这就是古希腊思辨传统产生的内在逻辑。但是到基督教主导古代西方文明时期，认识的绝对前提被武断限定为不可讨论和质疑的上帝，文明的基石之处被不允许辩伪，以此衍生出的大量所谓道理蕴含着大量人为添加的伪真理，而失去了求真（比如古希腊的思辨方式）的有效手段。这是西方中世纪之所以被评价为黑暗落后的根本原因。（以理的世界逻辑展开的原子式认识文明，必须要有强力的自我辩伪、去伪机制。否则文明会进入大规模谎言状态）

所以一神教文明在近代完成了第二次改造之后（后文有讨论华夏文明、基督教文明、印度文明历史上各有的两次大改造），启蒙运动最大的成果是重新拾起古希腊思辨方式，并与华夏整体论文明演化出的特色的世俗主义、人本主义以及河图洛书易经特别的数像结合的论述方法，进行了有效结合（以现实、人间之善证伪善在彼岸）。其结果是根本性动摇了基督教文明立基之处（上帝）的绝对性，将文明的立基之处从彼岸世界向此岸世界的人身上转移。通过建构西方式人本主义（华夏所谓的人本主义，是建立在整体论前提下的以人为本。人只不过是大千世界的部分之一。人存在于世界并不是凌驾于万物之上。人利用自然并于困难抗争，不过是阴阳生克在人与万物之间的体现。天人合一下的人定胜天，本质就是战胜自我，就是与万物生克互动，寻求最终人与自然自洽存在状态。而西方的人本主义是继承了原子论、本体论传统，认识的前提从存而不论的上帝，被换成了人。但是人没有以往上帝具备的不可置疑的绝对性特征，所以人在这个前提位置只是承袭了上帝在以往逻辑上的至高地位，人成为了能凌驾万物，在现实层面的绝对至上性存在（我思故我在）。这个倾向在原子论逻辑推演下，更演化出：组成人（类）的特定群体在逻辑上处于人（类）中的绝对优先地位，组成人（类）特定群体的个体在逻辑上处于这个特定的群体中的绝对优先地位。人类的至上性最终演化出个人的至上性。于是人本主义在西方文明的兴起的重大结果之一，就是形成一系列意识形态理念成果：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原罪论下的）——种族主义——个人主义——绝对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对西方文明对之前存而不论的认识前提进行了重要的辩伪、去伪工作。相比中世纪基督教的黑暗历史，原子论式文明终于在巨大蜕变中走上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正轨。
所谓正轨，在原子论世界观文明看来，认识的前提虽然无法讨论但不得不论。必须不遗巨细地阐述出整个认识过程，甚至不断返回头对立基处的认识出发进行反复讨论辨别是否为假，努力寻求一个由真理构建起的知识体系。这是以理的世界为前提的文明能得以更好发展的必须状态（否则这类文明将湮灭在自我创建的大比例的谬误中）。

这个走上正轨的西方文明呈现出一个事实，带来一个好处：
事实就是丧失上帝这个绝对真善美的前提后，这个逻辑下的认识结果显示出太易也太多出现了假恶丑的东西，以至于不得不进行广泛的思辨、公开展示思辨认识过程，来供验证认识结果的真伪。
好处就是‘思辨’这种需求产生的行为样式的确可以有效辨伪。并且通过详细记录思辨过程，能对‘理’发现确定并广泛认同及传承产生有益的结果。
这个好处与这个问题的共存，就如西方文明的内在矛盾一样，处于一种绝对的对立统一状态（除了在自然科学领域呈现出更正面的自洽结果）。思辨能对西方各个文化的构建前提（理）辩伪，但是却无法‘去伪’（除了自然科学领域）。因为构建出一个伪的道理的原因是客观限制还是无意差错或者是主观故意导致？旁人是无法知道的。而发现了错误，是否要去除、怎么去除，更来自主观价值观倾向选择。
我们看到西方文明自古存在至今的殖民传统，以及伴随殖民模式的奴隶制、种族主义历史。难道他们自己没人认为这是恶的吗？ 历史上，西方内部就一直有殖民主义，奴隶制、种族迫害的激烈批评，但是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今天，殖民主义余毒至今仍存，没有得到彻底清算，西方在不断地自我反思批判中，对殖民主义罪恶除恶不尽，正是来源其内部很多人的主观不愿意。对西方文明而言，殖民至今还与冒险精神、进取等正面价值观意义有着某种关联性。
如果主观不愿意去伪，就算再多的思辨去辩伪都是无意义的。

这个主观不愿意来源两个层面：
原子论式文明逻辑层面：对人类社会而言，原子式方式能确定最小的单位是个人（个体）。相对于群体，个体是最确定的，而群体相对个体是相对不确定的。因此，逻辑偏爱确定性的原子式思维，必定最终偏爱向个体。同时原子式思维看世界，世界是局部的集合。因此在认识逻辑结构上，是个体组成群体，局部组成整体。在这个论述过程，主语（主体）是个体、是局部，因此在逻辑上，个体、局部处于逻辑的优先地位。 如果每个个体、局部都自认为自己优先，直接意味不同的个体之间的利益不可调和，而使得彼此关系呈现为持续的紧张状态。
内在不可调和性矛盾特质延伸到社会层面：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都因为文明的逻辑前提所推演出紧张的状态，与现实的生存苦难，历史上不断的族群竞争历史结合，直接确定并强化了这种紧张状态的“正常合理性”，从古埃及与腓尼基等族群之间不断斗争；古希腊雅典、斯巴达的战争中；到古罗马，帝国与北方蛮族、波斯等族群持续博弈；以及之后与阿拉伯人、突厥人等到不断的相互征战；发展到近现代殖民主义全球后 欧美内部不断的争霸战争，最终发展到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的全球冷战。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族群间、宗教信仰间的持续血腥争斗，使得族群价值观内外不一致，（对你宣扬的理念即便是伪的，也是对我有益的善）个体的逻辑优先性地位与历史族群间紧张性状态结合。使其文明出现两个重要特点：
1、文明是原子式独立并与其他文明割裂的
2、不同的原子式文明相互处于始终不可调和的紧张状态（这种思维惯性的典型：就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原子式思维前提本来就绝对区隔了我与非我，“自我”被人为过度固化，以至于不同的自我之间的关系因为历史长期的紧张对立被认为天然就该是绝对紧张对立的。因此文明的利众者善 概念演化为绝对自我的利己者善。这种文明有着强大的封闭性边界，缺乏开放性，所以只能被动（落后现实）应对历史上的族群融合大趋势，主动融合的手段大都呈现激烈对抗性。主体越强大，意味自我越强大，对其他族群的隔绝对立性越强大（西方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对人类族群不断扩大融合的去边界障碍，先天阻碍终极群体“人类”普世化的善。强化割裂，关注对立，呈现出普遍的内外价值观不一致（俗称双重标准），即便认识到创造出某些所谓的普世价值，也是用双重标准来表现，或者粗暴简化（使原本的多元复杂结构简单化的最简单办法，指消灭其他多元部分）文明样式（普世的‘世’被西方隐含定义为人类仅应该有基督教文明一种类型），因为其价值观的进化始终晚于其现实族群的融合现实脚步。
为了解释这种强化分裂，关注对抗，崇尚简化其他文明的实践合理性，一神教文明利用宗教把这种实践特性归于人性的性恶论（原罪论）。
而华夏文明这类强调和平合作，关注和谐自洽，崇尚价值观内外一致性来实现多元文明最终共存合一（自洽），在于其他类型文明交流中将自身文明归于性善论

3、性本善与性本恶
从根本上而言，由于中西方文明在认识前提的巨大差异（整体论与原子论）。涉及性善论、性恶论的本性论讨论，在中西方，是基本不同的两种范畴的问题。
对西方文明而言，这指向了人的本质的问题（我们知道本质只是个体的本质）。
对华夏文明而言，不存在个体（原子式），因此也没有西方那个所谓的本质的东西。

西方文明的性恶论
我们前面讨论过，原子论前提下，个体因为处于逻辑的优先地位，并与整体处于完全割裂对立状态中。
更为重要的是，一神教作为宗教的非普遍状态（事实显示世界各地宗教大都以多神教、泛神论模式出现。我们可以认为一神教是特定宗教在特定地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性产物）与原子论文明相结合，在文明的内在逻辑上衍生出比较麻烦的结果：就是一神教将世界绝对的真善美（上帝）放在了与人类完全割裂对立的那个整体世界位置（这是一神教文明独有的内在逻辑）。与绝对的真善美（上帝）割裂对立的必然是绝对的不真不善不美（人）。这个结论结合现实人类的竞争争斗以及环地中海文明持久的分裂对抗历史，人的本质是恶的就成为一神教文明普遍认为合理的认识结果。
因为人的本质是恶的（原罪），所以除了自己为了自己的目的为确定的真的善（人本主义兴盛以后），其他所有的目的，都是要被质疑的（可能得恶）。
政府是必要的恶。
集体主义必然会导致集体对个体和其他集体展现更大的恶。
因此这种逻辑下，就将自我对其他民族公然行恶也纳入文明的合理性解释理论之中，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成为西方近现代文明价值观的重要基点之一（文明中的那一阶段——强者强行排除弱者和野蛮压制的制度——在总体上属于有利的阶段，是自发而必然产生的这些事情的阶段。[11]）

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一神教文明而言，善只是个人的吉，而只要有群体，则必然是恶（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基督教文明普遍反感集体主义，质疑政府，因为性恶论的族群把恶作为人内在合理性进行了认同，因此人们一旦团结起来，就会高比例表现出更大恶行来。）。
一神教文明呈现出价值观的内外不一致性：
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视角看来：善只存在个体的自我的自由实现之中，在自我以外都是满满对个人的恶意。
在民族主义视角看来：善只是民族国家内自利的善，我的民族国家以外，都是与其他民族国家基于自利而对我产生的满满恶意。
这种在思维逻辑上，对更大范畴的群体的本能敌视或许是西方始终没有形成类似华夏大一统的社会结构的重要内因之一。
善是利己，"他人是地狱（仅字面意）"。价值观在实践过程中就必然呈现出显著地内外不一致性。
性恶论来源于原子论逻辑的展开；来自于环地中海超长时期分裂混乱的历史；来自于一神教文明人与神绝对紧张关系在信仰层面的确立。
这使得这种价值观朝向（向恶）下的文化多元共存状态，始终处于一种多元（简化倾向）紧张（始终处于对抗中或等待下一次的对抗中）的状态下。
就不谈西方文明在大航海时代 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奴役、消灭其他族群、文明的历史。仅仅同源的三个一神教之间（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就一直持续爆发惨烈的冲突，十字军东征，法西斯主义，以及当代基督教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控制、打压，以色列人在中东面对伊斯兰世界的横行霸道。这个意识形态下的人群用自身的行为来自证性恶论理论的合理性。
从普世价值的角度：这种内外双标，持续紧张对立的多元关系反映出向恶的倾向。


[11]《社会静力学》p234

华夏文明的性善论
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大部中国人都知道的《三字经》开篇。但是中国人的本性论认识发展到今天，是经过了几次大的变化的。
由于华夏文明是基于整体论前提的文明类型。
所以对事物的认识（概念）基本都是对事物关系的状态描述。事物是不存在本质的。所以人也是没有本质（原子论文明下的那个本质）的。
从华夏文明的诞生到孔子所在春秋时期，基本都处于这个无本质的认识时期。
孔子说仁者爱人，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都是在从不同角度，阐述人作为主体与客体形成的自洽关系状态。
人——客体  （关系）
仁       （状态）
天地——万物   （关系）
不仁（去价值观的）   （状态）
老子强调的是形成世间一切关系状态的根本成因是阴阳生克（道的理）。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这种根本性是基于人在宇宙中这个基本状态为讨论背景。天地恒久，所以天地大道不以人的意志和价值观为转移。
而孔子则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的运动最佳结果是仁（自洽的稳定状态、终极结果），而仁在人类的普世性的状态表现是爱人（他人）。是人实践的主要着力方向（文明的朝向）。他更多讨论的是人与人的基本关系。
他们两者的讨论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实践需求导向特征（对老子、孔子观点的分析后面章节展开讨论），此处我们不再扩展讨论，这里只是陈述我们的传统概念里，不存在西方文明的人性有本质的情况。

但是到孟子时期，所谓的人性的讨论记载第一次明确出现
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 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 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12]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 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 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 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 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
孟子曰：“人之性善。”[13]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理解这些话，必须基于华夏整体论前提 。无论是告子性无善无恶结论，还是孟子性善论，或是荀子的性恶论。都是讨论作为一种特定关系外在显现的状态（状态的价值观评价）。告子认为这个关系状态在众多的实践结果综合看，以善恶的价值观评价没有明显偏向性；而孟子认为有明确的善的结果的朝向性（结果是自洽的、善的）；而在孟子和荀子的讨论中，荀子直接表明人与人的基本关系状态就是恶的（彼此敌对）。这个华夏文明经典争论，实质反映了当时春秋不断恶化的列国争斗兼并历史。
历史显示从孔子春秋时代的诸侯兼并战争的兴起，到孟子战国时期越发频繁，社会日益动乱，各路大小诸侯在面临新的政治环境，急需新的理念来顺应、甚至是解决现实问题。孔子时期，华夏精英阶层对人的基本关系的自洽状态是仁的描述，是没有过多争论的，这显示直到春秋时期，华夏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倾向都基本一致性指向善的。但发展到孟子所在战国时代，残酷的现实已经让贵族阶层很多人对仁的定位（自洽的状态、最高实践目标）产生动摇（因为数百年的斗争，历史没有显示出最终向善的自洽结果），这才有无善无恶论出现。提出无善无恶论，事实上就是面对残酷现实，企图在实践中，抛弃原有华夏文明价值观朝向。不仅如此，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荀子代表的法家更抛弃了无善无恶论的虚伪外衣，直接针对大贵族政治竞争的需求，直接以性恶论为基调展开了自己的理论。这里我们看到，表面上人性论是在讨论人性的最终自洽状态的价值观判断，实质是寻求新的办法，来满足进入激烈兼并斗争的贵族们不愿在受原有价值观牵绊的需求，以期在残酷竞争中无所不用其极地追求生存和胜利。
但是这一轮对文明朝向的颠覆性实践，随着短暂存在的秦帝国轰然倒塌而基本终结，经历残酷考验的华夏文明重回正轨。以汉武帝独尊儒术为标志，华夏文明以成熟形态呈现在这个世界上。自此之后华夏文明再没有从主流领域动摇过其文明的价值观朝向。人性本善成为华夏始终的主流认识。
其后历史，华夏文明经历多次重大的现实危机，并因此产生了两次重大的进化改造，分别吸收了印度文明的异端分支之一的佛教文化及西方一神基督教文明的异端分支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仔细甄别，会发现佛教和马克思主义融入华夏文明中，并非是偶然性使然，而是华夏文明对人类同质性（价值观朝向一致性）文化的有选择性吸取。性本善在两次改造中没有被动摇，相反因为文化新鲜血液的融入，更丰富了性善论。
在理学对性的认识扩展，及西方文明本质主义传统在马克思主义遗存及原子论为基础展开的西方科学影响下，使当下华夏文明的本性论，处于一种表象为原子论，内在为整体关系论的奇异状态中。
当下性本善，以一种表面本质主义的口号式的人性本质论，但内在却习惯性地关系状态阐述的模式来描述本质（善是实践结果，是状态的描述，这实质就是去本质的，只是关系状态的描述）
‘性’表面定义为本质主义的内在固有本质，但善永远是外在关系状态显现的果。
也就是内在（性）的本质是由外在的关系状态（善）来决定的。
这就呈现出当下中国人呈现出的本质主义形式与内在逻辑的关系论认识方式结合的新认识论方法。
虽然东西方的本性论有根本性的差异。但是他们也有着相同的地方，就是追求实践所依据价值观方向的确定性。
这个确定性，西方是构建在实践之前，为之后的行为方式和实践路径立基所在（本质决定）。
华夏文明追寻的是实践的结果的确定性朝向（善与恶，现实决定）
可以说虽然内容不同，东西方的本性论都以各自文明的样式，给予价值观朝向以自认为的最坚实理论依据。这是本性论对于文明发展的最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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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孟子》告子篇
[13]《荀子》性恶篇

历史越长，性本善的实践路径就有更高胜率
本章讨论至此，或许有人看了这么多有关善、恶价值观与文明的关系讨论后会有疑问：文明的价值观有这么重要么？
且不说价值观的向善性根植于华夏文明针对人团结一致应对自然挑战的最高文明目标的规范。我们就以人与人的博弈角度来看性善论的重要性：

我们从西方博弈论的研究结果或许能从一个侧面回答大家的问题并给大家有益的启示：
就是针对“囚徒困境”研究。
“囚徒困境”实验是假设两名团伙犯罪的罪犯被警方抓获，他们被分开审讯，他们各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如果其中一人背叛同伙，揭发同伙罪行，而同伙沉默，那么自己就减刑到1年，同伙就判4年；如果两人相互都不揭发，就各自只判2年刑罚；如果两人都相互揭发对方，就每人3年刑罚。然后在现实中基于这个原则运行，看相关结果。
相关学者基于此模型，对人类的行为进行科学研究。他们将“囚徒困境”揭发行为设定为人与人博弈中选择背叛、不合作（利己）的策略，将沉默、不揭发同伙的行为设定为合作（利他）策略。来观察不同选择的博弈结果。为了更符合现实社会，其后又扩展了参加博弈者的数量，增加了连续博弈的次数（多个体多轮持续博弈）。为了消除人为的主观因素造成的研究偏差，学者们征集了众多计算机程序来代替参与博弈的人（程序按一定规律事先设定连续博弈采取行为策略。比如一直背叛，一直合作，“以牙还牙（一直合作，遇到别人背叛才背叛）”、“宽宏以牙还牙（一直合作，遇到背叛才以一定概率与对方合作）”等）
这些研究产生了一些相当有意思的现象。
一、在“囚徒困境”最简单的博弈结果中（2人1次），实验结果总体呈现背叛者占优。
二、当多人多次，众多博弈策略的模式展开下，在其初期“初始之时仅有随机策略的存在。在这种混乱状态下，“永远背叛”策略总是会在早期占据领先位置...到了100代左右的时候，“永远背叛”策略在我们竞赛中占据了支配地位”。随后“当遭遇死硬派背叛者的抵抗时，孤立地以牙还牙策略玩家的表现会比永远背叛的无赖差一些，因为以牙还牙总是要输掉第一轮之后才能尝到血的教训，转换到复仇状态....虽然以牙还牙策略占少数，但友善的态度会开始繁殖，并很快在博弈中居于支配地位。”随着博弈继续，支配方转向“更加友好的表兄弟”，“最终，全体玩家表现出了一致的友善，全部采取合作态度”。然后，当偶尔残存的背叛策略再次出现后，整个合作群体“就像枯草一般不堪一击。新的轮回便由此开始。”[14]

大致的总结：
我们看到囚徒困境的博弈结果呈现出无论是背叛者（向恶）策略还是合作者（向善）策略，任何策略都有可能在博弈中获得胜利。但在单次博弈或多次博弈的早期，背叛者（利己）策略的占优和主导。
但是如果博弈的次数拉得足够长（时间、历史），持有合作者策略的大概率胜出。且由于全面合作，呈现出生产力最高状态（直到新的背叛者出现瓦解旧合作者体系）。
“囚徒困境所考验的是，人们在背叛与合作之间，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选择。仅进行一轮的囚徒困境博弈，理性人的选择往往都是背叛。但是，重复进行的囚徒困境博弈告诉我们只有偏于宽容的策略，最终才能胜出。[15]”
相关学者经过研究，认为作为社会性生物，群体内部团结合作的机制，是与生物学的突变，以及选择（适者生存）外，同样重要的进化机制。这种机制不仅适用高智慧的人类，也适用组成生物的细胞（人类的健康存在就是无数组成人类细胞有效合作的结果。而癌症直接意味身体某部分细胞放弃了与群体内其他细胞的“合作”，而选择“利己”“背叛”的结果。）
根据这些现象，我们看到那些聚焦人与人关系（博弈）为主的文明（环地中海诸多文明）历史上为什么性恶论文明类型占据了主导性。因为囚徒困境的博弈结果显示：在博弈的早期，向恶得背叛者策略易赢，大概率获得博弈胜利，将大量合作者淘汰出局。
但是只要价值观性善论（合作的）为主导的文明还存在，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中，合作者策略的实践主体将极大概率最终获胜。
当然，实验结果显示，每一种策略都不会永恒占据主导位置，这就如华夏历史不断的轮回更替一样。但是每一次轮回最终都必然形成合作者最终获胜的趋势。
从博弈论这个角度而言，华夏文明几乎从诞生的早期就选择了向善，并从几千年漫长的实践中，面对一系列竞争者不断对文明的核心进行考验、挑战，不仅保持了自身的存在，保持自身向善价值观的，究其根本而言，就是华夏文明为自己，甚至为人类保留下能跨越博弈兴衰周期，使人类具备恒久存在可能的文明火种。
众多文明交往博弈的最后，大概率走向全体合作者胜的局面。
实验揭示了，为何霸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16]”的历史普遍现象。
这个测试结果的奇妙之处，不仅在于解释了人类世界历史，更昭示了人类未来的可能性。什么样式的文明能引领人类走向大一统。
中华民族的祖先能很早就选择向善的文明，并依靠强有力的实践坚定维护了文明价值观的朝向性。跨越了众多兴衰轮回而初心不改，不得不说，这需要具备极大的智慧，极大的勇气和极大的能力。

[14] 《超级合作者》美 马丁 诺瓦克、罗杰 海菲尔德著，龙志勇、魏薇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年9月第一版p18，p50，p320
[15]《超级合作者》P11

三、“自强向善”的华夏文明
本章大篇幅地讨论了‘向善’的问题。这是因为，特定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性更多是依靠自身的价值观来表现的。对物理层面先进事物的学习是很容易的，但是，改变观念，甚至改变几千年形成的族群价值观，以及基于这个价值观而进行的群体的实践方式及习惯的改变，却是一件千难万难的事情。
华夏文明与其他现存主要文明的根本差异就是华夏文明价值观的朝向性。
但是文明的特质需要依靠文明的存在才有意义。
经历过多次轮回的华夏文明，如果在很久以前就消亡不存，今天也没有资格和脸面来讨论她具备什么样的独特性。
而一个文明，经历长期现实的考验，生存下来并蓬勃发展，仅仅依靠价值观是不够的。必须要能够足够持久地存在着，才有资格被归于文明序列。现有人类主要文明，维持自身长期存在，都各有自己的特色绝活。
印度文明（雅利安‘婆罗门－种姓制’文明类型：‘婆罗门－种姓制’使用‘－’表示其本文所指印度文明通过‘－’连接两端的精神信仰和社会基本结构两个主要部分，以此形  成的超稳态文明结构，这是印度文明得以存在的主因。详细的论述在后面章节）在历史长期不断地被各色人等成功入侵，在族群、政治等结构长期碎片化的情况下，保持了其文明核心结构的稳定持续。
西方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文明：使用‘/’意味文明内容及形式随着时间维度呈现断裂形态）根据其当下溯源所指，呈现为环地中海地区四个主要的已灭绝文化（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与基督教文化的组合。在时间维度上文明整体呈现为不连续性，有着明确的断点（宗教、政权、族群）。呈现精神领域与物质领域全面的碎片化（宗教从多神教转向一神教，一神教成立后又连续进行多次重大的分裂（东正教、新教），政权方面古希腊、古罗马早已灭亡，古代现代欧洲历史也分分合合呈现碎片化状态；族群也是，欧洲不少民族，才分化成立几百年。）但是这个文明的特点，就是总能‘借尸还魂’（今天引领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无直接关系，但是却将他们作为自己的文明渊源。就连基督教文明的诞生也跟今天西方文明的代表性主体日耳曼人无关，但是他们今天却成为基督教文明的主导者。甚至今天美洲、澳洲等广袤地区的原住民都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但是他们中有人今天却能理直气壮喊着让别的族群离开这些地方）。
就华夏文明而言，特点就是全方位的一以贯之（历史、族群、价值观、文明），而实现文明从建立到现在一以贯之能的手段核心就是两条：精神领域保持持久的独特向善价值观，物质层面在实践领域选择了自强的道路。
如果我们查看历史，维持文明持续的向善是极其困难的。文明强大时还好说。但是当文明进入衰弱期，面对惨烈的竞争和悲怆的命运，犹豫者有之，动摇者有之，转向者有之。当年春秋战国，虽然仅是内部的斗争，但经过几百年战乱，无善无恶论内生出来了，性恶论也出来了，以致最终性恶论为基调的法家一度占据主动，并助秦实现了第一次大一统。
当历史进入19世纪后，在近代东西方文明核心力量进行的对抗结果出来后，实践的连续失败，使得很多中国人对华夏文明的信心不断动摇，从器不如人到制不如人，发展到对自身文明的信念的全面动摇，最终发展到一小撮人全面否定华夏文明、全盘西化、精神投降缴械为主基调的文明不如人的地步。
即便到今天中国重新发展到世界第二的位置上，在文明层面，依旧有一些人在盲目地自我批判，更多人在奋斗实践中犹豫，甚至还有一那么一小群早早对华夏文明失去信心的人，自我主动完成了精神被殖民。自我否定有之，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鼓吹崇拜有之，一切利益标准对错标准以精神宗主国利益及意志为准。这都是向善文明面对实践危机所遭遇到的生死存亡的考验。
我们看到无论古今，每次面对重大危机，华夏文明几乎都出现了类似状况，我们可以发现，华夏民族每次面临重大危机，都几乎出现严重的对文明价值观朝向的深度动摇现象。因此，何以能面对危机考验也能不忘初心呢？如何能改出危机并保持文明向善的本色呢？
就是华夏文明特殊的‘自强’的实践路径。
强为富强，而‘自’则有三层意思：
自我，始终在寻求（并持久不断实现）自身富强（区别印度文明，历史上长期富而不强，持续被入侵殖民；也区别于某些削弱对手，使自己相对‘变强’）
自主，是自主的掌握和寻求自身富强之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依赖外部。
自生，物质层面的富强是来源自身，是内生性的。是以提高自我生产力水平，以此转化为高附加值劳动产品获取财富为主要路径的文明富强方式。（以建设、生产得利，劳动致富，区别与西方殖民主义传统，对外奴役掠夺实现大量物质财富的获得。以强权获得财富，强权是获得巨额财富的重要、甚至是主要方式。）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率先找到了新生产关系下形成更高生产力水平的方式。但是其文明特质显然不太‘喜欢’去习惯这种方式。西方近现代历史，强大的生产力伴随的是更广泛的殖民掠夺（中国古代，在生产力高度领先情况下，打通丝路仅仅依靠生产贸易就赚得盆满钵满，明清两朝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就将西班牙等西方殖民者在美洲获得的大量白银黄金纳入自己的口袋里）。2次大战以后，西方对这种强大（提高生产力以便更便利地公开掠夺）有所反思，转入了以高生产力在不公正的国际体制中，实现非暴力的掠夺方式。但是西方当下的霸主美国，连这种方式也不喜欢了，没几天就玩起金融掠夺的把戏，自我主动实现工业空心化。大规模放弃‘劳动致富’的实践路径。但是这种专注提高生产力致富的方式显然更适合华夏文明的自强特质。新中国仅用70年就追上绝大部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生产力发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二十年就成为全世界大部分国家排在前三的贸易对象，这显示了华夏文明的相关特质。
我们可以从现实结果可以推论：在实现相同等级生产关系水平下，华夏文明因为自身特质，所拥有生产力在各文明中呈现最高的状态。【西方文明因为习惯性倾向殖民掠夺，形成不当路径依赖，在文明内部会分化对提高生产力的关注度，除非掠夺遭受现实重大的挫折，否则其内部阶段性提高生产力，形成与竞争目标的相对实力优势滞后，就会不自觉转向对外掠夺的实践路线。而印度文明特殊的婆罗门－种姓制稳态结构对整体提高生产力‘没兴趣’（关注的是来世）。而华夏文明几乎从一开始就呈现劳动致富，文化、贸易的和平交流为主要实践方式的文明路径选择。长期的执着关注，形成了和平的劳动（贸易）致富的绝强能力。】
华夏文明的世俗性决定了生产力发展，技术发展，核心目的都是为了物质生活的吉祥。
而不是宗教主导的文明，更倾向精神世界的需求（某种情况下反映出生产力无力满足广大人民更多的物质需求的相对性现实）
自生的文明特色跟华夏文明价值观朝向有紧密的关系。是形成华夏文明朝向的关键实践因素，同时也是华夏文明价值观影响的重要结果。
如果说自我强大是每个文明都心有所望。
自主是每个文明自我存在的主动性使然。
自生是华夏文明形成的极有特色的富强之法。
华夏历朝复兴基本都靠自身强大、内部生产力自强实现，内生创造大量财富，即便对外贸易，也因超长期占据世界生产力高端和利润的核心之地，而从不考对外掠夺殖民，仅仅靠和平贸易就能实现海量利益。
自强之道契合了乾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向善之道又契合坤道，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
华夏文明的活的灵魂就是乾坤之道的自洽状态——“自强向善”

自强是华夏文明活的躯体，向善是华夏文明活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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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左传 庄公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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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黄河之水天上来
华夏文明诞生于大禹治水！

一、理念部分
1、（人－他人）与（自然－人）
人类居住在这个世界上，时刻面临两大类问题的考验：
1）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人－他人）；
2）如何处理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人）。
人类几乎所有的历史，以及所有实践以及实现的进步都围绕这两类问题展开。所谓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17]。几乎一言以尽人存在于世间的各个方面。
这两类问题是人类每时每刻都面对的现实、甚至挑战。如果我们把这两类问题更进一步探讨，能看到它们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性。
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他人），既可以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也可以是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还可以是群体与群体的关系。对具体个人而言，这个关系状态往往呈现为多层状态的重叠（比如一个人即是儿子，又是雇员，还是个中国人等等），以及关系状态随着时间线的推进而出现不断的变化。（比如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
因此（人－他人）的关系是人类内部的问题。
人类内部的问题被人类自身特质所决定。人的情感，人的智慧，人的意志等等都是应对这类问题的重要工具和抓手。因此我们有时会因为情感而喜恶他人，而不会用所谓纯粹的理性思维来衡量得失；我们也会因智慧，获得超越现实能力的超额回报；甚至在某些时候和条件下，仅仅使用人类智慧手段就能从他人那里获得巨大的利益（比如迷惑、欺骗、误导他人、二桃杀三士、三人成虎等等）。这里现象及事例在人类历史中比比皆是：
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是感情超越了理性；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18]"历史上无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争案例，显示出智慧在人类之间最高级的‘奋斗’中能掩盖、弥补甚至超越自身的短板，获得人类间斗争的最终胜利。
因为（人－他人）的关系是人类内部问题并受到人类特质影响。所以人们基于自身利益及族群认同的不同及变迁，而能选择不同的应对手段及方式。
人们面对同样问题，可以选择斗争到底，也可以选择妥协、逃跑、投降、背叛。
在与他人的关系的不同具体场景中，这些不同的应对策略似乎总会有一种呈现出自我利益实现最大化的结果。
因此在人类之间的“奋斗”史中，自身物理层面的强大固然是实践追求的根本。但是物理世界的弱者，通过追求智慧及意志的强大，未尝不能在特定条件下获得超额的现实利益。比如三国的蜀国，在实力最弱情况下能获得一定时期三足鼎立的现实结果，智慧与意志的作用功不可没。又如冷战时期，斗争的双方可以最终不用物理征服，依靠战略欺骗、政治信念的动摇、意识形态的颠覆就能实现博弈的胜负。【我们或许可以更明确地说：在具体（人－他人）关系状态中，无论占据主导或主动地位的是主体还是客体，他都是人。在（人－他人）关系中，人是始终的主导者。所以在这类关系中， 意志、智慧、情感这类人类特有的存在，可以有条件地成为人类之间关系状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但是人类之间的这个游戏规则，在面对（自然－人）关系中，很大程度是失效的。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19]
天地自然的规则是不受人类的喜恶爱憎而会有所改变的。洪水不会分辨谁是富人穷人，病毒细菌更不会讨论那个族群表现的聪明、那个族群表现愚蠢；山崩地裂、风雷雨雪、天地之威不会因为你机智超人而退避三舍，不会因为你哀求、投降，而对你施舍一丝怜悯，它更不会以是否能最终实现凌驾人类而欢欣鼓舞或悲伤沮丧。
大自然没有情感，没有智慧，且至今为止在（自然－人）关系中，大自然始终是主要决定者。因此人类用内部斗争的符合情感、意志、智慧特质的策略去面对大自然的挑战，几乎是毫无意义和结果的。
面对大自然，人类感动不了她，说服不了她、诱惑不了她、误导不了她、欺骗不了她、威胁不了她，甚至消灭不了她！大自然以自身的规则和标准对（自然－人）的关系以决定性规范。
人类能达成自然给予我们展示的规则及标准，人类就能与自然共存。否则就会被自然“残酷”地决定。人类的情感、意志、智慧的唯一正确使用方法，就是找出并认清大自然的规则，以及人类现有能力最佳达成这个规则的方法，以坚决专注的意志加以实现之。
如果说人类之间的‘奋斗’，在绝大部情况下，由人类智慧、情感和意志来主导。那么人面对大自然时，大自然具象出得具体规则、标准则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达到自然的规则、标准，人类就能愉快地与自然共存于世，达不到大自然的标准，人类就必然存在于大自然给予的失败及苦难之中。（关系由谁主导，就需要适应主导者特质的策略应对）这就是人类面对两大主要关系的最大差别。
从这个层面而言，人类面对大自然时，个体、群体还是人作为人类一个整体，对大自然而言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对人类而言：到底是个体、群体还是人类整体来应对大自然的考验更有效？到底是个体、群体还是人类整体来应对，会更易达成自然的规则标准？历史显示，不同的选择，显然答案是不一样的.

2、华夏文明诞生之初就选择处理（自然－人）的关系为文明主要发展方向
大禹治水至今有4000多年，其事件内容虽然被认为是‘传说’，但是事件本身却是‘事实’。（见本章之后论述）由于距今过于久远，资料极其匮乏，我们既无法完整认识当时的历史全貌，也无法用共情之心充分理解大禹治水事件对于当时华夏文明产生了如何的重大意义。
何以能将大禹治水作为华夏文明诞生的标志性事件？笔者一直觉得要实现这个论证是非常困难的。直到2019年底新冠疫情（成书时疫情起源科学溯源未完成）开始席卷全球后，这个难题一朝而解。
面对百年一遇的世界大流行瘟疫灾难，笔者虽然没有像冲在一线的英雄们（广大医务工作者们、社区工作者们、快递小哥们、坚持在各自岗位的劳动者们...），为我们的民族、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甚至做出巨大牺牲。笔者只是跟大部分中国人一样，响应号召宅在家里近三个月。其间，透过网络看到疫情蔓延全球后，世界各国逐步展现出的抗疫表现。尤其是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的方式、过程、结果出现了鲜明的对比。
这个对比结果不仅深刻教育了全体人类、改变了既有国际格局，更用一个震撼世人的鲜活事实作为坚强的实证来证实了4000多年前，大禹治水事件在华夏文明史上，所具备的重大意义，以及所应占据的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就如4000多年前一样，全世界的各个人类族群，在今天都同时面对了一场重大的灾难。也几乎跟4000年前一样。不同的文明几乎用当年同样的方式选择了如何应对灾难，于是我们几乎得到了4000多年前几乎一样的结果。
4000年前当人类共同面对大洪水威胁时，人类几乎只有华夏先祖一支族群，采取了团结起来，用所在时代最先进的技术生产能力、组织领导能力与极大的族群共同意志力与天灾抗争，他们锲而不舍、屡败屡战、绝不投降，最终为整个文明赢得自然的考验，生存下来。而其他绝大部分人类族群，几乎都是少数人抛弃族群成员，或登高而避或造船各自逃命，让他们的族群的绝大部分成员面对大自然无情的荡涤。
4000年后，当人类整体又一次面对全球性大流行瘟疫考验时。当年团结治水的继续团结抗疫；当年各自逃命的今天开始搞‘群体免疫’（2020年3月12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冠疫情是这一代人遇到的最严重的公共健康危机。坦白地说，更多家庭将有亲人夭折。”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Patrick Vallance）随后2020年3月13日接受英国天空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大约60%的英国人将需要感染新冠病毒，以使社会对未来的疫情具有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放弃救治老年人、甚至要求老年人为国家牺牲（2020年4月7日，英媒报道称英国多地养老院及诊所向患者发放“放弃急救同意书”，要求身体不好的老年人承诺，若感染新冠病毒，病情恶化时不会叫救护车。2020年3月23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副州长帕特里克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没有人问过我，如果作为一个老年人，你是否愿意以生命为代价换取美国经济的繁荣，如果这是交换条件的话，我完全同意。”），一部分人以抗议隔离就是侵犯个人自由和人权，将族群整体生死存亡的重大利益放在了自己的对立面（在确诊人数仅70多万人时，美国多地民众就开始要求解禁，在2020年4月30日，在美国密歇根州，大批抗议者持武器进入州议会大厦要求解禁）。
人类的发达程度经过4000多年以来的发展，已经得到无与伦比的提高，但是某些人类群体的勇气、智慧、毅力和良善比4000年前并没有增加多少。
记得2020年2月初，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全国人民宅在家里，看着每天报告的感染人数、死亡人数节节升高，笔者自己的内心也是充斥着某种程度的惶恐：一天天的，从不断增长的数据中，只看到是问题越来越严重，仿佛看不到局面的好转，加上偶尔看到西方媒体预期中国防疫崩溃的冷嘲热讽，有段时间，笔者对我们国家是否能实现抗疫的成功的信心，产生了动摇。直到中国4月基本控制住疫情后，回头再看自己当时信心动摇的心路历程，不仅感到有些可笑和自嘲。
由此可以转念想到，在21世纪这么发达社会里，在家宅着，好吃好喝、看着电视，玩着手机，打着游戏，还能对抗疫失去信心。那么4000年前，处于莽荒的华夏先祖们，拿着石斧、木铲，面对滔天洪水，不断抗争不断失败继续抗争...族群随时可能被天灾团灭，失败接连不断，成功遥遥无期，这需要整个族群具备多么强大的意志才能坚持下来呀！那曾是怎么伟大的历史啊！
今天当中国率先赢得抗疫的重大胜利，实现这个千年级别巨大功业，所体现出的华夏现代文明所具备的强大的组织领导能力（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历史传承且符合时代要求的、有效的社会基层结构及基层组织能力）、先进生产技术能力（强大的制造能力、先进有效的技术研发能力、网络信息时代领先的社会生产生活形态）、无比坚韧的群体意志力（斗争到底绝不投降的意志、团结一致，匹夫有责的集体主义精神、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坚决抗疫的行动），这些是我们实现抗疫胜利的核心因素。
当下，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疫情，深刻改变了国际格局。抗疫的不同方式方法造就了不同的结果。在中美博弈的重大历史关头，新冠病毒不偏不倚给出的考题，经过中美两国不同的解答，造就了中美力量的对比的重大变化。中国超越大部分国家想象的抗疫行动结果给人类以巨大的榜样示范作用。
我们不由想到，4000年前华夏先民，在那样蛮荒的时代选择团结起来抗击洪水，并最终获得胜利。这对当时所有能观察到这个事件的人类族群产生多么巨大的心理冲击！治水成功这个巨大功业形成的榜样力量给予了华夏一族以及其周边族群何以震撼的感受！
今天的抗疫胜利，作为坚实证据，来帮助今天的我们去更深刻的认识，并予以推论理解4000年前华夏文明曾实现的浩大功业，战胜同样天灾的大洪水的根本原因。
大禹治水为此形成的巨大功业以及以此扩展出的庞大的政治功绩及社会影响力，或许就是推动有夏一朝得以建立，开启华夏历史新阶段的决定性事件。
大禹治水的成功，其所反映的华夏先民在主观、客观具备让实践产生重大效能的关键因素，得以被后人主观能动地坚持传承下来，并形成了华夏文明最核心的那部分内容。
华夏文明从某个角度而言，从大禹治水开始，我们追求的人生真正的最伟大功业，就已经脱离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浅薄趣味，而进入了与天、地奋斗其乐无穷的星辰大海征途（以更加严肃的角度：华夏先民或许经过治水的实践，发现以人类自己的智慧主导并获得与他人斗争的胜利，只不过是人存于世的小道而已，是人类面临一般性、低程度威胁的生存状态，因为智慧与情感能占据主导的胜利能算什么真正的胜利呢！
人类面对自然毫不留情的主导性规则与标准，人类处在被决定的位置获得‘奋斗’的胜利，那才是真正的胜利，才是更重大意义上的胜利！
对华夏先民而言，与天地奋斗的这个斗争层次才是更需要直面关注的斗争，因为这是不受人类主导的斗争，是人处于被决定者不利地位下的斗争。是人真正被全面考验的斗争。是人类作为整体，无论是族群还是文明从生到死，都无时无刻面临生死存亡的终极考验。）。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但刍狗是否就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了？
从大禹开始，华夏人发现答案并不是这样了（人在被决定的位置，也可以寻求伟大胜利）。不断面对大自然对自己的考验，并赢得胜利，才是人类追求永存的最高级的斗争考验。与人斗，智慧或许能抹平现实的短板，但是与天斗，智慧则必须服从现实。组织无力就无法动员最广泛的力量；技术低下，抗争就只能寻求更低标准的结果；意志薄弱、三心二意更是让处于被主导地位的人类分散自己抗争的意志。面对大自然的考验，人类任何的智慧都抹不平现实短板，任何主要方面的短板都是致命的所在。
面对天地之力，人类必须团结起来形成最强大的组织领导能力，用最强大先进的生产技术能力，用永不服输坚持到底的强大集体意志，才能通过大自然对人类的考验，实现人与自然愉快共存的最终实践目标（天人合一）。
不少人曾说过，现代人缺乏对大自然的敬畏。
敬畏什么？为什么敬畏？
一些人把对自然的敬畏与乐于天地奋斗对立起来。他们把敬畏的结果理解为，畏惧危机，逃避挑战，向困难投降，似乎不如此，就不能显示出人类面对大自然（或者说面对一切强于自己者）的敬畏之心。
敬畏自然与自然奋斗是没有冲突的。人类的屈服顺从或是反抗斗争，成功或是失败，存在或是灭亡，对天地而言都只是无意义的存在而已。而对人类自己而言，所有好的理念都是为了使人活得更好。面对大自然的考验，任何逃避、投降都毫无意义，必然是失败的结果。人类必须用正确的方式全力应对挑战，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状态。才能获得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状态。
所以这里，真正地敬畏自然，指的是深刻认识到并诚心承认大自然在（自然－人）关系中的主导权。唯有此，面对大自然对人类的重大考验时，人类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端正自己的态度，才能专心致志采取正确的方法应对大自然对人类的挑战。

上升到人类历史角度，以应对人与自然的问题为主要方向的文明发展方向选择，这是让人类永存的唯一可能路径。因为人与人的斗争，绝大概率最终胜利的还是人。但是面对自然的考验，人类一旦全面失败，就会湮灭在无垠的宇宙中。
华夏文明在其早期关键节点，遭遇到数万年一遇级别的自然灾难。但是他们成功应对了天灾考验，从而使我们的先辈获得一次重大的实践经验，并对此深刻反思认识，最终诞生出华夏文明。
华夏文明从诞生开始，就把文明所应该应对的最高挑战指向大自然对人的考验。华夏文明诞生之始就将自身最高关注指向了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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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孙子《孙子兵法》
[19]老子《道德经》

二、华夏文明的诞生

1、华夏文明孕育期
华夏文明经历上万年漫长的文明孕育期，诞生于大禹治水之时
“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20]。
大禹治水，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不仅对华夏文明，甚至对整个人类文明历史而言，都具备重大独特性意义。它是对之前上万年华夏先民的精彩实践历史积淀的一次大总结、大显现。是华夏先民从无意识的被动应对生存的历史阶段，向主观能动选择文明发展方向的重大历史转折节点。华夏文明经过此役，由之前具象的文化层面一举升华到文明层面，由此初步确立了华夏文明的实践朝向，并形成华夏文明与其他文明在文明实践路径最大差异（特殊性），为此大禹治水成为其中一个关键历史事件。
这件特殊的历史事件，作为整个人类的文明早期最重要的实践功绩，有力地促使华夏先民坚定地确立了自身文明的主要形态，并极大的指导了之后华夏历史的主要实践路径。
这里我们谈的‘诞生’，并不是说华夏文明‘开始’与大禹治水之时，因为一个生命的诞生，总是经历或多或少时间的孕育后，才能脱离胎儿状态，‘显现’出自身独立存世的状态。

所以，说‘华夏文明诞生于大禹治水’等于说‘大禹治水之前漫长的华夏历史孕育造就了华夏文明的鲜活生命’。
从另一个角度说，大禹治水是华夏远古先民长期实践精华的必然结果（集大成者）。尽管由于历史过于悠远，能存世至今的材料已经非常有限。但是文明孕育期获得的实践‘基因’，决定了文明最终诞生的主要形态。因此，讨论鲜活的华夏文明的内在结构及演化历史，就不得不对文明孕育期进行一定的讨论.

1)、“满天星斗”的历史现状
根据现有的考古证据，可以推测，在旧、新石器时期，在华夏大地上，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无数远古先民族群。经过漫长的岁月，他们或基于地理交通便利或基于血缘、亲缘关系密切等因素，或生产生活习俗类似等等各种原因，逐渐形成了一个个在一定地域内类同的文化区域。
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经过岁月漫长的筛选，逐渐演化成所在地区的强势文化而被这个地区的大部分族群接受。
而这些强势文化中的一部分，则经过一系列特定的历史经历，最终成为华夏文明诞生的关键组成部分。
这就如漫天星辰不知凡几，但是最终构成北斗的就是那么几颗星辰。
这就是笔者理解下的华夏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格局[21]” ，以此，我们才能较为准确的理解，华夏文明是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下诞生出来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环境，分几个层次谈：
（1）、华夏文明多元起源
根据至今为止诸多的考古发现及研究结果，中国考古学界的苏秉琦先生据此提出地区、系类型理论，将华夏文化、华夏文明的起源地划分为六大区系（1、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2.以晋、陕、豫三省接邻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3.以洞庭湖及其邻近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一级面向太平洋的三大区，4.以山东及其邻近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5.以江、浙（太湖流域）及其邻近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的南方地区。[22]）.
以此，站在本书文明诞生这个视角起点上，从对华夏文明主要起源有重大影响的角度而言，笔者将这六大区系浓缩为华夏文明主要地三个半来源地域。三大来源地域即辽河流域为核心的北方文化起源地；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的黄河流域起源地（又分为中游为核心的中原地区及下游的东夷地区）；以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南方文化起源地；半个来源是西南三星堆为代表的西南文化起源地（笔者认为依据现有考古发现及研究，还未有效厘清该西南地区早期文化与其他主要地区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三星堆代表的文化很可能是地理原因，限制了与其他文化地区较为紧密的交流。因此没有留下足够的证据和记录，来较为明晰说明其对华夏文明具体影响的历史，故此本文将其列为半个）。
（2）、每个起源地曾经多元文化杂居的现实
不仅仅是华夏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华夏大地上每个区域内，不仅仅存在我们上面讨论的“祖先溯源”所涉及的相关文化及族群。而是并存大量的其他类型文化的族群。可以说华夏文明起源不仅多元，在文明起源的整个时代，呈现大量不同文化如“满天星斗”一般并存华夏之地的景象。他们经过漫长的历史，才逐渐融合成华夏文明。中华民族是大熔炉的产物，而各文化区系也都是熔炉。[23]
通过满天星斗的早期族群分布样式进行猜测、推论：当时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对领土的观念以及实际控制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是不同的。首先控制领土的主体基本应该是各个部落，部落联盟更多只是个虚化的政治意义，即便对比之后的分封制，主导型部落也缺少指挥整个部落联盟的手段和能力，极其松散的部落联盟应该更多呈现出一个相当虚化的政治象征意义的联盟。
由于早期农耕族群大量伴随半迁徙活动形态（商朝国都都迁移多次），因此早期疆域的概念是伴随部落主要活动范围，以对自己族群生存有益的领地才有明显的控制欲望。因此领地的概念很可能以点、线、面方式构成的（居住点、资源点、战略要点；迁徙路线、运输路线、水道等；耕地、牧场、渔场、林场、狩猎场等），而各个族群基本只对自己有限活动地区进行了控制，由于华夏大地极其广大，在早期部落人口规模不大，生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只需要较小的活动区域就能满足生存，除非本地资源完全枯竭，不得不远程迁徙。
但是随着族群的扩大，以及生产能力的扩大，族群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不同族群相互接触的概率及频次越发增加。不同的族群及不同文化类型的族群开始频密的接触。他们之间开始了或相互学习，或相互斗争的生存样式。
不同的生活生产方式是不同部落最初的文化差异，在漫长的历史互动中，随着族群活动范围的扩大，相邻的部落活动范围紧密衔接一起，甚至可能出现了不同方式相互重叠共存一个区域的现象，比如同一地区的山民和山外面的农耕族群，形成了各自特色的活动地域，比如一地的农耕族群与偶尔转场路过的游牧群体由于共存与一个较大的地域之中，活动范围和生活生产样式逐渐固化并形成了自己不同的文化特色。
这些早期族群共存华夏大地，就是满天星斗，他们有些直接融入进华夏文明，有些在历史中湮灭了，有些离开了祖居地而成为以后历史中其他族群、文化的祖先。

（3）、同类型文化内部存在复杂关系
对于华夏文明起源涉及考古学划分出主要的六大区系来源，我们并不能简单理解为这个类型的文明内所有的族群是“一体的”。
同类文化地域内部，或许有一些大的强势部落或强势的松散部落联盟，但是在实现政治一体化之前，同区系文化内部各个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关系：他们可能是联盟，可能只是相交淡如水的朋友，可能存在强制从属，可能只是千百年不交集的陌生人，甚至他们还可能是敌人。
我们今天考古出的新旧石器类同的文化，只是更多表明他们当时具备相互类同的生活、生产方式，而不代表他们都有相同的身份认同（政治认同）。
他们最终是合而为一，或是通过极其漫长的文化交流融合历史，或是政治强力导致的族群兼并，或者是面临现实考验下的优胜劣汰结果。

通过上面三个层面，我们才能较为充分的理解居于华夏的远古先民，以怎样的满天星斗的现实状态来孕育华夏文明的。以此我们就能对华夏文明诞生前得一些历史传闻，以更为准确的方式去理解它们更接近真实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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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苏秉琦著，赵汀阳、王星选编中信出版社2016.11第1版  p84 ）
[21]《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第二章章名
[22]《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p84
[23]《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P19

2）、华夏文明多元起源的现实
华夏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多地域、多族群、多文化）。这些多元文化通过互相日益密切的交流融合，到大禹华夏文明正式诞生为止，整个文明孕育期主要发生于距今6000年～距今4000年这段时间内，它经历了以下几段主要的历史过程

（1）、华、夏两大文化（族群）的交流及融合（距今6000~4500年前后）
根据大量考古证据及以此作出的推论，一些专家认为北方文化及黄河流域（中游）的中原文化，是构成华夏文明（华夏一族最初源头）最初的主体：
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作为北方地区社会发展相对领先的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其影响范围逐渐向四周扩展，最终这支文化其中最具代表的一支族群（笔者采信部分学者认为的红山文化所在区域就是黄帝所在族群祖居之地的观点。相传黄帝族群以熊、龙、龟、云、鸟等为图腾，在红山文化出土文物里基本都出土了相关形象物品，比如玉龟、玉鸟、玉猪龙、勾云形玉器等，尤其赤峰出土的大型碧玉C型龙，显示红山文化最显著的两个文化特征：玉文化及龙文化，红山文化出土器物以玉器及彩陶为特色，其陶器结合龙文化，在陶器上出现了龙鳞纹。）向南扩展文化影响力至太原盆地， 其在翼北地区与从黄河中游向四周扩展影响力而北上的仰韶文化一支强大的农耕族群—华族【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居于华山之侧，华族以花为图腾（出土玫瑰花图案彩陶），故称为华。华山可能以华族而命名。】正面相遇。

华族是黄河中游一支强大的农耕族群，其文化影响范围“北到河套、南到汉江、东到京广路以东，西到渭河上游”[24]，两个强大文化相遇后在山西、河北一带进行了长期（上千年）较为深刻充分的交流和融合（距今6000~5000年前后）。在还未实现政治统一体之前，两大文化代表的族群通过这个千年大交流期先完成了极其广泛和密切的文化交流，以至于最终实现了文化乃至政治身份认同的深度交流。

基于生产力角度，当时接近于实现完全农耕的华族，相对生产方式还是农牧渔猎间杂的夏人先族（即黄/帝先族）处于更高水平，因此这支仰-韶文化族群的文化对红山文化族群产生了深刻地影响和改造（ 辽宁东山嘴发现距今5000年左右红山文化了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出土玉龙。在张家口蔚县一带发现中原仰-韶文化完整玫瑰花图案彩陶以及北方红-山文化龙鳞纹陶器。

当然，换个角度，我们可以说，红-山文化下的这支族群（黄/帝先族、夏人先族）在距今5000年左右就开始呈现出一种，坚持自己核心文化前提下的，对先进文化主动汲取并积极改造自身的独特文化气质。这种气质在随后的岁月开始对其他地区族群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由于中原华族凭借更先进的农耕文化，使得这个1000多年的文化融合，更倾向于仰韶文化在更多领域对红山文化进行了影响和改造。

红山C型龙


仰韶花纹彩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