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度量衡？和我们有关系吗？度量衡是怎么来的呢？

要是没有度量衡会怎么样，大家能想象的到吗？度量衡涉及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更是与科技发展相关联，真是不去了解不知道啊，一看吓一跳！

中国古代度量衡与音乐、天文的关系


“度量衡”的产生

度量衡，什么是度量衡呢？

一般来说，计量长短叫度，计量容积叫量，计量轻重叫衡，统称为度量衡。

“度量衡”在中国是如何产生的呢？

人类对数的认识比对量的认识要早得多。在早期人类群体仅以野生植物和鸟兽鱼蚌作食物的时代，人们已感受到气温对肌体的侵蚀，而有了季节的认识和随季节迁徙的习惯，同时用数来观察和记录日月星辰的变化。

我们的祖先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不但学会了计数，而且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地发现了自然界存在着“量”，并且创造了诸如“结绳记事”、“布手知尺”、“手捧成升”、“迈步定亩”、“滴水计时”等计数和计量的方法。

用数和单位来表示事物的物理量就叫做“计量”。

汉字中的“量词”就是这么来的哦！通常用来表示人、事物或动作的数量单位的词，叫做量词。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语言文字都有“量词”，比如，中文里有很多量词，常见的如“只”、“个”，其中有几十个量词在英语里没有对应词。

这些量词使得中文在描述事物时显得丰富多采，增强了语言的修辞和表达力！

中国古代，计量的称谓是“度量衡”。“度量衡”和关于年月、时日的时间计量、关于寒暑冷热的温度计量一样，是人类最早了解和应用的几个物理量。

“度量衡”最早见于文字记载是出于《尚书·舜典》中“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我们这里说的度量衡，度是关于长短的量——长度；量是关于多少的量——容量；衡是关于轻重的量——重量（质量）。

对度量衡的需求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产生的。

最初依靠自己的眼睛和手、脚等器官来判别东西的数量和长短。如布指知寸、布手知尺；举足为跬、倍跬为步；迈步定亩、手捧为升。

也有用自然或人造的物质来作为度量单位的，如“斤”原来是指斧子，所以有“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这样的说法，作为重量单位的“斤”，原来的意思是一把斧子的重量。

这就是《易系辞传》说的：“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测量标准——近取诸身

古代最初的测量标准，“近取诸身”，就近取之于身体。

所以，度量衡单位最初都与人体相关，《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禹“身为度，称以出”，出现了最早的法定单位。如：“布手知尺，布指知寸”、“一手之盛谓之掬，两手谓之溢”。

《孔丛子》则说：“跬，一举足也，倍跬谓之步。四尺谓之仞，倍仞谓之寻，寻，舒两肱也。倍寻谓之常。一手之盛谓之溢，两手谓之掬。”。

《说文解字》说：“中妇人手长八寸谓之咫。”

与尺比较接近的是咫。咫是妇女手伸展后从拇指到中指的距离，因而稍短于尺。后来咫尺连用，表示距离短，如“近在咫尺”。

“布指知寸，布手知尺” 高约一丈左右，故有“丈夫”之称，“布手知尺”，即以中等人身高姆指至食指之间的距离当作一尺。

《大戴礼记》说：“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为寻（八尺），斯不远之则也。”意思就是；中指中节上一横纹谓之一寸；拇指同中指一叉相距谓之一尺；两臂伸长刚得八尺，谓之一寻。

中国古代的寸，以中指中间一节为准。直到现在，中医还在使用这个标准。

人体有差异，中医因此而说：“同身尺寸”。中医所谓“寸”，根据每个人体格、年龄、性别等等的差异会有所不同。

现在说人体时，身长某尺，或者说从某穴位到某穴位间隔几寸，说的就是相对尺寸。相对尺寸在中医针灸中有特殊意义，定穴位、定寸关尺三脉位置，方法叫指寸法，有时还有以中指长度还是宽度的争议，现在还有作用。

商代遗址出土的三支骨、牙尺，长度约合16厘米，正是中等身高人姆指至食指间一拃的长度，即与中等身材的人大拇指和食指伸开后的指端距离相当。尺上的分寸刻划采用十进位，它和青铜器一样，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和技术水平。

最初的尺指男人伸展的拇指和中指之间的距离，大约是20厘米，所以周代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19.91厘米。以后，尺大致 都要加长一点，到战国时，一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23厘米左右，但是当时各国也不完全一致，如出土的战国楚尺长22.7厘米。前边提到的邹忌是战国时齐国 人，按一尺为23厘米算，他的身高在1.84米以上，这即使在今天，也算高个子了。

很显然，古代的尺要短于今天的尺。

商代的尺子是以人体的身高为标准的，丈夫一词 就源于此 ，陶寺出土了测量日影的杆，就是一人高，即八尺。

陶寺中期王墓中发现的IIM22:43彩色漆杆，漆杆全长171.8厘米，根据其彩色刻度，证明就是测日影的圭表，更加证实了“支、丈”同源，支就是立杆，丈是杆的长度。商代一尺大概16.9厘米，而陶寺出土的漆杆基本上是一丈，正好是成年男子的身高，丈夫一词应源于此。（上古时期人们用自己的影子测量时间）。

西方度量衡由来

不仅中国如此，据说西方也是近取诸身，就近取之于身体。

例如：

英语中的英尺，是某国王的脚的长度。据说，英国在十二世纪初仍以英王亨利一世鼻尖至指尖的距离定为一码。

德国以十六位最先走出教堂的人脚长的十六分之一定为一个长度单位Foot（脚），故有人翻译为脚尺。西方许多国家都曾用这种方法来定一尺，但由于各人脚的长度不同，因此以脚作为长度标准的各国，尺的长短也各异。

英尺，是一只脚的长度（foot）。

一英里（mile），是凯撒大帝时罗马士兵走两千步的距离。

人体有差异，究竟以哪个人的手、脚为准，是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而定。

埃及的Cubit，是以法老小臂肘部到中指尖的距离为准，所以叫肘尺（腕尺）。西方人所谓的“肘尺”，中国古代称之为“寻”，正所谓“舒肘为寻”。

西方人所谓噚（fathom），则是古希腊美男子库里修斯双手伸开时两手中指尖之间的距离。此所谓“噚”，中国则称之为“仞”。

英寸（inch ）的标准，则是十世纪英王埃德加的拇指靠近手掌一节的长度。

据说：公元九世纪，英皇亨利一世，组织大臣们讨论码（yard）的标准。没想到这么简单的问题，臣子们竟然久议不决。无奈，亨利一世只好独裁：“一码就是我鼻尖到食指尖的距离。”

和英国一样，中国唐朝，是以太宗皇帝李世民的双步（左右脚各迈一步）为长度标准，称之为“步”，三百步为一里，一步的五分之—为一尺。

这种随意取样的标准，后来被抽样统计的平均数值取代。

十六世纪，德国人在一个教堂门口找了十六个男子，将他们左脚的长度相加，再除以十六，以其平均长度作为英尺标准，这个标准沿用至今。

最可注意的是：十四世纪，英皇爱德华二世，以三粒大麦粒排成一行的长度为英寸标准。这个方法，和中国的“累黍”之法相仿。不过，爱德华二世比中国乐律学家晚了四千多年。

目前所知，世界上曾有十几种不同的脚尺，只是它们这类方法定长度标准，既不科学，复现性也很差，同时缺乏表示的“量词”。

汉字的“量词”来自于对表示人、事物或动作的数量单位的词，有计数和计量概念，才能有“量词”。这里我们发现西方的尺度标准和中国相类似，但是，英语里很多时候不需要添加量词，这就很有问题了。

既然已经确定度量衡标准，就应该会计数和计量，也就会在语言中留下表示计数和计量单位的“量词”，有制定度量衡标准的标准，却无相应的“量词”，这只能说明当时的西方并没有计数和计量的概念，也就是说，度量衡标准和计数、计量不配套，来自于外界赋予。

这就是为什么外国人学中文，最头大的有一项就是量词，它们不能理解中文的“量词”为何如此表示，实际上，这是早期的计数和计量在汉字汉语中的残留，用于表示事物的物理量是多少。

而英语中的“量词”，比如aflock of，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量词。aflock of只是一个词组，可以通过词组表示量词的意思。

也就是说，在英语里其实没有量词这一词类，在汉语里所说的“一头牛”、“一匹马”、“一只笔”、“一本书”，在英语里并没有区别：“a cow”、“a horse”、“a pen”、“a book”，都是冠词后面加上可数名词。

很多试图举例证明英文有“量词”的用法，但是，真正有量词意义的只有相对应的汉字意义而已。

西方的尺度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和中国古代相类似，似乎两者并没有理由相似，之所以西方的度量衡复现性差，是因为制定标准有问题，西方的度量衡产生是个故事，而并非真实历史。

因为想要制定一个比较恒定的度量衡标准的标准，并非易事，在中国度量衡还与天文有关。

天文与“度量衡”

说到计时，大家立刻会想到它的单位：时、分、秒。很多人以为“小时”之类的时间来自于西方，这其实是误解，之所以这么说，时间的由来是与天文息息相关。

《尚书·尧典》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人们很熟悉的“寸金难买寸光阴”俗语，就可以知道光阴与尺寸的关系了。

在中国古代确实曾用尺寸来计算时间。大约在原始社会，先民们已用立竿测影的方法来判断时间的早晚。随着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人们逐渐制造了专门的测影工具——景（影）表（亦称圭表）。

圭表是由一条南北水平放置的圭和置于圭的南端且与之互相垂直的表所组成，圭面上刻尺度，当太阳照射在表竿上，日影投在圭面，就可以根据圭面上的尺度把影的长短记录下来。

圭表又称土圭或日晷，在《周礼》中已有记载，使用的年代不迟于春秋。它由水平放置的带有周向分度的圆盘和直立的带有铅垂刻度的圭组成，在正午时通过观测圭表投影的长度可以确定季节的变化规律。

《周髀算经》上说：“夏至之晷，一尺六寸。”古人也常用正午表影校准漏刻（铜壶滴漏），即所谓“昼参诸日中之景”。

当正午的圭表投影在一年中最长时，日出位置在最南，白昼最短，是为冬至；而当正午的圭表投影最短时，日出最北，白昼最长，则为夏至；春秋二分则影长居中，日出正东，昼夜等分。

在白昼观测圭表投影确定季节，在夜晚观测星空确定天象，这一天象通常用太阳所在的位置表示，这样就建立了季节和天象的一一对应关系。

《六经图·毛诗》中的“公刘相阴阳图”

图 《六经图》中的“公刘相阴阳图”

《六经图·毛诗》：“以土圭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谓立表处太南近日也；日东则景夕多风，谓日跌景乃中立表处太东近日也；日北则景长多寒，谓立表处太北逺日也；日西则景朝多隂，谓日未中而景中立表处太西逺日也。”

古人通过观测日影长短以及近南北方向，就已经可以知道南北极处附近的环境了，如“日南则景短多暑，谓立表处太南近日也”、“日北则景长多寒，谓立表处太北逺日也”，何以需要通过直接去南北极才能知此事呢？！

在今天，我们也可同样通过二十四节气的“二分二至”的日出日落日影方位，地、日、月三者所处位置的关系得到同样的结论！

《考工记》中在营建城邑确定方位时用了以表测影的方法。具体做法如《周礼·考工记·匠人》记载：“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视以影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

这一段话是说：周代匠人在建立国都的时候，用悬（县）挂准绳的方法来平整土地和垂直立表（槷），以定表为中心划圆（规），用来观察太阳升起和落下的日影（景）。白天参照正午的日影，夜晚参考北极星位置，用这样的方法来确定日出（朝）和日入（夕）的方位。

另外，在《六经图·毛诗》中，还载有一幅中国古代“楚丘揆日景图”。

图 《六经图》中的“楚丘揆日景图”




《六经图·毛诗》：“营室谓之定在东壁之西，月令十月之昏星也，于定星之昏正四方星中之时，以此时而作楚丘之宫庙，又度以日影，而营表其位正，其东西南北而作楚丘之宫室。”

对于“揆”字，借用《汉书·律历志》提到“准者，所以揆平取正也。”，可以清楚知道其意是准、平、正之意，建造宫室必须要做到，也就离不开测量工具。

“景”是圭表投影，“景之长短”是圭表投影的长度变化，用来确定节气。

这其中还提到了“中星（天）观测法”，在《六经图》里多次画出“中星观测图”，这是中国古代很重要的天文观测方法之一。

图中的“八尺之臬（niè）”即八尺高的表，西南角为“夕入之日”，与此相反的东北角为“日入之影，识此以定东”；东南角为“初出之日”，与此相反的西北角为“日出之影，识此以定西”；北部正中为“初昏时从表北望定星，令表端与定星相直以定南”；南部正中为“初昏时从表之南望北极，令表端与极星相直以定北”。

此图中有“八尺之臬（niè）”，而在《六经图·玑衡图》和《七经图·玑衡图》中关于“璇玑玉衡”的“璇玑”直径和“玉衡”长度都为“八尺”，应该都是八尺高表。“八尺”约为一人高，也即“一寻”。

由此可见，古代天文观测的对象有日、月、五星和北斗，采用的观测方法是圭表测影。对于月亮和五星的观测，可以在晴朗的夜空中直接目测，而对于太阳运行位置的观测不能直接进行，需要通过对月亮运行位置进行计算后才能得到。

古籍中记载的观测天文地理的方法：利用观测日影、南中星和北极星来测定四方，影响了“度量衡”的产生。

因此也就有另外一种说法“以乐应天”，音律与天文历法的关系，以黄钟律管作为“度量衡”尺度为衡量标准！

《易经·豫卦》：“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

《礼记·乐记》称：“礼乐顺天地之诚，达神明之德，隆兴上下之神。”，又说：“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和应天，作礼以配地。”

《淮南子》：“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故律历之数，天地之道。”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天文历法与音律是一脉相通的，是一种共生共存的状态，天地之道，也就是音律的原理。音律之所以是十二律，是因为要用12律去配合一年中的12个月，每个月份都有对应不同的律吕，所以音律的起源来自于对自然认知的进步，是踏入文明的门槛后人类对天地气象的观察与理解。

这里就与古代的“同律度量衡”有关了。

“五量”——度量衡

传说黄帝“设五量”，“少昊同度量，调律吕”。

如《大戴礼记·五帝德》篇中说：“黄帝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

《世本》说：“少昊氏，同度量，调律吕。”

《虞书·舜典》记载：“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这说明少昊、舜时就重视统一度量衡。

那么，何为五量呢？

王肃注释说：“五量：权衡、升斛、尺丈、里步、十百。”

《管子·水地》对“水”作结说“是以水者，万物之准也。”而“准也者，五量之宗也。”

“度量衡”最早见于文字记载是出于《尚书·虞书·舜典》就记有：舜“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我们这里说的度量衡，度是关于长短的量——长度；量是关于多少的量——容量；衡是关于轻重的量——重量（质量）。这是用来计算物体的长短、容积、轻重的计量单位。

黄钟、累黍与度量衡

“度量衡”名称源自《尚书·舜典》“同律度量衡”，《汉书·律历志》阐明其意，随后历代都沿用这个名称。如果把度量衡这个名词分开，就有度、量、衡三个量。

据史书称，黄帝设立了度、量、衡、里、亩五个量；舜召集四方君长把各部族的年月四季时辰、音律和度量衡协同起来；夏禹治水使用规矩准绳为测量工具，并以自己的身长和体重作为长度和重量的标准。

音律起源于上古时期人们用管子吹奏与鸟相近的声音，吸引和捕捉鸟类。后来，就用管定律。

《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窍厚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

黄帝命令乐官寻找管壁厚薄均匀的竹子，用来做音律管，又以音频稳定、声音优美的一种鸟的叫声定为基本律，当律管吹出来的声音与这种鸟的叫声相合时，就把这一基音定为黄钟之律，即古代十二律中六种阳律的第一律。这个管子也叫黄钟管。

以此为基准，只要管子的口径不变，频率和管长就有确定的关系；管子长，声音就低。然而，如果管子尺寸没有一个稳定的标准，就难以得到可靠的音准。因为声音是看不见，抓不住，只能凭耳朵听，所以古人说：“音失之甚易，求之甚难”。

然而，在古代受技术条件限制，不可能利用仪器设备来测定音频并将它记录下来，只能凭着有经验的乐师和音律学家用耳朵来分辨。当人们认识到能发出准确音高的黄钟律管，它的长度和内径是一定的，便用累黍的方法把律管的长度、管径固定下来，并且与度量衡三者相互校正。

因此就如《汉书·律历志》所说：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于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

“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度量衡三者的标准都可溯源于黄钟。

《汉书·律历志》：“度，本起于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

即以固定音高的黄钟律管的长度定为九寸，并选用中等大小的黍子，横排九十粒为黄钟律管 之长，一百粒恰合一尺，律管的容积为容量单位一龠，合龠为合，十合为升，一龠之黍重十二铢，二十四铢为两，使度量衡三者都建立在物理量的自然基准上，这种用数理统计和音频原理定长度单位的方法，是十分先进的。

所以，我们看到汉代的黄钟律管之长度为9寸；其容积为1龠；1龠中容1200粒黍，这些黍的重量为12铢，即半两。因而在一支律管上，就包含了汉代之度、量、衡三者的基本单元。律管就可以成为最基本的标准器。

按秬（ju）黍（shu）说（秬黍是谷物的一种），以黍量黄钟律管，其长90黍，即9寸；可容1200黍，即1龠（yue）；其重为12铢，即半两。以此而论，律由黍谷而来，这叫“造律以黍”。

根据《汉书·律历志上》，这支标准律管如果以大小适中且相等的黍子进行测量，其长度应该等于九十粒黍子并列的长度，官内应该正好容纳黍子一千二百粒。

由此制定出的度量衡标准恰好符合“黄钟律管”的形制，所以，确定音律的“黄钟律”对于制定“度量衡”异常重要！

因此，度量衡是以能吹奏出黄钟宫音的律管起源的。

黄钟律管的长度，即度制的起源；

黄钟律管的容积，即量制的起源；

黄钟律管的重量，即衡制的起源。

用发出固定音高的黄钟律管作为长度基准，其本质上与今天给一米定义——光在真空中在1/299792458秒的时间间隔内行程的长度——其作用是相同的。

这就是为什么古代对于测定“黄钟宫音”如此重要的原因了，由于律、度、量、衡这四者都取决于黄钟律管的音长，并且与天文历法结合起来，古代制定天文历法也就必须要懂音律了，这就是律历的来历！

这种用在一定条件下恒定的声速来定义的长度，虽然其稳定性和准确性比不上现代计量科学用光波波长定义的长度，然而在数千年前的古代中国即用声来定度，用律管来校正度量衡，却是极其伟大的成就！

注意，古人不但用各种方法来定度量衡这三个量，同时也将度量衡三者统一到黄钟律管这一件器物上来，也就是说用一根黄钟律管就可以作为度量衡三者的标准了。

度量衡中最重要的是“长度”，容积、重量都是以长度为基准测量出来的，所以，以何为度就是个大问题，这是度量衡标准的标准，一切度量衡标准都是以此而来的。

复现性好——自然物（累黍法）

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也曾采用“布手知尺”，即以中等人身高姆指至食指之间的距离当作一尺。

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完全不同。秦国商鞅通过“平斗桶、权衡、丈尺”制定并颁布了统一的度量衡标准，并亲自监制了一批度量衡标准器发至全国各地。现存上海博物馆的商鞅铜方升就是其中的一件。

秦国还对一些单位进行了调整，如对亩的面积作了新的规定，《说文解字》说：“六尺为步，步百为亩，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 秦兼并六国后，以此商鞅制定并使用一百多年的标准为基础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汉袭秦制，但这些标准只有实物，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字记载。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建立新朝，进行了“托古改制”，这给他的故友同僚、著名文学家、天文学家和律历学家刘歆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在王莽的支持下，他征集了当时学识渊博、通晓天文、乐律的学者百余人，考察历代度量衡制度，经过研究，形成了累黍之法。

新朝只存在了短短的15年，累黍法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昙花一现，但它继承了秦时统一度量衡的成果，把其标准以文字形式传承了下来。

东汉、三国和两晋时期一直沿用了这样的度量衡标准，但由于战乱度量衡标准日趋混乱。为了“欲多取于民”，各代往往采用长尺、大斗、重秤，以获取更多的赋税。至隋统一北方时，尺度标准增长了25%，容量标准增长了200%，权衡标准增长了180%，可见当时北方外族统治者对汉族百姓盘剥之重。

《说苑》：“度量权衡以粟生，一粟为一分，十分为一寸。”

《淮南子》：“十二粟而当一分。”

《易纬通挂验》：“十马尾为一分。”

《说文》：“十发为程，十程为分。”

说法各异，然而都难以和当时的长度单位相合，唯《汉书·律历志》记载，横排一百粒黍为一尺之长。专家曾做过试验，用山西、北京等地产浅黄和深褐色黍子横排一百粒，约合23厘米，正是秦、汉一尺之长。

这种用数理统计法来求得平均值，也是合乎科学的。

隋朝建立后，以北周的标准为基础，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标准。尚在南朝传承的秦汉旧制退出历史舞台，刘歆所创立的累黍法标准也完全失传。

但是，在1500多年以后，明代的著名的律学家、音乐家，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朱载堉，根据文献记载，以山西省长治羊头山附近所产，中等大小的秬黍为样本，成功地还原了累黍法，并通过实物证实了其准确性。在此基础上，他还创建了十二平均律。此理论被广泛应用包括钢琴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键盘乐器上，故朱载堉被誉为“钢琴理论的鼻祖”。

满清康熙皇帝也曾亲自累黍定尺。由于清尺长、汉尺短，就把横排黍改为纵排黍，一百粒长32厘米，恰好正合清营造尺一尺之长，这是巧合吗？

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在对尺度标准的准确性上做了很多尝试，才会有了“累黍法”。

春秋战国“度量衡制度”的混乱

众所周知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发诏书：“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 ，书同文字”，统一了度量衡。


在西周（约前11世纪——前771年）

青铜器铭文里，有“金十寽”、“丝三寽”、“金十匀”等记载。“金”即铜，“寽”和“匀”是重量单位，说明当时已有计算重量的手段。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申侯联合犬戎杀死，西周灭亡了，周平王被迫迁都洛阳后，实力衰微，周天子名存而实亡，各诸侯国竭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不再受周王室的控制。随着铁器工具的使用，生产力迅速提高，出现了“布缕之征”、“粟米之征”。


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年）

春秋战国诸侯割据，各诸侯国先后确立，由于政权的不统一，也必然造成度量衡的混乱和不统一，形成各国的度量衡量值不统一，度量衡单位的大小和名称不一致。如楚国的1升合今220毫升，秦国的1升则合今200毫升，韩国的1升合今170毫升。

据文献记载，秦、齐、魏等国都曾先后提出要在其统治的地区内推行统一的度量衡。

但是仅秦国成效显著，而齐国则由于政权腐败等各种原因，不但没有实现度量衡的统一，却正是由于度量衡的混乱，最后姜姓齐国被田氏取代了。

《左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有一次，齐景公(公元前547—前490年)与他的臣相晏婴谈话，晏婴说，你对民众的剥削和压迫太重了，人民怨声载道。而田氏对民众则私下采用大斗出贷，小斗收进的办法，深得民心。

晏婴建议齐景公应废除田氏私自订立的“家量”，以限制田氏的势力。景公置若罔闻。此后，田氏家族终于在公元前481年夺取了齐国的政权。楚国的白公胜和石乞也采用类似田氏的办法。

齐国的大夫田桓子极力收揽人心，在灾荒严重，路有饿殍时，常常出贷用大斗，收回用小斗，于是民众从公室逃往田氏的门下。田桓子死后，其子田乞继为齐相，田乞死，子田常（即田成子）代立为相。

齐简公(公元前484—前481年)时，田成子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继续施行“大斗出贷，小斗收之”，以争取民众，壮大力量。到公元前481年，用武装夺取了姜姓政权。在这长达六、七十年的时间里，田氏家族一直利用度量衡作手段，最后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田氏立国后，旋即以其“家量”取代了姜姓齐国的“公量”。


鲁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齐国派晏婴出使晋国，晏婴与晋国大夫叔向私下谈论两国的政局，晏婴说：

“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左传·昭公三年》)”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

“夫田成氏甚得齐民。其于民也，上之请爵禄行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区釜以出贷，小斗斛区釜以收之。……齐尝大饥，道旁饿死者不可胜数也，父子相牵而趋田成氏者，不闻不生。故周齐之民，相与歌之曰：讴乎其芑乎！苞乎其往归田成子乎！”

这两段记载说明了齐国以“家量”取代“公量”的历史背景，并且具体历数了齐国容量单位制度分公量和家量。

公量：四升=一豆，四豆=一区，四区=一釜，十釜=一钟；

陈氏家量大于公量，即四升=一豆，五豆=一区，五区=一釜，十釜=一钟。

出土的齐国量器“子禾子铜釜”、“陈纯铜釜”和“左关铜□□”，从铭文中可以知道这三个量器是齐国的家量。

子禾子是田和为大夫时的称谓，“子禾子釜”当是田和立为诸侯之前所铸造的量器，时间在公元前404年～前385年之间。实测器的容量1釜合今20500毫升，那么“公量”一釜当合16400毫升。

“家量”比“公量”的量值增大了20%。由于家量把从豆到釜的四进位改成了五进位，这种量制便于计算，也有利于向十进位过渡。公元前386年，田太公（田和）终于取得了齐国的政权，从而正式把“家量”改为齐国的量制，这前后经历了160多年。

春秋战国“度量衡制度”的混乱

众所周知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发诏书：“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 ，书同文字”，统一了度量衡。


在西周（约前11世纪——前771年）

青铜器铭文里，有“金十寽”、“丝三寽”、“金十匀”等记载。“金”即铜，“寽”和“匀”是重量单位，说明当时已有计算重量的手段。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申侯联合犬戎杀死，西周灭亡了，周平王被迫迁都洛阳后，实力衰微，周天子名存而实亡，各诸侯国竭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不再受周王室的控制。随着铁器工具的使用，生产力迅速提高，出现了“布缕之征”、“粟米之征”。


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年）

春秋战国诸侯割据，各诸侯国先后确立，由于政权的不统一，也必然造成度量衡的混乱和不统一，形成各国的度量衡量值不统一，度量衡单位的大小和名称不一致。如楚国的1升合今220毫升，秦国的1升则合今200毫升，韩国的1升合今170毫升。

据文献记载，秦、齐、魏等国都曾先后提出要在其统治的地区内推行统一的度量衡。

但是仅秦国成效显著，而齐国则由于政权腐败等各种原因，不但没有实现度量衡的统一，却正是由于度量衡的混乱，最后姜姓齐国被田氏取代了。

《左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有一次，齐景公(公元前547—前490年)与他的臣相晏婴谈话，晏婴说，你对民众的剥削和压迫太重了，人民怨声载道。而田氏对民众则私下采用大斗出贷，小斗收进的办法，深得民心。

晏婴建议齐景公应废除田氏私自订立的“家量”，以限制田氏的势力。景公置若罔闻。此后，田氏家族终于在公元前481年夺取了齐国的政权。楚国的白公胜和石乞也采用类似田氏的办法。

齐国的大夫田桓子极力收揽人心，在灾荒严重，路有饿殍时，常常出贷用大斗，收回用小斗，于是民众从公室逃往田氏的门下。田桓子死后，其子田乞继为齐相，田乞死，子田常（即田成子）代立为相。

齐简公(公元前484—前481年)时，田成子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继续施行“大斗出贷，小斗收之”，以争取民众，壮大力量。到公元前481年，用武装夺取了姜姓政权。在这长达六、七十年的时间里，田氏家族一直利用度量衡作手段，最后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田氏立国后，旋即以其“家量”取代了姜姓齐国的“公量”。


鲁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齐国派晏婴出使晋国，晏婴与晋国大夫叔向私下谈论两国的政局，晏婴说：

“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左传·昭公三年》)”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

“夫田成氏甚得齐民。其于民也，上之请爵禄行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区釜以出贷，小斗斛区釜以收之。……齐尝大饥，道旁饿死者不可胜数也，父子相牵而趋田成氏者，不闻不生。故周齐之民，相与歌之曰：讴乎其芑乎！苞乎其往归田成子乎！”

这两段记载说明了齐国以“家量”取代“公量”的历史背景，并且具体历数了齐国容量单位制度分公量和家量。

公量：四升=一豆，四豆=一区，四区=一釜，十釜=一钟；

陈氏家量大于公量，即四升=一豆，五豆=一区，五区=一釜，十釜=一钟。

出土的齐国量器“子禾子铜釜”、“陈纯铜釜”和“左关铜□□”，从铭文中可以知道这三个量器是齐国的家量。

子禾子是田和为大夫时的称谓，“子禾子釜”当是田和立为诸侯之前所铸造的量器，时间在公元前404年～前385年之间。实测器的容量1釜合今20500毫升，那么“公量”一釜当合16400毫升。

“家量”比“公量”的量值增大了20%。由于家量把从豆到釜的四进位改成了五进位，这种量制便于计算，也有利于向十进位过渡。公元前386年，田太公（田和）终于取得了齐国的政权，从而正式把“家量”改为齐国的量制，这前后经历了160多年。

楚国的白公胜曾经采用了同样的办法，《淮南子·人间训》中说：“白公胜卑身下士，不敢骄贤，其家无管籥之信、关键之固，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纳。”以此争取民心，聚集力量。

《淮南子·人间训》是说白公胜“卑身下士，不敢骄贤”，家里的仓库不用加锁。“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纳)”，争取民心，积聚力量。

可见在春秋战国时，诸侯国内常常有“家量”和“公量”同时并用，各国之间制度的混乱和不统一就更不足为奇了。

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战国时期在一国之内，度量衡还可以有家量、公量之分，大斗、小称之用，士大夫阶层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另设度量衡与诸侯王相抗衡。

周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已是名存实亡了。各诸侯国都在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对外进行吞并战争，对内实行改革，以巩固自己的政权，并且形成了一个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

各诸侯国之间的度量衡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青铜器刻铭所见，秦国的重量单位是铢、两、斤、钧、石，魏国用镒、釿，东周用寽、■，中山国用石、刀等。容量单位虽多用升、斗，单位量值也不统一。

秦国的一升约合今200毫升，赵国合175毫升、韩国合169毫升，楚国合225毫升。然而，在战国后期，随着各国经济交往的频繁，又有着逐步走向统一的趋势。


从春秋战国时期留存的实物来看，各国的度量衡无论从单位名称、器物形制、单位量值、管理制度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差异：

杨宽先生曾从许多种文献中摘录到各国计量俸禄的单位如：

卫国用“盆”，齐、魏等国用“钟”，楚国用“担”；

如容量单位除较为普遍使用的十进位的升斗斛制外，齐国则用豆、区(□□)、釜、钟制，魏国用益，燕国用、觳〔hu壶〕。

重量单位也很不统一，除铢、两、斤、石制外，魏国用釿〔jin斤〕、镒，东周用寽、冢，中山国用刀、石。

进位制也很复杂，除24铢为两，16两为斤，120斤为石外，东周的冢似以100进位为一寽，而中山国的刀，似以800进位为一石。

各国器物刻铭的重量单位虽然差异较大，但《国语》、《管子》、《孙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文献中涉及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重量单位则多用斤、镒。

很可能各国虽保留着一些旧的单位制，但是为了便于交往，各国之间又有一个可供换算和比较统一的单位和量值标准，可见战国后期度量衡有着由混乱逐步走向统一的发展趋势，这也为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打下了基础。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

周朝对度量衡器具的管理比较严格，据《礼记·月令》记载：“仲春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仲秋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平权衡，正钧石，角斗甬。”可见，当时已规定每年二月和八月要检查两次度量衡。

统一的国家必然建立统一的度量衡，管仲认为度量衡的统一是最重要的规范。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立，各国度量衡各行其是，管仲希望在诸侯间建立统一的度量衡，在第四次辅佐齐桓公同各诸侯结盟时，曾下令：“修道路，偕度量，一称数。”由于齐国的结盟多为小诸侯，齐国度量衡未能推广到更大范围。

齐国也是战国时期实力强盛的东方大国。

近代出土的齐国度量衡器较多，其中有代表性的量器有：子禾子铜釜、陈纯铜釜和左关铜■。这三件器物上都刻有铭文，以子禾子铜釜所刻铭文最详，大意是说：关口上使用的量器要以仓廪的量器作为校测的标准，如果有人加大或减少它的容量，就要依法惩处。这段刻铭是目前所见我国最早的度量衡管理条例，它记述了当时标准的校定和对违犯者处置的刑罚。

此外，楚、韩、赵、魏、燕、中山等国也有一些度量衡器和刻有记述其重量、容量的各种器物，这些实物都能不同程度地反映各国度量衡制度的某个侧面。

在改革度量衡法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是秦国的商鞅。

公元前344年，商鞅辅助秦孝公第二次变法，对度量衡进行了统一，“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平斗桶、权衡、丈尺”（注《史记·商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一版，第2232页。），同年，齐国派遣由卿大夫等人组成的外交使团到秦国，商讨两国度量衡统一事项，说明当时统治者已看到统一度量衡的重要性。

秦自商鞅变法以后，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因此制造了专门用来征收粮食税的禾石铜权；并且为了推行赋税制、俸禄制，消除政治、经济的割据，在“开阡陌封疆”的同时，改革和扩大田亩制、推行“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过程中，行“平斗桶、权衡丈尺”之法，并规定“举足为跬，倍跬为步”、“步过六尺者罚”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统一秦国的度量衡标准器。

流传至今的商鞅铜方升就是商鞅统一度量衡的实物见证。方升一侧刻“十八年，齐■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另一侧刻“临”字，与柄相对的一面刻“重泉”二字，底部有秦代加刻的秦始皇廿六年诏书。方升据自铭容积为16.2立方寸，是先后发给“临”和“重泉”两地使用的标准量器。实测方升长、宽、高便可以计算出战国一尺长约合今23.2厘米、一升容200毫升。

秦国在商鞅变法时，贯彻、推行统一的度量衡是颇见成效的。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在各诸侯国度量衡基本统一的前提下，将秦国实行已久的度量衡制度用法令推行至全国。为了尽快地实现统一的目的，秦始皇用皇权的威力，采取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

诏书是秦始皇首创的一种法律形式，即以皇帝的最高权威发布命令。统一度量衡诏书共四十字：“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

目前出土的大批秦权、秦量上都用各种方式铸、刻或戳印上这四十字诏书，可见其决心之大，涉及面之广，几乎做到家喻户晓。

近年来出土的秦权、秦量很多，分布的范围也很广，北至吉林省的奈曼旗（燕国故地），南到江苏省的盱眙县（楚国故地），东达山东省的邹县（齐国故地），西抵甘肃省的秦安县（秦国故地）。目前在国内搜集到的秦权、秦量就有六、七十件，分别为陶、铁、铜质。铁权上多镶嵌镌刻着诏书的铜版，以避免字体锈蚀。陶量则多半是用烧制好的陶戳将诏书全文打印在陶坯上，这种方法很像后来印刷术上的活字版。

1964年在西安出土了一枚秦国铜权，自铭为“禾石”，经考证，秦一石为120斤，实测权重30750克，折算每斤重250.3克。(32)从而可以确切地了解到战国（秦）度量衡三个基本单位的量值。商鞅为秦国制定的度量衡制度被后世所沿用，也为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不仅促进了度量衡的发展，也为古代社会的度量衡制度奠定了基础。

汉初大小亩并行，汉武帝将一亩步数统一为二百四十步，此后至清末未有变化。王安石同样认识到度量衡统一的重要性，在《九变而赏罚可言》中说：“修五礼，同律度量衡，以一天下。”

度量衡——长度（中国古尺）

“度量衡”名称源自《尚书·舜典》“同律度量衡”，《汉书·律历志》阐明其意，随后历代都沿用这个名称。如果把度量衡这个名词分开，就有度、量、衡三个量。

这种分开来的各个单一量的名称，系由汉代刘歆的条奏所言“审度”、“嘉量”、“衡权”而确定。

“嘉量”出自《周礼·考工记·桌氏》“嘉量既成，以观四国”。

“审”的意思就是“定”，所谓审度是指用“度”来确定物体的长短。“嘉”的本义是“善”，所谓嘉量是指以量器来量物体的多少时，必须像水平那样作为标准。

“权”的意思是“重”，“衡”的作用是用“权”来平衡物体的轻重，衡权也就是指权和物形成平衡。

中国古代度量长度的尺，常见的单位有尺，寸。（尺是古今都有的，但内含的量(实际长度)却不一样。）

后来出现了寸以下的长度单位，它们是：分(十分之一寸)，厘(十分之一分)，毫(十分之一厘)，秒(宋以后又叫“丝”，十分之一毫)，忽(十分之一秒)，微(十分之一忽)。

用尺作单位的换算，十尺等于一丈，十丈等于一引，一尺等于十寸，一寸等于十分，一分等于十厘。

1.尺是中国市制长度单位，亦称“市尺”。一尺等于十寸。西汉时一尺等于0.231米，今三尺等于一米。

2.生活离不开尺，建屋量地，造物制衣等。

据《吕氏春秋·季夏纪·古乐篇》记载，中国古人按乐律的音频为“黄钟”的乐器长度来确定尺的长度，所以古尺又称乐尺、律尺、黄钟尺。是度量横制定的基础。后来，历代尺度因时代不同又各有所差异。

黄钟尺，是中国古代测量长度的标准尺。

古代用黍百粒排列起来，取其长度作为一尺的标准，叫做“黍尺”。横排的称“横黍尺”，纵排的称“纵黍尺”。旧制营造尺就是纵黍尺。横黍尺一尺等于纵黍尺八寸一分。泛指较小的度量单位。 清 龚自珍 《己亥杂诗》之二十：“五都黍尺无人校，抢攘廛间一饱难。”

图 中国古代日常用尺三大体系




古代工匠手里的“一尺”“二尺”“三尺”“五尺”“丈尺（折尺）”都是以木径尺的一尺为单位。历代木径尺31.66cm，历代五尺158.3cm，清代营造尺32cm，清代五尺160cm。

至于35cm的那是清代裁衣尺（布锦尺），不是木径尺。

清代之前裁衣尺35.5cm左右，清代规范调整为35cm。裁衣尺是衣工专用尺，古代衣工先用木径尺丈量人的身高肩宽臂长，再用长于木径尺的裁衣尺下料裁剪，正好加出缝头余料。所以说裁缝同时用两种尺子。

《中国度量衡史》记载：木径尺自鲁班一变之后，一直沿用至今，二千多年来未曾发生变化。

即木径尺是中国古代所有工匠使用的基本刻度尺，中国米尺。

关于鲁班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历代《鲁班经》记载：木径尺一尺四寸四分为門尺。

市尺是官家为了避免市场交友过程中，比如卖家用木径尺而与买家拿布锦尺，因尺度长度问题发生纠纷，所折中取度发明的尺子，所以成为官尺。即官尺就是“市尺”，清代市尺33cm，民国至新中国市尺33.3cm，且历代度量衡尺度调整，都是调整了官尺，而不是调整了木径尺。

早期古代没有卷尺，明代出现卷尺，因为只有准绳，准绳之柔性绳索有微小误差，所以工匠们又发明的五尺长的尺子（五十寸）“木径尺五尺”和可以折叠的“木径尺丈尺”。与其同时出现的还有“市尺五尺”和卖布的用的“布帛尺五尺”。即三尺、五尺也各有三种。

中国古代的尺子与尺度

中国古代度量长度的尺。最早见于商代。传世商尺约合今16~17厘米。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骨尺和牙尺，是目前中国所见最早的测长工具。尺面分、寸刻线都应用了十进位制，分别长16.95、15.78、15.8厘米，可作为商代一尺实际长度之参考。

东周铜尺，1931年河南洛阳金村古墓出土的铜尺与“商鞅量尺”互为佐证，全长23.1厘米，尺面无刻度，只在一侧刻十寸，第一寸处刻十一格，与实测商鞅铜方升所推算每尺长23.2厘米相接近。

汉承秦制，汉尺出土约60余支，长度一般在23～23.7厘米之间。西汉尺以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银铁尺为最精，长23.2厘米，正、背面各等分十寸，其中一边第三寸内为三等分，第五寸内为五等分，第七寸内为七等分，第九寸内为九等分。

西汉尺今出土有 8支，实测其长度均在23~23.6厘米之间，平均每尺长23.2厘米。新莽尺根据各方面材料综合分析，每尺长约23.1厘米。

流传至今的东汉尺甚多，仅出土的就有40余支，形制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①鸟兽纹铜尺，②几何纹铜尺，③以圆圈为尺星的骨、牙尺。实测东汉尺长度误差不大，除去因稍残而减短的几支外,其余均在23~24厘米之间，平均长23.4厘米。

东汉尺形制以几何纹、鸟兽纹为代表，以纹饰分割寸格。此外还有鎏金铜尺、彩绘骨尺、龙凤纹铜尺、竹尺、木尺等，其中竹、木尺多出于新疆、甘肃、广西等地。

现在人考证，秦汉时用的尺大约有23厘米，这样算，“元龙百尺楼”不过是23米左右，夸张得也不过分。

汉以后铜质尺明显减少，多被骨、木质尺代替。这期间尺的形制单一，不饰各种花纹，当是民间实用的器具，较之前代更多地注意到了分、寸刻线分度的准确。尺长略有增长，约在24~24.5厘米之间。

魏、晋时期每尺长度增至24.5厘米。南北朝度量衡比较混乱，南朝基本上仍沿用秦汉旧制，单位量值略有增长，每尺长约25厘米，北朝每尺长29厘米。这期间尺的形制都比较简朴，多以线纹为分、寸刻度，以圆圈为尺星，很少刻有其他纹饰。

南北朝留存的尺甚少。根据李淳风《十五等尺》记载，可知南朝每尺约在24.5~25厘米之间；北朝尺度有较大的增长，后魏前尺27.8厘米、中尺28厘米、后尺29.9厘米不等。以所见南北朝时期实物互为佐证，可知南朝尺确短于北朝，尺长约25厘米，南朝后期则增长至30厘米以上。

尺寸用十进制。

度量衡的大小制最明显地表现在尺度上。

东汉张衡制浑天仪之后，天文学上用的量天尺，标准持续1300余年，约合今24.5厘米。一般叫隋大尺，隋讨论决定统一全国后应用。

开皇颁布统一度量衡的命令后，调音律、测圭影、称量药物常常感到不便，至隋炀帝大业年间又重制斛斗称度，下令恢复古制。至今仍藏于日本的一件隋代铜升，周缘有铭文：“大业三年五月十八日太府寺造司农司校。”容积为199.1立方厘米，是这一改制的证据。

然而当时因官民早已习用大制，“虽有此举，竟不能复古”（《古今图书集成》），大业改制并未能推广，而医药、天文、乐律学家们考虑到科学的承传性和改大制后换算上的不方便，于是仍用古制，从而形成了各自发展的两个系统，即度量衡的大、小制。

隋文帝统一度量衡时，下令用南朝小尺测日影，而用北朝的大尺作为官民日常用尺，形成了大、小两制双水分流之势。

隋代采用南朝已增长的度量衡量值作为统一的基础，尺长在29.5厘米。

隋统一度量衡尺长29.5厘米，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古秤三斤为一斤。唐朝沿用了隋制，此后，宋、元、明、清各代也都用隋唐大制，单位量值略有增减。

隋唐度器隋代以北朝旧制统一度量衡。唐承隋制，每尺长约30厘米。唐朝宫廷常以镂刻十分精美的各种牙尺和木画紫檀尺赠送给王公大臣和各国使节，流传至今的以日本正仓院所藏红、绿、白拨镂牙尺为代表。一般铜、 铁尺也都刻有各式花纹。民间日常所用木、竹尺，十分简陋，仅有刻寸的分度线，不用圆圈为尺星，与魏晋尺形制明显有别。

唐朝留存至今的各种尺近50支，以刻花铜尺和拨镂牙尺为主。刻花尺(包括木质和铁质)多为民间日常用尺，拨镂牙尺则是朝廷在中和节之时馈赠给大臣和各国使臣的礼品，工艺精湛，色彩艳丽。拨镂牙尺今日本藏有 6支。唐尺长度多在29~30厘米之间。

宋代沿袭唐制，官尺由太府寺掌造，主要用来征收布帛之用，故又称为三司布帛尺，每尺长约31.6厘米。

宋明清各代的度器近年来出土的宋尺约10余支，尺度相差甚多，经各家考证，均以31厘米为暂定之一尺标准。


明清尺度大抵相同，明朝嘉靖牙尺长32厘米。

明代，据明世子朱载堉《律吕精义》所记，明尺分为三种：

①钞尺，即裁衣尺，与宝钞纸外齐(长34厘米)；

②曲尺，即营造尺，与宝钞墨边外齐(长32厘米)；

③宝源局铜尺，即量地尺，比宝钞墨边长，比宝钞纸边短，当衣尺之九寸六分(长32.6厘米)。传世的嘉靖牙尺,所刻线纹精密,每尺长32厘米，当是明朝官定的标准尺度。


清代用尺有三个标准，营造用尺与买卖用尺及布匹用尺各不相同。清高宗钦定权度尺长32.05厘米。

清代，营造尺长32厘米。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康熙御制”铭残牙尺，每寸合 3.2厘米，与紫金山天文台铜景表尺上的清营造尺长度完全一致。

清代的裁衣尺合1.1111营造尺，等于 35.55厘米。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清牙雕裁衣尺，正面等分10寸，背面刻山水、人物、树木、屋宇，刻工极精。


现在市场上用的尺是一米的三分之一，即33.33厘米。

度量衡的大小制与天文

度量衡的大小制

因为所有的计量单位都是以长度单位做基础，由它推导出容量和重量。长度的变化，也就会导致其他计量单位的变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度量衡变化尤其明显。

魏晋时期的度量衡魏晋时期的度量衡制，史籍记载很少，未见有新的规定，其间使用的度量衡器，多仍新莽旧制。仅从《晋书·律历志》中略知魏时杜夔所用调律之尺比莽尺长了四分七厘，尺长当合今制24.2厘米。近年来考古发掘所得三国时的尺数支，尺度在23.8—24.2厘米之间，与东汉后期尺度相差无几。

西晋初亦承魏制，至“武帝泰始九年（273年），中书监荀勗校太乐八音不和，始知后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余”（《晋书·律历志》）。荀勗以他聪慧的听力校乐定律，重造古尺，使其与莽制相合。唐朝李淳风在考校隋以前尺度时，以荀勗尺为古尺，与刘歆铜斛（即新莽铜嘉量）尺同列为第一等尺。

然而荀勗尺并未成为晋朝法定的尺度，民间行用之器仍依新莽以后增讹之制，荀勗新尺唯作调音律之用。可见以律定尺是行之有效的。

东晋以后，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朝，南北朝各地区、各时期量值相差悬殊。

北朝度量衡恣意增大，南朝则尽量保持不变，因此出现了“南人适北，视升为斗”的现象。这期间出土的度量衡器甚少，迄今只见北魏尺一支，长31厘米，南朝尺二支，长25厘米，权十一件，由于这些权多作秤砣使用，无法推算出每斤的单位量值。在河南省出土的两枚铁权，形制与秦汉铜权相仿，自身重595和516克，大于秦汉一倍有余。

以尺度论，据李淳风所列十五等尺（载《隋书·律历志》）中之宋氏尺长24.5厘米，并为齐、梁、陈所沿用。

北朝常用尺度则迅速增长，十五等尺中所列共四等：即后魏前尺长27.8、中尺27.9、后尺29.5厘米，至东魏，尺长已达30厘米，并被北齐、后周所沿用。其间一百多年尺度增长了6厘米。量衡之制南、北增长率也不同。

按《隋书·律历志》所称，以刘徽考校魏（三国）斛大于莽斛2.7％，折合今制每升约合205毫升。“梁、陈依古”，当为200毫升，“齐以古升一斗五升为一斗”，每升合300毫升。北朝量制增长速度较尺度更为迅猛，北魏时每升“于古二而为一”（《左传·定公八年》孔颖达疏），约合400毫升。

至隋文帝统一全国建立隋朝时，容量单位每升已增至600毫升（《隋书·律历志》：“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衡制：“梁陈依古称”（每斤约250克），“齐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约合今375克）。北朝增长速度亦远远超过齐、梁、陈，按《左传》孔颖达疏：“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每斤当合500克。

今河南省博物馆藏北魏铁权两枚，重515.5、593克，估计皆为一斤权，单位量值超过孔氏所考证的重量，至隋统一度量衡时，已高达“以古称三斤为一斤”（《隋书·律历志》）了。北魏至隋每斤的增长率已超过战国至清末两千多年总增长率，每斤竟高达750克。

隋文帝统一度量衡

隋文帝于公元581年取代了北周政权，建立了隋朝，又于589年灭陈，统一了全国，结束了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共272年分裂和混乱的局面。隋文帝统一天下，所定制度有沿有革，度量衡方面是在北朝旧制的基础上进行统一的。

据《隋书·律历志》“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大业初，依复古斗。”，开皇官尺以晋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为一尺，以古斗（莽制）三升为一升，以古秤三斤为一斤。据此推得隋单位量值为：一尺约合29.5厘米，一升约600毫升，一斤约750克，比北朝时又有所增长。

顾炎武《日知录》说，“三代以来权量之制，自隋文帝一变”。这个大的变革只是因势利导，并没有引起民间大的波动。

隋初赋役减轻，南北统一后社会经济也趋于繁荣。至今未见确切纪年的隋代度量衡器，唯有根据《隋书·律历志》加以论证，而《隋书·律历志》中仅对尺度的记载较详细，量、衡仅粗略地提到“以古三而为一”。

如果拟一升为600毫升，似有可能，因为后来明、清两代已增长至900—1000毫升。如果一斤也是秦、汉的三倍，则高达750克，为历代每斤单位量值的最高极限。据记载，唐承隋制，而目前考证，唐一斤在670克左右，未见有超过700克的，有人考证河北易县姥姥台出土的一铁权是隋代的，权重也仅690克。

据《隋书·律历志》“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大业初，依复古斗。”，开皇官尺以晋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为一尺，以古斗（莽制）三升为一升，以古秤三斤为一斤。据此推得隋单位量值为：一尺约合29.5厘米，一升约600毫升，一斤约750克，比北朝时又有所增长。


度量衡的大小制表现在尺度上。

开皇颁布统一度量衡的命令后，调音律、测圭影、称量药物常常感到不便，至隋炀帝大业年间又重制斛斗称度，下令恢复古制。至今仍藏于日本的一件隋代铜升，周缘有铭文：“大业三年五月十八日太府寺造司农司校。”容积为199.1立方厘米，是这一改制的证据。

然而当时因官民早已习用大制，“虽有此举，竟不能复古”（《古今图书集成》），大业改制并未能推广，而医药、天文、乐律学家们考虑到传承性和改大制后换算上的不方便，于是仍用古制，从而形成了各自发展的两个系统，即度量衡的大、小制。

据《隋书·律历志》记载，东汉时张衡所造的浑天仪，因中原动荡，经三国、两晋沉没于北方，东晋武帝平长安，虽得旧器，却已损坏。南北朝时，宋文帝令太史令钱乐之重造浑天仪，因当时已难于考证秦汉之准确尺度，便以当时民间常用尺为标准，重造了浑天仪，此后天文用尺不再受民间常用尺量值不断增长的影响，而形成独自发展的系统。

据考证，唐朝僧一行测子午线，宋朝司天监制影表尺，元朝郭守敬设计的登封观象台所用天文尺，以及明代铜圭表尺，都沿用了这一尺度，保证了一千多年间天文测量数值准确不变。

《宋史·高宗本记》绍兴二年十月丙辰：“颁度量权衡于诸路，禁私造者。”

尺度的增长也直接影响到制造音律管的标准，汉以后许多乐律学家都对汉尺进行考证，以求得到准确的黄钟律，律尺也形成了独立的系统。

此外，医药和皇室制造冠冕，都有继承和沿革的问题，不可能随着当时急剧增长的量值而增长，因此度量衡的大小制也未能改变。唐代度量衡基本沿用隋制，并且将隋以来的大小制按典章制度作了规定。

据《唐六典》记载：“凡度以北方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凡量以黍中者容一千二百为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十斗为斛。凡权衡以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凡积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锺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

也就是说，唐朝的小制一尺二寸为大尺一尺，三小升为一大升，三小斤为一大斤。官民日常用大制，而调钟律、测晷影、合汤药及冠冕之制悉用小制。

量天尺的尺度（天文尺）

什么是量天尺？

古人是用什么方法来测影定时的？古代是如何根据季节变化来制定历法的？古代的量天尺与日常用尺同长吗？它随着日常用尺尺度的变化而变化吗？

大约在原始社会，先民们已用立竿测影的方法来判断时间的早晚。随着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人们逐渐制造了专门的测影工具——景(影)表(亦称圭表)。

圭表是由一条南北水平放置的圭和置于圭的南端且与之互相垂直的表所组成，圭面上刻尺度，当太阳照射在表竿上，日影投在圭面，就可以根据圭面上的尺度把影的长短记录下来。《周髀算经》上说：“夏至之晷，一尺六寸。”

古人也常用正午表影校准漏刻(铜壶滴漏)，即所谓“昼参诸日中之景”。

《史记·司马穰〔rang瓤〕苴〔ju居〕列传》中有这样一段故事：齐景公封田穰苴为将军，出兵抵抗燕、晋联军的入侵，穰苴提议请景公的宠臣庄贾为监军，并约定第二天的“日中会于军门，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以便准时赴约。

这里的“表”和“漏”即圭表和刻漏，立表以视日影，放水于漏中以知时刻。

日影的长短还可以用来测定不同的季节。《汉书·律历志》记有：“历数三生也，乃立仪表以校日景，景长则日远。”只要反复测量，并记录每次影在圭上的尺寸，就可以得知一年中哪一天日影最长，哪一天最短，最长的一天即是冬至而最短的一天是夏至。冬至、夏至确定之后，就能得到回归年的长度，并可以预报季节、制定历法了。


古代常用尺度来测量时间的关系，如铜壶滴漏、定时蜡等都分别在“浮舟”和蜡面上刻着相应的长度，表示时间的间隔。

此外，日晷、圭表仪上也都标识着不同的尺度，用来观察日影的长短和方位，以便计算时间和划分季节，尤其是圭表仪上的刻度，常常与历史上许多时代的尺度采用了同一个标准，因此，历代天文学家每次制定一种新的历法之前，首先要考证前代的尺度的长短，以保证测量的连续性和重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