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中，理论构建是很重要的。从几个基本概念或基本原理（公理、公设或定律）出发，通过逻辑推演或数学运算得到更多的概念或规律，构成一个理论体系。这些公理和定律是从大量的观察或实验、实践中发现的，不证自明的。从观察和实践中发现的事实，以及事实之间的因果性联系，提升为抽象的概念、定理。体系应尽量数学化，并能预测以前未曾观察到的现象。理论体系需要经历各种实践的检验（证明或证伪），在实践中修改、丰富、发展。
中国传统天、算、医、农科学并没有这样的理论表述。自然哲学观虽有很强的逻辑性，但其基本概念如阴阳、五行等并不能得到实验或直接观察来证明。
即使在战国，百家争鸣的哲学也是偏向社会、政治及伦理等实用方面，对认识论之类的问题缺乏兴趣，没有较为完整的逻辑体系。况且自孔子“述而不作”开始，后世做学问喜欢“注经”，使得学术成果缺乏完整性逻辑性独创性。
在世界各古文明中，可以说只有希腊创建起这样的理论体系。亚里斯多德创立了形式上确凿无疑的形式逻辑及其三段论法，还把他的发现运用到科学理论上来。
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就是演绎科学的一个辉煌的范例。几何学的基本概念（点线面体等）来自埃及人每年不断的土地测量。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也帮助了几何体系的构建。希腊罗马的重大科学成果都是以欧氏几何为范本取得的，如托勒密天文学。张衡的浑象仪简直是地心说的实物模型，却终究没建起理论体系。欧氏几何学成为近代力学、物理、生物学等的模式。
在测量的实践上，古巴比伦、埃及、中国、印度都独立地建立起几何技术体系。但都没能上升到公理化的理论。中国大量的几何知识沉没在实用技术中，而且以代数甚至以文字形式表达。其实希腊人大多数的几何成就，中国人都推导出来了，只可惜就是没有建立起几何科学体系。学习几何的过程也是训练严格的逻辑思维。中国古代并没有严格的逻辑学概念。
不仅如此，希腊的天文学受几何学影响下发展的，而中国则是天文历法影响数学发展。其他方面的许多杰出成果也由于没能纳入理论体系中而最终散失。
从几何学发展起来的演绎科学，在希腊时期只是初生的幼苗。并且很快就被遗忘了。罗马的科学理论就不怎么好。中世纪更是忘记了希腊哲学。直到大概二千年后，文艺复兴以后才在西欧发展起近代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理论。
我国教改折腾几十年，还是毛病多多。没有讲逻辑的基本概念也是一个缺陷吧。有些中学课程把代数和几何合在一本书里，更是错误的。二者的概念和思维模式都不同。

（15）
编制历法，在中国古代乃是关系到“授民以时”的大事，为历代王朝所重视。中国古代数学历来重视实际计算，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历法准确的程度是比较高的。但是到了明末，却明显地呈现出落后的状态。
明代施行的《大统历》，实际上就是元代《授时历》的继续，日久天长，已严重不准。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一月日食，司天监再次预报错误。朝廷决定由徐光启与传教士等共译西法。供修改历法时参考。徐光启与传教士合作研究天文仪器，撰写了《简平仪说》等天学著作。
至崇祯二年五月朔日食，徐光启以西法推算，结果最为精密。朝廷遂设历局，以徐光启督修历法。1631年起至1634年，陆续进献历书多卷，即《崇祯历书》。
当时协助徐光启进行修改历法的中国人有李之藻(1565—1630)、李天经(1579—1659)等，外国传教士有龙华民、庞迪峨、熊三拔、阳玛诺、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
此时距明亡已为时不远，改历工作在明代实际并未完成。后来汤若望删改崇祯历书，作《西洋新法历书》，清廷以《时宪历》名称颁行。
天学理论，从东汉张衡起在历法计算等实际上依据浑天说。对天体运行的推算都是使用代数方法，而且都是用文字叙述的形式表达。直到明末《崇祯历书》改用西欧几何模型为止，近二千年没有什么理论突破。

《崇祯历书》系统介绍欧洲古代天文学，包括哥白尼的日心说。以第谷的地心说为基础，其优点是精确度明显更高。当时哥白尼体系的精度不够高。第谷体系是托勒密体系的改进，认为地球是太阳系的中心，日、月和诸恒星均作绕地运动。而五星则作绕日运动。《崇祯历书》仍然用本轮、均轮等一套相互关联的圆运动来描述、计算日、月、五星的疾、迟、顺、逆、留、合等现象。其实不善之处颇多。尽管如此，按西法推算的日月食精确程度已较中国传统的《大统历》为高。此外《崇祯历书》还引入了大地为球形的思想、大地经纬度的计算及球面三角法，区别了太阳近(远)地点和冬(夏)至点的不同，采用了蒙气差修正数值。

利玛窦、汤若望参与《崇祯历书》的制定。翻译了一批数学、医学、物理等方面的著作，如利玛窦、徐光启译《几何原本》，《人体解剖学》，绘制了中国的第一幅世界地图。汤若望《远镜说》讲述望远镜的原理、制作。《远西奇器图说》介绍重心、比重、杠杆、斜面等基本力学原理及相关器械。传教士还介绍算术笔算、对数和三角学等。介绍笔算的《同文算指》是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译，有较大影响。清代学者重视并改进，笔算遂日渐普及。

托勒密是公元2世纪的希腊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他运用本轮和均轮、偏心圆和偏心匀速点等概念构造出了一个严密的“托勒密体系”。这一体系“不是一个定性的、描述性的体系，而是一个定量的、可以预报行星未来位置的体系。”人们可以根据新获得的观测数据来对进行不断的修正和调整，使它更加符合实际。
托勒密天文学的要点是：“地球位于宇宙中央静止不动，行星、太阳、月亮和恒星每天绕地球自东向西转一周。离地球最近的第一圈轨道上是月亮，然后依次是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和土星。在外的一层是恒星天。太阳、月亮和恒星天直接绕地球运动。”
行星围绕本轮旋转，本轮围绕偏心轮旋转。有时一个偏心圆圆心还要围绕另一个本轮旋转。需要时还可以在本轮上再附加小本轮以增加精度。通过小心调整每个轮子的大小和转速，可以准确说明行星的运动轨迹。
这一体系可以较为精确的描述天体的运动并进行星相预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被视为天文学领域的圣经。即使是到了哥白尼时代，日心学说也没有完全排除托勒密地心学说的理论缺陷。“哥白尼的日心学说在实际应用中并不比托勒密的地心说更为精确，两者都有百分之一的误差。”

（16）
古代科学除了天算医农外，还有地理地质知识、原始化学（分散在炼金术和冶金、医学中）、物理知识等。天学是古代科学的引领学科。崇祯历书采用西法，实质结束了中国传统天学的演进，也结束了传统算学的演进。影响所及，其他的科学分支也开始向西学靠拢。
从崇祯历书到鸦片战争，即从1634年到1841年二百年间，中国科学处于迷失方向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继续沿传统方向研究，即使可以取得一些不大的进步，也是无关大局；如果向西学转变，则受到科学、文化、社会、政治诸种限制，归根结底是历史的惯性，文明的惯性而举步维艰。
而技术方面，至关重要的造船航海和火器技术也落后了。可以清楚看到，中国科技在明代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原因主要是内部的，是传统文明经历漫长演化后不可避免地步入衰落期。
如果没有遭受外来的毁灭性打击的话，衰老的文明不会自行死亡，人还在，历史还在。但会长期地停滞，乱象频发，迷失在混乱之中。单靠之身力量没办法走出泥潭，需要适度的外来刺激来引发转型。
假如中国在明末可以全面接触和学习欧洲文化，那么有可能跟上欧洲的步伐乃至并驾齐驱。可惜二百年的迷失，而欧洲却发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中、欧的差距变成跨历史时代的鸿沟。假如鸦片战争之后立即下最大决心学习欧美，那么中国跟欧美的差距可以大为缩短，中国有望保持东亚强国的地位，可以继续压倒日本，可以保住外蒙古等大片领土，并在东南亚和西太平洋保有巨大优势。可惜历史给中华民族的道路是最艰难陡峭的。在1840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经历了一百年的战乱和革命，内忧外患交错震荡，中华民族濒临灭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终于得到和平发展的机会。科学技术也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发展。这时的差距，已经是遥不可望了。我国科技工作者和全体劳动人民艰苦努力，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科学技术已经距离世界先进水平不远，科学之巅遥遥在望！

（17）
我国传统地学，历史悠久，持续没断裂，是其他文明没有的。气象记录也是持久全面。文献之多，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相比。如历史书、地理笔记、游记等。但是并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自我发展的学科。它的发展，大部分是依附于经史类书籍，主要是史书，并一直被列入史学下的一大类别。没有什么独立的地理学著作。
中国地理注重沿革考证，考据、订正历代的地理变迁。而包括地形、水文、土壤、植被等方面的自然地理并不发达。实际上自然地理只有山水记述为主，且精于记水而拙于记山。代表性作品有“水经”等。对于地理地貌本身的变化和因果规律基本忽略，轻视实地考察。徐霞客等人才开创了系统实地考察的新方向。
徐霞客（1587-1641年）作《徐霞客游记》对各地的地貌做了详尽记述。对西南岩溶地貌的考察，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对热带岩溶的考察，比德国容格胡恩早二百多年。对西南的水文地理、植被和植物形态，对地理环境如海拔、纬度温度等与植物的关系都很注意

古希腊的历史著作中也包含丰富的地理知识。另外有很多独立的地理著作。希腊人继承古埃及传统，习惯用数学来解释地理现象，并奠定数理地理的基础。以后罗马、阿拉伯的地理学都是循这个方向发展。

与其它古典文明相比，中国对世界的了解还是很不够。有关国外的记载，除了官史外，主要有使节和僧人的记载。很少有专门记录外国的专著。至迟汉武帝时，中国与西域的陆路交通已打通。中国到南洋以致印度的航路也已开通。蒙元时候大批外族人来到中国，可是中国人前往西亚欧洲的却寥寥无几。明洪武年间（1394年）下海禁令，其后中国知识阶层更加闭塞。
中国商品远销境外，直至罗马。但是中国与欧洲没有直接的接触，都是通过波斯等族商人转手销售。直到马可*波罗和利玛窦来华，中欧才有直接交往。明末传教士带来西方地理学的知识，中国传统地学也告结束。

传统地图历史悠久、数量巨大，据世界前列。我国地理绘图始终遵守真实正确的原则。而欧洲的地图往往充满想象和胡猜，与实际相差甚远。传统制图受山水画技法影响很大，注重美观形象，不大重视在图面表示距离高度等数字信息，往往喜欢用较多的文字标注。当然也不是没有数字化的传统，例如“计里画方”的网格绘图方法，以方格按比例表示实际距离。南宋1136年刻石的“禹迹图”是现存第一幅方格网全国地图，其准确度非常高，尤其是河流及海岸线，海岸线与20世纪非常接近。
明罗洪先的《广舆图》1541年继承元《舆地图》的优点，也是计里画方的。它把古代绘图术提高到新高度。每方格折地500里，地图集形式，共45幅图。除总图、分省图外，还有九边图、黄河图、漕河图、海运图等，及朝鲜、朔漠、安南、西域图四幅。共用图例24种。中国明确记载图例名称并大力采用符号代表地形地物，远早于西欧国家。
但传统的网格绘图，只适用平面地图，不能反映地球曲面。小范围很精确，大范围就不准确了。而且大多数地图并没有采用计里画方。有些地图简直可以看成是山水画。
中国古代无论浑天说还是盖天说都没有明确表示大地是球体。所有有关大地形状的地理科学考虑，如测量、地图、航海、潮汐等都是从地平观念出发来讨论的，从来都不考虑大地的曲面。元代阿拉伯人扎马鲁丁在中国制造了地球仪，却没有在中国学术界产生影响。直到利玛窦将地圆说引入中国才引起了注意和争论。

米利都的赫卡泰勒斯（约公元前6-前5世纪）就提出大地应该是个球体。古希腊人并曾加以经验和理论的证明。埃拉托色尼（前275-前194）推算出地球的周长为19160千米，距实际周长40076千米误差很小。当时已经制作了地球仪。并试图划分经纬度。托勒密（公元90-168）在127年写下《地理学指南》，原理可计算一个地点的经纬度。他的地图采用了投影方法作图，标示经纬线。对欧洲、中东和北非了解比较好。《地理学指南》1406年由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对欧洲地图学影响很大。
中世纪占统计地位的是大地平面观，但球体观并没有被遗忘。12、13世纪希腊文化复兴，球形说流传，约1413年法国的《地球面貌》一书已指出西欧向西航行可直达东方印度。1569年，佛兰德数学家、地图学家莫卡托绘制圆筒形的世界投影图，标志了现代地理学的开端。近代的地球仪也制作出来了。

（18）
《坤舆万国地图》是第一幅中文标注的包含美洲的较完整世界地图。我国最早的世界地图是元代的《声教广被图》。
《坤輿萬國全圖》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 在中国编绘的，最初版本所成年代是 1602 年。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年），利玛窦到达广州，自制《万国图志》。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利玛窦到京师献图，深受明神宗喜爱。普遍认为，利玛窦从中国合作者吸收了中国的地理研究成果。
原来版本是大幅地图，长高各为 4.14 和 1.79 米，面积约 7.41 平方米，并分有六屏。万历三十六年（1608）由明宫廷艺人摹绘12份。现存本即此12份之一。主图为椭圆形的世界地图，此外并附有一些小幅的天文图和地理图。
在中国的晋代时期，希腊科学家托勒密将“地圆说”的观点引入地图学，创立了以经纬网的变形表示地球曲率的地图。郑和下西洋87年后，哥伦布在“地圆说”的指引下，率三艘轻帆船横渡大西洋，于1492年10月12日到达圣萨尔瓦多岛，发现了美洲。1519—1521年，麦哲伦率船队绕过南美洲进入太平洋，完成人类的首次环球航行，证明了地球是圆形的理论。利玛窦在肇庆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首次向中国人论述了“地圆说”的观点。
据现代史学家曹婉如先生等考订，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有好几种版本：《山海舆地全图》(王泮付梓，肇庆，1584年)；《世界图志》(南昌，1595年)；《山海舆地图》(赵可怀勒石，苏洲，1595—1598年)；《山海舆地全图》(吴中明付梓，南京，1600年)；《舆地全图》(冯应京付梓，北京，1601年)； 《坤舆万国全图》(李之藻付梓，北京，1602年)；《世界地图》(李应试刻板，北京，1606年)；《坤舆万国全图》(诸太监摹绘，北京，1608年)等。
目前在中国可以看到的利玛窦世界地图有：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彩色摹本《坤舆万国全图》、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墨线仿绘本《坤舆万国全图》、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刻本《两仪玄览图》、禹贡学会影印的《坤舆万国全图》等。
据地图史学家卢良志先生考订，第一版《山海舆地全图》的绘制时间仓促，有许多地方不令人满意，但对中国人来说却是从未见过的奇图。世界地图在中国的首次出现，引起许多中国官员的珍视，也惹来一些不满情绪。因为当时的中国人认为，“世界唯中国独大，余皆小，且野蛮”，可“西洋地理学家置中国于地图之极东一角，则怒”。利玛窦深知这一种处理中国位置的方法对他传教极为不利，便把本初子午线(福岛子午线)进行了投影转移，将中国的位置绘在地图的正中。
《山海舆地全图》基本描绘出了现今世界的地理格局。陆地为亚洲(亚细亚)、非洲(利未亚)、欧洲(欧罗巴)、北美洲(北亚墨利加)、南美洲(南亚墨利加)、南极洲(墨瓦蜡泥加)。海洋为北海(北冰洋)、大西洋(大西洋)、小西洋(印度洋)、大东洋和小东洋(太平洋)。由于澳洲和南极洲在当时还没有被发现,所以“墨瓦蜡泥加”只能是绘图者的猜测和想象；“北亚墨利加”被一条大河截为两半,可见当时对北美洲的认识水平。
《坤舆万国全图》采用了欧洲地理学的理论：大地球体，世界地理基本认识，经纬度、球形投影等技术。这样一来，中国传统地学的发展也就终结了。

（19）
《坤舆万国全图》曾哄动一时，但长远影响并不很大。这个世界地图经多次修订、常常重印。很多士人大感惊奇，甚至以此图为礼物赠送友人。各地以数个版本刻印，从南京流传到北京。后来中国的一些图书也收录《坤舆万国全图》，如《三才图会》（1602年）、《方舆胜略》（1612）。利玛窦在肇庆绘画了《山海舆地全图》，中国放在地图东边。原图已流失。后来《图书编》（1585年）收录的《舆地山海全图》是章潢根据利玛窦《山海舆地全图》仿制画出的，中国已放在地图中央，被认为还是可以代表利玛窦的原图。
然而各种版本，以及后来者复制、仿效的世界地图，往往会质量下降。除了抄错错漏之外，还有省去经纬线、精度不高等情况。可以推断，中国的学者对地圆说和球面投影、经纬线等没有多少理解。除了这些世界地图之外，中国各地绘制的各种地图，还是采用传统方法。
在《坤舆万国全图》的多次修订中，可以看出利玛窦本来对中国地理了解不够，错误较多。随后吸取了中国的地学知识，使得中国及周边部分更加接近实际状况。其实此前欧洲的地图对中国的描画很粗略。利玛窦一直与欧洲保持紧密联系，《坤舆万国全图》曾送回教廷。此后欧洲的世界地图对中国的描绘提高了不少。

（20）
补充一点从江晓原、钮卫星《中国天学史》的材料：
_ 天学学说：科学学说需具有定量结构。“天圆地方”的盖天说以《周髀算经》（公元前100年左右）作为纲领性文件。浑天说也是在汉代形成，到张衡作浑仪著《浑天仪注》，浑天说已占主导地位。但盖天说的仪器圭表和浑天说的仪器浑仪，历代都同时使用。
_地圆说：西方科学的地圆概念包括两个密不可分的要点：一是大地为球形；二是此球形大地的尺度与“天”相比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只是在少数情况如地平视差要考虑地球半径。通常相对于“天”而言，只将地球视为一个点。而在中国古人，没有明确意识到大地是球形，而且大地的尺度一直被认为与“天”同数量级，仅比“天”略小一些而已。“天地如鸡卵，地如卵中黄”的比喻正反应了这一点。从明末到现代，都有一些学者忽略了地圆概念的第二点，断言西方的地圆概念在中国“古已有之”。这是一种误解。
_《中国天学史》很清楚地说明，明代的天学明显地衰落。除了《崇祯历》外，明末在仿制西方天文仪器上也是失败的。
明代耶稣会将望远镜带到中国，并用于天文观测。1626年汤若望著《远镜说》具体论述了望远镜的原理、制作、使用等事项。多数认为，望远镜为1608年荷兰人发明。可中文记载说利玛窦1600年前就携带望远镜到华南了。徐光启一再努力却始终未能仿造望远镜。不过1631年薄鈺（？）却制成一架简单的望远镜装到大炮上。这证实明末已会造望远镜了。可是此后二百年，中国始终没有建造天文望远镜。清朝的天学机构一直是前望远镜时代的装备。
利玛窦在华制作了许多小型西式天文仪器，如地球仪、天球仪、日晷（gui）；还有星盘，即“平仪”，是阿拉伯和欧洲传统仪器，把球面坐标投影到平面上，需要发达的几何学知识。中国学者成功仿制了这些仪器。但是对《崇祯历书》介绍的西方大型仪器，虽历经努力，却无法仿制出来。
直到1669-1673年，南怀仁在北京主持建造了六件大型青铜仪器，至今保留在北京古观象台，极有学术价值。不过那时欧洲早进入望远镜时代，而此六仪却不具备望远镜，远远落后了。
_“西学中源”说：明末遗民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等人首倡“西学中源”说，以为西方科学如天文学数学，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西人只是有所发展而已。清代通晓中西天学的王锡阐、著名天学家梅文鼎等皆持此说。康熙亦倡“西学中源”，影响颇大。遂大行于世。降至晚清，其说益泛滥，推广至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西学中源”的盛行，使得一些优秀的人才误入歧途，徒费光阴，耽误了中国人学习欧洲的宝贵时光。结果中国和欧洲的差距很快就扩大到无法追赶的程度。

多谢各位网友的关注和回复、评论。未能及时回应，请原谅。

（21）
网上广泛流传着否认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地图》的说法，“搜狗百科”“百度百科”等广为使用的资料库也包含这种内容。稍稍用心就可以看出，几乎所有这类材料都来自同一个来源，就是李兆良教授的研究。
李兆良教授是香港的生物科技专家，虽非史学专业，也是具有缜密的科学思维。他花了数年认真研究，对他的成果不能无视。俗人没有读过李教授的著作，也不知道专业界有何反应。只是从网上包括国观看过一些介绍，以此为基础做些讨论。
李教授认为：《坤舆万国全图》的绘制者是郑和航海团队，成图时间应为１４２８—１４３０年。李之藻和利玛窦加上后来的一些地名，成为今日看到的《坤輿万国全图》。
《坤輿万国全图》是当时最详细、最精确的世界地图。内容并非采自欧洲地图。《坤輿万国全图》显示文艺复兴前的欧洲，而美洲一半的地名在同时期的欧洲绘地图上没有出现，部分是利玛窦去世后至少200年欧洲人才知道的地理。《坤輿万国全图》准确标示今日的加利福尼亚、雷尼尔山（雪山）、阿拉斯加的冰川峡湾（美湾）、安克拉治附近的水潮与北美最高峰迪纳利（水潮峰）纬度与地理特征完全符合，南美智利与秘鲁的经度比较正确。而普兰修斯与墨卡托的地图严重错误和不确定。《坤輿万国全图》的中国地名地理不是利玛窦年代的，是公元1430年以前的，比哥伦布到达美洲早60年以上。传教士卫匡国1655年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不可能是他测绘，只能翻译中国原数据，说明明代中国有能力测绘大面积有准确经纬度和球形投影的地图。这两种地图证实中国的世界地理知识和地图学并非来自西方。《坤輿万国全图》证明中国明代大航海是世界地理大发现与地图学的先行者。
李教授认为：利玛窦对世界与中国地图的测绘参与非常有限， 他最大的贡献应是在明朝宫廷政治冲突的环境下保存了中国宝贵的地图资料。明代大航海时代的中国人实地测绘了南北美洲和澳洲北部。中国部分则是历代千千万万中国人民， 从地方到中央统筹测量， 编录在地方志的地图整合而成。再加上以往收集的欧洲，非洲地理材料，编绘《坤舆万国全图》。真正开创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应该是明代中国人， 近代地图学的突发猛进是与明代大航海的需要和经验总结有密切关系。
从奥特里乌斯１５７０年地图到普兰修斯１５９４年地图，西方对中国与世界的了解大增，实源于中国的地理信息外流，地图学是东学西传， 不是西学东渐， 是中国拥有的世界地图信息外传引起后来欧洲西进新大陆。
① 中国科学并非从来落后，明代以前一直领先世界， 地图测绘学尤其突出，在明代大航海后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能在海洋上测绘比较准确的经纬度， 独立掌握椭圆投影制图技术， 测绘全球；
② 《坤舆万国全图》的地理测绘是独立创新的， 不是西学东渐。地图学是否东学西传还要进一步鉴定。

咋一看，教授可真是史料详实、内容丰富。身为一般吃瓜群众，实在是没能力去评判的。俗人只可以从个人的角度胡侃一下。
讨论一个结论的真伪，通常可以从根据（理由）和逻辑来考虑。若理由是真的，逻辑也正确，那么结论就肯定是成立的。若理由和逻辑有一个不能成立，那么结论就是假的。对于教授考据的许多证据，都是很专业的，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发表意见。那么俗人就干脆假定，这些理由都是真，然后再胡侃逻辑和结论。
可以概括李教授的主要观点：
（一）《坤舆万国全图》不是利玛窦所作，是郑和团体做的。
（二） 郑和船队进行了环球航行，到达南北美洲、北冰洋和澳洲。
（三） 郑和船队掌握了世界先进的经纬度测量、海岸测量和椭圆投影技术。
具体理由：
（一）1.利玛窦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从事大规模的测量和绘图工作；
2. 《坤舆万国全图》比同时期的欧洲绘世界地图更详细、准确。抄本不能比原本更精确，所以资料不可能来自奥特里乌斯、墨卡托、普兰修斯等地图。
3.欧洲人是在利玛窦之后200年才到达美洲西海岸，不可能绘画正确的美洲地图
4.欧洲地图不了解北极，不可能绘画正确的北极海岸。
5. 《坤舆万国全图》的欧洲是文艺复兴前段的欧洲。

结论：《坤舆万国全图》全部以中文标注，不是来自欧洲的，只能是中国人自己的测绘记录。《坤舆万国全图》的绘制者应为郑和航海团队，成图时间应为１４２８—１４３０年。
（二）理由：1.明代中国人已到了美洲西海岸，并长期停留、居住。
2. 《坤舆万国全图》的美洲西海岸是准确的；
3. 《坤舆万国全图》的北极是准确的，而此前欧洲地图的北极是错误的；
结论：郑和船队进行了环球航行，到达南北美洲并对西海岸进行了测量；达到北极并做了观测。
（三）《坤舆万国全图》的经纬度、椭圆投影的测绘技术是中国原创，不是来自西方。
理由：《坤舆万国全图》的经纬度测量和椭圆投影技术是准确的。
结论：《坤舆万国全图》的经纬度、椭圆投影的测绘技术是中国原创，不是来自西方。

（22）
从网上流传的有限信息来看，要判断李教授的论据是否成立，一般人是无能为力的。干脆假定这些论据即理由都是真，俗人再作出自己有点另类的推想。
（一）《坤舆万国全图》不是利玛窦所作，是郑和团体做的。
既然假定李教授的理由是真，那么《坤舆万国全图》就不是利玛窦所作。那么可以判断是郑和团体做的吗？这里的逻辑有点疑问。这种简单的非黑即白二选一，对科学史恐怕是不够说服力的。
我们把李教授的研究结果细分为几个问题：
1. 《坤舆万国全图》是利玛窦作的？
2. 《坤舆万国全图》是郑和团队作的？
3. 郑和船队进行了环球航行，到达南北美洲、北冰洋和澳洲，还做了大规模测绘？
4. 《坤舆万国全图》的经纬度测量、椭圆投影的制图技术是中国原创，不是来自西方？。
按照李教授的论据，得出结论：
1.不是利玛窦做的。
2.只是推论，没有正面的有力证据。
3.李教授给了三个理由：
1）明代中国人已到了美洲西海岸，并长期停留、居住。
此证据尚存争议，即使属实也不能证明郑和船队到达北美并长期停留。
2）《坤舆万国全图》的美洲西海岸是准确的；
3）《坤舆万国全图》的北极是准确的，而此前欧洲地图的北极是错误的。
1）2）3）都不能作为郑和船队在南北美洲和北冰洋进行大规模测绘的有力正面证据。
4. 《坤舆万国全图》的经纬度测量、椭圆投影的制图技术是中国原创，不是来自西方。
虽然《坤舆万国全图》的经纬度测量和椭圆投影技术是准确的，但也不是中国本土技术的正面直接证据。
可见，李教授只是对第一个问题作了证伪，而并没有找到正面证据去证实（证真）其他问题。因此，没有正面的有力证据去说明，郑和船队曾到达美洲和北极并做了大规模测绘，也没证据说明中国有原创的本土技术绘画《坤舆万国全图》。

如果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明代的整个科学技术来看，李教授的结论是难以成立的。《坤舆万国全图》是西式地图，中国传统地图都不是这样绘的。郑和船队没有任何理由前往南北美，更不要说北极了。假如他们去了，并画了世界地图，不会在中国史籍上毫无纪录。光说是政治原因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不论在郑和航行的前后，中国人自己都没有绘画出世界地图。
明代中国并没有经纬线的概念。经纬线是反映地球的曲率，于是又回到“地圆说”了。中国地学从来都是以“天圆地方”作为出发点，根本不考虑大地的曲率。经度只是对于远洋航行重要，中国地图用不着。
椭圆投影需要系统的几何知识。中国从没有几何科学，只有零散的几何知识，不会掌握椭圆投影。

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李教授的结论都是真实的，也不能否定欧洲人大航海的重大意义、利玛窦来华的历史意义。郑和发现美洲，对中国和世界的文明史没有一丁点影响，而哥伦布发现美洲，根本改写了欧洲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从1430年郑和航海结束到1602年利玛窦来华，中华科学技术在一百六十多年时间里断崖式跌落，完全失去了完整的几何科学、失去绘画世界地图的能力。利玛窦重新给中国带来了几何学、世界知识等。
总之，即使《坤舆万国全图》真是中国人所作，也对我们这里讨论的内容没有多少影响：中国科技在明代由于本身的原因长期停滞衰落。

文艺复兴（23）
从马可波罗到利玛窦的三个世纪里，中华文明停顿，欧洲文明却开始慢跑。这段时间西欧发生了不少变化，最重要的就是文艺复兴和大航海。
文艺复兴是中世纪晚期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的思想文化运动。在14世纪发源于佛罗伦萨、米兰和威尼斯等意大利北部城市。15世纪后期起，扩展到西欧和北欧各国，16世纪达到鼎盛。
文艺复兴可以说是东西方文明历史上的分叉点。欧洲文明在中世纪比同时期的东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更加落后愚昧，后来却发展出一个与古代文明更先进的近代工商业文明，并且远远超越其他文明。这一历时数世纪的超越过程，是起源于14世纪文艺复兴引发的文化革新。

11-12世纪，北意大利商业和手工业发达，市民阶级势力强大，发展起独立的思想文化。形成许多独立的城市和小国家，犹如古希腊的城邦。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米兰等共有400多个城市由富有的家族执政。著名的有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米兰的维斯康提家族等。
佛罗伦萨受商人家族美第奇统治三个世纪。他们大力支持艺术创作，使佛罗伦萨成为欧洲的艺术文化中心，在诗歌、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各方面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后来北意大利商业和文化衰落，文艺复兴的浪潮却蔓延到西欧国家。

文艺复兴实际上是希腊传统的回复。西罗马灭亡后，西欧一片黑暗。而东罗马则较多的保存了希腊罗马的文化。14世纪末，奥斯曼帝国不断入侵东罗马（拜占庭），东罗马人带着大批的古希腊和罗马的艺术珍品和文学、历史、哲学等书籍，纷纷逃往西欧避难。一些拜占庭学者在佛罗伦萨办了一所叫“希腊学院”的学校，讲授希腊的历史和文化。许多西欧的学者要求恢复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和艺术。这种要求就像春风，慢慢吹遍整个西欧。文艺复兴运动由此兴起。
其实今天的西方世界，其人文精神与国家制度，无非就是古代希腊与罗马时代的复制而已，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除了增加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外，和古希腊城邦时代没太大区别。

文艺复兴的先驱是文学三杰：但丁（1265年－1321年）、彼特拉克（1304年－1374年）及薄伽丘（1313年—1375）。但丁在1307年左右写了《神曲》。彼特拉克写下了著名的叙事史诗《阿非利加》。这首诗仿效古罗马作家维吉尔的笔法，用纯拉丁语写成，描述第二次布匿战争。彼特拉克到处演讲，他把自己的文艺和学术思想称为“人学”或“人文学”，以此和“神学”相对立。他大声疾呼，要来“一个古代学术——它的语言、文学风格和道德思想的复兴”。因此，彼特拉克是文艺复兴的发起者。1348年薄伽丘写出了欧洲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十日谈》。
人文主义者提倡使用民族语言。首先是但丁和彼特拉克用意大利文写作。从此西欧的作家都开始使用各地的方言而非拉丁语进行文学创作，带动了大众文学，替各种语言注入大量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散文、民谣和戏剧等。欧洲人不再把圣经看作神圣不可置疑的神谕，而是作为古典文学来研究，并将圣经翻译成本民族的语言，导致了宗教改革运动。

不过文艺复兴最显著的影响是艺术变革。来自佛罗伦萨的艺术家如“美术三杰”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和拉斐尔等在罗马等地制作了大批湿壁画。稍后乔尔乔内（1477-1510年）和提香开创了威尼斯画派。他们发明了在帆布上创作的油画来取代木板上的蛋彩画，并且使用模特儿作画。
虽然绘画、雕塑作品仍然以宗教故事为主题，但表现的都是普通人的场景，将神拉到了地上。艺术家们在宗教作品上注入人文精神。早先的宗教壁画，人物都是耶稣、圣徒、天使恶魔等宗教人物，作品以“圣母抱子图”出现最多。圣母和天使们都是头顶光圈，表情神圣呆板，色彩黯淡，背景是天上。画家乔托首先大胆地让圣人们穿上平凡人的服装，表情也是普通人一般七情六欲，还采用了鲜艳的色彩。背景也从天上移到地面的树林山丘，圣人周围的天使们也被普通百姓取代了。后来的作品，如一幅耶稣圣迹图，画面上都是凡间民众，背景、服装、表情都是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气息。再以后，艺术家关注的热情更多地倾注在俗世人物如传说的英雄、王公贵族。到了近代，一般的老百姓——商人、水手、士兵、农民等占据了多数的画面。
拉斐尔•桑西（Raphael Cenci）（1483—1520）创作了一系列圣母画像，和中世纪画家所画的同类题材不同，都以母性的温情和青春健美而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
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Michelangelo Bo that Rorty）（1475－1564），伟大的绘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文艺复兴时期雕塑艺术最高峰的代表。
列奥纳多•迪•瑟•皮耶罗•达•芬奇（Le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1452年－1519年），是最负盛名的美术家、雕塑家、建筑家、地理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文艺理论家、哲学家、诗人、音乐家、和发明家。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人物”。壁画《最后的晚餐》、祭坛画《岩间圣母》和肖像画《蒙娜丽莎》是他一生的三大杰作。
文艺复兴还诞生了新的建筑风格。建筑师希望借助古典的比例来重新塑造理想中古典社会的协调秩序。所以一般而言文艺复兴的建筑是讲究秩序和比例的，拥有严谨的立面和平面构图以及从古典建筑中继承下来的柱式系统。对比例有强烈的追求，使用对称的形状，圆形和正方形为主反对哥特式建筑。

（24）
单从艺术来说，文艺复兴就是在复活希腊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希腊艺术就是希腊神话和希腊风格的雕塑、绘画。希腊传统与基督传统具有明显的区别。基督文化哲学贫乏，没有科学，艺术枯燥无味。希腊哲学丰富，科学深邃，艺术生动。希腊文明就是欧洲文明的起点，没有希腊文化就没有近代欧洲文明。通过学习古希腊文化，开启了欧洲近代新文明的大门。
希腊艺术的影响非常深远。有关希腊题材的作品自古到今层出不穷。希腊神话、绘画雕塑和戏剧长盛不衰。而基督传统主要表现在教堂和宗教生活。
古希腊的艺术充满了人文气息，具有人本主义、写实原则和崇尚人体美的特点。
罗马人是务实的民族。他们的艺术创作似乎主要是模仿希腊。可是罗马的建筑技术是无与伦比的。

古代各文明，无论是二河流域、埃及、印度以及希腊，都喜欢制作大型的雕塑，首先是巨大的石雕。中华文明古代也是有立体的雕塑的。例如一些砖雕、石像，尤其是秦俑。后来佛教传入，也有了大佛像，但是始终限于寺庙使用，并没有流传到俗世的艺术中。俗世间流传的石雕，表现的人物如金刚、猛将和动物种类有限，造型固化缺乏创新。而且，从事雕塑的人始终只是工匠，而没有被看做艺术家。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缺陷。中国的传统美术的主流是书画，是特有的文人画。文人画以山水花草虫鸟为主，静态景色为主，动物的不多，着重反映意境。人物画也有，如仕女图、帝王图，也是以意境为主，并不注重人物的真实程度。

罗马帝国后期，接受了来自东方巴勒斯坦的基督邪教。帝国崩毁后欧洲陷入长达千年的大倒退。后来日耳曼人信教了，开始学习拉丁文，这才脱离野蛮。
中世纪基督邪教时代，欧洲文化全面倒退。希腊文明几乎被遗忘，基本上只有宗教艺术。
欧洲的教堂，不是大圆顶就是高高的尖顶。里面空间很大。四边有各种雕塑或壁画装饰。教堂容纳很多信徒一起祈祷，一起唱歌。与信众的互动显然比佛教强。教堂曾经是文化中心，传授拉丁文，办学校，还救济贫民，举办医院。这样成为一个精神和文化的中心。中国的佛庙在团结当地居民上差多了。中国有强有力的世俗权力和士绅阶层，承担起教育等社会功能。不过中国古代好像没有多少医院，尤其是非官办的。
宗教信仰是人类的一种精神需要。信奉萨满教、原始巫术等的落后民族对于一神教这样的高级宗教基本上没有抵抗力。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同出一源，恩爱情仇千多年。在其早期传教都很顺利。近代欧洲征服世界，基督教拥有压倒性的绝对优势。可是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在伊斯兰世界、印度和中国等古文明地区实际上是失败的。倒是伊斯兰的散布是逆势而上，范围更广大。如今即使在欧美，穆斯林人数也在不断增加，甚至白人也有信仰伊斯兰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同的传教遭遇真的有点难以理解。

（25）
欧洲流行真人大小的雕塑，必然要注重身体各部分的比例。文艺复兴继承了希腊裸体人像的传统，歌颂人体的美，主张人体比例是世界上最和谐的比例。画家们十分注意人的形体，例如骨胳、肌肉，这是中国画所没有的。不但如此，画家们还进一步研究人体解剖，艺术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可与阿里士多德媲美的杰出艺术家科学家达芬奇就是最好的例子。
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年—1519年）是少见的跨界天才。他对各种知识无不研究，对于各种艺术无不擅长。他是画家、雕塑家、工程师、建筑师、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而且在每一学科里他都取得好成绩。
在他看来，对于自然界的观察与实验，是科学的独一无二的真方法。“实验乃是确实性之母”。古代著作家的知识。作为研究的起点是有益的，但绝不能作为最后的定论。他从实用方面接近科学的。为了要满足他的各种技艺的需要，他才去做实验。作为画家，他不能不研究光学的定律，眼睛的构造，人体解剖的细节以及雀鸟的飞翔。他制造了一个眼睛的视觉部分的模型，并说明像如何在视网膜上形成。作为民用及军事工程师，他不能不努力了解动力学和静力学的原理。
达•芬奇感到需要对人体构造有精确知识。他不顾教会传统，弄到许多尸体，加以解剖。他的解剖图不但精细正确，且是真正的美术作品。从解剖学再往前走一步，就是生理学。在这一方面，他也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他谈到血液怎样继续不断地建造整个人体，怎样把材料带到各部分，又把废料带走，好象火炉必须添柴与除灰一样。他研究过心脏的肌肉并画出了心脏瓣膜图。这些图似乎可以说明他了解心脏瓣膜的功能。
他用水的循环来比血的运行。水由山流到何，由河流到海，再由海变成云，由云成为雨而回到山上。在哈维发现血液循环以前一百余年达•芬奇似乎就已经懂得血液循环的一般原理了。

达芬奇并不是孤立的。当时在佛罗伦萨、米兰一带已聚集了一小批研究科学的人士，互相交流。这些人他们对事物比对书本的兴趣大，对实验的研究比对亚里斯多德的意见看得更重。1543年，数学家塔尔塔利亚（Tartaglia）印行了阿基米得的一部分著作的拉丁译本，其他的版本也相继出现。近代物理学大师们的真正希腊始祖并不是百科全书式哲学家的亚里斯多德，而是几何学家和实验家的阿基米得。在有著作流传到今天的古典时代的著作家中，只有阿基米得最明显地具有真正的科学精神。

（26）
在13-16世纪，西欧文明进入迅速成长的青春期。各文明的青春期是朝气蓬勃、喜欢学习进步快速的时期，这主要是文明内在生命力强盛的表现。西欧也是这样。他们如饥似渴地吸收各个文明的成果，积极转换成自己的财富并发展创新。
这段时期西欧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如文艺复兴、技术和科学进步、大航海、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等。文艺复兴是其中的一环，并非决定性的。文明进化、历史进步的基本动力，是经济和技术进步。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西方的大历史观、现代的地缘学说都抱持这个基本观点。当代的社会更是流行。

*技术和科学进步
在前资本主义的古代，技术和科学是两回事。技术是工匠和其他劳动者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一代代地积累起来的。科学的理论对技术的推动不很大。虽然科学观测如天学帮助观测仪器的提高，不过技术主要是实践积累。一般来说，科学是写进书本的，而技术是口头相传。
科学的发展遵循二条路线。一是理论。学者的思考、写作，通过著作和教育传播发展。二是观测与实验。古代基本是观测，而观测的仪器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

在11-13世纪之前，欧洲还是很落后的。此后吸取世界各地的技术成果，在火器、航海、玻璃、机械钟表等最紧要的技术进步很大，甚至超过了其他文明所达到的水准。
火器：欧洲适度规模的战争不断，不但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失，反而促进了火器等技术的进步。他们的火器原本是学自中国和阿拉伯人的，很快就赶上、随后超过东方了。
中国的早期火枪，在10世纪的宋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后经元、明两代发展，已有相当进步。我国发明的火药和创制的火器，14世纪初叶传入欧洲。14世纪中叶，意大利制成金属管形射击武器“火门枪”，其后欧洲火枪独立发展起来，15世纪后期制成火绳枪，比明军火铳更先进。明军大力仿制。自此中国火枪一直在追赶欧洲，有些方面还各有千秋。虽然明军的火绳枪即鸟铳威力比不上西班牙的重型火绳枪――穆什克特枪，但机动性和轻便性却是好得多。
16世纪前后德国生产出一种直线式线膛的火绳枪――“毛瑟枪”，也称“来复枪”，这种带有膛线的来复枪射击精度大大超过了滑膛枪。从17世纪起，欧洲枪炮制造技术发展迅速，法国人发明了具有防风防雨性能的燧发枪，它的出现标志着纯机械式点火时代技术的结束。

中国现存最早火炮是元至顺三年（1332年）的铜制大炮。而1326年佛罗伦萨订购了铜制大炮和铁炮弹。恐怕中西是大约同一时间独立研发火炮的。1340年英法斯普鲁斯港海战中，英国率先在船上安装火炮。15世纪初期，欧洲战场上出现了炮身和药室一体的青铜炮，不久又出现了轮式火炮，采用颗粒火药，法国于15世纪中期首先铸造铁炮。
明末清初，中国已经很难跟上欧洲火枪的发展。清前期四海升平，火器研制基本放弃。
1860年英国制造了铁制战舰勇士号。

（27）
航海：
航海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航海贸易的利润远超陆路。航海直接带动造船、罗盘等航海仪器、地理学、制图学、天文学和几何学等的进步。海战带动火炮铸造、冶金等技术进步。
欧洲的地理环境就如一个大半岛。在十三、十四世纪，海运已取代陆路成为主要的运输通道。除了地中海、黑海的航运外，还走出大西洋，远航波罗的海、经北海到冰岛等地。
1405-1433年的郑和下西洋表明，西欧人的航海技术依然不及中华。但国人回到岸上睡大觉的时候，西欧的航海技术急剧上升。在控制地中海航行权的同时，他们已勇敢地向大西洋遥远的深海冲击。
在阿拉伯和犹太天文学的指导下，葡萄牙人在航海家亨利王子的倡导下首先开始探险。他们在1418年达到西非马德拉群岛，1419年（1439年？）发现了亚速尔岛（Azores），以后又发现非洲西海洋。1487年巴托洛米乌*迪亚斯绕过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1497年达*迦马开始香料之旅，首次绕过好望角，次年抵达印度卡利库特港。1513年，葡萄牙商船抵达广州。
上述远洋航行说明，欧洲人在航海方面已经超越阿拉伯和中国人。而且16世纪最初的二十年，欧洲生产出重量轻、威力大的火炮，可以摧毁敌方的军舰，从此进入坚船利炮的火器时代。
商业和航海是西欧先进的直接动力。文化因素，所谓的民主基因、基督教精神或新教伦理、科学精神等等都是次要的。欧洲扩张的精神动力，在于对香料、黄金等东方财富的无尽渴求。贪婪、劫夺和屠杀，这就是欧洲走向世界所高举的海盗旗帜！

大航海在欧洲科学史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当时的航海技术还处于原始状态，欧洲所认识的地球的面积仍然很快地增加起来。使用十字标竿或圆形星盘来测量太阳中天的高度，可以粗略地算出观测地点的纬度，但对经度还无法作满意的测定。英国的第一幅海道图，据说是1489年的地图。
亨利王子在圣•维森提角（Cape St Vincent）附近的萨格雷斯（Sagres）建立了一所观象台，以便编制更精确的太阳赤纬表。
15世纪50年代，航海活动发现托勒密地理著作与实际不符，西欧人开始绘制新的航海图和世界地图。1569年荷兰地理学家麦卡托（1512-1594年）根据自己发明的投影法绘制新的世界地图。
托勒密的学说差不多都给遗忘了，可人们还是把他当成圣贤崇拜。希腊人关于大地是球形的学说，几世纪以来为天体演化说学者所熟知，现在更成了公认的信念。
从这个信念出发，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一个想法：由大西洋向西行驶便可到达亚洲东岸，印度和中国的丰富的商品便可由海道直接到达欧洲。早期环游地球的航行家不幸总是由东到西，因而总是遇到逆风。如由西到东那就容易多了。
克里斯托弗尔•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从安达卢西亚（Andaltisia）的帕洛斯（Palos）港出发，于1492年10月12日到达了巴哈马（Baharmas）群岛。二十四年之后，麦哲伦（Magalhaes即Magellaii）的船只费时三年，环绕地球航行一周，证明了大地确实是球形的。
这些发现新土地的伟大航行，开阔人们的心胸。贸易的扩展使得工商业得到很大的刺激，于是欧洲的物资和人民的总财富都增加了。由于新大陆盛产黄金和白银（各国都是选定其中一种作为货币的本位），不久就形成了全球的白银贸易。
中国有幸在全球贸易中起到关键作用，进口大量白银，出口产品倾倒欧洲。可是中国商人没有走出去！中国船员没有走出去！中国知识人士没有走出去！！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世界仍然坚定地保持着闭塞和愚昧！！！。
为什么中华文明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实行自杀性的海禁政策？!这绝不是个别人的愚昧、错误。有一个吊诡的逻辑：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无需依仗洋货。因此世界上只有中国能长期地、反复地实行严格的海禁！
俗人也一直对海禁深感莫名。可是若把文明看作生命体的话，海禁就是衰老的文明对外部新挑战所常有的消极反应。
从汉唐便出现大规模的海洋交流，当时并不会带来任何威胁。到了明代，随着东亚与世界整个的社会进步，航海变得更安全、更频繁，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纠纷和争斗。明代的海盗和倭寇就是一个例子。
华夏文明是土地为本的农耕文明。传统威胁来自北方内陆的游牧民族。早在春秋战国，吴越就有水军。可是几千年来海战的实例屈指可数。中华文明对海洋还是怀有恐惧感。对于海洋带来的新挑战，华夏的反应是一次又一次的关门、一步又一步的退缩。对于停滞衰老的生命体来说，这种对未知威胁的过激的消极反应真是很自然。

（28）
中世纪后期欧洲的手工业发展较快，工艺技术也有较快的进步，新的技术产品出现。中国四大发明先后传到欧洲，对欧洲的技术和文化起了很大作用。
根据德国史学家施奈因的记载，中国的造纸术也是公元1150年才传到西班牙，1276年传到意大利，1350年传到法国，1390年传到纽伦堡，1494年传到英国，1576年传到莫斯科，1690年传到北美。欧洲出现雕版印刷则是在1450年以后；首次出版纸张书籍，是在1472年以后；1499年出现了专职纸张印刷所。
西欧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法王查理六世（1368-1422年）的木版印纸牌。德国谷腾堡（1400-1467年）在1450年左右独立发明合金活字。1455年古腾堡已印刷了拉丁文《圣经》。1467年法国设印书局。十五世纪末，欧洲各大城市都有了印刷机，印刷迅速地传播开来。印刷比传统手抄有不可比喻的优势，极大促进了欧洲文化和学术的繁荣。
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都是中国发明的。由于汉字的特性和中文出版物的传统，中国一直是以雕版印刷为主。虽然南宋就有铜活字了。而拉丁字母数量有限，采用活字印刷非常容易。因此活字印刷在欧洲很快就普及了。不过绘画和地图还是使用雕版印刷。十六世纪欧洲的地图大量流通，增加了数十倍。

中国古代陶瓷举世闻名，质量和数量上都是无以复加的。可是好像没有玻璃制作行业，这实在是一大缺陷。玻璃在古埃及就有了。玻璃的主要作用是造日用器皿，在这方面还不如陶瓷。陶瓷的使用性远超玻璃。
可是玻璃却有二项延伸用途影响非常深远。
其一是玻璃可以制镜子，还可以制玻璃窗。本人不知道玻璃窗是什么时候开始普及的，不过无疑玻璃窗良好的透光性能，解决了困扰古代各文明体的住房建筑采光通风保暖的困惑。没有玻璃窗就不会有所谓的“西式”建筑。
第二项非常重要的用途，就是制造透镜。这直接导致望远镜的发明。天文学是古代最重要的带头科学，它带动了数学和其他学科的发展。近代欧洲的科学传统，是来自希腊。基督和日耳曼的文化对于科学没有什么帮助。中世纪后期欧洲、伊斯兰和中国在天文学方面水平差不多。欧洲虽然有希腊遗留的托勒密体系和几何及球面三角知识，但也好不到哪里。决定天文学的不是理论而是观察能力，即人的视力。这方面欧洲人并没有多少优势。望远镜的发明彻底改变了天文学的面貌，确立了欧洲科学的领先地位。

西欧有二种重要的机器：水（风）磨和钟表，蕴含了机器技术的生长点。
水磨是凯撒时代从小亚细亚传入罗马的。后来公元10 世纪在西欧农村得到普及。起先用于碾磨谷物，后来用于多种用途，如提水、榨油、造纸等，还涌来驱动锤、锯和车床等工具。
机械钟表是中世纪西欧的发明。历史较长，对机械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早在11世纪，一些教堂就使用粗糙的摆轮钟。13世纪起流行在教堂尖顶上装钟，提醒人们按时祷告。
13、14世纪一些教堂已经出现大时钟。起先是用重锤做动力。1500～1510年，德国的亨莱思首先用钢发条代替重锤，创造了用冕状轮擒纵机构的小型机械钟，开始有可以放在桌面的钟。1582年前后，意大利的伽利略发明了重力摆；1655-1658年间，荷兰的惠更斯把重力摆引入机械钟，发明了摆钟。钟表结构复杂精细，钟表工和光学仪器工一起组成机械工业的先驱。
用发条做动力驱动钟表应该是一个天才的发明。古代各文明都只能利用自然动力。中国古代有许多发明创造，都是使用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从传统的自然力到蒸汽机的机械力，存在一个难以逾越的壕沟，需要桥梁。机械钟表大概就是这条桥了。
而发条是利用了机械能。钟表含有指针和较复杂的传动机构，这些零件应该都是金属制的吧。随着大笨钟的不断缩水，钟表的结构更加精巧，必定会促进机械和金属加工的发展。
大家都知道的瓦特改良蒸汽机，并不是光靠一二个人的聪明。其实当时英国的机械制作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已经是古代各文明所不能企望的了。
机械钟表的空白是中华文明的又一缺陷。中国古代曾制作了相当复杂、很准确的钟表——水漏或沙漏，是以水力驱动和计时的。可惜我们中国人没有能自行制造机械钟表，在机械方面好像逊于西欧。钟表制造这样精密细致的工作更适合心灵手巧的中国人吧。明末以后，中国工匠仿制西式钟表，造成很多中国特色的产品。可惜始终没有创造性的新突破。

中世纪后期，欧洲技术不断更新，更有效的商品与服务应运而生。制造、农耕、贸易和航海技术都得到改进与发展，大幅超越古代的成就。对利润的欲求鼓励了创造和探索。随着衰退中的贵族不断消失，中产阶级的商人和工匠开始争取能与他们经济力量相等的政治权力。
到了1500年代，欧洲国家已经在许多重要科技上领先世界。欧洲人透过对世界的探索、寻找贸易路线、新教徒的宗教改革和欧洲本身不断的政治竞争等释放活力，也让这个区域在几个世纪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9）
12-14世纪，东方各古文明的科学探索都停顿了。中国在明朝时候失去活力。印度婆罗门文明早就在沉没在玄奥的宗教泥潭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像沙漠的暴风雨，来得急也去得快。只有西欧的科学探索却活跃起来。
西欧科学吸取了全世界的文化成果并进行重大创新。中华四大发明尤其是造纸和印刷，极大促进西欧的文化普及、学术传播。不长的时间内西欧的出版物激增，识字率上升。各类学术作品大量流通。
阿拉伯-伊斯兰的自然科学曾到达相当高的水平。他们保存了古希腊的典籍并大规模翻译为阿拉伯文，吸收了古代巴比伦和波斯的天文数学知识，在天文学、数学、医学及化学方面均有建树。他们还吸收了印度的数字符号。不过伊斯兰学者对希腊的几何学和逻辑理论没有多大兴趣。很快学者们就把所有精力都用来开展无聊的宗教争执。
中世纪中期（大约是10-13世纪），西欧文明生机勃发，处于上升和扩展阶段。西欧的工商业发展很快，生活水准也提升了。十字军东征令欧洲人眼界大开，得以一窥东方的财富，尤其是丝绸、香料和棉。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斯和其他城市的商人，都争相争夺欧洲与东地中海之间的贸易。这些商人从商业活动中累积了多余的财富后，便开始以艺术来美化自己的家乡和城市。雕刻品、绘画、建筑、音乐、诗歌和文学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展现有趣的主题，超脱了从中古时代起就一直占有主导地位的宗教题材。它们普遍描绘日常生活、骑士故事和冒险情节，欧洲的文化因而变得更有人性，宗教的成分也随之减少。
社会富裕是学术繁荣的前提。欧洲人培育出对学问的兴趣。牛津大学的第一所学院成立于1264年。到了1400年间，欧洲境内便有超过五十所大学。原由阿拉伯人保存的古文献被翻译成拉丁文，透过这些古老文献，教育和辩论的风气得以助长。欧洲人在圣地耶路撒冷、西西里和西班牙等地均与阿拉伯人密切接触，并藉此重新发现许多宝藏。伊斯兰文化连同古希腊学术一起成为西欧人的重要财富。
如欧几里德的著作，一直到十九世纪都是欧洲人的标准数学教材。新的数字体系、小数点的观念和零的观念也从阿拉伯人那里拿来了。这些观念原来都是在印度出现的。到了1450年左右，学问的传播速度更随着印刷机的发明而加快脚步。
十五世纪初年由于人们对古典文献的兴趣不断增加，有许多希腊人从东方来到意大利，用现代语教授古语。古代手稿的搜求成了时髦的风尚，意大利和北欧的礼拜堂与修道院的图书馆都被搜掠一空。这样，古代哲学和科学的语言，经过八九百年之后，就重为西方学者所熟悉。更重要的是“古典学问”带来自由探讨的精神以及从事各种各样的研究的动力。

（30）
生理学和医学：
欧洲的医学在文艺复兴以前也是很落后的，并非今天所理解的“西医”。没有什么化学药品，也是以植物和动物药来治疗。诊断治疗也是靠外表观察，没有什么仪器。医学固守希腊罗马的盖伦理论，错误很多。中世纪基督教对医学没有什么贡献。那么，欧洲医学从文艺复兴以后得以超越其他文明，它和其他医学的分叉点是什么呢？
应该说是人体解剖。通过人体解剖才能了解呼吸和血液循环，认识人体各器官的构造。可是文艺复兴以前欧洲人体解剖都是非常肤浅的。达芬奇从艺术的需要出发，认真地研究了人体的结构。不久意大利的医生和医学家开始系统地进行人体解剖，进而建立起近现代医学的基础。
比利时医生维萨留斯发表《人体结构》（1543年）一书，对盖伦的“三位一体”学说提出挑战。英国解剖学家哈维通过大量的动物解剖实验，发表《心血运动论》（1628年）等论著，系统阐释了血液运动的规律和心脏的工作原理。他指出，心脏是血液运动的中心和动力的来源。这一重大发现使他成为近代生理学的鼻祖。
哈维达到这个重要的观念，不是靠了思辨，也不是靠了先验的推理，而是靠了一系列步骤，每一步骤又都是根据利用解剖方法对心脏所进行的观察，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根据“反复的活体解剖”。他一生中解剖过80多种动物。象维萨留斯创立了现代解剖学一样，哈维也把生理学放到观察与实验的正确道路上来，使现代内科与外科医学成为可能。
古代中国人也有做人体解剖，但没有希腊人那么多。到后来就很少做了。中国哲学强调整体观念，不重视细节，缺乏不断分解分析的习惯。从中医来看，解剖大概不是很必要的吧。

欧洲医学的另一个基石，就是细菌和病毒的发现。说到这就会想起显微镜。复显微镜发明于1590 年，发明人大概是詹森（Janssen）。早期的复显微镜在高倍率时所生成的像，是歪曲而带颜色的。1650 年左右单透镜改进之后，便有了很有用的研究仪器。胡克1665年提出细胞概念，不久列文虎克用显微镜看到细菌。

天文学：
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543年出版了《天体运行论》，在其中提出了与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不同的日心说体系。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在《论无限性、宇宙和诸世界》等书中宣称，宇宙在空间与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太阳只是太阳系的而非宇宙的中心。伽利略1609年发明了天文望远镜，1610年出版了《星界信使》，1632年出版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通过对其师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观测数据的研究，在1609年的《新天文学》和1619年的《世界的谐和》提出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判定行星绕太阳运转是沿着椭圆形轨道进行的，而且这样的运动是不等速的。

数学：
代数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取得了重要发展，三、四次方程的解法被发现。意大利人卡尔达诺在他的著作《大术》中发表了三次方程的求根公式。四次方程的解法由卡尔达诺的学生费拉里发现，在《大术》中也有记载。邦贝利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三次方程不可约的情形，并使用了虚数，还改进了当时流行的代数符号。符号代数学是由16世纪的法国数学家韦达确立的。他于1591年出版了《分析方法入门》，对代数学加以系统的整理，第一次自觉地使用字母来表示未知数和已知数。韦达还建立了二次方程和三次方程方程根与系数之间的关系，现代称之为韦达定理。
三角学在文艺复兴时期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德国数学家雷格蒙塔努斯的《论各种三角形》是欧洲第一部独立于天文学的三角学著作。法国人笛卡儿于1637年，在创立了坐标系后，成功地创立了解析几何学。费马建立了求切线、求极大值和极小值以及定积分方法，对微积分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将不定方程的研究限制在整数范围内，从而开始了数论这门数学分支。

物理学：
伽利略通过多次实验发现了自由落体、抛物体和振摆三大定律。他的学生托里拆利经过实验证明了空气压力，发明了水银柱气压计；法国科学家帕斯卡发现液体和气体中压力的传播定律；英国科学家波义耳发现气体压力定律。笛卡儿运用他的坐标几何学从事光学研究，在《屈光学》中第一次对折射定律提出了理论上的推证。他还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动量守恒定律：物质和运动的总量永远保持不变。

磁学研究：
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 of Colchester,1540－-1603年）是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研究生，皇家医学院的院长。他使用实验方法研究磁现象。在《磁石》一书中，他搜集了当时有关磁与电的知识，并加入他自己的观察结果。
磁针是在十一世纪末由中国人首先发现的。此后不久，由穆斯林海员应用于航海，到十二世纪磁针便流行于欧洲了。
吉尔伯特研究了磁石之间的吸引力并证明磁针自由悬挂时，不但象在航海罗针中那样大致指着南北，而且在英国，它的北极还略向下倾，其倾角则随纬度而不同。吉尔伯特指出他的结果对于航海有很大重要性，并且根据他对磁针方向的实验，断定地球本身的作用必然象一个大磁石，它的两极与地理上的两极接近，但不完全重合。磁石方向或磁偏角随时间的变化，吉尔伯特说，一个均匀磁石的磁力强度和磁场与其质量成正比例。这好象是第一次认识到质量，而不提重量。

这段文字充满修饰性激情词语，要将其过滤掉之后才能客观理性地讨论。17、18世纪西欧曾出现过对中华文明的称赞向往。可是这只是硬币的一个侧面。历史是多面体，局部的真实不等于整体的真实。欧洲曾短时存在对中华的羡慕，这是事实。既不应无视，也不应得意忘形，看不到整体的真相。
欧洲哲学家们对中国的称赞主要有几点：非宗教的理性哲学、帝制和科举。他们在激烈地反对当时的宗教权威和专制权力，而把中国当做可行可学习的范例。
中华自古就是宗教观念淡薄，提倡理性。这在其他文明里是少见的。希腊也有明显的理性哲学，他们更倾向自然科学，而中国则倾向政治和社会哲学。西欧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大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建立起理性科学民主的近现代文化。中国经过五四运动走向近现代的社会。而伊斯兰、印度等民族没有经过激烈的改革，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浸润多年还是很不理性。因此他们的社会远没有欧美、中国先进。在这点上，中华和欧洲有共同点。
中国的帝制是绝对君主制，即君王拥有绝对的权力，不受有力的约束。它决不是一些欧洲人想象的开明君主治理。中国的政治制度包括帝制和科举等官员任用制度，都是为大一统服务的。而西欧哲人的理想，虽然怀有不强烈的欧洲统一理想，但他们更加喜欢自由民主，绝不会为了一统而放弃自由民主。这是中、欧一个根本区别。
儒家哲学和大一统观念，对中国历史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统一不利于进步，适度分裂可以促进前进。这是13世纪以后欧洲和中国不容否认的历史逻辑。明清时代，传统政治和哲学对社会发展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阻碍了发展。欧洲对中国的称赞，只是一个短时的假象。那时欧洲人对中国传统的了解很肤浅，而且是过分地美化了。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好。
事实上，西欧并没有学习中国、走中国道路。启蒙运动是十八世纪的事，那时欧洲已经发生科学革命，甚至蒸汽机也发明出来了。欧洲已经远远走在中国前面。其后欧洲强调人身自由、共和民主，起码也要议会制约的相对君主制度。鸦片战争之后，不论欧洲人还是中国人，都清楚地知道，中国存在严重的专制、腐败、保守，还有普遍的贫困落后。
我们坚持理想客观看待历史，不应自欺欺人、胡乱歪曲。

（31）
通常我们以哥白尼“日心说”为第一次科学革命的起始，以牛顿的伟大发现作为其完成标志。牛顿在1687年发表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对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进行了描述。这些描述奠定了此后三个世纪里物理世界的科学观点，并成为现代工程学的基础。
在力学上，牛顿阐明了动量和角动量守恒的原理，提出牛顿运动定律，打下了经典力学的基石。在光学上，他发明了反射望远镜，发展出了颜色光谱理论。
牛顿还和莱布尼茨各自独立地发明了微积分。

在科学革命的初期，重要的科学发现如日心说、人体解剖、高次方程解、三角学等，其他古文明也可以做得到，或者学习一下必需知识如几何学就可以做得到。后来的成果如开普勒的行星定律则需要望远镜等仪器。后期的牛顿定律、微积分就不是古代文明有可能取得的了。只有近代文明才可能，而只有西欧文明进入了近代文明。
科学的发展有二条途径，即理论构建和观察、实验。理论构建是从基本概念或原理（公理、公设或定律）出发，通过逻辑推演或数学运算得到更多的概念或规律，构成一个理论体系。观察和实验，是有意识的、依据某种理论进行观察或实验、实践，从中发现事实及其因果性联系，并提升为抽象的概念、定理、体系。而理论体系也要在实践中修改、丰富、发展。
古代诸文明除了希腊，都是重实践轻理论的。逻辑推演、理论构建，不要说东方，罗马人也懒得动这个脑筋。希腊科学文化尽管很原始，但找到了科学入门的道路。它是超前一千年的，对希腊本身没有多大作用，要到了中世纪中后期才有条件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西欧在文艺复兴前还是落后的，三四百年间超越其他文明达到近代文明这样的世界高峰。从科学技术本身来看，有几个重要因素。重新复活了希腊科学作为理论基础；全面吸取中华、伊斯兰等全世界文化成果；西欧人本身的聪明和好学、喜欢探索和冒险，等等。军事需求和商业利益也是重大的动力。而从文明周期论的角度来看，13世纪以后，各古文明都处于停顿的老年期，只有西欧文明处于青春期。
中华文明的实用倾向很明显。诸如伽利略研究力学这样的事，中国人是不会去做的，没有用处。中国的天文观测举世无双，却缺乏理论构建。对哈雷彗星的观测很详尽，就是不去尝试运用数学找出它的规律，加以理论总结。僧一行和郭守敬做了系统的大地测量，距离科学的地圆学说咫尺之遥，就是止步不前。
每个文明、每个民族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中华文明也有一些缺陷。这是很正常的。了解这些缺陷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历史和文明，理解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
西欧文明率先发展出前所未有的近代工商业文明并超越中国和其他古代文明，是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文艺复兴时期首先在文艺美术等文化领域革新，随后在科学理论和政治学术等方面获得大发展，最后在18世纪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建立起工业文明，全面地超越中华文明。这个历史过程历时约500年。今天，中国已重新兴起。中华复兴的英文翻译”The Great Renaissance of China”, 正好与英文的“文艺复兴”用了同一个词。有理由相信，本世纪内我们中国将全面地赶上欧洲，以及美国；甚至再一次超越欧洲、美国，重新站上人类文化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