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链接与讨论】
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五百年来谁著史》的作者韩毓海先生给《北京晨报》的答问。《五百年来谁著史》没读过，对明清历史也不了解，不过对这篇答问的某些问题有些不同看法。现冒昧地（但愿不是狂妄无知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欢迎批评。
韩毓海认为，“闭关锁国说”并非历史事实；明清积极发展国际贸易；环境危机终结“郑和下西洋”。
链接：晨报：“闭关锁国”曾被认为是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本原因，您不同意这种观点？
韩毓海：所谓“闭关锁国”，在中国明、清两朝确实出现过，但那都是为了消除外患所采取的权宜之计，随着外患解除，相关政令也就取消了，只要看看明清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规模，就可知“闭关锁国说”并非历史事实。
晨报：那么为何此说影响力如此之大？
韩毓海：“闭关锁国说”有两个源头，一是起于南洋，一是起于日本。在南洋，不少华人从事海盗营生，在清末，华人海盗的规模非常惊人，曾达10万人之巨，拥有规模庞大的舰队，为消除外患，清政府采取了控制性的措施，限制南洋与内陆之间联系，这确实是“闭关锁国”的政策。人所共知的是，辛亥革命得到了南洋华侨的大力支持，随着国民革命的成功，“闭关锁国说”被广泛接受，其实，那只是一个区域性的政策，却被当成了国策。至于日本，随着它在近代崛起，开始探讨所谓“历史必然性”，日本学者发现“明治维新”后，日本打开了国门，而中国并没有类似的举措，所以，他们也认同“闭关锁国说”，这一说法被鲁迅、陈独秀等留日学生所接受，在他们的推动下，“闭关锁国说”渐渐成了“标准答案”。
晨报：历史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韩毓海：从今天的史料看，“闭关锁国说”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是，明清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惊人，据日本学者百濑弘统计，18世纪至19世纪，中国通过全球贸易，流入白银共达12亿两，仅乾隆中期，每年从西班牙流入的银元，就多达500万元，这说明，明清时中国外向型经济，已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据统计，当年殖民者从美洲开采出的白银，四分之三流入了中国，中国历史上晋商、徽商等10大商帮，都是在明清时代出现的，中国商品远涉欧洲，甚至对西方人的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英国的下午茶，当时只有中国产茶，如果没有“中国制造”的支持，这一习俗从何而来？事实是，中国明清并没有“闭关锁国”，相反，我们一直在积极发展国际贸易。

晨报：有如此大的国际贸易规模，为何中国一直是个内陆型国家，而非海洋型国家？
韩毓海：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北方存有边患，为维护政权稳定，国家的主要注意力都投向了北方，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当时山西、华北、西北是中国比较富裕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边防，政府投入多。此外，鼓励边贸，促进了这些地方的经济繁荣。最终明、清两代解决了北方边患问题。在传统的政治版图中，由于有边患压力，中国只能更重视南北平衡，这使我们成了一个内陆型国家，但并不能因此否定明清时期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今天，中国比较富裕的地方多是沿海地区，这是近代沿海开放形成的，而西北等地的经济反而落后了，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地理从横向，变成了纵向，从追求南北均衡，转变成追求东西均衡。
晨报：中国明代是不是更重视海洋战略，比如郑和曾“七下西洋”？
韩毓海：“郑和下西洋”是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但它之所以终止，并不完全因为政策转向，而是环境危机。造船需要使用非常多的木材，还要运到造船厂加工，这只能通过水运，随着远洋次数的增加，沿河两岸的森林都被砍伐光了，而远离河岸去砍伐，运输成本又太高，郑和航海事业后世未能继承，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晨报：西方大航海为何没遇到环境危机呢？
韩毓海：西方大航海时代也遇到了环境危机，一度也几乎中断了所有远航计划。但中国大航海时代开始得早，所以受资源制约的情况出现得也比较早。另外，美洲的发现也使西方的资源得到了补充。通过大航海，明代建立了一套“海洋朝贡体系”，这个体系非常重要，它以琉球、菲律宾等为中转站，硫磺、白银、马匹等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中国的商品也走向西方，这种贸易秩序的建立，曾是后来国际贸易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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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不能同意韩先生的见解。明清时代整个中华文明，无论是政治还是思想，都是非常保守的。这种保守是内生的、根深蒂固的，只要一有机会就表现出来。“闭关锁国”、对海外华人的猜忌都是其一种表现。三番四次的锁海是极端的反历史潮流的错误。明初洪武年间就开始锁国了，倭寇时候又一次锁海。清朝禁海，理由是郑氏集团在沿海活动。但是，严厉的禁海确实是远超必要和合理的范围。禁海本质上是衰落文明对海洋的恐惧。中国本质是大陆农耕文明，天然地对海洋怀有畏惧。中国海军，除了元朝之外，从没有远海作战的经历，从没有远海开疆拓土的经验。郑和下西洋只是漫长历史的一个例外。
明清时期，随着航海、造船技术的提高，海洋贸易日益频繁。海洋引发的冲突也必然增加。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健康的政治实体会采取积极的态度去处理，而衰落的文明体会关门大吉。
世界上只有中国和小日本这样的国家可以实现闭关锁国。禁海对于欧洲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历史的吊诡在于，锁国的根本底气，在于中国地大物博，物产富足。国家发展的有利条件变成愚昧落后的充分条件。
韩先生说：“在清末，华人海盗的规模非常惊人……为消除外患，清政府采取了控制性的措施，限制南洋与内陆之间联系，这确实是“闭关锁国”的政策。”对此严重不解。“闭关锁国”是指清初的国策。鸦片战争之后锁国政策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破，洋务运动也开展了。这时限制海外华人，虽然也是反动措施，却不是一般所指的闭关锁国。清末华人海商有如此巨大的实力吗？俗人真是十分无知，印象中只想起荷兰等西方列强对华人的镇压和屠杀。华人海商海盗是在中国沿海打家劫舍大杀四方吗？还是拦截西洋船队？辛亥革命是得到了南洋华侨的大力支持。可是他们都是正经的生意人和善良爱国的华人劳动者，不是海盗！
本来明代和清初是中国向海洋扩展的大好时机，海外华人和海商-海盗正是生力军。西欧初期都是海商海盗王室海军一体向外的。中国的政策实在是历史大错误，造成的损失无法弥补！
终止郑和下西洋也不会是环境问题引起。如果是环境恶化，有必要如此严厉彻底地打压航海吗？中国人除了政治决策外，什么都是拖拖拉拉的，从不会雷厉风行地实行环保。阿拉伯处于干旱少树地带，几百年一千年都在海洋活跃，又是到哪里砍树的呢？西欧如果没有木材，他们自有良方：去海外抢啊！中国为什么不去树木繁茂的东南亚伐木呢？中国人绝对不敢这样想！这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别。
韩先生谈到“海洋朝贡体系”，谈到惊人的外贸规模，中国在全球性的贸易中站在近乎中心的位置。可是，这是否就是“一直在积极发展国际贸易”呢？非也非也！积极就包含主动的含义。消极去做就不是积极。这个惊人规模的贸易，百分百是欧洲人从事的。中国商人没有走出去，中国船没有走出去，中国船员没有走出去！甚至有没有一个或几个中国人会琢磨一下，这个贸易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赚钱机会？洋人的生活和需求是怎样的？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去见识见识？
明代建立了一套“海洋朝贡体系”，本身就不是积极拓展贸易，而是限制海外贸易。首先是官府垄断，从不放开私人参与。无论中国船出去还是外国船过来，都要严加限制。朝贡贸易本身，不是谋求商业利益，而是作为政治工具，往往奖赐外国的货物价值大幅超过外国的“贡品”。
比较一下同时期欧洲的东方贸易，举国一致，官民军一体；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之类的组织，同时考虑控制航线、开拓疆土、海外移民、政府获利和商人赚钱。这才叫积极的贸易政策！
韩先生认为，当时山西、华北、西北是中国比较富裕的地方。这要具体分析。北方有些商家抓住国际贸易大发展的时机，积极参与，从中发财。晋商走西口，在蒙古以致俄罗斯做生意。不少人成为巨富。他们的生意是受到清廷的严格限制的。销售的商品大多数江南的茶叶丝绸之类，恐怕对山西的经济并没有多大促进作用吧。
不了解徽商，他们的海外贸易如何？有没有得到官府的大力扶持？
大航海之后，全球贸易形成。中国的产业结构曾在全球体系中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可惜中国的国家和民族没有抓住千年一遇的历史机遇，努力置身事外，对本国严加限制。近现代中国的衰弱落后、丧地失土，中国自己也有责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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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摘自一篇名为《古代的兵器与攻守战法》的网络文章。谨向原作者表示感谢。
经过魏晋南北朝乱世的积累，唐代造船技术已经相当精良，船身普遍使用铁钉钉合，石灰桐油添塞船缝，结构十分坚固和严密。此外，唐代还发明了轮桨、水密隔舱和水罗盘。轮桨的样子很像水车，安装在船舷两侧，每对为1车，以轴相连，水手踩动轴上的踏板，轴转带动轮桨划水，是螺旋桨出现前最高效的推进方式。水密隔舱技术，则利用彼此隔绝的船舱，使漏水的舱室不至轻易危及整条船的安全，这项技术至今仍是船舶不可或缺的。
唐代出现了一种叫做海鹘的战船。这是中国第一种外海战船，据传船身前倾，两侧安有多对用于增强稳定的浮板，形态酷似俯冲的海鸟。从南宋秦世辅创制的海鹘战舰，长31米，宽5.5米，有10橹，仅能容水手42人，战士108人的记载推断，唐代海鹘应该只会更小。外海战船的出现显示了逐渐萌动的海防问题。这个问题到了明代，还将格外严峻起来。
南宋战船中最具个性的是各式各样的异形船，其不拘一格的奇思妙想，使残酷的战争由然而生出些玩味。如张贵所制的无底船，船后部中间无底，加以伪装，敌军不知情下跳上，就会落水被歼。如冯湛所制之船，平底可以涉浅，战船盖可以迎敌，海船头尾可以破浪。又如马定远的'马船'，女墙轮桨都可以拆卸，既可运输又可作战。
除了异形船，南宋车船发展更是蓬勃，不仅官军大量装备车船，连起义军也不例外，甚至体形亦不逊于官军。如杨麽起义军在洞庭湖水战中使用的车船，采用楼船船型，长达110米，可容纳千余人，上设高楼和拍竿，有轮桨22-24车，轮桨外侧装有裙板。
至于外海战船，则按照长江南北海域划分为两类。长江以北多淤沙浅滩，缺乏良港，使用平底方头的沙船，长江以南使用吃水较深，利于破浪的尖头尖底船。后者以福建所造的'福船'为最好。
外海战船第一次大规模参战是在元代，帝国在东征曰本的行动中调集了900艘海船，其中1/3是中小型战船。遗憾的是天公不做美，一场台风使东征变成了壮观的海难事故。
明代初期是中国外海战船发展的巅峰，但在气度非凡的郑和远洋船队最后一次巡视了帝国威名所至后，随之而来的却是外海舰队物极必反般的一蹶不振。中国水军从此将告别巨舰和远洋，回到一个很低的起点，与落后的倭寇水军纠缠不清，干等着欧洲炮舰迎头赶上。
在倭患频生的明代中后期，外海战船的体形非但始终没有超过南宋海鹘战舰的水平，反而在朝廷的扶持不利下落入了小艇战略的怪圈。如当时的戚继光舰队，就由大福船、海沧船和苍船组成，相对倭船而言的'大'福船负责冲击，较小的海沧船负责歼敌，最小的苍船负责追击。这个怪圈既然阻挠了巨舰的发展，也就抑制了舰炮的发展，进而彻底打消了欧洲铁甲帆船那样的坚船利炮在中国出现的可能。
在这个没落的时代，唯一有些精彩的战船，也许就只剩下联环舟和子母舟了。前者通长12米，两头高高翘起，占全长1/3的前段装载着炸药，一旦撞上敌船，前段就借着碰撞与后段脱钩，并牢牢钉在敌船上，后段士兵随即点燃导火线，然后安全驶离。后者则通长11米，母舟等同于自杀炮台，后段腹内藏有子舟，当火炮轰开敌船时，母舟也会在猛烈的后坐力下破裂，子舟里的士兵则可全身而退。如果说南宋异形战船偏重诡诈，上述两款异形战船就唯有用犀利来评价了。
介绍到明末，剩下的历史不说也罢，清代严守着明末战船的水平，直到鸦片战争后才猛醒，继而又在甲午战争中彻底绝望，只剩下无可挽回的悔恨与悲叹。
中国最终没能成为海洋国家，尽管在从汉到明初的1500年中，其商队的航迹曾经遍布西太平洋、印度洋、直至波斯湾的蔚蓝海洋，长度远远超过繁荣的地中海贸易线，尽管其航海技术远播海内，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文明推动力，尽管其曾拥有世界首屈一指的优良战船，尽管。。。一切已成云烟，但每每遥想却依然倍感自豪，亦倍感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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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链接】感谢原作者
火枪最早出现在中国，这一点是勿庸自疑的。中国的早期火枪，在10世纪的宋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后经元、明两代发展，至明末本应有所大成，怎奈…………在中国广泛使用火铳后，阿拉伯人在14世纪初，制成了木质管形射击火器“马达发”。而欧洲14世纪中叶，意大利制成金属管形射击武器“火门枪”，以后又发明了火绳枪。要说明的是，欧洲的火枪是自己独立发展起来的，在17世纪的时候，反而对中国的火枪技术有所影响。
宋朝出现的“突火枪”杀伤力不大，射程仅仅5―10m，在当时多说是吓唬人用。但元朝建立后，重视发展新型火器，至元十六年(1279)，集中各地工匠于大都(今北京市)，研制新式兵器，重新调整火药的配方，使同样体积的火药，效能提高了约三倍。元朝至顺三年(1332)，铸造了铸有铭文最早的铜火铳，长1尺1寸，重28斤。同时还制造出了早期的手铳，但威力小、射程低，基本上没有使用价值，给军官们作为玩物倒更合适一些。
元末战争时期，火炮在战争中被大量的使用，据《明史》记载，元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张士诚被明军围困在平江城(今江苏苏州)，大将徐达“领四十八卫将士围城，每一卫置襄阳炮架五座，七梢炮架五十余座，大小将军筒五十余座，四十八营寨列于城之周遭，张士诚欲遁不得飞渡，铣炮之声昼夜不绝……”。由此看来，当时的战斗景象是何等的壮观，火铳和火炮的数量亦已经达到相当的数量。
明朝兵器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主要冷兵器有长柄刀、枪、短柄长刀、腰刀及各种杂式兵器如？钯、马叉、狼筅等等。除了继承传统的兵器品种外，火器的发展到明朝达到鼎盛时期，明末的兵书如《兵录》、《神器谱》、《武备志》、《西法神机》、《火攻挚要》、《筹海图编》、《军器图说》、《火龙神器阵法》等更是详细地记录了明军装备火器的制法、图谱以及火器部队的编制和战法。此外诞生了数位知名的火器(包括理论)专家如赵世祯、毕懋康、胡宗宪、茅元仪、孙元化和明末清初的天才武器发明家戴梓；十分重视火器运用的军事将领如戚继光、孙承宗、袁崇焕等。
明军真正意义上的火器发展是从抗击倭寇时开始的。15世纪初期，西欧的工匠们将原先的“火门枪”的木制握柄被重新设计过，射击时能够倚靠在士兵的肩膀上，而不再是架在支架或者地上，自此步枪的定义被正式确定为：单兵肩射的长管枪械。15世纪中期，又创制了新式火枪――火绳枪，用火绳点火，并在火枪上加装了能够控制点火的机械装置――扳机，使火枪射速更快，射程更远。这种新式的扳机击发式火绳枪的口径一般为15～20毫米，管径比一般为40到45，而最大射程一般为60～80米(杀人距离)。
火绳枪在1543年传入了日本。大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南夷”(葡萄牙)商船被台风带到了萨摩以南的种子岛，葡萄牙商人带有欧洲火绳枪，大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工匠八板清定仿制出了倭国最早的火枪――种子岛铳。大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倭国江州的国友锻冶，组织了高明的工匠，仿制成适合倭兵使用的火绳枪，并且制成了闭锁螺栓，较好地解决了枪尾的闭气问题，提高了火绳枪的威力，较葡萄牙人制造的火绳枪更为先进。这种火器的口径与欧洲火绳枪相同，但射程提高到100米，射速每分钟5发。不久国友锻冶进行批量生产，售出数百支成品，有些海盗及走私商人等乘机购买，持为劫掠凶器，我国闽浙沿海多受其害。
当时正值戚继光抗倭，戚继光对火绳枪的威力评价很高，认为这是杀敌最有效的兵器，并对火器的战术使用作了很深的研究，发展出车营、三才阵等适合发扬火器威力的部队编制和战法。
大明正德七年(1512)，明军平定南海之役，缴获三艘海盗舰船，得到了“佛郎机”火器。“神机营”的武器专家改进了缴获的火器，创制出佛郎机铳，又称为“神机炮”，并批量生产，使中国的火器跨跃了一大步。但佛郎机铳是大口径火枪(炮)，需三人同时操作一门。九年后，大明嘉靖元年(1521)，明军在广东新会西草湾之战中，又从缴获的两艘葡萄牙舰船中得到欧洲火绳枪称“西洋番铳”，但那时葡萄牙人所用的火绳枪，大抵还是初创时期的制品，未引起明军高层的足够重视，直到不断掳掠沿海的倭寇用上了火绳枪，明朝军队才开始批量装备以之对抗。
大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军在收复被倭寇及葡萄牙人侵占的双屿(今浙江鄞县东南)战斗中，俘获了一些善于制造铁炮的日本人及铁炮。由马宪、李槐等人，学习了制造火绳枪的方法，并在其基础上，加以研究改进。于大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造出了“比西番尤为精绝”的中国第一批火绳枪，而且手笔极大，一上来就是一万挺，由此可见，当时明朝政府对军队装备火器的重视程度。如果不是明朝末期，政治上实在极度腐败，外加连摊上三个“倒霉”皇帝，满清焉有入主中原之理！
中国把创制成功的火绳枪，称之为“鸟铳”，《武备志》说：“后手不弃把，点火则不动，故十发有八九中，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又因其所安装的弯形枪托形似鸟喙而被称为“鸟嘴铳”，也有人称其为鸟枪，成为当时明军战斗中的“利器”。明军装备的鸟铳射程可达120米，枪管用熟铁制作，底部有火孔与火药池（放引火药）相连，池上覆盖有铜盖，可以遮挡风雨，搠杖（通条）插在枪管下的木托上，用于填送弹药，枪管底部用螺栓封固，便于取开擦洗枪管。
大约在同时，鲁密国(今土耳其)派遣使者朵思麻到中国进贡火绳枪，中国古代著名火器专家赵世祯，生长于海滨，少经倭患，深知改善武器装备的重要性，于大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给皇帝呈上了《用兵八害》的条陈，建议制造鲁密国进贡的番鸟铳，经兵部议交京营试制。
赵世祯唯恐京营“制造打放两不如法”，就登门求教朵思麻，详细讲解了制造和使用方法，并自己出资(赵世祯时任从七品衔的中书舍人)召集工匠进行试制，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创制了比鸟嘴铳射程更远的火绳枪，称之为“鲁密铳”。这种铳加长了枪管(4尺5寸)，重量略大于鸟铳(6―8斤)，射程远(150米)，威力大，在结构上更优于鸟嘴铳。故《武备志》说：“鸟铣：唯鲁密铳最远最毒”。同时还研制出当时最新式的火器“掣电铳”和“迅雷铳”，前者兼具西洋铳和佛郎机的优点，后者并有鸟铳和三眼铳的长处。
万历三十年六月，赵士祯研制的火器通过兵部、工部、刑部等部门官员的试验。会审报告建议皇帝将赵世祯“所制车铳式样随发京营，依法成造，责令官员加以教演，传示各边，以究其防边制虏之用”。
对比15―16世纪欧洲各国装备的火绳枪，构造和明军的火绳枪基本一致，技术参数也大致相仿，但明军的鸟铳比这些枪都要轻便。西班牙的重型火绳枪――穆什克特枪，口径在23毫米以下，重8-10公斤，弹丸重50克，射程250米，可以保证射穿任何的铠甲，虽然明军的鸟铳威力比不上这种枪，但比起机动性和轻便性却是穆什克特枪远远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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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初期，欧洲战场上出现了炮身和药室一体的青铜炮，不久又出现了轮式火炮，采用颗粒火药，法国于15世纪中期首先铸造铁炮，并很快使这一技术传遍欧洲；公元16世纪前后德国纽伦堡地区生产出一种直线式线膛的火绳枪――“毛瑟枪”，由于“膛线”一词的英文译音是“来复”，所以线膛枪也称“来复枪”，这种带有膛线的来复枪射击精度大大超过了滑膛枪。
从17世纪起，欧洲枪炮制造技术发展迅速，法国人发明了具有防风防雨性能的燧发枪，它的出现标志着纯机械式点火时代技术的结束。燧发枪的基本结构如同打火枪，即利用击锤上的燧石撞击产生火花，引燃火药。以其射速快、重量轻、射程远等多种优越性，逐渐将火绳枪废弃；瑞典人则划时代地把弹丸和发射药装在同一个纸筒内，装填时将纸筒撕破(咬破)，把发射药和弹丸一块装入枪膛中去，既简化了装填过程，又保证了发射药的定量装填，它预示了一种新型的定装枪弹的出现；1776年，英国人又将直线形膛线改成螺旋形，发射时火药气体使铅丸膨胀而嵌入膛线以发生旋转，发射的弹头出膛后高速旋转前进，增加了子弹的稳定性，提高了射击精度，增大了射程，到达了200米之多！
这些欧洲先进火器优于中国火器。明政府毫不犹豫的花钱从葡萄牙铸炮专家伯多禄•波加罗在澳门兴建的铸炮厂引进火器技术，进行大量仿制，进而批量装备军队。《中国军事史•兵器卷》记载明朝后期明军的火炮用精铁铸造，在技术上接近西方的水平，数量则稳居世界第一，野炮的最大射程可达到10里，舰炮也达到4里以上，开始采用了爆炸弹丸、分装弹药、后膛装填、有射表、瞄准具等等，种类上覆盖大中小口径，平射炮、曲射炮、臼炮……
明军主力火炮“红夷炮”，号称“净重三千斤，射程十里，每发可毙敌千人”，当时倭国和后金的大炮射程才一里(500米)。后金头子努尔哈赤就是被袁督师的红夷大炮炸毙的，据说临死前对明军的大炮耿耿于怀，说：“我二十五岁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想不到死在明军的大炮之下。”努尔哈赤死前命令后人好好学习明军火器，到了进攻扬州时清军也是用大汉奸吴三桂的大炮轰塌了城墙才攻下了城池。
火枪已经是明军步兵的主要装备。每名火枪手配备火药罐2个，一个装发射药，―个装引火药，携带铅弹300发。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发射药已经使用粒状火药，而不是以前的粉末状火药，其成分比例为硝1两(占75。75%)，硫磺1钱4分(占10。6%)，柳炭1钱8分(占13。65%)已经基本达到黑火药的最佳配比了(硝75%，硫磺10%，炭15%)。由于发射速度较慢，为弥补这一缺点，通常在战术上采用三排轮放法，即一排装铳，一排进铳，一排放铳，第一排发射完毕后，退至第三排装铳，第二排进至第一排位置放铳，如此轮流发射。同时期欧洲的火器技术虽然高度发展，但是冷兵器仍在作战中占很大比例，主要包括长矛、长戟、长弓、短剑等。
直到明朝灭亡前，明朝的军事机构也在不遗余力地开品种颇多，形式复杂的管形火器(火枪、火炮)。如崇祯八年(1635)，南京户部右侍郎毕懋康著的《军器图说》中，记载有“自生火铳”，就是一种燧发枪，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燧发枪；京军三大营的标准装备――线膛枪(直线膛)，葡萄牙人于1637年向明政府进献了线膛枪，神机营火器专家用后称赞该枪射程远，精度高，装填方便，上表请示大量仿制并装备京军三大营；大汉奸吴三桂作大明山海关守将时，曾制作过大口径铁芯铜炮，集铁坚、铜韧于一身，提高了大炮的使用性能，这可以说是当时不小的创举，这炮至今有一门陈放在沈阳的辽宁省博物馆。说明几十年间明朝火器技术发展之快，但可惜国家将亡，没有批量装备。另外喷射火器(古代火箭)制造也相当精良，样式、品种达几十种之多；爆炸性火器也相当发达，具体有两大类：一类就是地雷，品种繁多，有石头雷、陶瓷雷、生铁雷等数十种；另一类就是水雷，有水底雷、水底龙王炮和混江龙等兵器。根据大量的史实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和使用“两雷”的国家。
我国在17世纪中期的明末清初时代，火器的发展程度并不很落后于西方世界，军队的火器装备比例基本上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清军除了初期为了和明军争夺政权，而大力发展和明军一样的火器外，其他的时候，清军简直就是一无是处。满清建国后，军事装备专家仍对火器有相当改良和实验，例如满清政府曾先后开发过三种主要形式的燧发枪，即转轮式、弹簧式和撞击式，只是这些燧发枪做出来不是用来装备军队，而是用做宫廷狩猎时使用的禽枪。乾隆年间还制作过镶骨燧发枪，和同时代欧洲装备的制式步枪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但此枪的作用依然是狩猎用的玩具――世界最先进的武器居然派上这种用处，可见鞑子还是无法和先进的人类相提并论的。
更可气的是，康熙年间的超天才武器发明家戴梓发明出“连珠铳”，一次可连续发射28发铅弹，威力极大，在当时可谓妙绝古今，冠绝中西，比欧洲发明的机关枪早两百多年。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他发明的威远将军炮类似现代的榴弹炮，射程远、火力猛、威力大。但鞑子酋长(恕我用此侮辱性字眼)抱着“骑射乃满州根本”这种白痴的念头，愚蠢地将戴梓充军关外，中国的火器发展乃告停顿，终于被欧洲所抛下。康熙还算有点良心，将“戴梓”之名刻在“威远将军”的炮筒上，以示尊重。
到1842年英国的远征军司令濮鼎查让中国军官在火炮面前惊得目瞪口呆，四千远征军竟击败了满清二万正规军。1860年英法联军扫荡圆明园时发现，当年英国使团赠送给鞑子酋长乾隆的火炮仍保持完好的状态，随时可以发射，不过好像在华丽的“夏宫”它们只是摆设品。1900年鞑子那群不忘“骑射乃满州根本”的八旗兵在八国联军新式的“连环火枪”(机枪)前被打得尸积如山，而被鞑子们扼杀了探索精神和民族优越感的的中国人却在颠狂的信奉着“神功护体，刀枪不入”。
看到这里，是不是有种悲哀！综观明代火器发展史，所有现代陆军的兵器，编制都能在那里找到雏形或对应的东西：地雷、水雷、火箭炮、铁丝网、机枪、装甲师、等等。至于要问为什么如此精良的明军会败在刚脱离蛮人行列的后金手中，就无须我多说啦，已有很多人写专著论述明朝的败亡。与明末官场的极度腐败相比，满清从开始到灭亡都散发着两个字――愚昧！这种愚昧和普通的因无知而产生的愚昧不同，而是有意识地拒绝一切新思想的愚昧……

（37）【讨论】
明朝一直在不停地追赶西欧的火器。只要看到实物，很快就能仿制出来，而且某些方面还比原物更好。可是这种方式注定是永远追不上的。到了清初万里一统、天下太平，于是就不再追赶了，埋头睡大觉。加上大航海我们挥刀自宫，到底是天亡我也，还是简简单单地“不作为”三个字自己就把自己灭了呢？
【】

@自由我定 2018-09-12 17:47:51
“他观察到中国人重视现实利益的“现世主义”，也很准确。因此中国古人在抽象思维、逻辑推理方面是不及欧洲人的。”——————所以你认为现代西方人在“抽象思维、逻辑推理”方面是比不上古代欧洲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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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复地指出，“抽象思维、逻辑推理”在古代各文明里是少见的，只有希腊人取得突出的成就。伊斯兰文明学到了一些，但不完全。西欧在文艺复兴里恢复了希腊的传统。
而如果把中华文明与其他中古时代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早期基督教文化相比，他们都是宗教主导，自然较多地思考虚无渺茫空洞无稽的宗教问题。例如大家熟知的基督教“针尖上可以站立多少个天使”，中国人绝不会花脑筋的。
中华文化是世俗化的，有强烈的道德化、艺术化倾向。这是我们的独特优点。不过凡事都是一分为二。
至于把现代西方人和古代欧洲人相比，我觉得不好说。你的看法呢？

（38）清代科技
明清的科技呈现复杂的状况。一些方面仍在向前发展，例如地学、植物科学、采矿冶金技术、陶瓷技术等。有些方面甚至直到19世纪西欧工业革命刚开始时依然优于西欧。产生了一批科学技术的总结性著作、经典巨著。可是大部分领域停滞不前。在一些决定性的方面，传统科技出现了明显的甚至是急速的下降和倒退。例如天学、数学、造船与航海技术、火器等。
清朝基本继承了明朝的趋势，至关紧要的地方停止发展，某些应用技术有所进步。同时，欧洲科技也如明末一样，通过传教士的狭窄渠道继续渗入。到乾隆时，朝廷对西方文化的限制更加严厉，而罗马教会也停止派遣传教士的方针。况且，西欧科技革命开展后，科技进步飞速，也不是非专业的传教士所能关心和掌握的。于是，中、欧之间的交流中断了。
中国人所能做的，就是关门睡大觉。少数有识之士则在传统科技和一知半解的欧洲文化中徘徊打圈。中华民族宝贵的时间和智慧就白白浪费了。

清代天学：传统天学无可挽回地衰落了。汤若望删改崇祯历书，作《西洋新法历书》，清廷以《时宪历》名称颁行。崇祯历书修成后，西方理论和仪器大规模传入。清初几乎所有比较重要的天学家都研究西法，如薛凤祚、梅文鼎、江永等。单纯研究传统方法已不能做出成绩。清朝年间仿制大型天文仪器并无大的进展，远远落后于欧洲。
王锡阐（1628-1682）著《晓庵新法》。他深入研究传统历法和西洋新法，指出西洋天文学存在不少缺陷。但他提倡“西学中源”则是错误的。王锡阐深入研究中西天学，在日月食、金星水星凌日的计算方法上比中、西方法都有所进步。

数学：明末清初以来的算书，有不少是介绍西方数学的。中国古代数学也就停止独立发展。
《几何原本》对其后中国数学家影响颇大。主要是它严密的逻辑推证的演绎法，冲击了中国“只讲方法，不讲义理”的传统，使得算学结构有了变化。三角学的知识，中国人并不陌生。但在西学影响下才成为独立的分科。西学还带来横式的数学表达方式。
清初的学者如黄宗羲、王锡阐（1628-1682）、梅文鼎（1633-1721年）诸人具精研西算。康熙亲自学习西方数学。梅文鼎（1633-1721年）深入研究传来的西方数学，并多有创见。他利用传统的勾股算术证明《几何原本》的很多命题，用几何图形证明余弦定理和正弦公式。他还十分重视传统数学，唤起对几已失传的宋元数学的注意。明末李之藻翻译《同文算指》，介绍西洋笔算。梅文鼎把笔算由横行改竖行。
另外，明清之际输入的西算，有不少没说明原理。于是许多人致力证明西学的定律和公式。明安图（蒙古人）《割圆密率捷法》1774年用独创的方式推导出传入的三角函数展开式。
至乾隆初年（1700年后），西算输入告一段落。朝野上下，刻意复古。研治宋元旧学者众。

讨论：清前期数学领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中国人对来自欧洲的近代数学进行了独立的研究。当时西学东渐的通道很窄小，基本上通过耶稣会的教士。因此中国学者对西学的了解非常有限。在隔离、封闭的环境下不少学者竟然自行研究西方数学，并取得一些独创性的成绩。尽管由于西方数学的迅速发展，中国人的独立研究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但亦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人在数学方面的天才并不比西人差。假若西欧在文艺复兴（明末清初）之后科学陷于长期停顿，则在中国产生一种中西融合的近代数学亦并非不可能。
地理、制图：
清康熙历时十余年，同时聘请西方传教士参加，采用西方的经纬网和梯形投影方法绘制《皇舆全览图》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绘制面积最大的地图。不过，这幅地图也宣示了中国传统地理与地图科技的终结。
清朝边疆地理有大的发展。杨宾《柳边纪略》、张缙彦《宁古塔山水记》等记述黑龙江地理；《台海使槎（cha）录》介绍台湾；《西域闻见录》介绍新疆及近邻；《卫藏通志》、《西藏图考》讲述西藏；《蒙古游牧记》介绍蒙古地域；《朔方备乘》讲述北疆边事。

++（39）
传统科技停滞期的明、清二代，中国应用技术的状况也是显现整体停滞或缓慢改进、局部进步的状态。如冶金、纺织、瓷器、园林建筑等技术方面，直到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还是一直领先的。在建筑技术、治黄工程、商业数学与珠算、传染病学、外科、声学和地方志的编修等方面也有新的发展。
印刷、火药也继续进步。可是印刷和火药的进步速度已经远远赶不上后来居上的欧洲了。

—陶瓷
明清更上一层楼，达到精良辉煌境界，各种彩瓷大量出现。著名的有明“脱胎”瓷，“影青”瓷等。清彩盘胎白度超过75度，烧成温度达1310摄氏度。
明清最大的成就是精致白釉，釉色纯白如牛奶，晶莹透彻。一道釉的瓷色丰富多彩。青花瓷质量优良，畅销中外。
唐起瓷器成为重要的外销商品。宋更是大宗出口。特别是南宋，外贸收入成为主要财政支柱，瓷器占重大分量。
中国的瓷器从唐代开始西传。唐宋时日本朝鲜学习我国的制瓷技术。8世纪我国瓷器远销阿拉伯、地中海等地。11世纪中国制瓷技术传入波斯，后来更传到阿拉伯。15世纪传入威尼斯。
—印刷：宋代1041-0148年间，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明代木活字印书较多。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木活字印刷盛行。
15、16世纪，江南流行铜活字印刷，清代铜活字大量使用，印刷数量达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就是用铜活字印的。
—采矿、冶金
凿井技术在宋代已相当先进，明及清初更有进步。明代陕西、四川等地已开采石油。明1521年在四川凿成第一口石油竖井，深达几百米。比美国和欧洲早三百多年。清道光年间，四川用竹木、钻头构成的井机，钻出千米以上的天然气井。
我国冶炼用焦的记载最早见于明末清初。欧洲18世纪才用焦炭。在冶炼用煤和用焦上，我国都比欧洲早得多。

西式钟表传入中国：1581年春，意大利人把西式自鸣钟带到广州。此前西洋钟已传到日本。西洋钟深受地方官员和富商的喜爱。到清代，更是成了进贡佳品。18世纪中国进口了大量的钟表，大多是从广州进口。18世纪广州也出现了钟表工场。最初是洋人开办。至迟在康熙年间，本地人就开办了钟表作坊。广州也成为中国的钟表制造中心。广钟进步很快。至迟在1800年左右，广产洋钟在造型及机芯等都被认为与英国钟等不相上下。而且广钟色彩鲜艳，外形具有浓郁的民族和地方特色。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在大炮引领下涌入中国。随后170多年，中华传统文化受到极大冲击。一方面可以看到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仍然有很大影响。另一方面，传统的科学技术体系土崩瓦解。到民国初年，短短几十年间，几千年的传统科学完全停止独立的发展，被西式教育、西式科学取代了。如今只有中医药硕果仅存。

（40）
近代史上的西学东渐：
明末清初，罗马教廷多次派遣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主要是耶稣会教士。来华的传教士大都受过良好的科学教育，有较高的科学知识。西方传教士为了说服有高度文化的中国上层社会接受基督教，只好借助先进的近代科学。他们带来大批科学书籍和新知识，藉此西方科学第一次大规模进入中国，西学东渐成为我国自然科学发展的主流。这一时期来华的传教士有500多人，带来了不少西方科学知识。著译约有370多种，其中科技120余种，多为数学和天文，及地学、物理、火器等方面。
这时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也是刚刚兴起。《崇祯历书》等，有欧洲的天文知识和仪器、第谷的天文体系、后来还介绍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以及开普勒和牛顿的一些理论。数学有几何、算术笔算、对数和三角学等。介绍笔算的《同文算指》是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译，有较大影响。清代学者重视并改进，笔算遂日渐普及。
传教士还传授了欧洲的火炮技术。除了天文、数学之外，欧洲的其他科学知识并没有引起认真的研究和提高。
传教士还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文化、历史。中国的哲学思想、园林建筑等对欧洲有一定影响。

欧洲文化让士大夫深感惊异。引起极大反响。出现了不同派别：
①以明末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派：倾向务实，追求新知识，立足于西学；
②以清初梅文鼎、王锡阐为代表的一派：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取得超过前人的成就；
③以明末方以智为代表的一派：学习西方的目的在于借西方以恢复和发扬中国古代的传统，立足点在于中学。
④以清初扬光先为代表的一批守旧派：则坚决反对西学，却符合统治者的思想。
从明万历到清康熙大约一百余年间，欧洲科学的传入是宽容的，康熙（1645-1722）宽容西学，还亲自学习了西方的几何和天文等知识。他亲政的半个世纪西学东传最为活跃。即使是“最排外”的康乾时期，在清廷任官的西方传教士就达400多人。我们现在留下的大多数有名气的中外交流都是康雍乾时期，1793年乾隆拒绝马格尔尼是因为礼仪问题始终不能解决。而乾隆之后才有纯粹的排外法令出现。乾隆，康熙，都有洋画人像，圆明园里大量的西洋景。
清初顺治任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颁行西洋历法。康熙组织编制地图、编写《数理精蕴》。该书全面介绍欧洲数学，最早介绍计算尺，广泛流传。不过政府对不符合政治需要的东西一概排斥。后来罗马教会企图要中国信徒放弃传统拜孔祭祖习俗，遭到中国士大夫及百姓反感，康熙曾下令禁教。乾隆初年，西学输入减少。1723年雍正元年以后，限制、禁止传教活动。1773年以后，由于耶稣会解散等原因，欧洲科技技术的传入完全中止了。1723年到1840年的百多年间，几乎完全中止了欧洲文化传入。
康乾以后，朝野上下，刻意复古。清中后期的科学研究者专心于传统科学的考证，不少人研治宋元旧学。不管怎样，仍然以传统方式研究天学和数学，已经是不能取得有意义的成绩。传统科学的研究和发展结束了。

（41）
自晚明起，就出现考证学，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朝廷组织编纂《古今图书大成》《四库全书》等，推动考证学派大盛。考证首先从经书开始，后来涉及史书和子书等。其中对科技文献及有关典籍也做了严谨的考证。例如《九章算术》、历代历法、《水经注》等做了认真的订正和注解。还把一些失传已久的书籍从较早的类书中搜辑出来。例如《九章算术》、《海岛算经》等就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刊印的。
乾嘉学派中的数学家们对汉唐《算经十书》、宋元算书认真地做了整理，使荒废数百年的传统数学重获生机；同时对传入的西算也进行了消化，更进一步开展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主要有：明安图开创的三角函数展开式，董右诚、项名达等人进行了研究；汪莱和李锐做的方程式论的研究，虽然时间迟于笛卡尔，但也得到和笛卡尔符号法则相同的结果；汪莱、董佑诚、罗士琳（1789—1853）关于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的研究。

鸦片战争之后，比较著名的中国数学家有：顾观光（1799-1862）、徐有壬（1800—1860）、戴煦（1805-1860）、李善兰（1811—1882）、华衡芳（1833-1902）、黄宗宪等。这些人大都是学贯中西，掌握西方数学的基础上独立地进行一些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果。李善兰在钻研传统数学的时候，还自学了《几何原本》前6卷。在没有接触欧洲后来取得的数学成果的情况下，他独立地取得一些重要成果，如尖椎术、垛积术等等。他超越了宋元时期的水平，恐怕是中国传统数学的最后光芒。从现代数学的角度来看，他实际上用到了无穷小求和、幂级数展开的概念，给出的公式实际上相当于微积分的定积分公式。他尚未接触西方近代数学，也不知道使用数学符号，依旧是以传统的表达方法来表述的。李善兰还独立地证明了关于素数的著名的费马定理，虽然时间晚于欧洲，却是在未受西方影响的情况下得到的。在了解到西方科学的新进展之后，李善兰、华衡芳等科学家积极从事欧洲科学的翻译和教育工作，为中国科学的近代化做出重要贡献。
在翻译西方数学著作的同时，中国学者也进行一些研究，写出一些著作，较重要的有李善兰的《尖锥变法解》《考数根法》；夏弯翔的《洞方术图解》《致曲术》《致曲图解》等等，都是会通中西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
清后期戴震以降、钱大昕等专心于传统天学的考证。李锐（1768-1817年）、汪曰桢（18183-1881）及阮元（1764-1849）等人对古代天文历法做了整理研究工作。

在清朝一代，欧洲的科学理论大量涌入。比较重要的天学家、算学家都研究西学。有些人学贯中西，融汇研究。例如有人指出西法有确实存在的缺点，有人以西法解决传统科学的某些问题，甚至独立解决西学中的某些问题。这足以说明，中国人的科学智慧起码不低于西人。可惜他们只能通过传教士了解西学，对欧洲的科学和社会认识很片面。欧洲科学正经历急剧的飞跃，不从根本上全面地学习，中西的差距只会急剧扩大。

（42）
【链接】
作者：回忆是一首歌 时间：2018-04-12 15:41:29 来自天涯 煮酒。感谢原楼主和回忆网友。
清朝的来华传教士中，进宫结交皇室的就有：白晋、张诚、郎世宁、柏应理、傅圣泽、蒋友仁、王致诚、贺清泰、穆景远。。。
清朝康熙年间就有去欧洲的中国人，还有跟外国女人结婚并在外国定居的。
沈福宗：（英文：Michael Alphonsius Shen Fu-Tsung，或Michel Sin、Michel Chin-fo-tsoung、Shen Fo-tsung），1657年－1692年，生于南京，是早期到达欧洲的中国人之一。1681年随比利时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由澳门启程前往欧洲，一路游历了荷兰、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欧洲六国。他们一行分别与罗马教皇和法、英两国国王会见，并结识当地社会名流。沈福宗出国时随身带有中国儒家经典和诸子书籍四十多部，因此也就把中国语言文字、儒家道德哲学等文化传到欧洲，帮助西方学家从事汉学研究。
黄嘉略：康熙十八年（1679），黄嘉略出生在中国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的一个天主教家庭，自幼便受洗入教，学习拉丁文。但他也受到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康熙四十年（1701），黄嘉略在外游历时巧遇法国传教士梁弘仁，梁弘仁正准备前往罗马教廷就“中国礼仪之争”表达在华传教士的意见，他问黄嘉略是否愿意作为其秘书一同前往欧洲时，黄嘉略欣然答应。
康熙四十一年（1702）2月，梁弘仁和黄嘉略从厦门起航，经过8个月的海上颠簸后，到达了法国首都巴黎，随即他俩便赴罗马办理教廷事务。在罗马，黄嘉略陪同梁弘仁就“中国礼仪之争”进行多次辩论，历时3年才完成任务。
康熙四十五年（1706），梁弘仁和黄嘉略返同巴黎，等待教廷公布“中国礼仪之争”的最后裁决。法国王家学术总监让・保罗・比尼昂获悉黄嘉略滞留巴黎后，就设法将黄嘉略推荐给了路易十四，不久黄嘉略便被正式任命为法国国王的中文翻译，负责为路易十四翻译中文文件，并协助管理王家图书馆的中文书籍。为了使黄嘉略安心留在法国，比尼昂还特意给他安排了一门婚事。康熙五十二年（1713）4月，黄嘉略在巴黎和一法国女子雷尼埃成婚。
胡若望：是这些去欧洲的人中最为不幸的一个，他在欧洲过得很不开心，甚至被关进疯人院。但他又是幸运的，因为最终回到祖国度过了晚年。
据费赖之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记载，自法国派出科学考察团（康熙27年）开始，共计有法国籍神父86人，葡萄牙籍79人来华。法国科学传教团来华，对促进法、中两国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仅直接导致欧洲18世纪汉学的兴起，也为中国统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法国、了解欧洲的窗口。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导致波旁王朝覆亡，派遣科学传教团来华一事也随之终止。【】

（43）明朝的二种思潮
明朝二百多年间，科学技术大都停滞不前，而以天文数学为尤甚。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政治情况而论，政治黑暗，八股文科举，以四书五经命题，扼杀一切创造性的思想；心学盛行轻视一切经世致用之学。
朝廷的政策压制科学技术，比较突出的是对天文历法的政策。不但禁止私人学天文历法，而且数次拒绝修改历法的提议。理由是“祖制不可改”。
数学停滞则如徐光启所言：“算术之学特废于近代数百年间耳。废之缘由二：其一为名理之儒士苴（ju）天下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能知来藏往，靡所不效。……”
明初奉行程朱理学。中后期王守仁“心学”兴起。王守仁（1472-1528年）继承孟子“万物皆备与我”和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心外无物”的“致良知”、“致知格物”和“知行合一”说。他说：“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该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理学和心学的泛滥对明及以后的科学技术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

与此相反，明代实学思潮有所上升。明中叶以后，仕途外的一些知识分子如李时珍、宋应星、徐霞客等专门从事科学技术的总结和考察工作，做出重大的贡献。仕途上的一些知识分子如徐光启也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这些都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主要是较大规模的总结，是传统科技体系的尾声。
中国科学史上的颠峰之著，《农政全书》完成于天启三年，《天工开物》和《徐霞客游记》均完成于崇祯十年，方以智的《通雅》和《物理小识》则完稿于崇祯十二年和十六年。
李时珍（1518-1593年）《本草纲目》190万字，收药物1892种，附方11096则，插图1160幅。
徐光启（1562-1633年）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他摒弃传统诗赋书法，致力于实用学问，如天文、屯盐水利、数学等。1.主持《崇祯历》2.翻译《几何原本》3.编纂《农政全书》
徐霞客《游记》
宋应星（1587-1667）《天工开物》（1637年）：共18章，是技术百科全书。涵盖粮食作物、蚕桑和棉麻纺织、染料染色、稻麦的加工、产盐和制糖、砖瓦陶瓷、铸造锻造和冶金、车船、石灰采煤硫磺、造纸、兵器及火药火器等方面。涉及当时工农业各领域的生产技术，给予定量的数据，并提出不少理论概念，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科技典籍。书中的不少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是先进的。例如：作物与环境的关系，人工选择育种、石灰水中和酸性土壤等；江西的水碓（dui），水力带动，同时具有灌田、脱粒及磨面功能；蚕的变异和杂交育种；冶金工艺等。
在《谈天》一书里，宋应星提出了“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的命题，很有科学意义。

到了明末清初，和西学东渐几乎同时，强劲的实学思潮兴起。具体而言，内涵包括：
以罗钦顺、黄宗羲、王夫之等为代表，把“气”看做宇宙万物本体；
以王廷相、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注重“经世致用”（田制、水利、税制、盐法、边防等）；
以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徐霞客、王锡阐、梅文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
以焦竑（hong）、方以智、顾炎武等为代表的考据实学；
以王艮、李贽、黄宗羲等为代表的启蒙思潮（反对君权，工农皆本，人性解放等）
实学思潮中，提倡大胆怀疑、敢于思考和注重实用的精神。实验、实测、实证的思想有发展。朱载堉亲手做了无数关于律管的实验，还动手测量磁偏角。徐霞客毕生野外考察。方以智讲求“质测”、“通几”，“质测”指实验、观测和实证，“通几”指通过“质测”达到哲学思想。

明朝的科学领域还是出现一批有成就的科学家，如李时珍、朱载堉、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和方以智等人。但是与同时期欧洲科学家比较却是逊色的。
同时期欧洲科学家：哥白尼（1473-1543年《天体运行论》1543年，标志科学革命开始），麦卡托（1512-1594年，荷兰地图学家，用圆柱正形投影法绘制世界地图），伽利略（1564-1642年，开始近代力学的建立），开普勒（1571-1630年），笛卡尔（1596-1650年），哈维（1578-1657年），牛顿（1642-1727年，1687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莱布尼兹（1646-1716年）。
布鲁塞尔人韦萨利《人体构造》1543年，1555年法国人贝朗开创比较解剖学。波义耳1661年《怀疑派的化学家》明确提出元素的定义。哈维1628年《论心脏与血液的运动》，胡克1665年提出细胞概念，不久列文虎克用显微镜看到细菌。
1560年在那波利建立了自然科学院。1660年创立伦敦的皇家学会。1666年成立巴黎科学院。
（）

（44）清初科技的评价1644年-1840年
1723 驱逐各地基督教传教士；1740 《大清一统志》问世；1811 禁止基督教传教。
清初科技延续明后半期的状况：继续编纂总结性著作，但没有突破性的理论成果；在很小范围内继续引进西洋科技。天文、数学、地理、航海造船、火器等重要领域，实际上都已经停止了独立研究发展，要么在很狭窄的范围学习欧洲，要么干脆放弃。
大致来说，从利玛窦来华到康熙，约一百年上下欧洲科技小量传入。从雍正乾隆到1840年也是约一百年上下，欧洲科技传入收紧直至完全停止。
“西学东渐”来到中国的，主要是天文学直接相关的知识，包括几何等数学、天文观测、地理测量和地图制作。输入渠道仅限于几个传教士。影响范围狭窄，只限于朝廷部分官员和少数知识阶层。西学远远谈不上向一般知识阶层扩散。
其实哥白尼日心说起欧洲已开展科学革命，中国已经是越追赶落后越多。乾隆年间开始工业革命，则需要非常手段才可以赶上了。
尽管西学的传播范围很狭小，但已足以促成中华科技的整体停顿。至18世纪末，中华科技已经停止发展，渐渐被洋学取代而终结。

（45）
有些人以为，假如没有清兵入关，那么西学就可以在中国迅速扩散，中国就有望赶上欧洲了。这种“假设”恐怕只是海市蜃楼。清兵入关不是明亡的直接原因，相反，是明亡的直接后果。明朝亡于中国内乱。也别指望李自成那些高速堕落的手下会成为倾心西学的开明进步派。
单纯从科学技术本身来说，西学与中学有对抗性矛盾。中国悠久光辉的传统文化，既是我们自豪的力量，也是进步的沉重负担。推广西学必然引发众多大儒小儒的抗拒。更糟的是，不但有思想观念的冲突，更涉及严重的利益争夺。假如西学得以进一步扩展，那么必然引起越来越大的反抗。从明末清初到清末到民国甚至到上世纪60年代甚至到今日，质疑否定西学的呼声时起时伏，有些是直接涉及现代科学的。
起码，西学与科举之争就是饭碗之争，需要强有力的改革。而中国历史反复证明一个可悲的真理：改革者没有好下场。
还是把视线收窄点，只看明末清初如何引进西学的吧。中国的高度集权，长期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认同的基础，但在明清时期妨碍进步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沉重。科学技术直接受朝廷控制，既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有束缚压制作用。为什么起先要引进西学，后来断绝往来却依然自我感觉良好，丝毫不觉得需要再次引入呢？因为朝廷不再需要了。引进的动因是历法失误要重新编订，还有地图需要。而一套新历法观几百年。在《皇舆全览图》之后，并不再需要进行全国地理测量，编制全国地图了。于是，西洋科学可以下课了。
虽然“坤舆万国地图”、《皇舆全览图》都是采用西法，但西方地理学和制图学在中国的影响实际上微乎其微。直到清末，中国编绘的许多地方地图，基本上还是采用旧法。西学的传播十分缓慢。
至于其他的科学理论，物理学、力学、化学、医学等等，鸦片战争之前基本没有进入中国。西洋医学是以人体解剖为基础，不但与中国观念严重冲突，而且会威胁许多人的饭碗。中医中药在历史上作用很大。它包括理论、技术，可以自圆其说（自洽），也经受数千年的实践考验。传统医药本身就是一种古代形态的科学。然而它不能自行进化到现代医药学。

（46）
有人举出明末一个可谓齐全的翻译计划，似乎只要实行了中国就可以一步到位成为科学先进国家。这是幻想。谁来译这些书？全靠传教士及其中国信徒。而传教士的基本职责不是搞科技，中国信徒大多不懂科技。谁来出版？谁会认真阅读？科学不是看小说，需要系统的艰苦学习，需要做大量功课。学了有什么用？一般读书人是不会自学洋书的，只会有个别懂传统科学而且对新鲜学说满怀兴趣的高智商人士，才有可能通过零散不全的洋书学得系统的科学知识。
可以对比一下西学在中国和日本渗透的不同情况。日本开始接触西洋人的时间与中国差不多。中国学习西学的先驱如徐光启、梅文鼎、康熙等都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无法割舍的情结，而日本人对中华文化则淡薄得多，更容易接受西学。
1543年葡萄牙人带来火绳枪。不久日本人学会制枪并用于内战。荷兰人带来大量图书，被日本人翻译成日文。传教士都是学识丰富，对知识人有相当吸引力。1630年后，幕府曾禁止传教。严禁洋书。但执行时有变通，对实用科技网开一面。1720年废除对西方实用书籍的禁令。
从中国引进一批汉文的洋学书，如西人著书的汉文版《测量法义》《几何原理》，涉及西学的中国人著作《天经或问》《农政全书》等。以及梅文鼎《历算全书》、《西洋新法历书》等中译洋书。
长崎长期是洋学的窗口，不少人在此学习荷兰语和自然科学、翻译荷兰书，形成“兰学”。后来一些懂专业知识的人士也学习外语、投身译书著述，有些人也自行著书。如语言学《兰学阶梯》，医学《荷兰本草和解》《解剖新书》，《荷兰地球说》《实用机械系基础》《蒸汽船》等。
1552年建造第一座天主教堂大道寺，俗称“南蛮寺”。 1550年设立第一间教会学校神学院，20年后多达200多所。教授西方哲学、神学，拉丁语、自然科学、音乐绘画等。“南蛮”文化迅速传播。1557年起耶稣会士开设多间 “南蛮医学”医院并教西方医学。1611年京都教学院，讲授天文、地理、数学，宣传地圆地动说、天文和地理测量法等。这些知识很快被日本人接受，日本人当时就开始大地测量绘制地图。19世纪初，西欧的天文学、力学等纷纷翻译成日文。各地开办洋学堂。尤以医学最受关注。
传教士不遗余力地研究日本语文、编辑辞典和文法书。用假名向大众传教。沙勿略学习日语，用罗马字写书宣传教理。《罗葡语词典》（1595年）、汉和词典《落叶集》（1598）、《日葡词典》（1603）及《日本大文典》（1604-1608年）影响至今尚存。
布教者印刷各种图书，如宗教书、《伊曾保物语》（伊索寓言），拉丁文辞典和拉丁-日语词典等。西洋油画等艺术品陆续传入，首先是圣像画。早期西洋画派开始形成。除了宗教画，西洋风格的西方和本地风俗画也绘制出来。圣歌等声乐也被接受。
总之，西洋文化根本改变了日本师从中国的历史。
中日间有几点不同。日本禁教的时候很残酷，而对洋书主要是实用科技一直手下留情。1720年以后洋书基本开禁。中国在18世纪初日渐收紧，几乎断绝。
长崎一直是洋学的窗口，中国没有，澳门和后来的香港都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日本传教士也是开路大军，不过后来本土学习者翻译者日益增加，自行翻译、研究洋学。而中国人士懂洋文、学洋学的很少，也没有渠道了解欧洲的科技发展，一切依赖传教士。
日本传教士首先重视日文研究，编撰拉丁文-日文辞典和教材，传授拉丁文。在中国，不知道有没有拉-汉字典，甚至不知道有谁懂洋文。
中国洋学以天文历法、地图为重点，是中央所需。日本洋学的重点是医学，是人体解剖，在民间受欢迎。
日本不少神学院、洋学院。中国没听说有。
总之，学洋文、办洋学堂是普及科技的第一步。这一步都没卖出去，光译书作用很有限。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范围和影响都很狭窄。虽足以让中国传统科学停止发展，一步步终结，却不足以让中国科技急起直追赶上去。中国需要大规模的开放、全面吸收西方科学。而明清中国社会、文化都非常保守，不可能主动接触大范围接受欧洲科学。

（47）
从1582年利玛窦来华，1720年康熙重申禁教令，1723年雍正驱逐传教士，1759年乾隆下令闭关，禁绝天主教在中国传播，1773年教廷解散耶稣会，洋学传播停顿。近二百年来华耶稣会士有467人。加上来华商人、水手等，在中国的洋人不少，而中国赴欧洲的官员基本没有，民间商人士人也基本没有。
据统计，二百年间耶稣会教士共译著西书427种。其中纯宗教类251种，占57%；人文类55种，13%；自然科学书籍131种，占30%，有数学、天文、生物、医学等。翻译方式是西人口译，中国人笔述。中国合作者主要是有科学知识的士人。明末利玛窦、汤若望等与徐光启、李之藻、王征等人的合作组合译书最多、影响最大。如数学的《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圜容较义》《数理精藴》；天文的《混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崇祯历书》；物理、机械的《远镜说》《远西奇器图说》《泰西水法》等。
鸦片战争之后，洋务兴起。1866年派遣使节赴欧；1872年首批留美学童；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从事翻译和外语教学；以后陆续设立福州船政学堂（1866）、京师大学堂（1898）等近代教育学校。1903年朝廷宣布在全国开办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西式学校，1905年废除科举。
鸦片战争后，官府推动设立专门译书机构如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京师同文馆等，开展翻译活动。是新教教士等西方人和中国近代科学家如徐寿、华蘅芳、李善兰、徐建寅等合译。西方人仍起重要作用。据研究，1862年中国只有11人能教授外文。
直到20世纪初清末，中国本土学者才成为翻译和外文教育的主体。
无论中外，原来都没有职业的“科学家”。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宫廷贵族喜欢招募、资助有名望的学者从事艺术和学术活动，也包括科学研究。后来出现有专长的科技研究人员，其中不少是在大学里教学和研究。还组成了专业的学会。19世纪中叶西欧科研学者才从兼职转变成专业的职业科学家。
在中国，20世纪初一些留学生回国，专业地从事科学的传播和研究，成为最早的职业科学家。科学组织也出现，1915年成立中国科学社。1928年南京政府设立国家级的中央研究院。

（48）链接 来华传教士金尼阁
金尼阁万历卅八年（1610）抵达澳门，1611年初经肇庆抵达南京。利玛窦逝世后不久，金尼阁抵北京，发现了他的札记，遂着手整理，并从意大利文译成拉丁文。万历四十年（1612），金尼阁神父奉命回罗马向教宗保禄五世汇报教务。他为此走遍中国大江南北调查当地教务，次年返回欧洲。
返回欧洲后，他身着中式服装出入于公共场合，以感人肺腑的演讲宣传利玛窦和其他在华传教士们的功绩。他投入极大的热情著书立论。并出版了利玛窦的《中国札记》一书，在欧洲引起不少反响。由于金尼阁的积极活动，西方当时掀起了“中国热”。大批欧洲年轻传教士申请赴华。
万历四十八年(1620)金尼阁与22位耶稣会士，偕同教宗赠送、购买的洋书7000余部再次前往中国。由于瘟疫传染、风暴及海盗侵袭，这22位传教士丧亡过半。船只次年抵达澳门时仅幸存5人，同船来华的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傅泛际等人都有很深的学术造诣，日后在中国大力传播西学。瑞士人邓玉函是数学家、当时的欧洲科学院院士。汤若望曾任康熙帝的老师。清世祖顺治（1644-1662）常邀汤氏入宫咨询，称呼他为“玛法”，即满人对长辈的尊称。
金尼阁第二次来华后，先在南昌、杭州、开封、太原、西安等地传教。后在绛州、西安和杭州等地翻译印制中西书籍。金尼阁1628年11月14日逝世于浙江，葬于大方井传教士公墓。
金尼阁为中国带来了整整一个图书馆的书籍。据说，这些书都是精装本，无一重复，囊括欧洲古典名著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神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最新成就。金尼阁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选择有二千多册。联络了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中外人士打算共同翻译出版。不幸的是，1628年，金尼阁在杭州过早病逝，“西书七千部”的翻译计划流产。后来，李之藻和王徵等人零星翻译了其中一些著作，大部分书籍蒙上尘埃，默默地流失。
金尼阁的主要著作包括：《推历年瞻礼法》1卷，介绍天主教的节庆日历的推算方法。1625年印于西安。《宗徒祷文》，收入天主教徒经常颂念的祈祷书《圣教日课》。《况义》，一名《意拾喻言》，即《伊索寓言》。1625年印于西安。《利玛窦中国札记》，原名《基督教远征中华帝国史》，利玛窦著，金尼阁编。介绍天主教会明末来华史，是研究明末天主较概况的第一手资料。《西儒耳目资》，西文名“汉字西语拼音词典”，最早的汉字拉丁字母注音书籍之一。《西儒耳目资》用西方语音学探讨整理汉语音韵规律。此书主要是帮助来华传教士认读汉字，也帮助中国人了解西文。它在中国音韵学史上具有开拓新领域的作用，事实上也成为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
耶稣会士在清廷也一度十分活跃。清廷官方涉外文件用到拉丁文的不在少数。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用了满、汉、蒙古、拉丁及俄语共五种文字。康熙五十五年曾颁发过满语、汉语和拉丁语通行“红票”，对西洋人的文告可用满、汉和拉丁文颁布。雍正年间曾设拉丁学校，主要培训满人子弟。康乾雍三朝中国人中拉丁文流利者当属天主教神职人员李安德（逝于1774年）。他长期在四川传教，用平实、清晰的拉丁文记录了自1747- 1763年间他的经历与历史事件（Diarium Andreae Ly）。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稀罕的一例。禁教之后拉丁语的教学萎缩。对拉丁文入华史曾做过细致梳理的方豪先生曾感叹：“乾隆时，故都之拉丁文已同尾声。乾隆之后，除教会外，更成绝响矣！”

（49）
十五、十六世纪西欧文明的转折点：走向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的延续，但也是一个与古代文明具有本质差异的更高级的文明。从建立在农业手工业基础上的古代文明到现代大工业的资本主义文明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就是近代西欧工商业文明，即初期资本主义。它的本质特点，是商业性、世界性、海洋性。基本特征是：经济以工商业（起初是商业和手工业）为主导；独立的市民阶层已形成，并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近代工商业文明的时间，大致上是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1769年蒸汽机）前夕，即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它是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的转折点。在这段时期里，生产仍然是以手工劳动和自然力的有限利用（如畜牲、风力和水力）来进行。这并没有超越各古典文明的水平。
它首先在西欧出现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经过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亚欧非各文明在技术和文化上已具备了走向资本主义的客观基础。各民族之间的交流频密，道路畅通，有足够的地理知识。这样就有条件产生一个世界性的文化。
可是，为什么仅仅只有西欧迈出这决定世界命运的一步呢？
其他文明都处于停滞期，无疑是最大的因素。同时，正如《全球通史》所指出那样，西欧文明孕育着一些其他文明从没有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它能够独占鳌头，登上更高的阶段。
与同时期其他文明相比，西欧的城市规模、商业活动、文化水平都不算突出。但商业活动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在西欧比其他地区大得多。而且只是在西欧出现独立的市民阶层。
城市的自治和第三等级的独立；自治的大学；汉撒同盟之类的城市联盟；三级议会等。这些东西在其他文明包括中国也可以找到若干相似的现象，但绝不能有那样的规模和那样大的力量。
欧洲的地理环境就如一个大半岛。在十三、十四世纪，海运已取代陆路成为主要的运输通道。除了地中海、黑海的航运外，还走出大西洋，远航波罗的海、经北海到冰岛等地。
航海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航海贸易的利润远超陆路。航海直接带动造船、罗盘等航海仪器、地理学、制图学、天文学和几何学等的进步。海战带动火炮铸造、冶金等技术进步。
1405-1433年的郑和下西洋表明，西欧人的航海技术依然不及中华。但国人回到岸上睡大觉的时候，在百年时间里西欧的航海技术急剧上升。在控制地中海航行权的同时，他们已勇敢地在大西洋向遥远的深海冲击。葡萄牙人1418年达到西非马德拉群岛，1439年发现亚速尔群岛，1487年巴托洛米乌*迪亚斯绕过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497年达*迦马开始香料之旅，次年抵达印度卡利库特港。1513年，葡萄牙商船抵达广州。
上述远洋航行说明，欧洲人在航海方面已经超越阿拉伯和中国人。而且16世纪最初的二十年，欧洲生产出重量轻、威力大的火炮，可以摧毁敌方的军舰，从此进入坚船利炮的火器时代。
商业和航海是西欧先进的直接动力。文化因素，所谓的民主基因、基督教精神或新教伦理、科学精神等等都是次要的。欧洲扩张的精神动力，在于对香料、黄金等东方财富的无尽渴求。贪婪、劫夺和屠杀，这就是欧洲走向世界所高举的海盗旗帜！

其他文明假如有足够大的商业需求、有足够的城市发展空间，也是有可能推动技术、科学进步、有可能产生独立的市民阶层，并进而推动文化、政治等方面向资本主义方向转变。可惜的是，第一没有足够大的商业需求，足以推动整个文明的经济转型。第二停滞期的保守势力极其巨大，不容易突破。
资本主义文明本质上就是世界性的。16世纪，欧洲已相对于其他文明占据压倒优势。到了十八世纪，西欧文明在全世界取得支配地位。从此以后，其他文明再也不可能独立发展了。在资本主义文明冲击下，古代各文明走向崩解消亡。

（50）
当我们提到“欧洲”的时候，往往只是指西欧。古代史的欧洲，就是南欧（地中海北岸）和西欧（大西洋沿岸至德波边境的奥得河）
欧洲的文明史，起点是古希腊文明（大约是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相当于西周-春秋战国）。接着出现罗马文明（公元前5世纪-公元5世纪）。罗马灭亡后进入中世纪文明。而欧洲近代文明，是中世纪文明的直接继承。
可以看到，欧洲文明不是一个持续不间断的文明，实际是几个分别独立发展的文明，后继者部分地继承了前行者的文化。而从中世纪文明来说，持续时间约公元5世纪-15世纪，相对地比较年轻。它的成熟期是约12、13世纪至16世纪，从12、13世纪起呈现加速，然后就直接演变为近代文明了。
希腊文明在公元前8-前5世纪进入城邦国家的发展-成熟期，然后在前4世纪就开始衰落了。
前334年至前324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把希腊文明带动一个新的高潮：希腊文化圈时期。而同时希腊本土却寂落无闻。
希腊繁荣的时期并不算长。但它的贡献和影响十分深远。最突出的，是它在理论探究、科学思维和逻辑、几何方面，远远超过所有其他古文明。不过，希腊科学太超前了，即使在希腊本土，很快就被遗忘。一千年之后希腊的文化才在西欧重新辉煌，然而希腊文明已经永远地消亡了。
前753年罗马城建成。罗马文明开始与希腊文明并存。罗马文明和希腊文明差别明显，不是希腊文明的继承。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灭亡，欧洲陷入近千年的黑暗时代，直至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也是希腊精神、希腊科学的苏醒。
14世纪中叶~17世纪初——欧洲文艺复兴运动
15世纪中叶——大航海时代的开始。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
可以认为，古希腊的科学文化为近代科学以及资本主义提供了精神动力。而大航海提供了地理和经济动力。光有精神、文化的因素，诸如希腊文化、契约和民主传统、新教伦理等等，都只能是是必要条件，但不少充分条件。有了大航海才是充分和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