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37节
得到消息，王瓘大惊，“令人哨探，回报三路兵围杀将来，背后又见尘头大起，四下无路”。
四面被围，邓艾的大部队已经被歼灭，已经没有了退路，他应该怎样选择？
王瓘绝对不会投降。
如果面对绝境，王瓘有可能选择投降，他的心腹人也就没有必要紧急赶来汇报。“心腹人”一般都是相互的，王瓘绝对相信这个“心腹人”，而这个“心腹人”也知道王瓘绝对不会投降，所以才来紧急传递情报，目的是能救王瓘躲过一劫。
但是，王瓘是一个对中原政权绝对忠诚的人。在司马昭刚刚杀死曹髦，在司马昭刚刚株连王经的时候，王瓘的绝对忠诚当然就不是为了曹魏皇室，以他的身份也够不着司马昭，因此，我们应该把王瓘的忠诚理解为对中原政权的忠诚。
王瓘这种对中原政权的忠诚，当然就是对姜维不断北伐的极端愤怒：王八操的，你就不能让我们的民众过两天好日子？你那个狗屁汉王朝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你们汉王朝的统治和曹魏的统治有什么区别？你杀来杀去的有什么意义？
所以，王瓘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选择了拼死一搏而不是自我活命。
王瓘“叱左右令放火，尽烧粮草车辆。一霎时，火光突起，烈火烧空”。粮食被焚，断了姜维继续进军的后勤保障，这是极其可怕的一记杀手。
王瓘虽然兵败，但仅仅这一手，他也大体实现了赶走姜维的大战略。
王灌“大叫”，进行最后的思想动员：“事已急矣！汝等宜死战！”
王瓘在军队中很有凝聚力，大家就舍命随他望西反向杀出。
姜维“只道王瓘舍命撞回魏国”，这是正常思维，万不料王瓘在最后关头竟然选择了“黄继光愣堵机枪眼”的自我牺牲式的打法：老子压根就不打算活命，老子就是反向攻击你的大后方，搅你一个七零八落。
姜维没有料到王瓘“反杀入汉中而去”，道路狭窄，姜维也展不开兵力，只能指挥军队在屁股后面追赶。
王瓘“因兵少，只恐追兵赶上，遂将栈道并各关隘尽皆烧毁”。
反正就我这三千人马也不可能灭了蜀国，反正早晚一个死，反正我也不可能回到中原了，所以，老子就给你一个大破坏，让你心疼的跳脚。
234年，魏延为了谋夺军事指挥权曾经烧尽栈道封锁杨仪，现在王瓘又一次将栈道并各关隘尽皆烧毁。
正所谓：又见狼烟毁栈道，秦岭南北尽杀人。略读经史千年事，谁是谁非争到今。
“姜维恐汉中有失，遂不追邓艾，提兵连夜抄小路来追杀王瓘”。
那一年，也是姜维带队经小道堵截魏延。
他已经顾不得北伐了，粮车被烧，前进没有依托，栈道被毁，后路出现大麻烦，万一王瓘趁乱忽悠了阳平关，即使搅不塌蜀汉，也能饿坏姜维的军队。
王瓘被姜维抄小道堵截，面对“四面蜀兵攻击，投黑龙江而死”。
王瓘的“余兵尽被姜维坑之”。
既然没法信任，也就只能坑杀。但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消逝了，姜维北伐即使胜利，到底能带给中国民众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一个人，一旦进入思维的牛角尖，就是大麻烦。
这一次北伐，姜维“虽然胜了邓艾，却折了许多粮车，又毁了栈道”，已经不可能继续北伐，所以“引兵还汉中”。
“邓艾引部下败兵，逃回祁山寨内”，损失太大了，只好“上表请罪，自贬其职”。
司马昭因为邓艾“数有大功”，考虑到西线军事斗争的客观需要，“不忍贬之，复加厚赐”，而且“恐蜀兵又出，遂添兵五万”，拨给邓艾负责西线守御。
邓艾“将原赐财物，尽分给被害将士之家”。这固然是邓艾的不贪财物，但也是他应该赎罪行为：他本来就对王瓘的假投降有些疑虑，最后竟然同意一试，这一试死了这样多人，责任当然应该有他负担。
259年和260年，姜维在西线的两次北伐，表现了不同于过去的特点。由于邓艾不能占有精通军事地理带来的优势，所以姜维两次都取得极大的战役胜利。259年，邓艾和司马望让姜维鼓捣的苦不堪言，最后依托党均的反间计才暂时缓和西线的形势。260年邓艾败的更加残酷，司马望的军队还没有开上来，邓艾已经损失严重了。
如果不是王瓘的“心腹人”趁乱给王瓘密信，姜维在消灭王瓘后回过头来进攻邓艾，邓艾还确实不好应对。
邓艾接连战场失败，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平手交锋邓艾不是姜维的对手。
这一点，是一般朋友不注意的问题，这一点也深刻影响了以后的历史走向。
姜维这一次北伐快速撤回汉中，实在有些出乎意料：他赢得了战役的大胜利，但丢失了战略的主动权。
输的有些心不服情不愿。
但，这种失败，就其根源来看，就是坚持不符合时代的意识形态而被民众抛弃。
第十八、262年姜维北伐和蜀汉内部矛盾斗争的表面化。
1、姜维北伐前夕来自政府内外、军内外的空前大反对。
260年，姜维被迫撤回汉中，的确是非常的窝囊和不甘心：明明邓艾让我打的鸡飞狗跳，我为什么不继续北伐呢？
但姜维要想继续北伐也确实不容易，因为蜀汉太贫穷了。
姜维北伐的粮食被王瓘给烧了，对于姜维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但毕竟还可以弥补，但王瓘烧毁了栈道，修复就太不容易了。
《三国演义》说：“姜维连夜修了栈道，又议出师”，而且给了一个评价：“连修栈道兵连出，不伐中原死不休”。
这个文字给人一个错觉，好像姜维指挥军队用了几个夜晚就修好了栈道。其实，栈道的修复非常的麻烦。
按照《三国演义》第115回的记载：“蜀汉景耀五年，冬十月，大将军姜维，差人连夜修了栈道，整顿军粮兵器，又于汉中水路调拨船只”。
司马昭谋杀曹髦是260年，而这一次姜维北伐开始于262年的冬天，可见准备工作的艰难。
雨花石的家乡，一个不到1000平方公里的县，竟然已经拥有64万人口，而263年的蜀汉全国仅仅有94万人口。
考虑到经济总量和科技、机械的巨大差距，蜀汉的工程工作能力还比不上今天的一个县级单位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姜维快速修建栈道就几乎是榨干蜀汉的最后的国家力量。
栈道是对外交通的主动脉，但对于蜀汉民众来讲，由于秦岭以北的曹魏是敌对国，已经没有什么正常的贸易和民间交流，修不修其实无所谓。如果从战略防御的角度来看，王瓘烧毁栈道反而有利于蜀汉的对外防御。
这个时期，姜维竭尽全力修建栈道，其目的仅仅是北伐。
对于蜀汉民众而言，这样的北伐已经没有任何的鼓动性意义，大家有的是厌倦。
不管什么样的目的，即使目的非常高尚，如果超过民众的支持承受能力，都带有反人类的天然痕迹。
姜维上表刘禅：“臣累出战，虽未成大功，已挫动魏人心胆。今养兵日久，不战则懒，懒则致病。况今军思效死，将思用命。臣如不胜，当受死罪。”
姜维的出师北伐，的确给予曹魏政权以极大的麻烦，就战场本身而言，姜维整体胜利多于失败，由于战场在曹魏境内展开，曹魏的整体损失也多于蜀汉。
但是，由于蜀汉的国力太小了，他的整个国家都已经成为军事机器，国家经济的正常生产已经被打破，时间越长凋敝的越厉害。
姜维也非常的难，他不是不知道举国上下的反战声音，而是不敢让国家进入和平时期。
姜维说：“今养兵日久，不战则懒，懒则致病”。
军队的基本功能就是打仗，不管多么优秀的军队，一旦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里，不管军事演习多么频繁，他的战斗力都非常的差劲。
一支只练不打的军队，进入战争状态需要很长的过渡期。
蜀汉的人口过于缺少，一旦进入和平时期，大批的军队复员生产，重新征招就是一个极大的麻烦。

@flysky_980 1672楼 2013-12-13 16:13:22
有了魏延的帖子，这个帖子对很多人来说鸡肋了，老师也知道这个帖子不火但仍在坚持完成，唯有加油
真心希望早日有新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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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支持。我现在已经没有了青春的烈火，颇有一点耐心，因为人生本来不需要急脾气。走的快，是几十年，走的慢，是几十年。大家在娱人和自娱中度过一天又一天，何必着急呢？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38节
令姜维不能不继续北伐的重要原因是他已经60岁了。
姜维不可能看不到蜀汉的人才短缺和经济凋敝，但如果停下来和曹魏进行和平竞赛，几年后或者十几年后连姜维也自然死亡的时候，蜀汉就更加绝望。
姜维就是在赌博，赌，可能获得胜利，也可能加速失败，但不赌，一定是灭亡，仅仅是苟延残喘而已。
刘禅“览表，犹豫未决”。
他实在不愿意答应姜维，但姜维已经得了北伐狂想症，如果拒绝，万一姜维坚决北伐怎么办?
刘禅并不是一个糊涂人，他不愿意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和孙亮、曹芳、曹髦相比，刘禅的幸运是遇上一大批忠诚的大臣，但刘禅的能够装糊涂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反感正如力的作用，他是相互的。
对于刘禅来讲，他和同时代的人物以及千年以后的评论家一起拥有一个问题：该不该北伐？
但，刘禅和同时代的人物以及千年以后的评论家相比，拥有一个只有他自己才有的巨大问题：如果和姜维在北伐问题是发生激烈争论，结果如何？
很多人可能说：刘禅是皇帝，难道还忌惮姜维？
姜维不是一个肯让步的人，他已经被收复中原的思想牢牢控制。姜维不同于关羽、张飞、诸葛亮。关羽、张飞、诸葛亮三人忠诚的对象是刘备，诸葛亮对刘禅的忠诚是延续了对刘备的忠诚。姜维之所以对蜀汉忠诚，是感念诸葛亮的特别恩情，他继承了诸葛亮坚定北伐的衣钵而不知变通。
如果姜维和刘禅发生了公开的冲突，他就敢于公开冲突。
忠臣也未必绝对忠于君王，西汉王朝就有一个废除君王的霍光。
姜维已经控制了军队！
刘禅的内心世界非常矛盾，不愿意北伐但没有说服姜维的理由。
就在这时，老观星家谯周出班奏本：“臣夜观天文，见西蜀分野，将星暗而不明。今大将军又欲出师，此行甚是不利。陛下可降诏止之。”
曹魏和蜀汉是意识形态的敌人，放弃北伐、和平共处的思想可以是内心的世界而不能公开说出。
明朝的灭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关内的农民暴动和关外的满洲进攻客观上相互配合，搅合的明王朝疲于奔命。
1644年之前，满洲并没有彻底确立灭掉明王朝占领花花世界的思想，他们的目的是获得明王朝承认的并立政治地位和自由通商的经济权益。
但是，崇祯帝是一个特别虚荣的人，不肯和一个落后的撮尔小邦平等互利。
因为虚荣，崇祯帝一定要和满洲人不共戴天，不肯和谈。这样明王朝就长期两线开战，最终消耗尽明王朝的力量。
毛泽东说：不要四面出击。
谯周一直反对北伐，是坚定的反战派。他没法公开反对姜维的北伐政策，就以封建迷信范畴的天命星象来替自己发言。
反正别人也不懂。
刘禅表态：“且看此行若何。果然有失，却当阻之。”
姜维已经准备了两年，他也曾经打败过邓艾，你不给他一个施展的机会，他就胡搅和。
谯周再三苦谏，刘禅不接受。面对衰微的国家和姜维的穷兵黩武，谯周“归家叹息不已，遂推病不出”。
姜维临兴兵，征求廖化的意见：“吾今出师，誓欲恢复中原，当先取何处？”
从249年姜维北伐，他就经常征求大将们对主攻方向的建议，夏侯霸、张翼、傅佥都曾经帮助姜维确立主攻方向。
这一次，姜维征求的是廖化的意见，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廖化说：“连年征伐，军民不宁；兼魏有邓艾，足智多谋，非等闲之辈：将军强欲行难为之事，此化所以未敢专也。”
一句话，因为我们的国力有限，你这个北伐没有胜利的希望，不如干脆休养生息。
正史记载，右车骑将军廖化说：“兵不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小于寇，用之无厌，将何以存！”
“兵不止，必自焚”，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总结。
战争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手段，一个集团如果长期不停止的进行战争征服，最后往往因为不能控制内部的矛盾而崩溃。
“智不出敌而力小于寇”，概括了姜维北伐的两大难题：蜀汉国力的客观太弱和邓艾的非常难缠。
廖化的反战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信号，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主战派，而且是蜀汉资历最老的将领，他对北伐的动摇说明军队内部也开始怀疑姜维的北伐方略。
姜维勃然大怒，他对来自军内的反战力量实在不能理解：“昔丞相六出祁山，亦为国也。吾今八次伐魏，岂为一己之私哉？今当先取洮阳。如有逆吾者必斩！”
姜维急了，我辛辛苦苦的指挥打仗难道是为了一己之私？我不过是继承了丞相的事业，为了敬爱的丞相，我们必须奋斗到底。
姜维“留廖化守汉中，自同诸将提兵三十万，径取洮阳而来”。
姜维这一次北伐，是违背了统治集团内部、军内外，当然更包括广大基层民众的意愿。
违众出军，一旦战败就是极大的危险。
253年，诸葛恪在曹魏新城惨败，不久就被孙峻为首的反对派消灭了。
2、夏侯霸血染洮阳。
姜维兵发洮阳，“早有川口人报入祁山寨中”，可见邓艾在秦岭南北设置了极多的情报人员。
“邓艾正与司马望谈兵，闻知此信”，就命令继续哨探，结果是“回报蜀兵尽从洮阳而出”。
洮阳是洮河北岸的一个小城，非常的险峻，一向不是蜀汉进攻的方向。
所以，司马望就怀疑姜维的主攻方向：“姜维多计，莫非虚取洮阳而实来取祁山乎？”
姜维，声西击东的干活？
邓艾说：“今姜维实出洮阳也。”
姜维确实是进攻洮阳。
司马望反问：“公何以知之？”
邓艾解释：“向者姜维累出吾有粮之地，今洮阳无粮，维必料吾只守祁山，不守洮阳，故径取洮阳；如得此城，屯粮积草，结连羌人，以图久计耳。”
姜维过去进攻的方向往往是选择我们的产粮地区，一个是可以补给自己，一个是可以借机破坏我们的经济。但是，我们在产粮地区的防护也非常严密，所以姜维没有得手。这一次，姜维应该是搞了一个逆向思维，进攻不产粮食的洮阳，以此为据点连接羌兵搅合我们的西部边陲。
姜维北伐，几乎都要征求别人主攻意见，而邓艾几乎每一次都能准确判定姜维的主攻方向。
司马望问：“若此，如之奈何？”
那个边陲小城，没有多少军队布防，怎么办？
邓艾说：“可尽撤此处之兵，分为两路去救洮阳”。
蜀汉国力短缺，就一支野战部队，我们没有必要有过多的顾虑，只要盯着姜维就可以了，所以可以直接开赴洮阳。
邓艾又根据自己熟悉的军事地理给姜维设了一个套：“离洮阳二十五里，有侯河小城，乃洮阳咽喉之地。公引一军伏于洮阳，偃旗息鼓，大开四门”，以弃城逃跑为假象诱引姜维入城，至于邓艾“我却引一军伏侯河”城内，暗夜杀出，“必获大胜也”。
按照邓艾的计划，曹魏西线军队分解为三个部分：司马望去洮阳，邓艾去侯和城，“只留偏将师纂守祁山寨”。
姜维的部队分成两个部分，夏侯霸为前锋，“先引一军径取洮阳”。
夏侯霸“提兵前进，将近洮阳，望见城上并无一杆旌旗，四门大开。霸心下疑惑，未敢入城”。
夏侯霸是曹魏西线的高级将领，熟悉曹魏的基本军事布防，知道这里没有多少军队，但竟然四门大开，也太令人生疑了。
“四门大开”，一个可能是敌人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一个是敌人诱引蜀军入城，一个就是学习诸葛亮搞空城计。
夏侯霸的第一反应是回顾诸将：“莫非诈乎？”
对方是不是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
夏侯霸是一个聪明人。
但诸将另有判断：“眼见得是空城，只有些小百姓，听知大将军兵到，尽弃城而走了。”
他们之所以是诸将而不是主将，就在于他们没有判断能力，他们一个是迷信自己的力量，一个可能是太受诸葛亮那个空城计的影响了。
他们没有考虑到邓艾已经在第一时间得到姜维出兵的消息，而且正确判定了姜维主攻方向然后给他们设了一个套。
夏侯霸很谨慎，“未信，自纵马于城南视之，只见城后老小无数，皆望西北而逃”。
眼见为实，夏侯霸大喜：“果空城也。”
眼见就一定为实吗？

@金戈vs铁马 1676楼 2013-12-14 19:23:23
王瓘被姜维抄小道堵截，面对“四面蜀兵攻击，投黑龙江而死”。
离东北那个黑龙江有多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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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黑龙江断非东北的黑龙江，我猜测可能是今天岷江上游的支流黑水河。四川省有黑水县，距离祁山大约1000多里。如果王瓘反向杀入蜀国，极有可能闯入这个地区。
另外，四川省嘉陵江水系也有白龙江。

@金戈vs铁马 1679楼 2013-12-15 14:29:16
夏侯霸和黄飞虎一样被逼反投降当向导，都死得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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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飞虎不是被逼反的。里面有内情，将来讨论。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39节
第239节
夏侯霸“当先杀入，余众随后而进。方到瓮城边，忽然一声炮响，城上鼓角齐鸣，旌旗遍竖，拽起吊桥”
夏侯霸大惊：“误中计矣！”
他“慌欲退时，城上矢石如雨。”
这种近距离射击，无遮无挡，就成了活靶子，“可怜夏侯霸同五百军，皆死于城下。”
司马望从城内杀出，蜀兵大败而逃，恰好姜维“引接应兵到，杀退司马望，就傍城下寨。”
姜维“闻夏侯霸射死，嗟伤不已”。
夏侯霸是曹魏高级叛将，是蜀汉的车骑将军，是军队三号，他的牺牲，对于蜀汉来讲是极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对于曹魏就是极大的战功。
在《三国演义》中，正史因为夏侯霸的投降蜀汉，才引发了姜维的一系列北伐，而夏侯霸本人因为能力突出和对于司马家族的切齿痛恨，所以成为姜维最重要的军事助手。
夏侯霸去世后不久，姜维就撤兵回了汉中，然后是沓中屯田避祸，然后就是蜀汉的灭亡。
夏侯霸应该是三国历史上极重要的人物。
3、邓艾侯和偷袭。
夏侯霸的去世，是姜维的极大损失，但倒霉事接连而来。
“是夜二更，邓艾自侯河城内，暗引一军潜地杀入蜀寨。”
邓艾隐蔽在侯和城内，半夜从姜维侧后方杀入蜀军寨内。
“蜀兵大乱，姜维禁止不住。”
这个就有些奇怪，因为《三国演义》第113回邓艾偷袭姜维兵没有得手，邓艾非常的赞叹：“兵在夜而不惊，将闻变而不乱”。
四年后，军队为什么乱七八糟丧失了控制？
任何军队都不可能百战百胜，任何将领也不可能百战百胜，一支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最重要的体现就在于败而不乱、退而不溃。
坊间关于近代国共两党高级将领的军事指挥能力的评价非常热闹，结论也大不相同。很多人往往根据战例分析将领的指挥能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绝对正确，因为军队的素质不同。
共军为什么能够打败对手赢得一个新中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军队有极强的凝聚力，他虽然也有溃兵和逃兵，他核心部分是有信仰的骨干，这个骨干就是军队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依托。
现在，很多人提议军队国家化，就是脱离共产党的思想信仰。没有共产党的思想信仰，军队就基本丢失了战斗力。
1926年，蒋介石指挥信仰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军打的北洋军阀鸡飞狗跳，二十年后，毛泽东指挥有信仰的解放军打的已经没有信仰的国军七零八落、溃不成军。
1894年，清军遇到日军就狼狈溃逃，1950年志愿军遇到美军就英勇流血。都是在朝鲜，都是援助邻国，1894年的清军的后勤和武器质量并不弱于日军，1950年志愿军和美军的武器差距极大而后勤是绝对短板。
热爱祖国、保护人民，不能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他必须与自己的利益和信仰相结合。
假如，妻子被地主蹂躏，父亲被土匪屠杀，母亲因为没有口粮而被饿死，你本人被军警劈脸就是两个耳光，你怎样热爱这个祖国？
我非常讨厌用空洞的口号要求别人。
1894年的清军没有感受到祖国的可爱，他们没有信仰，当然就没有战斗力。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根据地出了狼牙山五壮士。同样的中国人，同样的中国军队，八路军为什么敢于牺牲自己？
共产党的军队截然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其他军队的一点就在于，他不仅仅是一支战斗的武装力量，他还是一支根据地的建设力量。
军队能够具体感受自己的牺牲带来的社会价值，而且共产党军队的官兵关系也比较平等，大家生活在一个比较融合的大家庭里，军队在牺牲的时候有一种保护自己兄弟的心理满足。
人民子弟兵和战友，是共产党军队特有的名词，他是新型军队的核心。
我姨哥在20世纪70年代入伍，三年后，他的一个战友回到家乡工作，三十余年来，我姨哥只要回老家就一定去探望这个战友。2013年，我姨娘去世，我姨哥回家，也没有忘记到已经去世的战友家里探望。
262年，姜维出师北伐，不但有谯周为代表的朝廷大臣激烈反对，而且军队资格最老的主战派将领廖化竟然也反对北伐。谯周的思想代表了士大夫和民众的思想，而廖化就代表了军队的思想。
廖化都不愿意打仗了，蜀汉还有几个人愿意北伐？
军官还有缴获物质的利益，士兵就仅仅是白白的牺牲。
姜维北伐截然不同于诸葛亮北伐的一点就是诸葛亮管理下的蜀国是一个经济大体正常发展的国家，士兵能够在自己家人的生活中感受奉献的意义，而姜维时代，就是“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人民生活的困苦必然影响到士兵的战斗激情。
夏侯霸是车骑将军，是坚定的北伐将领，他的牺牲对于蜀汉军队的士气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连夏侯霸都死了，我们何必北伐？
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就很容易溃散，因为他们没有各自为战的思想动力。
就在这时，洮阳城上“鼓角喧天，司马望引兵杀出。两下夹攻，蜀兵大败。”
姜维“左冲右突”，依仗自己高超的单兵能力“死战得脱”，收拢溃兵“退二十余里下寨。”
4、两军分兵转战祁山。
洮阳、侯和两次损失非常的大，“蜀兵两番败走之后，心中摇动”。
这是219年关羽丢失荆州和228年马谡丢失街亭后，《三国演义》又一次正面渲染蜀汉军队的军心动摇。
姜维是一个非常能够控制军队的人物，在他的亲自指挥下，军队竟然思想混乱，这个蜀汉就已经站立在悬崖边了。
姜维就对众将进行思想动员：“胜败乃兵家之常，今虽损兵折将，不足为忧。成败之事，在此一举，汝等始终勿改。如有言退者立斩。”
从姜维的发言看，军队普遍萌生了“归去来”的呼声，姜维以绝情的命令宣告一定要北伐。
除了继续北伐和投降曹魏，将领们走投无路，因为他们拗不过姜维。
既然“田园将芜胡不归”，那么就只好想尽千方百计赢取战争。
张翼并不是一个坚定的反战派，但更不是一个北伐积极分子，在姜维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坚持下，也只好提供建议：“魏兵皆在此处，祁山必然空虚。将军整兵与邓艾交锋，攻打洮阳、侯河；某引一军取祁山。取了祁山九寨，便驱兵向长安。此为上计。”
既然曹魏的军队都已经被吸附在洮阳附近，我就杀他一个出其不意。
姜维“即令张翼引后军径取祁山。”
为了掩护张翼的转战祁山，姜维“自引兵到侯河搦邓艾交战。”
邓艾当然更不客气，他乘胜而出，“两军对圆，二人交锋数十余合，不分胜负，各收兵回寨”。
这是姜维和邓艾这一对老冤家唯一的一次正面单兵对决，结果是势均力敌、不分胜败。
“三国二十四名将，打末的邓艾和姜维”。
《三国演义》文本没有详细描写邓艾和姜维的这一次搏杀。
《三国演义》这部书，从军事斗争胜利决定性因素而言，大体以第39回和第85回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英雄时代，虽然也有谋略和实力的对抗，但武将的单兵能力对于战役的胜利起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关键作用。关羽万军阵中斩杀颜良解白马之围是正儿八经的记载于正史的。
第二个阶段是以葛亮的出山为标志的谋臣时代。诸葛亮横空出世，东联江东、西取巴蜀基本方针的确立，让“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的曹操在诸葛亮的既定战略下步步后退。
第三个阶段开始于刘备的夷陵战役失败。蜀汉和东吴的两次大规模内部残杀，消耗了蜀汉的大部分国力，而江东也仅仅获得了一部分荆州地盘，就军队本身而言，219年到223年，东吴的损失也非常的大。蜀汉和江东的内部残杀，给予正在进行政权更替和世代交替的曹魏一个非常难得的喘息机会。东吴对曹魏臣服了几年，诸葛亮休养生息了几年，中原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实力发展。从此以后，蜀汉和江东的战略联合也仅仅是保持战略平衡而已。由于那个时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北方，曹魏的综合国力逐渐拉开了和吴蜀联盟的差距。
在这种情况下，武将的优秀单兵和谋臣的策划已经缺少了施展的空间。
我不是否认武将的单兵，也不是否认谋臣的智慧，姜维和邓艾的单兵和智慧对于取得战争的胜利是极其有作用的。但是，当蜀汉国力已经极端落后于曹魏的时候，武将单兵和谋臣策划的空间就远远低于天下大乱的时代。
没意思，应该是罗贯中对于姜维和邓艾单挑的感觉，所以就没有详细描写。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40节
第二天，“姜维又引兵挑战，邓艾按兵不出”。
邓艾按兵不出，估计就是利用坚固的城池熬姜维，否则他没有理由不出战。
“姜维令军辱骂”，就是坚决要和邓艾死磕。
邓艾寻思，就是犯了疑：“蜀人被吾大杀一阵，全然不退，连日反来搦战：必分兵去袭祁山寨也。守寨将师纂，兵少智寡，必然败矣。吾当亲往救之。”
姜维为什么要进攻坚固的西部边陲小城洮阳呢？
姜维认为，自己接连几次都是进攻祁山，邓艾已经惯性认为自己主攻方向是祁山，所以就暴了一个冷门：进攻空虚的洮阳。
但是，由于情报及时而判断准确，邓艾和司马望及时设伏洮阳、藏兵侯和，弄得姜维丧失夏侯霸、损失惨重。
在这种情况下，姜维继续在洮河作战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不可能攻克洮河。既然如此，姜维在洮河一个劲主动进攻就一定是不怀好意。
邓艾立即判断：姜维分兵去了祁山。
邓艾判断姜维分兵祁山的分析方法的就是目的分析法：对方的一切行为都一定有一个目的。
邓艾的这种目的分析法，其立论的基础就是尊敬姜维，把姜维当成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来看待。
邓艾认为，祁山“守寨将师纂，兵少智寡，必然败矣”，也就是说，邓艾知道以师纂的能力一定抵不过姜维的谋划。
邓艾安排儿子邓忠：“汝用心守把此处，任他搦战，却勿轻出。吾今夜引兵去祁山救应。”
“是夜二更，姜维正在寨中设计，忽听得寨外喊声震地，鼓角喧天，人报邓艾引三千精兵夜战。”
白天他不来，夜晚来挑战，我们难道怕你不成？“诸将欲出”。
姜维下令：“勿得妄动。”
奇怪，邓艾到底暗藏什么阴谋？姜维搞不清邓艾的目的，所以就坚守不出。
“邓艾引兵至蜀寨前哨探了一遍”，公开挑战一番，指挥大队人马“乘势去救祁山”，邓忠按照原定计划“自入城去了”。
邓艾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家伙，他不可能非常无聊的半夜跑到姜维军营外边游行示威一下就退回洮阳。
邓艾的深夜挑战，就一定是借挑战为佯动掩护自己的军事行动。
邓艾一定是去了祁山。
平手相斗，邓艾和姜维大体旗鼓相当，但因为邓艾拥有后勤供应和兵力补给的优势，所以他的实际军事能力应该弱于姜维。
如果攻守异势，邓艾就要吃亏，这一点就是姜维不断北伐的心理因素，我明明强于邓艾，为什么害怕他呢？这一点也是邓艾不敢发起反攻的心理因素，他不敢和姜维平手相斗。
在判断邓艾意图后，姜维唤诸将接受说：“邓艾虚作夜战之势，必然去救祁山寨矣。”
姜维安排傅佥：“汝守此寨，勿轻与敌。”
姜维本人“自引三千兵来助张翼”。
这样一来，西线的曹魏军队和姜维指挥的野战兵团都被分解为三个部分；祁山战场、洮阳战场和紧急赶往祁山的军队。
祁山本来是曹魏和蜀汉争夺的核心，但前一阶段很是冷落，洮阳有一个边陲小城突然变得非常热闹，但很快恢复了大战后的平静。
张翼突袭祁山，曹魏“守寨将师纂兵少，支持不住。”
紧急时刻，“忽然邓艾兵至，冲杀了一阵，蜀兵大败，把张翼隔在山后，绝了归路。”
张翼被内外夹攻，团团包围在山地，兵力不能施展，断绝了归路。
“正慌急之间，忽听的喊声大震，鼓角喧天，只见魏兵纷纷倒退”，大将军姜伯约指挥援军杀到。张翼“乘势驱兵相应”，战场演变成姜维和张翼的“两下夹攻”，邓艾被夹在中间，抵挡不住，“折了一阵，急退上祁山寨不出。”
双方犬牙交错，相互包围，邓艾就抵不过姜维的进攻，只能退回山寨坚守。
“姜维令兵四面攻围。”
这样一来，姜维的北伐又一次演变成在祁山的攻防，大体类似于234年诸葛亮和司马懿的胶着。
几十年的轮回，因为国家的力量和秦岭的地形，竟然不更改变宿命。
而唯一的不同，就是姜维还有傅佥的军队分解在洮阳，而这种分解对于本钱短小的姜维更加不利。
就在这时，姜维的后院着了大火。
5、蜀汉内部反战力量大集结导致姜维紧急撤兵。
就在姜维在祁山大战的时候，成都大后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以黄皓为首的腐败集团竟然和以谯周为首的反战士大夫集团以及诸葛瞻、董厥为首的高级将领共同谋划夺取姜维的军权。
262年，蜀汉的领导架构大体如下。
234年，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担任蜀汉执政。陈寿评二人的政绩说：“蒋琬方整有成重，费祎宽济而博爱，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
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陈寿认为，蒋琬和费祎在国家管理方面继承了诸葛亮的成规，而且有所改革，能够保持边境的和平，所以给蜀汉一个稳定。
鼎立三国，蜀汉最为弱小，蒋琬、费祎二人虽无赫赫之功，但能够安稳地保住基业，说明诸葛亮挑选的接替人还是不错的。蜀汉的柱石大臣除了诸葛亮、蒋琬、费祎以外，还有董允。
常璩在他的《华阳国志》卷7《刘后主志》里把诸葛亮等四人号为“四相”，也称“四英”。诸葛亮时，把宫中府中视同一体，诸葛亮死后，宫、府之事由蒋、费、董三人共同管理，他们合作得很好，三人都是诸葛亮精心挑选与培植的辅政大臣。
董允虽然位列四相，但并不是蜀汉的执政大臣，所以，蜀汉在灭亡前夕的大范围追谥时，没有董允。
董允是根正苗红的益州本土干部。
董允的父亲是董和。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其祖先是巴郡江州人，也就是今天的重庆。东汉末年，董和率宗族西迁，益州牧刘璋先后任命他为江原长、成都令。
成都是益州的管理中心，成都令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当时中原战乱不止，而刘璋偏安一隅，益州长期和平，老百姓就有些不知道修养，“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
一句话：烧包。
这个非常类似于21世纪的中国人，有两个闲钱，刚刚脱离生死线就骄横的不得了，就认为自己能够买的下全世界。
其实呢，这种盲目片面追求财富、炫耀财富的暴发户行为，恰巧是素质低下和缺少自信心的表现。
勤俭，永远是一个美德，因为所谓的出口拉动和内需拉动都仅仅是发展经济的外在形式。当前的经济发展的确较快，但绝大部分人在享受日益进步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却深切的感受精神痛苦。
这种痛苦不仅仅来源于社会腐败，因为任何社会都有腐败，也不仅仅来源于分配不公平，因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绝对公平。这种痛苦最大的来源就是整个社会过于浮躁，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应该生活的更好，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吃了社会亏。
近年来反腐创廉的大案出现了一个极大的麻烦，那就是很多贪官在贪腐的时候并不是感到耻辱，而是感到自己也受了委屈，他们认为贪腐是弥补社会给予自己伤害的一种方式。
物欲横流、信仰缺失是今天社会的一个大麻烦，很多人沉迷于偷菜、网络游戏就是感觉现实的无聊，而迷信各种各样的宗教就是对现实社会的躲避。
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当然需要提高物质生活，但是，一个人物质生活的需要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大体设定而不应该无限膨胀的标准。
比如，住房子。现在很多家庭就在不停的倒腾房子，当不尽的房奴。
我一个朋友，十年前买了一所一百平方米的楼房，生活的非常快意，但因为看中黄金位界的新楼盘，宁肯节衣缩食也要买一处。其实，他真不需要。
这种无聊消费泡沫下的虚假繁荣因为脱离了人类的真实生活，虽然能够拉动经济，但需要整个社会不停的制造新的泡沫来拖动社会发展。
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一定要出现经济问题，因为政府调控泡沫的手段毕竟有限。
在奢靡的社会文化下，
董和“躬率以俭，恶衣蔬食，防遏逾僭，为之轨制，所在皆移风变善，畏而不犯”。
董和的这种行为，一个是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一个是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特别不利于有钱阶级的享受和聚敛。
所以，县界豪强忌惮董和的执法严酷，就劝说刘璋远迁董和“为巴东属国都尉”。
但是，吏民老弱数千人相携乞留董和。那个年代，整个益州大行政区也就一百多万人口，一个县城能有多少人？几千人挽留董和，说明董和的政策其实非常有利于民众，特别有利于弱势群体。

关于《陈光》
我在发《魏延》的时候，因为答复帖子，对陈光有了点兴趣。大约一年前，几乎已经完成了初稿。但因为对于近代党史的慎重而没有发出。时过境迁，现在重新思考陈光的人生，有了新的认识。我认为，陈光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牵扯到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的基本原因以及建国后一些政治运动的苗头。由于我个性喜欢东拉西扯，所以重新写，就极大的拉长了文稿。现在，大约已经完成了15万字，非常尴尬，里面直接写陈光的竟然不到1000字。我已经写了这样长，陈光还继续在井冈山根据地的永新北乡当游击队长呢。当然，这个帖子最艰难的是为陈光的出场准备社会环境，一旦陈光进入主力红军，速度就大大的加快。我估计，仅仅估计，全稿大约30万左右。春节之前应该能够完稿。
我本来想弄一个不定期的《封神》，但因为陈光攻坚，挪不出时间。估计，近期可以有点空闲。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41节
我们今天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带有明显的反动：经济的发展已经不能带给民众以快乐，因为经济杠杆评价体系和应试教育体系一样搞笑。
雨花石的家乡，也建了一些企业，经济也有发展，但环境污染也日益发展，大批的乡人对于这种经济发展的评价是冰火两重天，爱恨交加。
每一个企业的诞生，每一个楼盘的崛起，都有人鼓掌欢呼，也都有人充满了极端的仇恨，因为它们的建设往往不可避免的伤害一些底层民众的利益。
经济发展可能有利于大部分人的利益，但有时对于小部分人利益的伤害更加彻底而结实，那些被伤害者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往往就以绝对的方式仇视社会、报复社会。
热恋金钱、热恋经济的社会思维应该有所更改，否则，就是大麻烦。
董和当政，提倡节俭，一个是整个社会风气平实，有钱人不能肆意享乐，一个是必然有利于社会财富向基层的转移。所以，基层民众非常喜欢董和。
面对群众的呼声，刘璋对董和是“听留二年”，让他继续担任了两年成都令，然后“还迁益州太守”，地位进步很快。
担任太守后，董和“清约如前”。
董和当政，“与蛮夷从事，务推诚心，南土爱而信之。”
董和在《三国演义》第64回出场，当时刘备已经攻克了雒城，兵锋直抵绵竹，益州太守董和建议刘璋向汉中的张鲁借兵。这一建议的后果就是马超带领张鲁的两万军队在葭萌关大战后投降了刘备。
《三国演义》第65回，马超投降刘备后，刘璋气的半死不活，决定投降。董和认为成都尚有三万军队和丰富的钱帛粮草，还有坚持的本钱。
但是，刘璋最后选择了投降。
刘备进入成都后，任命董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献可替否，共为欢交。”
刘璋的重要干部，在最后时刻仍然坚定支持刘璋的董和，最后不但投入刘备的怀抱，而且和诸葛亮合作的非常愉快。
董和“居官食禄，外牧殊域，内幹机衡，二十馀年，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
董和担任公职二十多年，担任过重要的地方官员，也长期在中枢工作，地位显赫而有实权，大有贪腐的机会，但去世的时候，家无余财。
这个“家无儋石之财”，是有讨论的意义。
益州太守，大约是益州牧大行政区之下的益州专区的一把手，也就是今天的成都市市长，大行政区管理中心的地级市一把手。按照当时的级别，他是一个两千石干部，应该是很有一些余粮的。
估计董和经常参与一些慈善事业。
董和为刘备服务七年，在刘备登基之前就去世了，所以，在历史上地位不突出、事业不突出。
但是，陈寿饱含感情的把他写入了《三国志》。
陈寿号称“良史”，其实名不副实，他不是根据客观事实，而是太多的根据自己的爱恨情仇取舍历史。
董和是左将军掌军中郎将，而阎宇是右将军，陈寿长期和阎宇共同为官，他不是了解阎宇的历程，而应该是非常熟悉，但他没有给阎宇立传。现在，我们对阎宇这个牵扯到蜀汉灭亡的重要人物的历史就非常的模糊。
陈寿之所以把一个对刘备集团发展贡献不大的人物写进《三国志》，就在于董和对于益州的社会发展贡献非常大。
陈寿也有夹带私货的嫌疑。
刘备登基，诸葛亮担任亮丞相，丞相府当然要设立大批的僚属，诸葛亮开会“教与群下”怎样协助领导工作：“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蹻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国，则亮可少过矣。”
诸葛亮认为，设置参署的目的，就是一个“集众思广忠益”，所以僚属就必须将自己的思考随时向领导汇报。但是，僚属的思考不可能和领导的意见时时一致，弄不好就变成了否定领导的观点。领导也是人，也有感情，一个僚属经常和领导唧唧歪歪，是非常不利于培养感情的。诸葛亮用“人心苦不能尽”来描募。
一句话：人家何苦惹领导不高兴。
对于这种“远小嫌”，诸葛亮非常担心，因为领导和助手“难相违覆”交流意见，往往就不利于工作，“旷阙损矣”。
陈毅在华东，身边一个秘书非常的直白，经常给陈毅提意见，弄得陈毅很不快意，于是换人。新的秘书是一个马屁精，不但不提意见而且经常面谀。陈毅一开始很受用，时间一长就感觉不对头：自己不可能不犯错误。于是，请回老秘书，虚心接受批评。
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必须不断的接受别人的建议和批评才能成就事业。
诸葛亮点评了自己结交的几个非常有帮助的朋友：“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於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於伟度，数有谏止；虽姿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青少年时期的诸葛亮，在隆中，很有几个朋友，但最推崇的是崔州平，“屡闻得失”，那就是经常点评诸葛亮行为的良友了。
诸葛亮非常尊敬徐庶，“勤见启诲”，那个意味就是徐庶别有诸葛亮所不具备的专长。
董和和诸葛亮一起工作，“每言则尽”，无保留的说出自己的观点。
董和之后，诸葛亮又和胡济一起配合工作，胡济“数有谏止”，那就是没少给诸葛亮提意见。
胡济，字伟度，义阳人，和魏延是老乡，曾经担任诸葛亮的主簿，“有忠荩之效，故见褒述”。诸葛亮去世后，“为中典军，统诸军，封成阳亭侯，迁中监军前将军，督汉中，假节领兖州刺史，至右骠骑将军。”
胡济在诸葛亮时代已经成长为高级将领，大体和姜维相当而略弱，姜维时代他担任右骠骑将军，就是军队二把手，“督汉中”就是汉中军区司令员。
但是，诸葛亮的这个点评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董和的长处仅仅是“殷勤”，他最欣赏的是“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徐庶是最优秀的。诸葛亮对工作人员的要求是“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国”。
这个字里行间的意思就是工作人员能够达到徐庶才能的十分之一或者董和的“殷勤”，就有功于国。
但，推导下来，就是董和拼命的殷勤工作也就相当于徐庶十分之一的贡献。
呜呼，人才之难得如是！
很多人将蜀汉人才的短缺归罪为诸葛亮的不能培养，这是非常刻薄的。
按照诸葛亮的这个评价，如果徐庶和董和一起工作，即使董和累死也比不上徐庶，这就是天份的差距。
董允是董和的儿子。青少年时期，董允和费祎是齐名的青年才俊。
恰巧益州士大夫领袖许靖死了一个儿子，董允和费祎一起去参加葬礼。董允向父亲申请车辆，董和故意派给董允一辆“开后鹿车”。这个车辆非常的狭小而不气派。董允“有难载之色”，费祎“便从前先上”。“及至丧所，诸葛亮及诸贵人悉集，车乘甚鲜”，董允的“开后鹿车”就太寒酸了，董允“犹神色未泰”，那就是非常的尴尬，而费祎“晏然自若”。
董和通过“持车人”了解了二人的表现，“知其如此”，就对董允说：“吾常疑汝于文伟优劣未别也，而今而后，吾意了矣。”
董和的意思就是董允比费祎要差劲很多。
刘备登基，刘禅成为太子，董允当选为舍人，徙洗马，进入刘禅的工作班子。
刘禅登基，董允迁黄门侍郎。
诸葛亮“将北征，住汉中”，长期远离政治中心成都大后方，“虑后主富於春秋，硃紫难别”，他知道刘禅不是一个能够明辨是非的孩子，所以需要挑选一个能够控制刘禅的大臣，诸葛亮因为董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先帝简拔以遗陛下，至於斟酌规益，进尽忠言，则其任也。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若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彰其慢。”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42节
郭攸之“性素和顺，备员而已”，虽然“以器业知名於时”，但因为性格原因而不能担当大任。
至于费祎，不久就被诸葛亮调到前线，先后担任参军和司马，成为诸葛亮的重要培养对象。
所以，列表三人，实际掌握宫中事务的却是董允。为了充分发挥董允的作用，诸葛亮提拔他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独揽皇宫的“献纳之任”，控制了刘禅的日常生活。
董允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坚持原则，是一个依法治国的好模范，对于刘禅的过分生活要求，他“处事为防制，甚尽匡救之理”。
刘禅在诸葛亮时代就暴露了好色的强烈倾向，“常欲采择以充后宫”。董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
董允认为，皇帝的后妃有名额限制，不能扩充编制！对于刘禅而言，董允不仅仅是坚持原则，蜀汉坚持原则的大臣不是董允一个，董允是一个很有手段的人，能够让“后主益严惮之”。
董允为什么那么有力量？就在于无欲则刚。
“尚书令蒋琬领益州刺史”，向刘禅打报告表扬费祎和董允：“允内侍历年，翼赞王室，宜赐爵土以褒勋劳。”
蒋琬提议封赏董允，但是董允“固辞不受”。
刘禅“渐长大，爱宦人黄皓”。黄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
董允“常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於”黄皓。董允极有原则和手段，黄皓畏惧董允，“不敢为非”。
董允的存在，犹如蜀汉的政治防波提，刘禅和黄皓都无法影响国家基本政策的执行。
244年，董允“以侍中守尚书令，为大将军费祎副贰”。
无论正史还是演义，诸葛亮去世时对蜀汉人事工作安排都没有牵扯到董允，这个大约就是董允的确不适合担任执政大臣。
据《祎别传》记载，费祎担任尚书令的时候，“于时军国多事，公务烦猥，祎识悟过人，每省读书记，举目暂视，已究其意旨，其速数倍于人，终亦不忘。常以朝晡听事，其间接纳宾客，饮食嬉戏，加之博弈，每尽人之欢，事亦不废”。
费祎有极强的记忆力和阅读能力，工作能力超赞，他不但能够高效完成工作，还能和朋友们一起娱乐，经常参加体育运动。
诸葛亮和蒋琬的身体都不好，都英年早逝，所以都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至于费祎，他的去世是因为郭循的暗杀，否则，以他的杰出的能力和强劲身体，是可以维持蜀汉的基本国务的。
244年，董允接手费祎担任尚书令，欲模仿费祎的工作模式，“旬日之中，事多愆滞”。
耽误了许多工作。
董允叹息说：“人才力相县若此甚远，此非吾之所及也。听事终日，犹有不暇尔。”
我拼命的干，也比不上费祎的好整以暇。
246年，董允去世。据《华阳国志》记载，蜀汉时期多把董允附列于诸葛亮、蒋琬、费祎之后为“四相”。
其实，无论能力还是地位，董允都远远不及费祎。
但是，董允在蜀汉历史上对于刘禅的控制是特殊的贡献。
董允去世后，尚书吕乂接替董允的尚书令，遗留的侍中缺就破格提拔陈祗填补。吕乂“为政简而不烦，号为清能”。陈祗为人，“矜厉有威容，多技艺，挟数术，费祎甚异之。”251年，吕乂去世，陈祗“又以侍中守尚书令，加镇军将军”。费祎提拔陈祗为侍中，陈祗不能防范刘禅，而且“与黄皓互相表里”，黄皓“始预政事”。
从陈祗接替董允到费祎去世，长达七年，费祎不可能不知道陈祗和黄皓的勾结，但费祎必须重用陈祗，因为蜀汉没有人比陈祗更加能够工作。
在干部任命的德才偏重方面，有时非常的无奈。
任命一个干部，当然要能够胜任工作，最好还是一个道德模范。
但是，有些时候，一些工作非常特殊，一些人具有时代的不可或缺能力，有时候就必须忽略他们的道德问题。
1954年高岗倒台，揭出高岗很多的私生活问题，难道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知道高岗的缺点？
以共产党那样严密的内部监督机制，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高岗的生活问题。但是，高岗在中国革命史上确实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张思德品质优秀，但不能完成高岗的工作。
三国时期，曹操极不信任司马懿，到了曹睿时代，华歆、王朗都坚持铲除司马懿，但曹睿时代是司马懿逐渐控制军权的时代，不是曹睿信任司马懿，而是因为诸葛亮不停的北伐，逼迫曹睿必须重用司马懿。
重用司马懿有太多的危险，但不重用司马懿就立即有危险。
未来的利益永远不能比得上现实利益，因为如果不能保持现实利益，也不可能有未来的利益。
费祎去世后，蜀汉形成了姜维——陈祗联合执政的模式。大将军姜维的地位、威信虽然崇高，“常率众在外，希亲朝政”，陈祗实际处理国务，陈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深见信爱，权重於维”。
陈祗虽然不能像董允那样控制刘禅，但他有极强的工作能力。他好比是一个极有工作能力的贪官，在满足自己欲望的同时，也干了不少工作。明朝的张居正就是一个极贪腐、极好色的家伙，但他对历史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258年，陈祗去世，是蜀汉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姜维常年在外，蜀汉不但没有德才兼备的执政大臣，就是贪腐的能臣也找不到，黄皓很自然的就搅合了国家政务。
从此以后，黄皓的贪腐、姜维的北伐、士大夫的无能就成为推倒蜀汉政权的三大推手。
陈祗去世后，刘禅“以尚书仆射董厥为尚书令，尚书诸葛瞻为仆射”处理日常国务，到了261年，刘禅“以董厥为辅国大将军，诸葛瞻为卫将军，共平尚书事”。 董厥和诸葛瞻处理日常军国工作，但不能矫正黄皓操纵国事。
258年，孙休派薛珝出使蜀汉，对于日益毁坏的蜀国政治评价：“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
董厥和诸葛瞻都是一些无能之辈。
诸葛亮生前就对七岁的儿子深表担忧：“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
诸葛亮不可能不爱自己的儿子，但诸葛亮去世前夕就已经发现七岁的儿子不可能被培养成优秀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只能是一个艺术家。
但是，常年战乱的蜀汉已经没有人才诞生可能，一个是人口基数，一个是战争对于正常人才培养的破坏。
董厥和诸葛瞻走上了他们不能适应的前台，担负了不应当承担的工作。
这个时候，蜀汉还有一个高级领导人——右骠骑将军胡济。胡济是诸葛亮特别欣赏的干部，能够和董和相并，应该是很有能力的。
关于胡济，历史有些微的记载。256年，姜维在洮水大败王经，然后乘胜围攻狄道城，但是，邓艾建议曹魏征西将军陈泰用疑兵计惊走了姜维。
姜维退兵于钟提，但洮水大捷是实实在在的胜利，所以被刘禅任命为大将军。第二年的春天，也就是257年的春天，姜维“更整勒戎马，与镇西大将军胡济期会上邽，济失誓不至，故维为魏大将邓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离，死者甚众。众庶由是怨讟，而陇已西亦骚动不宁，维谢过引负，求自贬削。为后将军，行大将军事。”
段谷兵败是姜维北伐时期最大的挫折，蜀汉的核心骨干部队无当飞军全军战死无一归还。
如果排除罗贯中的影响，仅仅从正史探讨段谷兵败的原因，陈寿在《三国志》中大约留下三个思想。
第一个是上面材料中的“镇西大将军胡济期会上邽，济失誓不至，故维为魏大将邓艾所破於段谷”。请注意，这是谯周的学生陈寿的观点，他认为段谷兵败的原因是胡济没有按照计划指挥自己的部队到达前线，姜维兵力短缺不能应对邓艾。
第二是曹魏高级将领王基的评价：“姜维因洮上之利，轻兵深入，粮饷不继，军覆上邽。夫大捷之后，上下轻敌，轻敌则虑难不深。”
王基的这个观点和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111回的思想大体一致。王基和罗贯中都认为之所以出现段谷兵败是因为姜维太骄傲了，他没有接受夏侯霸的建议，他过于看轻刚刚到达西线的新对手邓艾。所以，在《三国演义》第111回，罗贯中压根就不提胡济没有及时到达前线这一档子事情。王基、罗贯中认为，段谷兵败的责任就是姜维本人的指挥有误，与胡济无关。
第三种思想非常特别，仍然隐藏于陈寿对段谷兵败的评价里。这一段文字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镇西大将军胡济期会上邽，济失誓不至”。

@wanme123 1693楼 2013-12-19 13:43:57
颜老师，一直在看您的帖子，感觉您对 历史 ，对人性，对体制都有深刻的认识。我现在碰到了一个人生的灾难事件，上个月初我带小孩到上海新华医院做了个左后鼻孔闭锁打通手术，因医生的操作失误和主观过失，导致我小孩鼻小柱断裂缺损畸形。具体可以看http://bbs.tianya.cn/post-free-3873595-1.shtml。半年后将面临整形修复，成功率大概70%的样子，如果没成功的话，小孩大了以后还需要整形，而且需要国内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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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复见谅，因为你的问题过于牵扯个人利益，所以不敢随便答复。
第一，孩子已经受到伤害，最大的希望是能够恢复，如果不能恢复，那么就需要多年后才能整形。
第二、由于你们是南昌人，孩子在上海出现医疗事故，所以你们不占有空间和时间的优势。而医疗事故一旦拖长，对于患者就非常不利，万一医院出现了人事调整，比如领导，比如主治大夫，你们就更加吃亏。
第三、我个人建议，仅仅建议，你最大的可能就是从医院获得三种补偿：1、半年后整形修复的费用；2、孩子和家庭的精神损失；3、初步估算孩子长大后的整修费用。
在这里面，前两项费用是客观的，国家也有标准，如果你速战速决，也许医院可能给你多一点补助。如果孩子不需要将来整修，你可以多得将来的可能整形费用，如果孩子将来需要整形，以现在的整修费用获得补助，你肯定吃一点亏。
如果你能够以快速拿到这三部分金钱而和医院妥协，你虽然吃亏，但能够得到大体补偿。如果拖下去，社会的同情心一旦麻木，医院一旦死猪不怕开水烫，就成了长期的僵局。
最大的麻烦：你不是上海人，不可能在那儿打持久战。
孩子是最大的受害者，请替我表示关心。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43节
“失誓不至”，什么意思？
胡济违背了自己的誓言，没有及时到达前线。
姜维是大将军，胡济是镇西大将军，胡济当然要接受姜维的指挥，那么为什么需要发誓呢？
透过这个字眼，我们应该得出一个结论，胡济是一个很坚定的反战派，他长期指挥自己的部队守御汉中，他认为战略防守是蜀汉最恰当的国家战略，他不肯北伐。
姜维担任大将军，一定要北伐，但感觉自己直接控制的军队不能支持北伐，就产生了调胡济参加北伐的计划。但是，胡济的军队属于汉中守御部队，而且胡济又是一个坚定的反战派，估计姜维就和胡济达成了协议：姜维作为第一梯队北伐，在和曹魏关中军队接仗后，在曹魏军队已经被吸附在内线而不能进攻汉中后，胡济的汉中守御部队作为第二梯队北上担任姜维第一梯队的后续。
估计胡济答应的非常勉强，姜维对于资格极老的胡济也没有过多的手段，只能是协调，但姜维非常担心勉强答应北伐的胡济临时变卦，像230年的李严一样突然操蛋而不肯北上。如果，姜维按照胡济为后援的战略统筹安排战役，如果仗打的热火朝天的时候竟然等不来第二梯队，那可就太坑人了。
《集结号》里的谷子地苦苦等待永远吹不响的集结号。
从古到今，跨越时空和集团，什么时候都有这样的操蛋货。
姜维就硬逼着胡济发了誓，比如生个儿子没腚眼，自己死在刀剑之下什么的。
姜维这人比较迷信，古人一般比较迷信，但胡济这个家伙不迷信：他竟然“失誓不至”。
陈寿和胡济一样是反对北伐的士大夫。陈寿认为北伐是劳民伤财、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但并不说明陈寿盼望姜维兵败。有些时候，有些人宁肯盼望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比如，雨花石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某一个学生很难培养成为杰出人才，但是，雨花石毕竟不是拥有慧眼的人，经常判断失误，如果一个学生竟然出乎雨花石的意料而成为参天大树，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惬意的判断错误啊！
王基和罗贯中认为姜维的段谷兵败是因为指挥失误，陈寿也认为姜维“粗通文武”，也就是军事能力并不杰出，也就是说陈寿也认为姜维指挥能力的相对不足是段谷兵败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胡济的第二梯队及时开上前线，姜维也许可能不失败。不管姜维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胡济竟然违背自己的诺言而不开上前线都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姜维如果知道胡济是一个操蛋的家伙，也许在前线的战役就不那样竭尽全力的深入敌后。
因此，陈寿这一个对胡济“失誓不至”、“秋八月，维为魏大将军邓艾所破于上邽”的记载就是对胡济刻在历史纪念碑上的批判。
但是，陈寿本人也是一个反对北伐的人物，他把蜀汉灭亡的历史责任之一归罪于姜维的北伐，如果过于突出的批判胡济，又有冲淡自己对于姜维总评价的不情愿，所以，他对胡济的批判就隐隐约约、拐弯抹角。
258年，姜维上表刘禅调整汉中防务：“於是令督汉中胡济卻住汉寿，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
这是《姜维传》关于胡济的记载，除此以外，胡济留下的线索就是担任了蜀汉历史上最后一个骠骑大将军。
230年，李严以东吴撕毁盟约的假情报忽悠诸葛亮从前线回军汉中，诸葛亮一次性就撤消了同为托孤大臣的李严的所有职务，而258年，姜维段谷兵败后，仅仅是依照诸葛亮失街亭的历史成例贬自己为后将军，而操蛋的胡济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不久还进位为骠骑大将军。
为什么？
蜀汉后期，统治集团内部有非常激烈的路线斗争和权力矛盾，但大家的斗争非常的有节制，极少出现曹魏那样的残酷的集团内部大屠杀。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蜀汉力量太弱了，人才太短缺了，实在不能内部折腾。
一个贫穷的人，费尽千辛万苦娶了一个老婆，虽然奇丑而且脾气不好竟然还不守妇道，男人有时也要忍耐，因为离婚的成本太大。
《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寄食于朋友宋异人家里，宋异人古道热心，给他弄一个马氏老婆。这个马氏并不贤良，但姜子牙也敝帚自珍，舍不得让她离异。
姜子牙知道自己命中注定大富大贵，但他知道天下人不知道他大富大贵，以他的年老和贫穷，极难另行鼓捣一个老婆。姜子牙本不是一个长于生计的人，有一个女人洗洗衣服、做做饭，没事的时候拌嘴吵架也是一种幸福。
改革开放后，婚姻变得的非常的不稳定，一个是社会思想意识的进步，另一个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男男女女都可以独立在社会谋生，婚姻家庭的依附性明显降低：离婚已经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社会经济行为。
姜维牺牲不起胡济，因为没有胡济，实在没有人可以应付胡济担任的工作，同样，蜀汉更加牺牲不起姜维，因为姜维实在是蜀汉更加需要的人才。
262年，蜀汉集团的领导人，刘禅和黄皓之下，董厥、诸葛瞻、胡济、张翼和廖化都不能取代姜维，这是蜀汉内部政治斗争的最大艰难。
就在这时，右大将军阎宇登上了历史舞台。
首先要解释一下右大将军这个称谓。
大将军是全国军队的总司令，并不分置左右两人，所以右大将军并不是近现代历史上经常出现的第二大将军（比如1949年四野大军南下，罗荣桓、邓子恢分任第一、第二政委，都是正职，区别是位列）。右大将军应该是资格较深的右将军。219年，黄忠斩杀夏侯渊，被刘备任命为征西大将军，其实就是资格较深的征西将军。还有一点，黄忠并不是因为担任征西将军时间较长被称为征西大将军，而是直接就被称为征西大将军。同理，我们不能因为阎宇担任右大将军就判定阎宇已经长期担任右将军，我们只能根据这个称号知道阎宇是一个资历较深的老将军。
《三国志》等材料中关于阎宇的记录非常的少，这种少并不能说明陈寿不了解阎宇的历史，也不能说明阎宇在历史上没有什么成就。
陈寿在蜀汉，“初应州命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他担任这些职务充分说明他不可能不知道曾经搅入蜀汉内部政治斗争核心的阎宇的历史，即使是简单的历史，比如阎宇在蜀汉灭亡中的经历，比如阎宇在蜀汉灭亡后的下场。
陈寿之所以不肯在《三国志》中为阎宇立传，不是因为阎宇是一个小人，而是因为他本人也曾经卷入了支持阎宇取代姜维的政治行为。
陈寿是谯周的学生，他在思想意识上受谯周影响很大，他在《三国志》中流露出非常明显的反对姜维北伐的倾向。
陈寿在“宦人黄皓专弄威权，大臣皆曲意附之”的乱局中“独不为之屈”，结果“由是屡被谴黜”。
陈寿特立独行于士大夫行列，不肯阿附黄皓，所以是一个有气节的人，但他还是一个坚定的反对北伐的人。这两种思想相互影响的结果是他也支持阎宇取代姜维。
一年后，263年，蜀汉灭亡，到了264年，姜维在刘禅投降后，一腔孤忠图谋复国被乱刃分尸。姜维是蜀汉的革命烈士，而下落不明的阎宇肯定最后归依了曹魏。
1930年11月，李韶九担任了极为重要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军级），他领导肃反极端扩大化，严重损害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稳固，逼出一个富田事变。
我读党史，恨极了这家伙。
关于李韶九的归宿有两种说法。一个是1935年春，在闽西战斗中牺牲。一个是被陈毅“处死”的。关于这后一种说法，有一个传说：1944年春陈毅到延安，见到分别十年的毛泽东，老战友间畅谈终夜。毛泽东偶然问起李韶九，陈毅说：被我毙了。毛问为什么，陈毅回答：他害死我老婆。
新中国成立后，李韶九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李韶九对中国革命危害极大，但他确实没有背叛党组织。如果，他确实牺牲于国民党的进攻，任何人没有理由否认他的革命烈士称号。如果陈毅以李韶九曾经害死他的老婆肖菊英而铲除李韶九，那就是官报私仇。李韶九也应该是革命烈士。
历史在此出现悖论，李韶九极端伤害了革命利益，但他没有背叛党组织，所以应该被评为烈士，而烈士应该被歌颂。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44节
姜维是蜀汉最后一个执政大臣，他必须承担蜀汉灭亡的历史责任，但他一腔孤忠图谋复国被乱刃分尸，无论如何也应该是蜀汉的一个革命烈士。
对于这样的烈士，谁能忍心不留情面的批判？蜀汉灭亡了，刘禅是安乐公，陈寿跑到洛阳当了曹魏的官员，他们有什么权力批判为了蜀汉付出全家生命的姜维？
面对此情此景，有良知的陈寿必须歌颂革命烈士姜维，但并不豁达的陈寿还必须回避掉阎宇，否则就一定牵连一大批蜀汉士大夫的脸面，当然也牵连陈寿的脸面。
现在，我们梳理一下历史上仅有的阎宇的一点材料。
陈寿在《三国志》的《马忠传》里曲里拐弯的附列了对于阎宇的一点评价。
以陈寿对于阎宇的了解和阎宇在蜀汉后期特殊的影响，这种附列式评价断断不是雨花石所喜欢的扯淡文章，而是绞尽脑汁、处心积虑的特别安排。其实，就雨花石本人而言，虽然喜欢扯淡，也极少胡乱扯淡，每一段文字也都是为了服务于自己想要表达的一种思想，只不过行文风格比较东鳞西爪而已。以陈寿的严谨，阎宇稀奇古怪的出现于《马忠传》的附列里，就是陈寿既不想正面为阎宇立传，还不想湮灭阎宇的正面形象。
要想准确评价阎宇，必须准确评价马忠。
马忠，是巴西阆中人，属于蜀汉的本土干部。“少养外家”，是一个被外祖父母或者舅父母抚养大的孩子。估计是父亲早逝，母亲改嫁，本家孤弱，只好依附亲友。少年时代的马忠随外家姓狐，名笃，成名后才认祖归宗姓马，自己改名叫马忠。
狐笃（马忠）曾经“为郡吏，建安末举孝廉，除汉昌长”。
刘备东征，大败于猇亭，“巴西太守阎芝发诸县兵五千人以补遗阙”，紧急补充刘备的兵力守御东疆，就派遣狐笃带队去了前线。
当时刘备已经回到了永安，接见了狐笃，交流后非常的欣赏，就对尚书令刘巴说：“虽亡黄权，复得狐笃，此为世不乏贤也。”那个意思就是狐笃可以和黄权相当。这是一个极高的评价。
刘禅登基，丞相诸葛亮开府全权处理国务，任命马忠“为门下督”，成为诸葛亮的重要亲信干部。
诸葛亮南征三年，任命马忠为牂牁太守。从此以后，马忠开始了为蜀汉王朝镇守南疆的人生历程，同样，马忠也是在《三国演义》第87回突然加入了诸葛亮南征的队伍，从此开始了在这部演义小说里的血雨腥风。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马忠“抚育恤理，甚有威惠”，对于南中的战后重建立下了极大的功勋。
建兴八年，也就是230年，“召为丞相参军”，马忠成为诸葛亮的核心幕僚，“副长史蒋琬署留府事”，实际担任蒋琬的主要副手，因为费祎去了前线而董允主要负责宫中事务，所以马忠实际是处理日常国务的二把手。当时，诸葛亮还给马忠一个“又领州治中从事”的职务。蜀汉只有一个益州，诸葛亮本人领益州牧，他在前线，所以“又领州治中从事”的马忠实际处理益州的日常地方事务。
马忠已经开始参与蜀汉的中央和地方管理。
231年，马忠到达祁山，协助诸葛亮“经营戎事”。
诸葛亮回师后，马忠“督将军张嶷等讨汶山郡叛羌”。到了233年，“南夷豪帅刘胄反，扰乱诸郡”。为了平定南方，诸葛亮调回“庲降都督张翼”，委任马忠取代张翼。马忠没有辜负诸葛亮的信任，斩杀刘胄，“平南土”。论功行赏，马忠担任监军（职务）、奋威将军（军衔），封博阳亭侯（爵位）。
历史上非常推崇诸葛亮的南征，好像一劳永逸。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即使诸葛亮时代，南中也经常叛乱，除了刘胄之乱，“建宁郡杀太守正昂，缚太守张裔於吴，故都督常驻平夷县”，“又越巂郡亦久失土地”。马忠到达南线后，“率将太守张嶷开复旧郡”，全面建立了蜀汉在南中的管理。
由于平定南方的巨大功勋，马忠担任了安南将军，进封彭乡亭侯，到这个时候，马忠已经大体是蜀汉整个南部地区的大军区司令员了。
延熙五年，也就是242年，在经营南中十年后，马忠还朝，然后到汉中，拜见大司马蒋琬，升级为镇南大将军。244年，大将军费祎指挥部队离开成都赶往汉中兴势山紧急增援王平抗击曹爽，马忠留成都，“平尚书事”，代理一切国务。
兴势大捷后，费祎回到成都，马忠“乃归南”，继续经营南方。
到了249年，马忠去世。
陈寿在《马忠传》的结尾有一个对马忠的评价：“忠为人宽济有度量，但诙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处事能断，威恩并立，是以蛮夷畏而爱之。及卒，莫不自致丧庭，流涕尽哀，为之立庙祀，迄今犹在”。
读完《马忠传》，我的感觉马忠是完人。
马忠当然不是完人，但陈寿认为马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物。
《马忠传》中没有记载马忠的任何缺点。
然后，陈寿非常奇怪的附列了张表和阎宇：“名士张表，时名士，清望逾忠。阎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继踵在忠后，其威风称绩，皆不及忠。”
在《益部耆旧传》中还有一个对于张表的解释：“张表，肃子也”。
《华阳国志》也有一个解释：“表，张松子，未详。阎宇字文平，南郡人也。”
张表可能是张松的儿子，也可能是张松的哥哥张肃的儿子。
我个人认为，张表应该是张肃的儿子，因为过继给张松才出现历史记载的混乱。
《三国演义》第62回，张肃向刘璋检举了张松私通刘备，刘璋大怒，“遂下令捉张松全家，尽斩于市。”
刘备占领成都后，张肃的一个儿子过继给已经被杀的张松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张表，字伯达，在马忠之后接任庲降都督。
按照陈寿的记载，这个张表虽然历史贡献不如马忠，但“清望逾忠”，暗含的意思就是马忠不如张表“清望”，也就是有些贪腐行为。
历史学家骂人有时曲里拐弯：原来马忠也不是完人。
阎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
他是一个非常勤奋工作的人，也有很多的功劳，但是“其威风称绩，皆不及忠”，也就是比不上马忠。
不及马忠，这个评价其实是非常的高，而不是轻视。
打一个比方。
蒋介石是一个很能打仗的人物，他的战略统筹能力在中国近代是绝对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有些人评价蒋介石军事无能，连一个营长都不能胜任，这就太搞笑了。
1925年，蒋介石指挥几千学生军，一路横扫陈廉伯、陈炯明，然后北伐，仅仅不到四年竟然统一了中国，那是极端优秀的领袖人物。
但是，蒋介石的厄运是因为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
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打败国民党？
有人说是因为工人阶级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阶级。这个纯属扯淡，哪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不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阶级？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但诞生的比较晚，而且人口非常的少，最重要的是和农民的联系非常密切，从某种程度看流氓无产者的比重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有人说因为共产党是一个非常有战斗力的政党。这个也不正确，因为苏联共产党也很有战斗力，但一个戈尔巴乔夫就让苏联亡党亡国。
中共之所以能够打败国民党，最核心的原因就是中共有了毛泽东这样一个领袖。没有毛泽东，其他的领导人都斗不过蒋介石。
我们评价蒋介石，说蒋介石不及毛泽东会打仗，这个评价不是贬低蒋介石，而是正确评价蒋介石，是评价蒋介石非常的能打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军事统帅，是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敢惹的枭雄。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和毛泽东相比。
比如，有人说雨花石不如毛泽东会打仗，这就太搞笑了，这种评价虽然是绝对的真理，但这是一个任何人都不会进行的评价，因为雨花石和毛泽东在军事斗争领域没有任何可比性。
比如，有人说雨花石不如刘翔跑的快，这也是一个真理，但也是一个无聊的真理。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45节
我们说蒋介石不如毛泽东会打仗，其实暗含一个大前提：蒋介石非常的能打仗，虽然打不过毛泽东，但也仅仅是比毛泽东差一点而已。
所以，陈寿评价阎宇“其威风称绩，皆不及忠”，也就是比不上马忠，其实暗含一个大前提：阎宇虽然比不上马忠，但也是一个很有威望和功绩的将领，他的威望和功绩也仅仅比马忠差一点而已。
马忠是一个什么人物？马忠是一个被刘备、诸葛亮非常欣赏的干部，马忠是一个被蒋琬重用的干部，马忠是一个曾经代理费祎处理国家一切政务的干部。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去世的太早，在费祎去世之后，马忠应该有接手费祎担任国家辅政大臣的可能。
阎宇比不上马忠，可能是量的差别，也可能是质的差别。所谓量的差别就是蒋琬和费祎的差别，他们都是能够胜任辅政大臣的角色，但蒋琬要比费祎优秀一点。所谓质的差别，就是马忠可以胜任辅政大臣工作，而阎宇不能胜任。比如诸葛亮去世前夕就没有关于董允的安排，董允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物，他和费祎大体相当，年轻的时候别人几乎看不出他们的差别，但处理国务期间，董允自己承认自己确实比不上费祎。
我们知道，今天的考试是分数的检测，如果三个人考试的成绩是61、60和59，这个59分虽然仅仅比60低1分，但已经是不及格。
我个人认为，陈寿对于阎宇和马忠的评价是质的差别：阎宇实际能力比马忠相差很小，但马忠可以胜任辅政大臣的工作而阎宇不能胜任辅政大臣的工作。
262年，阎宇的地位是资深的右将军，排在他前面的有大将军姜维、右骠骑将军胡济、镇军大将军宗预、左车骑将军张翼、右车骑将军廖化、卫将军诸葛瞻、辅国大将军董厥。
以上诸人除了年轻当权的诸葛瞻，其他的都是老将，姜维也已经60岁。
诸葛瞻并不是一个极有能力的人，他之所以进位卫将军，就在于他是一个官二代。也就说，即使正常状态下，蜀汉要培养姜维之后的接班人，也必须在卫将军诸葛瞻和右将军阎宇这样的阶级中寻找人选。阎宇是非常接近辅政大臣的人物。
那么，这个时候阎宇在干什么工作呢？
《晋书》的《罗宪传》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材料：“时大将军阎宇都督巴东，拜宪领军，为宇副贰”。
这里记载阎宇的职务为大将军，可能是漏记了“右”字，也可能是“右”和“大”讹误。
右将军阎宇为什么在巴东呢？
《三国志》的《朱然传附朱绩传》有一个材料：江东的“孙綝秉政，大臣疑贰，绩恐吴必扰乱，而中国乘衅，乃密书结蜀，使为并兼之虑。蜀遣右将军阎宇将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须绩之后命”。
孙琳执政的时候，骠骑将军朱绩见朝政骚乱，怕魏国乘机灭了吴国，朱绩认为与其被曹魏灭亡还不如归依蜀汉，于是偷偷写信给蜀汉：如果魏国要灭吴国，就让蜀汉兼并吴国的土地。
蜀汉领导人经过研究，派右将军阎宇带5000人，以增派白帝城的防守为名到达吴蜀边境，等待朱绩的后命。
如果蜀汉兼并吴国，估计在相当时间也是一国两制，朱绩已经是骠骑将军，位置极高，不可能担任阎宇的副手，但蜀汉能够派阎宇执行这样重要的战略任务，说明阎宇当然也是很有才能的人物。
258年，孙休发动政变彻底清除了孙綝集团，朱绩的计划当然搁浅。孙休清除孙綝后，紧急派薛珝通报蜀汉，在蜀汉派人答礼后才建议吴蜀联合防范司马昭的进攻，这种行为的急迫性就在于朱绩应该将自己的计划告知了孙休：我为了整个江东的利益而预谋在无可奈何之际让蜀汉兼并东吴。阎宇已经到达了白帝城，万一因为孙休发动政变而误判形势贸然发动对吴国的进攻，那就太可怕了，所以孙休紧急派人通报蜀汉避免误判。
但是，蜀汉的领导人竟然有过图谋同盟国土地的计划，这对于吴蜀双方都是很丢脸的事情，孙休绝对不能让蜀汉知道自己知道了这个事情，蜀汉也必须遮掩这个事情，所以双方都在心照不宣。在这种情况下，右将军阎宇就必须继续担任蜀汉在白帝城的军事统帅，因为他如果在孙休解决孙綝后离开，就等于宣告自己到达白帝城就是不怀好意。
吴蜀双方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在同盟的同时都在算计对方。
262年，蜀汉如果以升级为名义调呆在白帝城已经没有意义的阎宇进京，实在是一个既解决姜维也让盟友安心的政治决策。
按照材料记载，蜀汉末期的士大夫集团领袖，除了诸葛瞻，还有董厥和樊建。这两个朋友在《三国演义》出场于第91回，当时董厥是丞相令史，樊建是典军书记，属于文职军人。诸葛亮对于董厥有一个非常积极的评价：“董令史，良士也。吾每与之言，思慎宜适。”诸葛亮时代，董厥被“徙为主簿”，已经是很重要的官职。诸葛亮去世后，“稍迁至尚书仆射，代陈祗为尚书令”。蜀汉后期，董厥任辅国大将军，“平台事”，他的尚书令一职“而义阳樊建代焉”。
251年，樊建“以校尉使吴，值孙权病笃”，所以没有亲自接待樊建，大将军诸葛恪代替孙权接待了樊建。重病的孙权问诸葛恪对樊建的评价：“樊建何如宗预也？”诸葛恪回答说：“才识不及预，而雅性过之。”樊建是一个比较高雅的人，但才能比不过宗预。蜀汉后期，樊建“为侍中，守尚书令”。
“自瞻、厥、建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
诸葛瞻、董厥和樊建之所以和黄皓斗争不力，不是因为能力，而是因为有利益牵扯。
但是，孙盛在《异同记》中有不同的记载：“瞻、厥等以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蜀长老犹有瞻表以阎宇代维故事”。
这个记载就是说策划这一次政治阴谋的不是黄皓而是诸葛瞻、董厥和樊建等人。
诸葛瞻、董厥、樊建和阎宇都是荆州干部，他们有利益的趋同性。
我个人认为孙盛的记载比较合理，他告诉我们，蜀汉统治集团策划的这次政治阴谋就本质而言并不是争夺权力而是国家方略的路线斗争。
这个记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诸葛瞻等人并不是一次性把姜维赶尽杀绝，而是仅仅剥夺军权，仍然让姜维担任益州刺史管理地方行政。蜀汉实际只有一个益州，所以益州刺史就是具体的地方行政管理者，具有极大的权力。按照蜀汉的体制，刺史不但拥有地方行政管理权，而且也有军事管理权，但诸葛瞻等人图谋将益州的行政权和军事权分离。
蜀汉的干部太少了，统治阶级尽量珍惜人才，不像曹魏和东吴那样残酷的内部屠杀。
但是，为什么《三国志》中把正儿八经的路线斗争歪曲为丑恶的权力斗争呢？
孙盛记载。“晋永和三年”，也就是347年，“蜀史常璩说蜀长老”，也就是几十年后解密：“陈寿尝为瞻吏，为瞻所辱，故因此事归恶黄皓，而云瞻不能匡矫也。”
陈寿和诸葛瞻有个人恩仇，所以故意把诸葛瞻正当的路线斗争歪曲为黄皓图谋剥夺姜维权力的恶行，这样就可以批驳诸葛瞻阿附黄皓。
对这两种观点，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相信。诸葛瞻、董厥、樊建确实与黄皓斗争不力，但他们这一次图谋剥夺姜维的军权也的确是路线斗争，他们想给蜀汉民众一个休养生息。但是，姜维是蜀汉非常重要的干部，而且姜维和诸葛亮还有极深的个人感情，蜀汉也实在不能把姜维赶尽杀绝，一定要发挥姜维的行政管理才能。在这种情况下，诸葛瞻等人为了能够和姜维共同工作，就要把自己策划剥夺姜维军权的阴谋漂白，简单说就是寻找一个替罪羊。至于黄皓，他当然想培育自己在军队的势力，姜维当然就是最大的障碍，只要诸葛瞻等士大夫给予一个暗示和支持，黄皓就一定会冲到最前沿推动剥夺姜维军权的政治阴谋。于是，黄皓就推荐阎宇取代姜维。
诸葛瞻等人在这个政治阴谋中还有一个图谋，就是挑动黄皓剥夺姜维的军权而保留姜维的行政权，这样一来，老资格的军队大佬姜维就和黄皓有了不可调和的仇恨，姜维和黄皓的恶斗就有利于士大夫集团借鹬蚌相争而渔翁得利。
在这个过程中，刘禅实际是知情人，或者他也猜透了这场阴谋。刘禅对于姜维坚持北伐，也是有限支持，现在看到士大夫集团合力图谋休养生息，他也并不反对，所以就非常愿意归恶于黄皓：归根结底黄皓是一个玩偶。
262年，成都城皇宫、官署里卧虎藏龙，一个一个的在暗算别人，而一个一个的被别人暗算。
至于一千多年后的罗贯中，出于维护诸葛亮和姜维的光辉形象的意识形态需要，所以就归恶于黄皓和阎宇，弄得黄皓已经完全可以控制蜀汉国务，弄的阎宇的形象非常的下流，其实并不符合历史。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46节
罗贯中最可恶的地方不是丑化黄皓和阎宇，而是在这个时候利用刘琰被杀极端丑化了刘禅。
《三国演义》第115回，在姜维和邓艾在祁山恶战的时候，突然插入一大段：“却说后主在成都，听信宦官黄皓之言，又溺于酒色，不理朝政”。
为了说明刘禅“溺于酒色，不理朝政”，罗贯中写到：“时有大臣刘琰妻胡氏，极有颜色；因入宫朝见皇后，后留在宫中，一月方出。琰疑其妻与后主私通，乃唤帐下军士五百人，列于前，将妻绑缚，令军以履挞其面数十，几死复苏。后主闻之大怒，令有司议刘琰罪。”
蜀汉政府给刘琰定罪：“卒非挞妻之人，面非受刑之地：合当弃市。”
“遂斩刘琰”。
罗贯中对这个事件的评价是：“自此命妇不许入朝。然一时官僚以后主荒淫，多有疑怨者。于是贤人渐退，小人日进。”
这一大段文字，绝大部分是符合历史记载的，但有一个极关键的错误：“时有大臣刘琰妻胡氏”。这种文字暗示所有读者，刘琰妻子狐狸精事件发生于262年，这也太胡闹了。
刘琰字威硕，“鲁国人也”，雨花石一千余年前的老乡。“先主在豫州，辟为从事，以其宗姓，有风流，善谈论，厚亲待之，遂随从周旋，常为宾客”。这个刘琰是刘备在豫州刺史时期的干部，在刘备集团的资格仅次于关羽、张飞，比孙乾、糜竺还要长久，那是正儿八经的老革命。刘琰没有什么本事，但“有风流，善谈论”，很符合刘备的个人生活爱好，所以感情很好，经常携带刘琰走亲访友。
刘琰虽然没有什么功劳，但从豫州时代开始，经徐州、穰山惨败一直到长坂坡而不离不弃追随刘备，那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的角色。
刘备进攻益州，刘琰也始终伴随身边，担任了固陵太守。刘禅登基后，刘备时代的老干部去世太多，刘琰成为蜀汉集团最资深的老同志，所以“封都乡侯，班位每亚李严，为卫尉中军师后将军，迁车骑将军”。当时的刘琰地位仅次于诸葛亮和李严，高出赵云一大截。但是，刘琰没有什么能力，所以就列位而已，“然不豫国政，但领兵千馀，随丞相亮讽议而已”，什么工作都不干，仅仅是诸葛亮的传声筒。
但是，刘琰极会享乐：“车服饮食，号为侈靡，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又悉教诵读鲁灵光殿赋。”
我也不知道这家伙为什么有那样多的金钱侍养女乐。
建兴十年，也就是232年，刘琰追随诸葛亮北伐到达祁山，“与前军师魏延不和，言语虚诞”，严重影响了前线将领的战斗意志，诸葛亮给予严厉的批评。刘琰就很认真的给诸葛亮写了一个很长的检讨。为了维护前线的团结，诸葛亮就让刘琰还成都，“官位如故”。
经过这一次极大的挫折，刘琰“失志慌惚”，心情不愉快，就经常精神错乱。
234年正月，这一年诸葛亮还没有去世，他的妻子“胡氏入贺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经月乃出”。因为“胡氏有美色”，刘琰“疑其与后主有私”，就命令士兵“以履搏面，而后弃遣”，用鞋底打美女的脸，然后休妻。
胡氏状告了刘琰，刘琰被判死刑。那个年代，男人拥有休妻权，但男人也不能随便用鞋底家暴。
鞋底是有特殊含义的东西。
《诗经》的《大雅》有一首《生民》，以神话传说的形式记述了周民族早期的发展史，是汉民族仅有的几首史诗之一。后稷的母亲姜嫄“履帝武敏”，即踩了上帝的大脚印的大拇指印记，就怀了孕，从而生了后稷。其实“敏”为脚的大拇指，人类文化学对位学者已经指出，中国民间的“脚”是男性的象征，脚的大拇指，更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所以，中国民间女子爱上了某个青年，往往给他做一双鞋，表示自己接受他的爱，愿意与他成亲。鞋就代指女子和女子的生殖器。中国古代的戏曲文化，男女私慕，女子往往送男子绣花鞋为表记。推导下来，民间把淫荡的女子比做“破鞋”，也来源于此。
刘琰让士兵在大庭广众之下用鞋底打胡氏的脸，其实就是公开的侮辱皇家的脸面。
胡氏进宫朝贺太后，逗留月余出宫，是否与刘禅有染，这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反正刘琰也不能求证。在这种情况下，刘琰的行为不但侮辱了刘禅，而且也侮辱了太后：好像太后默许刘禅玩乐大臣的妻子。
鞋底打脸事件的确伤了皇家的脸面，但刘禅母子也不能公然以“大不敬”的罪过惩治刘琰，所以就抓住士兵鞋底打脸的不合礼法处决了刘琰。
刘琰事件之后，“自是大臣妻母朝庆遂绝”。
请注意，刘琰是车骑将军，是常规状态下的军队三号人物，比征西大将军魏延高出一大截，他还是蜀汉资格最深的元老，他的被杀不可能不通报给汉中大本营焦头烂额筹谋最后一次北伐的诸葛亮，也不可能瞒过代替诸葛亮处理日常国务的蒋琬，当然也不可能瞒过负责处理宫廷事务的董允。我们既看不到蒋琬、董允反对刘禅斩杀刘琰的记载，也看不到诸葛亮的激烈反应，只能推导认为当时蜀汉的士大夫高层普遍认为刘琰是罪有应得。
刘琰事件本来发生在234年，罗贯中把他移植到262年，从时间上后移了28年。
刘琰是刘备豫州时代的干部，如果能够活到262年，年龄应该在90以上，这个不符合历史。
罗贯中在浓墨重彩写了刘琰事件后，又抹黑了阎宇和黄皓：“时右将军阎宇，身无寸功，只因阿附黄皓，遂得重爵”。
经过罗贯中的东拉西扯，蜀汉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就变成了昏君支持小人夺权。
罗贯中为什么处心积虑黑恶刘禅、黄皓和阎宇？
这其实就牵扯到罗贯中对姜维北伐的评价和对蜀汉政权灭亡责任的认定。
如果认可诸葛瞻、董厥、樊建等人的剥夺姜维军权给予民众休养生息，那么姜维接连不断的北伐就是劳民伤财，那么姜维就要承担或者部分承担蜀汉灭亡的责任。如果刘禅是一个好色的昏君，如果黄皓已经控制了蜀汉的国政，那么姜维的北伐失败原因除了蜀汉国力较弱以外还有刘禅的掣肘，那么蜀汉的灭亡就是因为刘禅是昏君。
罗贯中坚定的把刘禅定位为昏君，所以，姜维就是被昏君召回的优秀军事统帅。
这个写法，大约有十三道金牌逼迫岳飞撤兵的味道。
6、姜维紧急撤兵。
经过各种力量的碰撞和各种阴谋的策划，被诸葛瞻等人暗算的黄皓向刘禅提出了建议：“姜维屡战无功，可命阎宇代之。”
刘禅接受建议“遣使赍诏，召回姜维”。
当时姜维“正在祁山攻打寨栅，忽一日三道诏至，宣维班师”。
面对突然的命令，姜维“只得遵命，先令洮阳兵退，次后与张翼徐徐而退”。
“邓艾在寨中，只听得一夜鼓角喧天，不知何意”，让姜维弄得糊里糊涂，只能紧守营寨，到了天明，“人报蜀兵尽退，止留空寨”。
姜维竟然开溜，邓艾“疑有计，不敢追袭”。
姜维北伐和诸葛亮北伐的一个明显不同点，就是他的撤军大多是因为无可奈何而不是主动，诸葛亮撤军往往非常主动。这一次姜维接到命令后竟然没有征求张嶷的意见而立即撤退，是非常令人奇怪的。
姜维这一次北伐，不但遇到谯周的坚决反对，而且竟然遭到廖化这一个老军人的坚决反对，遇到的阻力空前强大。姜维北伐开局就非常的不利，夏侯霸洮阳牺牲，姜维侯河被邓艾偷袭，军队的士气低落到极限状态，虽然姜维强行推动继续开打，但军队被分解在洮阳和祁山两地，都纠缠的难解难分，短时间没有胜利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姜维借机开溜就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刘禅意外给了姜维一个撤退的命令，实际给予姜维一个极大的帮助：不是我不能战胜敌人，而是领导要求我撤退。
姜维撤回汉中后，就和刘禅的来使去成都朝见刘禅，其实就是要求刘禅给一个解释：你为什么让我撤兵？
刘禅的命令及时给姜维了一个撤兵的台阶，按理姜维应该感谢刘禅，但姜维知道这种突然的撤兵命令背后一定隐藏某种目的，所以他要主动出击。
这就是得了便宜还要卖乖。
蜀汉的政治斗争公开爆发。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47节
第十九、姜维沓中屯田避祸。
1、郤正出场协调矛盾引发姜维和刘禅、黄皓的公开冲突。
得知姜维到达成都，刘禅 “一连十日不朝”，刘禅竟然回避了姜维。
姜维“心中疑惑”，无论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总要有一个结局，你一个劲不见面是什么意思？
这一天，姜维来到东华门，“遇见秘书郎郤正”。
姜维是大将军，是蜀汉王朝的第四任辅政大臣，他被召回成都，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的阴谋，现在阴谋突然搁浅，不上不下悬在半天空，这个就不仅仅是尴尬而且是可能酝酿一种危险，所以那些聪明的大臣们都东躲西藏，坚决不和姜维照面。秘书郎郤正的出现就绝对不是偶然。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师人。祖父郤俭，是汉灵帝末年的益州刺史，“为盗贼所杀”。
郤俭牵扯到整个三国时代益州历史的源头。
郤俭在益州大事聚敛、贪婪成风，整个益州民怨沸腾，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188年，东汉的宗室太常刘焉在政权衰落、天下大乱之时，向朝廷提出了一个影响三国历史的重大建议，即用宗室、重臣为州牧，在地方上凌驾于刺史、太守之上，独揽大权以安定百姓。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结果是造成了各地割据军阀的形成，包括刘焉在内的州牧上任后基本就不再受朝廷的控制。
事实上，刘焉提出这个建议的目的就是想搞垮东汉政府，因为他本人想当皇帝。
刘焉本来想获得交州的地盘远离中原而避祸，听侍中董扶说益州有天子之气，改变主意向朝廷请求为益州牧。
汉灵帝对郤俭在益州的行为已经很不满，所以封刘焉为监军使者、益州牧，前往益州逮捕郗俭，整饬吏治。
因为道路不通，刘焉暂驻在荆州东界。此时郤俭已被黄巾贼马相等杀死，称帝才几日的马相又被益州从事贾龙组织军队击败。贾龙迎接刘焉入益州上任。
野心勃勃的刘焉上任途中，得知依附自己生活的老朋友的女儿吴苋有“母仪天下”的富贵，就让自己的儿子刘瑁娶吴苋为妻。无福的刘瑁不久去世，吴苋成了寡妇，刘焉通过辛辛苦苦的努力控制了益州，但最终没有登上皇位就去世了。几十年后，刘备进入益州娶了吴苋，建立了帝业。
刘焉仅仅是历史的匆匆过客。
“会天下大乱”，相对于中原，益州就是安乐窝，郤俭的儿子郤揖“因留蜀”。郤揖“为将军孟达都督”，是孟达的重要干部，追随孟达服务于刘璋，追随孟达归依了刘备，追随孟达投降了曹魏，担任中书令史，然后追随孟达背叛曹魏回到蜀汉的阵营，最后就和孟达一起被杀。
郤正“少以父死母嫁，单茕双立，而安贫好学，博览坟籍”。
孟达和他的基本部队是三国时代的叛徒专业户，估计蜀汉不可能承认他的革命烈士身份，所以郤正的少年岁月非常的孤苦。
郤正通过勤奋学习，“弱冠能属文，入为秘书吏，转为令史，迁郎，至令”。
上帝关上大门的同时，也为郤正开了一扇窗户。
郤正担任的是皇帝近侍官职，“自在内职”，“与宦人黄皓比屋周旋，经三十年”，他和黄皓有最亲密的接触。黄皓“从微至贵，操弄威权”，郤正“既不为皓所爱，亦不为皓所憎，是以官不过六百石，而免于忧患”。
郤正是一个很本份人，大约因为父亲曾经的叛徒身份，他也尽量远离政治。但是，郤正特别尊敬姜维
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姜维的评价是复杂的，但郤正的评价特别正面：“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敝薄，资产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激，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擿，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
这是历史上罕见的对于姜维家庭生活的描写。姜维既不贪腐公款吃回扣，也不爱好女色养二奶，而且还不积累自己赢得的财产。姜维的行为不是为了某一个目的的自我约束，“非以激贪厉激，抑情自割也”，而是源自内心的自我满足，“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
姜维是一个好干部，关于他的纷争是军事路线而不是个人能力和品德。
郤正非常崇拜姜维，他的皇帝近侍官的特殊身份，应该知道这一阴谋的来龙去脉，他也知道姜维接连十天吃软瘪的尴尬，他实在不能忍耐，所以就故意在东华门遇上了姜维。
但是，且慢，问题如此简单吗？
郤正这个家伙和黄皓在一处办公三十余年，不阿附黄皓而能够独善其身，他会公开的在东华门揭露刘禅和黄皓的隐秘？
262年，姜维接受郤正的建议沓中屯田后，秘书郎郤正竟然被提拔为秘书令。
郤正，本来的官职是秘书郎。秘书郎，官名，三国时代开始设置，属秘书省，掌管图书经籍，或称“秘书郎中”。
秘书令，216年，汉末曹操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以秘书丞为其佐官。曹丕代汉，改为中书，置监、令，而蜀汉仍然成为秘书令。
秘书郎就是秘书省一个管理图书档案的科室领导，属于闲职，而秘书令是管理国家机要政务的大员。这个秘书省的另一称谓中书省到了隋唐就是中枢机构，中书省的同平章事就是国家的宰相，到了元朝，罢三省而集权为中书省，中书省就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了。
蜀汉时期的秘书省当然不能和元朝的中书省相比，但秘书令也已经是参与国家机要政务了。
郤正屁颠屁颠跑到东华门，爆料了刘禅、黄皓和阎宇的阴谋，然后给姜维支了一个沓中屯田的招，然后刘禅和黄皓非常愉快的让郤正从闲散的档案室管理员一步登天参与国务机要，他们有毛病？
我个人认为，郤正出现在东华门本身就是刘禅和黄皓策划的一个阴谋。
刘禅、黄皓、诸葛瞻、董厥、樊建等人本来是图谋剥夺姜维的兵权，让姜维担任专职的地方行政一把手。
要剥夺姜维的兵权，需要征求三个人的意见。一个是刘禅要同意，刘禅当然已经同意。第二个是姜维是否同意，姜维是蜀汉的忠臣，他既然接受刘禅的稀奇古怪的命令回到汉中，然后单身来成都，就不会以军事手段对抗刘禅。当然，这是姜维的理解。实际的历史发展，姜维的政治选择非常出乎刘禅的意料。第三个要征求谁的意见？司马昭！司马昭？是的，刘禅要征求司马昭的意见，如果司马昭不同意，刘禅也就不敢换掉姜维。
姜维持续不断指挥军队北伐，弄得蜀汉内部怨声不断，各种力量大集结，就形成了撤换姜维的大阴谋。
但是，当姜维接受命令从祁山撤回汉中后，蜀汉没有北伐的军事负担后，立即面临另一个重要任务——怎样防范司马昭的进攻？
今天批评诸葛亮和姜维北伐的学者们完全忽略了当时的特殊政治态势。魏蜀吴三国的鼎立，是当时中国的暂时力量均势，这种均势一旦打破，就一定要出现统一战争或者兼并战争。司马炎取代曹魏后，并不积极兼并东吴，西晋内部还有贾充这样重量级的反战力量，但最后仍然发起了灭吴战争。
三国鼎立是国家和民族的分裂，大约相当于二战后的德国和朝鲜的分裂，也相当于1949年的国共分治，他存在着内部要求统一客观心理要求和民众传统。三国鼎立不同于1918年的奥匈帝国解体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奥匈帝国和苏联都不是民族国家，松散的联邦或者邦联被没有追求重新统一的内部意识形态要求。
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虽然长期分裂，但主流政权始终有统一的意识形态要求，东晋、前秦、刘宋、南梁、北宋前期、北宋后期、金国、南宋后期都曾经有图谋统一的军事行动。
1953年——1954年，周恩来、尼赫鲁等人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这个原则仅仅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并不适用于南北朝鲜和东西德国，我们也不能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台海问题，我们也不能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要求三国时代的政治家们。
魏蜀吴三国的本质就是相互铲除的敌人，和平共处仅仅是一时之需。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48节
264年，蜀汉灭亡，265年司马炎登基，江东的孙休非常担心。《三国演义》第120回：“吴主孙休，闻司马炎已篡魏，知其必将伐吴，忧虑成疾，卧床不起”。
蜀汉灭亡，江东势孤，司马炎取代曹魏，中原政权已经完成了内部新陈代谢，江东已经成了待宰的羔羊，孙休竟然给吓死了。不是孙休胆怯而是西晋灭吴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蜀汉和曹魏的关系，就是一盘天下争夺的大棋盘，曹魏控制了大盘，蜀汉控制了边角，诸葛亮、姜维一个劲的搅和，就是借江东对曹魏的掣肘、曹魏内部的乱局的机会和中原政权在雍凉地区胶着的打劫。
用围棋术语形容蜀汉的北伐，就是一盘在雍凉地区的进行的一盘关系全局的大劫争。如果蜀汉控制了雍凉地区，解决了秦岭运输的天然限制并且获得大西北的资源，就可以顺势东出复制当年刘邦的光荣。如果曹魏彻底把蜀汉的力量赶出了雍凉地区，就会依托大西北一步一步蚕食大西南。大西南虽然地理险要，但毕竟无法和中原争夺。
用象棋术语来形容蜀汉和曹魏在雍凉地区的争夺，大体就是蜀汉的野战部队进攻曹魏的防守部队。曹魏因为江东掣肘和内部问题，无法集中力量和蜀汉死磕，只好用连环马或者担子炮在边界长拦。蜀汉一旦突出曹魏的长拦，兵临长安，就可以破城。曹魏一旦彻底抵消了蜀汉的攻势，也会顺势反击。
《三国演义》第113回，也就是258年，孙休解决了孙綝后，立即通报蜀汉，然后“又写国书，教人赍入成都，说司马昭不日篡魏，必将侵吴、蜀以示威，彼此各宜准备”。
司马昭虽然已经控制了曹魏政权，但要改朝换代还需要建立不世功勋以建立威望。
权力和威望不是一个概念。
司马昭解决诸葛诞兵变后，曹魏的国力已经到达同时应对江东、蜀汉和内部叛乱三大力量的程度。只要司马昭愿意，他就可以监视一方进攻另一方，蜀汉国力的虚弱决定了司马昭第一个解决的对手是蜀汉。
刘禅召回了姜维，就立即面临一个如何防范司马昭进攻的问题。
邓艾善能用兵，阎宇能否守得住蜀汉的江山？
邓艾长期在雍凉地区和姜维恶斗，如果蜀汉彻底拒绝姜维的北伐，如何才能抵得住邓艾的南下？
蜀汉统治集团经过研究得到的结论是阎宇比姜维差一大截，不可能打得过邓艾。
在这种情况下，蜀汉的各种力量只好打消了剥夺姜维军事权力的念头。但是，姜维已经撤回了汉中，而且赶往成都，如何应对姜维成为现实的麻烦：怎样才能让姜维咽下这口恶气？
这就是刘禅坚决不肯设朝的缘故。
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一个人出面告诉姜维大体的原因，然后劝说姜维接受现实，继续领兵防卫蜀汉的江山。
这个人地位不能太高，地位越高越容易发生冲突，当然也不能参与这次阴谋，必须是一个地位不高但平时比较尊敬姜维的人。这个人还必须在宫廷工作，能够接触最高机密，否则就没法让姜维相信他的情报。
郤正是秘书郎，当然知道极多的秘密，郤正一直和黄皓不冷不热，当然能够被姜维接受。
郤正愿意接受这项任务吗？他非常的崇拜姜维，是姜维的粉丝，现在姜维处于危险之中，如果自己能够协调这一极大的矛盾，让姜维快速离开成都继续掌握军权，那应该是极大的快乐。
于是，在成都大后方各种力量的默许之下，郤正以姜维的铁杆粉丝的身份出现在东华门，协调各种矛盾，务必让姜维接受客观现实。
一连十天在东华门吃冷瘪的姜维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粉丝，当然就非常高兴，上去就问：“天子召维班师，公知其故否？”
郤正很亲切的“笑”着说，这种笑就是充满了阳光灿烂的笑，就是雨花石见到心仪美女那样的仰羡的笑：“大将军何尚不知？黄皓欲使阎宇立功，奏闻朝廷，发诏取回将军。今闻邓艾善能用兵，因此寝其事矣。”
郤正：大将军，现在黄皓当家，他本来想让阎宇取代你的军权，所以让你撤回汉中。现在听说邓艾这家伙非常能打仗，我们蜀汉这边，除了你，谁都不是对手，所以呢，就放弃了这个阴谋，皇帝和黄皓现在还是想让你继续担任大将军掌握军权，皇帝担心你脾气不好，不能接受这个事情，所以一直不好意思和你见面。大将军，事情已经这样，反正你还是大将军，不如高高兴兴的和皇帝见个面，大家和谐和谐，毕竟他是老板嘛。
姜维大怒：“我必杀此宦竖！”
姜维：这个不关刘禅的事情，他本来就是一个稀里糊涂的家伙，但也不是一个坏人，黄皓这个没鸡巴的家伙是个什么东东？竟敢在我的头上拉屎撒尿，我一定杀死他！
姜维是大将军，三国时代，大将军是一个极特殊的职务，因为是乱世，所以控制军队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姜维指挥军队发起东华门兵变（当年吴匡就发起了青琐门之变，一下子就把盘根错节的宦官杀的几十年喘不过气来），依附在刘禅身上的这些家伙除了老老实实的伸长脖子挨刀，还确实没有办法。
两汉历史有多次的清君侧和废立皇帝。
如果郤正是刘禅的绝对粉丝，他就应该顺的姜维的思路诱导姜维发动兵变：让姜维这样窝窝囊囊的生活，当然也是一种痛苦。
但是，郤正是一个政治家，他知道感情必须让位于协调矛盾，他必须让矛盾的各方都能马马虎虎接受现实政治，他必须让姜维和黄皓大致相互接受。
郤正制止说：“大将军继武侯之事，任大职重，岂可造次？倘若天子不容，反为不美矣。”
大将军啊，我亲爱的大将军，我崇拜的大将军啊，你本来就是诸葛亮事业的继承者，现在一身关系蜀汉的存亡，你何必和一个宦官较真呢。黄皓本来是一个宦官，他现在很得老板的喜欢，如果你动刀动枪的吓唬黄皓，老板如果不高兴，岂不是个麻烦。你本来是忠臣，自古以来，忠臣都要忍辱负重，当年诸葛亮也曾经让宦官暗算过，所以你也不要太难过。当年诸葛亮逮着老板揉搓一顿，弄得老板在家里哭了好几天，你千万不要冲动，因为诸葛亮是老板的干爹，说话办事比较随便，咱比不了。现在，老板终于明白，你不但是忠臣，而且最能干，脱离了你，他就没法混日子，你继续掌握大权，多少要给老板一个面子，大家努力建设封建主义和谐江山多么的好。大将军啊，咱既然继续掌握大权，就不要在意那些繁琐事情，宫廷的事情，你知道，外人不好插手。大将军，咱既然仍然控制着军队这座青山，就不要担心没有柴做饭，放长线钓大鱼的干活。
姜维经过这一番苦口婆心的劝导，终于认识到自己所处情景的危险和尴尬，认可了郤正的观点：“先生之言是也。”
在这种情况下，刘禅和姜维终于见了面。
2、姜维和刘禅、黄皓的公开冲突。
第二天，刘禅与黄皓在后园宴饮，姜维不管三七二十一，“引数人径入”。
姜维在东华门已经得到郤正的透底，知道了刘禅和黄皓的底线，所以就敢于直闯皇宫。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姜维也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和刘禅发生冲突。
“早有人报知黄皓，皓急避于湖山之侧”，他已经知道郤正协调了矛盾，但毕竟担心姜维这个武夫。
姜维“拜了后主”，改由的礼貌还是有的，流泪奏报：“臣困邓艾于祁山，陛下连降三诏，召臣回朝，未审圣意为何？”
既然没有了外人，姜维当然要求刘禅给予一个答复。
“后主默然不语”，他大约想让姜维发泄一下。
姜维单刀直入：“黄皓奸巧专权，乃灵帝时十常侍也。陛下近则鉴于张让，远则鉴于赵高。早杀此人，朝廷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复。”
既然姜维仍然表示臣服，不像孙綝、司马昭那样耍愣，刘禅就知道自己可以控制局面，所以就很苦口婆心的做工作：“黄皓乃趋走小臣，纵使专权，亦无能为。昔者董允每切齿恨皓，朕甚怪之。卿何必介意？”
黄皓不过是一个宦官，他的权力都是我给的，他干的事情都是我允许的，国家的一切大政都控制在我的手里，他干不了什么坏事情，准备撤换你的动议其实是我的内心思想。过去董允见了黄皓就咬牙切齿，实在令人奇怪，他到底是给黄皓过不去呢还是干涉我的皇权。姜维啊，你是明白人，你也是一个有本事能打仗的人，我们迫切需要你领兵打仗，你的目的也是领兵打仗，所以就不要操心这样的小事情，大家和谐的干活。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49节
姜维叩头请求：“陛下今日不杀黄皓，祸不远也。”
姜维这个态度虽然激烈，但叩头请求的气场就弱了，刘禅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
如果，姜维张牙舞爪、指手画脚，刘禅早就浑身哆嗦了。
刘禅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卿何不容一宦官耶？”
刘禅非常乖巧的将姜维和黄皓的斗争归结为个人的爱恨。
矛盾的层次越低，越便于协调。
刘禅“令近侍于湖山之侧，唤出黄皓至亭下，命拜姜维伏罪”。
刘禅的意思是说：姜维啊，我知道你不喜欢黄皓，黄皓也知道你不喜欢他，所以偶尔在我这里说你的坏话，现在事情已经明明白白，今天说开今天揭过，以后你干你的大将军，他干的他的打扫卫生，他以后绝对不会说你的坏话，他说你的坏话我也不相信，他不过就是一个宦官，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现在我就让他给你赔情道歉。
黄皓已经被诸葛瞻等士大夫集团和刘禅算计，已经被推到和姜维公开协调的尴尬处境，现在是光棍不吃眼前亏（他才是真正的光棍），所以就“哭拜”姜维：“某早晚趋侍圣上而已，并不干与国政。将军休听外人之言，欲杀某也。某命系于将军，惟将军怜之！”
“言罢，叩头流涕”。
姜维可以要求刘禅杀黄皓，他本人当然不能杀黄皓，否则就是极端严重的侵夺皇权。
在这种情况下，姜维已经没有了办法，所以“忿忿而出”。
第3、姜维沓中屯田。
姜维出宫后“即往见郤正，备将此事告之”。
郤正说：“将军祸不远矣。将军若危，国家随灭！”
郤正其实是吓唬姜维，因为姜维在刘禅那里的表现并没有太多失礼，他也没有更多的得罪黄皓。按照当时的国家体制，作为大将军，姜维就是拥有完整管理权的辅政大臣，地位远远高于黄皓。而且既然刘禅和黄皓都不敢剥夺姜维的军权，姜维就是绝对的安全，而姜维在宫中的表现，说明他也没有更多的手段对付黄皓。他们两个实际是和局。
郤正的讲话实际是原定计划的一部分：让姜维走的远远的为蜀汉保家卫国而不能干涉朝政。
姜维好不容易有一个粉丝，当然就非常的依赖：“先生幸教我以保国安身之策”。
无论刘禅、黄皓还是诸葛瞻，都并不反对姜维本人统帅军队，因为他们都不能统帅军队，他们讨厌的是姜维统帅军队不断北伐的政策，但如果姜维撤回汉中，确实又令姜维太难受。一个要北伐，一个要休养生息，之间的矛盾就不好协调。但也不是绝对不好协调，办法总比困难多，办法的思路就是满足姜维北伐的要求还不能动用蜀汉的物资保障。
这个有些扯淡，打仗就一定需要后勤保障。
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中共革命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军队长期都是没有固定的后勤保障，他的军队总是在脱离根据地进行外线出击，他的军队不但能够建立根据地，而且还可以自己搞大生产养活自己，这个思路就是军事屯田。
要想协调姜维和大后方的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姜维到曹魏的雍凉地区进行军事屯田，他可以在曹魏杀人放火自己养活自己，蜀汉也就相当于没有了姜维这一批人，自己在家里关门搞生产。
郤正说：“陇西有一去处，名曰沓中，此地极其肥壮。将军何不效武侯屯田之事，奏知天子，前去沓中屯田？一者，得麦熟以助军实；二者，可以尽图陇右诸郡；三者，魏人不敢正视汉中；四者，将军在外掌握兵权，人不能图，可以避祸：此乃保国安身之策也，宜早行之。”
好处一大拖，都是表象，核心就是解决刘禅和姜维的现实矛盾，皆大欢喜。
姜维大喜，非常的感谢：“先生金玉之言也。”
第二天，“姜维表奏后主，求沓中屯田，效武侯之事”。
刘禅出了一口气：总算度过了这一个天大的政治危机，他当然高高兴兴的答应。
姜维事件的严重程度在蜀汉发展历史上实际超过了诸葛亮去世，因为一旦处理不当，蜀汉就可能内部军事动乱，就蜀汉那点国力，立马就完蛋。
《三国演义》关于姜维屯田和正史有一点区别。
正史记载：“维见皓枝附叶连，惧于失言，逊辞而出。后主今皓诣维陈谢，维疑惧，因求种麦沓中不敢还成都”。
郤正肯定参与了姜维的屯田建议，但正史中那一个“后主今皓诣维陈谢”说明黄皓并不像《三国演义》描写的那样能够控制国政，他不但要绝对服从刘禅的命令，而且确实担心姜维的军队。根据这一记载，我们知道刘禅其实对于姜维也非常的曲意抚恤。
这一材料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节点是姜维远走避祸的关键：“维见皓枝附叶连”。
黄皓本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士大夫已经站在黄皓战线上与姜维为敌。
后人评论蜀汉历史过于从刘禅和士大夫不能控制黄皓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没有注意到士大夫其实是自觉自愿的依附在黄皓身边和姜维斗争。
蜀汉末年，国力的快速下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姜维的北伐耗尽了国力，另一个是黄皓专权。黄皓专权影响了政府的风气，但不会从根本上影响蜀汉的经济。
我们评价中国近代史，都发现一个问题：抗战之后国民党快速丢失了江山，因为国民党从抗战时期开始快速腐败。
1927年之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其实是欣欣向荣，到了1935年，国民经济发展很快，蒋介石拥有很高的威信。
但是，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坚持抗战同时为什么快速腐败而丢失了民众的支持？
抗战时期，国民党一路败退，地盘丢失太多，政权龟缩在大西南，大西南有限的地盘和有限的资源就成了支持国民党抗战的主要支持，也成为国民党集团生存的主要依附。国民党不同于共产党的地方在于他的集团是地主、资本家和部分小资产阶级组成，这部分人虽然坚持抗战，但也要维持自己正常的生活。大西南有限的资源和战时格局不可能维护那样多的人正常的生活，这些人为了自己的生活就要贪腐。
贪官未必不抗战。
反过来，我们看共产党，他们就非常的自律，有多少资源享受什么样的生活，能享福但也能吃苦。新四军军长叶挺和政委项英发生激烈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生活作风。叶挺是中将军长，自己也有一些财产，他在大革命失败后远走海外，从来就没有根据地的艰难经历，他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享用自己的军饷，这个本来就是理所当然，而且叶挺拿出了很多自己的财产贡献给了新四军。但是，新四军是一支不同于国军的部队，如果大家都按照国军的规则安排自己的生活，国军少将副军长项英也享受叶挺那样的生活，新四军的9000人马就不可能发展到几万人。
抗战时期，共产党也有贪腐，而且跑掉了一个高级将领周昆，但从整体上他破除了财产个人私有，大家可以同甘共苦坚持抗战，所以也就可以脱离大后方在日军占领地区建立根据地，这种外线出击就是减轻自己的大后方的供给困难而破坏日军的经济。
国军也不是没有游击战，但国军的游击战是建立在依托大后方物质保障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他不能减缓大后方的物质压力。
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日子非常的难过，所有的军队都伸手要军饷，所有的官员都需要发工资，所有的学校都需要办公经费，但是，他有限的地盘那里来那样多的金钱？所以，大家都憋的难受，所以就大量的贪腐。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贪腐，但风气已经被败坏了。
抗战胜利，大家突然获得极大的地盘，而且新的地盘是日军曾经的占领区，那里的民众既然接受过日军的管理，那一个都可以给予一点汉奸帽子，所以接收日伪的财产竟变成了大抢劫。
国民党的纪律就没法扭转了。
但是，国民政府的腐败绝对不可能和日军的抢劫三光相比，日军当然更加残暴。生活已经好转了民众为什么那样的愤恨国民党？不是因为国民党的腐败，而是因为国民党的垄断式腐败。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50节
抗战胜利，国民党和蒋介石是出了大力的，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抗战胜利毕竟不是蒋介石自己出了力，不但共产党出了很大的力量，而且国民党内部的非蒋介石系统的军阀也出了极大的力量。比如，龙云，比如阎锡山。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定要建立一个绝对权威的政府，这个就政治学本身并不错，错的是他不符合现实。共产党的地盘是自己夺取的，军队是自己建立的，他绝对不可能高高兴兴的交给蒋介石。蒋介石要彻底获得共产党的地盘就必须打仗，不要说共产党不怕打仗，而且国民党打仗也不是对手。蒋介石最大混蛋之处是无论如何不能处理龙云。龙云当然是一个军阀，当然也贪腐欺压云南的百姓，当然也对蒋介石保持实际的独立状态，抗战时期也别扭的蒋介石很厉害。但是，龙云坚持抗战，他的部队对抗战贡献很大，他本人对抗战胜利贡献也很大。蒋介石处理共产党，还可以用政党斗争相解释，他对龙云的处理就是极端明显的排除异己。
这种小肚鸡肠，也许不能影响底层的老百姓，但对于能够判断的有知识阶层来讲就可怕了。
我切入这样一大段关于国共斗争的文字，就在于说明对于民众而言，腐败是可怕的，但并不是绝对的可怕，因为战争更加可怕。
黄皓喜欢权力，这个很不好，但权力一定要有人掌握，既然不能让我掌握，谁掌握其实意义并不大。封建时代的经济主体是农业经济，政府的管理功能并不突出，只要给予民众一个劳动的机会，老百姓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但是，姜维的战争政策就太可怕了，因为他需要整个国家持续不断的提供劳动力和物质保障。
蜀汉的士大夫明明白白知道，自己斗不过黄皓，因为黄皓的背后面是刘禅，他们也明明白白知道自己斗不过姜维，因为姜维已经控制了军队，而且蜀汉还必须依赖姜维的军事指挥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依附于黄皓解决姜维的持续不断的战争政策，反而更加有利于蜀汉的民众利益。
黄皓不过是喜欢权力和利益，他能吃多少？他就拼了命的贪腐也比不过姜维的胡折腾。
两害相权求其轻。
姜维是大将军，是蜀汉的第四代辅政大臣，他从血雨腥风的祁山回到成都大后方，竟然一连十天没有朝廷大员前来联系感情！208年，周瑜从柴桑口回到吴郡讨论军事策略，大批的文臣武将都来请安问好。成都大后方的士大夫集体抗拒姜维的到来。姜维是一个聪明人，他已经感到成都对他的冷淡。
离开成都远走沓中军事屯田也是减缓姜维和统治集团摩擦的最有效办法。
第4、姜维军事屯田前夕对汉中军事防务的调整。
姜维回到汉中，聚诸将开会宣布军事战略的大调整：“某累出师，因粮不足，未能成功。今吾提兵八万，往沓中种麦屯田，徐图进取。汝等久战劳苦，今且敛兵聚谷，退守汉中；魏兵千里运粮，经涉山岭，自然疲乏；疲乏必退：那时乘虚追袭。无不胜矣。”
蜀汉经济的极端凋敝，已经不能支持蜀汉的野战军外线作战，所以姜维要带领部队到曹魏的沓中军事屯田。姜维远走沓中之后，蜀汉的益州本部就可以解脱沉重的军事后勤保障，可以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
但是，蜀汉国力有限，野战部队当然也有限，姜维远走沓中屯田，必须带走蜀汉的野战部队。
姜维在外线军事屯田对于曹魏是有极大的威胁的，曹魏不可能坐视不理，姜维的军队一定要保证自己可以赶跑邓艾对于自己的威胁，所以一定要带走野战主力部队。
当时蜀汉总人口不过94万，可以供养的兵员非常有限，姜维带走主力部队，汉中的防御部队当然就非常的有限，姜维就一定要调整汉中军事防御战略。
219年，刘备“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也就是坚守外围阵地、御敌于国门之外。244年，王平按照既定方略以有限的军队“捍拒曹爽”，取得兴势之役巨大胜利。
258年，姜维在围攻长城失败后退入汉中，根据司马昭已经可以两线作战完胜诸葛诞的客观现实，知道蜀汉已经面临攻守异势，开始认真调整蜀汉在汉中的军事防务。
姜维认为“错守诸围”虽然可以保护国家的安全，“然適可御敌，不获大利”。
姜维采取了诱敌深入的基本方略，“不若使闻敌至，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使敌不得入平，且重关镇守以捍之”，坚壁清野“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由于秦岭诸道过于艰险，曹魏野战军也不能及时保障充分的后勤，“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粮，自然疲乏”。这样，蜀汉就可以进行大略大反击，“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
姜维的这种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大战略非常接近于毛泽东的根据地游击战略。毛泽东在红军时期和抗战初期，根据地建设的地理依托往往是地理险峻的山地，也有依托山地地理拉长敌军后勤保障和军事协调的战略意图。
很多历史学家批评姜维的战略是蜀汉灭亡的重要原因。这是不公允的。战略本身并没有错误，错误的是时代。
姜维的这种防守反攻，当然依靠地理条件，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有敢于坚持的军队。诸葛恪指挥江东主力围攻合肥新城，张特以3000之弱旅竟然能够坚持100天，就在于张特指挥的军队敢于为曹魏政权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秦岭对于曹魏军队的后勤有极大的限制，但蜀汉的军队能否有坚持到曹魏军队筋疲力尽的毅力呢？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士气和民众的支持，是防守反攻战略的极大力量来源。
蜀汉后期，姜维的防守反攻已经缺乏基本支持。
姜维远走沓中，带走了蜀汉野战军主力，汉中防务极端空虚，更加不可能坚守外围阵地，必须撤回收缩到几个主要的战略支撑点，而这种兵力空虚，也使蜀汉汉中军队的防守非常的虚弱而反击几乎不可能。
姜维的具体部署是“胡济守汉寿城，王含守乐城，蒋斌守汉城，蒋舒、傅佥同守关隘”。
他本人去了沓中。
二十、姜维沓中屯田和司马昭确立灭蜀的大战略。
“邓艾闻姜维在沓中屯田，于路下四十余营，连络不绝，如长蛇之势”。邓艾立即“令细作相了地形，画成图本，具表申奏。”
当时曹魏在西线的军事统帅是征西将军司马望，镇西将军邓艾是二把手。二人有一个大体的分工，司马望负责长安附近的核心地区，邓艾负责今天的甘肃地区，二人相互策应。
姜维避祸的沓中在什么地方呢？
甘肃省迭部县在汉代称为沓中，他和附近的舟曲县就是姜维屯垦避祸的大致区域。
迭部县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下辖的一个县。位于秦岭西部，岷山、迭山之间的峡谷之中，东连舟曲县，西南毗邻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若尔盖县、九寨沟县。
对于广大的中国人来讲，迭部县是一个非常生疏的地方，雨花石从1992年到2010年，接连不断当了18年农村中学的地理教师，经常读书看报，也经常查阅材料，但也不知道沓中到底在那里。为了写这个帖子，才知道迭部县也曾经在中国革命史上闪耀着辉煌。
迭部县是红军长征进入甘肃的第一个县。
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和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草地分兵。度过毛泽东评价的“最黑暗的那一夜”，中共中央到达了俄界（今高吉村）。
中共中央召开俄界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发出《为北上抗日同志书》，确定在陕、甘割据的方针。
9月14日红军到旺藏乡达茨日那村旺藏寺。毛泽东在这里指挥了腊子口战役。
俄界会议实际确立了红一方面军、乃至中国共产党将中国革命大本营确立在大西北并进而以参与领导中国抗日战争发展力量的根本战略。由于这一大战略的确立，表明毛泽东彻底摆脱了张国焘代表的偏安大西南搅合国民党边角的思维。1927年，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失败，带领部队向偏远的井冈山转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际就是开始了在边边角角和国民党纠缠的基本战略。从1927年9月9日到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对于毛泽东的批判就是否认毛泽东将革命的力量放在边角而舍弃大城市，共产党内受共产国际影响的领导们始终以占领大城市为革命的战略方向。1935年1月，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开始参与军事指挥，他充分发挥了长于运动游击的天赋，不断制造机会，在国军的空虚位置逃出包围圈，然后和红四方面军会师。
按照毛泽东的既定逻辑，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正是在大西南借助四川地方军阀和蒋介石中央军的矛盾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最佳时机。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51节
但是，毛泽东是战略家。他敏锐的发现，日军侵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态势，中国民众最关心已经不是如何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体制和发展经济，而是关心如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作为天赋的搞统一战线的行家里手，他彻底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远走山川江湖搅动边角的战略，确立了融入中华民族抗日洪流的大战略。
大西北因为接近苏联、并接近抗日前沿阵地，民众的抗日的热情已经沸腾，特别是丢弃了故园的东北军的热情更加沸腾。大西北，已经为共产党风云中国搭好了舞台。
俄界会议之后，三大主力红军不断的北上汇集于陕北这片干涸而荒凉的土地，然后不断东出影响中国的根本政治。从1935年俄界会议开始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共的大战略就是北上和东进抗日。正是这一大战略主轴的确立，为共产党迎来了大发展，也最后迎来一个万紫千红的新中国。
史学家之所以斤斤计较于毛泽东和张国焘的阴谋，之所以不能理解张国焘南下和西路军的彻底失败，就在于没有看到南下和西征实际是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南辕北辙，当然一定要失败。
俄界会议之后，本来在南方发展的很好，已经建立了比较牢固的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也主动舍弃自己的根据地走上北上抗日的漫漫征途。贺龙指挥的部队参加长征，截然不同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贺龙的部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展的非常好，有自己非常稳定的家，在红一、红四相继退到长江以北之后，这支部队本来的战略发展方向是继续留在长江以南，“革命，南方也需要一个”。但是，接到北上抗日的命令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理解了时代发展的主轴，明白了中国革命的重心不是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是领导抗日民族战争。他们毅然舍弃自己温暖的家，选择了雪山草地、凄风冷雨，选择北中国的纵横决荡，因为在当时，参加抗日就必须离开湘鄂川黔。
一个人、一个集团要想发展，不是拥有多少资源和能力，而是要紧紧抓住时代发展的主轴，一旦逆历史潮流而动，就是有冲天的本领也一定跌入十八层地狱。
俄界会议之后，毛泽东指挥了腊子口战役。经过长征和草地分兵，毛泽东的部队已经非常的虚弱，不但兵力极少而且后勤供应非常艰难。最重要的是，草地分兵后，红一方面军已经丢失了在大西南的战略缓冲，他们必须独立北上，不可能得到红四方面军的任何帮助。就当时的形势而言，陕甘大西北的国军力量也是非常的虚弱，而且相当部分的军队已经被吴焕先、徐海东指挥的红25军牵动。毛泽东并不了解红25军的军事行动，他误打误撞闯入了国军的无堡垒地带而自由行动。但是，他必须冲出腊子口的拦阻，如果不能突破这一天险，宏观战略也只能胎死腹中。
毛泽东获得了成功。
迭部县俄界会议会址、达茨日那村毛泽东故居等是红色旅游的目的地。
今天的迭部县，面积5108平方公里，人口5.64万，每平方公里仅仅10人，在什么都可能短缺，唯独不缺人的中国，已经是人口非常的稀少。由于人类破坏较少，所以森林覆盖率54%以上，不但山清水秀而且竟然有笨拙无比当然也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出没。
红色革命纪念和大熊猫是迭部县最重要的旅游资源。
262年的冬天，姜维当然不可能知道沓中这个地方竟然在1935年深刻影响中国的命运，估计他也懒的搭理那些傻啦吧唧的大熊猫，弓马娴熟的姜维带领8万军队来沓中屯田，他的军队数量比今天的常居人口都要多，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姜维是否猎杀几头大熊猫解馋也是很难考证的事情。
262年的冬天，邓艾更不可能关注那些大熊猫，他不可能考虑建立自然保护区发展旅游业，因为当时的沓中还没有开发，本来就是自然状态，但兵凶战危，谁肯跑来旅游？即使是神经病也不肯冒这种风险。
邓艾不知道姜维沓中屯田其实是蜀汉内部政治恶斗的妥协方案，他站在自己的视角，非常痛苦的感觉到：姜维太也狠毒，一下子戳在自己最无可奈何的死角。
沓中那个地方，今天人烟也稀少，三国乱世能有个千儿八百就不错了，所以姜维在沓中屯田，对于曹魏的经济几乎就没有影响。
但是，沓中这个地方确实在曹魏境内，因为沓中在秦岭以西，所以突破了秦岭栈道对于后勤运输的限制，虽然运输也非常的艰难。沓中这个地方处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边缘地带，正是曹魏王朝的统治薄弱地带，而恰好有利于蜀汉经营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建立反魏统一战线。
沓中地理位置最可恶的一点就是过于远离曹魏在雍凉地区的经济、政治中心，属于曹魏不便于防守和争夺的地区。
沓中这种地方，在三国时代本不是什么战略要点，没有什么争夺的必要。但是，姜维突然跑到这里军事屯田，军事形势立即发生根本变化。沓中在曹魏境内，对于蜀汉来讲就是外线作战，而且姜维进行的军事屯田已经摆脱了对于益州本部的后勤压力。姜维的这种行为，就是带领8万人马跑到曹魏境内吃饭、睡觉、生产、积草屯粮，但是，这仅仅是第一步，一旦他的后勤获得保障，秋冬季节草黄马肥，闲来无事就要找机会到处烧杀抢劫。这种军事屯田最大的可怕就是有无穷无尽的闲工夫。他就好比一只老鼠，趴在洞里休养生息，有的是闲工夫，你拉开灯他不出来，你刚刚睡觉他就出来，你拉开灯他又跑了。一旦站稳脚跟，他就向前经营新的根据地，他的前进速度虽然缓慢，但因为步步为营就异常的稳妥。
那么，邓艾为什么不能跑到沓中和姜维一起军事屯田？
邓艾是战略防守，他有限的军队不可能牢牢钉在沓中这样一个没有政治经济价值的地方。比如说，中印在西藏南部有领土纠纷，但中印都不可能把国家的核心力量放在那个荒凉的地方。任何一个国家，军事力量都是有限的，国内国际的潜在军事冲突是无限的，如果把主力丢在这样的地方就是瞎胡闹。1962年，中国在西藏南部和印度发生了有限的战争，取得胜利后立即脱离接触。中国不是不能控制这块土地，问题是中国如果控制这块土地就需要极大的加强军事后勤供应，以中国的国力根本就不能胜任这种压力。中国在西藏军事能力的进步只能是根据中国国家力量的进步缓慢发展，慢慢形成军事优势。
建国以后，毛泽东在保卫国家政权方面一个重要的成绩就是在大西北军事屯田和北大荒的经济开发。中国和苏联的领土争夺并不因为意识形态的趋同而停息，反而因为中国力量的快速发展而变得更加激烈。毛泽东在新疆北部和黑龙江的北大荒的屯田开发，确保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和军事存在，对于维护国家利益贡献极大。那么，苏联为什么不能进行相应的屯田对抗中国？
和中国相比，苏联的国土太广阔而人口太稀少，相对于苏联，对于中国来讲，人口既是劳动力也是负担。动员几十万人去开发边疆，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于苏联来讲就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
262年的邓艾也不能和姜维进行军事屯田竞赛，就因为曹魏的人口太过稀少。
1947年，刘邓指挥十二万军队挺进大别山，一年之后转进中原战略决战的时候，兵力不但没有增加而且损失很大。现在，关于刘邓南下的评价是有争议的，很多人认为是得不偿失。这种观点仅仅看到刘邓军队的损失，而没有看到整个战局的变化。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关键，是争取到了毛泽东三种前途中最好的一种，即付出了代价而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将原来的国统区变成了自己的根据地，就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横冲直撞，虽然自己损失了极大的力量，但逼迫大批的国军从外线回防，极大的减缓了解放军内线的压力，而最重要的是由于大别山地位的特殊性，中原野战军在此运动游击破坏了国军的后方经济体系和交通体系。
同样道理，拥有几万军队的姜维屯田部队，就成了扎进曹魏体内的一个心腹大患，你赶不走、吓不跑，一不留神就弄得你稀里哗啦。
邓艾看到了姜维军事屯田的可怕，所以就把问题上交给中央：姜维前来屯田，请求给予支援。
司马昭接到报告，“大怒”，气的不轻：“姜维屡犯中原，不能剿除，是吾心腹之患也。”
这个姜维和他的老师诸葛亮一样难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