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安之乱 二
2021-029


后蜀的昭武节度使李肇，原本对孟知祥都没有多少忠诚，此时听说新君即位，便按常规离开利州（今四川广元），前往成都朝见新君。一路上，李肇心存观望，一路走走停停，光在汉州（四川广汉）停留了十几天，与亲戚朋友们欢宴聚会，顺便探听成都传出的各种消息。

孟昶最初的表现让他放心了：新君就是个懦弱无能的小孩子罢了，对自己毫无威胁。在得意忘形之余，李肇大摇大摆地来到成都，晋见新主孟昶，声称自己有足疾，所以拄着拐杖，不肯跪拜。

李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眼中的小孩子孟昶，向所有元老功臣们示好，显得那么温良无害的同时，其内心却十分清楚：元老功臣们虽然强大，但从来不是一个集团，是可以被分化的。有些需要严加防备，尽早清除，比如现在最冒头的李仁罕；有些可能依靠或至少暂时利用，比如与李仁罕不和的赵季良和赵廷隐。

孟昶不动声色地派了一个与自己关系亲密，但又不容易引人注目的医官韩继勋，借着给老干部们看病的名义，在私下穿针引线，秘密联络赵季良和赵廷隐，取得了这一文一武两大佬的明确支持。然后，孟昶在二赵支持下，于某日上朝时突然逮捕了毫无防备的李仁罕，向天下公布其未必属实的谋逆罪状，与此同时，李仁罕刚刚被升任殿直军官的儿子李继宏也被同时拿下，父子俩一并被诛！

还在成都的李肇突然听闻李仁罕被杀，大惊失色，急忙晋见孟昶请罪。第二次见面，李肇将手中的拐仗扔到了一边，头叩得又响又标准！

哟，李公的足疾好得这么快啊！孟昶的左右显然不相信本国的医学水平已经如此发达，弹劾李肇：对君上倨慢无礼，其罪当诛！但孟昶很明智，知道过犹不及，于是下诏：鉴于李肇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就不再拿昭武节度使的繁重工作来辛苦老臣了，任命他一个没有实际工作的高官太子少傅，全家搬到成都旁边的邛州养老。就这样，又一个可能潜在危险被孟昶清除。

当然，集权尚未成功，孟昶仍需努力。虽然相较之下，二赵比较忠诚，李仁罕比较跋扈，但让某一派重臣一家独大，显然是不符合平衡原则的。所以，孟昶又不计前嫌地特别优待了李仁罕的外甥，另一员大将张业。于是据调查：张业虽然的李仁罕的至亲，但确实没有参与谋逆。孟昶便提升张业为武信节度使兼同平章事，让他重新整合被大大削弱后，危险性没那么大的李仁罕集团，以便平衡赵季良和赵廷隐在朝中的影响力。

对赵季良和赵廷隐两位大功臣，孟昶表现的虽极为尊敬，但对于能够减轻二人工作负担的机会，也从不放过。赵季良是聪明的一代贤臣，看出新主想干什么，便帮他一把，主动请求，将原本由自己独掌的三司（户部、盐铁、度支，其中户部掌管国家税收收入，盐铁掌管国家专卖的收入，度支掌管国库的支出，三司合起来便是国家的财政权）大权分摊给孟昶提拔的另两位新宰相（张业、毋昭裔）。于是孟昶顺水推舟，让赵季良继续管理户部，让毋昭裔判盐铁，张业判度支，实现财政的三权分立。

对于赵廷隐，孟昶将其尊为太傅，据说每遇国有大事，孟昶都会亲自到赵廷隐府上征求老将的意见。但换句话说，如果国家没遇上大事的话，老将军也就不必太辛苦了。

后来，等赵季良病逝，孟昶又遂步设计除掉了张业，罢免了王处回，安排赵廷隐退休，将元老功臣们的权力全部收回自己手中，再分配给自己提拔的新人。孟昶的整个重新集权的过程长达十五年，其间竟没有发生一次大的动乱，手腕不可谓不高明。不过在安从进向后蜀请求结盟反晋的时候，这个进程才进行了不到一半，对于此刻的孟昶而言，当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后晋作战，且不说胜负难料，就算胜了，难道让赵廷隐、张业这些人再建大功？那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二安之乱 三
2021-030


于是，孟昶便以出川的路途遥远而险峻，无法保障军队供给为由，拒绝了安从进的结盟请求。

安从进不肯就此罢手，咱拉不到大的外援，那就拉个小一点儿的，他再派使者到江陵（今湖北荆州），请求与南平王高从诲联手。安从进认为自己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因为此前高从诲曾主动派人来襄阳，与他有过私下联络，还拍过胸膛：有道是远亲不如近邻，你有事尽管说，咱俩谁跟谁啊？

但这位兵微将寡的近邻，一看安从进送来的密信，不禁大吃一惊，咱说的“有事”里边可不包括这种要命的事啊，这不是给自己招祸吗？何况南平刚刚才与后晋强化过双边关系。

不久前，石敬瑭曾派翰林学士陶谷出使南平，给高从诲祝贺生辰。高从诲在长江边上的望沙楼上宴请后晋使臣，同时举行了一次水上阅兵，让南平的战船都驶到楼下，排成战阵，请陶谷观看，暗示咱南平虽小，还是有些武力的。当然，暗示不能让大国理解为示威，不然真要引来讨伐，会让小小的南平国吃不了兜着走。所以高从诲又解释说：“江南和蜀地一直不肯向大国臣服，我很义愤填膺，故而在此整修武备，就是为了在大囯兴师的那一天，出兵助战。”

陶谷回报石敬瑭，石敬瑭装作对高从诲的“忠贞”深信不疑，大喜，赏赐南平王盔甲一百套、战马一百匹。高从诲也忙进贡金器一百两，御衣锦缎一百五十匹，白银五百两，还有白龙脑香、金花手剑等回礼谢恩。后晋与南平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正十分融洽。

这里简单介绍一个人。此次出访的后晋使臣陶谷，他其实原姓唐，字秀实，邠州新平县人，虽早年丧父，但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十几岁时已以文章知名，自负甚高，对功名富贵充满了渴望。后晋建立后，因为新皇帝叫石敬瑭，其中“瑭”字与其姓氏“唐”同音，虽然按常理这根本不用避讳，但为了最大限度避开有可能阻碍自己仕途的隐患，他还是抛弃了自己的祖姓，改名陶谷。

然后，改了名的陶谷主动写信给当朝宰相李崧，自我推荐。李崧发现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华，也愿意当伯乐，就将其提拔为集贤校理，官虽然不算大，但容易接近最高层。同时，李崧还常常向石敬瑭提起这个很有前途的新人，更使其在皇帝心中留了一个好印象。总之，陶谷遇上他的贵人李崧，从此走上人生的快车道。关于陶谷其人的故事还很多，咱们以后会提到。

让咱们回到主线。话说身为“高赖子2.0版”的南平王虽然并不是什么至诚君子，但人家赖也就是赖点儿小钱，绝不敢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权衡利弊，高从诲认为安从进造反成功的可能性无限接近于零，于是写信给安从进，帮他分析天下大势，力劝其不要造反，尤其是不要把南平拖下水。

安从进大怒，那姓孟的叫不动到也罢了，反正我和他原本也没交情，但你姓高的可是和我拍过胸脯的，怎么一到关键时候也掉链子？一怒之下，安从进上奏石敬瑭，反过来诬告高从诲企图背叛大晋！

高从诲与安从进的塑料兄弟情就这样走到了头，便也将安从进企图谋反的事密奏后晋，并表示：如果朝廷要讨伐叛徒，南平愿出兵相助！

二安之乱 四
2021-031



如果说，石敬瑭对安重荣的再三宽容，还可以说成是厚待有功之臣，那么像安从进这种对后晋朝毫无寸功的大刺头，行事如此嚣张，意图谋反的证据又已经如此确凿，是不是该到重拳出击，修理修理的时候了？

然而，既使收到高从诲的密奏，石敬瑭依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对安从进的策略，仍然是执行了多年的姑息养奸。难道后晋皇帝不知道在条件许可时应该防患于未然？非要等到叛乱发生才想起动手吗？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石敬瑭的智商，比咱们大多数人都要高，虽然类似汉末袁绍，有些“好谋无断，多疑少决”的犹豫，但在桑维翰等智谋之士的辅佐下，石敬瑭做出的各项决策、选择，如果站在他自身的立场，一般还是算得上理性最优的。

个人觉得，石敬瑭之所以一直有意无意地纵容安重荣与安从进，既是因为后晋朝的得国不正，对外软弱，导致软实力偏弱，不敢轻易对藩镇用强，更是因为在他眼中，还有一个比二安更具危险性的藩镇大帅，需要优先对付。而那个人，就是在平定范延光之乱中，为后晋朝立下大功的杨光远。

早在讨伐军仍在围攻广晋，范延光尚未开城投降之时，石敬瑭就已经从杨光远的一些作为中嗅到了让人不安的痕迹。那时，借助前线主帅的身份，杨光远经常通过宣徽使刘处让向朝廷提出很多要求，有不少要求甚至超出他的职权。对于这种过份的索取，石敬瑭不想让自己当恶人，于是便装糊涂，不置可否，将皮球踢给当时身兼同平章事和枢密使的桑维翰和李崧。

两位宰执大臣中，李崧地位比较软，只能顺从桑维翰的意见。而桑维翰则是公事公办，凡是不合理的要求，一律不予批准。见自己的要求一次次被驳回，杨光远十分恼火，便对刘处让发牢骚，抱怨朝廷不公。正好刘处让也对桑维翰和李崧不满，便来了次大爆料：“其实皇上对你是非常支持的，请求被驳回，全是因为桑维翰、李崧这两个宰相从中作梗！”

真的如刘处让所言，石敬瑭非常支持杨光远吗？明显不见得，大家别忘了，早在张从宾被消灭时，范延光就曾将造反责任推给替罪羊孙锐，想借他的脑袋向石敬瑭服软求饶。然而石敬瑭拒绝了范延光的请降，指示杨光远要攻下广晋，彻底将范延光消灭！然而，在平叛战争的最后阶段，范延光已陷入绝境，灭亡只是时间问题时，石敬瑭却突然完全改变了态度，主动赦免了范延光，让杨光远的功绩大打折扣。现在来看，你还会觉得石敬瑭的这个改变很突然吗？

不知道杨光远是没看出来，还是他已经不再乎那位不够强势的皇帝的猜忌，等平定范延光的战事结束，便上奏抨击桑维翰、李崧的“误国之罪”。石敬瑭当然知道桑维翰、李崧是在替自己背锅，但鉴于形势，不能说破，便解除了桑维翰、李崧二人兼任的枢密使之职，由与杨光远有交情的刘处让担任枢密使，以免激化与杨光远的关系。

但与此同时，在桑维翰的建议下，石敬瑭乘胜将范延光的根据地魏博镇一分为三：将贝州、博州，以及从成德镇割出的冀州，组成永清镇；魏州（广晋府）再次改名邺都，单独设置留守；以相州、卫州、澶州设立彰德镇。

经过这次分割，使魏博这个从唐朝中叶以来最主要的动乱策源地不复存在，石敬瑭做到了当年朱友贞想做却没能做到的事。同时，它也使得杨光远接替被他打败的范延光，成为了新的魏博节度使的理想落了空。当然，石敬瑭也没敢亏待杨光远，马上又将他转任西京留守，使他有机会在不久后帮助范延光“自杀”。

二安之乱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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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洛阳已经不是首都，又位于内地，就没有必要配备太多军队了。石敬瑭以此为由，削夺了杨光远的部分兵权。杨光远非常窝火，虽然石敬瑭将女儿长安公主，嫁给杨光远的长子杨承祚，表示彼此君臣亲如一家，但杨光远还是觉得自己亏大了，内心开始蕴酿着更大的贪念。

他悄悄派人携带着不少珠宝出使契丹，贿赂上下，并找机会向契丹皇帝申诉自己在后晋遭到了如何不公正的对待，甚至尝试与石敬瑭争夺干爹的可能性！

要与 同台竞技，去异族主子那里比试行贿的功力，那当然需要很多很多钱。于是杨光远在洛阳巧立名目，出台了各种横征暴敛的土政策，狂刮地皮，使其辖区内百姓的负担大大超标。石敬瑭听说这些事，让伶人编成戏剧讥讽，但杨光远顶着一张刀枪不入的厚脸，对此毫不再意！

另外，在被迫裁军之时，杨光远挑选悍勇军士一千余人，组成一支只忠于自己的私人部曲。为了让这群蛮横武夫死心塌地地跟随自己，杨光远不再乎啃光窝边草，放纵他们在洛阳、河阳境内任意抢掠，无恶不作！他们和土匪的唯一区别，是他们作案之后，不用担心受到官府的追捕。

杨光远这一系列举动，让后晋皇帝如坐针毡，看来还得出手，否则后果难料。

于是，在范延光被“自杀”之后一个多月，杨光远受邀入京朝见，石敬瑭非常高调地设宴款待这位亲家公。席间，满面春风的后晋皇帝追忆功臣，关切地问：“之前围攻邺都之时，爱卿的左右部将多立功勋，可好多人现在还没有得到应得的赏赐，这是朕的过失啊！这个错误现在就改过来，有功诸将各授刺史，让他们也有机会光宗耀祖！”

杨光远好像一时没反应过来，或者是当时喝醉了，只觉得提拔自己的手下，不就等同于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吗？便欣然同意。石敬瑭马上将杨光远的几个心腹部将都任命为各州刺史，天南地北分散安插，让这些人离开杨光远的直接管辖。

然后，等入见完毕，杨光远刚离开汴梁准备回洛阳的路上，石敬瑭突然派人追上去，一道圣旨便将安从进不要的平卢节度使之职送给杨光远，同时自然而然地解除其西京留守兼河阳节度使的职务。自当年王师范让朱温灭掉之后，平卢镇的额定军力就比较弱，《旧五代史》称之为“素无兵众”，所以为了让这次调动看上去不像是降级，石敬瑭还加封了杨光远一个“东平王”的高贵头衔。

杨光远这才发现，自己被算计了。他通过晋安投降和讨伐范延光构建起来的小集团，基本上被石敬瑭拆散。没奈何，杨光远只好压下刚刚萌芽的野心，老老实实去青州上任。如果说与从前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在洛阳任上，杨光远发财了。他的儿子杨承勋组织搬家，为将杨家的钱财、妓妾、仆从等运到青州，竟动用了一千多匹马，号称“满盈僭侈，为方岳之最”！

杨光远是有追求的，并没有满足于自己在富豪排行榜上已有的显赫位次，到了平卢节度使任上，仍以搜刮民财为工作重点！但石敬瑭就不管了，他对杨光远的压制到此为止，只要杨光远对朝廷的危胁程度缩小到可控范围，那他想贪点儿财，就让他去贪吧！

其实，石敬瑭对各地藩镇的各种不法行为，只要不是造反或预谋造反，基本上都是听之任之，哪怕那个藩镇没什么功劳，也并不强大。

比如当年在爬墙时，被皇甫晖抓住腿拽下来，而被迫成为革命领袖的草包赵在礼，此时正在宋州（今河南商丘），任归德节度使。赵在礼可能因为能力有限，没什么野心，当上节帅就是一心一意地盘剥百姓，宋州百姓对此苦不堪言，都盼着他早点儿离任。

一次，石敬瑭打算调赵在礼去长安任永兴节度使，消息传来，宋州百姓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彼此祝贺说：“赵在礼要走了，眼中钉总算可以拔去了！”

赵在礼也听说了民间对他调动的反应，勃然大怒，于是上疏，请求在宋州多留一年。石敬瑭对藩镇总是宽宏大量，便欣然同意。得到了最高领导的默许，赵在礼马上开始对民众展开报复，他命在归德镇内清查户口，然后每户强征一千文铜钱，号称“拔钉钱”。拔钉钱的催逼力度远超过皇粮正税，胆敢不交或交不齐的，一律抓起来，大刑伺候！很快，在小民们呼冤喊痛声中，一百多万的拔钉钱被强征上来。赵在礼一面得意洋洋地，将这笔赤裸裸的不义之财全装进自己私囊，一面居高临下渺视着治下的小民：看你们以后谁还敢说拔钉？

二安之乱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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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因追随杨光远，在平定范延光之乱时立功，而得到提拔重用的诸将中，地位最显赫，最值得一提的，是荣升彰义节度使的张彦泽，一个粗暴残忍的蛮横武夫。

张彦泽，祖上出自突厥，虽已在中原生活了几代人，但好像仍未完全汉化。张彦泽自小勇悍过人，相传他长着一双类似于猫科动物的眼睛，黄色的虹膜，到夜晚能放出寒光，让人一眼望去，就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我不懂医学，不清楚是人的眼睛真有可能长成那样，还是纯属修史者的夸张。

而且，不但是相貌奇异，不似人类，张彦泽的很多行为也让人感觉，他在进化族谱上位置可能更接近于兽人族。张彦泽喜欢家暴，他有个儿子，就经常遭到他的毒打。这个儿子受不了这种看不见尽头的折磨，被迫从泾州（今甘肃泾川）的家中逃走，流亡异乡。张彦泽大怒，上奏朝廷，在全国通缉自己儿子。最终，张彦泽的儿子在齐州（今山东济南）被捉住，之后石敬瑭特别为此事下诏，将其遣送回家。换句话说，在那个交通基本靠走的年代，张彦泽的儿子一路亡命，几乎横穿了整个后晋，也没能逃脱自己恶魔般的父亲。

好小子！还敢逃？不知道他的儿子有没有向他保证：“下次不会了。”但他的回答肯定是：“你不会有下次了！”张彦泽吩咐，将自己儿子处死！

张彦泽手下有个掌书记张式，本是张彦泽的远亲，平时两人的关系好像还不错，见此情景，急忙出言相劝：他是你亲儿子，又没犯什么大错，何必把事做绝呢？

因为没有记载，我们不知张彦泽的儿子，究竟有没有因为张式的劝说而逃得一命，但张式一句小小的善言，就已经让自己很难逃命！张彦泽马上将怒气转移到劝阻的人身上，张弓搭箭就要射张式，吓得张式赶紧逃走。退下后，张式再也不敢留在泾州，一面称病辞职，一面带着妻子逃往邠州（今陕西彬州），投奔静难节度使李周（即当年夹河大战时死守杨刘的英雄）。但这样就能逃脱张彦泽的毒手了吗？大家不妨参考之前张彦泽的儿子。

李周将此事上奏给石敬瑭，石敬瑭便下诏将张式流放商州，希望就此帮张彦泽消消气，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但张彦泽不肯罢休，竟派使者到汴梁，直接用威胁的口吻吓唬皇帝：“如果不把张式交给张彦泽，西边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就谁也说不清了！”

石敬瑭再次展示他遇硬就软的橡皮泥属性，下诏将张式遣返泾州，交给张彦泽。就在张式被送回泾州的当天，张彦泽尽情放纵了自己的兽性，将这位远亲砍断四肢，再用刀从口中插入，一直向下剖开胸膛，挖出心脏！

然后，张彦泽强暴了张式的妻子，将她纳为小妾。所以又有人说：张彦泽之所以一定要杀张式，主要原因不是他犯了阻止张彦泽骨肉相残的“大罪”，而是他不该娶了一个漂亮的妻子。

但张式不是一介草民，是国家的中层官员，他的无辜惨死成了轰动一时的大案。张式的父亲张铎赶到京城上告，为儿子喊冤！

此前曾劝石敬瑭要保全张全义之后的史官李涛，此时已转任刑部郎中，在得知此案细节后义愤填膺，决心为死者讨回公道。

在朝野舆论的压力下，石敬瑭总算是调原永清节度使王周前往泾州，接手彰义，让张彦泽入京接受调查。事实证明：张彦泽并没有能力实践他之前威胁朝廷时表现出的嚣张，圣旨一下，他就乖乖入京受审了。后晋中央真要出手，大多数藩镇都是完全管得下来的。

王周是此时后晋诸镇节度使中，少有的勤政爱民的好官，泾州之民重见青天，感激之余，纷纷向他控诉前任节度使的暴政。王周大为吃惊，经过整理，他向朝廷奏报张彦泽在彰义镇上犯下的二十六项严重罪行，以及造成至少五千户百姓逃亡他乡的恶果！

二安之乱 七
2021-034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恶行累累，已经惹得天怒人怨的家伙，应该怎么惩处呢？

石敬瑭向有关部门做出指示：张彦泽是有功之臣，而且还是东平王杨光远的亲戚，关于对他过错的处理，应该尽量宽大！

右谏议大夫郑受益看不下去，上疏提醒石敬瑭：“陛下把张式交给张彦泽，等于变相地鼓励他无法无天，肆意逞凶！张彦泽的所作所为，无论看到的还是听到的，无人不切齿痛恨！陛下却连一句责备的话都不肯说，让是非没有了分别，赏罚没有了章法。您可知道，外边都在传说，陛下是收受了张彦泽骏马百匹的贿赂，才处处替他开脱？臣等不忍心看陛下蒙受污名，现在，只有按律法严惩张彦泽，才能让天下人重新敬拜陛下的圣德！”

李涛等刑部官员齐聚宫门，讨论应该惩处张彦泽，众人群情激愤，都认为决不能轻饶，否则今后谁还把国法当回事儿？讨论之后，众人将合议结果上报给石敬瑭。

第二天，后晋皇帝力排众议，作出了裁决：一、张彦泽的官阶、爵位各降一级，另行任用；二、张式的父亲、子弟都拜官，作为抚恤；三、让在张彦泽任上逃亡的彰义百姓回乡复业，酌量减免他们的税赋、徭役。

这份处理结果一经公布，群臣哗然，万钧雷霆之后就这点儿毛毛雨？于是由李涛倡仪领头，聚集了中书、门下、御史台等部门的官员们前往宫门抗辩，众人指出：对张彦泽的处罚太过轻微，应当依律处死！

石敬瑭无奈，只好召见李涛，想用皇帝的权威压服这个带头与自己开怼的法官。可李涛自恃公义，毫不屈服，逐条逐款与皇帝展开辩论！后晋皇帝本来就不占理，更何况论对法律条文的熟悉，他也不是专业法官的对手，不一会儿便理屈词穷，只得气急败坏地大声喝斥，令李涛退下！

但李涛毫不退缩，继续与皇帝硬顶！石敬瑭只好换了口气，用权大于法的理论给是终决定定调：“不管你怎么说，我已经答应过不让张彦泽死，岂能反悔？”李涛也不给皇帝留面子，直揭石敬瑭的软肋：“陛下既然答应过张彦泽不死，是不该反悔。但不知范延光被杀的时候，他的免死铁券在哪儿？”

被李涛直踩痛脚，石敬瑭又羞又怒，又无话可说。好吧，你不走，我走！石敬瑭一甩衣袖，起身回后宫，这次当廷抗争就这样不了了之。在那一刻，李涛的强项不输于董宣，无奈他的对面不是光武，没能成就一段佳话。不过，石敬瑭至少也没因为李涛不留情面的顶撞而惩处李涛，守住了自己“仁君”的底线。数日后，张彦泽被石敬瑭任命为左龙武大将军，作为高级将领到京城禁军中上班，为他后来进一步祸国殃民的后续事迹留下本钱。

通过前边讲述的这几个藩镇节度使的故事，大家大概已经对石敬瑭治理下的后晋王朝是个什么样子有所了解了。公平的说，作为皇帝，石敬瑭是比较俭朴的，“以絁为衣，以麻为履”；也是比较仁厚的，除非造反，否则他几乎不会杀大臣，甚至连该杀的，也能杀的都不杀；石敬瑭还曾多次下旨，要求减轻民众负担，但效果嘛，自然是一言难尽……

现在网上有一种说法：如果去掉向契丹割地、称臣、当儿子的事迹，那么石敬瑭就一位难得的好皇帝！这种说法究竟靠不靠谱，我想朋友们也都心里有数了。起码个人认为，仅仅靠俭朴和仁厚，恐怕还支撑不起一个好皇帝的人设。

当时人的看法大概比我还要激进，最典型的还算石敬瑭曾经的粉丝安重荣。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后晋皇帝的观感，最终由崇拜发展到蔑视，直至产生了“彼可取而代之”念头！安重荣公开对身边人说：“天子这玩意儿哪有什么真的龙种啊！只要是兵强马壮，谁都可以干！”

那么其中包不包括安大帅呢？安重荣很快故技重施，给了左右一个答案。安重荣在自己节度使衙门的大门外，树起一根数十尺高的旗杆，然后张弓掿箭，对左右官员说：“我如果能一箭射中大旗上的龙头，就一定是真命天子！”很明显，安重荣的箭术功夫一直没落下，所以就像上次证明石敬瑭要当皇帝一样，这次弓箭又证明了安重荣也是有皇帝命的！

二安之乱 八
2021-035


不过，就算按照安重荣自己的说法，天子这玩意儿也是“兵强马壮者当为之”，不是箭射得准者当为之，所以要实现当皇帝的美好梦想，光靠射龙头是没用的，关键还是要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那要怎么做才能加强自己的军力呢？

咱们知道，之前，石敬瑭在造反时的自身武力也不足，靠给契丹人当干儿子拉来强大外援，才补足了自己的短板。不过这种方法不是谁都能用的，从实践来看失败的概率更高：赵德钧想与契丹结盟反唐，结果到述律平那里聆听教训去了；范延光想与契丹结盟反晋，结果被赶下黄河长期潜水去了；杨光远想让契丹扶植自己取代石老板，结果好像也是石沉大海，毫无回应，只能被削去兵权到青州闭门数钱去了。

我不知道安重荣是看到这些情况，觉得契丹人靠不住，还是他真的有比较浓重民族情节，对后晋向辽国全方位的委屈求全感到耻辱（安重荣的族属史书无记载，他可能是汉人或汉化粟特人），总之，他采用了与以上几个人完全相反的方法，来扩大自己的声势与实力。

不管有几成真心，安重荣公然与后晋朝廷的国策作对，高高举起了反对卖国的旗帜，向天下宣扬他的救国主张，牢牢占据舆论的道德制高点：反对向契丹进贡称臣！废除卖国条约！大量收容从辽国逃来的难民，将他们编组成军，准备收复失地！就这样，安重荣以准备收复十六州为名，不管不顾地扩充了自己的兵力。

看着安重荣在成德任上越来越肆无忌惮的出格举动，石敬瑭感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巨大危胁：一边，国内不堪屈辱，反对向契丹臣服低头的朝野舆论，因为有了安重荣的煽动，越来越难以忽视，这种思潮演变成一场大乱的可能性，正一步步增长；另一边，辽国的父皇帝因为后晋境内反辽声浪的高涨，对干儿子石敬瑭的指责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厉！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安重荣带来的问题，那契丹人会不会以此为由发动新的南侵？甚至重新选择他们在中原的代理人？不论那一边的威胁扩大化，都有可能成为后晋王朝的灭顶之灾！

正忧心间，石敬瑭打听到一个加大他忧虑的消息：成德节度使安重荣与义武节度使皇甫遇联姻，结成了儿女亲家。成德与义武两镇，地域紧邻，自唐末以来长期唇齿相依，有悠久的结盟传统，因此现在两镇节度使结亲，对朝廷而言显然不是好事。

不能让安重荣再增加帮手了！现在直接给安重荣下令肯定没用，于是石敬瑭先从他相对听话的亲家入手，一道圣旨将皇甫遇调往潞州，改任昭义节度使。

义武节度使的位置暂时空了下来，石敬瑭一时没想好让谁去顶替，这个新人选应该比较可靠，决不能与安重荣穿一条裤子。没想到石敬瑭尚未做出决定，他的干爹耶律德光就派使节送来了指导意见。

前文提到过：前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在被干儿子王都篡位之时，他的儿子王郁和王威跑到了契丹避难。现在王郁已死，但王威还活着，既然义武节度使的职位空了出来，耶律德光便顺势提出，让王威子承父业，出镇义武。

让一个已经当了十多年契丹大臣的人来当义武节度使？这与将义武再割让给辽国有多大区别？纵然你们契丹人对我有大恩，可我也尽全力报答了，不能无休止地得寸进尺啊！王威是不可能与安重荣穿一条裤子，但与辽国穿一条裤子也是石敬瑭没法接受的。

但石敬瑭也不敢强硬回绝，只好用程序正义当借口，软软地拒绝干爹：“按照咱们中原长久以来形成的制度，当节度使的人，要先从刺史干起，刺史干好了升团练使，团练使干好了升防御使，最后才能升到节度使。这样吧，让王威先回国，我会尽快安排他一级一级的升迁。”

耶律德光大怒，再派使节来责问石敬瑭：“你从节度使到皇帝，中间升了几级！”

二安之乱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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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耶律德光的紧逼，石敬瑭灵机一动，使出两招来化解危机。

第一招，是摆事实讲道理，从继承权角度推出一个比王威更合理的人选。首先，义武王家的开创者，是参与平定黄巢的大功臣王处存，王处存死传子王郜，王郜遭到朱温进攻出逃太原，王存直才得以接侄儿的位。这样论起来，显然王处存的后代，比王处直的后代更有资格继承义武节度使一职。正好，王处存有个孙子叫王廷胤，同张彦泽一样，也是跟随杨光远在平定范延光之乱中的立功人员，此前刚刚升任彰德节度使，也满足了节度使要一级一级升上去的条件，由他出镇义武，法理上无懈可击。

然后就是第二招了，石敬瑭派使节出访辽国，在将中原已经让王廷胤孙承祖业的情况与合理性报知父皇帝的同时，大把砸钱，贿赂辽国上下，让耶律德光伸手不打笑脸人。同时贴心地嘘寒问安：父皇帝还有什么吩咐，只要是不违备礼法的，下国办得到的，都一定会全力满足！耶律德光没能实现自己的图谋，但起码也没什么损失，要为此事兴师问罪也缺乏足够的理由，只好佯装转怒为喜，同意了干儿子的安排。

但安重荣的问题还没解决，不断增加的量变，正在向着质变前进。

后晋天福六年（公元941年），（注：在《旧五代史》、《资治通鉴》与《辽史》中，关于这一段后晋与辽国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虽有对应的记载，但时间大都对不上，普遍存在一年到数月的偏差，原因不明，本文时间以中原史书为准），石敬瑭按往年常规，遣使向辽国的父皇帝进贡大批礼物。耶律德光也礼尚往来，派拽剌为使臣，回访后晋。不料，这次辽国使团刚进入后晋境内，就让安重荣给中途截胡了，拽剌也被扣押在镇州。

大家还记得吧？这个拽剌曾经是生活在十六州境内的西奚部落第三代大首领，西奚人本与契丹有仇，后因石敬瑭割地，才不得已投降契丹，当时，耶律德光还顺手刨了他爹扫剌的坟墓。又因为当时安重荣正全力招揽辽国的逃人，那他扣留拽剌很可能就是为了以其为号召，吸引辽国境内的奚人来投奔自己。我甚至不能排除有一种可能性：安重荣扣压拽剌，其实是合演的一出双簧，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差不就在这段时间内，安重荣的煽动在辽国引起了更大的波澜。

年初，寄居代北的吐谷浑部落受不了契丹统治的苛暴，首领白承福等率全体部民经五台山，南下投奔后晋。石敬瑭听说此事，担心惹怒辽国，急忙下令关闭边界，不允许吐谷浑人入境。但安重荣置若罔闻，大开边界，接纳白承福，同时也将大量的吐谷浑骑兵收入囊中。石敬瑭再派供奉官张澄前往边境各镇，驱赶逃入后晋境内的吐谷浑人返回辽国，但在安重荣阻挠下，这些大失人心的举措收效甚微。

当年六月，朔州发生兵变，将军赵崇赶走了辽国的振武节度使（《旧五代史》称被赶跑的节度使叫“刘山”，《辽史》称则此节度使叫“耶律画里”，鉴于阿保机曾给自己取了个汉名“刘亿”，可能此时的辽国宗室仍然会使用刘姓），宣布回归晋朝！

安重荣感到形势一派大好，于是向石敬瑭上了一道著名的公开奏疏，高高树立起自己抗战派爱国领袖的光辉形像：

“先是年初的吐谷浑部的白承福、赫连公德各率三万余帐南来，归附我大晋。然后是草原上的两突厥、浑部、契苾部，还有代北的沙陀、安庆、九府等部族人（即留在代北的沙陀三部旧人，他们与后晋大量的将士、官员沾亲带故），纷纷牵着牛羊，赶着马车，带着武器兵甲，分成七、八路南下投奔国家。我问过他们归化我大晋的原因，他们都说：契丹人动不动就抓他们的部民为奴，任意抢夺他们的羊马，统治太过残暴！”

“另外自今年二月以来，契丹皇帝给他们下令，要他们准备精甲壮马，说是等到入秋之后将大举南侵！但各部民众都不愿意给凶残的契丹人当炮灰，只要大晋兴师北伐，他们愿自备组织十万大军，配合我军作战！不止各部，十六州的汉民，同样意气风发。朔州的节度副使赵崇已经起事，驱走契丹的节度使刘山，光复了振武镇！”

“陛下屡次下旨，要臣好好侍奉契丹，不要惹事，但陛下您可知道，天道人心，难以违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陷身于虏廷的中原节帅们，都伸着脖子踮着脚，日夜盼望着王师北进的消息！是到决定大计的时候了！”

二安之乱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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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火力十足的奏疏全长达数千字，安重荣又让人将它复制了很多份，四处传送，基本上朝中稍有影响力的官员，以及各地的藩镇节帅们都做到了人手一份。文中那些激动人心的慷慨词句，对现行屈辱外交的猛烈抨击，以及对武力抗争重现华夏荣光的乐观展望，很快便四方传扬，沉重打击着后晋皇帝本来就不算太高的威信！

石敬瑭当然清楚这一切，他在看到这份奏疏时，心态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怎么办？安重荣肯定是没安好心，但要无视他所代表的那一派呼声恐怕也是不行的吧？需不需要顺应舆论，修改跪舔契丹的既定国策？但那种改变，必将触怒辽国，让耶律德光很生气，那很严重的后果，又是不是后晋王朝有能力承受的？

就在石敬瑭万分纠结之际，一封密奏送到案前。写密奏的人，是他的第一谋臣，此时身为泰宁节度使的桑维翰。桑维翰自然也收到了一份安重荣的奏疏，深恐石敬瑭会顶不住舆论的压力，做出什么错误决定，便急忙写了一份长文，上呈天子：

“陛下可不能忘记，当初咱们能够逃过晋阳之难，进而夺取天下，全是人家契丹人的功劳！如此大恩，岂能辜负？更何况安重荣自恃骁勇，过份轻敌；吐谷浑人更是只想借咱们的手，报他们的私仇。他们都没有从大晋的国家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所言根本不能信！”

“据我观察，契丹这些年来，军事实力越来越强，可以说是战必胜！攻必取！割取中国的大量土地，原本是中国独有的精良装备，他们也都有了。他们的君主耶律德光，智勇过人，他们的文臣武将上下和睦，团结一心。他们国内经济也正处在良好状态，牛羊繁盛，没有天灾。从每个角度看，这都不是我们可以轻易挑衅的敌人。”

“而且，中国最近与契丹的几次大战（指晋安、团柏两役）全都是惨败！就凭咱们那如同惊弓之鸟的士气，与屡战屡胜的契丹人相比，如何是人家对手？一旦断绝和好，我们就必须向边塞增派军队。派去的人少了，不足以抵抗强敌的进攻；如果派去的人多了，所需的大量兵粮、辎重又会拖垮国家孱弱的经济。而且契丹多是骑兵，有机动优势，我们出击，他们撤退，我们追不上；等我们回来，他们马上又可以进攻，不给我们休整的机会。我只怕一旦开战，禁卫将士将广疲于奔命，临近契丹的成德、义武两镇将化为赤地！不再有幸存的百姓！”

“现在，国家只是刚刚恢复安定，战争创伤还远未修复，国库空虚，百姓穷困。这点儿国力，本本分分的保守边疆，都不一定够用，岂能再去主动挑事？契丹对我囯的恩情不能算轻，也没有做过破坏条约，违备承诺的事，我们怎么能不讲信用，率先背约？突然出击，就算侥幸取胜，也是为将来埋下祸根，而一旦战败，就大事去矣！”

“安重荣那帮人说：年年向契丹进贡，会虚耗国力，对契丹卑躬屈辞，是国家的耻辱。可他们就不想想，一旦开战，兵连祸结，遥遥无期，与送给契丹的那点绢帛相比，哪一个对国力伤害更重？更严重的是，战争一旦开始，国家就不得不加重前方将领权力。如果他们倚仗功劳，提出过份的要求怎么办？中央实力凋零，藩镇再次坐大，像唐末那样，以下压上，那才是真正的耻辱！”

“我希望陛下平时多训练民兵，提高百姓的军事素质，养兵息民，耐心地积蓄国力。等国家没有了内忧，民众有了余力，再等待合适的时机，釆取行动。一定要做到不动则已，动必成功！”

石敬瑭看了桑维翰的密奏，非常欣慰，这才合乎他的想法，便让使节转告桑维翰说：“朕这些天一直忧心忡忡，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看了卿的密奏，如大醉方醒！卿尽管放心，朕不会再被迷惑了。”

二安之乱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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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桑维翰对当时局势的看法，对辽国与后晋之间军事力量对比的判断，都比安重荣更客观一些，也更符合后晋王朝的自身利益。不过，安重荣可以将他的言论公告天下，桑维翰却不敢公开驳斥，只能写成密奏上报给石敬瑭一人，也可以清楚的看出：桑维翰的主张是不得人心的。

决定采纳桑维翰的主张之后，两件大事便提上了石敬瑭的工作日程，一、设法清除安重荣的势力；二、修复与辽国那种不平等的友好关系。

为了钳制安重荣，石敬瑭决定重新起用自己原先的第一号心腹大将，能力与功勋都比较出众的刘知远，让他出任紧挨着成德的河东节度使。为什么说是重新起用呢？原来，这几年发生了一些事，让石敬瑭与刘知远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复太原起兵的时君臣一心了。

有意思的是，石敬瑭与刘知远关系的第一次恶化，竟然源于一次升职。天福四年（公元939年）三月，石敬瑭下诏，加授归德节度使刘知远为同平章事，成为国家的名誉宰相。这当然是一种褒奖，但问题是，那道诏书上加授同平章事的人有两个，除了刘知远外，还有一个是忠武节度使杜重威。

前文提到过，杜重威是石敬瑭的妹夫，不但没有什么像样的功绩，能力也比较平庸，人品还比较差。比如说，杜重威极为贪财，每出任一镇节度使，除了大量贪污公款外，还要在其辖区内私自加税加赋，用于中饱私囊，其对百姓的敲骨吸髄，凶狠程度不亚于赵在礼、张彦泽！辖区内的百姓不堪暴政，多有逃亡，但杜重威毫不在意。一次，他出行路过集市，洋洋得意地对左右说：“大家瞎说什么我把百姓都赶走了，你们看，集市上不是还有这么多人吗！”

和杜重威这样的人渣同时升职，刘知远感到是对自己的莫大污辱，于是，他连续四次上表请辞，宁可不升官，也决不愿意与杜重威出现在同一道诏书里！石敬瑭很恼火，杜重威是他正准备重点培养的高级干部，刘知远不给杜重威面子，就等于公开打皇帝的脸。

愤愤不平的皇帝对宰相赵莹说：“杜重威是朕的妹夫，刘知远虽然有功，怎么可以公开抗拒朕的诏令？削去他的兵权，让他回家养老怎么样？”同为石敬瑭旧日心腹的赵莹忙劝解：“陛下当初在晋阳的时候，兵不过五千，被十多万唐军围困（这两个数字是古人论事常喜欢使用的夸张手法，不用当真），如果不是刘知远心如铁石，坚决指挥抵抗，如何能成就今天的大业？这样的功臣，怎么能为了一点儿小小的过错，就将他革职罢黜？这种事如果传到外边，也不利于彰显陛下的人君器度吧。”

石敬瑭终究还是比较宽大的，便听从了赵莹的劝说，派学士和凝（就是当初在胡柳陂大战时，救了梁将贺瓌一命的和凝和成绩）到刘知远家里传话，劝说他接受诏命。和凝确实是好口才，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刘知远不敢再固执，只好不情不愿地升了官。但君臣间的嫌疑已经萌芽，再不能恢复如初。

稍后，石敬瑭任命刘知远为邺都留守，但到任不足半年，又命其入京朝见。之后，刘知远滞留京城长达一年，石敬瑭既不让他回邺都，也不给他安排新的职务。此时的刘知远，就有点儿像当初被李存勖留在洛阳的李嗣源，实际上已经被挂起来了。当然，对待功臣，石敬瑭要远比李存勖仁慈，所以刘知远的处境并不像当时的李嗣源那样凶险。

可现在，为了对付安重荣，石敬瑭觉得非用到刘知远不可，于是，在汴梁坐了一年的冷板凳之后，刘知远被石敬瑭任命为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迅速前往太原上任。很难说石敬瑭的这个决定是不是对的，我们知道的是，从那一刻起，刘知远不再是昔日的刘知远，不再是石敬瑭忠心耿耿的跟班，他开始了属于自己的事业。

刘知远生于太原，年轻时，他身份低微，家徒四壁。在一次放牧时，刘知远放的马匹无意间踩踏了从属于寺庙的一块田地。寺里的主持和尚大怒，指挥寺里人员把刘知远抓住，狠狠一顿痛打。现在，刘知远以一把手的位置回到了故乡，第一件事，就是仿效韩信、石勒的故事，把当年打他的主持和尚找来，与其共坐叙旧，谈笑风生，完了派人将其送回寺庙，还附送了大批的礼物。刘知远达到的效果也与那两位前辈相同，太原百姓听说了这件事，人心欢腾：新来的刘大帅对与自己有仇的人都能这么好，还能亏待咱们吗？

二安之乱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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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敬瑭让刘知远来太原的主要目的是对付安重荣，所以紧接着，刘知远就出了大招，他派自己的心腹将领郭威，密访入塞的吐谷浑人，试试能否劝说白承福脱离安重荣。

不久，郭威回来向刘知远报告说：“那几个吐谷浑人都是见利忘义之辈，安铁胡（安重荣的绰号）没钱，只赏给他们一些袍服，我们如果能给吐谷浑人更多的好处，他们一定会背叛安重荣，投靠我们的！”

差不多同时，在桑维翰的建议下，石敬瑭正准备离开京城汴梁，御驾亲征，进驻邺都（魏州），集结各军，以武力威慑安重荣，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刚刚升任同平章事的和凝提醒道：“陛下一旦离开汴梁，安从进如果反叛，该怎么处置呢？”石敬瑭问：“卿怎么看？”和凝提出建议：留下空白的宣、敕（枢密院发布的命令称为“宣”，中书门下发布的命令称为“敕”）数十道，交给留守京城的郑王石重贵，让其在紧急关头能够快速做出反应。

石敬瑭同意了。当年八月（也就是安重荣向天下发表那篇慷慨激昂的爱国宣言之后两个月），石敬瑭离开京城，抵达邺都，同时给安重荣下诏，最后一次尝试将他拉回来：“你身为国家重臣，家里还有年迈的老母，怎么能因为一点儿小小的怨恨，就不顾君与亲？我是靠着契丹的帮助，才得到天下，而你是靠着我，才有今天的富贵。我不敢忘记别人的恩德，你怎么就忘了呢？我而今领有天下，仍要向契丹人称臣，而你仅有区区一个藩镇的力量，就想跟大辽对抗，不是太难了吗？你好好想想我的话，不要做出让自己后悔的决定。”

此时，安重荣还不知道自己招兵买马的成果已经被人渗透，正雄心万丈，觉得自己就是当为天子的兵强马壮之人，因此毫不退缩。安重荣看看天下诸藩镇，最有可能与自己一同起兵的，就莫过于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了。于是安重荣秘密遣使赴襄阳，与安从进取得联系，缔结了同盟。

与此同时，刘知远再派人密访吐谷浑，对白承福等人恩威并施：“朝廷将你们的牧地割让给契丹，你们不愿接受，想找新的牧地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怎么能这么蠢，去帮助安重荣呢？安重荣预谋叛乱，已为天下所唾弃，其败亡就在朝夕之间！你们要想免受池鱼之殃的话，只有早点儿归顺朝廷，我会帮你们安排。如果还犹豫不决，等朝廷大军进剿，你们南不能归晋，北不能归辽，后悔也来不及了！”

由于后晋皇帝已亲统大军进驻邺都，刘知远的威胁看起来非常真实，白承福等吐谷浑首领一听就慌了，果然将刘知远当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当年十月，原本依附安重荣的吐谷浑人举部迁入河东，投奔刘知远。

刘知远将投奔过来的吐谷浑部落安置于太原东面以及岚、石二州之间，同时上疏后晋皇帝，请求任命白承福为大同节度使（大同早已割让给辽国，就算是虚衔，石敬瑭也不敢同意。但刘知远这么做，给了吐谷浑人一种打回老家去的远景幻想，有利于自己收买人心）。至于那些被安重荣准备当作起事主力的吐谷浑骑兵，则全数被刘知远收编，纳入自己麾下。

发现吐谷浑人走了，安重荣势力衰退，原本答应和他共同进退的鞑靼、契苾、突厥等诸部，也都打起各自的小九九，纷纷与安重荣划清界限！于是，安重荣还没有起兵，他的实力就遭受到重创，即使是长久跟随他的嫡系军队，也军心浮动，多怀异志！

二安之乱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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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与辽国的关系，是石敬瑭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此前，辽国皇帝耶律德光也正为安重荣的反辽活动震怒不已，他派遣使臣绕过成德，质问石敬瑭：“你竟然放纵手下，拦截使团，扣押拽剌，收留逃人，煽动叛乱，意欲何为！”

赶到邺都的石敬瑭在派人劝说安重荣回头未果后，另派了以宣徽使杨彦询为首的高级别使团，携带着大量贡品出使辽国，向耶律德光解释：“安重荣干了什么，南朝皇帝是完全不知道啊，更不可能授意了。这就像家里出了个不孝子，父母虽然痛心疾首，可真的管不了他。”

但这种解释无法平息耶律德光的怒气，辽国皇帝下令将杨彦询收押，除非后晋方面给辽国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否则决不放人！

差不多同时，石敬瑭还派了另一个使臣前往已经宣布反正归晋的振武镇总部朔州，我猜想他可能打算套用当年处理云州吴峦的方法，用一纸调令将赵崇调到南方，好帮助辽国“收复”振武。

但此时朔州已被辽国宣徽使古只统领的辽军团团围住，通往城内的所有道路均被封锁，根本进不去。晋使请求辽军让开一条道，准许他入城传旨。古只估计不相信后晋方面的诚意，对晋使的态度非常不友好，不但不允许他们穿越辽军的封锁线，还干脆把他们当成战俘似的，派兵押送到临潢府，献给耶律德光！

两拨使臣都像打狗的肉包子般一去不返，石敬瑭不敢有怨言，忙又派出更多的使节，携带更多的贡物出使辽国，希望能让父皇帝息怒。耶律德光还是不给面子，直接下令：晋朝最近送来的贡物就不用运到临潢府来了，可以直接赏给正在围攻朔州的辽军将士，激励将士们尽快剿灭城中那些自称是晋军的叛贼！这样一来，别说后晋朝廷的支援指望不上，就是安重荣也来不了，但尽管如此，赵崇领导的朔州守军仍顽强抵抗，辽军一时间进展甚微。

重新回到后晋方面，就在安重荣部众叛离，进退维谷之际，十一月，襄阳的安从进可能不清楚北边情况有变，率先竖起反旗，出兵北上进攻邓州。守卫邓州的威胜节度使安审晖兵少，便干脆放弃外城，全军收缩进内城抵抗，安从进急攻数日，不能克城。

邓州交战之际，威胜镇下辖的唐州（今河南泌阳）刺史武延翰向京城发出了紧急警报，京城留守石重贵马上动用了那些空白的宣、敕，任命洛阳留守高行周为主帅，匡国节度使宋彦筠为副，宣徽南院使张从恩为监军，护圣指挥使郭金海为先锋，统领京城禁军及河南藩镇的军队南下，讨伐安从进。

安从进见邓州一时不能攻克，便移师向东，进攻唐州，不料才行军到唐州南郊的花山，便与石重贵派来的讨伐军前锋遭遇。安从进之前像三国时的孟达一样盲目乐观，他认为石敬瑭已经带着后晋朝廷北上邺都，那么面对南方发生的战事，反应应该会很慢。可万没想到，朝廷军队会来的这么快，因此安从进毫无心理准备，仓促遇敌，手忙脚乱，叛军顷刻间便被打得希哩哗啦！溃败中，安从进的儿子，内牙都指挥使安弘义断后，被讨伐军生擒。安从进则借着这一短暂的逃命窗口期，仅在数十名骑兵的保护下摆脱了追击，逃回襄阳。

石敬瑭也接到了报告，便下诏让高行周主持南方战事，同时又下诏给臣服于后晋的南平王高从诲、楚王马杀范，命两国出兵出粮，帮助讨伐安从进。于是不久后，南平与楚国的战船堵住了水路，高行周统领的后晋大军断绝了陆路，安从进以残兵困守襄阳，败局已定！

二安之乱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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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安重荣听到安从进已经起兵的消息，虽然他此时的处境不妙，但如果坐等安从进失败后再起事，那情况肯定只会更糟。于是安重荣只好硬着头皮，于当年十二月举兵反叛。

不出所料，原先信誓旦旦，说好一定会支持安重荣的吐谷浑、鞑靼、突厥、契苾等各部人马，此时竟然全部背弃了约定，连一个鬼影都没有出现！友军不至，仅靠安重荣本部，兵力明显不足，为了虚张声势，安重荣只好裹挟了境内的数万饥民，让他们掺杂在军队中以显得人多。不过这样一通操作下来，这支军队的平均战斗力也就可想而知了，可以用来吓人，难以应付大战。随后，安重荣带着这支临时凑成的，拼多多式的乌合之众，以朝见天子的名义，南下直逼邺都。

安重荣造反的军报终于传至邺都，石敬瑭就像等待楼上的第二只靴子落地那样，为这一刻准备很久了，所以朝廷军队的反应非常迅速。石敬瑭立即下令，以天平节度使，妹夫杜重威为主帅，安国节度使马全节为副，前永清节度使王周为马步都虞候，统领着包括皇家禁军、藩镇军、契丹雇佣军等共计三十九指挥的兵力（五代时每指挥兵力不固定，大致在500人至2500人之间浮动，故杜重威的总兵力也没法确定，从不足两万到接近十万都有可能，个人估计应该不少于五万）迎击安重荣。

十二月十三日，安重荣与杜重威两军在贝州西面的宗城县相遇。看着对面精锐的朝廷大军，安重荣很清楚，革命不仅不是绣花，也不是购物，自己表面庞大的拼多多军团人数虽不少，真正能力战的却不多，如果一对攻，可能马上就会露馅。于是安重荣摆了一个防守型的偃月阵，坐待杜重威先动手。

所谓偃月阵，就是一个形似半月的军阵，弧面向前突出，步兵摆出密集队形位于中央，依靠厚度承受敌方的主要攻击。另外由于阵形密集，除非大败，士兵不容易逃亡，对于掺杂着大量菜鸟新兵的安重荣军来说比较安全一些。少量精锐的骑兵布置于月牙形的两翼，掩护步兵阵形的侧面，可根据战况伺机反击。如果熟悉西方战史可知，这与汉尼拔在坎尼会战中的布阵颇为类似。

应该说，安重荣虽算不上什么名将，但好歹确实是员战将，与其相比，杜重威对于该怎么用兵，怎么打仗，几乎没有什么概念，见对面摆了个阵形，想也不想就命令军队对敌阵发起无脑冲锋。有了杜重威贴心的配合，偃月阵的优点充分体现了出来，朝廷军队连冲两次，都在坚强的叛军阵形前撞了个头破血流，损失不小，进展却全无！

看着连连得手的叛军，杜重威有点儿慌了，就要下令全军撤退。好在朝廷军方面，不但军队质量高于叛军，石敬瑭配属给杜重威的将领素质，也远高于安重荣的手下。指挥使王重胤赶紧阻止了主帅的盲动：“临阵退缩乃兵家大忌，现在一撤就完了！安重荣的全军都在这里了，杜公可抽调精兵攻击他们的左右两翼，使他们的骑兵不能机动支援，我再率契丹雇佣军冲击他们的中军，他们一定支撑不住！”

杜重威也难得的展现了他仅有的一点儿优点：有时还是听得进行家的意见。于是朝廷军队没有撤，而是按王重胤的建议发起了第三轮攻势。调整方案后，朝廷军的表现有所改善，安重荣的偃月阵被压得稍稍有所后退，仍战况依然胶着。

当然，这件事只证明了杜重威的手下不错，尚未证明安重荣的手下不行。不过别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安重荣叛军中一个叫赵彦之的将领突然临阵倒戈，从而一举决定了宗城会战的胜负！

二安之乱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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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赵彦之本是安重荣的老战友，两人还是小军官时便意气相投，关系亲密，就只差着烧黄纸斩鸡头拜关二爷了。等安重荣混出头，高升为成德节度使之后，赵彦之就辞去自己在关西的职务，千里迢迢来投奔好兄弟。之后，赵彦之专门负责为安重荣广交亡命，招兵买马，为叛军扩充军力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资治通鉴》上说：凭借着与安重荣的交情和功绩，赵彦之自认为地位显赫，怎么也该在叛军中当个二把手才对！结果，等起兵了，赵彦之大失所望，他仅仅被安重荣任命为排阵使。

其实排阵使也并非不重要，这个职务负责演练军队，训练阵法，监督士卒作战，特别是让那些新兵蛋子们知道自己在战时该干什么，等安大帅一声令下要摆个偃月阵时，不至于站出个鸡窝阵。有些著名人物，如唐末的宦官名将杨复光，去劝降王仙芝时的职务就是排阵使。但不管怎么说，排阵使没有达到赵彦之的期待值，于是仅仅为了这点事儿，他就对老朋友安重荣大为不满，有了二心。

不过，以上只是古史的推测，并非赵彦之自己的解释。个人认为，他更可能是觉得安重荣已经赢不了，要为自己找条活路。

不管真相如何，反正赵彦之是在交战最激烈的时候倒戈了！排阵使投敌！叛军顿时阵形大乱！安重荣更是大惊失色，在他眼中，不管有多少人背叛自己，赵彦之也应该是心如铁石，永远站在自己身后的好兄弟啊！

安重荣的自信心顷刻间崩溃了，他放弃了指挥，转身而逃。紧接着，就是叛军整体崩溃，各自奔逃，战场转为单方面的屠杀！朝廷军阵斩叛军一万五千余人，在接下来的追击战中，叛军又有两万余人被击毙或被冻死，侥幸没死的，自然也不可能再跟着安重荣，最后安重荣仅带着十余骑逃回镇州。

不过这一战中最扯淡的事，还要算赵彦之的结局。这位安重荣的“好兄弟”，因为在投降的时候穿着的那身行头太过华丽，配有大量的银饰，结果让朝廷的军士们见财起意，来个论功行抢，一刀就把此战取胜的最大“功臣”给剁了！将他的盔甲战马等瓜分一空！这也是为什么，赵彦之没有解释自己行为动机的原因。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

安重荣大势已去，其所属的赵州又被朝廷军队攻陷，杜重威进军，将镇州团团包围。十多天后，也就是天福七年（公元942年）正月二日，叛军中一个牙将为求自保，向朝廷投降，悄悄打开水门引导朝廷军队入城，镇州于是也被攻陷。杜重威入城后大开杀戒，又斩首两万余人！连那个打开水门帮助朝廷军队拿下镇州的牙将，也落了个赵彦之式的下场，杜重威借故杀了他，好将克城的功劳全部揽为己有！

安重荣自然更不可能逃脱，这位自诩兵强马壮有天子命的纠纠武夫，到了最后关头没有“天子死社稷”的自觉，被朝廷军生擒，随即被斩首。安重荣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有人认为，他反对向契丹割地称臣，并做出很多努力，试图北伐收复失地，虽未成功，但也算得上当时的一位民族英雄。也有人认为，安重荣所做的一切，全出于他想当皇帝的野心，所谓抗击契丹也好，收复失地也罢，都是口号喊得响，实际做得少，所以没有任何值得肯定的地方。

依笔者看，安重荣有野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因此就将他所有行为的动机全盘否定，恐怕也失之于简化。毕竟在那个时代的大多数野心家，都选择了给契丹人当狗这条道（虽然不一定当得上），如石敬瑭、赵德钧、赵延寿、范延光、杨光远，还有未来的杜重威、刘崇等等；而用抗击契丹为号召，来聚拢人心的，仅有安重荣、刘知远两位。这至少证明，在当时人看来，如果仅仅为了野心，向契丹人求助才是更有利的选择。

自制地图：安重荣之乱与辽国的赵崇之乱

二安之乱 十六
2021-043


安重荣选择了艰难的道路，然后他失败了，然后他的首级被杜重威送到邺都，向后晋皇帝告捷。石敬瑭大喜，总算是可以在契丹干爹面前还自己一个清白了！他马上命人将首级刷上漆防腐，再送往辽国，请耶律德光检视，同时祝贺辽国平定了朔州的反贼赵崇。

原来，差不多就在安重荣被后晋击灭的同时，辽国这边，经过了整整半年的战事，打着后晋旗号的，孤立无援的朔州终于被辽军攻陷。关于这一战，史书中找不到任何稍微详细一点儿的记载，但辽军应该胜的并不轻松，因为就连他们的主将古只，都在此役中阵亡了！耶律德光因为伤亡惨重，怒不可遏，克城后下令将朔州城中的男丁全部处决！但奇怪的是，首领赵崇的下落没有记载，可能是失踪了。

余怒未息的耶律德光，先是听说安重荣在后晋那边造反了，之后又见到后晋方面送来的安重荣的人头，这才怒气稍减，放杨彦询回后晋。不过，这事情还不算完，耶律德光再派使者责问石敬瑭：“先前，安重荣收留从我大辽叛逃的吐谷浑部落，现在安重荣既已伏诛，那么叛逃的那些吐谷浑人何时遣返？”

这下麻烦了，父皇帝的要求让石敬瑭倍感为难。本来石敬瑭连十六州的国土和人民都能出卖，自然不会在意那些与他并不亲密的吐谷浑人，但问题是：那些吐谷浑人现已在刘知远的庇护之下，并成为其武装力量的一部分。而如今的刘知远，已经不是石敬瑭可以任意摆布的了。石敬瑭虽然给刘知远下令，但刘知远装聋作哑，就是拖着不办，后晋皇帝也毫无办法。

去掉一个安重荣，又来一个刘知远，如之奈何！父皇帝毫不体谅干儿子的难处，在契丹使臣一拨比一拨更严厉的逼问下，仅靠送钱和陪笑脸已经越来越难忽悠过去，让石敬瑭痛苦万分。祸不单行的是，后晋这一年的年景还不好，有五个州奏报发生的水灾，十八个州奏报发生了旱灾、蝗灾，天下饥馑，却偏偏在刘知远主政的河东风调雨顺，毫无灾异，这难道是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吗？

五月十六日，在焦头烂额中苦苦挣扎的石敬瑭突然病倒了，而且病情恶化的很快，不到一个月，后晋皇帝已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但石敬瑭没法安心离去，他所有成年的儿子都已死于非命，现在只剩下一个尚是孩童的幼子石重睿，很显然，自己一旦离去，这个孩子别说在这危机四伏的时代坐稳江山，就连能不能躲过动乱，活到成年，都是未知数！

不知道那几天，躺在卧榻上的石敬瑭经历了怎样的心理煎熬，最后，他下旨单独召见了重臣中最有忠厚长者之名的宰相冯道。冯道入宫，见到了让他难忘的一幕：石敬瑭让小皇子石重睿出来，向老宰相下拜，然后又命宦官抱起石重睿，送到冯道的怀里。很明显，在那个时候，石敬瑭还没有失去表答自身意图的能力，但整个会见过程中，他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指示。

古史大多很直观地认为，石敬瑭在临终前召见冯道的举动，就是想让冯道辅佐石重睿继承帝位。不过我觉得这种看法存在一些疑点，如果那个时候，石敬瑭还没有病得失去理智的话，他应该很清楚，仅靠托孤给冯道，根本不可能保障石重睿的皇位继承权。

第一、谁都知道，冯道是一个好人，但并不是一个忠臣，每次到改朝换代之际，他只能做到不对旧主落井下石，从来不会为了维护旧主，而对新朝抵死不从。这样的事儿我们已经见过几次了，今后也会一样。石敬瑭与冯道的私交颇深，不可能不了解冯道的为人。

第二、就算冯道突然间精神分裂了，愿以国士之礼来报答石敬瑭的知遇之恩，他也完全没有能力保障石重睿平平安安地继承皇位。原因很简单，冯道是一个纯粹的文臣，手中没有兵权，在军队中也没有影响力，身处这个武力至上的时代，他所能做的事其实非常有限。

我们看看距此时最近的一次托孤。三十四年前，临终的李克用可是同时召来了五个人，有弟弟李克宁，有监军张承业，有老将李存璋，还有处理机务的吴珙和掌书记卢质，基本把当时太原城中最重要的人物都叫到了。而且李克用交待的也清清楚楚：就是让你们辅佐好李存勖。但即使这样，即使李存勖已经是个成年人，都还是出了大乱子，差点儿就将李家的基业完全葬送！清楚知道这些典故的石敬瑭，他如果真的想确保儿子继位，能那样漫不经心吗？

当然，出于人之常情，石敬瑭自然希望将皇位留给自己的儿子，但如果他在临终前依然保持着理智的话，大概已经认识到：他留下的那个皇位，就是个即将喷发的火山口，如果没有足够的修为，坐上去必死无疑！那么，有必要非让自己仅存幼子去承受那样的风险吗？

因此，李克用并没有让李存勖向李克宁、张承业等下拜，而石敬瑭让石重睿向冯道下拜了。我猜想，石敬瑭不明说，可能是他还存在一丝幻想：如果你能让重睿继位，那就请你辅佐他。如果确实做不到的话，他就如同你的子侄，请至少保全他的性命，拜托了！

做完了这些事，六月十三日，石敬瑭病逝，他共计在位五年零六个月，享年五十岁。

二安之乱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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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石敬瑭去世的当天，皇家禁军的头牌人物，侍卫马步都虞候景延广（理论上，此时皇家禁军的第一号人物，应该是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刘知远，但因为刘知远远在太原，故二号人物景延广便成了实际上的禁军首脑）找到冯道，与其商议说：国家多难，宜立长君，所以咱们应该拥戴皇侄，齐王石重贵为帝。

历来都最识时务的俊杰冯道，自然是同意了。且不说冯道不同意也没用，立石重贵为帝，很大程度上可能也是石敬瑭没有说出来的本意之一。

证据是：不久前，石敬瑭将石重贵爵位由郑王改封齐王，职务由开封尹改为广晋尹。也就是说，在石敬瑭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已将石重贵召来邺都，召来自己身边。大家还记得朱温临死前，想废掉朱友珪，改立朱友文时是怎么做的吧？他就是让敬翔拟诏，打算将朱友珪贬出京城，而调朱友文入京。如果石敬瑭真的要传位给亲子石重睿，那么毫无疑问，最该防范的人，就是他名为侄儿，实为养子的石重贵。即使不将石重贵贬往偏远州郡，也不该将他调到身边啊。

正因为同在邺都，事情就比较好办了。石重贵连一天都没有多等，就在石敬瑭去世当天，在景延广与冯道，这一武一文两大重臣的拥戴下，于叔父的灵柩前即皇帝位。

但不管怎么说，石敬瑭确实从未明确过自己的继承人是谁，景延广因此认为：石重贵能当上皇帝，主要是自己的功劳！而且石重贵也认可这一看法，因此，以前一直不怎么显眼的景延广一步登天，升任同平章事，兼侍卫马步都指挥使（顶替了刘知远在禁军挂名的一把手位置），成了新皇帝最最器重的朝中第一号重臣。

据说石敬瑭死前曾有旨，打算召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到邺都，让他辅佐新君。但石重贵不想让既重兵在握，政治态度又不明朗的刘知远进京。而景延广也不希望名望功绩都在自己之上的刘知远，来抢走自己的风头。于是那道圣旨就被扣下了，压根没有离开邺都。后来，这件事让刘知远知晓，他非常怒火，从此对新朝廷怀恨在心，更加不把朝廷的命令当回事了！

咱们再来说一说造反比安重荣还早的安从进，不是我一时疏忽把他给忘了，而是直到石敬瑭病逝，石重贵即位，景延广高升之后，他都还在苟延残喘。

由于襄阳也是天下坚城之一，更重要的是，安从进的手下比较死忠，明明已经毫无希望，还是连一个赵彦之式的叛徒都没有出现。害得高行周以大军围困襄阳，却久功不下。一直到石敬瑭去世后两个月，被围达九个月的襄阳城内终于存粮耗尽，守军的士气和体力都已濒临崩溃。

于是，天福七年（公元942年）八月，高行周集合全军，发起了对襄阳城的总攻。奉国都指挥使刘词奋勇当先，率军第一个登上城头，大军后继杀入，守军再也抵挡不住，襄阳城终于被攻克。安从进眼看已无逃生的可能，便召集全族，举火自焚。至此，二安之乱才最终被平定，后晋境内，暂时又恢复了平静。

十一月，新皇帝石重贵将叔父石敬瑭安葬于显陵（位置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盐镇乡石陵村西侧），谥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庙号高祖。石敬瑭和他的时代至此被埋入地下，下一个前途莫测的新时代，即将开始……

后晋显陵

附文：追求的代价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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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给五代十国的历史人物搞一个“恶名排行榜”的话，石敬瑭也许唯一个有可能战胜强敌朱温，勇夺魁首的人！

即使很多并不了解五代的人，也听说过“儿皇帝”的大名。由于有了石敬瑭，让华夏文明本部一块十分重要的固有领土，沦入北方胡人政权的控制之下，且历时长达数百年，流毒深远，给华夏民族带来了难以磨灭的痛苦回忆。

可能是出于以上原因，石敬瑭在大多数时代的名声都很差。在我看过的一篇文章中，说这位后晋高祖皇帝是“集超黑的腹部，与超厚的脸部于一身。”但仔细回顾石敬瑭这一生，这个形容显然并不太客观，石敬瑭的脸厚固是常人难及，不过要论腹黑的话，在帝王群中，石敬瑭真的毫不出众。

因为恶名高，与人品坏，并不是完全的等价关系。朱温肯定不是他那个时代最邪恶的人，秦宗权、孙儒之流绝对比后梁皇帝要灭绝人性的多。而石敬瑭么，如果不考虑他在民族大义上的大是大非，只看其私德的话，并不算差。他在政治人物中，是少有的一诺千金（尽管有时也不能完全做到），生活中不事奢靡，通常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较少发怒，除非造反，很少直接杀人。纵然称不上什么道德模范，但在历史上的大人物中论私德的话，起码可以算中上。如果与同期的张彦泽、杜重威这些恶贯满盈的大人渣相比，那石敬瑭的为人简直不要算太好。

但问题是，你都干到中原王朝的皇帝，成为华夏文明的代言人了，身处高位，自然就要担当相应的，不可逃避的重责。所以在评论一个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时，怎么可能只用芸芸众生的标准，撇开民族大义，仅仅比较你的私人品德？

由于石敬瑭是沙陀人这种不够严谨的说法，一直是网上的主流，并由此引伸出“石敬瑭不是汉奸”的奇谈怪论。因此我想再讨论一遍石敬瑭的族属问题。

古史书中，对李克用父子、李嗣源、刘知远的族属记载都很清楚，全是沙陀人，可见沙陀人的出身，并不是一个需要避讳的问题。实际上，由于唐末李克用集团的崛起，沙陀一时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高贵词汇，那时有些来历不太清楚的胡人将领，都喜欢声称自己是沙陀人，并以此为荣。但里面没有石敬瑭。

古人对石敬瑭的族属主要有三种记载：一、汉人，春秋大夫石碏、汉丞相石奋之后（出自《旧五代史》，也是后晋的官方论调）；二、西域杂胡（出自《新五代史》）；三、已经失去文化特征的羯族遗民，十六国时代的后赵皇帝石勒之后（出自辽国给石重贵撰写的墓志）。可见，石敬瑭究竟出自哪个族群，在当时就已经是一笔搞不清楚的糊涂账，固然不能完全排除他真是沙陀人的可能性，但轻易把这种揣测的说法当成定论，显然更无道理。

就像我在前文中说过的那样：黄巢究竟有没有死在狼虎谷？可能会是个永远的不解之谜。但那个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黄巢对历史的影响力，已经确凿无疑地在狼虎谷结束了。

同理，石敬瑭的真实族属可能永远也搞不清楚，但那个真相同样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和他的王朝，对自身的民族认同。首先，后唐、后晋、后汉三朝，在所有政治制度上都是承接李唐，不存在任何胡人特色，也从未被时人视为异族政权，这和同朝代的契丹或辽国完全不一样。另外，假如有哪位朋友突然穿越回后晋，问当朝天子是哪族人？那官方给你的回答，肯定是汉人。

网上还有奇论，称石敬瑭割的地不是他的，所以不构成卖国。这也是极典型的扯淡，石敬瑭刚造反的时候，仅仅是个后唐的河东节度使，十六州当然不是他能管辖的。但那时他所谓割地条约，也只是一张大白条，根本还没有执行，也执行不了。等到割地条约真正生效，开始实施时，李从珂已死，后唐已亡，石敬瑭的后晋王朝已经取而代之，得到了包括十六州五镇在内的，原后唐全部藩镇的承认与臣服。这时还要说割的不是自己的地，骗谁呢？

我在如今流行的翻案论调中还看到一种论点，用他们想像中的“民意”，来替石敬瑭开脱。这种论调声称：十六州在唐末已经是大量胡人聚居之地，民意并不反契丹，当地人民在辽国的统治下，可能比从属于中原王朝时生活的更好，等等。所以以人为本的话，割地也不是坏事云云。

这就是只要论点，不要论证了。让我们看看，在石敬瑭割地后的短短五年间，十六州发生的那些事：先是吴峦领导的大同抗战，然后是辽国的卢龙节度使赵思温密谋举地归晋，后来又有赵崇领导的朔州反正，这些事件能够发生说明了什么？只不过，由于以上每个事件发生之时，石敬瑭采取的对策，无一例外都是全心全意为辽国服务，让这些地区的人民，试图留在后晋，或回归后晋的努力全部失败。

另外，在石敬瑭统治期间，不断有大量的十六州百姓，受不了契丹人的统治，冒着被辽国抓，被后晋遣返等风险，南逃入晋，甚至出现了像土谷浑部落这样，举部南迁的例子（也可见不满辽国统治的，不仅仅是汉民，别把当时的契丹统治者，想像的有多么仁爱）。尽管同期的中原也算不上什么乐土，但同时代中原百姓逃入辽国的记载，我是一条也没见到。

我认为些这已经够了，石敬瑭就是一位有深远影响的重量级汉奸，无可避讳。

附文：追求的代价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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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真实的世界是立体的，是充斥着复杂色彩的，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石敬瑭留给后世的形像，也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汉奸。

与如今网上有些人自行脑补，说什么石敬瑭名声差，是因为宋朝对他甩锅抹黑不同，宋人在修史时，其实对这位后晋高祖评价挺高的。如在《旧五代史 晋高祖本纪》的末尾，对石敬瑭的为君之道就多有褒扬：“旰食宵衣，礼贤从谏，慕黄、老之教，乐清净之风……傥使非由外援之力，自副皇天之命，以慈睿德，惠彼蒸民，虽未足以方驾前王，亦可谓仁慈恭俭之主也。”《资治通鉴》对石敬瑭为君的评价同样不算低：“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数年间，中国稍安。”

这里边石敬瑭的“仁慈恭俭”不是虚言，是有实际例证的。

比如说，为了民生，石敬瑭大胆取消了自中唐以来，对政府收入极其重要的食盐专卖制度。当时，有个关心时政的官员向石敬瑭提出食盐专卖造成的两大恶果：一是专卖使得公盐的盐价过高，让大量的贫苦百姓吃不起公盐；二是民间私盐无法禁绝，每年都有大量的人贩盐被抓，专卖收入也没法保证。于是，那个官员提出了一个治本的解决方案：取消食盐专卖，准许民间自由贩卖，每年再根据食盐专卖的所得，加征一项新税“食盐钱”，这样可以大大缓解民生，政府收入也不会减少。石敬瑭觉得很有道理，批准推行，于是盐价大跌，中原百姓终于吃上了久违的便宜盐，不可不谓一大善政。

但可惜好景不长，就像李嗣源制定的“鼠雀耗”由善政变成恶政的过程一样，等石敬瑭刚死，后晋朝廷为提高国库收入，就在市场和各商道关卡上加重对食盐的销售税和过路税，使私营盐商们无法承受，纷纷破产！于是，食盐专卖制度迅速复活，与之前唯一的不同，是新税种“食盐钱”仍然要收！

另外，石敬瑭还下过诏书，取消李从珂执政后期加征的杂税（当然，当时之所以狂征杂税，很大程度也是石敬瑭造反给逼出来的），后唐朝留下的欠税也不再征收。每遇上灾荒，他也比较注意民间疾苦，屡屡下诏赈济。现在网上甚至有人认为：石敬瑭的治国能力，在五代时候是第一流的！

那么，这些看法是否客观公正？在不讨论与契丹关系的前提下，石敬瑭能否算得上一代明君呢？

我个人认为，上面的观点并不够客观。赵宋史家对他的评价较高，可能是因为赵宋后来的武力也不行，被迫用金钱买和平，与石敬瑭时代的后晋多少有些同病相怜吧。而如今网上一些言论，为翻案计，往往矫枉过正，将石敬瑭的治国能力过度美化。

我之所之会这么看，倒不是认为史书上对石敬瑭那些勤政爱民的记载，有什么不实之处，而是因为那些内容，都是对史料进行了选择性过滤后的产物。让我们把视野放宽，省视一下更多的，被过滤掉的内容，就不难发现，即使不考虑对契丹卑躬屈膝带来的经济负担，石敬瑭统治下的后晋，也是问题重重，民生多艰！

首先，皇帝自身的节俭，如果不能形成表率，在国家的各级官员中形成一个正向反馈机制，那么他节省下的那一点点开支，马上就会被下面官员的贪腐所抵消，而变得毫无价值！这个道理，比石敬瑭早几百年梁武帝萧衍已经做出过完美的证明，石敬瑭只是又证明了一次。

当皇帝不同于当村长，不可能亲自治理自己的管辖区域，只能通过一级一级的官员，将代表其意志国家政策，一层层推行下去。后晋朝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政策常常受阻，以藩镇为代表的地方官员们，或不予执行，或者肆无忌惮地出台自己土政策，马上可以将爱民的政策效力清零，甚至打成负数！比如你下诏要减免欠税，人家马上开征一项不许拖欠，立即缴清的“拔钉钱”！很显然，在地方的实际执行中，“拔钉钱”一类的土政策，远比石敬瑭的诏书管用！

在整个五代，部分藩镇节帅横行不法，是个一直无法完全根除的痼疾，虽然症状有时轻一些，有时重一些，但要论发病最严重的高峰期，就在石敬瑭的后晋朝。之所以后晋会成为藩镇贪腐曲线的峰顶，主要由两个因素造成：

第一项与石敬瑭无关。自李存勖统一北方以来，北方的藩镇节帅已经基本上都变成流官，当节度使的随时可能被更换驻地，更别指望着将职务和地盘传给子孙，这使得他们缺少爱养民力的动力；

第二项就与石敬瑭紧密相关了。通过实践出真知，后晋的节度使们知道，当今天子很容易打发，只要不造反，其余的随便干什么，都不会有任何危险！

石敬瑭的“慕黄、老之教，乐清净之风”，这无为而治说的好像很好听，但在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该作为的时候不作为，就是对官员们贪赃枉法、横征暴敛、乃至滥杀无辜的彻底放纵！关于这方面的例子，前文中已经介绍了不少，杨光远、张彦泽、杜重威等等，那些不是个例，而已经变成后晋朝的普遍现象。

原因也很好理解，大量的藩镇节帅们，仍掌握着巨大的权利，却几乎不受任何监督，只要别造反，就算事发了也栽不了大跟头。有些人，比如杜重威，那跟头甚至是向上栽的，越被骂越升官！为官一任，是造福一方，还是造福一家，全凭自觉！试想，在这种环境中，还能保持高度道德自律的人，能有几个？在这样糟糕的吏治大环境中，还可以将国家治理好的机率，能有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