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w3h4b2　回复日期：2010-10-19　20:35:43

谢谢你的支持和对联。

[续前]
这样的兵力配置，无论如何都是极不合理的，之所以兵力分配如此失衡，其原因则是由于军饷分配的不合理，对此，节制四省的曾国藩当然是有责任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一方面阻止李鸿章增援金陵，另一方面却要求浙江分兵万余远赴安徽，去从事并没有多大意义的会剿。如果真的执行这一方案，剩余的两万多浙军必然处境危险，一旦太平军对杭余两城进行救援，将会使那里的攻城部队腹背受敌，出现浙军全盘瓦解的情况。作为节制四省、负责全局的最高指挥官，曾国藩的这一决定无疑是非常荒唐的，不可避免地遭到左宗棠抵制，但是，左宗棠拒绝出兵安徽，则进一步引起曾国藩的不满，对他本人十分不利，但到了这种时候，左宗棠已经完全没有退让的余地，便断然拒绝了曾国藩的要求，结果，又进一步加深了两人之间的裂痕。

针对当时的战场形势，左宗棠反复提出曾国藩应该注意广德，同时认为，李鸿章的淮军在攻克苏州之后，不必在意常州，而应该向西攻打尚在太平军手中的溧阳，这一带的战略地位比常州重要得多，只要控制了广德、溧阳等战略要点，常州可不攻而下。
然而，左宗棠的意见并没有引起曾国藩的重视，他一方面提出由于兵力不足、缺少统将等理由，不去攻占广德；同时，也由于私心，不愿意淮军向西靠近金陵。对于后一问题，曾国藩的心情是比较复杂的。
李鸿章的淮军具有大量进口的洋枪洋炮，尤其是大口径的开花大炮，是攻城的利器，如果由淮军来攻打金陵，当然是非常省力的。然而，这样做，将会产生一个利益分配问题：一方面，曾国荃当时已经围困金陵两年之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淮军一来，势必要分功，对曾国荃来说就很不合算；另外，淮军是捞取“虏获”的好手，一旦金陵城破，必然会跟曾国荃的湘军争抢金陵各太平军王府内传说中的那些金银财宝，对这一点同样不能没有顾虑。由于这两个原因，曾国藩一直在淮军助攻金陵的问题上态度暧昧，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本意心领神会，迟迟不愿西进，当然也就不可能去攻打溧阳、宜兴这些本来就属于江苏的地盘了。
关于广德问题，左宗棠反反复复谈得很多，我们可以看看他在同治二年年底的一份奏折中的内容，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此时距离攻克金陵尚有半年多时间：
“以现在局势言之，金陵贼势甚蹙，觅路逃窜，本在意中。纵洪逆恋其巢穴，誓死以拒，李秀成、李世贤等未必肯束手就戮。纵李秀成、李世贤等肯束手就戮，而伙党尚众，亦必觅路纷逃，况现在句容、溧阳、广德一带，均尚为悍贼所据，贼之必由此路逃窜，殆无可疑。设由广德窜入皖南腹地，虽无粮可掠，无人可掳，然贼果昼夜疾驰，不数日即可出险，恐守城各将来弗击、去弗追，终成不了之局也。曾国藩虑无大支游击之师，意或在此。然臣窃有请者：贼势实已穷蹙，官军合计兵力亦不为单，如果权其缓急应之，自能有济。就现在局势而言，苏州既克，杭州之围正急，悍贼邓光明既诛，陈逆炳文、汪逆海洋均在杭、余两城，自救不暇，海盐、平湖又已收复，其海宁、嘉兴之贼不足为苏州之患也，是李鸿章所部可缓攻嘉兴。其踞常州之逆为陈坤书，李鸿章既言其不甚耐战，自无能为，暂舍此不攻，金陵一破，常州亦必应手而下，是李鸿章所部可缓攻常州。惟溧阳一县为各逆眷属所在，守贼李世贤又狡悍著闻。贼如思窜，必假途于此。李鸿章如暂缓嘉兴、常州不攻，派得胜之师由无锡急攻宜兴、溧阳西北，与曾国藩溧水守军互相联络，纵溧阳未能即拔，而此路要无可虞。贼纵由溧阳冲出与广德之贼合伙，李鸿章之军犹可蹑踪猛追，不令善脱，较之空此一路任贼窜过自为胜之。
曾国藩力持坚守之议，现正布置皖南、江西一带防兵，固为老成之见。然贼知我以坚守为主，必不攻；各将以坚守为事，必不战。倘贼舍城不攻，从间道疾驰而过，恐调拨尾追亦有所不及。何如厚集兵力扼广德、建平、东坝总要数隘，与李鸿章一军互相联络之为得乎？至江西距贼稍远，为饶广计，均宜以严扼昌江，力保上游为主，如婺源、祁门、石门诸处是也。苟兵力有余，则仍以远防广德、宁国县为要。”
一场大战，总指挥的战略思想是否合理，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左宗棠反复强调的上述意见，反映了他对当时整个战局的认识。然而，这种意见却根本不为曾国藩所采纳。
曾国藩对于左宗棠再三致函要求他注意广德的建议，总是以无兵可派，或者即使有兵也缺少统将的理由推脱，甚至打发鲍超去进攻句容这个并非战略要点的城池，就是不愿理睬广德。
至于李鸿章的淮军，曾国藩的心理就更加复杂了。
照道理，曾国荃围了天京城两年，迟迟未下，是应该调李鸿章支援的，李鸿章也曾经去信试探。于是，曾国藩给曾国荃去信说：“细想少荃（李鸿章）会剿金陵，好处甚多。其不好处，不过分占美名，后之论者曰：润（胡林翼）克鄂省，迪（李续宾）克九江，沅（曾国荃）克安庆，少荃克苏州，季高(左宗棠)克杭州，金陵一城沅与荃各克其半而已。此亦非甚坏之名也，何必全克尔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第一之美名哉？如弟必不求助于人，迁延日久，肝愈燥，脾愈弱，必成内伤，兄弟二人皆将后悔，不如及早决计，不著痕迹。”但是，遭到曾国荃的坚决拒绝。
于是，曾国藩就告诉李鸿章：“舍弟所部诸将，素知阁下与贱兄弟至交多年，无不欣望大旆之西来。而所疑畏者亦有两端：一则东军富而西军贫，恐相形之下，士气消沮；一则东军屡立奇功，意气较盛，恐平日致生诟谇，城下之日或争财物。请阁下与舍沅弟将此两层预为调停，如放饷之期能两军普律匀放，更可翕合无间。”由于此时的李鸿章军饷比曾国藩充足得多，要想让湘淮两军平均发饷，李鸿章当然是不可能接受的。这样，实际上也就拒绝了李鸿章赴援金陵的打算。
于是，曾李两军之间的关系当然就十分微妙了，对于左宗棠要求淮军拿下溧阳的建议，无论曾还是李，都根本不会考虑。由于李鸿章很懂事地不去金陵，令曾国藩非常满意，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到李鸿章时，赞不绝口，称他“其心可敬”；相比之下, 对于不肯派兵去安徽参加会剿的左宗棠，恐怕就应该是其心当诛了。
这样一来，就在战略上出现了重大问题：由于广德掌握在太平军手中，使左宗棠“逼溜合龙”的想法完全落空，整个战场形成一个巨大的漏斗。后来的事实也完全证实了左宗棠事前的预料，大股太平军经过广德逃往江西，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十几万湘淮军完全失去目标成了摆设，从而大大延长了战争结束的时间。
曾国藩既然节制四省军务，当然也应该“节制”湘军、淮军、楚军的军饷，至少应该做到大致平衡，而不应过分苦乐不均。但实际上曾国藩派李鸿章赴沪之后，却完全失去了对上海饷源的控制，作为主帅，他在这一问题上当然是应该负有责任的。后来，曾国藩几经磋商，好容易使李鸿章答应每月接济他四万两军饷，军饷极度艰难的左宗棠知道之后向曾国藩提出希望能从中分到每月一万两，遭到拒绝。于是，在淮军将领纷纷暴富的同时，浙军却欠饷一年之久，身为浙江臬司、后来更明确为“副帅”的刘典回家奔丧时，竟然身无分文，左宗棠费了好大周折，才在养廉的项目之下凑了一点盘缠，使他勉强能够上路。
当年曾国藩率湘军东征时，军饷方面的情况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咸丰六年(1856年)，有一次山西解到军饷三万两，路过湖北，官文自己截留二万，给了胡林翼一万。胡林翼立刻将这一万两军饷送到湖南，湖南转运江西交给曾国藩。接着，胡林翼又从官文手中挤出一万，并且另外凑出七千两，李续宜听说这件事之后，也立刻从自己的军饷中拿出三千，凑足三万之数解往江西，而这时候无论胡林翼还是李续宜，自己的部队都已经欠饷好几个月了。当年的将领们彼此照应，克己助人，左宗棠就是他们之间的居中协调者、经手人，可如今各军之间的军饷却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左宗棠心中当然不可能没有想法，而曾左李所部军饷方面的巨大差异，也正是他们彼此关系的一种反映。
清廷一再催促李鸿章前往金陵会剿，而曾氏兄弟显然不愿他前往，于是，李鸿章就不请自到， 把淮军开进了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地区，是浙江的白菜心，淮军进入这一地区之后，不仅出现了烧杀现象，更将一些富户控制起来，以通敌的罪名，要求他们交钱赎人，通过这类手段对当地进行搜刮。清廷分摊各地的协饷中，湖北的江汉关有每月一万两银子的浙江军饷，由于江汉关的关税是由上海的江海关代收的，这笔钱当然应该由上海支付，但掌控着江海关的李鸿章对此置之不理。凡此种种，使浙军军饷紧张的情况雪上加霜，这段时间，左宗棠的日子的确是很难过的，因此，他才会在给骆秉章的书信中发出“涤相于兵机每苦钝滞，而筹饷亦非所长”的慨叹。
事实上，左宗棠在浙江期间，军饷问题一直成为首要的困扰，直到他平定全浙，又在浙江实行了湖南那种剔除中饱的管理模式，每月可以提供十四万两军饷了，他的财政危机才宣告缓解，这时候，左宗棠已经身在福建了。[待续]

[续前]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湘军用炸药炸开城墙，攻克金陵，曾国藩在七天之后再次写奏折报告此事，并使用了一个十分醒目的题目：“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奏折中提到城破后有一千余太平军化装成清军出城，曾国荃派马队七百余人追击，包围之后“全数斩刈未留一人”，并引用俘虏的口供称：“城破后，伪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冲出，被官军马队追至湖熟桥边，将头目全行杀毙，更无余孽。”“城破后，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伪忠王李秀成一犯，城破受伤，匿于山内民房，十九夜提督萧孚泗亲自搜出，并搜擒王次兄洪仁达。”
然而，左宗棠却接到了这样的报告：幼天王还活着，并且已经出逃。这时候，距离曾国藩写上述奏折的时间仅仅只有十二天。
发现了幼天王出逃的重大问题，左宗棠一面向清廷写了奏折：“昨接孝丰守军飞报，据金陵逃出难民供，伪幼主洪瑱福于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二十六日，堵逆黄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一面分别向曾国藩和曾国荃兄弟写信通报，反映了这一情况。
这种做法并无任何不当，如果换成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恐怕都会做出同样的处理。然而，令左宗棠事前根本没有想到的是，提出幼天王依然存在的问题，犯了大忌，也给他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这种说法，完全推翻了曾国藩关于小天王已经自焚身死，“全股悍贼尽数歼灭”的报告，清廷随后下诏：“洪瑱福即洪福瑱，昨据曾国藩奏，洪福瑱积薪自焚。茫无实据，似已逃出伪宫。李秀成曾经挟之出城，后始分散。其为逃出已无疑义。湖、熟防军所报斩杀净尽之说全不可靠。着曾国藩查明此外究有逸出若干，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
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化了。
曾国荃克复金陵，当天夜间就急忙上奏报捷，满以为会受到嘉许，不料“上谕”责怪他城破之日不该当晚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并且措辞严厉。后来，外逃的李秀成被俘，按说事情已了，但清廷仍不罢休，追问天京城内金银的下落，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上谕还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
金陵克复之后，清廷疑忌之心加重，在这份上谕中，实际上已近乎威胁，警告曾国藩兄弟，如果不知收敛，就不仅不能“永保勋名”和“长承恩眷”，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了。当得知幼天王脱逃的情况之后，清廷更是借题发挥，要求对责任人从严参办，就更加清楚地摆明了一副借此事对曾氏兄弟实行打压的态势。
左宗棠是个不善琢磨人事关系、很少去揣摩别人心思的人，这种情况并不在左宗棠的意料之中，他只不过在接到部属的报告之后如实呈报了幼天王脱逃这一情况而已，根本没有通过这件事加害于曾国藩的意图。要求左宗棠在得知这一重大消息之后进行隐瞒当然是过分的，因为幼天王逃出，一路行去，有无数士兵百姓知晓，方方面面传播广泛，仅仅靠左宗棠瞒报，怎么瞒得住？正因为如此，他恐怕根本就没有考虑过隐瞒这件事情的问题，这种做法也和他的个性不符。
既然如此，这件事被清廷加以利用，拿来压制曾氏兄弟，责任应该谁负，似乎也是很清楚的。[待续]

作者：能忍善战　回复日期：2010-10-21　21: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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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这位朋友的关注。
在表达你的意见时，可否再具体一点，这样便于进行讨论。
在曾左关系方面，以往的论述大多偏于曾国藩的立场，本贴提出不同的看法，那么，偏重于左宗棠的角度，应该并不奇怪。我认为从那个角度看问题并不重要，关键是你的观点是否有事实依据。如果认为我所说的内容与历史事实不符，或者我所说的史实不能支持我的观点，请具体点明。这样，我才可以进行解释，或者知道自己的叙述错在什么地方。如果只是笼统地说责任在左宗棠，似乎缺少一点说服力，我也无从回答，你说是吗？
另外，左宗棠恐怕从来也没有觊觎湘军的最高统帅的地位，更不会去觊觎什么节制四省的权力，左宗棠也从来没有前往金陵助战的企图。但是既然身在事中，当然必须从有利于全局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尤其是一些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这才频频向曾国藩提出建议，而曾国藩根本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后来的事实却完全验证了左宗棠事前的警告，不过如此而已。
曾左李三人在同治初年的最主要“业务”，恐怕就是打仗，帖中的叙述，当然也以这方面为主，避开这个话题，帖子就无法写下去了。
如果这位朋友打算深入讨论，请具体一点，哪件事情、哪个问题，这样的讨论就比较靠谱了，否则只是一句“责任主要在左宗棠”，似乎太空洞。

是不是说有了“不善为官”这个“天生的弱点”，在曾左之争中，便只能处处不是了；尽管不善治兵却又掌兵，是不是只要有了“长袖善舞”这个“天生的优点”，别人就不能对他治兵的失误提出批评了？这样的逻辑能够成立吗？

这位朋友最好具体指出我所叙述的内容哪一条是不符合历史事实所的，我的意见中，哪一点并没有事实的支持作为依据，这样的有针对性的讨论才能与说服力，太空洞了不好，你说是吗？

左宗棠不善为官，也从来没有削尖脑袋往官场里钻，正因为如此，他才敢于对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屡屡冒犯，并且对许多当官的人不以为然。左宗棠大概从来没有靠阿谀奉承、趋炎附势去打点自己的仕途，这种情况完全违背了中国官场的行为准则和办事规律，当然也就必然不能见容于当时的官场。而他却能够在五十岁步入官场之后以后留下那样一条轨迹，所以才说简直是一种奇迹。

楼主在曾左的问题上，我觉得看问题，不够客观。给人的感觉就是曾错而左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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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说，我认为曾左矛盾在大多数问题上过错都属于曾国藩。我已经逐一列举了他们之间许多纠葛的来由、发展以及双方当时的表现，通过这些个案不难看出，曾国藩的确是不占理的。之所以当时的评论者几乎一边倒地将过错和罪责归之于左宗棠，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曾国藩的权势和影响远远超过左宗棠，他们在评论时不可能不考虑一旦在这些问题上表态之后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指望舆论公正是不可能的，而后来的史家则多沿用当时的看法，并无太多的探索。
然而，如果一一分析形成他们隔阂的具体事件，曾国藩能够站得住的成分的确有限，因此，我在帖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在事前就已声明，这种意见很可能是某些人难以接受的。
非常欢迎能忍善战网友参与这个帖子，也希望你能就我在帖子里的观点提出具体的反驳，不要仅仅笼统地用“可笑”、“错的”一类词语下定义，而应该具体说明，我的那些观点错了，错在什么地方。

善战网友：你说的情况很正常，不同的人，考虑问题的方式和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往往会完全不同。
这段历史的相关著作，早已车载斗量，浩如烟海，如果人云亦云，根本就不用再写什么了。我开这个帖子的初衷，就是因为有许多问题的看法跟之前的种种定论不相吻合，这才有感而发的。
但是，标新立异往往难度较大，依据是否充足，见解是否公正，都会遭到质疑。大家在讨论中，怀一定之观，纳百家之言，总归会各有所得的。
谢谢你的关注和支持，也非常希望跟你就具体问题进行探讨。

[续前]
这时候，事情已经十分明显：曾国藩此前的奏报与事实是有差异的。照道理，一场这么大的战役，曾国藩不可能事事亲临，只能按照下属的报告拟写奏折，况且金陵攻克时，他本人远在安庆，出现差错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发现有了疏漏之后，更正一下就是了。如果这样处理，那么，事情也就结束了，根本不会像后来那样出现僵局，以致让他自己下不了台。
但是，曾国藩却理直气壮地采取了另外一种做法，在七月二十九日（8月30日）的奏折中这样回复：
“臣初闻金陵克复，亦深虑极大之城，必多窜逸之贼，湖熟追杀尽净之说，臣亦不敢深信！迨臣至江宁小住经旬，距克城已逾二十日，而附近如溧水，句容，丹阳，高淳，东坝，建平各防之将，各县之官，并未禀报有贼匪窜过之事。臣弟所派各路跟查之弁，亦自东坝，溧阳等处归来，报称沿途百姓，未见有贼踪经过之事。臣于是释然大慰，以为洪福瑱必死于乱军无疑矣。旋于七月十一日，接宁国守将刘松山及委员陈斌禀称：洪福瑱带二三千人，逃至广德。旋又见左宗棠汇寄臣弟函：称伪幼王率贼二三千人，逃至广德迎入湖州。皆云系逃出难民所供。十三日，接浙江粮道杨昌浚禀，亦云：‘洪福瑱带二三千人窜至广德。’十四日左宗棠汇寄臣一函，则云‘金陵余逆，漏出数百，亦有数千之说。’与刘松山杨昌浚所云二三千者，微有不符。臣再三推详，由金陵至广德，县县有兵，层层密布。其中如驻句容之刘铭传，驻溧水之王可升，驻建平之李榕，驻东坝之郑魁武，皆晓事不欺之人，又奉严防逸贼之札。若谓洪福瑱仅带零贼，剃发潜遁，此数处者，或不知之。若贼众至二三千之众，而谓此数处一无闻见，既不截剿，又不禀报，此事理所必无也。臣观附近各县各将之无禀，证以李秀成之亲供，逸出漏网之贼，多亦不过数百，堪以仰慰宸廑！其洪福瑱果否尚存，臣现派蓄发降卒，四处访查，不欲仅以难民之言为凭，尚未访有端倪。”
有这么多线索反映洪福瑱已经逃逸，曾国藩本应认真对待，检查一下真相究竟如何，但是，他根本不去考虑自己的奏报有可能失实，而是再三辩解、推理，说明洪福瑱并未逃逸。采用这种方式对待此事，已经将自己推向了一个十分被动的位置，按照他的身份，堪称在进行一场豪赌了。另一方面，由于他对左宗棠已经积累了很多不满，这件事更使他怒火中烧，接下来便将矛头指向左宗棠说：“杭州省城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
曾国藩的上述议论，如果是别人说的，由于不了解具体情况，或许情有可原；但这些话出自这位节制四省的总司令口中，则实在太强词夺理了，因为他十分清楚，按照左宗棠的兵力，根本不可能对杭州实行包围，当然也就不可能像金陵那样实行“全歼”，这样的指责，已经完全不顾客观事实了。
曾国藩既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左宗棠不能不作答复，于是，针对曾国藩的奏折，他也在随后的“杭州余匪窜出情形片”中作了这样的回答：
“顷准曾国藩抄送七月二十九日复奏洪福瑱下落一片，内称杭州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未闻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臣窃有所未喻也。当臣军肃清浙东时，军威颇壮，杭城守贼无多，本可速克，比因皖南贼势鸱张，不得已调刘典分军赴皖助剿，而臣驻严州以资兼顾，其攻富阳及杭城者，仅蒋益沣一军及水师数营，又正疾疫繁兴之时，兵力更薄。此机一失，首逆陈炳文、汪海洋纷纷踵至，贼数始多。自富阳克后，贼悉力守杭城、余杭。维时臣战余杭，蒋益沣战杭州，屡次破垒获胜，臣奏两城贼势窘促，并未以贼数众多为言，每与交战，逆贼多不过一万数千而止，迭次奏报甚详，尤堪复按。其所以持久而后克复者，实由杭、余两城中间相距六十里，我军未能合围，贼占地势，攻守之难易悬殊也。曾国藩称杭城克复，十万之众全数窜出，所谓十万全数，果何据乎？两城之贼于二月二十三夜五更窜出，陈炳文启杭州武林门而窜德清，汪海洋出余杭东门而窜武康，官军皆于黎明时入城，臣前此奏报克复两城时业经详细陈明，并无一字稍涉含糊。夫以片时之久，一门之狭，而谓贼众十万从此逸出，殆无是理！此固不待辩而自明者也。
至湖州之贼，如黄文金、李远继、杨辅清等，皆从江西、皖南而来，此外苏常丹句嘉兴诸贼亦麇聚于此，最后则李侍贤大股一并窜入。陈炳文、汪海洋之窜德清、武康也，李侍贤实迎护之。杭、余两城之北数十里，处处皆为贼守，非可一攻即下，观于武康、德清之复，两城在克复旬日之后，可见贼数之多不在杭、余两城也明矣。李侍贤与陈、汪两逆既入湖城，贼数自有增无减，李侍贤由湖州、广德、绩溪窜徽州，旋由婺源窜江西，贼数十五六万，其时曾国藩有皖南诸城岌岌之奏。陈、汪两逆窥浙军赴歙南小川，遂由白际、马金诸岭翻入浙境，又经浙军迭次截剿，其窜入江西者尚数万计。厥后与李侍贤合并，其党之或分或合，更无从知。曾国藩殆以陈炳文降数之多，谓均从杭州窜出乎？臣阅鲍超抄示陈炳文降书诸头目姓名，多非杭州旧有之贼也。
至云杭贼全数出窜，未闻纠参，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围，而杭、余则未能合围也。金陵报杀贼尽净，杭州报逆首实已窜出也。臣欲纠参，亦乌得而纠参之乎？至若广德有贼不攻，宁国无贼不守，至各大股逆贼往来自如，毫无阻遏，臣屡以为言，而曾国藩漠然不复介意。前因幼逆漏出，臣复商请调兵以攻广德，或因厌其絮聒，遂激为此论，亦未可知。然因数而疏可也，因意见之弊遂发为欺诬之词，似有未可。臣因军事最尚质实，故不得不辩。至此后公事，均仍和衷商办，臣断不敢稍存意见，自重愆尤。”
随着前线传来的越来越多关于幼天王的消息，他的存在已经确凿无疑，那么，曾国藩前面所说的“由金陵至广德，县县有兵，层层密布。其中如驻句容之刘铭传，驻溧水之王可升，驻建平之李榕，驻东坝之郑魁武，皆晓事不欺之人，又奉严防逸贼之札。若谓洪福瑱仅带零贼，剃发潜遁，此数处者，或不知之。若贼众至二三千之众，而谓此数处一无闻见，既不截剿，又不禀报，此事理所必无也”，这些说法，该如何解释？曾国藩提及的这些将领到底有没有责任？该不该纠参？大量太平军之所以能够往来自如，全部是因为广德在他们控制之中的缘故，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误，过程和责任，也应该是清清楚楚的，如果继续辩论下去，肯定会越来越无法招架。
于是，曾国藩采取了十分明智的对策，就是再也不发言了。当然，这绝不是认输的表示，可是，该怎样才能找回自己的颜面呢？曾国藩选择了最严厉的措施：从此跟左宗棠绝交。[待续]

作者：能忍善战　回复日期：2010-10-22　12:43:08

郁闷。昨天的回复貌似没贴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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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刚刚才看到你的这一段回复。但是，一连读了两遍，还是没有弄明白你的意思：曾国藩既然是前敌总指挥，就理当对整个战局负责，应该具有通盘筹划的战略意识，明明忽视了广德等战略要点，为什么还要说他的决定是最好的？曾左矛盾的主要阶段发生在金陵之役以前，这段时间内都是十分紧张的战争阶段，那么，军事见解上的分歧和争执，军饷、兵力和军事压力的分配严重失衡，当然会成为两人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抛开这一点不谈，是不合适的。
左宗棠不仅不会做官，而且不想做官，在这种思路指导下，他才会在曾国藩面前只谈是非，不谈身份，以一个布衣，竟然严厉指责曾国藩的种种不是。左宗棠当时的话究竟有没有道理？曾国藩是否确有过错，理当受责？当时的人们以“犯上”来归责于左宗棠，或许并不奇怪，毕竟对中国人来说，有权就有一切。但是，我们今天依然在这一问题上沿袭当年的思路，依然由此归责于左宗棠，是否合适？

楼上新来的朋友，谢谢支持。

回楼上，我在本贴开头已经声明过了，历史人物必然受到历史的局限，只能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进行思考，不可能符合今天的政治标准和思维习惯。其实，历史发展到今天，也不过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你能预计150年之后，石头摸得怎么样了么？

楼上朋友：谢谢你的参与。
关于曾左反目究竟是真是假，我在今晚的更新中会谈到，尽管有许多人持跟你相同的观点，但我并不这样认为。
如果你有证据证明我错了，尤其是有左宗棠未刊家书这样的史料，非常欢迎你贴上来，供大家参考。但我手头没有你说的这种书，不清楚你指的是哪种版本，因此无从答复。
左宗棠五十岁才步入官场，他的影响力远逊于曾国藩，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当然不容易延揽出色的人才，有本事、有名气的人往往都去投靠大门楼了。但如果说左宗棠不具备发现人才、任用人才的能力，则不尽然。刘锦棠算不算人才？他年仅26岁便当上老湘营统领，31岁担任进疆清军前敌总统，如果没有左宗棠的识拔和全力支持，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
我尽量在今晚将曾左反目贴完，大致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左宗棠出仕之后，长期受到曾李的压制，在官场中是非常孤立的，有几个糊涂虫敢去投奔他？即便他身边的人，也有许多常常跟李鸿章等保持联络，而他去世之后，原来陕甘的部属大多僻处西北一隅，有的甚至遭到报复，即使位至总督的人，除了陶模因为是张之洞的门生得了善终，杨昌浚、魏光焘后来都以莫须有的罪名革职。跟着左宗棠的确是一件很不合算的事情。

[续前]
左宗棠只是如实反映了幼天王没有死于天京的客观事实，他的叙述丝毫没有由此挑起和曾国藩之间矛盾的意思，也没有丝毫失实。这场争论，是由幼天王是否逃脱引发的，本来完全不必争论的问题，由于曾国藩的否认而逐步升级，双方各持己见。至于孰是孰非，则早已由幼天王的被擒而水落石出，这样的事实比任何雄辩都有力得多，它清楚地表明：在这场争辩中，曾国藩是根本不占理的。
但是，官场中的争论，决定胜负的因素，从来不是事实和道理，而是势力的大小和强弱。节制四省的曾国藩的势力，当然是刚刚由临时工转正不久的左宗棠所无法相比的，更何况，左宗棠从来也不去刻意培植自己在官场中的势力。因此，关于这次争论，舆论也毫无例外，一边倒地偏向于曾国藩，完全不去理会他们所争论的内容、事实和道理。于是，在舆论中，这场争论的是非曲直已经完全和幼天王无关，而是演变成了左宗棠由曾国藩一手提拔才当上了封疆大吏，却根本不知道感恩，把尾
左宗棠从来不以自己的身份地位来决定对曾国藩的态度，居家务农时，他敢于让陶桄对曾国藩的“抑豪强、摧兼并”据理力争；靖港之败以后，他敢于三天两头登上曾国藩的座船，奚落讥笑他寻短见的打算；曾国藩从江西战场回家，一躲十几个月，左宗棠敢于带头“肆口诋毁”，导致舆论大哗，完全不理会曾国藩是否下不来台。他的确跟曾国藩周围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从来不去阿谀奉承，而是有一说一，不掩不藏，尤其是曾国藩有过失的时候，诚如时人所评论的那样，“未尝一日敬事于曾国藩”。左宗棠的这种态度，使曾国藩难以接受并由此形成了两人之间的巨大隔阂，尽管他长期隐忍不发，但这种隔阂始终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等到幼天王事件，曾国藩终于感到忍无可忍，于是便全面爆发了。
我以为，曾左之间的这种矛盾，实际上将曾国藩“完人”的脸谱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折射出这位一代圣贤并不完美的一面，尽管百余年来的评论者都将这种矛盾的责任归之于左宗棠，但如果仔细看看当时的具体情况，曾国藩应该承担的责任似乎要多得多，只不过由于两人手中的权力、在官场中的势力完全不成比例，评论者作了并不公正的裁判而已。
说到曾国藩对左宗棠的提携和恩惠，并将这些归结为没有曾国藩就没有后来的左宗棠等等，这些说法，是十分片面的。事实上，曾左之间在事业上的支持，至少是双向的，恐怕很难说清谁由对方得到的更多一些。左宗棠在江西战场上的表现，即使曾国藩不报告，咸丰也不会毫无所闻，因为当时骆秉章、胡林翼都在，不可能隐瞒得住，再说，曾国藩毕竟是正人君子，恐怕也不会这样做。将左宗棠的提升归功于曾国藩，显然是不合适的。
由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所谓曾左交恶，并不是左宗棠在地位变化之后对曾国藩的态度有了什么变化，他对曾国藩的态度始终一以贯之；曾左交恶，也并不是由于幼天王出逃这一偶发事件使两人关系从朋友变为冤家，而是曾左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在这一事件中由隐性转为显性罢了。
有的评论者将曾左失和说成是他们为了湘军体系的安全，合作演出的一场双簧，是为了消除朝廷对湘军的疑忌专门做给别人看的，这种说法同样流传很广，并且让很多人信以为真。的确，将曾国藩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说成是按照根左宗棠事前的约定合演的一出双簧，可以将曾国藩在这件事情上种种错误的表现以一个合理的理由作了掩盖，但这种说法其实并不成立。
左宗棠在得知幼天王未死的消息之后，曾分别向曾家兄弟通报并拟折奏报，无论程序还是具体的言语均无异常，当然也就毫无过错可言。
但是曾国藩在这个事件中，以下几方面的错误是无可辩驳的：首先，处事草率，仅据属下报告便确认“全股悍贼尽数歼灭”、幼天王举火自焚并写进奏折中。其次，听到幼天王出逃的反映之后不冷静，坚持原来的说法，使事情升级。第三，模仿天蓬元帅的招式，倒打一耙，对杭州战役进行反诉，其实，他明知道杭州战役兵力严重不足，跟金陵战役无可比性。在这样三个错误之后，由于实在不占理，更以十分蛮横的态度，与左宗棠绝交。
把这一切说成是为了湘军的安全合演的双簧，是非常勉强的。这样一种双簧，必须以十分深厚的友谊和信任为基础，从曾左二人的长期交往来看，这样的基础似乎并不存在。另外，果真有这一说，时过境迁以后，终会真相大白，那么，由此强加给左宗棠的种种责难当然也会烟消云散，而实际情况却根本不是这样。因此，这种说法其实也不过是天方夜谭罢了。[待续]

抱歉，今天只写了这么多，这一章明天再结束。

作者：菜园酒客　回复日期：2010-10-23　20:48:34

左宗棠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幼天王是否死亡关乎曾家的整个政治生命的走向
作者：菜园酒客　回复日期：2010-10-23　20:54:52

以曾国藩的老辣，似乎不应该采取这样的方式回击，大概是火烧眉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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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左宗棠不说，等到后来幼天王被俘，还能瞒得住吗？那时再爆出来，是不是对曾家的政治生命影响更大？曾国藩有没有一手遮天的能力，可以将这样一件事情瞒得滴水不漏？这种想法本身是不是也有点不成熟？

作者：第8个ID　回复日期：2010-10-23　12:29:45

曾、左绝交纯粹是糊弄慈禧的表面文章，给朝野一种湘军内部分裂的印象，使大家不用担心曾国藩造反（曾也没有这个念头），其实并没有绝交，很多大事还是在暗地里交流意见。楼主可以去读左宗棠未刊家书，里面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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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菜园酒客　回复日期：2010-10-23　20:54:52

以曾国藩的老辣，似乎不应该采取这样的方式回击，大概是火烧眉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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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网友的发言，是否可以互相否定？

作者：gdjt901　回复日期：2010-10-23　21:21:02

曾、左都是伟大的人，曾功高盖主，总是担心树大招风，设法急流勇退。而左更是胸怀坦荡，为了国家他激流勇进，不在乎别人和朝廷的看法，不惜一切，宁愿马革裹尸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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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和左是两种完全不同性格的人，因此行为方式也有很大差异。
曾国藩宦海沉浮数十年，心思缜密，瞻前顾后，在政治上“成熟”得多。
左宗棠年至半百，方在一场风波之后意外步入官场，恐怕抓紧时间，一展平生所学的心情占据上风。左宗棠好以诸葛自居，但诸葛的精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的二十多年宦海生涯中，这八个字似乎得到了较充分的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