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楼上各位的关注和支持。

谢谢楼上朋友关注和鞭策，本人力驽才拙，产量不高，我坚持日日更新就是，敬希见谅。

[续前]
左宗棠在后来的家书中对儿子说：“官相因樊燮事欲行构陷之计，其时诸公无敢一言诵其冤者。”
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原因是左宗棠并不清楚“诸公”在这件事上私下所做的许多努力，事实上，这些人自从此案发生之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左宗棠的救护。
首先，骆秉章在官文提出指控之后，“于八月二十五日（1889年9月21日）将樊燮妄控奏明”，将“账簿、公禀、樊燮亲供等件咨送军机处备查”，以明了这件事的真相。胡林翼是湖北巡抚，和官文同在武昌，尽管内心很不喜欢这位旗人老爷，但他为了各项公事便于开展，对官文一直刻意应酬，表面上保持着很好的私人关系。为了这件事，他专门给官文写信说：左宗棠“实系林翼私亲，自幼相处。其近年脾气不好，林翼无如之何。且骆公与林翼不通信已二年，至去腊乃有私函相往还也。如此案有牵连左生处，敬求中堂老兄格外垂念，免提左生之名。”这样，官文便没有坚持要左宗棠前往武昌对质，为了撇清自己跟湖南的亲密关系，专门强调跟骆秉章已经很久没有书信往还，免得因为帮湖南方面说话引起官文心中不快，可见胡林翼的一番苦心。
当时执掌军机的肃顺，比较熟悉湖南的情况，在咸丰下达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的密诏后，他就对此事产生看法，但不便直接进谏，便有意将这件事透露给幕客高心夔，他知道这样一来消息肯定会透露出去，这样就可以使自己能够获得合适的机会向咸丰进言，事情才能发生转机。尽管由于北京政变之后肃顺成为罪人，相关史料少了很多这位举足轻重的大臣后来在这件事上还有哪些言行的记载，但按照肃顺上述说法，以及他对曾国藩、胡林翼这些汉族官员的态度，在樊燮一案中，这位当时的军机掌班不可能不在咸丰面前按照自己的见解施加影响。
这个消息后来传到左宗棠的同乡、翰林院编修郭嵩焘耳中，郭嵩焘请和自己同在南书房当值的潘祖荫出面向咸丰进言，为了促成此事，远在湖北的胡林翼还拿出七千两银子，给郭嵩焘做活动经费。
潘祖荫总共进行了三次谏言，他是这样说的：“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此天下所共见，而久在我圣明洞鉴中也。上年逆酋石达开回窜湖南，号称数十万。以本省之饷，用本省之兵，不数月肃清四境。其时贼纵横数千里，皆在宗棠规划之中。设使易地而观，有溃裂不可收拾者。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宗棠为人，负性刚直，嫉恶如仇。湖南不屑之员，不遂其私，思有以中伤之久矣。湖广总督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宗棠一在籍举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楚南事势关系尤大，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
胡林翼也上折说：“臣查湖南在籍四品卿衔兵部郎中左宗棠，精熟方舆，晓畅兵略。在湖南赞助军事，遂以克服江西、贵州、广西各府州县之地。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其刚直激烈，诚不免汲黯太戆宽饶少和之讥。要其筹兵筹饷，专精殚思，过或可宥，心固无他。臣与左宗棠同学又兼姻亲，咸丰六年曾附片保奏。其在湖南情形，久在圣明洞鉴之中，应请天恩酌量器使。并请旨饬下湖南巡抚臣，令其速在湖南募勇六千人，以救江西、浙江、皖南之疆土，必能补救于万一。”
经过这一系列运作之后，事情有了这样的变化：
咸丰十年四月十五日（1860年6月4日），清廷下旨，因湖南巡抚骆秉章奏称：查明已革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被参之劣迹，如署内差役、冒领兵粮、摊派养廉、盖造房屋、演戏赏耗，及开销公项等，均有确据。且擅提廉俸数至盈千；署中一切使用，复提用营中银钱至数千之多。咸丰帝命“将樊燮着即拿问，交骆秉章提同人证，严审究办。旋命将樊燮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樊燮已经被革职了，此时却重新被拉出来，从重处理，在革职之外再发配充军，显然是咸丰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从骆秉章申报的樊燮罪状中认识到左宗棠案是一件樊某被革职之后的报复之举，这才有了加重处罚的结果。
从事后的情况来看，樊燮没有去充军，而是在恩施家中养尊处优，当起了土财主，咸丰的旨意并没有执行：“燮公携二子增祹、增祥归，治梓潼街宅居之。楼成，置酒宴父老曰：‘左宗棠一举人耳，既辱我身，又夺我官，且波及先人，视武人为犬马。我宅已定，敬延名师，教予二子，雪我耻辱。不中举人进士点翰林，无以见先人于地下。’”樊燮能够如此自在地回到老家当起了寓公，兴工造楼、延请名师，发誓报仇雪恨，恐怕既有官文的包庇，又有左宗棠和骆秉章、胡林翼等人都忙于自己的事务，根本没有心思去和樊燮这种小人计较的因素，否则，如果他们较起真来，樊燮恐怕无论如何都得按照旨意去“远恶军州”熬上一段时间，不可能在湖北家中那般悠闲自在。
樊燮回家之后专门修筑了精舍，将自己的儿子关在楼上，要他们必须考中进士，以超过举人左宗棠，为自己出气。后来他的儿子果然中了进士，樊燮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些内容依然是野史作者贬低左宗棠的手法，等到樊燮的儿子参加会试的时候，左宗棠早已是大学士了，樊燮如果真的有骨气，要让儿子跟左宗棠一较高下，恐怕应该对儿子说，当不了大学士，不能入阁拜相将左宗棠比下去，就不要回来见他，仅仅考个进士便宣布樊燮获胜了，这样的裁判显然并不公正。
樊燮的儿子范增祥，后来的确考中了进士，并且分发到陕西，曾经官至陕西布政使，但却被当时的总督升允参劾罢免，最后居住在西安柳巷，当然，这已经是接近民国的事了。
樊燮事件就这样一波三折地结束了。那么，这件事不过迫使左宗棠离开骆秉章幕府而已，怎么会又使他和曾国藩走到一起了呢？[待续]

更正：清廷下旨，将樊燮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的时间，不是十年四月十五日，而是十年三月十三日（1860年4月15日）。请原谅。

作者：第8个ID　回复日期：2010-10-12　22:23:03

樊燮一案，左宗棠有些跋扈，做人太过分。
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三人少一人，湘军就搞不定太平军。
楼主写的东西，引用史料乱七八糟，不甚严谨，估计不是科班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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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不要抽象定义，愿闻其详。

作者：第8个ID　回复日期：2010-10-12　22:25:24

时为正二品的巡抚

巡抚从二品，总督才正二品，总督挂上大学士衔乃从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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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记忆好像是这样的：巡抚正二品，总督从一品，大学士正一品，公侯伯超品。
藩司从二品，臬司正三品。
但是，仅为记忆，没有查依据。非科班，呵呵。

作者：第8个ID　回复日期：2010-10-12　22:25:24

时为正二品的巡抚

巡抚从二品，总督才正二品，总督挂上大学士衔乃从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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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情况下，巡抚都会加侍郎、副都御使一类虚衔，级别为正二品，否则，巡抚和藩司平级，显然是不合理的。当时的湖南处于非常时期，大小事务都是巡抚一人说了算，尤其应该跟藩司有所区别。左宗棠被戏称“左都御使”，便是一例。但是，骆秉章似乎在咸丰初年有过降三级的处分，我手头没有骆秉章自定年谱（没错，只是业余爱好者，非科班），因此，骆氏当时具体情况如何，究竟是否正二品，尚需进一步查证方能肯定。
谢谢这位网友的指正。

作者：第8个ID　回复日期：2010-10-12　22:23:03

樊燮一案，左宗棠有些跋扈，做人太过分。
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三人少一人，湘军就搞不定太平军。
楼主写的东西，引用史料乱七八糟，不甚严谨，估计不是科班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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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和湘军，毋庸多言，人们已经相当熟悉。我只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谈谈骆秉章和左宗棠，并没有否定曾国藩的意思。
跋扈只是对一个问题的不同解读而已，试想，在当时的情况下，要降低全省那么多官员的实际收入，剥夺他们以往的特权，没有一点点跋扈，行吗？那些官场里的人不敢直接攻击骆秉章，只能对地位低微的左宗棠下手，产生跋扈一类的非议，实在是很正常的事。
我对樊案的看法，已经在帖中谈过了，这位网友如果有不同意见，尽管批驳。
咸丰九年，湖南抗击石达开，从年初打到岁尾，有大批将领参战。他们当中，不知有几人能欣然接受樊燮所说的那种左宗棠自定的武官必须给师爷请安的规矩，如果真的有人对此作出和樊燮一样的反应，是不是也要立刻下岗？那么，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没有听到任何将领有过跟樊燮类似的事件发生；左宗棠在骆幕待了六七年之久，也从未听其他武官议论左宗棠的这种十分不可思议的规定。难道我们就真的不能换一个角度考虑一下，樊燮口中对事件的叙述是否真的符合事实？

樊燮本来是来见骆秉章的，此人平常从永州去北京、武昌路过长沙都不作逗留，此次专门来巡抚衙门，显然是应召而至，从时间上看，应该是骆秉章进京汇报之后的继续，极可能属于“双规”一类的性质。但骆秉章避而不见，让左宗棠去当这个恶人，反正最后的卷宗是由左宗棠执笔的，他是否参与谈话都无所谓。这样的谈话，当然不可能是轻松愉快的。我不想把这个帖子扯得太长，许多情况，稍加推断，应该不难得出结论。

[续前]
前面说过，左宗棠对事件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估计不足，才有了进京会试的举动。当他走到襄阳时被胡林翼派人截住，来人告诉他，北京已经罗网密布，正在等他，万万去不得。
进退两难，走投无路，左宗棠只好由此折返，沿长江去了英山的胡林翼处，但这里离武昌较近，一旦走漏风声，被官文知道，会产生很多麻烦，便很快又离开英山，到了宿松的曾国藩大营。眼下的情形实在是万般无奈，即使隐居深山也难免被官文查到踪迹，最终依然会遭到陷害，思来想去，似乎只有去曾国藩帐下当一个营官，带上五百人冲锋陷阵，战死沙场，了此一生这样一条路了。
而曾国藩却根本没有将左宗棠留在自己身边的想法，左宗棠在英山时，曾国藩倒是主动去信：“台旆在英山约住几时？此间即派夫役奉迓。敝处与希庵(李续宜)处均可小住，杨（岳斌）彭（玉麟）处尤可句留。江湖空阔，足遣壮怀耳！”信里的话说得非常客气，并且把左宗棠的亡命天涯说成了足遣壮怀式的轻松之旅，但是，却十分清楚地表明，在宿松只能“小住”，除了自己的宿松大营之外，还有李续宜以及水师的杨岳斌、彭玉麟等处可去，那里似乎比宿松更合适些。在左宗棠未去宿松之前，曾国藩就已经把话挑明了：小住可以，长期居留不可以。
到了宿松之后，曾国藩面子上很热情，亲自接待，几乎天天都陪左宗棠畅谈到深夜。但是，当左宗棠提出当一个湘军营官的要求之后，却被曾国藩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曾国藩在给骆秉章的信中提到这件事时说：“左季翁自领一队之说，侍（曾国藩）劝其不必添此蛇足，今已作罢论矣。渠欲亲临行阵，一试胆气，将来或在希庵营中勾留略久，亦未可知。”显然，左宗棠打算留下来充当一名营官的要求，已经被曾国藩拒绝，毫无商量余地，并且，曾国藩已经打算送客，让他去找找李续宜，看是否能够在那里当一名营官，“一试胆气”。
如果还有选择的余地，左宗棠恐怕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充当一名营官的，相比之下，柳庄的田园生活要惬意得多。然而，此时的他却作出了这种选择，尤其是在曾国藩面前提出这样的要求，充分表明他此时已经山穷水尽、无可奈何了。然而，曾国藩对这些似乎毫无察觉，自己天天作陪，已经尽到了地主之谊，左宗棠应该到其他地方去“足遣壮怀”,剩下的事情应该跟自己无关了。
这一次，左宗棠在宿松大营待了二十余天，但已深知这里并非自己的栖身之地，就在走也难，留也难的时候，事情却又一次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曾国藩突然接到了咸丰于四月初一（5月21日）发出的关于左宗棠的上谕：
“有人奏左宗棠熟悉形势，运筹决策，所向克敌。唯秉性刚直，嫉恶如仇，以致谣诼沸腾，官文亦惑于浮言，未免有指责瑕疵之处，左宗棠奉身隐退。现在贼势狓猖，东南蹂躏，请酌量任用等语。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目下戝氛甚炽，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并着曾国藩酌量办理。”
显然，咸丰此时已经明白了樊燮控告的真实内幕，不仅将官文对于左宗棠的指控定性为“惑于浮言”予以否定，并且打算重用后者，这样，就地正法之类的危险已经不复存在，继续背井离乡待在曾营或者去李续宜那里都没有必要了。于是，左宗棠以自己收到家信，儿子生病需要照顾这样一个并不充分的理由告辞，离开了曾国藩的大营，回家去了。
左宗棠走了，可在曾国藩这里，事情并没有结束，面对这份上谕，他还必须做出回答，于是，四月十三日（6月2日）曾国藩这样写道：
“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过了七天，清廷接到曾国藩的答复之后，立即下旨：
“命兵部郎中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署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
就这样，左宗棠和曾国藩走到了一起。
有人说，在樊燮案中，那些积极救护左宗棠的人里，也有曾国藩，依据就是曾国藩上面这篇奏折。笔者以为，这种说法其实是不能成立的。
所谓“国家不可无湖南，湖南不可无左宗棠”，或许有夸张之嫌，但如果改为“湘军不可无湖南，湖南不可无左宗棠”则是一点都不过份的。湘军自成立之后，长期从湖南获得大量的兵员、军饷、船炮、兵器和其他物资，仅咸丰五年十月到咸丰八年八月，不到三年时间，湖南就派出大批部队“带饷随证”支援江西，仅此项支出就将近三百万两，超过湘军从任何一个省份得到的支持，从而大大改变了江西战场的形势。这一切，当然和左宗棠在湖南的经营有关，正是由于有了湖南这样一个十分巩固的后方基地，湘军才可能有了以后的发展壮大，左宗棠在湖南的工作，实际获益最大的人正是曾国藩。
但是，在樊燮案发生之后，曾国藩并没有像骆秉章、胡林翼和郭嵩焘等人那样积极奔走呼号，而是一直持观望态度，没有做过任何实质性的营救工作。按照清廷对他的倚重，以及湘军确曾多多获益于左宗棠的事实，如果由曾国藩出面说话，应该比上述任何人都有说服力得多，效果当然也会好得多，然而，曾国藩并没有这样做。当左宗棠面临生命威胁，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也不愿对左宗棠提供长期的庇护，根本没有打算让左宗棠在自己的大营里过多地“勾留”，只是碍于方方面面的关系，不得不接待一下而已，对于左宗棠的生死，曾国藩的态度只是观望。如果他们之间果真有深厚情谊，这种状况当然是不可设想的。
咸丰的上述旨意下达之后，曾国藩才第一次就此事表态。这份“上谕”和之前的“如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的密谕相比，清廷的态度已经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时已经根本不是打算继续追究所谓的劣幕问题，而是在征求曾国藩的意见，看看该如何重用左宗棠了。曾国藩写这份折子的时候，左宗棠已经没有了生命危险，当然也就根本不存在“营救”之说。百余年来的评论者都以这封奏折为据，将曾国藩说成左宗棠这次逃脱一死的营救者之一，稍稍比较一下曾国藩在这一问题上表态的时机，跟骆秉章、胡林翼、郭嵩焘等人是有很大差别的，因此，这种说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某些人坚称没有曾国藩的力荐，左宗棠就只能在家务农，但从这个过程来看，与其说是曾国藩向咸丰推荐了左宗棠，不如说咸丰向曾国藩推荐了左宗棠更合适些。[待续]

此案中肃顺在最终当咸丰谈及左宗棠时说：“文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官文知道朝廷打算用左宗棠，也就见风使舵，“虽与僚属别商，据奏结案。”
这些内容属于抄书，由于不希望写成“抻面”，将这一情节略去了。但这样似乎破坏了事件的完整性，谨补充于上。谢谢各位提醒。

上文“文”应为“闻”，“遂”误打为“虽”，因系别人原著，谨此订正。

这一点我同意楼上，曾左胡均为肃顺时期起用，慈禧不过在后来坐享其成而已。

极光是不是那位爱笑网友的新ID？好像还少了一个招牌动作——忽忽？

呵呵，那是我猜错了。

快写到李鸿章了，他们肯定会跳出来的。这段历史，只能按照一种说法解读，如果有另一种声音，一定要捂死，真令人啼笑皆非。所以，开这个帖子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作者：极光下的白天　回复日期：2010-10-14　12:00:35

TO：放下屠刀不成佛： 兄弟所言极是。

现在大伙明白王闿运策反剃头时，是有资本的。王闿运何等人物，肃顺对曾左是舍命相救，肃中堂是死不瞑目嘀。曾左李李联手，大清国谁人敢胡来？

可剃头死抱着仇敌的大腿，顶着满脸唾沫星子，接茬装糊涂陪满大人胡混。

也可以明白告诉各位，俺对左大举人也不是很推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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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网名出面无关紧要，持什么立场也各随己便，关键是所持意见应该言之有据，表达清楚。到时候看吧。

[续前]
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看曾国藩的这份奏折，还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含义颇深的内容：
咸丰问的是“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并着曾国藩酌量办理。”咸丰的安置方案有两个：一个是仍然留在湖南；另一个是调赴曾国藩的军营。
而曾国藩的答复也是两个方案：一个是办理湖南团防，也就是仍然留在湖南，这一条和咸丰的意见相同；另一条则是“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这个方案则是咸丰的原旨中所没有的。也就是说，曾国藩根本不愿意考虑咸丰的第二种方案，将左宗棠调入自己的军营。尽管左宗棠在咸丰八年由骆秉章保奏，已经获得了四品卿衔的资格，而曾国藩在这里建议提拔为藩司、臬司，已经是从二品、正三品的官职了，一次提升了二、三级，不可谓不重用，但是，更深一层的意思，则是让左宗棠到其他地方去当官，不要调入自己营中，这种用意是非常明显的。
这一年的四月十八日(6月7日)，清廷下旨，赏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同时命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将曾左二人绑在了一起。关于樊燮一案，由于种种议论，使咸丰产生一些犹豫，肃顺便趁机进言：“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酌情行办理。”官文看到朝廷欲用左宗棠，便见风转舵，“遂与僚属别商，具奏结案。”
此时，清廷一改之前对曾国藩任命湖北巡抚之后又收回成命的状况，而是让他担任了权力大得多的两江总督，并且也对左宗棠的案子作了180度的转变，其中当然有整体思路的变化，继胡林翼担任湖北巡抚之后，进入了一个让汉人掌兵并且担任封疆大吏的阶段，肃顺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是由于他在后来的政变中被杀，相关记录便尽量低调处理了。
到了这时候，无论曾国藩还是左宗棠都已经无法违背这道旨意，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特殊原因，他们才走到了一起，应该说，这样一种结果，是任何人在樊燮事件之前无论如何都无法预料的。
照道理，左宗棠以前所从事的工作，完全是在张亮基、骆秉章幕府之中运筹策划，那么，按照这道诏书，他调入曾国藩军营之后应该继续当他的军师，留在大营里出谋划策，这样才符合逻辑，大概咸丰的设想也正是如此。然而，曾国藩在将左宗棠打发到其他地方担任藩臬的意见被咸丰否决，不得不执行让左宗棠调入自己军营的旨意时，采取了最大限度的变通处理：让他去募集一支五千人的队伍，担任湘军的偏师。曾国藩此次的安排，实际上已经让左宗棠“改行”——从运筹帷幄的军师变成了直接去冲锋陷阵的战将，这两个行当虽然都属于军事的范畴之内，但其间的差别却是非常巨大的。左宗棠在运筹帷幄时，的确体现了不凡的才能，取得了成功；但是他去亲冒锋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则完全是一个未知数，应该说风险相当巨大，这种情况，曾国藩当然不可能意识不到，却依然作了这样的安排。至于左宗棠呢，事前已经主动要求当人家的营官了，此时当然不可能再有什么说头，只能硬着头皮答应。这种情况是否可以反映他们二人在此之前的关系，如果真的情谊深厚，曾国藩应该不会在樊燮事件中保持沉默，也不会在接到那样的两份诏书之后，作出以上反应？
尽管左宗棠由于这份“襄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的上谕而名列曾国藩幕府之内，但事实上他不过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在曾国藩的大营里，以客人身份待了二十余天，并没有真正担任过曾国藩的幕僚，他后来的实际身份，也只是曾国藩手下一支偏师的将领而已。
即使到了这种时候，曾国藩依然两度竭力避免让左宗棠和自己走到一起。咸丰十年六月（1860年11月），石达开进入四川，清廷曾经打算命令左宗棠以“督办四川军务”的身份入蜀，这样，他的职务将高于前往曾国藩那里的“襄办”。这让曾国藩十分高兴，他一方面给左宗棠去信通知，另一方面则迫不及待地给胡林翼写了这样一封信：
“左季公事若待其信来再定，则复奏太迟。若径行先奏，则当请其入蜀。尽以事势言之，则入蜀大有益于鄂，鄂好则可波及于吴，吴好不能分润于蜀。季公之才必须独步一方，始展垂天之翼，以奏对言之，谕旨所询独当一面者，断无对曰否之理。既对曰可矣，则当令其速了蜀之小事，而后再谋吴之长局，是忠于为国谋，忠于为鄂谋，忠于为季谋，三者皆宜入蜀，但不忠于谋鄙人耳！浅见如此，不知与尊意相合否？此折本应由侍主稿，但目下侍距揆帅太远，距季公太远，实难会商。敬求阁下主稿，送敝处拜发！仍列揆帅首衔，来吴则自谋私忠，入蜀则三谋公忠。二者俱可，侍无意必也。”
这封信已经把曾国藩拒绝左宗棠的真实意图讲得明明白白，信中的“揆帅”是指湖广总督官文，他于咸丰八年授协办大学士，属“协揆”，故有此称呼。由于自己不好出面，曾国藩希望由胡林翼拟稿，官文首衔，自己附个名字在后面，向朝廷建议命令左宗棠入蜀，而不必征求左宗棠个人的意见，这样，既可以直接将左宗棠调往四川，又不至于让人看出这是自己的主意。如果胡林翼果然按照曾国藩的建议去办，很快拟折，只要这份奏折发出，那么，一切都已生米熟饭，左宗棠只有遵命入蜀，并且，曾国藩可以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因为折子是由胡林翼写就的，自己不过跟着署了个名而已。
但是，胡林翼并没有按照曾国藩的意思拟旨，而是等待左宗棠自己作出选择。
左宗棠复信表示不愿入蜀，曾国藩再次致信胡林翼：“季公若来敝处，留驻皖南，而以少荃驻淮扬。则侍仍可以水师为老营，而以徽淮为南漂北泊之所。于私计诚便，特蜀事恐非东公所能了，季不入蜀，或于两楚均不便，故仍请季公自谋自断。”左宗棠的表态，使曾国藩大失所望，但仍然希望胡林翼能够做做工作，以免“于两楚均不便”。这里所说的“东公”，当然就是左宗棠的老东家骆秉章了。
但是，左宗棠经过判断，认为四川局面有限，那里只有石达开一路人马，且已势成穷寇，并没有太大的意思。他深知骆秉章的能力，绝不是众人眼中那种无能之辈，四川问题也绝非骆秉章解决不了，没有自己辅佐，恰好可以让那些一直贬低骆秉章能力的人看一看骆公的真本事。江西则不然，东面的战场处于胶着状，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危，援兵正源源不断向西开来，眼下就有许多恶仗，鹿死谁手，尚难预料，那里将是用武之地，既然已经出山做事，当然应该尽量发挥。此外，恐怕还有另一层不便明言的难处：他这次是经过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员了，从前在湘幕时，无官一身轻，可以放浪形骸，无所顾忌；如今和骆秉章相见，则必须中规中矩，多了些许官场中的框框套套，难免许多尴尬。于是几度复信，一再表示不愿去四川，此事当然就只能作罢了。
没过多久，就在左宗棠组建楚军时，曾国藩去信催促，要求立即从湖南派遣一支队伍前往江西，如果新军尚未训练完毕，那么，先派一支现成的部队前去，而将新军留在湖南担负地方防守任务，如此一来，依然可以将左宗棠留在湖南。此时，左宗棠从宿松大营回家，只有短短两个多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拉出一支经过训练并能够开赴战场真刀真枪进行战斗的队伍，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左宗棠接到曾国藩的来信之后，没有片刻耽误，立即率师就道，这道题目仍然没有难住他。就这样，左宗棠经历重重波折，去了江西。
尽管经过这么多努力，但是最终依然无法避免跟左宗棠共事，当然是相当遗憾的，好在曾国藩手下此时有七万人之众，带领五千人马的将领，比比皆是，左宗棠此番担任这样一个角色，倒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在长沙，由于有骆秉章的庇护，他可以如鱼得水、呼风唤雨，成就一番气候。但是，到了江西战场，必须真刀真枪地厮杀了，他还有那么好的运气吗？不妨拭目以待。至于左宗棠呢，他倒兴高采烈，既然不能回乡，那就索性放开手脚干一场，经过一番生死之厄以后意外获得这样一个平台，应该十分满意了，因为五千人马，已经十倍于之前设想的营官所统带的士兵了。他兴奋地拿做生意来作比方，认为这是开了一个大店，可以好好施展了。
令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左宗棠这五千人马，含金量远远超过他麾下任何一支同样人数的部队，新成立的楚军，成为确保祁门后路、稳定赣东北局势的重要力量，屡破黄文金、李世贤所部，不仅巩固了曾国藩祁门大营的后路，甚至最终扭转了赣东北的局势。[待续]

谢谢楼上朋友的每日一联。
所见很有同感。

关于“打人”一事，我已经谈了自己的意见。一个书生出生的人，且年已半百，能够打得过行伍出身的武夫吗？既然樊燮并不买左宗棠的帐，他会束手挨打吗？
如果左宗棠真的有湖南武官一律向自己请安的“规定”，为什么除了樊燮之外没有任何武官谈到这个问题？难道湖南全省只有樊燮一个武官？
如果樊燮不是一个很霸道的贪官，为什么在被革职之后不去立刻进行申辩，而是在半年之后到了武昌才突然连连喊冤？
为什么认定左宗棠必然在讨要那个几乎很可笑的“请安”，而不可以反问一下：樊燮要翻案，如果不这样说，他拿什么理由进行反击？这样的理由为什么不可以受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