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大一统时代和大一统时代的中断

同样，我们将西汉和新朝前期，明朝和安史之乱前的唐朝划分为一个类型，这是大一统时代的前一个阶段，华夏世界从人丁稀少的和平向繁荣富强的时代快速推进，并最终爆发因为历史红线而导致的农民起义。

鉴于终结这三个时代的历史阶段分别是新末农民起义，安史之乱和明末农民起义，我们暂时将安史之乱同这两个历史阶段归为一类，这样的归类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而这正是之后几章需要解决的重点内容之一。

三， 大一统时代的恢复和衰败

这三个阶段之后的东汉前中期，唐朝中后期和满清前中期是大一统时代的后半部分，在这三个时代，中央政府开始趋于内敛，社会矛盾激化的速度有所加快，但和战乱之前的时代有所不同的是，他们会随着一次大规模的起义而走向衰弱，但并不会直接灭亡。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将之后的黄巾起义，黄巢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归为一个类型，这三次起义都发生于统一王朝的末期，沉重打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但最终却为封建王朝所镇压。

三国，五代和民国时代有着非常显著的共同点：他们都开始于一个长期统一的大一统王朝的末期，建立于农民起义的废墟之上，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着实质上的军阀割据和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并且，最终这些军阀都无力统一中国，统一中国的力量来自别处。

四， 大分裂时期之前的时代

最后，我们把上文没有提到的西周，西晋和北宋划分为一个阶段，因为，他们是之后那个大分裂时期的缘起。这三个时代都为外族入侵所终结，而其宗室子弟则会在另一个地方重建政府，如东周，东晋和南宋，中国至此陷入空前的分裂之中，内战和区域竞争此起彼伏——这正是三个大分裂时代的全景，比如东周列国，东晋南北朝和宋金西夏蒙古时期，毫无疑问，这三个时代是属于一个类型的。

五， 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和总结

那么，如果我们以一次大分裂时代作为每个历史周期的开头的话，以上这些包含三项的历史阶段，就可以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成八个清晰的部分：

第一阶段，我们称之为中央王朝的回光返照时代。在这一阶段之前，中央集权刚刚经历了衰朽和再次统一，当统一政权恢复后，国土比起统一刚刚建立时期有大幅度萎缩，中央政府的政策取向是内向型（维护统治，打压和消化新阶层为主）的而非外向型（对外扩张和价值观输出）的。在这个阶段，内部矛盾远远大于外部矛盾。这个阶段的典型代表是西晋和北宋。

第二阶段，本文称之为中央政府的死亡和孕育时代。在这一阶段，苦苦维持的中央集权在新兴阶层崛起和外族入侵面前趋于瓦解，中央政府的控制范围大幅度缩小，华夏文明外围的少数民族可能纷纷成立自己的政权，并采取中国式的统治方式。中央政府之前勉强控制的边疆地区走向独立，中国腹地和外围一起陷入大范围的思想革命和流血冲突中。大分裂时期一般会持续二百年以上。同样，春秋战国和南北朝也体现出第二阶段的显著特点。

第三阶段，本文称之为中央王朝的重建时代。漫长的流血冲突和思想解放终结于一个崛起于华夏文明圈外围①的军事型国家，这个军事型国家维持统治的时间相对较短。军事征服并没有从心理上摧毁分裂的社会基础，虽然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是软实力的缺乏必然让这个时代变得短暂。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大分裂时代末期会孕育高峰值的人口数，而这些人口数并没有因为军事政权的统一战争得到大幅削减，这也是第三阶段很难长久的原因。符合这一个阶段特征的时代，如秦朝和元朝，都没有逃脱武力扩张和土崩瓦解的命运。

第四阶段，本文称之为中央政府的短期崩溃时代。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和平带来战后婴儿潮，以及统一观念并未建立起来这三个主要原因，刚刚统一的华夏世界很快陷入了残酷的内战，这场内战短暂而血腥，会消耗掉中国腹地的大多数人口。

第五阶段，本文称之为中央王朝的壮大和稳定时代，建国初期的危机，地多人少的局面，前朝速亡的教训都逼迫这个时代的统治者兢兢业业。中央王朝的权威会随着时间慢慢深入人心，社会的集体意识形成了，人口稳步复苏，财物大量积累，中央王朝会在经济复苏后迅速转入军事扩张，并征服之前不属于华夏文明圈的领土。

随着历史红线到达极值，第五阶段会以短暂的内战和惨烈的人口损耗作为终结，我们称这个短暂的内战期为统一王朝的中断时期，即第六阶段。

第七阶段，本文称之为中央政权的恢复和衰落时代。在短暂的内战后，中央王朝的权威会得到重建并开始衰退，在经历过略短于第五阶段的和平后，历史红线趋于极值则再一次引起全面内战。

第八阶段，本文称之为中央王朝的溃败期。随着上一个阶段的全国内战，各地军阀借助镇压农民起义上位并实际上摆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但是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仍然存在着，直到第一阶段的代偿性政权崛起为止。

虽然本文已经以统一和分裂为线索初步阐述了这个模型纵向的八个部分，但这种叙述仍然是不够直接的，为了进一步表达清楚，本文打算借助图表：

如上图所示，这就是基于政治结构变化对中国历史作出的初步划分，时间跨度平均是九百年。下面的环形图会看得更加清楚：

上面的表格被天涯水印遮住了，再传一次

第三节：理论框架的扩展：信息传播媒介和生产关系

我们在上文的论述中初步完成了将21个历史阶段和新加入的3个历史阶段（西周，西晋，北宋）加以进一步细化，分类和排序的工作，结论是显著的，即这些历史阶段之间存在某种共性，根据这种共性，我们进一步细化了统一——分裂大周期内部的历史阶段，我们已经知道，大周期已经反复运行过三次，这三个周期之间，政治结构的变化是极其相似的，但在华夏文明的活动范围，物质基础和社会组织方式方面，却存在显著的不同。

可以说，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将理论框架的龙骨搭建了二分之一。即，周期内部的阶段已经初步明确了，纵向的“柱子”已经打好，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房梁”。而社会物质基础和社会组织模式便是这个理论框架的“房梁”。

一， 信息传播媒介的三次革新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结构决定上层建筑，我们的讨论也将遵循这个原理，只不过，生产力的表述过于抽象了，我们打算在不同时代的物质基础中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来作为衡量不同周期间变化的标准，即信息传播媒介。

所谓的信息传播媒介，即信息用于流通的物质基础，说话和做手势可以说是最古老的一种信息传播方式了，其物质基础正是我们的身体，我们能够发声，做手势，听见和看见。又比如，远古人类的岩画，古埃及的莎草纸，两河流域的泥版书，欧洲的羊皮纸，中国的兽骨，青铜器，竹简和纸，乃至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子书，打印机，电脑，传真机和手机。信息传播媒介的革新无一例外地推动了人类历史走向巨变，因为不同的信息传播媒介决定了不同的社会运转效率。就像印刷术在西方的普及促成了神权社会的解体和启蒙运动的开始一样，中国历史上的数次大分裂和南北对峙都有着对应的信息技术革新：

竹简，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的普及分别对应着中国历史上的三个历史阶段，两周，两晋和两宋。也就是说，春秋到魏晋是竹简刻字作为主要信息媒介的时代，魏晋到北宋是纸张书写作为主要信息媒介的时代，而北宋到民国则是以活字印刷术为主要信息传播媒介的时代。

这三次信息传播媒介的革新，都反映了技术的积累，并引起了社会思潮的剧变，同时，他们对应的时代也无不是政府统治乏力，社会出现沧桑巨变的时代。

可以说，任何一次中央集权的长期溃败，都建立在政府无法掌控知识传播渠道的困境之上。

可以看出，在中国历史以统一——分裂为衡量标准的大周期中往复运动的同时，信息传播媒介发生了三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我们以信息传播媒介为主要衡量标准的话，整个历史模型的横向脉络也就清晰起来了

二， 社会人才流动方式的演进

第二个需要引入的衡量标准是社会形态。这里的社会形态并非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而是特指中国社会的人才晋升方式。在西周到春秋前期，中国仍然处在贵族世袭制社会，人才向上流动的门槛主要是血缘关系，周公的儿子仍然会是周公，武士的儿子仍然会是武士，工匠的儿子仍然会是工匠；春秋战国到东汉中期，人才流动的模式打破了血缘，而主要是依据社会行为体的积功，残酷的战国竞争环境迫使君主重视能力和功劳而非血缘，最终在战国竞争中胜出的秦国模式更是创造了以斩首数为核心考核标准的人才晋升体系，这个考核制度在两汉推而广之，与察举制和征辟制相辅相成。这种社会形态在东汉末期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充分竞争之后必然形成的垄断家族，即门阀士族。从魏晋到唐朝中期，门阀士族之间的推举和联姻垄断了人才流动模式，虽然科举制已经出现，但在大族掌握阅卷权和阅卷者能够看到考生姓名的时代，科举制仍然是皇权对大族举荐人才的一种补充和平衡。这种局面直到北宋终于得以改变，考生的名字是不为阅卷者所知的，皇权全面控制了录取渠道，并打破了出身对人才流动的限制。自宋朝开始，大量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通过考试获得了做官资格，并依靠科举形成的文官集团维持自己的地位。而这种人才流动方式终于在清朝中后期变得不合时宜，1905年，慈禧太后终于在袁世凯和张之洞的鼓动之下为这个古老的制度画上了句号。

下表直观地列出了三个大周期之间的显著不同:

也就是说，在确认了八个阶段之间的时间顺序之后，我们回到之前的统计结论，发现类似的八个阶段一共出现了3次，即所有的历史阶段类型划分都是3的倍数 ，而这与三次信息技术革新发生的历史节点是符合的——

于是我们假设，在这两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中，统一和分裂的大周期一共出现了三次。

那么到目前为止，一个基于数学统计方法的理论框架已经逐步具备了雏形。

如果总结一下的话，我们认为，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中国历史可以以社会形态和信息传播媒介为特征划分为三个时代——春秋中期到东汉中后期的事功社会，这一时期，社会通用的信息载体是竹简；魏晋到唐朝中后期的门阀社会，这一时期，社会通用的信息载体是纸，北宋到清朝中后期的市民社会，这一时期，社会通用的信息载体是印刷书籍。根据这个假设，我们可以推断，在以上列出的已经完成的三个周期内，中国历史会按照八个阶段的顺序依次运动，而周期与周期之间，八个阶段会首尾相接，即上一周期的第八阶段同下一周期的第一阶段相衔接。

明天进行本章的小结，欢迎提问：）

本章小结：

应该承认，除了春秋之前的贵族社会缺乏完善的史料和考古报告导致本文无法详细描述，以及建国以后的历史为我们和我们的父辈所亲历，我们可能暂时无法客观梳理之外，中间的三个时代内部，发生了以中央王朝的生灭（即统一与分裂）为核心衡量标准的八个阶段的演化，这八个阶段的大略内容，上文已经叙述过，而细心的读者应该已经发现，这八个阶段并没有脱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经验型总结。

也就是说，我们的理论并没有超越元末明初的战略家们，本文的工作也不是要推翻罗贯中们的观点，而是用现代性的语言和图表对这个结论进行系统性的解读和阐释。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本文将始终带着这八个字来衡量华夏民族的历史——

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反复上演着中央权威的孕育，诞生，崛起，鼎盛，衰败，回光返照和灭亡。在华夏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央政府耗费了多少时间去完成其从崛起到鼎盛到衰落的过程，也就将用大约相同的时间去完成其衰朽，裂变和重生的过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关键在于一个“久”字。

稳定而持久的统一王朝孕育着混乱而漫长的大分裂时代，而夹杂在大统一和大分裂之间的短暂统一和短暂分裂不过是历史的假象和过度而已。

那么，如果带着这样的高度去审视历史，我们就可以完全充当每一个时代的先知——

比如秦朝覆灭后有无可能继续保持春秋战国的漫长对峙？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分裂的时间相对于统一的时间来说过于漫长（550年vs12年），所以走向漫长的统一时代才是趋势，和这种趋势对抗的诸侯是一定会失败的。

同样，西晋是否能够代替汉朝，成为又一个统一汉朝版图并向外扩张的时代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统一的时间相对三国分裂的时间过于漫长（371年vs 96年），西晋虽然结束了三国混战，但绝无能力将一统江山的局面维持太久——分裂，才是稳健大帝国崩溃后的历史趋势，西晋是汉朝的代偿机制而已,作为汉朝的代偿机制，他必然会出现，也必然会难以维持。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粗略地搭好了整个理论的框架。接下来，我们就要以历史阶段为经，物质基础和社会形态为纬，来观察发生在这个模型中的历史事件。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观察和研究是细碎而冗长的，我们将暂时离开电脑，网络和手机，并回到用竹简和刀笔作为信息传播媒介的两千多年以前。我们将同我们束发蓄须的先民对坐交流，不，事实上他们是听不到我们的反馈的，当他们在历史的洪流中不断登场又不断谢幕的时候，我们能够做的不过是观察，记录和倾听。

是的，这是漫长的旅行，我们将上溯先秦，下至民国。和西方世界一样，华夏文明的源头也可以追溯到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博士所描述的轴心时代①，而我们的探讨也就从华夏民族的轴心时代——春秋战国开始。

第二章：第一周期——春秋战国的思想繁荣及其孕育的秦汉帝国

我们将在这一章回顾西周的灭亡，波澜壮阔的春秋战国时代，以及这种大分裂时期孕育的秦汉帝国，并在最后对三国时期的叙述中谈及秦汉帝国的衰亡和帝国最终的落日。在这风云变换的一千多年中，贵族分封制被粉碎，井田制被打破，能臣如雨猛将如云，哲学大师层出不穷，政治改革风起云涌，文化形态日新月异，迅猛的技术进步和思想解放确定了这一时期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这正是属于华夏民族的，盛大而雄心勃勃的青春——一段以征服，奋斗和事功为主线的华夏文明开拓史，以及华夏民族第一次扩张到地理上的极限之后发生的裂变，内战和纷争。我们将完整地再现华夏文明在第一历史周期中的政治演变，即华夏文明从漫长的分裂走向稳健的统一，并从繁荣的顶端走向衰败的历史宿命。

第二章就是历史细节了，脚步要放慢。

第一节：镐京风暴：迟暮的西周政治和剧变的西周社会

历史的幕布拉开的时候，正是公元前842年。

这一年，镐京政局波澜诡谲，国人暴动，周厉王出奔。

前841年，共和行政，是为共和元年，也是中国历史记录走出充满传奇和不确定性的三皇五帝和上古三代时期，进入确切纪年的第一年。之后，西周出现过短暂的复兴，但随即再一次进入周幽王执政的混乱阶段，前771年，犬戎入侵，周幽王败死，次年，即前770年，平王东迁九鼎于成周洛邑，天子失威，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春秋时代拉开序幕。

“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彊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太史公司马迁这样评价西周的灭亡和春秋时代的开始。

当然，任何一次中央权威的长期溃败以及随之而来的漫长分裂时代都不是突然出现的。虽然，我们已经在第一章选择了春秋战国时代作为叙述的开始，但不熟悉西周的开国史，我们就不会明白春秋以来风云变幻的列国争霸和学术争鸣。所以，即使在严格意义上，我们的模型开始于西周走向衰败的公元前841年，为了对之后的历史变化有个交代，简述前841年之前的西周发展史是有必要的。

一，西周开国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伐纣，并于牧野之战击败商军，从而消灭了商朝统治核心，而这一历史事件曾长期被学者们误读。大多数严谨的史家和学者，包括司马迁和孟子，都将这一事件描述为周人吊民伐罪的正义战争，事实上，在《竹书纪年》出土以前，这些学者们可能仅仅只是全盘接受了周人的政治宣传。从考古发掘报告来看，周人和商人长期并存，并作为商人的附属国为商人征伐戎狄。商人为了防止周人强盛，也屡次调集其他诸侯削弱周人，但周人仍然在这种遏制下壮大。武王伐纣时，商朝大军在征伐东夷的战场未归，纣王仓促赶回朝歌组织抵抗，却最终战死。东方的商军群龙无首，最终被周公一一消灭。武王去世后，商朝遗族勾结西周贵族发生叛乱，这次叛乱很快被摄政的周公平定，周朝进入平稳发展时期。

二，社会的转型

周康王之世，西周分封进程进入高潮，诸姬姓贵族和姜姓贵族得到土地。分封从本质来说，仍然是社群自治的延续，不过西周的分封制度为地方自治套上了来自中央政府的束缚，即来自西周贵族的管理。

也就是说，同商朝相比，很多西周封国的中下层社会结构并未发生改变，但是出现了上层的，获得天子承认的管理者。可以看出，比起殷商松散的联盟制度，西周的封建制强化了国家的控制力。

但是，西周所处的时代，比起商朝来说显得更加风雷激荡。

稳定的生产环境带来技术进步和文化积累，在王室不能够控制的范围内，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祖先的荣耀并不能保证后代的富贵，而采取新的生产方式致富却又让贵族们不屑。所以，不可避免地，社会财富的分配开始向王室外倾斜，到周厉王执政的时候，这种情况变得严重。周厉王试图收回王室的权力和财富，但是遭到了人民的驱逐——这便是本节开头的国人暴动事件。居住在首都镐京的人民因不堪周厉王的统治而发动了暴乱，周厉王狼狈逃走。从史书记载的周厉王罪状来看，周厉王希望获取社会的财富，并禁止臣民对其政策的诽谤。这些在后世看来并非不可理解的政府行为引发了首都民众的暴动，而本应该保护周厉王的暴力机关并没有起作用——这也许能够从一个侧面说明西周中后期悄悄发生的社会结构变化。周厉王逃走后，周朝进入长达14年的共和行政时期。14年后，太子长大成人，执政者共伯和归政于太子，也就是史上的周宣王。等到他的儿子周幽王即位后，高层内斗日益激烈，最终出现了犬戎入侵毁灭镐京的事件，西周王朝自此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