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的“身”与“心”
——毛泽东《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解析

《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写于1918年4月。此时，毛泽东25岁，还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
从题目看，这不用说是一首“传统”的送别诗。但在这里，和传统的送别诗写法并不一样，特别是在情绪上更是大相径庭。他借用了传统，却又超越了传统。
纵宇一郎，何许人也？是早期共产党人中有名的人物——罗章龙。当然，此时，无论是罗章龙，还是毛泽东，都还不是共产党员。
但他们此时的“交情”却非同一般。
1915年9月，毛泽东化名“二十八画生”，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这篇启事“提出要结交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
他的征友标准耐人寻味：
一是“刻苦耐劳”——能吃得了各种各样的苦，受得了各式各样的罪。这里，他看重的是吃苦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
二是“意志坚定”——不管遭遇什么样的困苦、磨难，都要坚持真理不屈不挠。这里，他注重的是追求真理矢志不移的精神。
三是“随时准备为国捐躯”——能舍小我，为大我，在国家、民族、集体需要的时候随时准备牺牲自己。这里，他强调的是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原则，看重的是为国为民不怕牺牲的精神。
其实，这不仅是他对朋友的期许，更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他希望朋友，更希望自己做一个有理想，有毅力，爱国家，爱民族，敢于牺牲，永远奋斗的这么一个人。
需要注意的是，他这里用的是“二十八画生”这样的化名，后人多认为这来自“毛泽东”三字繁体笔画数，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一个姓名有着二十八画的年轻人”。但1942年毛泽东与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谈话时，对“二十八画生”作了新的解释：我们都姓“共”，做了共产党的人，信仰共产主义。这二十八画，暗喻“共”（廿八）字。二十八画生——共产党的一个成员。尽管1915年他并不是共产党员，也还未信奉马列主义，但他这个后来的解释一下子将这个化名与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赋予它更为深广的意义。
只是，当时对这个“二十八画生”回应的仅寥寥数人。
其中一个，也是第一个，就是当时还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读书的罗章龙。罗看到这个启事后，当即回信响应。只是，他和毛泽东一样，也用的是化名，就是前面提到的“纵宇一郎”——这个日本风味十足的名字，多半是“纵横天下一男儿”的意思。这个化名应该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三年后罗章龙东渡日本求学时，他送行赠诗，不说送罗章龙，而是说送“纵宇一郎”。应该说，此时的毛泽东，相当看重这个名字后面所代表的人。
从这个名字，也可以看得出当时罗章龙的志向、抱负。而这正是毛泽东所期待交往的人物。所以他在复信说“空谷足音，跫然色喜”——在寂静的山谷中听到人的脚步声，不由地面露喜色——可见毛泽东遇到罗章龙时的惊喜，也可见此时毛泽东求友的心切。
他在同期给人的信中多次提到这一时期自己炽烈的求友心理。原因很简单：“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年事功难立。”——朋友不多，见闻就不广。年轻时候学习不够，年纪大了，就很难做出成绩来。他需要志同道合、学问渊博的朋友来相互砥砺，共同前进。
两人随后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畅谈了二三个小时，内容涉及治学、处世、人生、宇宙观、社会改造等方面。分手时，毛泽东对罗章龙表示“愿结管鲍之谊”——当年，管仲和鲍叔牙是好朋友，管仲多次得到鲍叔牙无私的帮助与推荐，所以管仲曾感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也。管鲍之谊成了过硬交情、铁哥们的代名词。不用说，他们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他们以后来往密切。1918年，毛泽东创建新民学会，罗章龙是第一批会员中唯一不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
所谓的“东行”，就是罗章龙要经上海到日本去求学。新民学会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聚餐为他饯行。毛泽东还赶到码头送行，并当面赠诗一首，即这首《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下面，正式进入正题——诗本身。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罗章龙“东行”前，岳麓山下、湘江之滨的长沙城多日来阴雨绵绵，却偏偏在罗章龙离开的这一天，云开雨霁，阳光重新照临长沙这座古城。岳麓山东南的天马山、凤凰山，经过春雨的洗刷，就如天马奔弛，凤凰飞翔在郁郁丛丛的绿树中。“天马凤凰春树里”，毛泽东给了这两座小山飞扬飞腾之势。当然，飞腾的其实不是这两座山，而是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说的就是此时的毛泽东。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我们湖南山川俊秀，人杰地灵，曾经产生了多少才华横溢如同屈原、贾谊般的少年英才。
这里，不仅是拿屈原、贾谊来比罗章龙，也有自比的意思。背后的意思就是，昔日年少峥嵘有屈贾，今天，年少峥嵘有吾辈。
需要指出的，他对屈原、贾谊的欣赏持续了一生，甚至可以说是“激赏”。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抄过《离骚》、《九歌》。五六十年代，多次劝人读楚辞，并写了《屈原》一诗，称“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认为屈原以笔为枪，作品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对于贾谊，他称之为“英俊天才”，对他的早逝充满惋惜之情。在晚年，曾写了两首有关贾谊的诗，称赞他“贾生才调世无伦”“少年倜傥廊庙才”“胸罗文章兵百万”，并多次在大会上拿贾谊作例鼓励并倡导选拔年轻干部。
此时，年轻的毛泽东在送年轻的罗章龙时，自然而然就想到了他熟悉、欣赏的屈贾这样的人物，自然而然就把他们与屈贾联系在了一起。——他看重他们横溢的才华，更看重他们为国为民捐躯的精神。应该说，他的心一生都与屈贾他们是相通的。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你要远行了，我赠你一首慷慨激昂的诗歌来为你壮行，你从此就像大鹏鸟展翅飞翔在广阔的海洋上，开始了人生的新征程。
这只来自庄子中的鲲鹏，多次在毛泽东诗词中出现过。这里，他拿鲲鹏来比喻罗章龙，一是罗坐船出海，和鲲鹏一样，将与惊涛骇浪相搏击。当然，更主要的是，他希望罗章龙能像大鹏鸟一样志向高远，展翅万里，做出不凡的成绩。
这里，不仅是对罗章龙的鼓励，更是对自己的激励。这时，他也即将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踏上人生的新征途。他希望自己也像大鹏鸟一样展翅高飞，开始自己壮美的人生。
可以说，这首诗的一大特点就是，说别人的同时，往往也在说自己。这些诗句里，处处流露着他的人生志向和态度。

洞庭湘水涨连天，艨艟巨舰直东指。

经过连日的春雨，不论是洞庭湖还是湘江，都水势大涨，直接云天，而你坐的大船将乘风破浪向东而去。
这是毛泽东想像中的罗章龙东行的情形。应该说，有什么样的心胸，就有什么样的“物相”——罗的个人的一次远行，在毛泽东的笔下，一下子变得气势恢弘，雄壮无比，不像是一个人去求学，倒像是千军万马东征一般。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不知怎地这满天的愁云一下子散去，你正好可以借助这“东风”，到万里外的日本去留学。
其实，他是清楚愁云“无端”散去原因的，那就是“东风”劲吹的缘故。
这里的愁云，不仅是气象意义的，更是引申意义上的，是天大的愁，是国家的愁，民族的愁。
当时的中国，西方列强侵略，军阀割据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愁”是当时中国普通老百姓普遍的心理状态。“破愁”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共同的梦想和追求。
怎么“破愁”，“东方风来满眼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此时离李大钊那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雄文问世还有几个月，马列主义还没有系统进入中国——但无疑，敏感的毛泽东已经觉察到，曙光在前头，希望在前方。这就叫预见性。这个“东风吹万里”，就像他1930年预见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所作的预言一样：“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具有惊人的前瞻性和深刻的洞察力。当然，还有那革命者“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那么个人的烦愁，个人的柴米油盐这些现实问题存不存在呢？当然存在。比如，罗章龙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他当时家中经济条件并不好，去日本求学很困难，便向毛泽东吐露了自己的难处，结果得到了新民学会的部分资助。这都是现实困难，都是“愁”。但值不值得烦心呢？毛泽东给出的答案是：不值得。男子汉大丈夫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事。理由很简单：男子汉大丈夫把整个宇宙都看作一个小草籽、小米粒一样。宇宙都是小草籽，你那点事还算事吗？当然，他这里，不是要人什么都不关心，而是要关心“国之大者”。要立大志，干大事。当然，即使在“国之大者”面前，也要“战略上藐视”——要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视野和格局，不要纠结于具体的得失，这样，才能更好地处理好事情——不论是大事，还是小事。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毛泽东进一步作出了回答，即使是世事混乱，沧海横流，又哪值得忧虑。正因为世道大乱，才需要像你这样优秀的人才出手治理。
这句话，有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意思，更有“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意思。充满着建天下者，舍我其谁的自信与豪迈。我们今天经常谈历史担当，这就叫历史担当。义不容辞担当起自己应该担当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这里有对朋友寄予的厚望 ——希望他担当起救民于水火的历史重任。但这何尝又不是他的理想和抱负？我们今天讲，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在1918年，还不是共产党人的毛泽东，无论对自己，还是对自己的朋友，心心念念所寄望的，其实也就是这两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早已渗入了他们的血液，与后来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相合。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马列主义的信奉者，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想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是他们激活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创造性地将其发扬光大。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管理好自己的身体与心灵，特别是要让自己——“胸中的日月”——心灵，又新鲜又美好 。
前面说抱负，说担当，到这儿，他却说起了身体，说起了心灵。因为他清楚，无论做什么事，离开了这两方面，都不可能很好地完成。
先说身体。他年轻时就对梁启超“欲文明其精神，先野蛮其体魄”的观点非常认同，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体育之研究》，认为“体育为知识之载，道德之寓者也”“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并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其精神随之”。建国后，他对青年学生的要求是“健康第一，学习第二”。在社会上，他倡导的是“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身体健康一直放在第一位。“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更成了他广为流传的名言。
在身体锻炼上，他不仅倡导，而且力行。冷水浴、游泳、散步几乎成了他坚持一生的运动方式。而坚持体育锻炼，也给了他异常强健的体魄，为他一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奇迹般的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再说心灵。他不仅强调要练体，更要练心。他也许是最早开启共产党人“心学”的人。他1917年就写出了《心之力》，弘扬精神的力量。到了建国后，他依然讲“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在总结抗美援朝胜利的原因，他强调的依然是精神的力量：敌人是钢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多。他时常号召“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信仰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意志的力量，一直是他极为看重的攻坚克难，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
在这里，他把心灵比作“胸中日月”。这并不是他的创造，宋代就有这样的说法。但到了他手中，他却赋予它新的意义。在他看来，心灵可以如日月一般照亮人，温暖人，引导人。
他对“胸中日月”提了两点期望。一是“新”：要有新思想，新道德，保持心灵的崭新、纯洁，不要让心上落上尘埃。怎么做到这一点。“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那就要经常对心灵进行打扫。他后来多次组织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就是要让共产党人永葆先进性、纯洁性。二是“美”：光有新还够，还要美好，美丽，也就是后世所提倡的“心灵美”。怎么做到这一点，根本上还是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他在《纪念白求恩》中，号召大家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可以说是他对“胸中日月”新与美最好的解释。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是当时他对朋友的热切期望，但从后来的政治实践看，更是他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对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人的热切期望。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孟子曾说过，五百年就要出一个圣君，这个期间肯定会有闻名于世的大人物出现。他这里借用了这个典故，只是他说的是，现在又到了五百年不遇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可那些高高在上的“衮衮诸公”——那些高官显贵们，都是些平庸无能之辈，哪值得一提呀！这话说得够狂吧？这正与他1925年写下的回忆自己学生时代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诗句相印证。当年的那些“万户侯”，在他们眼中，确实是粪土不如的。可以说，他对当时这些尸位素餐的显贵们是充满了蔑视之情的。在精神世界上，他已远远地超越了他们。
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这些高官显贵们既然不能担当起救国救民的重任，那么，历史的重任就要由我们这些人担负起来。可以说，这是“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的另一个说法。当然，更诗意，更意气风发，更具豪情和自信。在某种程度上，豪情和自信，是毛泽东作品的标配。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在平宫前聚餐送别，体现的是朋友之间深厚的友谊。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你现在要从上海到日本去，上海的崇明岛和日本的对马岛仅一水之隔，应该说，并不远，所以，你到了日本后，要常常写信来。现在，我将返回，你已远去，让我们就此别过。这里有不舍之情，却没有什么悲伤。原因很简单，他们对“前途”充满了希望。在他们眼中，离别是为了更好地相遇。他们期望着，下一次的相遇，出现在对方眼中的，会是一个更新更美更好的自己。

他们没想到的是，罗章龙到达上海后，恰逢日本东京警察侮辱、殴打爱国留学生，迫使他们回国。罗愤而返回湖南，并没有去日本。而毛泽东也在这年的6月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8月即同罗章龙等人一同赴北京，筹划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罗章龙于此时考入北京大学，毛泽东也经李大钊介绍，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始了他一月八块银元的图书助理员生活。
以后的发展传奇一般跌宕起伏、波澜壮阔，也众所周知。
毛泽东从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最终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而罗章龙也从北大的一个学生，逐步成为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却因“另立中央”，被开除党籍，从此远离政治，开始了他的教书育人生涯。解放后，他多次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95年逝世，享年99岁。

而这首诗只有到1979年，罗章龙才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将其公之于众，距离它的写作时间，已过了61年。
在最初发表这首诗，罗章龙觉得有负作者厚望，将原诗中的“世事纷纭从君理”改为“世事纷纭何足理。”后来又表示要恢复原句。应该说，面对着这样的诗句，他的内心是充满愧疚之情的——他当不起“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这样的句子。
试问二十世纪谁当得起这样的诗句呢？
只有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