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风（飓风）的破坏

据福建风灾的史书上的“不完全记载”，最早始于唐贞观年间，其中唐代1次，北宋17次，南宋19次，元代5次，到了明代飓风风灾记录多达178次，仅明万历、天启年间就有71次……（据《明代福建自然灾害研究》）

图 台风（飓风）造成的巨大破坏影响



台风登陆，伤亡惨重。

宋末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记载：“温州大风，海涛流溢沿江民庐、盐场，覆舟溺死者二万馀人，江滨骼尚七千馀人。”

元大德五年记载：“大风，屋瓦皆飞，海大溢，潮高四五丈，杀人畜，坏庐舍，漂没人口一万七千余。”明万历十九年记载：“飓风，海溢，死二万余人，六畜无算。”万亩良田淹没。

图 大风大浪



永乐九年，“七月庚午，湖州属县淫雨，没田万二千三百八十顷”；

隆庆二年，“ 七月飓风雨海溢，挟天台山诸水入城三日，溺死三万余人，没田十五万亩。”

明成化十九年（1483）六月十九日，霞浦、宁德、罗源、连江、长乐、福州、福清、莆田沿海地区及闽清、永泰等都遭台风袭击，人员伤亡、粮格飙升，历史上各地区县志都有记载。

图 台风致瀑布逆流动态图



如福州“庚辰，大风雨拔木发屋，坏公署、民庐不可胜计。闽、侯官、怀安、长乐、连江、福清、罗源、永福、闽清九县，滨江近溪屋宇夷荡尤甚，田畴禾稼崩陷摧流过半，官私舟船漂没万数，民溺死者千余人。

连江“飓风大作，拔木发屋，坏田禾，没人畜无算，久县同日皆然。”莆田则“海风作，海溢田禾淹卤，斗米百余钱”；霞浦甚至发生了“海啸”。

古代医疗条件差，台风还会引发瘟疫。清康熙十九年“八月三日，飓风、潮溢，居民溺死无算。骤雨连宵，浦潮相接，上海城内水高五尺多，乡民船行田中，花豆皆腐，大疫。”

神女搭救：妈祖海神

正是海上瞬息万变，才出现了海神妈祖。

妈祖，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海神信仰，又称天上圣母、天后、天后娘娘、天妃、天妃娘娘、湄洲娘妈等。这一信仰的主体据说是由真人真事演变而来的。

妈祖的显圣，始于1122年（北宋宣和四年）路允迪出使高丽，“感神功，奏上。立庙江口祀之，（徽宗）赐顺济庙额。”其后，妈祖的加封原因皆为“神雾神济兴、泉饥”，“以神助火焚强寇”（《湄洲屿志略·卷二·封号》）。

从1156年（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起至清朝，历代皇帝先后36次册封，封号由2字累至64字。爵位由夫人、妃，天妃（明永乐年间），立庙京师，而至1648年（清康熙二十三年）封天后。并列入国家祀典，进行春秋祭祀，所属宗教为道教。

妈祖湄洲祖庙在宋，元，明，清受到的国家祀典就达36次，清 朝咸丰给予最长封号“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佑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天后之神”，后来同治十一年（1872年），要再加封时，“经礼部核议，以为封号字号过多，转不足以昭郑重，全部字后再加上‘嘉佑’二字。”

《福宁府志》中记载：唐开元十三年，都督辛子言赴闽上任途中遭遇台风，山神显灵，移舟太姥，幸免于难，事后奏报朝廷并附太姥山揽胜图，唐明皇亲赐“尧封太姥舍利塔”碑立此，轰动京师。

康熙二年（1663年），张学礼等往琉球，归舶遇风暴；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册使海宝、徐葆光等赴琉球归舟遇旋风；道光十九年(1839年)，册使林鸿年赴琉球途中两次遇风暴……这些海险均得妈祖显灵庇佑而安然无恙……

妈祖的出现以及传说，不正是中国古代经常航海的证明吗？！正是经常航海遇到各种风暴海浪海啸等灾难，才需要这样一位海之女神的的出现，保佑航海的顺利，还总说中国人是农耕民族，西方是海洋民族，真是笑话！

中国人只是定居而已，并非只会“农业”一样，正是由于定居生活的需要，所以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那么江河湖海的水上航行，自然也会有人掌握，船舶使用的很多发明都是中国人制造出来的，“海洋民族”西方却连船舶的改进都做不到，有何资格称为“海洋民族”！

图 大海浪花滚滚动态图



图 海上乌云闪电动态图




那么只有经常在大海上航行，才会知道海上有什么灾难，会遇到什么情况，才会有海神的信仰，不是吗？

图 海上暴雨雷电动态图



图 黑夜中的闪电一瞬间照亮大海。



古代在海上航行经常受到风浪的袭击而船沉人亡，船员的安全成航海者的主要问题。在船舶启航前要先祭天妃，祈求保佑顺风和安全，在船舶上还立天妃神位供奉。

图 巨浪翻滚动态图



图 日落黄昏的海浪动态图



所以，妈祖，成为历代船工、海员、旅客、商人和渔民共同信奉的神祇。

中国的海神是保佑船只航行平安、风平浪静，西方的海神是随意所欲、兴风作浪，这是生怕船舶航行太安全了？怕是没有经历过大海的惊涛骇浪吧！

预测台风

面对如此恐怖的台风，台风的预防就显得尤为重要，古人总结了一些现象来“预测”台风。

唐代刘恂在《岭表录》中记载的“夏秋之间，有晕如虹，谓之飓母，必有飓风”，是最早的对台风天气预测的记载。

也就是说，当台风中心距离海岸大约五、六百公里时，沿海渔民可以看到东方天边散布着象乱丝一样有光的云彩，从地平线象扇子一样四散开来（这在气象上称辐辏状卷云），且在早晨或晚上天空会出现美丽的彩霞。

在九世纪的《岭南异物志》中谈到飓风或台风到来之前，会出现一种特别的风，称为“炼风”。除了天象之外，古人还运用海洋奇特的声音、鱼群的反应等，来判断台风的来临，不过由于准确度不是很高，古时的台风预测更多的是一种“尽人事听天命”的行为。

清代施鸿保的《闽杂记》，就记录了不少闽人对台风的预测方法，其中一则颇有意思：古人认为台风是有“形色”的，风的形状“首圆腰阔，自腰以下两旁分张”，还带有数十丈长的大尾巴。至于风的颜色，往往是“青黄红黑不定”，不过“黑者尤多”。

风来时就像海中的鲎鱼推着浪潮前行。从记载看来，这更像台风来临前海上风云和浪潮的形态。书中还有一段关于风向和云色的记载：“台风来临”“先一夕必有片云如鱼形浮月下，俗谓之呼风鱼”；“色白者势缓，色黑者势烈，黑而仰月者更有折桅倾篷之患。”

台风来临前，必定有鱼形云，云色若为白色，预兆台风缓和，云色若为黑色，则预兆台风来势凶猛。

渔民中流传着“一斗东风三斗雨”“六月北风，水浸鸡笼”等谚语，也是古人预测台风的智慧结晶，其中“三斗雨”“水浸鸡笼”都是指台风雨。渔民们总结道，出现西、北、东三个方位的风向，且要持续半天到一天以上时，就成为台风来临的预兆，谚语“东风转北，搓绳缚屋”也是这个意思。这些都是通过观察风的方向来预测台风。


台风（飓风）的分级

唐贞观年间的太史令李淳风在他的气象学专著《乙巳占》中，把风分为八级：一级动叶，二级鸣条，三级摇枝，四级坠叶，五级折小枝，六级折大枝，七级折木飞沙石，八级拔大树及根。

19世纪初，英国海军上将蒲福也给出了风的分级，然而比李淳风的分级要晚得多。

图 大风吹青草动态图



图 风雨中挺立的花儿



图 狂风吹动山林小草



图 沙漠旋转的风暴



图 闪电夹杂着龙卷风，瞬间到建筑灰飞烟灭



明清之时，古人对“飓风”做了威力上的划分。

清代《岭南杂记》中对飓风、台风的描述就更加详细：“…之气如虹如雾，有风无雨，名为飓母，夏至后必有北风，必有台信，风起而雨随之，越三四日，台即倏来，少则昼夜，多则三日…”

据清康熙二十四年时任台湾诸罗知县季麒光所作《风殿说》载：“正、二、三、四月发者为飓，五、六、七、八月发者为台 。台甚于飓，而飓急于台 。……船在洋中，遇台则难甚，盖飓散而台聚故也。”

王士慎《香祖笔记》：“台湾风信与他海殊异，风大而烈者为飓，又甚者为台。飓倏发倏止，台常连日夜不止。”也就是说，明清时的人将比较弱的称为“飓风”，将更厉害的称为“颱风”，后来“颱”字被简化为“台”，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取代了“飓风”的地位，也成了我们现在的“台风”。

到明末清初的时候，人们开始使用颱风一词，1956年将飚风简化为台风。（网上许多称“飚风”，实为误传）。

图 2013年第30号超强台风海燕



因为民国时期翻译的原因，也被习惯性地称之为“飓风”。有时候大家在新闻里看到美国刮飓风会疑惑这是什么风，实际上这和我们的台风一样是非常强烈的热带气旋，二者没有什么区别。

台风英文为typhoon，词源为中文的“台风”，是古代中国人对来自台湾方面风暴的称呼，后通过传教士传至欧洲。

那么问题来了，在之前提到的1871年由金楷理（Kreyer,Carl T.）与华蘅芳合译的《测候丛谈》一书。说该书全面介绍了太阳辐射加热地面、海风、陆风、台风、哈得来环流、大气潮、霜露云雾雨雪雹雷、平均值及年、日较差计算法、大气光象等大气现象和气象学理论。

也就是说按照上面所说的“台风”等方面的大气现象知识是1871年由传教士“带来”中国的，可是“台风”或叫“飓风”一词，却是由中国传入欧洲的，还是由传教士传入的，这就和在中国的说法相反自相矛盾了！

连“台风”（飓风）一词当时欧洲都没有，传教士如何在1871年“合译”出《测候丛谈》一书来给中国介绍气象方面的知识呢？

以此推论，甚至与此相关的知识也不可能是传教士“合译”出版的各种“西方书籍”，反而是中国古代千年积累的气象知识总结，只是被冒名顶替用来冒充传教士的“西方科技书籍”！

所以，总是出现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各种科技文化新发明新发现，但是最后却是传教士“教”中国人最新最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

西方不需要起源发展过程，这一般都用来证明西方的“先进”，以示其“神迹”远比需要积累经验才能进行总结的中国“发达”，因此，“科学”起源于西方，而不是中国！

能够相信这样的谎言，就已经远离了理性客观“科学”，有何资格指责中国“不科学”，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就不能当成“真的”，这说明其本身有问题，而太多这种事情出现在西方的“历史”里，这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伪史”，西方才是哪个“不科学”的本身啊！

古代对云的观测

五帝时期就已经有了气象观测，神话传说中的太阳女神羲和善于观测日月，依此掌握时令变化确定季节。由神话到历史传说，羲和转化成了黄帝手下主管占卜日月的男性官员。

《离骚》中说：“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无迫。”意思是说，羲和不慌不忙地赶着马车，和太阳一起走在归家的路上。

历史传说继续演化，到了帝尧时期，主管天文历法成了羲氏、和氏二人，后来又有羲仲、和仲、羲叔、和叔，有了专门掌管天文气象的官职。

《尚书·尧典》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甲骨文中有对云的占卜，远古对云已有分类，有了山云、水云、旱云和雨云等，

殷墟甲古文中记载有阴、晴、冷、暖、雨、雪、雾等天气现象，夏商时期从关注地面上的物候，转向了天空的星象。

图 汉字“雲”从甲骨文-楷体的演变



“云，山川气也，象回转形。”——《说文》

秦汉时期，对云的观测已经具备了较高的水平。

依据云的颜色，把云分为赤、黄、白、青、黑五色，依据云的形状，把云分为稍云、阵云、杼云、轴云、杓云、钩云、卿云七种。

还进行了详细描述：稍云精白者，阵云如立垣，杼云类杼，轴云抟两端兑，杓云如绳者，钩云句曲，卿云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

还对云生云消的方位、移动方向有一些具体描述，总结出云的天气预兆。

自秦汉以后，对云天的观测有了不少成果，有了看云识天气的云图。

《汉书·艺文志》中辑录有泰壹杂子云雨、国章观霓云雨、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等内容，《隋书》中辑录有候云气、天文占云气图、日月晕云气图等内容，《宋史·艺文志》中辑录有云气图、占风云气图、占风云气候日月星辰图等内容。可惜大都失传，已无从查考。

陆机在《浮云赋》的“有轻虚之艳象，无实体之真形。”，是对游移于空中的浮云的描写。接着他又写道：“或如钟首之郁律，乍似塞门之寥廓。”无形的浮云被诗人进一步赋予了空间立体的形象，使人感到晴日的云彩，既固有悠悠飘移的习性，又可生恢恢壮观的场面。

从秦代到汉代我们都不难找到各种各样的民间记录云图的图谱。

《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泰壹杂子云 雨》和《国章观霓云雨》等书，这些书很可能附有云图。；

宋代郑樵（1103— 1162）《通志略·艺文略》、《宋史·艺文志》、《宋史新编·艺文志》等 史籍中有《日月晕珥云气图占》一卷、《天文占云气图》一卷、《云气图》 一卷、《占风云气图》一卷等云图（已佚）。可惜都已经失传，无法考查。

目前发现的最早云图是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 《天文气象杂占》（西汉帛书）和敦煌出土的 《占云气书》（唐天宝初年）。

图 《天文气象杂占》



图 《天文气象杂占》中对于彗星（扫把星）尾部形状的观测的总结



图 《占云气书》



古人制作的这些云图，不少可以直接运用到“看云识天气”的实践之中。

明茅元仪所著《武备志•载度占》中记载《玉帝亲机云气占候》一文，内有51幅云图和日、月、星之星象图。

明代典籍《正统道藏》中有《雨畅气候亲机》《雨晒气候亲机》两篇，内有云图39幅。

王重民《善本书籍经眼录》 所录写本《观象玩占》中也有图配合。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即是闻名于世的收藏我国域外汉籍的重要机构。长期工作于此的学者沈津最先发现了该馆所藏的汉籍精品之一，即公文纸印本《重刊并音连声韵学集成》《直音篇》（以下简称《韵学集成》等）以及公文纸抄本《明文记类》和《观象玩占》（《书林物语》，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53—56页）。

还有，无名氏《白猿献三光图》、冯应京《月令广义》、刘基《天文秘略》、《观象玩占》和《玉洞金书》、周履靖《天文占验》、宋濂等《大明日历》等等。

没想到的是，这里又出现了“徐光启”，明末徐光启编写的《农政全书占候》都是总结群众预报天气经验的著作。

《白猿献三光图》

在1621年已有专门论述云与天气关系的著作，茅元仪在《武备志·占度载》中，辑集了流行占候图文多种，集有好几种抄本的占云图（《白猿经》）。而《白猿经风雨占候说》、《白猿献三光图书》等书也属这一类型的云图，已基本上可以用于预报天气。
可见传统海洋占候方法在清代有广泛的传播与应用。

《白猿献三光图》（作者不详），绘制于十四世纪中叶。属云图集，载有132幅云图，并与天气变化联系起来，绝大部分与现代气象学原理相一致。

流传于中国明、清时期的古云图集。为当时看云测天的参考书。有多种抄本、刊本传世，从而有不同书名（如《白猿经风雨占候说》、《白猿经》、《白猿献三光图书》、《诸葛武侯白猿经风雨占》、《通机图解》、《玉帝亲机云气占候》等）。

图 白猿献三光图



以《白猿献三光图书》为例，共分3部分：

第一部分称为《白猿风雨经》，内有“观太阳”图53幅、“观太阴”图16幅、“观斗”图9幅、“观(天)河”图3幅，具有黑、红、黄等彩色，每一幅图上方，还列有说明。

第二部分称为《测天赋》，正文以骈语叙述天气旱涝、阴雨之征兆，句后有解释句义的文字；第三部分是另一种《白猿经》抄本,内有“观太阳占”图22幅、“观太阴占”图11幅、“观北斗占”图8幅，其说明均列于图的下方。《白猿献三光图书》中有些图和说明，迄今仍有参考价值。

《三光图》是以日、月、星、银河作为背景，他们的位置和云的色彩、运动来描绘成云图，用于天气预报。每幅云图上都有说明。并且，《三光图》吸收前人观察天气的心得，以日月星为“三光”为指针，具有预报意义。

图 《白猿经》东西黑白云来掩日



从图旁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太阳的东面黑云，太阳的西面白云，都向着太阳这边掩盖。虽然没有风，但是云却跑得很快。西边的白云晕展得慢，东边的黑云运动得快，所以会向着西边白云这里汇合。预示着当天晚上在子时12点钟前后会有暴风猛雨。这是通过观测云的运动和太阳之间的关系，预测夜晚降水的一张典型的天气云图。

两幅天气云图，这两幅图都是描绘同一种天气现象：风。

图 《白猿经》风：满天淡白云若鱼鳞



图 《白猿经》风：月晕，主来日有风



注意！《白猿献三光图》（作者不详）要比1879年欧洲才出版只有16幅的云图集早500多年，是世界最早的现存云图集。已基本上可以用于预报天气。

而《白猿献三光图》不过是中国古代积累流传下来的云图的一部分而已，中国古代记载有非常多的天文气象资料。

也就是说，明代传教士来中国“教”欧洲的气象知识，写的各种“西方科技书籍”时，欧洲最早的云图集还没有出现呢！那么既然明代的欧洲没有云图集，传教士又何来给中国人“送”欧洲的气象知识，甚至是写书呢？！

据说，这个明朝末年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与韩云合撰《空际格致》一书，书中大部分讲的是气象现象及其特征和形成原理，现在认为是最早介绍当时欧洲气象知识的专著。

还有最有代表意义的是1871年由金楷理（Kreyer,Carl T.）与华蘅芳合译的《测候丛谈》一书。此书已采用“日心说”，而不用“三际”理论，它全面介绍了太阳辐射加热地面、海风、陆风、台风、哈得来环流、大气潮、霜露云雾雨雪雹雷、平均值及年、日较差计算法、大气光象等大气现象和气象学理论。

明代乃至满清的传教士怎么给中国写欧洲的气象知识？当时的欧洲根本没有气象知识，这不就是又一出以“合译”的名义将中国的天文气象知识冒充成“欧洲气象知识”吗？！

要知道，1879年欧洲才出版只有16幅的云图集啊！以上这些传教士和中国人“合译”的各种关于天文气象知识的欧洲“书籍”远比1879年要早的多，即便是1879年也不足以写出甚至是出版这些天文气象知识的书籍，因为当时的欧洲积累的气象知识太少了！

但是，由于这个“合译”导致不管多么不合理，即便在1879年才只有16幅云图集的欧洲，不可能有比明代更先进的气象知识，却因“合译”二字变成传教士“写的是真的”，来推论明代中国比欧洲各种“落后”了！

而且，明朝的《白猿献三光图》，其中载有132幅云图，每幅图上都有说明，以日、月、星和银河作背景，根据各种云的特征和变化，描绘成云图，可用于天气预报，而且绝大部分图文都符合现代气象观测学基本原理。

所谓的现代气象观测原理，与明代相差无几，而欧洲当时也没有天文气象知识，那么现代气象学就不可能来自于欧洲，而是传承自中国！

西方没有什么好崇拜的，那些拜倒在西方伪史的“高大上”下的中国人，认为古代中国没有“科学”，各种“落后”瞧不起，只有西方才有“科学”，真是成了个笑话！

那只不过是西方拿中国的科技文化改名换姓包装成千年不变的“古希腊”的科学知识，西方倒是成了“科学”的起源地，真是有够讽刺的了！

古代观天预测云、雨

图 看云，来识别阴晴风雨



云和雨往往是不可分的。

图 雨水打在路面动态图



周代可以根据自然现象预测未来天气，譬如《诗经》中“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就是依据月球靠近毕星，预测天将倾盆大雨。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非常重视观天占候。有每逢节气日历记录物候和天气的传统，《左传》中记录了许多关于云和大气光象的观测结果，《管子》中也有气候、节气、物候方面的论述，明确提出了清明、大暑、小暑、始寒、大寒五个节气的名称。

在《管子·侈靡篇》中提到：“云平而雨不甚。无委云，雨则遬已。”云块比较平坦，雨不会下得很大。下雨的 时候如没有供应水分的云伴存，雨下不长，很快雨就会下完。这个结论只有对云有过仔细观测，并且已经提高到一定的理性认识高度，才能得出。

《论衡·寒温篇》中说：“朝有繁霜，夕有列光。”，早晨要是有很多的 霜，必定夜间的星既多而亮。

《吕氏春秋•应同》中将云分为四类：“山云草莽，水云鱼鳞，旱云烟火，雨云水波，无不皆类其所生以示人。”，不同的云就对应不同的天气。也对水分循环原理、季风、云分类、云气占卜气候等进行了论述，说明黄河流域先民对云已有观测。

汉代《淮南子·天文训》中出现了和现代名称相同的二十四节气名。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先贤制定的一部指导农事的历法，能反映季节的变化，指导农事活动，影响着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

汉《焦氏易林》中说：“蚁封穴户，大雨将至。”，蚂蚁把洞口封住，将会有大雨。


积雨云、雹云

在唐代有关民间天气经验的书籍中，最有名的是黄子发的《相雨书》。黄子发把预报降水的天气谚语编成《相雨书》，这是一部预报风雨的专书。这本书收集了唐代以前的一些天气预测经验，有些至今还很有价值，云中出现黑色和红色，就会下冰雹。

图 《相雨书》



图 雹云



现在进行人工防雹作业时，也须判断是否有雹云。雹云的颜色先是顶白底黑，而后云中出现红色，形成白、黑、红的乱纹云丝，云边呈土黄色。可见，对可能下冰雹的云的颜色，二者描述基本一致。

《晋书 天文志》说，云甚润而厚大，必暴雨。【云又厚又润，要下暴雨准没错。】

唐代李肇《国史补》中，则有“暴风之候，有炮车云”的话。这种云底部平坦、云顶隆起，群峰争奇，渐渐顶部伸展，呈砧状，很像炮车。当这种结构最终形成时，那就绝对是对流强烈的积雨云了。

图 炮车云



古人还根据云层的形状、薄厚、颜色及其变化，总结出一系列“看云识天气”的谚语。如“天有城堡云，地上雷雨临”，其中的“城堡云”和“炮车云”形状相仿，都是可以产生雷阵雨的云体。

图 积雨云形成时，伴有云内闪电



图 积雨云里伴有雷电



图 昏暗的天空中电闪雷鸣，乌云密布，感觉一场暴雨即将到来。



图 乌云闪电动态图



“满座顽云拔不开……浙东飞雨过江来”（北宋•苏轼《有美堂暴雨》），诗中的“顽云”，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聚集浓密、含雨量丰富的积雨云。


鱼鳞云

不仅有“看云预测雨”，也有“看云预测晴”。

如“天上鱼鳞斑，晒谷不用翻”，这里的“鱼鳞斑”指的是一种透光高积云。这种云体比较高，也不厚，一般预示着持续晴日。

唐代，《相雨书》从“候气”、“观云”、“察日月并星宿”、“会风详声”、“推时”、“相草木虫鱼玉石”、“候雨止天晴”、“祷雨”、“祈晴”等九方面讲述了观雨之数，很多方法沿用至今。

“云若鱼鳞，次日风最大。”云若鱼鳞说明是卷积云，常常伴随着风暴天气，所以次日风暴最大。

图 《白猿经》风：满天淡白云若鱼鳞



“日出红云，申刻有雨。”日出红云表示有朝霞，说明夜间曾发生对流作用，所以下午时分有雨。

图 日出红云，申刻有雨。



《田家五行》是元末明初学者娄元礼编撰的一部关于古代劳动人民看云识天气的著作，也是一部较为系统的农业气象谚语汇编。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内容大多以农谚形式展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农业气象专著。

图 鱼鳞天，不雨也风颠。



也提到“鱼鳞天，不雨也风颠。”云的形态有时会像鱼鳞一样，若鱼鳞云条纹细密，说明出现了卷积云，则预示会下雨，不下雨也会有刮风。

云、雾、雨

我国古代有关天气现象的理论是很多的，这里只能作简单的介绍。

古代对云雨形成机制也有论述，也知道云中含水的常识——湿度。因此，古人能根据空气湿度的大小进行天气预测。

观测空气湿度，先秦时期的气象预报工作中已经出现，西汉时有文字记载。《淮南子·本经训》中有这样的说法：“雷震之声，可以钟鼓写也；风雨之变，可以音律知也”。

这句话里透露时人已注意到了湿度问题。 为什么？东汉王充《论衡·变动篇》称：“故天且雨，蝼蚁徙，丘蚓出，琴弦缓，固疾发。”这里的“琴弦缓”，就是湿度发生变化所致。元末娄元礼《田家五行》一书中对此有具体说法。

书中记载一句流行谚语，叫“晴干鼓响，雨落钟鸣”。娄元礼就此注释：“琴瑟弦索调得极和，则天道必是一望略无纤毫，方能如是；若是调卒不齐，则必阴余之变，盖亦气候致而然也。若高洁之弦忽自宽，则因琴床润湿故也，主阴雨。”

唐代黄子发著的《相雨书》里写道“壁上自然生水者，天将大雨”“石上津润出液，将雨数日”等记载。

类似的还有“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唐代张旭的《山中留客》）。

关于雾的形成，《尔雅》中说：“地气发，天不应，曰雾。”地面水分向上扩散，但是无法充分扩散 出去，就成为雾。

图 湖边黑夜雾气重动态图



宋蔡卞在《毛诗名物解》 中说：“水气之在天成雾， 雾，云之类也。”水汽在空中可形成雾，雾和云是同一类的东西。

图 野外的早晨，地上还飘起一层层薄雾，一朵小蘑菇静静的立在那里。



宋代梅尧臣的《梅雨》诗中就有“湿菌生枯篱，润气醭素裳。”其中的“润气”就是潮气、湿气。

西晋傅玄就有一首《炎旱诗》，诗中的“河中飞尘起，野田无生草”，就写出了空气的干燥和旱情的严重。

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对俗卷三中记载：“帝轩候凤鸣调律，唐尧观蓂荚以知月，鱼伯识水旱之气。”

图 云雾山缭绕的动态图



图 雨水滴落路面唯美动态图



晋人张协在《杂诗十首》中写道：“腾云似涌烟，密雨如散丝。”用现代气象观测学的眼光看，这种似涌烟生密雨的腾云显然就是碎雨云。它高度低、移动快，上有蔽光云层，所以地面上的人看它就形似涌烟了。

《黄帝内经·素问》卷二中，提出了水分循环和云雨形成的理论。书中说“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 出天气”。云是地气上升所形成的，雨是天气下降所形成的。雨虽然是从天下降，而它的根本，却来自地气上升所致；云虽然是地气上升而成，而它的根本，却又是天气下降的雨所供应的。

东汉王充在《论衡·说日篇》中也有相似的见解：“雨从地上不从天下，见雨从上集，则谓从天下矣，其实地上也。”。

同时也清楚云雨转换之道理——“云腾致雨，露结为霜”（《千字文》）。

而“露结为霜”这一句话出自《易经》，《易经•坤卦》里有：“履霜坚冰至，阴始凝也”的话。履霜，脚下踩到霜了，那是水要冻结成坚硬的冰的时节要来了。阴始凝也，阴气开始凝结了。

后魏《齐民要术》卷四《栽树第三十二》中说：“天雨新晴，北风寒彻，是夜必霜。”，天雨后刚晴，见到寒冷彻骨的北风袭来， 那天夜里必定会出现霜。

在雪的形成方面，《春秋说题辞》中说：“盛阴之气， 凝滞为雪。”认为是水汽凝成的。

而西汉文帝时期的韩婴对雪有过细致观察，他是世界上发现雪花具有六角形基本形状的第一人。

韩婴的《韩诗外传》中说：“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独六出。”他观察到花草树木开的花多为五个花瓣，而天上降落的雪花却为六个花瓣。韩婴对雪花的观察结果比德国记述雪花六角形早一千七百年。

到了宋代，古气象科学进一步发展，已经有解释雨雪成因的降水原理，产生出许多气象谚语，有了观测雨雪的方法。北宋司天监在河南省开封建观天台，观测云雾星象，以预测风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解释了虹、霭、雷击等大气现象。

宋代孔平仲的《谈苑》中，有这样的天气谚语：“云向南，雨 潭潭；云向北，老鹳寻河哭；云向西，雨没犁；云向东，尘埃没老翁。”

图 彩虹动态图



沈括解释虹说：“虹，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即有之。”。

比沈括稍后，南宋朱熹很留心云雨生成的道理。《朱子语录》说：“气蒸而为雨，如饭甑盖之，其气蒸郁而淋漓。气蒸而为雾，如饭甑不盖，其气散而不收。”这是很浅近的譬喻，非常形象，也懂得并说出了“蒸汽”的由来！

图 云雾缭绕升腾的动态图



我国古代《相雨书》曾言：“云乃雨之微”，这就一语道破“云”、“雨”之间的关键所在。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更解释了：“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这是说地上的水汽蒸发上升则形成云，天上的云下降就成了雨。由于云属阳，雨属阴，因而，这段内容既说明了“阴阳应象”之理，又反映出自然界与人体有共同的运动规律，即正是因为阴阳的对立、互根、消长、转化、升降，才能交合而化生出万物。

西汉董仲舒（约前 179—前 104），在他所著《雨雹对》—文中，认为 雨滴是由小云滴受风合并变重下降而成的。

《雨雹对》：“攒聚相合，其体稍重，故雨乘虚而坠。风多则合速，故雨大而疏；风少则合迟，故雨细而密。”

他说：雨滴是由小云滴受风合并变重下降而成的；风大使云滴合并得快，这就使下降的雨滴大而比较疏；风小使云滴合并得慢，这就使下降的雨滴细而比较密。这种从微观角度说明雨滴的形成过程，基本上和现代暖云降雨理论相符。

西汉董仲舒，东汉许慎（约 65—约 147）、刘熙，宋代朱熹，明代王逵等，认为是云滴或雨滴冷冻结成的。

明代杨慎（1488—1559）认为是霰或米雪形成的。归纳起来，我国古代对雪的形成，有“气体形成说”、 “液体形成说”和“固体形成说”三类。就现代世界上关于雪的形成理论看，依旧有这三类看法。

关于雷电现象，在我国古代也有两种理论：一种是“摩擦形成说”，是战国时期慎到首先主张的。他说：“阳与阴夹持，则磨轧有光而为电。”另 一种是王充等所主张的“爆炸起电说”。

王充在《论衡·雷虚篇》中用“一斗水灌冶铸之火，气激■裂，若雷之 音矣”来解释雷声是很有道理的。王充特别对雷电现象有季节性作了科学解 释。

“雷者，太阳之激气也，何以明之？正月阳动，故正月始雷。五月阳盛， 故五月雷迅。秋冬阳衰，故秋冬雷潜。”他把雷电的季节性出现归结为太阳的热力作用发生变化，认为春季太阳 热力作用渐强，所以有发生雷电的可能；夏季太阳热力作用强盛，所以雷电 也比较厉害；秋冬太阳热力作用已经衰弱，所以雷电现象也就很难出现了。

元明两代还出现了海上天气预报的著作。当时人们曾经把水手和渔民的 天气经验用五言和四言的韵语表达出来。

在明代张燮《东西洋考》一书中就 有这个内容。例如：“乌云接日，雨即倾滴”；“迎云对风行，风雨转时辰”；“断虹晚见，不明天变；断虹早挂，有风不怕”；等等。

明朝传教士又来给中国“传”气象知识了

据说，明朝末年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化名）来到中国，同时也把西方文化传入中国，高一志与韩云合撰《空际格致》一书，由于书中大部分讲的是气象现象及其特征和形成原理，应将它看作是最早介绍当时欧洲气象知识的专著。

在此基础上，明朝进士熊明遇在《格致草》一书中曾依西洋科学原理，辩析自然界变化与历史上所载灾异及风、云、雷、雨诸气象现象之所由。他设计的《日火下降、旸气上升图》，仅用一张图就系统地说明对流天气的形成。

这个高一志与韩云合撰《空际格致》书的内容大多数是讲气象现象和原理，但是，上面提到了很多中国古代记载的各种气象，同时也做了不少分析和形成原理，中国人早就知道这些知识了啊！

而明朝进士熊明遇在《格致草》说是“曾依西洋科学原理”设计的《日火下降、旸气上升图》，“旸气”阳气，这分明是中国自己的概念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已经提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这是说地上的水汽蒸发上升则形成云，天上的云下降就成了雨，由于云属阳，雨属阴，这怎么能说是“依西洋科学原理”设计的呢？！

这不就是中国自己的气象理论吗？现在倒好，中国古代这些认为是“不科学”，西方抄袭的倒是“科学”！

《诗经》里的气象知识

《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共305篇，也称为诗三百。其中有许多古代气象知识，有关月令、物候、气候方面有不少内容。

就地学方面来说，《诗经》中有关地 学方面的知识很丰富，记有山、阜、丘、陵、穴、谷、岵、冈、 原等十多种陆地地貌类型名称和洲、兆、滨、澳、渚、浒、浦等 十多种流水地貌类型名称，还记有地震现象等等。

《诗经》中有关气象方面的诗句更多。

例如：

《邶风•北风》中 “北风其凉，雨雪其雰……北风其喈，雨雪其霏”。“雱”，指雨雪盛大的样子；“喈”形容风疾；“霏”是雨雪纷飞。这句话是说寒冷的北风吹到、风大，带来的雨雪也大。”当时人们靠经验看天气、记录气象，也有了一定的方法。

《诗经·小雅•信南山》 曰：“上天同云，雨雪雰雰。”同通彤，意为红色。天上出现略带红色的云时，就将下雪。

《诗经·小雅·頍弁》中说：“如彼雨 雪，先集维霰。”，下雪以前往往先会下霰。

图 《诗经·小雅》图



《小雅•正月》中“正月（指古周 历六月，相当于夏历四月）繁霜，我心忧伤”；《秦风•蒹葭》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小雅•四月》中“四月维夏，六月徂 暑……秋日凄凄，百丼具腓……冬日烈烈，飘风发发”。

这些诗句如果没有丰富的生活实践是写不出来的。后世的气象谚语就是 由这些有关气象的诗歌发展而成的。不仅如此，在《诗经》另一些诗歌中还反映出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天气预报经验。如《小雅•谷风》“习习谷风，维风及雨”，谷风就是东风，这里指出东风往往带来降水天气。

此外《小雅•谷风》还有“习习谷风，维风及颓”句。，注释 中说：“颓，风之焚轮者也。焚轮，暴风从上下也。”同诗第三章 更说“习习谷风，维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

这种从上 往下吹，并能使草木枯死的干热风，当时称为颓风或焚轮风，现 代叫做焚风。这是世界上有关焚风的最早记载。

《鄘风•蝃蝀（di dong）篇》：“朝隮（ji，虹）于西，崇朝其雨。”

图 早上西边如果下雨，并出现彩虹



早上西边如果下雨，并出现彩虹，那么就可以预测本地也将会下雨。因为中国境内天气系统多由西向东移动，所以西方的雨将向东移动，可以预测本地也将下雨。这是通过虹的出现预测晴雨。

《东山篇》：“天将阴雨，鹳鸣于至。”

天将阴雨的时候，穴居的动物会出现异动，所以蚂蚁爬出洞穴，鹳会食用蚂蚁，便会早蚁冢上鸣叫。


《小雅·渐渐之石》中有：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武人东征，不皇他矣。”

注释：

烝：众。毕：星名。蹢：兽蹄。滂沱：下大雨的样子。

翻译：

银河夜半起波浪，月毕相依大雨滂。

诗中的“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是天象，夜半银河中有黑气相连，俗称黑猪渡河，预示着天将要下雨。

而关于“有豕白蹢”这个现象古代有很多记载：

《述异记》曰：“夜半天汉中有黑气相连，俗谓之黑猪渡河，雨候也。”

《御览》引黄子发《相雨书》曰：“四方北斗中无云，惟河中有云，三枚相连，如浴猪狶，三日大雨。”与《诗经》“有豕白蹢”吻合，是其证验。

《史记·天官书》曰：“奎为封豕，为沟渎。”

《正义》曰：“奎……一日天豕，亦曰封豕，主沟渎……荧惑星守之，则有水之忧，连以三年。”

《易林·履之豫》诗曰：“封豕沟渎，水潦空谷，客止舍宿，泥涂至腹。”此与《诗经》所言亦极相似，是《诗经》所谓豕白蹢者，即星中之天豕，明矣。

天豕为二十八宿之一的奎星，奎由十六颗星组成，所以说“烝涉波”，烝，众多的意思。

杨慎《古今谚》中“谚语有文理”条也说：“天河中有黑云，谓之黑猪渡河，主雨。”可与此相参证。

“月离于毕”也是天象，月儿投入毕星，是一年中雨季的开始。按《月令》，初夏日月会于毕。

“雨师” （毕星）

雨师：古代传说中司雨的神。道教俗神，亦称萍翳、玄冥等。传说掌管雨的神，源于中国古代神话，认为是毕星，即西方白虎七宿的第五宿，共有8颗星，属金牛座。后有雨师为商羊或赤松子二说。

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雨师”。

《周礼•春官·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郑玄注：「雨师，毕也」，意思是「月离於毕，俾滂沱矣。是雨师毕也」。东汉蔡邕《独断》则称，「雨师神，毕星也。其象在天，能兴雨」。毕星是二十八宿中西方七宿之一。此当是以星宿为雨神也。

图 中国的“雨师”星，“古巴比伦”、阿拉伯也有。动态图



另外，亦有以人物为雨神者。屈原《天问》云「蓱号起雨」。汉代王逸注称：「蓱，萍翳，雨师名也」。《风俗通义》称「春秋左氏传说，共工之子，为玄冥师」，「郑大夫子产禳於玄冥」。玄冥，雨师也。晋《搜神记》称，「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

雨师之名，以「师」名神。据《风俗通义》的《祀典》称，「师者，众也。土中之众者莫若水。雷震万里，风亦如之。至於太山，不崇朝而遍雨天下，异於雷风，其德散大，故雨独称师也」。正是由於风雨滋润，「养成万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报功也」。

雨师的奉祀，秦汉时已列入国家的祀典。《唐会要》称，奉祀雨师，升入中祀，并且要「诸郡各置一坛」，与王同祀。道教宫观也有设殿供奉风伯雨师、雷公电母者。其雨师之塑像常作一乌髯壮汉，左手执盂，内盛一龙，右手若洒水状，称雨师陈天君。雨师之神诞日为十一月二十日。


另外还有《山海经》中的“两手各操一蛇”的“雨师妾”。

《山海经·海外东经》：“雨师妾 在其（指 汤谷）北，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 郝懿行 笺疏：“雨师妾 盖亦国名：玉舒”

而“雨师妾”的“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形象，在古籍中也有类似的形象出现，如下：

《列子• 汤问》：“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

《山海经卷七·海外西经》云：“巫成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山海经卷九·海外东经》云：“奢比之尸在其北，兽身，人面，大耳，珥两青蛇”；“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一曰在竖亥北，为人黑首，食稻使蛇，其一蛇赤”（“雨师妾在其北。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

《山海经·海外北经》：“北方禺疆，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

《海外北经》：“博父国在聂耳东，其为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黄蛇。邓林在其东，二树木。一曰博父。禹所积石之山，在其东，河水所入。”。

《大荒西经》：“西海诸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弇茲”。

《大荒东经》：“东海之渚中，有神，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號。黄帝生禺號，禺號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號处东海，是为海神。”。

《大荒南经》：“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

《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天櫃，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鳯。又有神衔蛇操蛇，其状虎首人身，四蹏长肘，名曰彊良。”

《山海经•中山经》：“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沣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是多神怪，状如人而戴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鸟。”。

《山海经•中山经》：“又东一百五十里，曰夫夫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雄黄，其木多桑楮，其草多竹，鸡鼓。神于儿居之，其状人身而身操两蛇，常游于江渊”。

希腊出土的“神人操蛇”却恰好和中国古籍里描述的一样，这是巧合吗？

图 在地中海克里特出土有一个“女神”左右手操蛇的雕像



这个雕像符合《山海经》“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的形象，一般看到相似的，且当成“真的”来论证的话，就会以中国的《山海经》为依据，以此得出“古希腊”是真的结论。

“古埃及”也有类似不少双手拿蛇的形象，一般是“荷鲁斯”每只手拿两条蛇，中国类似的是有好几个，但是有中国“雨师”带来雨水的却说是“古巴比伦”，在中国“雨师”即“毕星”，

而“古埃及”、“古希腊”、“古巴比伦”这些形象意义似乎都没有什么联系，在文化生活当中也没有什么影响，也不影响周边国家。

更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古文明”都是在没有正常流传下来的天文历法、历史记录的情况下，解读出来的“历史”，这种和中国的相似不能作为依据，认为是“影响”中国的证据，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古文明”是真的！

如果真有那么多“文明”，就不会只有一个“华夏文明西来说”了，而是多个“文明”开花，不用只盯着华夏，欧洲应该早就受这些“古文明”影响，迈入发达国家，也不会被蒙古打的那么惨，那些“古文明”的高科技起码会让欧洲应付的了蒙古！

“月离毕”

《诗经·小雅·渐渐之石》中的这一句话：“月离于毕，俾滂沱矣。”一般认为这里的“离”字通“丽”，为靠近之意。

“月离毕”说的是月亮靠近毕宿，古人同样视为下雨的征兆，《尚书·洪范》说：“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此星即指毕星。应劭《风俗通义》说：“雨师者，毕星也。”其下即引用此诗“月离”两句为证。

古人认为，月亮出现在毕宿附近时，往往会有大雨，这是先民们总结的珍贵的天象规律。

《晋书·天文志》也说“月行入毕多雨”。所以这首诗前四句是引气象民谚，预兆将有滂沱大雨。

《论衡·明雩篇》中记载了一则孔子事例：

一日孔子出门，让子路带上雨具，出门不久，果然天降大雨，子路问孔子理由，孔子解释说，昨夜月离于毕。过了一天，月亮再次出现在毕宿附近，第二日孔子出门，子路请求带上雨具，孔子不听，果然这一次并未下雨。子路问孔子理由，孔子解释道：虽然都是月离于毕，但前日月亮靠近的是毕宿之阴，故而有雨，昨日月亮靠近的则是毕宿之阳，故而无雨。

孔子出，使子路赍雨具。有顷，天果大雨。子路问其故，孔子曰：“昨暮月离于毕。”后日，月复离毕。孔子出，子路请赍雨具，孔子不听，出果无雨。子路问其故，孔子曰：“昔日，月离其阴，故雨。昨暮，月离其阳，故不雨。”

——《论衡·明雩篇》

顾炎武《日知录》：“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

所以，这就是“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可以推知下雨的由来了，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用来验证是否是真的，现在一般都认为是“迷信”了，不过，要是有效的话，可以看看星宿就能知道是否有雨啦！

二十八宿值日占风雨阴晴歌

《玉匣记》一书，相传为东晋道士许真人所著。此书一经问世，就倍受欢迎，成为家家必备的床头书。

《玉匣记》是集各类占卜之术之代表作，亦称之为《玉匣记通书》。一般假托诸葛孔明、鬼谷子、张天师、李淳风、周公、袁天罡等先贤之名而作。许逊（真君，晋朝人）得其妙要，传录于世，名之曰：“玉匣记”，后人或有增补，进而衍生出许多不同版本，其内容包罗万象，从祭祀、嫁娶、赴任、出行、开张、耕种、眼跳、耳鸣、占梦、秤骨，甚至是相猫纳犬等……各种奇奇怪怪的占卜之术，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相关资料。

《玉匣记》中有《二十八宿值日吉凶歌》、《二十八宿值日占风雨阴晴歌》，

用廿八宿可测天气的风雨阴晴等变化（要懂得跟七政四余结合着用）

古人经过漫长年代之经验，通过分析总结，发现不同星宿值日天气会出现不同变化。所以创作了以下的《二十八宿值日占风雨阴晴歌诀》，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历史文化瑰宝。

《二十八宿值日占风雨阴晴歌诀》


春 季

图 春天花草随风摇摆动态图



虚危室壁多风雨，若遇奎星天色晴，娄星乌风天冷冻，昂毕温和天又明。
觜参井鬼天见日，柳星张翼阴还晴，轸角二星天少雨，或起风雨傍岭行，
亢宿大风起砂石，氐房心尾风雨声，箕斗濛濛天少雨，牛女微微作雨声。

夏 季

图 夏日炎炎太阳光照动态图



虚危室壁天半阴，奎娄胃宿雨冥冥，昂毕二星天有雨，恣参二宿天又阴，
井鬼柳星晴或雨，张星翼轸又晴明，角亢二星太阳见，氐房二宿大山风，
心尾依然宿作雨，箕斗牛女遇天晴。

秋 季

图 晚秋的黄昏最美动态图



虚危室壁震雷惊，奎娄胃昴雨淋庭，毕觜参井晴又两，鬼柳云开客便行，
星张翼轸天无雨，角亢二星风雨声，氐房心尾必有雨，箕斗牛女雨濛濛。

冬 季

图 冬天森林下雪动态图



虚危室壁多风雨，若遇奎星天色明，娄胃雨声天冷冻，昂毕之期天又晴，
觜参二宿半时晴，井鬼二星天色黄，莫道柳星云雾起，天寒风雨有严霜，
张翼风雨又见日，轸角夜雨日还晴，亢宿大风起沙石，氐房心尾风雨声，
箕斗二星天有雨，牛女阴凝天又晴。


歌曰：

占卜阴晴真妙诀，仙贤秘密不虚名。掌上轮星天上应，定就乾坤阴与晴。

水文观测

洪水对于中国是个灾难，所以才有“大禹治水”，但是，对于“古埃及”则是个幸事，说“古埃及”是利用“洪水泛滥种田”的，洪水退去后就是良田了，一撒种子就不用管了，就可以等着收获了，不管有没有人仔细想过，这是否是真实的？

在《坤舆万国全图》的埃及地名“孟菲斯”，出现一条注文，推测是利玛窦添加的，这条注文是以后埃及伪史的雏形，后面的埃及伪史都大同小异，时间越晚内容越多，现在已经被西方考证为“历史”了！但此时地图上的埃及“孟菲斯”和传教士的注文都尚未有“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古希腊”和“古罗马”。

这条注文为：“中有七百州，最大者末罗耶。有城沿河，名门菲此城，为天下极大城。行十日程。地产宝石、乌木。”、“天下惟此江之大，以七口入海其国。尽年无云雨，故国人精于天文。其江每年次泛涨，地甚肥泽，如粪其田。故国人种之五谷，以一收百，国称富饶。”。

这里可是说“古埃及”就是靠“其江每年次泛涨，地甚肥泽，如粪其田。”，因此其“故国人种之五谷，以一收百，国称富饶。”，“洪水泛滥”对“古埃及”可是个大好事啊，不得不佩服啊！

不管信不信，现在是很多人信，还写入了“世界史”..........

但是，起码至少“洪水泛滥”对于中国是做不到种田的，所以，中国一直有水文观测，防洪预警。


古代的防洪法规

我国古代各朝还制订过许多防洪法规，从制度上保障防洪工作的顺利进行。其中，金朝泰和二年（1202年），金章宗颁布实施的《泰和律令》中的《河防令》，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防洪法规。

《河防令》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明确划定了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防汛起止期限，将“六月初至八月终”定为“涨水月”，规定这期间沿河官员必须轮流“守涨”，不得有误。

第二，规定朝廷每年都要派出官员“兼行户、工部进”，在汛期到来之前沿河检查，督促沿河的州、府、县落实防汛规划措施，维修加固堤防。

第三，规定河防紧急时，沿河州府和都水监、都巡河官等应共同商定抢险事宜。

第四，奖功罚罪，沿河州、府、县官员防汛无论有功还是有罪，都要上报，由国家据情处理。

《河防令》的颁行，不但对当时金国占领下的黄河、海河等水系的防洪工作起过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的河防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金以后各朝代的防洪法规，多由《河防令》引申而来。

古代的洪水预警机制

清代顺治十六年至康熙十六年间（1659～1677年），苏北黄河、淮河、运河连年溃决，水灾严重。平民出身的水利专家陈潢辅助河道总督靳辅治水，提出从上游根治黄河的主张，并发明了测定流速流量的“测水法”，对我国河道管理理论作出了显著贡献。

但是，古代黄河仍常决口，淹没农田村庄。为防洪，便产生了“水报”。这是一种和“兵报”同样紧要的加急快报。这种汛情传递其紧急程度往往比兵报更危急。在古代，黄河堤岸备有报汛的“塘马”。

当上游地区降暴雨河水陡涨时，封疆大吏遂将水警书于黄绢遣人急送下游，快马迅驰，通知加固堤防、疏散人口。这种水报属接力式，站站相传，沿河县份皆备良马，常备视力佳者登高观测，一俟水报马到，即通知马夫接应，逐县传到开封为止。当时有的一昼夜迅奔500里，竟比洪水还要快。

当时朝廷还规定，传水报的马在危急时踩死人可以不用偿命。对此，人们家喻户晓，一见背黄包、插红旗跨马疾驰者，大都会自觉避让。

水位观测——

中国相传禹治水用“随山刊木”、“准绳”和“规矩”等方法测量地形，观测水位。许慎于公元100年所著《说文解字》中说“测”字是“深所至也从水则声”。可知“测”就是从而来，后来就称水尺为“水则”。

水则是中国古代的水尺。又叫水志。最早的水则是李冰修都江堰时所立三个石人，以水淹至石人身体某部位，衡量水位高低和水量大小。宋代已改为刻石十画，两画相距一尺的水则。北宋时江河湖泊已普遍设立水则。主要河道上已有记录每日水位的水历。明清时江河为了报汛、防洪，往往上下游都设有水则。

另外，江河沿岸还有许多重要的枯水石刻和石刻水则以及古水尺，例如四川涪陵河道中的白鹤梁石鱼，记录了自764年以来1200年间川江72个枯水年的特枯水位；1110年，引泾丰利渠渠首渠壁的石刻水则，用来观测水位（水深），以便推算引水水量（流量）； 1837年，在长江荆江河段郝穴设立古水尺，用以观测水位。

古水则有三种形式。

①无刻画，如石人水则。

我国最早的水位站建于秦昭襄王时（公元前251年），李冰修都江堰，做三石人立于水中观测水位。要求“竭不至足，盛不没肩”，即水位不能低于石人的足部，低了，不够用，也不能高于石人的肩部；高了，就会从飞沙堰溢洪，只有当水位在石人的足与肩之间，引水量正好满足要求。

河流枯水直接影响着航运、灌溉和生活用水，所以也为古人所重视。近年来，为了探索长江枯水规律，进行了长江上游历史枯水调查，结果发现宜昌-重庆段有枯水题刻群十一处，尤以江津莲花石、重庆丰年碑、涪陵白鹤梁、云阳龙脊石、奉节记水碑等最重要。其中涪陵白鹤梁石鱼题刻是目前在这一段中保存最好也最有价值的。

图 都江堰用来观测水位的石人



图 中国古代治水工具



李冰兴建都江水利时，已在三江中建有石人水尺，并提出了“深淘滩、低作堰”的原则。关于深淘滩，相传当年李冰曾在凤栖窝下的河床中埋石马作标记。低作堰的标准没有规定，到宋朝，经过长期实践后，这两者都有重大的改进。当时已在宝瓶口的石壁上刻有10划的水尺，每划一尺。水到六划，便可满足灌溉需要，如有多余，则从侍郎堰排泄外江。为了配合宝瓶口六划的进水量，所以对侍郎堰的高度，又作了这样的规定：“岁修侍郎堰，必以竹为绳，自北引而南，准水则第四为高下之度。”

属于这一类的还有如：

南宋在今宁波设立的平字水则，上刻一大“平”字。规定涨水淹没平字，即开沿江海各泄水闸放水，以免农田受灾；落水露出平字就关闭闸门。明万历时绍兴重修三江闸，于闸旁改设：“则水牌”，刻金木水火土五字，规定水淹至某字，开闸若干孔放水。

图 宁波平字水则碑



水则碑取适中之地，测量水势，镌“平”字于石碑上。在古代，城外各个楔闸视“平”字于水中出没情况而启闭，如果水浸没了“平”字则应当泄水，如果“平”字出于水面则应当蓄水，启闭适宜，当地百姓无旱涝之忧。因此，水则碑利用平水的原理，达到体察灾情、民情，统一调度的目的，是研究水利水文测量、城市排涝防洪水利工程不可多得的实物例证。


②只有洪枯水位刻画。

如：《水经·伊水注》记载三国魏黄初四年（223年）伊阙石壁上的刻画及题词；自唐代已有的长江涪陵石鱼只刻记枯水位等。民间自刻的这类刻画不少，大江河上往往存有前代遗迹。

涪陵白鹤梁“石鱼”

白鹤梁题刻始刻于唐朝广德元年（763）前，现存题刻165段，3万余字，石鱼18尾、观音2尊、白鹤1只，其中涉及水文价值的题刻有108段，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处以刻石鱼为“水标”，并观测记录水文的古代水文站。比1865年我国在长江上设立的第一根水尺——武汉江汉关水文站的水位观测记录要早1100多年，故有“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之称。

图 白鹤梁长江石鱼水标和枯水题刻



图 白鹤梁“刻石记事”



白鹤梁是重庆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由于白鹤梁的梁脊仅比长江常年最低水位高出2-3米，几乎常年没于水中，只在每年冬春之交水位较低时才部分露出水面，故古人常根据白鹤梁露出水面的高度位置来确定长江的枯水水位。从唐代起，古人便在白鹤梁上以“刻石记事”的方式记录长江的枯水水位，并刻“石鱼”作为水文标志。

图 白鹤梁“石鱼”



唐广德二年（764年），长江上游涪陵城下，江心水下岩盘白鹤梁上有石刻双鱼，双鱼位置相当于一般最枯水位，自广德二年至1949年一千余年间，岩盘上出现有双鱼的枯水题记72年次。白鹤梁是长江上游一块长1.6公里的巨礁，每年冬春之交的枯水期才部分露出江面，因此成为三峡先民观测水位变化、预卜农业丰歉的标志。长江上游记录枯水位的石刻尚有江津莲花石、渝州灵石及云阳龙脊石等。

它一共镌刻了一百六十三则古代石刻题记。从中获得了自唐代广德二年（公元 764 年）以来断断续续的七十 二个年份的枯水记录，它说明我国劳动人民距今一千二百年前就创造了富有民族风格的以石鱼作为水标的我国古代最早“水位站”。据考证：宜昌-重庆段枯水题刻可以追溯到大约二千年前的汉光武时期。

③有等距刻画的水则碑，最为常见。

如宋代至明代太湖出口、吴江长桥刻有横道的石碑，用以量测水位，此碑还刻有非常洪水位。吴江长桥另一块刻有直道的石碑为记录每旬水位用，它上面也刻记非常洪水位。

吴江水则碑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曾在都江堰安设石人水尺，这是中国早期的水位观测设施。

之后，隋代开始把石人水尺改为木桩和石碑式刻划水尺，称水则或水志。到了宋代之后便在各地设立水则碑来观测水文。

古代竖立水涯，上刻尺度，用以测定和记录水位变化的石碑，称水则碑。宋代在吴江（今属江苏）竖立两块。左水则碑记录各年的特殊高水位。

宋代吴江上立有两座水则碑，一座可以记载一年内（各月、各旬）的水位变化，另一座可以记载各年的水位变化。

宋宣和二年（1120年），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吴江县长桥垂虹亭旁竖有水则碑。

水则碑分为“左水则碑”和“右水则碑”，左水则碑记录历年最高水位，右水则碑则记录一年中各旬、各月的最高水位。

据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载：“宋宣和二年（1120年），立浙西诸水则碑，…则长桥年碑已立，正在此时。”又云：“今左水则碑已亡，惟右水则尚存垂虹亭右，而无上下二横六直，只有十八细直，直上亦无正月至六月字，只有七月至十二月字。又在石之上截，非若此图在石之中截也。又碑之正中，有正德五年（1510年）水到此，正德六年（1511）水到此之文，连贯写下，字大二寸许，尚隐然可辨。既连贯书在此碑，又无横格为限，所谓尽失古人建置之意者也。”可知右碑亦已更换。

清黄象曦《吴江水考增辑》则称“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当时吴江知县仿原式重刻一块设置原处，称“重刻横道水则碑”，表示不是原来的古碑。据此分析，乾隆时的两碑，均已不是宋代的原物，左碑是“亡”后于乾隆十二年补立的，右碑是损毁于后正德五年（1510年）汛期前仿制立于原处的。

其中右水则碑于1964年时被发现，仍立于长桥垂虹亭旧址北侧岸头踏步右端。在碑面刻有“七至十二月”的六个月份，每月又分三旬的细线，还有“正德五年水至此”、“万历卅六年五月水至此”等题刻字迹四处（见《水文》1982年第5期，胡昌新，“从吴江县水则碑探讨太湖历史洪水”）。左水则碑早于明清之际损毁。

明代沈启《吴江水考·水则考》载有对吴江水则碑的用途以及历史上几次洪水情况的叙述。

“横道水则石碑，长七尺有奇，树垂虹亭北之左。碑面刻横道七条，每条条为一则，以下一则为平水之衡。水在一则，高低田都不淹；水过二则，极低田淹；过三则稍低田淹；过四则，下中田淹；过五则，上中田淹；过六则，稍高田淹；过七则极高田淹。若某年水至某则为灾，就记某年洪水痕至此。”

原考又载：“正德五年（1510年）犹及见之其横道第六道中已刻有大宋绍熙五年水到此”，“第七道中刻大元至元二十三年水到此”等等。所以左碑是洪水水痕的记录碑。官吏可据以估计农田被淹范围和面积，作为减免田赋的依据。

直道水则石碑，长七尺有奇，树垂虹亭北之右，右面一碑，分上下二横，每横六直，每直当一月，其上横六直，刻正月至六月，下横六直，刻七至十二月，每月三旬，月下又为三直，直当一旬，二季一十八直。其司之者，每旬以水之涨落到某则报于官，其有过则为灾者刻之，法如前。

将每旬水情涨落向官府报告，如过则为灾的，才刻于碑上，记录具体时间。

清黄象曦《吴江水考增辑》卷二引《吴江考》：左水则碑上分为“横七道，道为一则。以下一则为平水之衡。在一则，则高低田俱无恙；过二则，则极低田渰……过七则，极高田俱渰”（沈启：《吴江考》卷二，“渰”通 “淹”。）右水则碑则是记录年内各旬的水位。

图 吴江水则碑样式



碑文为：

“一则，水在此高低田俱无恙；

二则，水在此极低田淹；

三则，水在此稍低田淹；

四则，水在此下中田淹；

五则，水在此上中田淹；

六则，水在此稍高田淹；

七则，水在此极高田俱淹。”

如果某年洪水位特别高，即于本则刻曰：某年水至此。该水则上刻写的最早年代为1194年。由此可知，水则碑不仅是观测水位所用的标尺，而且也是历年最高洪水位的原始记录。

二碑石刻中刻有“大宋绍熙五年（1194）水到处”、“大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水到此”。可见宋代为了统计汛期农田被淹面积，已经建立了水位观测制度，这是我国历史记载的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水位站”。

除了前面所介绍的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碑文题刻，如《黄河图说》碑、《海潮论》碑和苏州立水则碑等。

明成化年间，戴琥出任绍兴知府，守越十年。为加强绍兴河湖水位管理，戴琥在佑圣观前河中设立水则（即水位尺），又在佑圣观内立水则碑，即《山会水则碑》，并做出规定：“水在中则上，各闸俱开；至中则下五寸，只开玉山斗门、扁拖、龛山闸，至下则上五寸，各闸俱闭。”水则碑对宁绍地区山会平原的河湖水位，对不同季节、不同高程的农田耕作及舟楫交通都能照顾到，而且设于府城之内、府衙之旁，便于观察和执行。它从成化十二年（1476）起，使用了60年，一直到三江闸的建成才退役。



流量和泥沙测量——

中国很早就有有关流量测量的记载。

中国西汉末年张戎于元始四年（4年）提出：“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说明他对黄河泥沙作了测验（《汉书·沟洫志》）。

北魏孝昌三年（527年）前，郦道元著《水经注》，元代李好文（约1290年~1360年）著《长安图志》和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靳辅著《河防术要》中，均有这方面的叙述。

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范子渊知都水监丞，在导洛通汴的建议里提及河流间的比较，要“积其广深”，并考虑“湍缓不同”，已经认识到构成流量的面积与流速两个要素。

据《宋史·河渠志》载：“汜水出玉仙山，索水出嵩渚山，合洛水，积其广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视今汴尚赢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缓不同，得其赢余，可以相补。”这里以河流断面面积和水流速度来估计河流流量的概念，在中国水利史上是第一次。

元代李好文的《长安志图》一书中记有计算流量的单位“徼”，指在某一固定断面“量彻入渠水头，深、广、方一尺谓之一徼”。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改修汴渠引洛水为源时，就用这一方法计算水量。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为永定河防汛需要，曾在卢沟桥进行流量测验。光绪三十年（1904年）5月海河测水机构在天津德国码头开始施测流量。

清康熙年间，陈潢（1638年~1689年）有测水法：“水流速，则乃急行人，日可行二百里；水流徐，则缓行人，日可行七八十里，即用土方之法，以水流经过横一丈，高一丈为一方，计此河行几方。”用此法可计算流量。

测雨（降水）量：报雨泽、天池盆、雨量器

“报雨泽”制度

风调雨顺的时候往往能粮谷满仓，旱涝天气就是收成不佳甚至饥寒交迫。在生产和生活当中，古代人开始尝试观察风云变化，衍生出不少关于下雨的谚语，比如“东虹日头西虹雨”、“天现鱼鳞天，不雨也风颠”等等。

图 汉字“雨”从甲骨文-楷体的演变

“雨，水从云下也。”——《说文》

降水，是一种与人类生产生活攸关的重要气象信息。如何对降水的多少进行量度，中国古代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

农作物的收成好坏与降雨量密切相关，因此中国古代一直都很关心降雨量的测定。

我国古代对雨水观测十分重视。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有“微雨”“大雨”“多雨”“烈雨”“猛雨”“疾雨”“霖雨”“足雨”“多雨”“及雨”“毛毛雨”等记载。如果没有大量对雨细致入微地观察，便不可能形成如此细致的分类和描述，说明商代的中原大地已经有了测天占候、安排农事的远古测雨活动。

图 雨水打在路面动态图



而雨雪降落的是否及时，降水量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生活，以及对人类的生存、繁衍影响极大，这就迫使我国古代国家统治阶级重视上报雨量。

在秦代，我国已经有“报雨泽”制度。

《吕氏春秋》中把雨分为时雨、春雨、夏雨、秋雨，还按农耕生产的需要分为甘雨、苦雨、淫雨，按降水量分为大雨、暴雨、多雨等。秦代有了上雨泽，向朝廷上报各地降雨量。上雨泽要报告庄稼得雨、秀穗结实的农田顷数，其中包括雨水不足的农田顷数，雨水太多的农田面积，雨水适宜的农田面积。庄稼遭灾要报告农作物遭受旱灾、暴风雨、水灾、虫灾和其他灾害的农田面积，还要报告新开垦尚未种上庄稼而得到了雨水的农田面积。

1975年中国湖北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中，有《秦律十八种•田律》，凡下得及时而且有利于谷物抽穗的雨，雨后应书面分别报告有抽穗谷物和未种谷物的受雨田亩数。

记述了当时秦国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各地在农作物生长季节要随时向朝廷报告降雨量多少、水旱等灾害和受益受灾田地的面积。

汉承秦制，东汉政府也曾经要求所辖各郡国在从每年立春至立秋整个作物生长期间，随时向中央报告雨水降雨量情况。

《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

东汉时，包括雨、雪在内的降水测量工具已有明确的要求。

雨量器

雨水是流动的，和雪不同，雨水分寸尺丈的计算必须借助于专门的器物，这就涉及雨量器的发明和使用。

起初人们用以测量的器具，便是生活中的一些器皿，如盆、盎等。

当雨水灌满盆、盎，并从盆、盎中溢出时，称之为“翻盆”或“翻盆盎”，又称为“倾盆”。

成语“倾盆大雨”，是不是很形象呢？

图 成语“倾盆大雨”，是不是很形象呢？



最早的测雨器记载见于南宋数学家秦九韶所著的《数书九章》（1247年）。

关于测量雨的明确记录，则见于1247年南宋数学家秦九韶的《数书九章》。

这部书记述当时全国“州郡都有天池盆以测 雨水”，卷四中有四道题是计算降水量的，这四道题是“夫池 测雨”、“圆罂测雨”、“峻积验雪”、“竹器验雪”，是专讲计算各种形状的雨量器的降水量的，包括测降雨量的桶形的天池盆、圆锥形的圆罂和测降雪量的竹器、峻积等。

把雨量器中聚积的 雨水或雪的融水体积除以雨量器的入口面积，就可算出降雨或降雪量的多少来，其实就是降落到水平地面上的雨水或雪水的 深度。但宋朝用的雨量器都是代用品，还没有定型，更没有标准化。

秦九韶的著作反映了统一的计算方法已经出现，但还没有标准的雨量计。“天池”为积水防火的容器，各州郡都有，但形状尚无一定标准。元朝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直到明朝，才有了国家制定的、统一的圆筒形测雨器。

南宋秦九韶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而且是一位农业气象学家，首创精密测算一地雨量、雨水深、雪量、雪深方法。他在《数书九章》序文中明确说：农业生产的丰收与否，和雨量、雪量很有关系，所以其观测很重要。

《数学九章》卷四中列有4道有关降水的算题，分别为“天池测雨”“圆罂测雨”“峻积验雪”“竹器验雪”，这四道题所问的，都是降水折算成平地的雨深或雪厚是多少。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经知道平地的降水量才有代表性。

在宋代，每一省、每一都会城市皆有测雨器的设置，而且以尺、寸、分寸为雨量的单位，以测定雨量的多少，推算某地点的降水量和某地区的面积降水量。

该书第二章为“天时类”，收录了有关降水量计算的四个例子，分别是“天池测雨”“圆罂测雨”“峻积验雪”和“竹器验雪”。其中“天池测雨”所描述的“天池盆”已经和现代气象观测所使用的雨量筒非常接近了，而方法上则采取“平地得雨之数”来度量雨水，堪称世界上最早的雨量计算方法，为后来的雨量测定奠定了理论基础。

书中也把“降雪”也纳入“降雨量”的范畴，在降雪量测量方面，只实测降雪的厚度，并没进一步折算为降水量。

古人测量降水分为测雨和测雪两部分，从南宋秦九韶《数书九章》中记载的数学题来看，分别有“天池测雨”“圆罂测雨”和“峻积验雪”“竹器验雪”等几种方式。

其中“天池测雨”法，是用天池盆来收集雨水，通过计算获得准确的地面降水量：

“问今州郡都有天池盆，以测雨水。但知以盆中之水为得雨之数，不知器形不同，则受雨多少亦异，未可以所测，便为平地得雨之数。假令盆口径二尺八寸，底径一尺二寸，深一尺八寸，接雨水深九寸，欲求平地雨降几何？”

答案是：“平地雨降三寸。”。精确算出的结果是二点九四寸，相当于九十八毫米。

秦九韶于1247年在《数书九章》中阐明“平地得雨之数”，所用的计算方法，在理论上是科学的、完备的。

天池盆并不是专用工具，而是预防火灾、积蓄雨水用容器。圆罂则是一种小口大腹的积水（酒）器皿，先秦时的守城工具中就必备“罂”，用之盛水。《墨子·备城门》称：“用瓦木罂，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且用之。”

“天池盆”“圆罂”“峻积”“竹器”都取自生活实用器，虽比较简陋，却是事实上的“雨（雪）量器”。

图 宋代“测雨器”圆罂



《宋史·河渠志》记有：“黄河随时涨落，故举物候为水势之名。”用不同时期植物生长的不同情况，来表达不同月份来水的变化，如“桃华水”、“菜华水”和“麦黄水”等名称。还有称为“信水”的，是说：“自立春之后，东风解冻，河边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则夏秋当至一尺，颇为信验，故谓之‘信水’。”这里已含有经验。

到了明清时期，测风量雨有了集中的场所——观象台，不仅有气象观测，还有天文观测。

各地州、县，也负有观测任务，凡有灾异现象，特别是风灾、雨灾等气象灾害，都必须呈奏，诸如《晴雨录》《雨雪粮价》之类，各地官员也有大量的有关当地天气、气候及气象灾害的奏折。如今，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珍藏着大量的古代有关天文地理、黄河水文、气象灾害方面的资料。

明朝时，也出现了较为标准的降水测量器。明永乐末年，朝廷备有全国统一的“雨量器”，供给地方州县使用，方便上报降水情况。

正统七年（1442）更出现了有标准的铜制雨量器，而欧洲在近200年后方才有这样的雨量器。

明代从洪武年间（公元14世纪后半叶）开始，就很重视测雨，要求全国州县的负责官吏按月向中央上报雨水情况。

顾炎武的《日知录·卷十二》记载：“洪武中，令天下州县长吏，月奏雨泽”“永乐二十二年十月，通政司请以四方雨泽奏章类送给事中收储，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泽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县雨泽章奏乃积于通政司。”当时各州县均配有统一的雨量器，一直配发到朝鲜。

明太祖出身于农家，生长在灾荒特多的淮北凤阳地方，他深知水旱对农业生产的利害关系。所以当他得天下后，就在1368年下令各州县每月向中央奏报降雨情况。以后有关部门有所松懈，明仁宗很不高兴，再次强调 各地上报降雨情况都应立刻传送皇帝亲阅。

值得一提的是，在配发标准雨量器的同时，明清两朝还要求地方认真记录气象数据。据顾炎武《日知录》，洪武年间，朱元璋“令天下州县长吏，月奏雨泽”；明仁宗对地方上报的雨水奏章更是“亲阅焉。”。

这一制度还传到了朝鲜等国。今朝鲜历史文献馆中还保存有明代皇帝关于测雨所下的诏书。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朝廷已将雨量计统一 颁发各州府县，并远传朝鲜等国。

1441年，朝鲜制成铁质测雨器，次年改用铜制，并刻有标尺。

朝鲜李朝世宗将其置于雨云观石台上，又向全国颁布测雨器的大小、制式，要求各地仿造。

现在朝鲜历史文献馆中一个花岗岩石台上还有1770年5月李朝英宗仿世宗朝旧制所制造的测雨器，置于石台正中凹下的圆穴之中；石台正面刻有“测雨台”和“乾隆庚寅五月”等字样。

当时英宗亦下令朝鲜各地“皆造置，俾审雨泽多少，以测雨尺 寸几何，驰启以闻”。

朝鲜的《文选备考》中记载有雨量器的尺寸，长一尺五寸，圆径七寸。到清康熙、乾隆年间，陆续颁发雨量器到各县。日本人和田雄治先后在大邱、仁川等地，发现乾隆庚寅年（1770）所颁发给朝鲜的雨量器。

清初，各州县开始有雨雪分寸记录，包括下雨、雪过程的起 始时间，下雪深度和雨水人土深度，以及晴、阴、雷暴等天气现 象的记录。

清代还设计出专业气象观测簿《晴雨录》，阴、晴、雨、雪、雷电、风向等都在观测范围内，逐日记录，国家第一档案馆收藏了不少当年地方呈报给朝廷的《晴雨录》。

在苏州、杭州等地还增加风向、霜冻等观测项目。各地每年编一本《晴雨录》呈报皇帝，现存全国比较完整的雨雪分 寸记录自1736—1909年。

各地记录中以北京记录最长，自 1724—1903年的180年中，北京每次下雨下雪的日期和时辰、降水性质及雨雪分寸等，都有详细记载。

清朝的雨量器已接近现代，上面刻有标尺。康乾时期，清廷将这种改进后的雨量器发到地方各州县，连朝鲜都发了，至今朝鲜国家历史文献馆里还保存着清制雨量器。

图 乾隆测雨台



与现代测雨工具最接近的当属“乾隆测雨台”了，它以黄铜制造，为圆筒型，筒高一尺五寸，圆径七寸，置于测台之上，用于量雨，测台正面书有“测雨台”三个大字，旁边则是“清乾隆庚寅五月造”的字样。

中国雨量器与欧洲的雨量器

测雨器的使用推动了我国古代气象观测记录的发展，丰富了气象观测内容。欧洲直到1639年才由意大利人卡斯太里开始制作第一个雨量器。

之后就欧洲就突飞猛进了。

1610年，意大利的圣托里奥发明铰接叶片式的第一架流速仪。1628年，意大利的B.卡斯泰利提出测量河渠流量的方法，并于1639年创制了欧洲第一个雨量筒。

1663年英国C.雷恩发明了自记雨量计，并与R.胡克共同创制了翻斗式自记雨量计。英国的E.哈雷于1687年创制成蒸发器。

法国H.皮托于1732年发明了皮托管──测速仪，可测定不同深度的水流速度，使人们对河流断面上的流速分布有了新的认识。
1762年，意大利的P.弗里西发表了《河流水文测验方法》一书，总结了水文测验的发展。

1790年,德国人R.沃尔特曼发明转子式流速仪，其后1870年，美国的T.G.埃利斯发明了旋桨式流速仪；1885年，美国的W.G.普赖斯发明了旋杯式流速仪。

1886年，美国的C.赫歇耳根据G.B.汾丘里的水流脉动理论，研制成新的流速仪──汾丘里测流仪(venturimeter)。这一系列仪器的发明和使用，为水文定量观测和水文科学实验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意大利的L.达·芬奇提出用浮标法测流速，是西欧水文定量观测的先导。他首创水的连续性定理，阐明了明渠流边界阻力，正确地区分了水流速度和波浪传播速度。

中国的陈潢在17世纪提出了河道横断面面积与水流速度相乘得流量的计算方法，并用浮标法测定流速。

H.K.埃舍尔·冯·德尔·林特于1809～1821年在上莱茵河的巴塞尔附近从事流量测量，并计算逐年的年流量。


但是，早在1535年中国刘天和已经创制了乘沙量水器，即泥沙采样器和盛沙样的工具。

中国的万恭于1573年成书的《治水筌蹄》中记有仿照“飞报边情”的办法，创立了从上游向下游传递洪水情报的制度，使水位观测直接为防洪服务。

现在已经说的太多了，中国古代早就有水文观测了，也有测量计算流量的记载，就是到了明代以后，记载变少了，没了，然后欧洲突然什么都会了，“发明”了很多东西，好像没中国人什么事了，满清以后，欧洲各国都接管了.........

清雍正二年（1724年）北京开始记录逐日天气和降雨、降雪起止时间、雨雪大小的定性描述，称《晴明风雨录》，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停记，共连续记录180年。

长江流域最早的降雨观测为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在南京鸡鸣山观象台，最早有连续记载的雨量站是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建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由天主教堂兼办。

徐光启后代在自己家都可以建观象台了，还由天主教堂兼管，或者说天主教堂把观象台建在了徐光启及其后代生活的地方（徐家汇），很有意思啊！

在中国，观象台怎么可能是随便建造的呢？但是，为什么耶教却可以呢？而汉人在满清一朝排斥在钦天监外，全部由传教士管理......真是令人惊讶啊！

清乾隆元年（1736年），中国绘制乾隆元年二月初二至初五的降雨等值线图。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俄国教会在北京进行连续降水量观测及其他气象观测，后由帝俄中央科学院继续进行至光绪九年（1883年）止，是中国最早开始引用西方技术作长期连续观测和记录降水量的测站。

其后，入侵的外国势力，凭借其取得的在华传教和通航的特权，在中国沿海及内地相继由教堂、海关设立测候所观测降水量：如香港（1853年）、上海（1873年）、汉口（1880年）、福州（1880年）、温州（1883年）、北海（1885年）、九江（1885年）、烟台（1886年）、镇江（1886年）、台中（1891年）等地，均先后由外国人开始观测。

信不信随大家了，反正，因为现在西方的“先进”，说中国古代其实也很“先进”，但是说的多了，对于现在自诩“先进”“现代”的中国人来说，都是“复古”瞧不起看不上了，西方伪史洗脑还是很厉害的！

真的，找到的很多资料里都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出现问题，还都是传教士和中国信徒一起做的好事，各种给中国“送科技”，就是实际上欧洲却很晚才有一点点相关信息和知识，却总是当成是欧洲自己的，不管两者多么相似，多么不可能，就是得不出西方“抄袭”中国的结论，只敢下中国“落后”的结论！

拒不承认当时的西方就是非常原始落后.........根本不可能比明代“先进”，西方抄袭消化中国的科技文化成果也需要时间的啊！

到底是怎么“落后”的，恐怕还需要找到明代和满清时期的相关资料，但是，由于历史遭到篡改，现在接受的历史都是从“明代”落后的，满清就更落后了，后来很惨的确是事实，这中间满清和传教士，以及中国耶教徒在其中做了什么，恐怕还需要更多资料才能知道吧！

潮汐表

潮汐通常指由于月球和太阳的引力而产生的水位定期涨落的现象。我国古代很早就开始系统编制潮汐表，至唐宋时期达到鼎盛阶段，唐宋潮汐表的编制时间早于欧洲最早的伦敦桥涨潮表。潮汐表分为理论潮汐表（即天文潮汐表）和实测潮汐表两种。

潮汐是一种近海岸处发生的海洋水文现象。我国古代有大量的潮汐记载，并有不少潮汐论著，还出现不少潮汐学家。由于航运、渔业、制盐、海 战和潮灾预防等活动迫切需要知道潮汐时间和强度，古代编制了不少潮汐表，其中又以唐宋时期的表最出名。

人们发现，海水每天都有两起两落，两次涨潮所经过的时间平均是12小时25分，第二天涨潮的时间会比前一天平均推迟约50分钟，这正是月球的中天每天推迟的时间。

由于地球自转，在月球连续两次经过某地的子午线的时间间隔-24小时50分内，地面上每一地点都会经历从最近到最远的变化，因此会产生两次涨潮两次落潮的现象。

记住“初一、十五，中午满肚”，农历初一、十五日中午十二点水位最满，每个月循环一次，也就是二十四小时除于三十天，每天增加0.8小时，也就是推晚48分钟。

潮汐预报表的简称。它预报沿海某些地点在未来一定时期的每天潮汐情况。

在航运方面，有些水道和港湾须在高潮前后才能航行和进出港；在军事方面，有时为了选择有利的登陆地点和时间，就必须考虑和掌握潮汐的情况；在生产方面，沿海的渔业、水产养殖业、农业、盐业、资源开发、港口工程建设、测量、环境保护和潮汐发电等，都要掌握潮汐变化的规律。潮汐表就是为这些方面服务的。

潮汐表一般包括主港逐日预报表（通常有高潮和低潮的时间和潮高，有的港还有每小时的潮高）、附港差比数、潮信和任意时刻的潮高计算等内容。

《诗经》中，多次出现“海”字，并有江河“朝宗于海”的认识。西汉时期，已开辟了从太平洋进入印度洋的航线。

早在东汉时，马援在琼州海峡两岸建立了“潮信牌”。

据记载，三国时出现了中国第一篇潮汐专论──严畯的《潮水论》。

明代时，出现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地区性海产动物志──屠本畯的《闽中海错疏》。


窦叔蒙涛时图

窦叔蒙完成了一部研究海洋潮汐的《海涛志》，又名《海峤志》，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潮汐学专著。在书中，他依据潮月同步的原则，应用天文历算法，计算了自唐宝应二年（763年）冬至，上推79379年的冬至之间的潮汐循环次数。此外，他还制作了一种便于查阅一个朔望月中各日各次潮汐（高潮）时辰的涛时图，被称为《窦叔蒙涛时图》，此推算图为理论潮汐表。

唐代窦叔蒙根据东汉王充“涛之起也，随月盛衰”（《论 衡·书虚篇》）原理，运用当时天文历法推算月亮周日视运动（实际是太阳 日）的方法，来推算潮汐周期，使正规半日潮区的理论潮时达到相当高的精 度（和历法精度一致）。

他首先引入了历法中作为起算点的所谓“七曜同度” 的“太初上元”，并把它作为潮汐的起算点。然后他推算自太初上元冬至到 唐代宝应二年（公元 763 年）冬至这一漫长时期的日数和潮汐次数。计算结 果得时间是二千八百九十九万二千六百六十四日，得潮汐是五千六百另二万 一千九百四十四次。由此可知潮汐周期是十二时二十五分十二秒，潮汐逐日 推迟五十分二十四秒。这个数字和现在计算结果相差很小。

《海涛志》中记载：“涛时之法，图而列之。上致月朔、朏、上弦、盈、望、虚、下弦、魄、晦。以潮汐所生，斜而络之，以为定式。循环周始，乃见其统体焉，亦其纲领也。”图表横轴是月相变化，纵轴为十二时辰。把代表月相和此月相时的月亮经过上、下中天（即潮汐出现高潮时）的时辰坐标连接成斜线，就构成一个朔望月的潮时推算图。

为了实用方便，窦叔蒙便把高潮时刻作成直观的图表。这图表现在已经佚失，但从他的《海 涛志》中有关记载可以初步复原的。这图表的横坐标是一朔望月内各月相（按 朔、胐、上弦、盈、望、虚、下弦、魄、晦排列）。纵坐标是每次高潮时刻。

他把代表不同月相的高潮时刻的点都标在坐标相应地方，然后把这些点联结起来，便形成一条条斜线。用这图表可以根据当天月相查出高潮时刻。

《海潮图》

燕肃（公元961-1040年）字穆之，青州（今山东青州市）人，著名科学家。晚年中进士，官至龙图阁直学士、礼部侍郞等。为官期间先后用十年时间，潜心研究海潮，足迹遍及东南沿海。

于隆兴元年（公元1022年）著有《海潮论》，认识到日月的吸引是形成海潮的原因，指出一月之中朔望潮大，上下弦潮小的科学论断。并对潮候进行了推算，数据精确。他对钱江潮形成特点作了解释，继而将《海潮图》刻于石碑。

《张君房潮时图》

宋代张君房继承和发展了《窦叔蒙涛时图》，对横纵坐标的时间单位进行了更为精细的划分，绘制出《张君房潮时图》，“今循窦氏之法，以图列之，月则分宫布度，潮则著辰定刻，各为其说。行天者以十二宫为准，泛地者以百刻为法。”

此外，张君房还推算出潮时逐日推迟约3.363刻（当时规定一天为100刻）。后来，燕肃（约960—1040年）考虑到大尽（大月30天）、小尽（小月29天），所以采用了两个潮汐逐日推迟数，即大尽为3.72刻，小尽为3.735刻，从而使推算更加准确。


《四时潮候图》

燕肃之后，理论潮汐表未见明显进步，实测潮汐表则迅速发展起来。鉴于各地区地形、水文等存在差异，实际潮时与理论推算有出入，在这种情况下，区域性的实测潮汐表则显得更为实用，其中水平最高的当推钱塘江潮汐表。

四时潮候图是唐代宝应、大历年间（公元八世纪中后期）浙东人士窦叔蒙通过对潮汐精密的观察，总结出一套钱塘江潮汐的推算方法，提出了一种“图表法”，这是一种具有纵横两轴的坐标系统，纵轴为时辰，横轴是日期，直观地标出每天的高低潮时，这种方法比欧洲最早（13世纪）的英国伦敦桥涨潮时刻表要早四个多世纪。

到了北宋至和三年（1056年），经吕昌明重订的浙江临安（今杭州市）春秋季高潮时刻表也要比伦敦桥涨潮时刻表早两个世纪。

北宋时吕昌明编制了仁宗至和三年（1056 年）杭州 的钱塘江《四时潮候图》。这是实测潮汐表，因此不仅更符合实际潮时，并且还记有潮高（潮的大小）。所以比理论潮汐表实用价值更大。

图 《淳祐临安志》卷十《浙江四时潮候图》

吕昌明编制了钱塘江的实测潮汐表——《浙江四时潮候图》，该表分春秋、冬、夏三部分，记录每天高潮的时辰。明清实测潮汐表编制工作有了更大发展，各重要海区都编制了形式多样的实测潮汐表。

明朝官吏宣昭，仁和（杭州）人，著有《浙江潮候图说》一文，曾将 《四时潮候图》刻石碑于钱塘江岸浙江亭墙壁上，据宋潮《淳祐临安志》记载，浙江亭在钱塘旧治南到县一十五里，据考证，此亭在钱塘江北岸南星桥三廊庙码头栈桥旁侧，是当年过江渡口， 今已无实物留存。

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 1086 年），沈括指出一个地方 的实际潮时比理论潮时往往要迟一些，随着离海远的程度，涨潮时间也要相 应延迟。这实际上是给“港口常规时差”下了明确的定义，并且显示了各港口、渡口编制实测潮汐 表的必要性。这就推动了实测潮汐表工作的发展。因此英国学者李约瑟曾指 出：“说到潮汐表的系统编制，中国人显然早于西方”。

潮候掐算法

民间的潮汐计算知识。

我们知道，钱塘江潮汐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月亮运动，同时又与出海口的地形地貌有着密切关系。随着出海口地形地貌的不断变迁和天文气象的种种因素，每年潮汐的时间和潮高都在发生着变化。潮汐计算知识已然成为一门学问。

历史上，唐代窦叔蒙《涛时图》、宋代吕昌明《四时潮候图》等，都曾在这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而在钱塘江出海口，则还有一种民间知识，历来在民众的口耳间世代相传而未能载人史册，因而尤其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普查中，杭州市上城区有关部门发现，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位郑鑫权老人，在他的记忆里，就保存着弥足珍贵的关于潮汐计算的民间知识。

郑鑫权所掌握的潮汐计算知识系家族世系传承。他的祖父郑乃升（1883年生），是清末民国初钱塘江上著名的船老大，以打渔划船为生。他掌握的这一民间知识传给了他的儿子郑永标（1906年生），郑永标的儿子郑鑫权（1930年生），年轻时也是船工，他继承了祖父和父亲的事业，十分熟悉钱塘江潮汐计算的民间知识，后来担任钱江航运公司航监室主任的职务，负责钱塘江潮水的预测和计算。他所掌握的这一民间知识系统，是钱塘江出海口的船工们世代口耳相传的，有人认为其准确程度比水文局的潮汐图还要高，理当受到文化史的重视。

据调查，这种民间知识大致可归纳为搭滩估测法和小船斗潮估测法两种。

搭滩估测法

高潮时间=0.8小时×[农历日期—1（或16）]+高潮间隙。这个算式可以算出一天中的一个高潮时间，然后再通过在高潮处搭滩看到潮高，预测下一个点的潮高。

小船斗潮估测法

当潮水从喇叭口进入时，运用岸边的搭滩与水位的高低落差，再根据月相的变化，来预测下一个地点的潮高。总之，这是运用潮差和小船的差来预测潮高。

这样一种民间知识体系的价值之高，不言而喻。郑鑫权老人一辈子积累下来他亲手绘制的钱塘江历年水文记录图表，比档案部门的材料还要来得珍贵。而如今却后继乏人，附近没有年轻人愿意向他学习这一弥足珍贵的民间知识体系。这一体系的传承已经出现濒危现象，真是太可惜了啊！

瓯江口潮候掐算法

因受潮候文化的影响，瓯江沿岸及附近一带至今仍保留着较为丰富的潮候遗存。泰顺县等地至今仍保留有民间生产习俗：按潮候播谷。即清明节前后播种育秧时间择在潮水平时进行。

据农民经验，如此可免谷种“浮走”而引起秧苗疏密不匀和不同秧掺杂。而瓯江口沿江沿海的乐清、永嘉、龙湾、洞头、玉环（楚门）等地潮候谚语、潮候计算方法等海洋文化遗存尤其丰富。挂蚊帐要在落潮的时候挂，住新房要在涨潮的时候进屋。潮候掐算法就是瓯江口下游段入海口沿江沿海一带具有较普遍流传的民间（知识）传统技艺之一。它具有流传较普遍、实用、简便、易记、趣味性强等特点。

掐算方法：

1、翻转你的左手，用大拇指掐着你的四个指头上的指节，顺时针方向，从食指最下一节数起，一直数到你要算的农历日子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四个角头位置各数三天，中指、无名指下节也三天，其余两天）。

2、然后将无名指最下一节位置为“子”时，按时辰顺序（也可按时钟顺序）并顺时针方向念到你记住的“日子”位置，便是涨潮的（大概）时间了。

有了涨潮的时辰，对应的三个时辰后，便是平潮时辰了。

图 瓯江口潮候掐算法



瓯江口潮候掐算法，是民间用来记算潮候的“土”办法之一，是当地人民长期以来与大自然斗争过程中摸索积累的民间知识和技能，是浙南地区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融通历史与现实，系浙南沿海地区海洋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形式简单明了，易学易记，广泛应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如航运、军事、生产等。但是，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乐清当地经济模式的转变，该掐算法正逐渐淡出人们的生产生活，大有日渐消亡之趋势。

不过，由于西历占据了“正统”地位，这些夏历（农历）相关的知识文化难以为继，就这么失传了，太多人不懂中国阴阳合历的先进之处了，更加因为“西历”的地位导致很多人不知道夏历年月日，因为日常生活中用到的太少了，所以，人们逐渐就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