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葭灰占律

《太元经》曰：“冬至及夜半以后者，近元之象也。进而未及，往而未至，虚而未满，故谓之近元也。”又曰：“调律者，度竹为管，芦莩为灰，列之九闭之中，漠然无动，寂然无声，微风不起，纤尘不形，冬至夜半，黄锺以应。”

那这个立日（日晷）跟音乐有关系吗？当然有。

秦汉时代人们是用观测日晷和星象等方法来确定节气的。《后汉书律历志》“截管为律，吹以考声，列以物气，道之本也。……故陈八音，听乐均，度晷景，候钟律，权土炭，效阴阳，……效则和，否则古。

《史记·天官书》载：

“冬至短极，县土炭，炭动，鹿解角，兰根出，泉水跃，略以知日至，要决晷景。”

这是说，测定冬至主要看晷景，但也采用其他辅助手段。其中，“鹿解角，兰根出，泉水跃” 是冬至时节的物候现象，“县土炭”则是以炭测定空气湿度以帮助确定冬至点的办法。炭吸附性和透气性均好，易燥易湿，人们在实践中懂得“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淮南子·说山训》）。

“县土炭”候气的具体方法，是把等重的土和炭分置“衡”的两端，冬至到来时，空气干燥，炭首先变轻而上翘；夏至到来时，空气潮湿，炭首先变重而下沉。这实际上是一种天平式的“湿度计”。

对其机理，《淮南子·天文训》解释说：“日冬至则水从之，日夏至则火从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阴胜。阳气为火，阴气为水，水胜故夏至湿，火胜故冬至燥。燥故炭轻，湿故炭重。”

这个办法后来又有所改进，用铁代替了土；因为铁受空气燥湿的影响比土还小，更适宜作为对空气燥湿反应敏感的炭的参照物。孟康曰：《天文志》云“县土炭”也，以铁易土耳。先冬夏至，县铁炭于衡，各一端，令适停。冬，阳气至，炭仰而铁低。夏，阴气至，炭低而铁仰。以此候二至也。

这是一种简单而巧妙的测量湿度的方法。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测湿仪。

《淮南子·泰族训》则进一步说明了测湿仪的工作原理：“夫湿之至也，莫见其形而炭已重矣；风之至也，莫见其象而木已动矣。”西汉这种“测湿仪”是利用炭吸湿性强的特点，借助天平原理实现测湿目的，比达·芬奇于十五世纪时设计出的湿度计要早一千多年。

除了土炭或铁炭测湿外，还有律管候气法，这就是有详细数据证明的侯气法。

古人将十二根律管（竹管）里塞入葭莩的灰，只要到了某个节气，相对应的那一只律管中的灰就会自动地飞扬出来，这便是“吹灰候气”。竹管中发出的声音就是“十二律”：黄钟、 大吕、太簇 、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立春发出的音就是第三个“太簇”音。这十二种音乐代表十二节。（单数为节、双数为气，合称节气。）

据《后汉书律历志》记载，在一个密闭的室内，把端部塞上葭莩灰（芦苇膜烧的灰）的十二支律管，按一定的方位加以布置进行观察，主要是候十二月之中气。原理是气有升降浮沉，凡天气行一度，则地气行25里，地气若与天气交，可以上腾250里，一年行365度，每到一个节气，则地气开始从地隙上腾，这时，与该节气相应的那支律管中的灰就会上腾，这样，便可以查出律管上腾的度数和鸣吹出律管的音高，并确定了音高的振动频率。

这种把律管的长短和天地之气联系起来的实验，解决了五气、五藏与五音、五色、五味以及度量衡等万事万物相应的天人合一的数据，这样，人们把不同音频的乐音同一年中的不同时令，同该时令的气候、物候联系起来了。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是天“气”在一个回归年中，有二十四种天气变化和七十二种不同的物候现象表现，同时造成了不同季节中声、色、味的不同。因此，五音、十二律吕可以说是关于“气”的量化的一种准确的表达。

音乐中使用的五声音阶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中国古典律学中，五律之宫商角徵羽，对应五行之土金木火水，五方之中西东北南，而且与节气相联系，与地气的吹动律管葭灰相联系。正因为风与地域和音乐都有密切关系，所以古代把民歌叫“风”。《诗经》中“风”“雅”“颂”，“风”即指各地的民歌。

《吕氏春秋·音律》也记述了音律与节气的关系原理：“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古籍中常风气同用，候管所候不同时节的气，实际是就是不同时节的风。故中医也有“候气”之说。

《六家诗名物疏》引《翼氏风角》说：“风者，天之号令，所以谴告人君者也。”东汉的郎顗、蔡邕都说过风是“天之号令”的话。

《庄子．齐物论》说“大块噫气，其名为风”。风就是天地的呼吸呃逆，山石、林木、洞穴等，就像天地的鼻子、嘴巴、耳朵，这些窍穴作各种不同的应和，就形成各种形态的风，形成所谓人籁、地籁、天籁。

《天中记》引张奂的话说：“风为号令，动物通气。四正四维风者，阴阳乱气激发而起者也。犹人之内气因喜怒哀乐激越而发也。故春气温，其风温以和，喜风也；夏气盛，其风飙以怒，怒风也；秋气劲，其风清以凄，清风也；冬气实，其风惨以烈，固风也。”。

所以，中国古代除了观察“气”，也要观察“风”，这就产生了侧风向的仪器，著名的就是“相风乌”。

秦汉时代的纬书又把易数与历法结合起来，以八卦配八风（八节），以坎、离、震、兑四正卦之二十四爻配二十四节气，以十二消息卦，每卦六爻，凡七十二爻，配一年七十二候，形成所谓“卦气说”。

例如《易纬·通卦验》：“立春：雨水降，条风至。雉雊，鸡乳，冰解，杨柳椲。晷长丈一尺二分。青阳云出房，如积水。当至不至则兵起，来年麦不成。人足少阳脉虚……雨水，冻冰释，猛风至，獭祭鱼，鸧鴳鸣，蝙蝠出。晷长九尺一寸六分，黄阳云出亢，南黄北黑。当至不至，则旱，麦不为。人足手阳脉虚……”

每个节气都有相应的描述，这些叙述中包含了人们长期积累的关于节气、物候和天象等方面的知识。

在纬书中甚至出现了用地球的运动来解释节气产生的理论。《尚书纬·考灵曜》记载：“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中行，南而东三万里；春秋二分则其中矣。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而不觉也。”

地球四时不停运动着。冬至地球偏北，相对来说太阳偏南；夏至地球偏南，相对来说太阳偏南。而分至等节气正是由此而又产生。这是科学史上十分重要的创见。何以得知地球是运动的呢？

《春秋斗运枢》说：“地动则见于天象。”这是应用运动相对性的原理，以日月星辰的变化推导出地球的运动来；同时用“闭舟而行”对“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作了通俗易懂的解释。

其实，天文历法节气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了。

测风（风向、风力）

在我国古代很早就注意观测天气气候的变化。殷商时代的甲骨文里，就有文字记载气象方面的观测资料，殷墟甲骨文卜辞中也有天气预测和实况的记载。

图 记载天气现象的甲骨文



风，是古人早期最重视观察的气象之一，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已设“风后”专门测风。

晋王嘉《拾遗记》中便有“帝使风后负书”的说法，“风后”就是原始的负责测风的“气象工作者”。

古人最早使用的测风工具是一种候风旗，称为“斿”或“旒”，其实就是有飘带的旗子。这种最原始的测风仪虽然简单，但方便实用，现代海军帽佩飘带就是受到候风旗的启发，方便观测海风。

《淮南子齐俗训》中有：“俔之见风也，无须臾之闲定矣。”即“伣”，《淮南子·齐俗训》谓：“伣之见风，无须臾之间定矣”。高诱注：“伣，候风之羽也，楚人谓之五两。”（《北堂书钞》引作许慎注）《文选》录晋代郭璞《江赋》有“觇五两之动静”之句。

所谓“俔”，即在风杆上系上布帛或长条旗用来测定风向，当时主要用于农事或战争。

汉代的《尔雅释言》中对俔解释为：“闲俔也，《左传》谓之谍，即今之细作也。” “俔”被《左传》称之为“谍”，就取侦察风向之意。由此看来，俔的使用当时已很普遍。

在古代，测风向的仪器，称之为伣。伣的制造很简单，找一个风杆，在风杆上系上一条丝帛，做成长条的“旗”，也可以称作为“示风器”。在上面系上一个铃铛，挂在高杆上，当风吹过的时候，铃铛自然就会发出声音。一般还会专门有人负责实时监看旗被吹动的方向和监听铃铛发出的声响，然后以此来报风向。

由此，我们又知道了“风铃”，又叫“风铎”的由来，来源于测风向。

风铎、风铃

占风铎是一种测风的器具。

檐马也名“铁马”，“风铎”，檐马是现代风铃的前身。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占风铎，主要用于占卜。古人有用它判断风向的。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占风铎》：「岐王宫中于竹林内悬碎玉片子，每夜闻玉片子相触之声，即知有风，号为占风铎。」

唐朝时，唐睿宗的儿子歧王其宫中竹林里挂了许多玉片，听玉片的碰撞声判断风的方向。这些玉片就是占风铎。

《西京杂记》在卷一中提到，汉成帝时长安昭阳殿“上设九金龙，皆衔九子金铃”，这九子金铃就是最早的一种风铃了。昭阳殿是汉武帝时所建的后宫，成帝的皇后赵飞燕就住在那里。

《宋史·礼志》记载：“明堂庭树松梓桧， 门不设戟，殿角皆垂铃。”。

图 中国古建筑屋檐角下挂的“风铃”，也叫“风铎”



中国古人在古建筑屋顶四角挂的风铃，是以「风吹玉振」的声音，听风吹送美妙动听之乐，这是自然之声，又是多么的惬意啊！


古代的铜钟，若依其功用来区分的话有四；

一是乐钟；

例如，

《论语．阳货》：「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说文解字》：「钟，乐钟也，秋分之音。」，以及《九阳钟铭》所说：「钟乃吉乐，制于圣人；不可不播，可扣可闻；固将设之，以飨嘉宾；固将奏之，以和鬼神；岂特于斯，仍告朝昏。」；

《汉书．律历志上》：「五声之本，生于黄钟之律。」；

《金史．礼志》：「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大簇为征，应钟为羽。」．．等。

二是朝钟：

例如，

《楚辞．卜居》：「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天工开物．钟》：「凡钟，为金乐之首，其声一宣，大者闻十里，小者亦及里之余。故君视朝、官出署，必用以集众．．」．．等。

三则是法钟：也就是佛道两教所常用的铜钟；

例如，南朝庚信《陪驾幸终南山和宇文月史》所说：「戍楼鸣夕鼓，山寺响晨钟。」

；唐张继《枫桥夜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唐李成用《山中》诗：「朝钟暮鼓不到耳，明月孤云长挂情。」．．等。

四是报时钟：

例如，

《周髀算经．卷上》：「冬至、夏至，观律之数，听钟之音。」；

《群谈采余》：「钟声晨昏叩一百八声者，一岁之意也。盖一年有十二月，有二十四节气，又有七十二候，正得此数。」；

《百丈清规》：「大钟，丛林号令资始也，晓击则破长夜，警睡眠，暮击则觉昏衢，疏冥昧。」；

目前人们常用的「钟头」，就是铜钟报时的由来；即使是现代校园内的上下课，依然以铜钟声报时；．．等。

五是警示钟：

例如，

《唐制》：「学士院深严，悬铃索备警，长庆中，河北用兵，常夜作声以鸣缓急。」；

《清史稿．礼志》：「警跸鸣钟鼓。

而这些代表铜钟的小铜钟，最常见的就是铜铃；所谓《广雅．释器》所云：「钟，铃也。」的思维。

事实上，无论是钟声或是铃声，除了上述的作用外，在古人的心中，也有声威警示及平和静心的功用：

例如，《左传．桓二年》：「锡鸾和铃，昭其声也。」；《尔雅．释天》：「旌旗有铃，曰旗。」，是属于声威警示的功用。而《宋史．礼志》：「明堂庭树松梓桧，门不设戟，殿角皆垂铃」，则是有平和静心及养性的意涵。

钟和鼎一样，都是古代皇权的象征；所以有「钟鸣鼎食」及「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说。

铜钟也是古代礼制中，也是表示社会阶级的地位的：

《周礼》所谓：「正乐悬之位，王宫悬（注：四面悬钟）、诸侯轩悬（注：三面悬钟）、卿大夫判悬（注：两面悬钟）、士特悬（注：一面悬钟）。」。

寻常百姓根本没有悬钟的资格，因此，铜钟在古代的社会里，也是一种身分地位的表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建筑上悬铜铃的原因之一，如果没有悬钟的象征意义，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在建筑上悬铜铃，所谓的古建悬风铃是由佛教而来，就是胡说八道了！

这是佛教沿用中国古代测风向以及悬钟之意，使用在佛教建筑当中，以示佛教建筑等级高，且又有「风吹玉振」之声，一举两得！

相风鸟

西汉时期以后，除了伣以外，还有了一种测风向的仪器，叫做“相风鸟”。

大约从汉代开始，中国的测风工具就有3种类型：

一类是候风綄、伣和旗类，这类工具使用得最早，使用范围也是最广的；

一类是铜凤凰、铁鸾，用于宫廷、寺院等处；

一类是铜乌、相风木乌，由宫廷普及于民间。

各种测风工具不仅用于陆地，也广泛用于江河和海上水路交通。

古人使用较广的测风器有“相风乌”。“相风乌”也称“伺风乌”，有木制和铜制两种，传说发明于舜禹时代。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建的建章宫上立有“凤阙”，此阙得名便因上立铜质相风乌——凤凰造型的测风仪，人称“铜凤凰”，俗称“铜雀”。

关于相风鸟有这样一段描述：“铸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当有风的时候，相风鸟下的转枢会随着风进行转动，凤凰的头部会跟随转动，头部指向的方向便是风的来向。

图 汉代相风铜乌和尾带候风旗的相风铜乌（中国北极阁气象博物馆展品）



据《三辅黄图》记载，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所建的建章宫厥上，装有铜凤凰，下有转枢，风来时，铜凤凰的头向着风好像要飞的样子。这铜凤凰无疑就是相凤之鸟，不过是百鸟之王的凤凰。

《三辅黄图》是后汉或魏晋人所著的。书中还在“卷之五·台榭” 中记载：“汉灵台，在长安西北八里，汉始曰清台，本为候者观阳阴天文之变，更名曰灵台，郭缘生《述征记》曰：长安宫南有灵台，高十五仞，上有浑仪，张衡所制，又有相风铜乌，遇风乃动。”

根据《观象玩占》书里所说的：“凡俟风必于高平远畅之地。立5丈竿，于竿者作盘，上作三足乌，两足连上外立，一足系下内转，风来则转，回首向之，乌口衔花，花施则占之。”相凤铜鸟即“相风铜乌”。

可在《西京杂记》中载：“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 ，仪仗队里有“相风乌车”一项，时在汉武帝元光年间（公元前134年）。

依此可以推知：

第一，“相风乌”这种仪器，不仅可以安置在灵台上，也可以装置在移动的车辆上面。

第二，相风铜乌的发明在张衡之前，张衡制造的候风仪虽然有所改进，但已不是新发明了；《后汉书·张衡传》载：“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一个“复造候风”则决定了不是“创制”。

东汉时铜凤凰有了改进，称为“相风铜乌”。1971年从河北安平县逯家庄东汉墓中出土了一幅大型建筑壁画，画中钟楼上便立有相风乌和测风旗，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测风器“相风乌”图形。

我国古代候风仪还有更高级的形式。

《后汉书·张衡传》载，阳嘉元年（132年），张衡“造候风地动仪”。一般认为，“候风”与“地动”应指两种不同的仪器，只是这篇传记中未对候风仪作专门介绍。

不过《三辅黄图》卷四引郭延生《述征记》曰：“长安宫南有灵台，高十五仞，上有浑仪，张衡所制。又有相风铜鸟，遇风乃动。”同书卷二《汉宫》又记载：“建章宫南有玉堂，……铸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

张衡《西京赋》云：“凤骞翥于甍标，咸溯风而欲翔。”薛综注此句：“作铁风，令张两翼，举头敷尾，以函屋上，当栋中央，下有转枢，常向风如将飞者焉。”

由此可见，至少在张衡之前二百余年的西汉时期，用作候风仪的“相风铜鸟”或“铜凤”，即已发明应用了。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曾认为，它“可能就是现代四转杯风速表的先驱”，实际上就是。

到了东汉时期以后，候风鸟也有用木制的，木制的相风鸟更加轻便，使用的普及率也更高了。

《晋书·五行志》即有魏时洛阳西城上候风木鸟被雷震坏的记载。

唐代王叡《炙毂子》：”舟船于樯上刻木鸟衔幡，以候四方之风，名五两竿。军行以鹅毛为之，亦曰相风鸟。”

李淳风《乙巳占·候风法》中有关于木相风鸟的详细叙述，云：“亦可于竿首作盘，盘上作木鸟三足，两足连上而升立一足，系羽下而内转，风来鸟转。”尚谓：“常住安居，宜用鸟候；军旅权设，宜用羽占。”说明了候风鸟同建筑物的联系。

于候风鸟的形制，李淳风《观象玩占》中记载：“候风必处高平远畅之地，立五丈竿。……或以竿首作盘，上作三足鸟，两足连上外立，一足系下内转，风来则鸟转，回首向之。”如果对照这些记载考察浑源圆觉寺塔铁制候风凤鸟的构造，文献记载与实物的吻合确是惊人的。

图 山西浑源觉寺砖塔顶部的相风铜鸟



相风乌一直到清朝都在使用，清麟庆编纂的《河工器具图说》中便记述了相风乌的制作和使用方法：“刻木乌形，尾插小旗，立于长竿之杪，或屋头，四面可以旋转。如风自南来，则乌向南，而旗即向北……”。

相风乌是世界上最早的测风器之一，欧洲人到12世纪时才发明出类似的测风装置“候风鸡”，比中国晚逾千年。

测风的方位、等级

关于风，甲骨文中已有了四个方位的风向，将东风称为劦风，南风为凯风，西风为彝风，北风为寒风。其中北风“寒”使用至今。

除观测水平方向的风外，古人也观测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旋风，方向混乱的乱风。例如，把自上而下吹的风叫作“颓风”，也叫“焚轮风”，自下而上吹的风叫“飙风”，也叫“扶摇风”等，可见对风的观测非常细致。

《左传》中还首次论述了“八风”（即八种风向），与现代气象观测学中的基本风向定义是一致的。

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人，是我国唐代的李淳风。他官居太史令，集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气象学家为一身。

西元645年就著《乙巳占·侯云法》，记载了测风环境、测风工具和测风办法，当时把风力分为8级：一级动叶，二级鸣条，三级摇枝，四级堕叶，五级折小枝，六级折大枝，七级折木飞砂石或伐木（折木），八级拔木树和根。

这八级风，再加上“无风”和“和风”（指温和，尘埃不起的风）两个级，合为十级。这和现代气象观测学对风级的描述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英国的“蒲福风力等级”早了一千多年，不如说是直接抄袭得来的吧。

古人对风的观察研究是非常细微的。

他主要以树在风中的变化来判断等级，形象而具体，把复杂简单化。並且在《乙巳占占风远近法》中提到：“凡风动，初迟后疾，其来远；初急后缓，其发近。......鸣条以上风皆百里之风。”，又有一个量化估算：“动叶十里，鸣条百里，摇枝二百里，堕叶三百里，折小枝四百里，折大枝五百里，飞沙石千里，拔大树根五千里。”

其实早在春秋年间，我国已有了对风划分等级的初步雏型，并有“飘风”、 “颓风”、 “焚轮风”、 “飙风”、 “扶摇风”等风名。

公元81年，在西汉著名的盐铁论战中，桑弘羊在《盐铁论水旱》中即有“雨不破块，风不鸣条”的话。“鸣条”作为古代一个风力不大的等级，第一次见于记载。而1000年后，英国学者才在李淳风《乙巳占》的基础上，把风力划分为零到12级。

古人还根据飞鸟的形态以判断风向。

《抱朴子》中说：“鸱鸢展翅不能动，去地四十里风力猛壮，可验有刚风世界。”

《琐碎录》说：“鱼逆水而上，鸟向风而立，取其鳞羽之顺也。有微风不知所从来，但观鸟之所向。”

《左传》僖公十六年正月，“六鷁退飞过宋都”，鷁鸟过宋都时为什么退着飞，就是因为风的缘故，鷁鸟要去的目标方，恰好与风向一致，如果顺飞，毛羽则不能顺，故用退飞的办法继续向目的地飞翔。鸟的行为常常与风的情况相应，风占与鸟占便关联一体，所以《隋书．经籍志》中著录有《风占鸟情》两种。

有一次东方朔在未央宫前殿侍奉汉武帝。他对武帝说，殿后柏树上有鹊立枝上，东向而鸣。武帝问他何以知之，他说；这是以人事推知的。因为刮的是东风，鹊尾长，傍风则顺，背风则蹶，鹊一定是顺风而立的。

古代也就有了许多与人事相关联的风的名称，如“离合风”（列子御风而行，风至草木发生，去则摇落，谓之离合风）、“龙德风”（来久长，不摇树木枝叶，离地三二丈）、“羊角风”（曲而上行的旋风）、“君子风”（清明而离地不及二三尺者）、“石尤风”（阻行之风）、“落梅风”（五月梅雨季节之风）、“花信风”（三至五月应楝花、梅花等应时到来之风）等。

《乙巳占》对风有一系列命名：“发屋折木者曰‘怒风’；扬沙卷石者曰‘狂风’；四转五复者曰‘乱风’；卒起乍有乍无者曰‘暴风’；独鹿蓬勃者曰‘勃风’；扶摇羊角者曰‘飘风’；风来清凉温和尘埃不起者曰‘和风’。”。

相风旗

汉代綄的使用已十分普遍；唐代尤为盛行。唐代诗人王维就有“畏说南风五两轻”的句子，用“五两”来代指綄。

除了“相风乌”，古代还使用候风旗来测风。

再有相风旌，旌，旗、旗幡也。亦指古代用羽毛装饰的旗子。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相风旌》中写道：“五王宫中，各于庭中竖长竿，挂五色旌于竿头，旌之四垂，缀以小金铃，有声，即使侍从者视旌之所向，可以知四方之风候也。”直至今日，我国民间船桅上还沿用风幡、风旗，说明了綄是我国古代测风器延用下来最普及的一类。

候风旗，唐朝人称为“相风旗”，宋朝人称为“占风旗”，名虽有异，功能一样。宋朝时，有位名叫蒋颖叔的苏州人很擅长使用占风旗，宋李廌在《师友谈记》一书中记述，蒋颖叔“谙知风水，尝于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风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他要把每天观察风的结果记录下来。

唐代李善注引《兵书》谓：“凡候风法，以鸡羽重八两，建五丈旗，取羽系其巅，立军营中。”唐代著名天文学家李淳风的《乙巳占·候风法》又谓：“凡候风者，必于高迥平原，立五丈长竿。以鸡羽八两为葆，属于竿上，以候风。”可见，“伣”、“五两”或“八两”、“羽葆”，是我国古代一直沿用的一种简单的风信器，其结构是在长竿上系以帛条或鸟羽而成。

图 羽葆测风器



汉代的《尔雅释言》中对俔解释为：“闲俔也，《左传》谓之谍，即今之细作也。” “俔”被《左传》称之为“谍”，就取侦察风向之意。由此看来，俔的使用当时已很普遍。

《尔雅释言》中还有：“又船上候风羽，谓之綄，楚谓之五两。”给綄规定了重量，是我国古代测风工具的一大进步，测风工具的统一便于对风力进行比较，不仅可测定风向，还可大致估计出风力的大小。

为了增加测风的精确度，古人又发明了一种叫“”或“伣”的测风工具。（huán），楚人称为“五两”，西汉刘安《淮南子》记载：“辟若（伣）之候风也，无须臾之间定矣。”东汉学者高诱注称：“伣，候风者也，世所谓‘五两’。”

为什么叫“五两”？

就是用五两（也有用八两）重的鸡羽毛制成挂到旗上，即使一点点风，綄都会动。还是古代作战部队必备，《兵书》称：“凡候风法，以鸡羽重八两，建五丈旗，取羽系其巅，立军营中。”。

用布帛之类挂在竿上，后来改用鸡毛做成条形或扇形的羽葆，风吹羽葆扬，与羽葆指向相反的方向即为风向。条形鸡毛、扇形羽葆的重量不同，古人分别称作五两、八两，使用时可因地制宜，比如楚地风小，宜用五两；北方和沿海风力较大，宜用八两，等等。

我们看到“羽毛”的用处多多哦，在“悬羽与炭”里可以测湿度，在“相风乌”中可以测试风向、风力，两者之间也有联系，都应用了“权衡”轻重来借以测试出湿度大小、风力和风向大小，说明“度量衡”很重要哦，只是我们的祖先已经将此应用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让我们无法感觉到其有多么“重要”了！

而《尔雅释言》提到“又船上候风羽”，唐代王叡《炙毂子》：”舟船于樯上刻木鸟衔幡，以候四方之风，名五两竿。军行以鹅毛为之，亦曰相风鸟。”说明船上也会使用“相风乌”或者“相风旗”来测风向。

航海与风

汉代，我国使用风帆的技术已经成熟。秦汉时期，我国早已能凭借季风进行大规模航海。没有成熟的风帆使用技术这是不可能的。

“伣”这种测风仪商朝就有了。汉代沿用下来。这实际是一条为了测风而绑在杆顶上的丝绸带子（或羽毛）。有风的时候又随风而摆动，据它摆动的方向可知风向。汉武帝所建的建章宫上有两只相风（观察风向）的铜凤凰。古地理书《三辅黄图》说：“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东汉张衡作过相风铜鸟。

为什么又叫“五两”呢？因重量必须在五两以上，八两以下，太重难以吹起，太轻则易于旋转，就不好掌握风向了。这种测风仪，由于结构简单实用，航海中又很需要就很容易移到船上去使用。

唐代诗人李白《送崔氏昆弟之金陵》诗中有“水客弄归棹，云帆卷轻霜，扁舟敬亭下，五两先飘扬”句，说明了这一问题。后代还有在船桅顶端悬挂“鲤鱼旗”的，它就是从“伣”美化发展而来的，也是一种测风仪。

图 《清明上河图》虹桥四角木杆上的“五两”测风仪



图 《清明上河图》四角相风乌



在《清明上河图》虹桥的四角，立有四根木杆，每根木杆顶上都有一个鸟形之物，这是什么呢？这叫做“五两”，因为是五两重的鸡毛所制，它不是用来装饰的，而是古代的测风仪，只要看鸟头朝向哪个方向，便可知道风向。

图 桅杆上悬挂着“候风旗”的明代郑和宝船，中间一根顶设“相风乌”（复原模型）



所以，我们看到古代在画里或者实际应用上在船舶上都有测风仪“相风乌”，便于航海时掌握风向。

风帆的结构和驭风技术最晚在东汉已经完备了。

帆有一类是用丝织物或布做的，叫“布帆”；另一类用竹篾或其他植物纤维做的，叫“蓆帆”。

从结构上看，一类是软帆，如布帆、蒲草帆，没有横向的帆竹支撑，只能在正顺风时用人字桅悬挂，不能斜移，也不能转动。

另一类是硬帆，是用与帆横面等长的若干根竹竿等矩支撑在帆的一面，或是交错穿插在帆的两面上，这种横竹竿叫帆竹，它可以支撑帆面使之平整，可以更有效地利用风力。硬帆可以挂在单独的桅杆上，又可以围绕杆来转动，形成平衡纵帆。

东汉丹阳太守万震著《南州异物志》，叙述了当时南海航海者的风帆驭风技术。

书中说明了帆面悬挂的位置在驭风中的作用及帆面悬挂的样式与受风的关系：“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斜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增减之。斜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这使我们了解到汉代海船的风帆使用技术。

海船在驶风航行时，随风向的顺逆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帆位布置。这种方法现代木帆船还在使用。船工有“船驶八面风”的说法。也就是帆船要利用各种风向来驭风航行。八面风指相对于海船航向的八种风向，即顺风、逆风、左、右侧风（即左右横风）。左、右斜顺风，左右斜逆风。各种风吹来，都与船体纵中线形成一个夹角。

当正顺风时，风向与船体纵中线一致形成0°角，正横风时形成90°角，正逆风时形成180°角。海船的航向与风向在0°—180°间，这样，由于风向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夹角，这种夹角叫“风角”。

当风角成0°时，海船航向与风向一致，船帆全面正迎风吹，是利用风力的最佳位置。这时的帆面与船体纵中线便形成一个90°夹角，这夹角叫“帆角”，在一般情况下，风角与帆角成反比。

实际上，海船常常是在各种横风与斜风中航行，正顺风的0°风角与90°帆角的情况是非常少的。不论风向怎样，船工们是会随着风向的变化把帆面调整到最好的位置，形成最有利的帆角。总是斜移帆面以迎风。

在多帆的船上，斜移的帆面各自迎风，后帆就不会挡住前帆的受风了。这也都是早在汉代就已形成的利用风帆驾船的成熟经验。

东汉马融于元初二年（115年）所作《广成颂》一文对风帆作了生动的描述：“然后方余皇，连舼舟，张云帆，施霓帱〔chou绸〕，陵迅流，发棹歌，从水讴，滛鱼出，蓍〔shi诗〕蔡（蓍草茎，古人筮用，“蓍蔡”即蓍龟、蓍草和龟甲，都用以卜吉凶）浮，湘灵（神名，虞舜妃，即湘夫人）下，汉女游。”（《后汉书·马融传》）

图 风角与帆角的关系简略示意图



另外，风筝也是古代的科研工具，古人把风筝用于气象研究和监测。明朝的王逵在《蠡海集》一书中记载，当时曾经用风筝做测风实验。

古人还把风筝作为生产的工具。《资治通鉴》中记载，早在两千多年前，人们就利用风筝“负人载物，超险阻而飞达，越川泽而空递”，弥补了“舆马之不能，舟楫之不逮”的不足。

在唐朝以前，风筝就曾应用在军事上。《鸿书》中记载，春秋时期，“公输般（鲁班）为木鸢以窥宋城”，说的是鲁班首先把风筝用于战争侦察中。

风筝是古代战争中的通讯工具。《独异志》中记载，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年），“侯景围台城，简女作纸鸢，飞空告急于外”，终于搬取了救兵得以解围。唐朝末年，叛将田悦兵到临安城下。宋将张全率军顽强抵抗，但是旷日持久，张全怕孤城难守。为了搬取救兵，张全把求援的书信捆在风筝上送出城外，终于引来了救兵，临安城得以解围。

明朝的时候，有一种火器，名叫“神火飞鸦”，它其实是一种鸦形风筝，内装炸药，用四个大的起火装置作为动力，当这种风筝飞到敌方的上空时，盘香就会点燃了导火线，引起火药爆炸，具有一定的攻击力。


这就是中国古代对风方向的研究，利用风发明了测风仪，还出现了以侦查通讯发射等用途，说明古人对风的研究很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才能运用自如。

古代气象观测——风、云、雨、雷电


天气变化，变幻莫测，风吹云散，风起云涌，风雨欲来，乌云密布，密云不雨，兴云致雨，暴风骤雨，电闪雷鸣，故而期望风雨时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来年才能有个好收成，愿天下太平，国泰民安，有太平兴旺之景象！

图 Weather动态天气图标



所以，河南省安阳殷墟甲古文中涉及旱灾、下雨、打雷、冰雹、刮风、祭云等气象方面的骨片很多，多是卜问未来天气气候，希望风调雨顺，以利于农作物的长势，使他们有丰收的年成，生活平安幸福。

图 记载天气现象的甲骨文



此外，《月令》、《逸周书》、《黄帝内经》、《吕氏春秋》、《淮南子》、《齐民要素》、《田家五行》等典籍中也记载了丰富的农业气象经验，为中国古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合理利用天时从事农业生产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

因此，早期天文和气象是不分家的，天文和气象都要观测和预报。

汉代，农业的发展推动了气象观测的进步，用作天文和气象观测的观象台，便成了历朝历代必不可少的建筑，司天也便成了常设机构。


天文气象相关的官职官名

从中央周天子到诸侯国的国君，都设有观象台，并任命一大批官员观测天象，以改善历法、掌握季节，进行祭祀、征伐和生产。观测天象、望云占雨，以掌握季节和农时，成了那个时候的重要国家事务，并衍变成如下一些官名。

太史令，职权很大。国家大事都要观天象和占卜，他们根据“天象”或者“气象”进行解释，有很大的发言权。周朝时从事与天文、气象有关的官员很多，当时气象并非一种专职，所以六卿都要关心有关天文、气象的事情。

还设立天官冢宰，冢宰就是宰相，太宰需要“前期十日，帅执事而卜日。”也就是说提前十天卜日，按今天的话说就是，制作未来十天的天气预报。尽管可能用猜测的方法，很不科学，但是说明气象知识已经有一定的积累，在国家生活中发挥一定作用。

地官司徒，这个官职主要负责天下的土地旱涝、农业动植物生长的环境条件、贡赋、民众的一切事物等。其职司与气象有关。

宗伯，主要负责和日、月、星辰、风伯、雨师打交道，进行祭祀活动，并带领手下众多气象小官吏制作十天以内的天气预报，占卜吉凶祸福，抉择军国大事。

夏官司马，其工作与气象有关。他们根据四时气象、气候变化来管理有关城市、森林火灾的气象工作。他们根据气象条件的变化描述自然物候、农作物物候、农业气候的区划、农作物区划等工作。还负责国土勘测、气候观测等。

灵台郎，是观象台的领导，周朝时称保章氏，又称灵台招诏。后汉以后叫灵台丞，唐代后称五官灵台郎或灵台郎。职责包括进行天象和气象观测。

博士，一般指各科的中、下级技术人员，与今天的最高学位含义不一样。隋朝时称天生，宋朝时是司天监生，明朝时称天文生、阴阳人等。

从上面的官职中，可以了解到中国古代从商朝起，已开始为天文和气象观测设立国家行政机构，到汉代有新的发展，且增设了测风一项，到了元代，无论组织，还是人数，规模已经相当庞大了。

中国古代发达的天文学促进了古代气象学的发展，使得中国古代气象学某种程度上带有天文学的思想体系和特色，比如“二十四节气”既有气象意义，又有天文历法意义，这说明天文学对气象学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古代天文历法气象机构

在中国古代，天文、气象机构是设在一起的，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周代有太史，秦、汉以来，太史令兼管天象历法。

隋代设立太史监。唐代设立太史局，唐代始设司天台。宋、元称司天监，与太史局、太史院并置。元又设回回司天监。

明初置太史监，后改为太史院，后又更名为司天监、钦天监，沿袭至晚清。并设监正、监副等官。

历朝历代均有气象观测，南宋首创测雨验雪，明代已有气象观测，清朝定期上奏晴雨录，各地报告雨雪粮价。古代已经有了气象观测，并在观测物候、气候、天气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根据《宋史》记载，太史局负责测验天文，考定历法，观测日月、星辰、风云、气候等事宜。南宋初年的诏令明确规定，太史局必须将每个月的天文、风云、气候等观测事实上报秘书省。由此可见，太史局的工作职责与天气气候观测密不可分。尤其在南宋，太史局已经把风、云、雷、露、霜等气象现象都列入天象观测范围。

古书记载黄帝“乃设灵台，占星气，占风”，这涉及到对天气现象的观测，包括凭经验来判断风雨阴晴，根据云的状态及风向来预测事情的发生。

据《尚书·胤征》记载，中国在夏代设立“羲和”“掌天地四时”。当时的气象机构多由世袭专业人员如羲、和、重、黎等充任。

商代设立的文化官职有巫、多卜、占、作册等。巫是最高的宗教官，掌握占卜“天象”与“气象”的大凶大吉；多卜、占是负责占卜天象和气象的专职人员；作册是史记官，负责记录气象。

此外，政务官卿士在商代有时也兼管祭祀、占卜、历法、军事。


汉代

据《西汉会要》记载，由太常掌管祭祀、陵庙、文化，包括天文气象。太常属官有太史令，具体负责天文气象，其属下有大典星、治历、望气、望气佐等官员，负责天文气象工作。

据《后汉书》记载：太史令1人，掌天时、星历，明堂及灵台丞各1人，掌守明堂、灵台。灵台掌候日月星气，皆属太史。

汉代有建章宫和灵台两处观天观象场所，前者为王者亲自观天场所，后者为天文气象专职人员观测处。


隋唐时期

隋设太史曹，置令、丞各2人，司历2人，监候4人，其历、大文、漏刻、视昆，分设外观象台和内观象台，外观象台山太史令统辖。

唐代太史局多次更名，曾用过浑天监、浑仪监、太史监、司天台等。据《旧唐书》记载，司天台监1人，少监2人，其属有司历2人，保章正1人，掌教历生41人，监候5人，天文观生90人。灵台设灵台郎、天文生、漏刻生、典钟、典鼓等近700人。

所以，天文历法气象观测也是一体的，这样天文历法和地理地图测绘相关，也与气象观测相关啦！

宋代

设有太史局，掌测验天文，考定历法。

北宋的内观象台称为禁台。凡日月、星辰、风云、气候、祥眚之事，日具所占以闻，岁颁历于天下，则预造进呈。其别局有天文院、测验浑仪刻漏所，掌浑仪台昼夜测验辰象，其官有令，有正，有春官、夏官、中官、秋官、冬官正，有丞，有直长，有灵台郎，有保章正。

宋代气象预报分为朝廷、军队和民间等系统。朝廷的气象预报主要由太史局、翰林天文院两个机构负责。两套机构并存，互相验证，确保准确。

太史局中，具体观察天象、气象的是崇天台，又称禁台。翰林天文院也有精密高端的设备，宋史记载 “置浑仪于翰林天文院之候台。”而且有专职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培养的学生都是本院的后备专家。

其学生不乏颇有成就者，典型如史序：“史序字正伦，京兆人。善推步历算，太平兴国中，补司天学生。太宗亲较试，擢为主簿。稍迁监丞，赐绯鱼，隶翰林天文院。雍熙二年，廷试中选者二十六人，而序为之首，命知算造，又知监事。”

军队另有一套气象预报，《武经总要》中的《天地日月星辰风云气候之式占候诀》5 卷，就是古代军事气象的汇总。

对一时一地社会生产、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民间单纯、实用的气象预报。在前代丰厚实践积累的基础上，宋人已经掌握运用气象的基本规律，按当地具体情况预测天气，为农业、手工业生产、商业及出行、船舶航行提供了依据。

宋人的气象预报无疑是建立在前代总结的基础之上。

有关气象及预报的图书，除了王安礼等重修的北周庾季才《灵台秘苑》15 卷号称古代占候四大著作以及前言邢昺的《耒耜岁占》 外，南宋学者郑樵也曾系统地列出《占候风雨赋》《云气图》《气象图》等气象典籍目录17个。

《宋史》收录《云气测候赋》和《占候云赋式》等气象典籍目录26个。占候文献之多，足以说明当时占候术的兴盛。

历代积累的经验、技术和精密的设备，使宋代气象预报颇有成绩，也相当准确。

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录了公元1076年某一县城发生龙卷风的情况，是东亚关于龙卷风方面的最早记录，他阐述了彩虹形成的原因，记载了“球形闪电”。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十二月七日，太史局预报两天后有降雪，果然到了九日，一场大雪如期而至：“二年十二月丙 辰，大雨雪。前二日，太史言：月有苍白晕，西有黑气丈余，占云雨雪之象也。至是果验。 ”

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四月六日，一场大约八级大风自西北袭来，刮的昏天黑地。“大风起西北，飞砂折木，昼晦数刻，命中使诣宫观建道场禳之”。显然是场沙尘暴。

这场大风早有预报。“四年二月，月犯箕。占曰：有大风。其年四月，西北大风起，飞沙折木，昼晦数刻。”根据天文变化，提前两个月预报一场大风，难能可贵。

另外，连皇帝宋徽宗都会气象预报呢，《宋会要辑稿 礼十六》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原文是这样的：

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宰以愆雨祈求，上曰：「二十六、七必有雨。」已而果验。赵挺之曰：「陛下天纵将圣，虽历象阴阳占候，无不赜其精微。」上曰：「天地之间不离阴阳五行之数，今日太一移宫，水限也，故有雨。」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大意是这样的：

崇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这一天，丞相赵挺之向宋徽宗建议，该准备祈求上天下雨的仪式了，但宋徽宗却表示不必着急，到了二十六、七日肯定会下雨。到了那天果然下雨了。赵挺之赞叹宋徽宗果然是天子之身，什么都会，历法气象阴阳占候之术，都是手到擒来。宋徽宗于是说出了自己推断的依据：“天地间离不开阴阳五行之术，今天的天象属于‘太一移宫’（太一指的是北极星，移宫是指星星所在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古人把天空划分为九个宫，星星随着时间和季节的变化会从一个宫的位置转移到另一个宫的位置），是水的征兆，所以会下雨。”

用五行来推断气象，听起来很玄乎，但宋徽宗根据星星位置变化做出的预测，还真的应验了。这意味着古人已经根据星象变化总结出了一套推断气象的行之有效的经验。

既然有效，就不能随意称之为“不可信”的“伪科学”，按照现在的科技发达，却连古代一些事物都不能理解解释，只会歪曲抹黑污蔑的话，那么这不是“科学”，事物的发展并非总是前进，也许会倒退，不是吗？

现在所谓的“发达”是指什么发达呢？部分技术的确发达了，改进了，可是，古代的一些科技却弄不明白了，解释不清楚了，那么只能说这部分技术倒退了，不发达了，说明现在的“科学”并非宣称的那么一直先进完美无缺，而是有缺陷的，既然承认有缺陷，就不能将“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污蔑为“迷信”，这很霸道，也不讲道理！

金、元

金代设司天台，隶秘书监，掌天文历数风云气象，兼教授生员。设提点、监、少监、判官、教授、司天管勾等。辖天文、算历、三式、测验、漏刻诸科。

元初因金制，立司天台，隶秘书监。

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建立回回司天台，1276年在大都（今北京）建立观象台。

元代也置有内灵台（观象台），设有灵台郎1人，监候6人，副监候6人，星历生44人，挈壶正1人，司辰郎2人等。


明代

洪武元年（1368年）设司天监，三年后改名为钦天监，设天文、漏刻、大统历、回回历四科，设有观象台。

明代开国时，在南京设有钦天山观象台；在北京建都后，1425年在皇宫中建有内灵台；1436年至1449年在今北京建国门，仿南京钦天山观象台建钦天监观象台。

清代

设钦天监，分天文、时宪、漏刻、回回四科。天文科掌观天象，书云物讥祥；率天文生登观砚象台，凡晴雨、风雷、云霓、晕珥、流星、异犀，汇录册簿，应奏者送监，密疏上闻。时宪科掌推天行之度，验岁差，以均节气，制时宪书。漏刻科掌调壶漏，测中星，审纬度；祭祀、朝会、营建，诹吉日，辨禁忌。

天文生分隶三科，掌司观候、推算。阴阳生隶漏刻科，掌主谯楼、直更，监官以时考其术业而进退之。助教掌分教算学诸生。清代置设观象台，任有钦天监。

但是，满清时期，钦天监全部由传教士掌握，一直到满清灭亡为止。

自汤若望以后，直到清道光年间，钦天监官员都用西方传教士担当。

历代监正

汤若望

南怀仁

闵明我

徐日升(sancho Pereira,1645-1708)

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

纪利安

索德超

福文高

南弥德

高守谦

而我们知道天文历法节气、地理地图、气象、建筑、军事、医疗等之间互相关联，钦天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这个部门在满清却是由西方传教士完全掌握，这不亚于将国之重器授予他国，满清由焉能不落后呢？

满清的“闭关锁国”、“文字狱”是相对于汉人而言的，而对于传教士来说，满清可以说是敞开大门，毫无底线的放开中国的科技文化，随意让传教士参与学习，满清的落后，根源不在于华夏文明，而在于满清统治者的无能，为了防汉宁可毁掉华夏，真可谓是“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啊！

建筑气象（风水）

风雨雷电这些气象都影响人们生活居住，因此，如何居住的更加适宜也是一个问题，由此中国产生了风水学。

中国古代建筑风水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类舒适度、安全、审美、景观和心理的需要而出现的。

从《易经·系辞》中的：“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可知，建筑的起源就是为了挡风避雨。为满足人体舒适度的需要，如果连建筑都建不好的话，那么只能说明生活的还很原始。

而对于家宅来说，一般要求气温适宜、日照充足（朝向好、容积率低）、空气流通（风速适宜）、地气（土壤湿度）干燥等，因此，古人家宅一般选择藏风聚气、负阴抱阳、避路煞，这样的建筑日照充足、气温暖和、风速平缓、避免冷风直贯，人体舒适度较高。

中国古代建筑与风水讲求选址，好的风水宝地被称为龙脉，而山脉在形态上多与龙相似，所以风水中称山脉为龙脉，建筑选址要求前宽阔，后有靠。

风水理论特别重视“水”，认为“吉地不可无水”，这是因为古人在选择建住宅的时候会考虑很多方面，靠近水源，便于生活而且有利于农业灌溉；选择河流的上游处或者河流交汇处，一是交通方便二是防止洪水灾害。

因为“水”的重要性，而出现“市”，《史记‘正义》写道：“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卖，因成市，故日‘市井’。”“市”在古代也称作“市井”。这是因为最初的交易都是在井边进行的。

《风俗通》云：“于井上洗涤，令香洁。”这样作有两点好处，一是解决商人、牲畜用水之便，二是可以洗涤商品。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宫室区、民居区还是生产区、陵墓区，它们都是位于河水曲折怀抱之处，这充分证明了后世风水学中追求“曲则贵吉”理念源远流长。

所以，中国古代建筑与风水在寻找宝地的时候就对水有极高的要求，“寻龙择地须仔细，须观水势”，“未看山，先看水，有山无水休寻地”，有水就必定能够保证生活，能有灌溉、饮用、河运、生活都离不开水。

正如《博山篇·论水》中所说：“洋潮汪汪，水格之富。弯环曲折，水格之贵。”，蒋平阶《水龙经》亦曰：“自然水法君须记，无非屈曲有情意，来不欲冲去不直，横须绕抱及弯环。”“水见三弯，福寿安闲，屈曲来朝，荣华富绕。”

总之，对水流的要求是要“弯环绕抱”，讲究“曲则有情”，因为“河水之弯曲乃龙气之聚会也。”（《阳宅撮要》）再则，风水学中以河曲之内为吉地，河曲外侧为凶地。《堪舆泄秘》曰：“水抱边可寻地，水反边不可下。”。

《水龙经》亦认为，凡“反飞水”、“反跳水”、“重反水”、“反弓水”一类的地形均为凶地，不利于生养居住。所谓“欲水之有情，喜其回环朝穴。水乃龙之接脉，忌乎冲射反弓。”。

显然，这是古代先民在对河流地区的自然环境与城乡建筑之关系作了长期的观察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与现代河流地貌关于河曲的变化规律是相吻合的。

在古代，建筑方位、朝向的确定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因为这关系着光照和环境，帝王级别的还涉及到了政治方面的因素。

风水学强调城市与建筑的“面南朝阳”，“天子当阳而立，向明而治”，《周易·说卦》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后世人谓帝王统治国家的方略为“南面之术”，即源于此。所以古代帝王的宫殿都是坐北朝南。而百姓为了生活的边界，也喜把房屋向南修建。

此外，中国的天文星图是以面南而立仰天象而绘制的，地图是以面南而立用俯视地理方法绘制的。

在以风水来考虑建造时，建成的村落基本是背后是靠山，有利抵挡冬季来的寒风；面朝流水，能吹到夏日南边来的风也利于粮草生长粮草生长，以及朝阳、坡地等等特征。

再者，面南而居的选择亦与季节风向有关。

中国境内大部分地区冬季盛行的是寒冷的偏北风，而夏季盛行的是暖湿的偏南风，这就决定了中国风水的环境模式的基本格局应当是坐北朝南，其西、北、东三面多有环山，以抵挡寒冷的冬季风，南面略显开阔，以迎纳暖湿的夏季风。

风水学中“风水”这个词实际上也包括了气候诸要素，气候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关系极为密切，所以说一般的风水宝地气候都不错，由于人们从生活经验中体会到“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因而风水师选择必“相其阴阳”，寻找“阴阳合和，风雨所会”，万物讲求阴阳平衡。

因而风水也很讲求这一点，所以气候要好。好的气候能够适合人类居住生息。因此，在古代非常重视住宅的朝向和日照，常常追求“向阳府地”，而叫人莫住“背阴之宅”。

仰韶文化时期聚落的选址已有了很明显的“环境选择”的倾向，其表现主要有：

(1)靠近水源，不仅便于生活取水，而且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2)位于河流交汇处，交通便利。

(3)处于河流阶地上，不仅有肥沃的耕作土壤，而且能避免受洪水侵袭。

(4)如在山坡时，一般处向阳坡。如半坡遗址即为依山傍水、两水交汇环抱的典型的上吉风水格局。

那么为什么要将“风水”认为成“迷信”呢？为了住一个舒适安全的好地方，并非错误啊，总不可能随意选择一处环境就住下建造房屋，就是现在的人们也不可能不挑选房屋，而房屋周围所处的环境显然也是参考因素之一，因为这些因素会影响居住者的睡眠安全等，不是吗？

人们都会选择交通方便的环境，而有水才利于交通便利，以这种方式选择出来的环境才是好地方啊！

军事气象

古代军事活动特别注重天气形势。

这是因为左右战争胜败的关键是天时、地利、人和。如果能够知晓天时，在很多时候就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中国古代兵书，其中一类兵书——兵阴阳就是专门论述天气气候、地理、阴阳和占卜的，其中包含了大量朴素的军事天文和气象知识。

黄帝战蚩尤的“气象之战”

《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这就是著名的阪泉之战。

《史记》同时还记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这就是涿鹿之战。

黄帝战蚩尤是中国上古神话的典型代表。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涉及“风伯”“雨师”等天神，风、雨、旱、雾等气象要素和气象环境则成了双方相互进攻的利器。

关于这场战争的记载有很多：

《山海经·大荒北经》中有记载：“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向。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帝命使持诏至解州城隍庙祈祷焉。使梦一神告曰：‘……往昔蚩尤与轩辕帝争战地，杀蚩尤于此盐池之侧，至今尚有近迹……’”；

《涌幢小品》：“山西盐池在解州……相传黄帝执蚩尤於中冀，戮之，肢体身首异处，而名其地名‘解’。其血化为卤，遂成池……”；

《太平环宇记》在注山西安邑条中：“蚩尤城在县南一十八里”；

《路史·后纪四·蚩尤传》：“黄帝传战执尤于中冀而诛之， 谓之‘解’……”；

《云笈七签·轩辕本纪》：“（黄帝）复率诸侯再伐蚩尤于冀州。蚩尤率魑魅魍魉，请风伯雨师，从天大风而来，命应龙蓄水以攻黄帝……黄帝请风伯雨师及天下女妖，以止雨于东荒之地，北隅诸山，黎士羌兵……蚩尤乃败于阪泉，遂杀之于中冀……”；

《梦溪笔谈》卷三：“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阪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

《管子·地数篇》说：“葛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二十”。葛庐之山及雍狐之山具体所指无考。其地处当不会离今运城市太远。或者就在其地。“金”泛指金属，不限于黄金。

《河东盐法备览》中说“轩辕氏诛蚩尤于涿鹿之野，血入池化卤，使万世之人食其血焉。今池南有蚩尤城，相传是其葬处。”（卷一《盐池门》）

双方开战之初，蚩尤凭借良好的武器和勇猛的士兵，连连取胜。后来，黄帝请来龙和其他猛兽助战。蚩尤败逃。黄帝领兵乘胜追杀，忽然天昏地暗、狂风大作、雷电交加、暴雨如注，黄帝的兵士无法继续追赶。原来蚩尤请来了“风伯”和“雨师”助战。

这就是说，在战争的过程中，黄帝召唤应龙来畜水，想要用水淹没蚩尤的军队。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人家蚩尤也有自己的对策，请风神和雨神来相助，一时间风雨大作，黄帝的军队再一次陷入困境。

危急之中，黄帝只好请天上的干旱之神——“女魃”来到凡间阻止风雨，制服了“风伯”和“雨师”。顷刻之间，风止雨停，晴空万里。黄帝乘机吹号击鼓，驾驶着指南车指挥大军杀了过去，一举击败敌人，杀掉蚩尤。

不料，蚩尤又用妖术制造了一场大雾，使黄帝的兵士迷失了方向，寸步难行。黄帝通过天上的北斗星找到北极星，确定了南北方向，迅速制造了一辆“指南车”，指引兵士冲出迷雾。


《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阐述的作战需要分析的五个条件中，就把气象列为第二个方面需要分析的条件（一曰道、二曰天）。

图 《孙子兵法》图



比如《始计篇》，它是全书第一篇，全篇共有四部分内容；第二部分是用兵首先要考察的五个基本主客观条件，孙子把气象条件摆在第二位。

《孙子兵法》曰：“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天就是指用兵时所处的时节和气候，或晴雨，或冷暖，或春夏秋冬。
孙子将“天时”列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事”之一事，说明其重要性，“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又如《谋攻篇》，它是全书第三篇，内容也分四部分。第四部分是预测胜利的五个方法。孙子说：“知天之地，胜乃不穷。”这句话的意思是了解和掌握气象信息是夺取胜利的重要因素。

此外，《孙子兵法》中涉及气象知识的篇章还有《虚实篇》、《火攻篇》等。


《吴子》

《吴子》是一部与《孙子兵法》齐名的古代兵书，为战国时吴起所撰。全书共六篇，篇篇涉及气象知识。

如《吴子·料敌》“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一曰：疾风大寒，早兴寤迁，刊木济水，不惮艰难。二曰：盛夏炎热，晏兴无间，行驱饥渴，务于取远。三曰：师既淹文，粮食无有，百姓怨怒，妖祥数起，上不能止。四曰：军资既竭，薪却刍既寡，天多阴雨，欲掠无所。五曰：徒众不多，水地不利，人马疾疫，四邻不至……”

又如《吴子·论将》，“居军下湿，水无所通，霖雨数至，可灌而沉。居军荒泽，草楚幽秽，风飙数至，可焚而灭……”

再如《吴子·治兵》，“将战之际，审候风所从来，风顺至乎而从之，风逆坚阵以待之……”

另如《吴子·应变》“凡用车者，阴湿则停，阳扫燥则起。”

《司马法》

《司马法》是一部侧重于军事法规和军事典章的兵书，全书共五篇，主要论述对战争和军事行为的规范。该书在论述时，不少地方涉及气象知识。

如：“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司马法·仁本》） 这里说的“冬夏不兴师”是因为严寒与酷暑对于人的健康不利，也就是说不利战争。

又如：“顺天，阜则，怿众，利地，佑兵，是谓五虑。”（《司马法.定爵》）这里提出的“顺天”是按照具体的气象变化行事，发挥天时因素的作用，是兵家首先要考虑的。这也给兵学家提出了要研究军事气象的任务。

另外，《司马法》的其他篇章，如《天子之义》、《严位》、《用众》等篇中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气象知识。

《将苑》

《将苑》，又称《心书》、《新书》。该书为三国时代著名军事家诸葛亮所著。全书共一卷46章，主要论述为将之道。

诸葛亮认为，通晓天文、气象、地理是每个军事将领 必须具备的知识和素质。他说：“仁爱洽天下，信义服邻国，上晓天文，中察人事，下识地理，四海之内，视如家室，此天下之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作为军事将领必须懂得天文、气象、地理等知识和技能。

作为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诸葛亮自己对天文、气象、地理就十分精通。他在中原的赤壁之战等战争实践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在开发大西南的“五月渡泸”、“七擒孟获”等战例中也有充分的应用。

除此以外，诸葛亮在《心书·智用》、《心书·天势》等篇章中还有许多有关气象知识方面的论述。

诸葛亮在《将苑》里论述了为将者，必须通晓天文、气象、地理。风角占验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在军事领域的体现，是源于实践的地理、气候等对军事行动的影响，是很有道理的，在中国古代“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古代成为一个军事家必备的素质。

隋唐名将李靖精通易经，他在诸葛亮八阵图的基础上推衍发明了六花阵法，汪宗沂撰写的《云气占候篇》序言：“世传唐卫国景武公李靖精风角云祲之术”，该书内容记载了李靖云气、望气而预测胜负的内容。

唐人李筌所著之《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作为一本影响巨大的兵法著作，其中有专门论述“占侯、遁甲”等内容。范泰恒撰写的《岳威信公钟琪家传》中记载“大清第一武臣”岳钟琪“雅精风角占验”，所谓“风角占验”就是基于易经的根据地理气候现象来推演预测未来某事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


《武备志》

《武备志〉是中国古代兵学宝库中的一部规模最大、篇幅最多、内容最全面的兵学巨著，被兵学家誉为古典兵学的百科全书。

《武备志》共240卷，200多万字，按古典兵学的逻辑联系分为“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等五大门类。

“占度载”论述的是“兵阴阳”和军事地理方面的内容，共96卷，由“占”和“度”两部分组成。

“占”就是占卜，包括占天、占日、占月、占星、占云气、占风、占雨、占雷电、占蒙雾、占霜露、占雪、占五行、占太乙、占奇门遁甲、占六壬等项目。

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人们长期以来对天文、气象的观察积累的经验。

“占”主要论述各种预见、预测方法。书中收集了大量的预报天气、预测气候的方法和经验。如《测天赋》、《玉章亲机》等卷。不难认为，在整个冷兵器时代，预测和掌握天文、气象和地理知识，以利战争指导，是每位将帅必须具备的素质。

除上述外，论及气象知识的中国古代兵书还有《太白阴经》、《李卫公兵法》、《戍事类占》、《九贤秘典》、《草庐经略》、《阵纪》等。

古代气象科学的成就

夏代（西元前22世纪━前17世纪）：

夏代前期东夷石刻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有与社石有关的正南北线，由此可以推断二分二至。利用天象、物候进行农事活动。


商代（西元前17世纪至前11世纪）：

很重视天气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当时用 甲骨文表述风、云、虹、雨、雪、雷等天气现象，还利用占卜来预求天气信息（可长达十天），有季节、八方位等概念。

西周时代（西元前11世纪━前8世纪）： 能用土圭定方位，并知不论“雨、旸（晴天）、燠（热）、寒、风”五类气象状况是否反常，均与农牧业生产有密切关系。在《诗经·幽风·七月》记有一年各月物候现象和知识，已有天气谚语和气候谚语的记载。

周初完成的《夏小正》一篇，为我国最早的物候学专著。


春秋时期（西元前770年━前476年）：

《春秋》一书开始把天气反常列史事记载的重要内容之一。秦国人医和已将六种天气（阴、阳、风、雨、晦、明）的反常作为病的外因看待。

曾参（西元前505年至前435年）用阴阳学说解释风、雷、雾、雨、露、霰等天气现象的成因。管仲不仅认识到植物生长种类与地势高下及地下水深浅的关系，还提出了齐国三十节气的划分。

《孙子兵法》把天时（“阴阳、寒暑、时制也”）作为军事胜负的五个重要因素之一。《易经·说卦传》提出“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卦代表自然物。


战国（西元前475年━前222年）：

军事气象学有所发展。主张利用气象条件战胜之。

庄周（西元前369年至前286年）指出风是空气的流动，并提到日光和风可使水面悄悄蒸发。《黄帝内经?素问》说明季节、气候、天气与养生、疾病、病因、治疗的关系，并提出候、气、时、岁等 概念，其中涉及到一些气象病因的人体病理学问题。

掌握天象主要是大宗伯门下的一些官属，人数很多，主管祝年、祈年、顺丰年、逆时雨、宁风旱、舞雩等事项。

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诏救政，访序事。


秦代（西元前221年━前206年）：

是我国大统一时期，已规定各地需向中央政府上报雨情的法律制度（《秦侓十八种?田侓》）。规定各地雨后要及时书面报告受雨泽和受益（受 雨、抽穗）及受灾（旱、涝、风、雨之灾）的田地面积。

《吕氏春秋》将云分为“山云、水云、旱云、雨云”四类，对云进行了简单的分类。


汉代（西元前206年━公元219年）：

在《淮南子·天文训》中，首次列有和现代名称相同的二十四节气名。并提到测风仪器“伣、铜凤凰、风铜鸟”三种测定风向仪器和“天平式土灰测湿计”。

董仲舒在《董胶西集雨雹对》中指出雨滴大小疏密与风吹碰并雨滴的成度有关。

王充在《论衡》中批驳当时关于雷电形成方面的迷信观点，指出雷电形成与太阳热力、季节有关，雷为爆炸所起。

后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提出了梅雨、信风等名称。蔡邕在《月令章句》中对虹的形成指出，它是“阴阳交接之气、著于形色者也。常依阴云而昼见于日冲。无云不见”。


三国时（西元220年━公元280年）：

赵君卿注《周髀算经》，介绍了“七衡六间图”，从理论上说明二十四节气与太阳运行的关系。 晋代（公元281年━公元419年）： 晋代相风木鸟（风向器）盛行，多装置在城墙上及天文部门内，也有设在太仆寺（交通部门）的。周处《风土记》提出梅雨概念。东晋姜芨指出近地面游气（蒙气）在星体上升时，能使星间视距变小，并使晨夕日色发红。


南北朝（西元420年━公元589年）：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一书，集当时农业气象之大成。提出了熏烟防霜及积雪杀虫保墒的办法。

北魏《正光历》把七十二候列入历书。沈怀远《南越志》最早提到台风，当时称为“飓风”或“惧风”。

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提出冬九九为一年最冷期。

隋代（西元581年━公元617年）：

杜台卿的《玉烛宝典》，为月令的书，按月摘录隋以前各书所载节气、政令、农事、风土、典故等，保存了不少农业气象佚文。


唐代（西元618年━公元906年）：

天文学家李淳风的《乙已占》，载有相风木鸟的构造，安装及用法，指出该木鸟口衔一支花，风来鸟首向之，花会旋转。根据风对树木的影响，订出八个风力等级。

唐医学家王冰，在整理注释《黄帝内经素问》时，曾对国内气候进行过区域划分，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气温水平梯度概念的人。


五代（西元907年━公元959年）：

莘七娘在纸灯下燃松脂使之飞升，以此作军事讯讯号，即后世所谓的“孔明灯”。


宋代（西元960年━公元1278年）：

最著名的科学家沈括对气象学有不少创见，其所著《梦溪笔谈》，涉及气象及节气历法的内容有25则，其中有关气象的如峨眉宝光、闪电、雷斧、虹、登洲海市、羊角旋风、竹化石、瓦霜作画、雹之形状、行舟之法、垂直气候带、天气预报等。

秦九韶《数书九章》列有四道测雨雪的算式，说明如何由不同形状的承雨雪器皿中所积雨雪，求算平地雨雪的深度。


元代（公元1279年━公元1367年）和明代（公元1368年━公元1643年）：

元代和明代十分重视农业。元时司农司官编的书中，均包含丰富用业气象学内容。

明朝

自从明朝来了传教士以后，中国的气象学也突然“落后”了，全变成传教士“教”中国人学气象知识，是不是很熟悉呢？这和之前说天文历法、地理地图、音律学等方面一样，可以说，传教士无所不能，中国几千年发展的科技文化突然之间就没有了，全变成西方的了！

一般都是像下面这种说法：

明朝末年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化名）来到中国，同时也把西方文化传入中国，高一志与韩云合撰《空际格致》一书，由于书中大部分讲的是气象现象及其特征和形成原理，应将它看作是最早介绍当时欧洲气象知识的专著。

在此基础上，明朝进士熊明遇在《格致草》一书中曾依西洋科学原理，辩析自然界变化与历史上所载灾异及风、云、雷、雨诸气象现象之所由。他设计的《日火下降、旸气上升图》，仅用一张图就系统地说明对流天气的形成。

清代（西元1644年━公元1911年）：

西方气象知识传入中国后，由于中西气象理论的接触，必互相渗透。因此，明末清初的中国科学家在思考气象问题时，受到西方气象理论的影响，对中国气象的发展注入许多新的思想和理论，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自此以后，我国的气象科学与西方气象科学已融为一炉，很难再有中西之分了。

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是1871年由金楷理（Kreyer,Carl T.）与华蘅芳合译的《测候丛谈》一书。此书已采用“日心说”，而不用“三际”理论，它全面介绍了太阳辐射加热地面、海风、陆风、台风、哈得来环流、大气潮、霜露云雾雨雪雹雷、平均值及年、日较差计算法、大气光象等大气现象和气象学理论。

《博物新编》是中国清朝晚期英国人合信（Benjamin Hobson）用中文编著的一本书籍。该书于1855年（咸丰五年）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是近代西方科技输入中国的第一本著作。全书分3集，每集1卷，介绍了物理、化学、天文、生物、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包括许多当时的最新科学发现和成果，在当时风靡一时，对近代中国的科普事业起到一定作用。

《博物新编》分为3集，初集分地气论、热论、水质论、光论、电气论四部分。介绍了气象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其中化学部分“物质物性论”讲道：“天下之物，元质（即化学元素）五十有六，万类皆由之而生”。称化学元素共有56种，大致反映了西方19世纪初期的化学水平。书中虽还未引入西方的化学符号，但介绍了“养气（氧气）”、“轻气（氢气）”、“淡气（氮气）”、“炭气（一氧化碳）”以及“磺强水（硫酸）”、“硝强水（硝酸）”、“盐强水（盐酸）”等性质和制造方法。曹元宇在《中国化学史话》一书中指出，该书介绍近代化学知识，要比同文馆出版的《格物入门》早13年，比江南制造局出版的《化学鉴原》早近20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讲化学等科学的书籍。

初集物理学部分分别介绍了热能、蒸汽机、火车、水甑、汽柜、冷水柜、火炉、汽尺、汽制等。其中光论一节，总述光与视觉的关系、光的用途、光的分类、光的特性和行为、白光的分解、物体的颜色。然后解释几种常见的光学现象，如空中巨人、空中船象、海市蜃楼、空桥、日晕、月晕、虹霓、咸汐光、磷光、虫光等，其中“光射之速”一段，介绍光的传播需要时间和光速的概念。虽然在此之前，张福僖编译的《光论》一书，曾介绍过丹麦科学家罗麦利用木星的卫星食测定“光之行分”，但王锦光等著的《中国光学史》一书认为，远没有《博物新编》表述的明确。初集中还介绍了风力机、寒暑表、轻气球、潜水衣等实用器物。

二集分天文略论、地球论、昼夜论、行星论、日离地远近论、日体圆转论、地球行星论、众星合论等若干部分，并介绍地球经纬结构，四大洲各国土地人物、四季、月轮圆缺、月蚀、潮汛、水星、金星、火星小行星、土星、吁呢嗱土星、彗星、经星等。其中还附有赫谢尔（Herschel）望远镜、象限仪等光学仪器的外形图，图示了凹面镜聚焦、凸面镜散光和虚焦点、照度减倍、小孔成像、投影大小、幻灯机、显微镜、各式透镜、凸透镜成像等几何光学知识。

三集分鸟兽略论等十六部类，介绍了猴、象、犀牛、虎、狮、豹、犬、熊罴、马、骆驼、龆兽、哺乳类的胎生鱼（如鲸鱼），以及鹰类、无翼禽、涉水鸟等。

《博物通书》正文共有6章。这部著作中除了介绍电磁学及电报知识外，还专门设计出了一套中文电码系统，这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套汉字电码方案。

玛高温本人最为熟悉的是钟盘式电报，所以，他的汉字电码方案也是根据钟盘式电报机原理而设计出来的。在中国传统书法中，“永字八法”代表了汉字笔画的基本法则。因此，玛高温选取了“永字八法”中侧（点）、勒（横）、弩（竖）、趯 （钩）、策（提）、掠（撇）、啄（短撇)、磔（捺） 这8种基本笔画作为电码方案的根本依据，因为任何一个汉字都可以拆解为这8种笔画。

真的如此吗？

以上出现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内容，提及了风雨雷电等气象，还有各种风包括台风、大气对流、云层降雨、电磁现象，都说成是西方传教士“带来”中国的，那岂不是说中国人“自古”不懂天文历法气象吗？

以至于需要一个自古没有历法、历史的信史记录的西方派遣传教士“教”中国人如何生活，可谓是天文地理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看起来中国人都快要不知道怎么“生活”了！

好似明代传教士来中国以前，突然之间，中国没有历史了，从传教士利玛窦来了以后，中国人才有了一切，才懂得“历史”，这符合历史事实吗？

不由得想问，这描述的真是中国吗？

这说的好像中国明代以前是过得“原始社会”生活，“愚昧无知落后”才在明代受传教士“启蒙开化”，历史从“明代”开始？

事实上，西方倒是有段受华夏文明影响而开化的历史，“文艺复兴”（文艺启蒙）才使得当时的欧洲从蒙昧无知从醒来，才算是睁眼开世界啊！

那么震惊稀奇的事物，在传教士看来很不得了，在今天也是如此告诉大家的，可是仔细分析分析，我们生活中用到了很多，已经普及到寻常百姓之家了，有何稀奇之处呢？大惊小怪的！

也正是如此，我们没有当回事，这不正说明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发达吗？而其指责中国“落后”的说辞更是无稽之谈，造谣抹黑之说，那分明描述的就是西方本身！

那么这些知识是怎么来的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能找到吗？而下面就会讲到相关知识，我们看看其中会说到这些吗？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医疗气象

《黄帝内经》中一句话道出了中医治病的最高原则：“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周易》从根本决定了《黄帝内经》的“身体观”和“疾病观”，也决定了中医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的走向。唐朝的孙思邈说：“不知易者不知医”。

古代的中医药家都很重视对《周易》的学习和研究，很多有名的医家无一不对周易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中医学史上有一句名言，叫做“医易同源”。

中医传承了易经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因此中医认为气象与身体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季节、不同气象条件下，会引发不同的疾病，《黄帝内经》中有大量的篇幅阐述气象与疾病的关系，并且提出了治疗疾病时应当顺应气象条件用药治疗，人们日常生活应当顺应自然规律以减少疾病等治病和养生观点。

唐医学家王冰，在整理注释《黄帝内经素问》时，曾对国内气候进行过区域划分，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气温水平梯度概念的人。


古代对风的观测

根据甲骨文卜辞可知，殷商时代已有四方风名，东风称劦风，南风称凯风，西风称彝风，北风称寒风。风力强度已有小风、大风、骤风、狂风等分级。

黄河流域先民对风的认识和利用，自炎黄时代就开始了。远古中原战争中，就利用风克敌制胜，尧舜时期，对风的认识更加深入，人们把南风视为凯风，并流传下来有关南风的歌谣：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图 汉字“風”从甲骨文-楷体的演变



《庄子·齐物论》：“大块噫气，其名为风。”

《河图帝通纪》：“风者，天地之使。”

《元命包》：“阴阳怒而为风。”

《尔雅·释天》：“南风谓之凯风，东风谓之谷风，北风谓之凉风，西风谓之泰风。”

《礼·乐记》：“八风从律而不奸。”疏：八方之风也。

《管子》曰：“风，漂物者也。风之所漂不避贵贱美恶。”

《五经通义》曰：“阴阳散为风，风气无根也。”

《周礼·春官·保章氏》：“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注：十有二辰皆有风吹其律，以知和不。

《史记·律书》：“东北方条风，立春至。东方明庶风，春分至。东南方淸明风，立夏至。南方景风，夏至至。西南方凉风，立秋至。西方阊阖风，秋分至。西北方不周风，立冬至。北方广莫风，冬至至。”

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中命名了八风，西汉出生于今天河南省商丘的戴圣，他的《礼记·月令》记载有七十二候、物候，开始用悬羽测风。


观天防病

古代“天人合一”是把人体看成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而在观察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时，就不能仅仅孤立地着眼于人的肌体本身，而应注意到人与天地之间存在联系。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

《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闭乃闭。”

《素问·八正神明论》“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

所以《内经》说：“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也就是说，只有象《周易》所阐明的把天道、地道、人道相互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观察，才能正确地把握医道。

由于《内经》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因而特别强调天时物候的变化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并一再指出，要想正确把握人体病情的变化，必须首先做到“因天之序，盛虚之时，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素问·八正神明论》）把正确掌握日月星辰、季节气候的变化，看作是正确把握人体生理病变的前提条件。

这种理解，正与《周易·系辞传》提出的伏羲经过仰观俯察、近取远取以画八卦的方法一脉相承的。

《黄帝内经》一书中说：“气之不袭，是谓非常，非常则变，变则致病。”

《黄帝内经》有云：“风者，百病之始也”、“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脏，邪气发病”。

这是因为《河图》云“风者，天地之使也”。所谓“使”，便是说风是天地的一个使者，气候要产生改变，都可以从风上反应出来。好比气候要转寒了，它会结果出现朔风；而气候要转热了，又会出现熏风。

风为六淫之首，寒、暑、燥、湿、热诸邪气多依附于风而侵监犯体，故中医又有“风为百病之长”之说，额外是与皮肤病联系甚密。

所以，《金匮要略》说：“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儿的“气”就是“六气”：风、寒、暑、湿、燥、火。它们随季节而变，如春天多风病，夏天多暑病，夏秋之交多湿病，深秋多燥病，冬天多寒病。

古代医疗气象学则强调四时用药有别：“圣人治病，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具体指出了不同季节的处方用药，针灸也应根据不同时令、天气决定取穴及针刺手法，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

风神：飞廉，风伯

风伯即指风神，是人面鸟身的天神。又称风师、飞廉、箕伯等等。中国古代的风神崇拜起源较早。

《周礼》的《大宗伯》篇称，“以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郑玄注：“风师，箕也”，意思是“月离于箕，风扬沙，故知风师其也”。

东汉蔡邕《独断》则称，“风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兴风”。箕星是二十八宿中东方七宿之一，此当以星宿为风神。

另外，楚地亦有称风伯为飞廉的。

《楚辞·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王逸注：“飞廉，风伯也”

晋灼注飞廉曰“鹿身，头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高诱注蜚廉曰“兽名，长毛有翼”。此当以动物为风神。

《汉书·武帝纪》有“还，作甘泉通天台、长安飞廉馆”，晋灼注飞廉曰：“身似鹿，头如爵（雀），有角而蛇尾”

《三辅黄图》：“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身似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

《搜神记》中记载：“风伯，雨师，星（星宿）也。风伯者，箕星也；雨师者，毕星也。”

唐宋以后，风伯曾作“风姨”、“封姨”和”风后“，即曾作女神。但以箕星作风伯之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飞廉形象

图 现代对飞廉形象的想象



飞廉的首次出现是在《楚辞》中的《离骚》，同时，飞廉还出现在《史记》中，曾经给《山海经》作注的郭璞认为：飞廉，龙雀也，鸟身鹿头者。原来，飞廉是一直鸟身鹿头的上古神兽。

后来《汉书》中的飞廉在形象上有了一定的变化，从鸟身鹿头变成了鸟头鹿身，而且还给这只神兽加了一对角和一条蛇的尾巴。

《三辅黄图》中是这样说的：“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身似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

图 飞廉，神禽



这句话的意思就很明显了：飞廉是一种很神奇的禽鸟，能让天气刮起大风，身体像鹿一样，头像鸟雀，长着一对角和一条蛇尾巴，身上的纹理像是豹纹。

到了这里，飞廉的形象就基本定型了。


测风仪

商代的人们认为风是帝所派遣的使臣，称为“帝使风”。（《河图帝通纪》：“风者，天地之使。”）每当天子外出田猎或巡游时，总要对风占卜，并用旗帜候风。

古代的测风仪就是相风乌，木制或铜制，置于竿上，乌头指向来风向测风。测风仪经过了多次演变，起始就是用戴圣所记述的悬羽测风。

《淮南子·齐俗训》中就有：“伣之见风也，无须臾之闲定矣。”也有用鸡毛制作的，以细绳绑在长竿子上测风。

唐李善引《兵书》说：“凡候风法以鸡羽重八两，建五丈旗，取羽系旗巅，立军营中。”

西汉武帝时期，已经有了鎏金凤凰，装置在建章宫一丈多高的杆上，以观测风向风速，因而古人把凤鸟视为风神。建章宫连同鎏金凤凰毁于西汉末年战火，现仅残存建章宫夯土台。

东汉河南南阳张衡用铜乌测风，东汉郑玄的《相风赋》，记述的就是观测风的相风乌，也就是古代装在高杆上的铜制乌形风向器。

因鎏金凤凰造价昂贵，后世改装成了相风乌，安装在长安西北郊的灵台上，相风乌不仅能够测定风向，还能够观测大风的等级。

1971年，河北省安平县发掘出一座东汉古墓，墓中有一幅大型建筑群鸟瞰图绘画，主要建筑物后面的钟楼上，立有一只相风乌和一面测风旗。这是所看到的中国最早的相风乌图形，但不一定是华夏历史上最早的相风乌。

台风、飓风

我国古代人民对风的观测研究非常细致，远在殷代，已有四方风名，《吕氏春秋·有始览》出现“八风”的记载，以后逐渐发展，到汉代已有二十四方位的称呼。

中国古代最早关于台风的记载，是战国典籍《吕氏春秋·有始览》，其中介绍到“八风”，说的是中国古代往八个方向吹来的风：“八风者，盖风以应四时，起于八方，而性亦八变……南方曰巨风，离气所生，一曰凯风。风自大洋来，势汹汹，毁屋败舍，坏没田稼。”这里的“巨风”，按其描述来说，明显指的就是台风。

“巨风”这个称呼用了几百年，就被“飓风”所取代了。“飓”后来成为古代对台风的称呼。

南朝刘宋时期沈怀远在《南越志》称为“飓风”或“惧风”。

图 《南岳志》中关于台风的记载



《南越志》中记载：“熙安多飓风，飓者，四方之风也；一曰惧风，言怖惧也，常以六七月兴。”

也就是说“飓”这个字的“风+具”有两个意思，一是因为台风让人看恐“惧”，二是因为台风的覆盖范围特别广，在风圈内的人会感受到四面八方都有风刮过来。

图 台风云图动态图



刘询的《岭表录异》也有载：“南中夏秋多恶风，彼人谓之‘飓’。《南越志》云‘风起则人心恐惧’，或云‘风来则四面具足’，二义皆有理也。坏屋折树不足喻也，甚则吹屋瓦如飞蝶。或三、二年不一风，或二年两三风，亦系廉帅政德之否减者。然发则自午及酉，夜半必止。此乃飘风不终朝之义也。”

后来古人对台风的理解逐渐深入，《岭南杂记》中写道：

“风起而雨随之，越三四日，台即倏来，少则昼夜，多则三日，或自南转北，或自北转南，阖夏时阳气司权，南方之气为北风摧郁，郁极而发，遂肆横激，其转而北也，因北风未透，南风即起，北风之郁，仍复衡决，必倏有西风，其台始定，然后行舟。”
还有，“台甚于飓，而飓急于台。飓无常期，台经旬日。船在洋中遇飓可支，遇台难甚，盖飓散而台聚也。”这里描述的就是台风的时间、风向以及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