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三、 樊燮诬告
一位知名学者这样评述晚清的曾左李三人：“曾国藩做人，左宗棠做事，李鸿章做官”。以“做事”二字概括左宗棠，贴切吗？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左宗棠的人生，可以说，他的成就恰恰得益于没有少年时期一帆风顺科举成名，而且早早就退出了科场。
如果左宗棠在年轻时就进入官场，当然只能从基层做起，举头望去，满眼都是比自己官大的老爷，按照规矩，必须处处点头哈腰、巴结逢迎，过节送礼，过年行贿，还少不了按照黑心上级的命令去坑蒙拐骗搜刮地皮。对一个极富个性的人来讲，这些当然是很难接受的，于是，他的官场生涯大概免不了这样三种结局：第一种，实在无法忍耐，主动辞职，仍然回老家去当湘上农人；第二种，硬着头皮干，一来二去，得罪了一大群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安了个什么罪名，革职回家，还不如第一种；第三种，既来之，则安之，久入鲍鱼之肆，慢慢地就不觉得有什么不习惯了，官场里的那一套逐渐改变了他原来的个性，于是，那个大清公务员团队中，又增加了一个人们司空见惯、毫无特色的成员，这样，也就不会有后来那个左宗棠了。然而，他所走的是一条极其罕见的路，有许多偶然因素，才使后来的晚清史上，出现了左宗棠这个人物。可以说,左宗棠步入官场的过程,完全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预知的突发事件，充满了传奇色彩，本帖不是小说，仍然只能根据各种史料的内容，去追寻历史的真相，对以往的种种论述、评论，进行分析和思考。
早在咸丰三年四月，刚刚第二次担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就向清廷保荐左宗棠以同知直隶州选用，对于那些在科举道路上艰难跋涉的读书人来说，这已经比考中进士之后只能担任知县的情况职务高了许多，应该是梦寐以求的事，但左宗棠却推辞了。对于当官，他的确是有种种顾虑的。
左宗棠进入湘幕，声名远播，胡林翼在给左宗棠的书信中说：“丈在小淹，自嗟迟暮，世无知者，则曰除非帝赉良弼乃可耳。今已名在九重，而转有忧色。能忧，是吾丈见道处。”
胡林翼跟左宗棠同岁，又是世交好友，情同手足，一直兄弟相称。但胡林翼是陶桄的姐夫，左宗棠是陶桄的岳父，从这个关系上论，胡林翼称左宗棠为“丈”，算是客气。这里是说，左宗棠从前在安化小淹陶家教书时，经常嗟叹身居深山，无人知晓，随着时光流逝，一天天老去。这里引用了尚书中殷高宗武丁得贤相傅说辅佐的典故，除非有“梦帝赉予良弼”那样的奇迹，才能让自己的满腹经纶得到施展的机会。而现在已经连皇帝都知道你的名气了，却反而发起愁来了，能发愁，也是你很有眼光的表现。胡林翼的这种说法，证明左宗棠的心情的确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对于自己胸中的学问长期不得施展，白白浪费而深感遗憾，另一方面却又对一旦步入官场，充满了畏惧和顾虑。
为什么后来左宗棠的名气连皇帝都知道了，他却反而发起愁来了呢？原来，咸丰五年年底，一个名叫宗稷辰的御史，按照朝廷的要求举荐人才，上报了好几个人，左宗棠列于首位，这位御史称他“不求荣利，迹甚微而功甚伟。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诸人”。宗稷辰是浙江会稽人，与左宗棠“无一面之缘，一字之交”，他举荐左宗棠，完全是因为听到湖南、湖北官员的反映，可见左宗棠在当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名气。清廷一听此人竟有不下于胡林翼诸人的本领，便下旨命湖南巡抚“出具切实考语，送部引见。”看这个架势，当时在骆幕中的左宗棠，已经不能继续在那里待下去，只能按照清廷的要求，开具鉴定，然后送北京吏部，见过皇帝之后，便要重新安排工作了。该怎样应付这样的局面，绕过这个难题呢？这大概就是左宗棠发愁的原因。
在骆秉章的奏稿中，查不到对于这份上谕的答复。直到咸丰七年五月，咸丰才又发了这样一道关于左宗棠的上谕：“经骆秉章奏，该员有志观光，俟湖南军务告竣，遇会试之年，再行给咨送部引见。”
通过跟骆秉章相处，两人如鱼得水，关系十分融洽，左宗棠已经在骆秉章那种十分罕见的信任和支持下，得到了一个施展平生所学的平台。 由于不是实缺命官，无须上下打点、应付方方面面，只要对骆秉章一人负责即可，而骆秉章也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不仅为官清廉，而且对左宗棠的才干欣赏备至，根本无须官场中的那一套，在这种情况下，少了许许多多的额外负担，左宗棠把自己的师爷角色演绎得风生水起、得心应手。如果舍弃这个平台，易地当官，由于深知自己“狷狭之性，不合时宜”，远不如当一个幕僚，无牵无挂轻松得多。二者做个比较，他当然不愿离开骆幕。[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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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加快更新速度，网上常见帖子后面的此类督促，在下岂能不知？然发帖者亦需谋柴米油盐、食人间烟火，于此之外方能耕耘文字；而本贴尤非小说一类可以兴之所致，尽情挥洒，必须考证有据，方能入帖，不然，恐各种豆腐会立时剑拔弩张、兴师问罪。这样，便更多了几分小心，步步唯谨，当然也就快不起来，还请诸位多多谅解！

作者：女兔兔2　回复日期：2010-10-05　10:42:29

左与曾是君子与小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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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为官清廉，为人正直，当然不是小人。但他却为了维护自己一军之长的面子，不能通过左宗棠的当面指责认真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迁怒于对方，并让这种情绪去主导曾左关系，形成了两人之间长长的距离，曾国藩权倾一方，他的亲疏远近，当然也给整个官场带来很大的影响，在这种影响笼罩下，左宗棠当然就更加困难重重了。
尽管曾国藩自晚清以来被树为圣人，但他的个性是存在巨大缺陷的，尤其在对于左宗棠的态度上。这方面的内容并没有讲完，随着叙述的深入，后面还有。

[续前]
但是，皇帝的御旨是不能置之不理的，该怎么办呢？当时的骆、左两人采取了拖延的对策，声称左宗棠打算参加会试，既然参加北京的会试，朝廷就完全有充分的主动权对这一人才进行考核、决定取舍，当然也就不会提出异议，硬要左宗棠立刻启程，前往北京报到了。但是，湖南方面的话又说得很活：一是要等到本省军务告竣，二是要等到会试之年，由于当年刚刚结束了一次会试，那么，至少还有三年可以拖延，这样就把赴京问题敷衍了过去。
胡林翼后来在向咸丰推荐左宗棠时说：“该员秉性忠良，才堪济变，敦尚气节，而近于矫激。面折人之过，不少宽假，人多以此尤之。故亦不愿居官任职。”若干年后，左宗棠自己也在给儿子的家书中说：“吾以狷狭之性，不合时宜，自分长为农夫以没世。遭际离乱，始应当事之聘，出深山而入围城。初意亦只保卫桑梓，未敢侈谈大局也。”
这些史料都可以反映出尽管左宗棠希望能有机会一展所学，希望得到做事的机会，但对于做官，则由于自己的个性不适合周旋于官场，是深怀顾忌的。
按照继骆秉章之后担任湖南巡抚的毛鸿宾的说法，左宗棠“自刑名、钱谷、征兵、练勇与夫厘金、捐输，无不布置井井，洞中机要”。巡抚衙门是个高级别的去处，这里的师爷是分专业的，刑名钱粮各有专攻，各自要拜不同的前辈为师，有许多诀窍，彼此并不相通。而左宗棠由于在陶澍家中早就对两江总督府遗留下来的各类公函有过深入的研究，一上岗不论哪种师爷的业务都是熟手，大包大揽，毫无疏漏，当然，所谓诀窍，就是以前约定俗成的一些东西，比如灰色收入中的陋规等等，在陶澍家的文件中是看不来的，可左宗棠和骆秉章一道，将湖南官场从前的套路全部打乱，不仅对吏治进行整顿，而且将税制作了极大的改革，剔除中饱，从而在不加重百姓负担的情况下，大大增加了财政收入。他不仅能够处理这些日常公务，还是拟写奏折的高手，骆秉章的奏稿，全部出自左宗棠之手，完成之后，骆秉章本人不复检校。如果说上面这些工作师爷中的良者也可以做得到的话，那么，左宗棠同时能够对军事部署得心应手，则是师爷之中绝无仅有的了。这一条更是他的长项，一进入骆幕之后，便“专湖南军事”，左宗棠两次走进湘幕，都是在军情紧急、城门紧闭的情况下，用绳子缒着进入长沙城的，但是，他辅佐巡抚治理湖南之后，长沙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军事上的险情。就这样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在干戈四起的氛围中，为湖南打造了一个战争时期相对安定的环境。
骆秉章得到一个这样的师爷，当然无论如何都舍不得放手，而左宗棠也对于遇到这样一位难得的东家十分庆幸，一心一意地当他的幕僚，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他已经十分满足，对于当官，不但不去主动追求，反倒有一种畏忌。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态度也可以反映这种情况：如果真的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也应该跟其他人一样毕恭毕敬，让这位二品大员对自己有个好印象，尽量跟曾国藩保持良好的关系，为自己将来在官场中的道路作点铺垫，以左宗棠当时的条件来看，做到这一点应该并不困难。然而，他却根本没有这样处理根曾国藩的关系，而是俨然像个自封的“纪委书记”一样，对曾国藩“面折人过”，只要曾国藩有“短处”，他便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这也正是曾国藩始终对他敬而远之的重要原因，左宗棠当然心知肚明，却依然我行我素，不少更改，如果真的有其他湘军人物们那样的个人目的，是无论如何不可能有这种表现的。[待续]

[续前]
本来，身处骆幕中的左宗棠，在骆秉章离任之后，便不可能继续留在湖南巡抚衙门之内，再当他的师爷了，按照清廷的规定，后任官员是不准留用前任的幕友的，这是一种专门用来防止弊端的措施，一旦违禁，将会遭到很严厉的惩处。左宗棠是张亮基的师爷，骆秉章聘来自己幕中，已经多多少少有点触犯“纪律”，好在左宗棠后来随张亮基去了湖北，中间有一点点间隔，不算直接留任，但在骆秉章走后，则是绝对不可能再给后来的巡抚当幕僚了，而骆秉章比年近半百的左宗棠大了整整十九岁，显然年事已高，去日无多。左宗棠即便此后为了弥补没有考中进士的心中缺憾，重新参加会试并且终于金榜题名，由于早已年逾五旬，恐怕也很难再有心思步入官场，并且，即使当了官也依然无法逃脱前面说过的那三种结局，而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不是他所希望的。
对于左宗棠来说，在巡抚衙门当师爷的数年时间里使自己平生所学到的知识得到了展示和验证，已经不留遗憾，如果一切按照正常的轨道发展，最大的可能，就是在离开骆幕之后，仍然回到柳庄设馆授徒，继续中断数年的农学研究，当他的湘上农人了此一生。而他跟曾国藩之间，借用一句现代语言，属于两股道上跑的车，应该是不会发生多少碰撞的。
然而，当时的事情并没有按照正常的轨道进行，而是出现了一个意外，这才使一切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这个意外，就是几乎给左宗棠带来生命之危的樊燮诬陷案。[待续]

[续前]
许多关于此事的叙述都说，这件事是由于永州镇总兵樊燮前来省上找巡抚办事，骆秉章让他直接去找左师爷。见面之后，举人出身的临时工左宗棠莫名其妙地非要逼着身为朝廷二品命官的总兵大人樊燮给他下跪请安，在遭到拒绝之后，竟然雷霆大怒，这样才引发了后面这段极富戏剧性的故事。不仅如此，为了使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独断专行的表现更加有根有据，还特别将骆秉章说成一个整天不理公务只知吃喝玩乐的碌碌无能之辈，湖南的一切事务全部由左宗棠把持。
对于这段公案，下面这种说法流传极广：“（恩）施城吴老人年九十矣，幼时曾见燮公。其言曰：燮公谒骆帅，帅令谒左师爷。未请安。左厉声喝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燮曰：‘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怒益急，起，欲以脚蹴之，大呵斥曰：‘王八蛋，滚出去！’燮亦愠极而退。未及，即有樊燮革职回籍之朝旨。”
类似版本还有许多，都大同小异，有的甚至还增加了“批其颊”这样严重的情节。显然，这类说法都出自樊燮的口中。然而，认真设身处地一下，“燮公”是一位被革职的官员，在谈起革职的原因，以及那桩差一点让左宗棠人头落地的公案时，他会非常客观地陈述自己是因为贪渎才丢掉乌纱帽的吗？他会坦承自己是由于被罢了官进行报复，才去对左宗棠进行控告的吗？当然不会，既然如此，是不是就要给自己找一个稍稍站得住的理由? 因此，这些由樊燮口中传出，再经过某些文人渲染加工的描写，是否真能反映客观事实，就不能不打一个问号了。
左宗棠在辅佐张亮基和骆秉章期间，都对吏治进行过大力整顿，各有数十名官员遭到参劾而罢职。布衣出身的左宗棠，家境贫寒，久居民间，身上抱有较多的草根情节，平生对贪官污吏就有一种反感，在参与政事以后，当然会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而要想让湖南改变贫弱状况，能够在那场战争中自保，也必须进行官场中的大力整顿。在骆秉章幕中，被参劾的官员中包括臬司、提督这样的官员，这些人的职务都比樊燮高，以往根本没有因为这种整顿闹出什么风波，说明当时的参劾并非根据左宗棠的个人喜好进行，而是言之有据、行之有度的。果真像樊燮所描写的那样，以是否向师爷下跪清安决定纱帽的取舍，湖南官场里岂不早就闹翻天了吗？

我们如果再看一看其他材料，就会发现事情远不是这样一件偶然发生的、仅仅由于没有满足左宗棠并不正当的要求而引发的独立事件，实际情况要比樊燮告诉别人的复杂得多。[待续]

楼上：
1、关于曾左之间的纠葛，众说纷纭，我在帖子中对这些事件作了梳理，并没有写完，对已经叙述的部分，如果你认为不实、不是，欢迎具体点评。
2、关于新疆问题的是与非，当然是本帖的重点，但目前尚未写到这一部分。就我所了解的史实，我想，这种放弃新疆购买若干铁甲舰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有些人毕竟不是具体研究这段历史的，提出这种观点，不过是跟在一些时尚学者后面人云亦云而已，自己并没有经过深入的探究，在帖子后面我会拿出具体的事实对此做出回应。请耐心一点，稍等片刻。

5.客观方面说，收复新疆恢复了国家版图，但新疆一战约消耗军费1000-3000万两，（这是保守估算，也有称5000万两和7000万两的，造就了国库的举债和亏空）仅就3000万两而言，足以购置20艘定远级别铁甲舰，妄谈20艘，就是添加一艘，或者随便买点开花弹，倭奴岂敢造次，何苦水师军费促窘。从同治中兴到清灭亡，其国力转折皆由此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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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说法本身是非常可笑的。
甲午战毕，李鸿章口袋里尚有800多万两巨款，仅这笔钱就够买5艘定远级别的铁甲舰，如果及时投入海军，中国就可以有7艘这样的巨舰对付日本，无论当时的日本如何强悍，都不可能战胜北洋水师。你说，究竟应该冒着捐弃长城以北5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让北京成为一座边城的风险去加强海防呢，还是应该将李鸿章手中的这800万两小金库及时投入海军？究竟甲午失败的责任在谁身上？
这么多的历史误区，是不是真的有必要认真进行澄清？

[续前]
樊燮案，其实是当时湖南官场中，一股“倒左”潮流的组成部分，其幕后的关键人物，是湖南布政使文格。
王闿运的《湘军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幕客左宗棠，雅善衡永道文格，文格时擢广西按察，不欲往，因奏以文格署按察使。”
按照这种说法，早在文格还是衡永道道员的时候，跟左宗棠关系是很融洽的，当时他已经被提拔为广西按察使，但是广西局势混乱，远没有湖南太平，去那里当官是很危险的，于是就找左宗棠帮忙。左宗棠利用他对骆秉章的影响，最终使文格留在湖南担任代理按察使。后来，文格又进一步受到提拔，担任了布政使，在湖南的地位仅次于骆秉章。照道理，不仅关系“雅善”，并且得到左宗棠帮助的文格，应该一直跟后者和睦相处，怎么会成为暗中陷害的主使人呢？
这是因为当文格在湖南一人之下以后，地位变了，许多事情也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首先，是在人员的任用方面，骆秉章和文格产生分歧。当时，一位名叫黄淳熙的候补知县，本来赋闲在家，骆秉章亲自登门拜访，请他出山，并直接任命他为湘乡县令，没有按照正常手续，首先通知布政使，再由布政使衙门挂牌委任。“文格大惊愠，然无可奈何。”
《湘军志》还记了另外一件事：“赖史直失城，当议罪，而更奏荐，后竟补岳州知府”。
但是，按照骆秉章的说法，东安县知县赖史直，虽然“上年县城失守”，但很快又亲自带人“随同克复，已蒙天恩逾格免其治罪”，而他“履东安县任，政声尤著，士民爱戴，迥异寻常。”对于这样的官员，骆秉章大胆任用，自然也有他的道理。
后来，黄淳熙和赖史直都得到提拔，黄淳熙在抗击石达开进攻湖南的宝庆战役中，连获胜仗，被保荐为直隶州知州，以后又保荐为知府，留湖南任用。赖史直则先升用同知直隶州知州，以后更担任了岳州知府。这些，都令文格极为不满，并怀恨在心。
另一方面，则是在财政上：“又案扬州例，搉商贾货厘，设厘金局，自为收支，以裕麟总之，藩司列衔画行，莫能问其数。局库之储倍于藩库，秉章亦自以廉俭率下，文格亦无所求取，故威行于府县，贪靡之风几革。”“省城大政，则盐道裕麟、委员王加敏得与操纵之柄，自余司、道拱手而已。于后论军政吏治者推湖南，而谤议亦自此起。”
更典型的例子是，“咸丰七年(1857年)，骆秉章用左宗棠议，首减湘潭浮折漕粮，定军需公费，先私取十五者，率改为公取一，藩司以下大讙。时湖南阻乱，事专于巡抚，秉章决行之，遂改漕章，岁增银二十余万，民乃得减赋数百万。”这样的大规模的动作，无疑极大地影响了某些人的收入，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盼望对湖南当时的现状进行改变，要实现这种改变，最便捷的途径，莫过于对骆秉章身边倚重的人下手，打破骆左联合的结构。
尽管在湖南乃一人之下的身份，但实际上理应由藩司掌握的人事、财政大权统统旁落，不能过问，而文格本来就比较贪婪，他后来担任山东巡抚，为了弥补在湖南期间的损失，变本加厉地索贿受贿，甚至连他的门丁都拼命向前来办事的人索要门包，因为做得太过分了，终于被人告发，最终受到降三级调用的处分，连山东的藩司、臬司都跟着受了连累，同样被降了三级。当然，这是后话，与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无关，但是，一个这样的人，无法长期忍受骆秉章和左宗棠联合行政的现状，则是毫无疑问的，自己的切身利益，显然要比他跟左宗棠的那点交情分量重得多。
于是，文格就利用他在官场中的地位，开始频频发力。[待续]

作者：M_650105074160　回复日期：2010-10-08　01:19:18

楼主无视我…唉…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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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得罪。
100多年前，又是战争条件下，仅从陕西到新疆修一条大道，再在大道两旁遍植柳树、杨树，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工程，这条路的确对西北地区的交通带来一定的改善，浓浓的树阴，也给长途跋涉的旅人施以一路庇护，并且，所有这一切都是免费的，没有“过路费”一说，也没有任何人给过什么工程款。
抗战期间，蒋经国日记有这样的描写：“从长武到平凉的公路，非常的阔，这一条路，就是左宗棠造的，最阔的地方有五十公尺，沿路都是很粗大的杨柳。左宗棠从西安经兰州一直到新疆，开辟了一条三千多里的大路，两旁遍植柳书，人行其间，只有感觉到伟大、伟大与伟大……”
但是，49年之后，这一切基本上都逐渐消失了，左公柳已很少看到，新疆人不知道左宗棠的情况也并不奇怪，试看新疆的各种重大庆祝活动，几时提到过左宗棠？
其实，左公柳和那条路，只是左宗棠在西北所做工作的一小部分，有一本《左宗棠在甘肃》的书，对于这方面的内容有较详细的介绍。
真实的历史，用权力是改变不了的，尤其是一段跟中国国家版图关系如此重大的历史。

[续前]
首先是制造舆论，最著名的一条是当时在湖南流传很广的说法，叫做“幕友当权，捐班用命”，前一条当然是指左宗棠，后一条则是指并非科举出身，而是靠捐纳进入仕途的道员裕麟。再如，当时的制度，巡抚兼任都察院右副都御使，而湖南官场则将左宗棠称为“左都御史”，去掉一个副字，意即他的权力在骆秉章之上。更有传言指责湖南是“一印两官”，意为骆秉章的大印实际上操在没有官职的举人左宗棠手中。
咸丰七（1857）年，文格指使的人向清廷举报，首先指名参劾主管全省厘税的裕麟，并列举了许多罪状，最主要的一条是说他“朦捐”保升道员，出任岳州知府，就是说借着管理厘金的机会，假称自己缴纳了捐款获得提升，实际上却根本没有出钱。告状的人还说“僚属共知其谲，上官偏受其欺”，将矛头直接对准骆秉章。清廷下诏，要求骆秉章“按照所指各款详细查明，据实严参，毋稍循隐”。这份参劾如能得逞，将会给骆秉章和左宗棠以重大打击，举报者希望通过这样的手段使骆和左知难而退，各有收敛。
对此，骆秉章毫不含糊地用客观事实逐条驳斥了所有对于裕麟的指控，并且说：“总局司道及船炮局绅，臣无数日不接见之人，如果裕麟实有冒捐之事，道路皆知，谁肯代为掩饰？”理直气壮地批驳了所谓裕麟朦捐的指控。
这份告状折子还提出，在长沙有“幕友当权，捐班用命”的民谣，以此证明骆秉章用人不当，存在着严重问题并已造成广泛影响。对于这些指控，骆秉章的态度十分明确，他在复奏中作了这样的回答：
“至所称省垣有‘幕友当权，捐班用命’之谣言者，自谓留心察访，似非无因。臣维官之有幕，天下皆然。幕友所办之事，皆官之事，然必本官裁决定夺而后施行。是官之权，非幕友所得干也。如有不屑之幕，本官纵为欺蒙，事迹岂能免败露，何以省垣有此谣言而臣等一无所闻乎？至人才量能器使，本无科甲捐班之分，则又不足言也。”这样的回答，把那些谣言制造者驳斥得哑口无言。这次弹劾如能得逞，左宗棠应该早在咸丰七年便会因此案的牵连被逐出湘幕，提前结束他的幕僚生涯。由于骆秉章丝毫没有因为文格发起的攻击自乱阵脚，才使那些背地里企图借裕麟事件来搞垮左宗棠和骆秉章的企图没有得逞。
然而，文格并没有因这次失败而认输，他还在暗中窥伺，终于，在樊燮遭到弹劾之后，他认为又一次机会来了。于是，他一方面怂恿樊燮到湖广总督衙门进行控告，湖南的大权被劣幕左宗棠把持，甚至鼓励樊燮去都察院京控，把事情闹大；另一方面则亲自出马，利用他跟湖广总督官文都是旗人的便利条件，暗中向官文煽风点火。有了上一次失败的教训之后，文格这次加大了力度，一心要获得成功，彻底改变湖南政坛的现状，迎来自己盼望的好日子。应该说，这是事情的内幕，也是问题的实质。
文格一方面在暗中策划制造事端，但在表面上则很会做人，骆秉章在北京对樊燮的问题进行口头陈述之后，回到湖南开始进行樊案的调查，文格是此事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等到后来湖广总督官文按照樊燮的指控追究左宗棠和永州知府黄文琛、署理永州镇总兵候光裕，湖南臬司将左宗棠的名字排在三人中的第一个，文格此时出面，假惺惺地将左宗棠排在第三。在此之前，他更是有件事很得左宗棠的好感：罗泽南在武昌城下身负重伤，命在旦夕之间，由于当地正在战乱之中，湖北方面只好派人来湖南购买人参，给罗泽南治病，文格从自己家中拿出了一两四钱人参，分文不取。从此，左宗棠对他更是亲近有加，将他认定为好人。他的表面现象瞒过了从来不去琢磨人情世故的左宗棠，使左宗棠直到最后都没有去怀疑他在这些事件中扮演的真正角色。但是，胡林翼可以从官文那里了解情况，对事情的内幕清清楚楚，只是不便明说，他告诉左宗棠：“间公者，湘人，非鄂人，此沛公司马之类也，何足介意。”十分清楚地点明樊燮事件是“有人唆耸”所致。显然，事情的真相远不像野史中描写的那么简单。
骆秉章也并不是传言中所说那种无能的庸人，清人笔记中说：“花县骆文忠公秉章于舆地之学最讲求，办公事中别有一案，陈图其上，时时玩之，后行军竟得此图之力。”一个能够时时对着地图进行思考的人，当然是一个非常注意研究、讲求实际的人，在当时的官场中应该非常难得，绝不可能是一个庸碌无能之辈。离开左宗棠之后，骆秉章成功地领导湖南打退了石达开的第二次进攻，后来调任四川总督，在没有左宗棠参与的情况下，他照样全歼了石达开所部。“川民感其削平寇乱，出于水火，及其殁，巷哭罢市，遗爱之深，世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云。”这些与传闻不同的记载，都可以说明真实的骆秉章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官员。[待续]

作者：M_650105074160　回复日期：2010-10-06　01:29:42

新疆人有不知道左宗堂的？我这里满地都是左公柳，当然也有可能和教育有关，我小时候我姥爷给我讲过左宗堂的事。个人观点，别的不说单从种树这一点，老子就觉得他很牛x啊，谁当时能想到这一点？真正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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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朋友是不是在哈密？听说哈密人民公园里还有一些左公柳幸存，除此之外，全国恐怕没有什么地方“满地都是左公柳”了。

谢谢楼上网友的关注。

[续前]
骆秉章第一次担任湘抚，在太平军围城的关键时刻奉旨赴京，改由张亮基接任，但骆秉章并没有离开长沙，曾经亲眼目睹了左宗棠辅佐张亮基守城时的表现，等到张良基调任署湖广总督时，骆秉章任湖北巡抚，督抚同城，又在一起工作，由于这样的经历，他认定左宗棠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
第二次出任湘抚之后，得知左宗棠已经回家，便不遗余力地想方设法将左宗棠罗致身边，并且不惜委曲求全，答应了后者提出的所有条件。左宗棠到来之后的第一年，骆秉章还事事过问，等他发现左氏不仅才华横溢，而且操守清严，精力旺盛，将一切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完全可以放心，这才对左宗棠的所作所为听之任之，一切都建立在心中有数的基础之上，这当然不是一个庸碌无能的官员能够做到的。
左宗棠对于骆秉章自始至终都非常敬重，骆秉章离任之后，继任的湖南巡抚毛鸿宾向左宗棠询问前任的一些情况，左宗棠在复信中谈到了他对骆秉章的评价：“宗棠以桑梓故，勉佐帷筹，九载于兹，形影相共，惟我知公（骆秉章），惟公知我。虽以此为媪相（官文）所不容，为小人所共构，未敢以此几微变其初度也。外间论者，每以籲公(骆秉章)之才，不胜其德为疑。岂知同时所叹为有德者，固不如籲公；即称为有才者，所成亦远不之逮乎。”就在这封信里，甚至还非常坦率地谈到了他对继任者毛鸿宾的看法：“公（毛鸿宾）今开府吾湘，涤（曾国藩）、润（胡林翼）两帅均谓公才、公望有远迈籲公者，宗棠不敢为雷同之论”，直截了当地说毛鸿宾才望未必能够超过骆秉章，即使有曾胡两个大人物这样说，左宗棠也依然持完全不同的意见，左宗棠对骆秉章能力的评价，无疑是非常高的。后来，当他知道骆秉章老家祖坟的坟地被人侵占，时为广东巡抚的郭嵩焘不予制止，感到十分遗憾，因为在左宗棠心目中，始终将骆秉章视为一个杰出的人物，一个难忘的知己，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恐怕他也就不会在湘幕中不辞劳苦并且停留那么长久了。
而某些流传很广的樊燮一案的说法里，之所以先要将骆秉章大大贬低一番，将他描写成一个无才无德、根本不理公务的庸人，只不过是为了给后面讲的左宗棠独断专行做铺垫而已，这些描写，其实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事实上，樊燮的事情，正是由骆秉章亲自过问并引发的。
由于湖南提督空缺，骆秉章曾经将担任永州总兵的樊燮作为候选人，打算让他署理这个职务，也正因为有了进行提拔的打算，便格外注意加强对于此人的考察。在一次视察时，他专门来到樊燮的兵营里，突然集合士兵清点人数。这一清点不要紧，发现实际人数大大少于花名册。过了一会儿，樊燮匆匆赶来解释，说这些士兵都生病了，所以没有参加点名，如今他们全都到齐了，请抚台大人再去清点一次。樊燮的这种表现，无异于欲盖弥彰，更加加重了骆秉章对于他吃空饷的疑心，于是就开始对此人进行调查，并通过和永州知府黄文琛等人的交谈，掌握了樊燮大量贪赃枉法的劣迹。
上述事实说明，樊燮受到格外关注的起因，不仅没有包含一丝一毫的恶意，反而是官场中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升职机会所导致的，如果他是一个好人，当然可以通过骆秉章的考察，不仅不会革职，反而会得到提升，成为全省级别最高的武官；但是，他劣迹累累，根本经不起这种考察，那么，提督的位置当然跟他擦肩而过，连他已经担任的总兵官职也保不住了。这件事情的经过，也证明了身为巡抚的骆秉章是一个称职的官员，否则，当时的湖南也不可能在他任内出现那样的局面。
骆秉章在他的自叙年谱中是这样讲述这个事件的：“永州镇总兵樊燮，声名恶劣，同城弁兵无不咨怨。八年（1858年）赴京陛见，先参其私役兵弁，乘坐肩舆，并声明访问各款劣迹俟查实参奏。嗣据委员赴永，查该镇零用皆取自营中，提用银九百余两，公项钱三千三百余串，又动用米折银两，即据实严参，奉上谕拿问审办。嗣有人唆耸樊燮在湖广递禀，又在都察院呈控永州府黄文琛，商同候光裕通知在院襄办军务绅士左某，以图陷害。后奉旨交湖广总督官文、湖北正考官钱宝青审办。旋于八月二十五日将樊燮妄控奏明，将查明账簿、公禀、樊燮亲供等件咨送军机处。左君因此一案，忧谗畏讥，遂定义于十(1860)年正月出署，请咨赴京会试。”
骆秉章的这段讲述，显然与樊燮所说有巨大差异，早在“燮公”所述情节发生的前一年，咸丰八(1858)年秋，骆秉章就已经在赴京陛见时对樊燮进行了参奏，并且说明将在回省后派专人对此案进行调查，届时再将详细材料呈报。应该说，早在左宗棠因为得不到请安而“报复”之前，樊燮一案的调查就已经启动，他被摘去顶戴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左宗棠后来也对胡林翼谈到了调查的具体情况：“中丞之劾樊燮，乃迟之又久，考究再三而后发者。近时军政之坏，实由武职大员贪纵所致。怕死固然，要钱尤甚。”“自樊燮到任，则日用所需，丝毫皆取自营中，值月弁兵即其管账之人，千、把、外额以之充管厨买办之役，即其印札亦云‘本镇日用，间有取自营中’一语，兵丁米折则挪买绸缎，武职廉俸则摊修上房，皆有簿账供禀可凭，此其贪也。千总因演戏时放赏未到，各棍责数十；管厨之外委因烧煤过多，棍责数十；管轿之兵丁因洋灯不燃，棍责数十；外汛之把总因沿途供给稍迟，即在船边棍责。皆有供禀可凭。此其纵也。”“虚粮占伍，东南各省皆然，不独湖南。湖南亦不独一永镇。向为永镇者皆然，亦不独一樊燮。而贪纵之状，则实无樊燮之过甚者。通镇兵丁二千余，存城者名为四百余，而实存不及三百；镇署当差兵丁乃至一百六十名之多，凡厨役、水夫、花儿匠、点心匠、剃头匠诸役，无非兵者。此不独各弁兵供词所同，即樊燮亲供，亦云永署宽阔，向来旗牌伴当及当差兵丁，实共一百六十名。然则除私役外，其存伍者，计不过数十人而已。”实际上，真正霸道的不是左宗棠，而是樊燮，一个永州城里，总共不足三百人的兵丁，竟然有一百六十人在给总兵大人充当各种杂役，其霸道程度可见一斑。
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59年1月2日），骆秉章正式上折奏参樊燮违例乘坐肩舆，私役兵弁，冒领军饷等等劣迹，并声明“臣现委员赴永详查一切，俟得实据，再行奏参。”同年十二月十一日（1859年1月14日），咸丰下旨，“樊燮着交部严加议处，即行开缺”，将樊燮革职。咸丰九年二月二十八日（1859年4月1日），湖南将从永州调查的结果具折呈报。九年三月十三日(1859年5月2日)，清廷颁发上谕：“实属恣意侵亏，大干功令，亟应彻底研究，以儆官邪。樊燮着即行拿问，交骆秉章提同人证，严审究办。”
既然已经奉旨拿问，当然应该提取相关证人对质，将各条罪状逐一落实。于是，已经革职回籍的樊燮被解到湖南。[待续]

作者：M_650105074160　回复日期：2010-10-09　19:21:10

原来如此…其它地方没有啊？这我到是以为其它市里都有呢…真悲剧啊，其它地方的树都被烧了么？楼主愿闻其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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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看到，伊犁以西的国际公路，境外部分路旁有许多粗大的古树，由于在境外，它们幸运地得以存活，这种说法是否属实，笔者没有经过考察，尚需了解情况的朋友证明。在国内其它地方，左公柳的状况可以用基本上荡然无存来概括。既然哈密等地可以“遍地皆是”，那么，这种树在其他地区的绝迹，主要原因当然是人为因素。
很长时间里，左宗棠在中国一直被视为历史罪人，这种跟左宗棠的历史密切相关的植物当然也会惨遭厄运，即使有极个别的漏网，顶多也只能算幸存罢了。
这种事实究竟是耶非耶？当然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谢谢各位关注!

[续前]
然而，自这一年正月起，石达开率部由江西南安、崇义进入湘南，桂阳、兴宁、宜章、郴州先后被太平军接连攻克。石达开的部队，“人马行六昼夜不绝”，号称三十万，扬言“先取宝庆，再攻长沙，自常、辰、沅、澧，经酉、秀、忠、涪，取荆州，从夔万入巴蜀自王”，一时之间，形势万分紧急。樊燮案的调查，必须和永州地区的许多证人对质，永州地处湘南，正是吃紧的所在，在这时候当然不可能实现，此案也就被暂时搁置。照道理，如果左宗棠真的逼樊燮下跪，由于樊燮坚决不肯请安而勃然大怒，开始拳打脚踢动起手来，并且于事后报复，让樊燮丢了顶戴，那么，樊燮被革职之后，他已经达到了目的，事情也就了结了；而樊燮则受了莫大委屈，应该在被左宗棠侮辱之后就立刻向官文进行控告，至迟也应该在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59年1月14日）被革职的时候，就忍无可忍地进行控诉了。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本该立即上告的樊燮在罢官后悄悄地回了湖北，并没有任何申辩的举动；相反，倒是湖南方面对已经被革职的樊燮继续上报调查材料，并且还将按照朝廷的命令对他做进一步的追究，这种情况是否有点不合常理呢？
由于湖南官场内一些人物的活动，总督官文便于咸丰九年四月间将樊燮提到了湖北，而樊燮也就在这时才控告左宗棠，接着，官文于咸丰九年六月二十七日（1859年7月26日）根据樊燮的控告亲自拟写奏折，严参左宗棠。也就是说，樊燮的所有控告，是在已经被革职之后好几个月、在被官文提到湖北之后才进行的，这种情况下的控告，当然就不会没有什么内幕了，与其将它说成是樊燮在受到左宗棠侮辱之后的忍无可忍之举，不如说是经过文格、官文等人的怂恿产生侥幸心理之后的一种表现更加令人信服吧？
樊燮的诬告得到当时湖广总督官文的支持，有的人说官文和樊燮是亲戚，所以决心为他撑腰，这些说法和关于左宗棠批颊大骂，要樊燮滚出去之类传说一样，恐怕都是局外人为了使故事更加引人而增加的情节，未必可信。官文之所以对这件事如此上心，其实另有原因，长期以来，湖南方面对这位旗人总督并不买帐，许多事情都让他下不来台，日久天长，当然怀恨在心，可一时之间又找不到什么发泄的机会。这样的例子很多，比较典型的一次是，此前湖北形势吃紧时，湖南曾派候补道王錱领兵支援，事后，身任湖广总督的官文行文湖南称：“王道一军极为可靠，除已由本大臣奏留驻扎崇、通一带，督率地方官实力搜捕，所有王道一军勇粮等项，不得不由湖南筹发。”他不仅要凭空截留湖南的一支军队，而且“每年可潜取湖南十余万之饷”，湖南当然不能答应。左宗棠写信给王錱，告诉他形势缓和之后，“尊军自须拔营回岳”，“行止久速，一听尊裁”。王錱对左宗棠言听计从，湖北军务告竣之后，立刻率队退回湖南，这样，不仅让官文的如意算盘落了空，还驳了这位总督大人的面子，截留这支队伍的打算即使向朝廷打了报告也没用。
类似情况还有许多，樊燮的事情本身也是如此，总督大人已经向朝廷正式上奏，提拔樊燮为署湖南提督，恰恰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湖南方面对樊燮进行参革，另一名由官文提议代理永洲镇总兵职务的官员也遭到湖南的反对，两个总督亲自主张的提拔意见最终都被朝廷否决，当然再一次让他气不打一处来。后来樊燮去他那里控告左宗棠，等于给了他一个报复湖南、一吐胸中恶气的天赐良机，官文当然不会错过。于是，他不仅坚决给樊燮撑腰，甚至不愿假手于人，而是亲自拟了相关的的奏折，狠狠地参了左宗棠一本，罪名为湖南的“劣幕”。
在朝廷下诏命令左宗棠到湖广总督那里对质之后，骆秉章以强硬态度上奏，为左宗棠辩解，导致咸丰帝勃然大怒，下密旨令湖广学政钱宝青跟官文联合调查。这样，就使已经在骆幕中呆了六、七年，行将“功德圆满”地将这段生涯画上一个句号的左宗棠面临生死危机，从而不得不离开巡抚衙门，开始了人生的另外一页。[待续]

谢谢楼上朋友。

[续前]
在这段时间前后，湖南方面正一边由骆秉章檄调江西曾国藩部湘军，一边集结省内兵勇，以一省之力对付石达开，胡林翼也从湖北派来数千人的士兵和一百余艘战船支援。
石达开在连连受挫之后，集中兵力包围了宝庆。为了避免前线将领进止不一，左宗棠向骆秉章提出自己亲赴战场就近指挥，但骆秉章则担心左宗棠走后身边无人，坚决不同意，因此，“专湖南军事”的左宗棠便只能留在长沙筹划调度，指挥刘长佑、刘坤一、陈世杰、赵焕联、李续宜、田兴恕、魏喻义、萧启江、张运兰、佘兴元、周宽世、陈湜等一大批湘军将领率部鏖战，终于取得宝庆战役的胜利，并将石达开击退，这一年十二月（1860年1月），“湖南军事略定”。
到了这时候，向左宗棠进行清算的时机成熟，官文那份分量极重的状纸终于开始起作用了，骆秉章曾经据理力争，为左宗棠申辩，但咸丰下严旨密谕湖广总督官文和湖北正考官钱宝青联合调查，并且称：“左某果有不法情事，即行就地正法。”一下子，问题变得严峻起来，左宗棠已经随时有生命之虞。
将左宗棠说成樊燮罢官事件的关键人物，当然不符合事实，相关记载中，把左宗棠要求樊燮请安不得，最终恼羞成怒，连打带骂起来，也根本经不起推敲：左宗棠跟樊燮之间此前没有任何私人恩怨，他只是对于樊燮这种贪官打心眼里反感而已，既然如此，恐怕也就不会把一个贪官的“请安”看得有多大的价值，非要他来下个跪不可，更不至于因为得不到“请安”，竟然动了肝火，拳打脚踢起来。须知既然左宗棠先动手，当然也就给了樊燮还手的口实，左宗棠是书生出身，且已经有了一把年纪，而樊燮则是目不识丁的赳赳武夫，一旦进行“正当防卫”，强弱分明，左宗棠显然要吃眼前亏，到最后理论起来还是他先动手。因此，他会不会仅仅由于这样一个本身就带着几分无理的“请安”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就如此丧失理智并且授人以柄？稍作分析不难发现，这种说法实在是很勉强的。
假设樊燮在见到左宗棠之后真的毕恭毕敬，完全按照左宗棠的要求请了安，使左宗棠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情况又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完成的对樊燮的调查材料就会作废，已经报到军机处的案卷就会撤回呢？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左宗棠提出这样的主张，骆秉章也肯定不会同意，而左宗棠是否会因为满足了这样一个一点都不实惠的“请安”的要求来改变上面的既成事实，也是成问题的。
既然樊燮不甘心被罢官而要进行报复，对樊燮的弹劾又是一件铁板钉钉的事情，那么，所谓的他没有向左宗棠请安，以及左宗棠对他进行辱骂等等，应该都不是事情的关键，也根本不可能对这一切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樊燮完全隐瞒了这个事件的真实起因是由于他被罢了官，而罢官的原因，则是由于他在永州贪得无厌、作威作福，根本不是因为他没有给师爷请安。
“燮公”讲述的种种情节，显然经不起仔细推敲。

骆秉章跟左宗棠朝夕相处，深知左宗棠的为人。当时，长沙城里曾经有一个姓常的富家公子杀了人，因为是家中独子，这户人家不惜代价要搭救其性命。常家有的是钱，疏通好了衙门里所有相关的人员，只剩下一个实际掌管日常工作的师爷左宗棠了，便竭尽全力进行攻关，但左宗棠不为所动，坚持一切按律行事，最终，常家的少爷还是被砍了脑袋。通过这样的例子，骆秉章认定左宗棠是一个一钱不苟的人，只要待在自己的巡抚衙门里，无论官文怎样努力，最终都不能加害于他。因此，他对左宗棠的离去既充满惋惜和遗憾，又觉得无法认同，他用“忧谗畏讥”四个字来进行评价，对左宗棠此举显然是不以为然的。
但是，在左宗棠看来，自己尽心竭虑地筹划通省上下各项事务，毫无私念，最终却连生命都没有保障，的确心灰意冷。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一去六年，忍耻受辱，勉与尘世俯仰。湖湘之事，一身任之；即东南之局，亦一心注之，未尝以他念稍挠其讨贼之志。平生未受国家寸禄，而辄不揣其愚暗，慨然以身冒天下之嫌怨谤忌而独执其咎，宁不自知以无权无位不绅不幕之人，处于有罪无功之地，必为世所不容哉？”即使樊燮此案了结，但以后只要官场中文武在湖南不得志，都可以照这个例子寻衅，怎么应付得过来呢？因此他决计离开，这种考虑，当然也自有他的道理。离开湘幕之后，呆在家里显然是很危险的，离开了骆秉章的保护，官文随时可以将他抓走，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决定去北京会试，一来可以避祸，二来如果考中，可以弥补一下自己终生只是一个举人的遗憾，第三是咸丰曾经有过召见自己的旨意，如果真有廷对的机会，或许可以当面向朝廷讨个清白。于是，一场飞来横祸，使早已退出科场的左宗棠重新踏上会试之旅，他在给朋友的书信中这样讲述自己当时的想法：
“弟性刚才拙，与世多忤，近为官相所中伤。幸所坐之事容易明白，而当轴诸公尚有能知之亮之者，或可不预世网，然亦险矣。自念草野书生，毫无实用，连年因桑梓故，为披发缨冠之举，忘其愚贱，一意孤行，又复过蒙优奖，名过其实，其遭此谤陷，故早在意中。特欲藉会试一游京师，脱离此席，非敢再希进取，以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也。”
左宗棠的赴京应试，是一次迫不得已的举动，而北京城里的那些考官，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听到了这样一位已经“名动九重”的特殊考生即将参加会试的消息，互相转告不要漏取，有了后来因为误会错将别人当成左宗棠录取的趣闻。但此时的左宗棠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否则，恐怕就不会远赴北京，而要另做打算了。[待续]

作者：w3h4b2　回复日期：2010-10-10　20:44:38

左宗棠题新疆昭忠祠：

日暮乡关何处是。
古来征战几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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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