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

《皇极历》

刘焯是隋代杰出的天文学家，他于604年撰成皇极历。他最先把张子信的三大发现引入历法，并成功地解决了这三大发现的具体计算和合理应用问题。

在皇极历中，载有二十四节气太阳视运动不均匀性改正数值表（日躔表，其前身即张子信的“入气差”），这是流传至今的第一份完整的日躔表。

在应用日躔表进行任一时刻的改正值的计算时，刘焯首创了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这一数学方法的物理意义，是把某一时段内太阳视运动的速率看成是匀加速或匀减速的。这一方法较好地解决了太阳视运动不均匀性的计算问题。在这一基础上，刘焯成功地解决了同时考虑日、月运动不均匀性影响的定朔计算方法，使真正朔日时刻的计算精度得以提高。

在皇极历中，还载有五星入气加减的数值表，其源由亦当来自张子信。重要的是，刘焯首创了推算五星晨见东方时刻的三段计算法：平见—常见—定见法。即先把太阳和五星的运动视作是匀速的，由此可算得平见时刻（T0）；次由五星入气加减表求得五星运动不均匀性改正值（△t），则常见时刻=T0+△t；再由日躔表算出太阳运动不均匀性改正值（△T），于是定见时刻=T0+△t+△T。

《麟德历》

唐朝李淳风所编，唐高宗麟德二年（665）起，朝廷颁用《麟德历》。

《麟德历》以《皇极历》为基础，简化许多繁琐的计算，并废止19年7闰的“闰周定闰”，《麟德历》一直使用到开元年间，又出现纬晷不合的问题，开元十七年又颁行《太衍历》。《麟德历》遂不行。

谢肇浙《五杂俎·天部二》载：“李淳风最精占候，其造《麟德历》，自谓应洛下闳后八百年之语，似极精且密矣，然至开元二年，仅四十年，而纬晷渐差，不亦近儿戏乎？”

日本在文武天皇元年（697年）-天平宝字七年（763年）采用《麟德历》（日本语：りんとくれき），因为是唐朝仪凤年间传入日本，所以又称《仪凤历》（日本语：ぎほうれき）。

《麟德历》是一部著名的历法，有不少创新，在中国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历再次采用定朔并独创了一种进朔法，即根据朔日小余数据的具体情况，将朔日上退一日或下推一日，使相应大月变成小月或小月变成大月，从而解决了出现连续四个大月或三个小月的违反日常习惯的问题。

《麟德历》还采用“总法”1340作为各天文数据的统一分母，立法巧捷，为后世历家所遵用。《麟德历》的又一创举是正式废除沿袭已久的章蔀纪元之法，不用闰周而直接以无中气之月置闰。

由于该历是以《皇极历》为基础而编制的，在推算五星运动时考虑到日月五星的不均匀运动，并吸取了《皇极历》的先进计算方法，且所得数据更为精确。《麟德历》的主要缺点是没有在历法中考虑岁差。这部历法虽然是比较好的历法，但毕竟存在误差。

《麟德历》用到开元九年（721）已显疏漏，于是唐玄宗诏令僧一行编撰新历，于开元十五年编成《大衍历》。开元十七年（729），《大衍历》正式颁行全国，《麟德历》废止。

一行及其大衍历

一行（683—727年），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县）人，俗名张遂，唐代名僧，在天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

公元728年，张说奏上一行完成的大衍历。一行为编此历，进行了大量的天文实测，并对中外历法系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颇多创新。

一行曾南赴交州，北抵铁勒，以测量各地之纬度，又用各种测日之仪器以定下各地日蚀之日期，并测见恒星之移动，撰妥草稿，然其于开元十五年十月寂灭，故所谓开元大衍历五十二卷，概系为草稿。其后，帝又诏令张说、陈玄景编订历数七篇、略例一篇、历议十篇等，开元十七年颁付有司，实行至宝应元年（762）改用郭献之之五纪历。大衍历之名即依据周易系辞‘大衍之数’一语而来。

从历法的编次体例上看，共计分为七章：“步中朔”（计算节气、朔望等），“步发敛”（计算七十二候等），“步日躔”（关于太阳运动的计算），“步月离”（关于月亮运动的计算），“步轨漏”（计算日影及昼夜漏刻长度），“步交会”（日月交食的计算）和“步五星”（关于五星运动的计算）。它们具有结构合理、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特点，后世历法大都因之，成为历法体例的楷模。从内容上考察，其创新之处主要有：

对太阳视运动不均匀性进行新的描述，纠正了张子信、刘焯以来日躔表的失误，提出了我国古代第一份从总体规律上符合实际的日躔表。在利用日躔表进行任一时刻太阳视运动改正值的计算时，一行发明了不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这是对刘焯相应计算法的重要发展。

一行对于五星运动规律进行了新的探索和描述，确立了五星运动近日点的新概念，明确进行了五星近日点黄经的测算工作。如他以为728年时，木、火和土三星的近日点黄经分别为345.1°，300.2°和68.3°，这与相应理论值的误差分别为9.1°、12.5°和1.6°，此中土星近日点黄经的精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一行还首先阐明了五星近日点进动的概念，并定出了每年进动的具体数值。在对五星运动不均匀性进行描述时，一行发明了五星盈缩运动的数值表，它是以五星近日点为起算点，每隔15°定出一个五星实际行度与平均行度之差的数值表格。据此，再应用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推求任一时刻五星运动不均匀的改正值，这一表格和方法均较张子信等人的“入气加减”法前进了一大步。

大衍历还首创了九服晷漏、九服食差等的计算法。前代各历法在计算晷漏、食差时，都仅局限于京都所在地，其结果并不适应全国广大地区（即九服之地）的实际情况，所以新算法的提出，就把原先仅合用于京师的历法，全面推广为真正的全国性历法，其意义可想而知。而且，在新算法中，还包含有一行编成的世界上最早的正切函数表，更具有重大的数学意义。

该历法系统周密，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太阳运行的规律，系统周密，表明中国古代历法体系的成熟。一行还是世界上用科学方法实测地球子午线长度的创始人。

《符天历》

唐德宗建中年间（780—783年）曹士蒍订立《符天历》。曹士蒍是唐代民间天文学家。在780—783年间，他撰成符天历，这仅是一种民间小历，似不登大雅之堂，但实际上，却在历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它和以前的历法有重大的不同：

一是不用上元积年而以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为历元，以雨水为岁首；

一是把日法定为一万分，它的回归年是365又2448/10000日。当时上元积年计算复杂，

分数运算也很麻烦，《符天历》完成了这两项改革，在当时是很难得的。这个历法在民间流行，很受欢迎，一直流传到南宋时期。由于它的改革不合官方历法的传统，所以被贬称为“小历”。《符天历》曾传入日本，得到行用。

《符天历》选取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为历元，以这种近距历元取代传统的上元法。所谓上元是一种理想的历元，它要求一系列天文现象同起始于一点，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强求之，就不能不带有牵强附会的因素，而且自上元到实际求算年之间往往相距极其庞大的年份，所以上元法存在既使计算繁杂，又使计算结果失真的弊端。

曹士蒍的改革，正是针对这种弊病采取的有效措施，传统历法的天文数据，一般均以分数表示。对此，曹士蒍选用了万分法，即取分母为一万，这既使各天文数据呈一目了然的形式，又使计算便捷。这两项改革，后为元代授时历所接受。

此外，曹士蒍开辟了历法数值表格及其计算公式化的蹊径。

符天历对于日躔(chan)表及太阳视运动不均匀性改正的计算进行了极重要的改革，建立了太阳实际运行度（V）与平均运行度（M）之间的数学关系式，式中M为所求日距冬至时刻的天数，亦即度数。

该式实质上是刘焯二次差内插法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既具有计算上的简便性，又具有数学上的严密性。它的出现是我国古代历法体系进一步公式化、数学化的重要标志。

这种公式化、数学化的趋势，在边冈的《崇玄历》（892年）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边冈把曹士蒍上述公式所展示的数学方法，明确归结为“相减相乘”法，并把该法推广应用于黄赤道宿度变换、月亮极黄纬和交食等历法问题的计算中，均建立了相应的算式。

不但如此，边冈还首创了计算每日中午日影长度的二个三次函数式，把传统的二十四节气晷影长度表格及其每日晷长的计算公式化了。

他还曾定出二个计算太阳视赤纬的算式，系为四次函数式，这就把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太阳视赤纬表格及每日太阳视赤纬的计算公式化了。它们在天文学和数学上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宣明历》

《宣明历》由唐代徐昂制订，颁发实行于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是继《大衍历》之后，唐代的又一部优良历法，
它给出的近点月以及交点月日数分别为27.55455日（今测值27.5545503日）和27.2122日（今测值27.2122206日）；它尤以提出日食三差，即时差、气差、刻差而著称，这就提高了推算日食的准确度。

唐代天文学家徐昂在其《宣明历》（822年）中对日食计算所作的重要改进，也是这时天文历法的重要事件。徐昂把月亮视差对日食的影响，区分为“时差”、“气差”、“刻差”和“加差”四种，它们都与日食发生、节气的先后及辰刻的早晚有关。

其中，“时差”是从定朔时刻求食甚时刻的修正值，而后三者是对去交度（月亮与黄白交点的度距）的修正值，用以判断日食发生与否以及食分大小的计算。

对此，徐昂均提出了近似的、经验性的计算方法。由于加差仅是一项微小的订正，后世历法均略而不计，于是徐昂首创的时差、气差和刻差，被合称为日食三差法，成为后世历法遵循的经典方法。

宋朝、金朝

《统天历》宋代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施行的历法．由杨忠辅创制。

此历不用上元积年的方法，以29.530594日为一月，以365.2425日为一年，只比地球绕太阳一周实际的周期差26秒，和现行公历的一年长度完全一样，但比西方早采用了400多年．北宋时期，天文学有长足发展。

自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至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近百年间，北宋曾进行5次大规模的天文观测，促进历法编修的精确度。南宋杨忠辅在此基础上编成了《统天历》。


《重修大明历》是中国古代历法，金朝赵知微制订。

天会五年（1127年），司天杨级造《大明历》，后来占候渐差，金世宗命司天监赵知微重修《大明历》，大定十一年（1171年）历成。

《重修大明历》从大定二十年（1180年）开始使用一直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被《授时历》取代为止，正好使用了100年。

赵知微重修在计算太阳运动中已经用到等间距三次差的内插法。又计算日食三限（初亏、食甚、复圆）中间已经用到的几何方法。

1太阳年=365.24359445日（岁实）、1朔望月=29.53059273日（朔策）。一近点月=29.55460929日，一交点月=27.21222500日。

高表的设计和景符的应用

我国古代传统的晷影测量一般是用8尺高竖立的表尺。为提高测影精度，增高表长和改善测影方法，是两大途径，元代郭守敬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河南省登封县，郭守敬巧妙地设计了一座城墙式建筑，以砖砌为台，台上可放置漏壶等天文仪器，其中起测影表尺作用的是台面正中砌成的垂直凹槽，有一横梁置于凹槽上部，相当于表尺的顶端，它与圭面的垂直距离为四丈，即所谓四丈高表。

从理论上讲，日中时，横梁的影子，应投到圭面上，但由于表高影淡，实际上是不能轻易见到影子的。为使影子清晰可辨，郭守敬利用小孔成像的原理，设计成了小巧灵便的景符，令景符在圭面上南北方向移动，当横梁的影子正好平分米粒大小的太阳象圆面时，由影子所当之处，就可读得四丈高表的影长值。高表和景符的创制和应用，对有关天文数据测算的良好影响。

《元史·天文志》载：“景符之制，以铜叶，博二寸，加长博之二，中穿一窍，若针芥然，以润方为趺，一端设为机轴，可令开阖，稽其一端，使其势斜倚，北高南下，往来迁就于虚梁之中。窍达日光，仅如米许，隐然见横梁于其中。”景符利用孔成像原理，使高表横梁所投虚影成为精确实像，清晰地投射在圭面上，达到了人类测影史上的最高精度。

图 景符

这里已经证明中国元代的时候，应用了“小孔成像”原理，制作了“景符”，并非西方的“知识”啊！这样也解释了西方的绘画使用相机是怎么来的了！

西方所谓“发明”了照相机，无法说明来源，而这就是照相机的来源，并不是西方的“科技”，该问问西方的那么多“科技”、“发明”是如何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出现的！

照相机和摄影机

现在的一些照相机和摄影机就是利用了小孔成像的原理--镜头是小孔(大多数安装凸透镜以保证光线成像距离)，景物通过小孔进入暗室，像被一些特殊的化学物质(如显影剂等)留在胶片上(数码相机、摄影机等则是把像通过一些感光元件存储在存储卡内)。

【这是当时的资料，现在请看：

《眼镜、望远镜和显微镜等光学仪器都是中国发明的！》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1884776-1.shtml

】

天文数据的精确化和历法数据表格及其计算法的进一步公式化

这一时期，人们对一系列天文数据的测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准确度，如下仅举数例加以说明。

以冬至时刻的测算而论，自周琮明天历（1064年）以后，各历法的误差平均为10刻（1刻等于14.4分钟）左右，杨忠辅统天历（1199年）以后各历法，误差更降至2刻左右，这是晷影测量方法趋于缜密和计算方法得到改进的结果。到郭守敬等人的授时历（1281年）冬至时刻的误差则已小于0.5刻，这显然是高表、景符的应用，以及计算方法进一步得到改进的必然产物。

关于回归年长度的测算，统天历和授时历均取365.2425日，其误差仅约22秒，是为当时世界上的最佳数值。(47)此外，杨忠辅还明确提出了回归年长度古大今小的新概念，并最早提出了这一变化的数学表达式，具有很重要的天文学意义。

在交食周期的探索方面，姚舜辅在纪元历（1106年）中，给出了4127个交点月与324个食年相当的新数据，依此得一食年长度为346.6199日，与理论值之差仅7秒，它是我国古代得到的最佳交食周期值，这比十九世纪末美国天文学家纽康提出的交食周期值还要精确。而实际上纽康周期也并非纽康最早得到，其发现者应是唐代五纪历（726年）的制定者郭献之。

赤道岁差值的研究，此时亦硕果累累。如明天历取77.57年差1度，皇居卿观天历（1092年）得77.83年差1度，陈得一统元历（1135年）用77.98年差1度，它们是我国古代得到的三个最好数据。

五星运动的研究也喜获进展，以五星近日点黄经值的测定为例，宋行古崇天历（1024年）所测火星误差约2.5°（前代约10°），水星误差15.9°（前代100°余，到授时历已降至1°左右），观天历所测木星误差约4°（前代10°左右），纪元历所测土星误差约1°，亦较前代为佳，它们分别代表这一时期对五星近日点黄经测算的总体水平。

这一时期，对于历法有关数据表格及其计算公式化的工作，在广度和深度上均大有长进。经史序（1001年）和宋行古的努力，已使边冈首创的晷长计算法更加简捷和严谨。

宋行古还把曹士蒍算法推广到黄白道宿度变换的计算，并大大简化了边冈黄赤道宿度变换的公式。

周琮更把曹士蒍算法应用于月亮和五星运动不均匀改正的计算，其明天历当是我国古代历法中最全面地推行计算公式化的一部历法。

此外，姚舜辅的太阳视赤纬计算公式，是一个包括常数项及二、三、四次项的函数式，较边冈的同类算式有了新的发展。

元代

《授时历》

元朝初年沿用过去金国的《重修大明历》。这个历法是公元1180年（金世宗大定二十年）修正颁行的。行用了几十年后，误差积累已经相当严重，所以发生了好几次预推与实际现象不符的事。再一次重新修改是迫切需要的了。

《授时历》，为公元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实施的历法名，因元世祖忽必烈封赐而得名，原著及史书均称其为《授时历经》。其法以365.2425日为一岁，距近代观测值365.2422仅差25.92秒，精度与公历（指1582年《格里高利历》）相当，但比西方早采用了300多年。公元1276年（元十三年）元世祖命许衡“领太史院事”，全面负责这一工作，并以王询、郭守敬为副，共同研订。

《授时历》，每月为29.530593日，以无中气之月为闰月。它正式废除了古代的上元积年，而截取近世任意一年为历元，打破了古代制历的习惯，是我国历法史上的第四次大改革。

明初颁行的《大统历》基本上就是《授时历》，如把这两版历法看成一版，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施行最久的一版历法，达三百六十四年。

《授时历》为公元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六月至公元1280年（至元十七年）二月间，许衡、王恂、郭守敬、杨恭懿等在东西六千余里，南北长一万一千余里的广阔地带，建立了二十七所测验站点，进行实测完成（即四海测验）。

郭守敬首先检查了大都城里天文台的仪器装备。这些仪器都是过去金国的遗物。其中浑仪还是北宋时代的东西，是当年金国占有北宋的京城汴京以后，从那里搬运到金国中都来的。当初，一共搬来了三架浑仪。因为汴京的纬度和金中都相差约四度，不能直接使用。金国的天文官曾经改装了其中的一架。这架改装的仪器在元初也已经毁坏了。郭守敬就把余下的另一架加以改造，暂时使用。

另外，天文台所用的圭表也因年深日久而变得歪斜不正。郭守敬立即着手修理，把它扶置到准确的位置。这些仪器终究是太古老了，虽经修整，但在天文观测必须日益精密的要求面前，仍然显得不相适应。郭守敬不得不创制一套更精密的仪器，为修历工作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历法的制定工作中所必须的天文观测，主要是两类：

一类是测定二十四节气，特别是冬至和夏至的确切时刻；用的仪器是圭表。

一类是测定天体在天球上的位置，应用的主要工具是浑仪。

圭表中的“表”是一根垂直立在地面的标竿或石柱；“圭”是从表的跟脚上以水平位置伸向北方的一条石板。每当太阳转到正南方向的时候，表影就落在圭面上。量出表影的长度，就可以推算出冬至、夏至等各节气的时刻。表影最长的时候，冬至到了；表影最短的时候，夏至来临了。它是我国创制最古老、使用最熟悉的一种天文仪器。这种仪器看起来极简单，用起来却会遇到几个重大的困难。

首先是表影边缘并不清晰。阴影越靠近边缘越淡，到底什么地方才是影子的尽头，这条界线很难划分清楚。影子的边界不清，影长就量不准确。使用圭表时的第二个难题就是测量影长的技术不够精密。古代量长度的尺一般只能量到分，往下可以估计到厘，即十分之一分。按照千年来的传统方法，测定冬至时表影的长，如果量错一分，就足以使按比例推算出来的冬至时刻有半个至一个时辰的出入。（一个至两个小时）这是很大的误差。

还有，旧圭表只能观测日影。星、月的光弱，旧圭表就不能观测星影和月影。所以为了修订历法，元朝廷修建了观星台，并且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天文学实际测量的工作，最北到达了西伯利亚，最南则到达了南海诸岛。

通过一系列精准的天文测量，并且在南宋《成天历》的基础上，郭守敬等杰出的科学家终于克服了修订历法中的种种困难，非常成功的精确制订完成了《授时历》这部卓越的历法。

郭守敬等人还接受了修订历法的任务。公元1277年左右，郭守敬向朝廷建议，为修订历法，组织一次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天文观测。元世祖忽必烈接受了建议，派十四名天文学家，到国内二十六处地点进行了几项重要的天文观测，历史上把这项活动称为“四海测验”，测定了夏至日的表影长度和昼、夜时间的长度，为修订历法提供了很多精确的数据。

公元1280年（元世祖至元十七年）春天。元世祖按照“敬授民时”的古语，将修订完成的历法取名为《授时历》。

这部历法，反映了当时我国天文历法的新水平。它有不少革新创造，例如，定一回归年为365.2425日，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仅差25.92秒，和现代世界通用的公历完全相同。

按照《授时历》的推断，1299年（大德三年）八月己酉朔巳时，应有日食，“日食二分有奇”。但到了那一天，“至期不食”。是否《授时历》错了？根据现代天文学推算，那天确实有日食发生，是一次路线经过西伯利亚极东部的日环食。只是食分太小，加之时近中午，阳光很亮，肉眼没能观察到罢了。

授时历废止了上元积年法，而以实测历元取代之，即它以1281年为历算的起始年份，这一年的各历法要素，如冬至时刻和日躔、平朔、月亮过近地点和降交点、五星平合等等，均由实测而得，并分别令其为有关历法问题计算的起始点。授时历还以万分法代替分数法。这二点是郭守敬等人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作出的明智抉择。

对于日月五星运动不均匀改正的计算方面，授时历明在编制过程中，他们所创立的“三差内插公式”和“球面三角公式”。研究表明，这些算法与古代希腊和印度所使用的相应算式的精度相当，即在这一论题上，中西天文学达到了殊途同归的境地。（中国是为了解决天文历法中的日月五星运动不均匀改正的计算问题，而且在此之前还有积累，“古希腊”和印度为什么要这么计算？难道就是为了证明会这个算法吗？！没有实际应用的算法这不是数学游戏吗？没有基础哪来的发展？！）

授时历还提出了黄道宿度变换、白赤道宿度变换和太阳视赤纬计算的数学公式，这些公式是由数学方法推衍而得的，与前人类似公式得来的途径大不相同。考其所用的数学方法，实际上已经开辟了通往球面三角法的蹊径，所以具有天文学和数学进展的双重意义。

授时历自元及明行用了360余年，它作为我国古代传统历法发展的高峰，同时也是终结而载入史册。朝鲜、越南都曾采用过《授时历》。（实际上，根据中国阴阳历传播后，不会改历的民族国家使用后，就丧失“节气”和“月份”功能，变成阳历了，也因此保留当初历法的太阳一回归年数据，因此，格里高利历就是《授时历》的“阳历功能版本”。严格的说，是“残缺版”的太阳历！）

明清时期

据说，明末，正当人们渐渐从二百多年的迷蒙中醒来，开始发掘传统历法并有所发现的时候，西方传统的天文学知识，随着传教士的东来，开始传入中国。从此开始了两种不同体系的天文历法相互交锋，又彼此融汇的复杂过程。

先是以徐光启为首的一批学者，崇尚西法，他们与传教士一起，共同编纂了《崇祯历书》，对西法作了系统的介绍，对西法的传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到明清之际，则有王锡阐、梅文鼎等人，兼通中西之法，他们尽力取中西法之长，力图融中西法于一炉，如王锡阐编撰的《晓庵新法》便是中西历法合璧的产物。

清初，以杨光先为首的一批官员，对西法采取全然排斥的态度，其自身对传统历法又茫然无知，这对于天文历法的发展是无益有害的。这些情况，大概反映了明末清初人们对西法传入的三种不同态度。

1723年，清雍正皇帝下令把西方传教士赶出中国，自此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一百余年中，清王朝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和愈演愈烈的文字狱，对于天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恶果。这时的学者只能埋头于对古代传统历法的注释和整理工作，而西方天文学在此间更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如果说明末清初中国传统历法还可以与西方传统天文学相媲美，到此时则无以望其项背了，传统天文历法的落后状况已成定局，而这时的中国学者还不能自知。

1840年以后，长期禁锢的门户才被打开，近代天文学知识第二次以全新的面貌传入，在中国学者面前，展现了一个五彩纷呈的天文学知识的世界，人们才认识到自身的落后，开始翻译、学习新的天文学知识，踏上了追赶近现代天文学发展潮流的艰巨而漫长的道路。

现在的历史，天文学史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真的是这样吗？

中国的历法传承有序，实际上，明末清初的西方历法知识还落后于中国，如果中国采用这样的知识，反而会倒退，在当时，只有传入西方的中国历法数据、历法知识，而不是相反。

但是，历法知识在明末清初的时候，的确断代了，明朝的时候，以徐光启为首的信徒们出卖中国历法知识，伪装成西方历法知识，实际上，现在所说传入中国的西方历法的算法知识都是出自中国，而不是来自于西方！

因为，天文现象，“岁差”的影响，明朝信徒们并不能真正采用现行“先进”说法（实为“落后”），否则，历法就会不准确，只能造谣说谎抹黑中国的历法，也正是“岁差”，和对中国“天球赤道坐标系”的理解，才能弄明白真相！

满清的时候，汉人被赶出钦天监，传教士一直在钦天监工作，中国自古积累的天文知识和天文仪器也就这样被偷盗走了，从元代中国进入实测天文数据，已经进入现在所称的科学了，科学不存在“一蹴而就”，被大家瞧不起辱骂的“中国天文历法”，经过长期天文观测，获得大量的天文数据，才能慢慢走到这一步，进入实测！

而满清时期的传教士只能给中国预测数据，还是错误的数据，只不过满清长期无人发现，就这样蒙混过关了，也说明满清统治者相当相信传教士，才会导致这样的事情出现！

中国天文历法落后的“黑锅”从明末信徒们造谣开始，在满清重用传教士为钦天监服务，逐渐加重落后的帽子，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现在的天文历法，在技术上是发达的，只是分析的越来越细，就像西方的各种科技文化一样，缺乏整体全局的天文学说，如中国的“浑天说”、“盖天说”等学说，不能运用这样的学说去检验宇宙的天文现象，只有细节上的学说，颇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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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二星次+星宫名字与西方黄道十二宫、星座名字的联系



24节气、12星宫、12星座的联系与区别


星座与星宫

西方黄道十二宫来源

据说，十二宫(zodiac)一词来自希腊语zodiakos，意思是动物园。

在希腊人眼里，星座是由各种不同的动物形成，这也就是十二个星座名称的由来。在天文学上，以太阳为中心，地球环绕太阳所经过的轨迹称为“黄道”。

黄道宽18度，环绕地球一周为360度，黄道面包括了除冥王星以外所有行星运转的轨道，也包含了星座，恰好约每30度范围内各有一个星座，总计为十二个星座，这十二段被称为“黄道十二宫”。

在现代历法学上，黄道十二宫的划分本身是一种太阳历，以春分点为起点，太阳在黄道带上视运动每运转30度为一宫，其实是一个太阳月。需要指出的是，黄道十二宫的宫名是借用附近的星座名字，就像是中国干支历法当中的十二地支借用十二种动物的形象一样，与实际的星座是不同的。


划分方法

太阳在黄道上自西向东运行，每年环“天”一周。两千多年前，在黄道两边的一条带上大致分布着十二个星座，它们是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室女座、天秤座、天蝎座、人马座、摩羯座、宝瓶座和双鱼座。地球上的人在一年内能够先后看到它们。

“古巴比伦”人对这些星座进行了长期观测，通过观测定出了黄道，又把黄道分成12等份，每等份30度，称为1段。

太阳在12个月内绕黄道运行1周，因此它在黄道上每月运行一段。在古人看来，太阳是阿波罗神，它休息的地方定然是金碧辉煌的宫殿，因此，他们就把黄道上的一段叫做一宫。这样，黄道上的12段便成了“黄道十二宫”。

黄道十二宫的名称与黄道附近的12个星座类似，即白羊宫、金牛宫、双子宫、巨蟹宫、狮子宫、室女宫、天秤宫、天蝎宫、人马宫、摩羯宫、宝瓶宫和双鱼宫。

黄道十二星宫图


现在的说法是，十二星座最早来自“古巴比伦”的天文记录。“古巴比伦”的天文学家将黄道十二等分，分割成十二个星宫，并记录在一部叫做《当天神和恩利勒神》的泥板书上。随后“黄道十二宫”传入古希腊，再从古希腊传到天竺（印度），被天竺僧人吸纳进佛经中。大约在隋朝时候，“黄道十二宫”随着佛经传入了中国。

据说，是天竺僧人那连提耶舍将“十二星宫”带到中国的，隋朝开皇初年，他从印度带来一批梵文佛经，并着手翻译成中文，其中有一部叫《天乘大方等日藏经》，里面便提到十二星宫：“是九月时，射神主当；十月时，磨竭之神主当其月；十一月，水器之神主当其月；十二月，天鱼之神主当其月；正月时，特羊之神主当其月；二月时，特牛之神主当其月；是三月时，双鸟之神主当其月；四月时，蟹神主当其月；此五月时，狮子之神主当其月；此六月时，天女之神主当其月；是七月时，秤量之神主当其月，八月时蝎神主当其月。”

——可以看出来，隋朝时候十二星宫的排序跟现在的十二星座是一样的，名字也大同小异，如双鱼座写成“天鱼”，白羊座写成“特羊”，金牛座写成“特牛”，双子座写成“双鸟”，室女座写成“天女”，摩羯座则写成了“磨竭”，这应该是因为当时译名尚未统一，所以有时候又写成“磨蝎”（磨蝎以后用的较多）。


唐宋朝时印刷、绘制的十二星宫图，跟现在的十二星座是一样的。中国的一直是十二星宫，西方有十二宫和十二星座的区别。

1.新疆吐售番的-幅唐化残本诸神煞方位等图一幅星占图——唐代，公元7—8世纪

20世纪初，德国的勒考克取走的新疆吐售番的-幅唐化残本诸神煞方位等图一幅，仅存右上方一角。这幅星图残存二十八宿中轸、角、亢、氐、房、心、尾一共七个星宿以及黄道十二宫中天秤宫、天蝎宫（写成天竭）、双女（室女）宫三个宫。

图 新疆吐售番的-幅唐化残本诸神煞方位等图一幅星占图——唐代，公元7—8世纪




2、敦煌莫高窟第61窟的甬道壁画

敦煌莫高窟第61窟的甬道南北壁上，也分别绘有大约是西夏时期留下来的炽盛光佛图，图中炽盛光佛坐于车上，周围簇拥九曜星神、二十八宿与黄道十二星宫。只是因为年代久远，有些星宫图已风化剥落，但天蝎、巨蟹、金牛、摩羯、双鱼、天秤等星宫图还清晰可辨。

图 敦煌莫高窟第61窟的甬道壁画1



图 敦煌莫高窟第61窟的甬道壁画2

3、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都可以证明宋朝的民间社会已广泛知道十二星宫。

有一部刊刻于北宋开宝五年（972）的《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现藏于日本奈良寺院），卷首图就是一幅环状的十二星座，如果从正下方的宝瓶座算起，按逆时针方向，依次为双鱼、白羊、金牛、双子、巨蟹、室女、天蝎、天秤、射手、摩羯。可能因为刻经的工匠粗心大意，漏掉了狮子座，天蝎座与天秤座的顺序也出现错位。

图 北宋开宝五年（972）的《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卷首图就是一幅环状的十二星座




4、苏州的宋代瑞光寺遗址发现了一份北宋景德二年（1005）刊刻的《大隋求陀罗尼经》，上面也画了一幅环状的十二星宫图，图案非常清楚，跟我们今天看到的十二星座形象几乎没有差异，惟摩羯宫画成龙首鱼身的有翅怪物，与今天常见的羊首鱼身图有别。

图 北宋景德二年（1005）刊刻的《大隋求陀罗尼经》，上面也画了一幅环状的十二星宫图




5、还有一幅宋代十二星座图，日本京都教王护国寺收藏的一幅佛教占星图像《火罗图》，绘于天皇永和二年、即南宋乾道二年（1166），是一张根据中国佛经原版仿制的摹本，图上绘出了十二星宫图案，以十二星宫代表十二个月份：

一月鱼宫（双鱼），二月羊宫（白羊），三月牛宫（金牛），四月夫妻宫（双子），五月蟹宫（巨蟹），六月狮子宫，七月双女宫（处女），八月平宫（天秤），九月蝎宫（天蝎），十月弓宫（射手），十一月摩羯宫，十二月宝瓶宫（水瓶）。

图 佛教占星图像《火罗图》

6、还有金辽朝代的十二星宫图，宣化辽代张世卿墓壁画、开元古寺金代铁钟。

出土的宣化辽墓（墓主张世卿卒于辽国天庆六年，即1116年）壁画也有一幅十二星宫图，按顺时针方向，依次为白羊宫、金牛宫、双子宫、巨蟹宫、狮子宫、处女宫、天秤宫、天蝎宫、摩羯宫、宝瓶宫、双鱼宫。除了金牛宫图案被盗洞破坏之外，其余十一宫的图案都保留完整。

图 （宣化辽墓壁画中的星宫图）



图 宣化辽墓壁画中的星宫图、十二宫




7、在河北邢台的开元古寺，今天还可以看到一座铸于金代的大铁钟，铁钟上也铭刻有十二星宫。其中天秤宫的图案变成了中国传统的杆称；双子宫被刻成日月图案，这是因为中国人又将双子宫写成“阴阳宫”，一些工匠便用日月图案来表示阴阳；摩羯宫则被当时的工匠刻成石碑图形，大概因为“摩羯”又写成“磨碣”，金代的工匠便将“磨碣”想象成了碑碣。

图 开元古寺金代铁钟




这说明“十二星宫”在中国古已有之，不管是名字还是星宫图都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而不是从满清才传入中国的。

十二星宫与天干地支、十二次

《道藏》中也有黄道十二宫的记载，并跟中国传统历法中的“地支”与“十二次”对应起来：

“子名玄枵，又曰宝瓶；亥名娵訾，又曰双鱼；戌名降娄，又曰白羊；酉名大梁，又曰金牛；申名实沉，又曰阴阳（双子）；未名鹑首，又曰巨蟹；午名鹑火，又曰狮子；巳名鹑尾，又曰双女（室女）；辰名寿星，又曰天秤；卯名大火，又曰天蝎；寅名析木，又曰人马（射手）；丑名星纪，又曰磨蝎。”

这与明代《星学大成》中的顺序一样。

《星学大成》【十二宫定数赋（文义俱佳）】

全文较长，暂不抄录，只记录十二星宫，每宫前二句，作为了解十二星宫名。


宝瓶子位，玄枵齐邦。

磨蝎丑位，星纪扬州。

人马寅位，析木燕分。

天蝎卯宫，流火宋分。

天秤辰宫，郑国兖邦。

巳宫双女，鹑尾楚荆。

午宫狮子，鹑火三河。

未宫巨蟹，鹑首秦州。

申宫阴阳，实沈晋益。

酉有金牛，大梁赵分。

戌地白羊，降娄鲁国。

亥位双鱼，五星好显于娵訾。

十二星宫与二十八宿分野

南宋人陈元靓写了一部家居日用百科全书《事林广记》，在天文类中提到一张《十二宫分野所属图》，将十二星宫与中国十二州相搭配：宝瓶配青州，摩羯配扬州，射手配幽州，天蝎配豫州，天秤配兖州，室女配荆州，狮子配洛州，巨蟹配雍州，双子配益州，金牛配冀州，白羊配徐州，双鱼配并州。南宋末诗人陈恕可填过一首咏螃蟹的《桂枝香》小词，中有“秦星夜映，楚霜秋足”之句，这里的秦即为秦地雍州，借指螃蟹。


《星学大成》是明朝星命学家万民英编撰的一本关于星命术的百科全书。该书大致成书于公元1563年。万民英搜集了大量的星学著作，这其中包括《星曜图》 《观星节要》《宫度主用十二位》等，然后将它们编撰成一本三十卷的书籍。从一定程度上说，《星学大成》是对星命学的总结，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的资料，是古代星命术的集大成之作。《星学大成》不仅受到了时人的赞誉， 也得到了后人较高的评价。

明代的《星学大成》中也有类似分野，对应的二十八宿分野，南宋的《十二宫分野所属图》应该也是如此。

【定十二宫神二十八宿分野所属】


角亢秤宫辰属郑，氐房心卯蝎宋游。

尾箕人马燕寅位，斗牛磨蝎丑吴流。

女虚危瓶齐子地，室壁双鱼亥卫州。

奎娄白羊鲁国戌，胃昴毕酉赵金牛。

觜参阴阳申晋地，井鬼巨蟹未秦州。

柳星张周狮子午，翼轸双女楚巳头。

图 十二宫、二十八宿、十二分野

十二星宫占星术

宋代流行一种相术，叫做“占五星”，即应用到十二星宫的知识。

成书于南宋的《灵宝领教济度金书》称：“欲课五星者，宜先识十二宫分名及所属。寅为人马宫(即射手)，亥为双鱼，属木；子为宝瓶，丑为磨蝎，属土；卯为天蝎，戌为白羊，属火；辰为天秤，酉为金牛，属金；巳为双女(室女)，酉为阴阳(双子)，属水；午为狮子，属日；未为巨蟹，属月。”由于当时译名尚未统一，摩羯常常被写成“磨蝎”“磨羯”“磨竭”。

在这里，十二宫与现在的十二星座不是一回事，很多看到宋代出现的十二星宫，通常解读为现在西方的“十二星座”，这是错误的。

我们也能够看到“十二星宫”与中国的二十八宿联系紧密。

苏东坡对十二星宫也是颇有研究。他曾不止一次感慨，自己与唐朝的韩愈都是摩羯宫，同病相怜，命格不好，注定一生多谤誉。（见苏轼《东坡志林·命分》：“退之(即韩愈)诗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

原来韩愈写过一首《三星行》诗：“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奋其角，箕张其口。牛不见服箱，斗不挹酒浆。箕独有神灵，无时停簸扬。”意思是说，韩愈出生之时，恰值月在斗宿，牵牛星耸动其角，箕星大张其口。不见牵牛星拉豪车，不见斗宿装美酒，唯有箕宿独显神灵，致使自己颠簸一生。

按唐宋时的占星学，二十八宿的斗宿正好对应黄道十二宫的摩羯宫，月亮所在的星宫为身宫（相当于月亮星座），可知韩愈的身宫正是摩羯。苏轼读了韩氏《三星行》诗后，念及自己的生辰年月与半生命运，不禁心有戚戚焉。

【现在西方占星学是怎么来的呢？！要知道，古代中国有紫薇十二宫(斗数命盘)是由命宫、兄弟宫、夫妻宫、子女宫、财帛宫、疾厄宫、迁移宫、奴仆宫、官禄宫、田宅宫、福德宫、父母宫这十二宫组成，另外还附有一个身宫，于是随各宫内星曜的不同组合，便显示出各种不同的命运。

西方出现的太阳星座、月亮星座等从何而来？！不过，现在的十二星座也已经与真实天象无关了，除非是以节气点划分黄道十二宫的方式来推算，倒是能够符合。】

苏轼的朋友马梦得也是摩羯宫，苏大学士便故意嘲弄他(同时也是自嘲)：“马梦得与仆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苏轼意在取笑马梦得的命理比他还要差。

许多摩羯宫的宋人还写诗或在致友人的信札中自嘲星宫不如意。如南宋人方大琮写信给朋友说：“惟磨蝎所莅之宫，有子卯相刑之说，昌黎值之而掇谤，坡老遇此以招谗。而况晩生，敢攀前哲？”

南宋理宗在位时的牟巘也在致友人的书信上说道：“生磨蝎之宫，人皆怜于奇分。”

差不多同时代的于石亦写诗自我解嘲：“顾予命亦坐磨蝎，碌碌浪随二公后(二公指韩愈与苏轼)”。

当过宰相的南宋人周必大也在一首赠友人的诗中说：“亦知磨蝎直身宫，懒访星官与历翁。”

十二星宫部分原型

中国磨蝎宫和西方摩羯宫的不同

摩羯宫画成龙首鱼身的有翅怪物


《洛阳伽蓝记》载：“至辛头大河，河西岸有如来作摩羯大鱼，从河而出。”

大藏经《一切经音义》卷四十云：“摩羯者，梵语也。海中大鱼，吞噬一切。”隋唐至元，时有以摩羯鱼为纹饰，其中以唐辽金银器及宋时耀州窑瓷器最多。以玉雕琢的摩羯鱼较为少见。

佛经中较多出现“摩羯鱼”，按现在的解释“摩羯鱼为佛教中的一种神鱼，龙首鱼身，其地位类似中国的河神。”。

苏州的宋代瑞光寺遗址发现了一份北宋景德二年（1005）刊刻的《大隋求陀罗尼经》，上面也画了一幅环状的十二星宫图，图案非常清楚，跟我们今天看到的十二星座形象几乎没有差异，惟摩羯宫画成龙首鱼身的有翅怪物，与今天常见的羊首鱼身图有别。

图 北宋景德二年（1005）刊刻的《大隋求陀罗尼经》，上面也画了一幅环状的十二星宫图2




但是，更早的资料就没有了，佛经的摩羯鱼为什么画成“龙首鱼身”呢？佛经里也没有详细描述鱼的样子，到是在《山海经》里有类似的形象。

《山海经·海外西经》：“龙鱼陵居在其北，状如狸（或曰龙鱼似狸一角，作鲤）。”因能飞，所以一名飞鱼，头如龙，鱼身一角，服式为衣分上下二截相连，下有分幅，二旁有襞积。飞鱼的神性是“眼之不畏雷”，飞鱼与雷神存在着某种联系，它具有雷神的神性和神力。

因其又叫飞鱼，所以，明朝的时候有以“飞鱼”图案的服饰叫“飞鱼服”。


飞鱼、龙鱼

飞鱼服是明代锦衣卫朝日、夕月、耕耤、视牲所穿官服，由云锦中的妆花罗、妆花纱、妆花绢制成，佩绣春刀，是明代仅次于蟒服的一种赐服。如正德十三年曾赐一品官斗牛，二品官飞鱼服色。

据《明史》记载，飞鱼服在弘治年间时一般官民都不准穿着。即使公、侯、伯等违例奏请，也要"治以重罪"。后来明朝规定，二品大臣才可以穿着飞鱼服。景泰、正德年以后，在品官制服之外赏赐飞鱼服、斗牛服、麒麟服。斗牛服等级次于飞鱼服。飞鱼服是次于蟒袍的一种隆重服饰。至正德间，如武弁自参（将）游（击）以上，都得飞鱼服。嘉靖、隆庆间，这种服饰也送及六部大臣及出镇视师大帅等，有赏赐而服者。

《明史·舆服志》：“嘉靖十六年，群臣朝于驻跸所，兵部尚书张瓒服蟒。帝怒曰：‘尚书二品，何自服蟒’。张瓒对曰：‘所服乃钦赐飞鱼服，鲜明类蟒，非蟒也’”。飞鱼类蟒，亦有二角。所谓飞鱼纹，是作蟒形而加鱼鳍鱼尾为稍异，非真作飞鱼形。

图 飞鱼服图案




在这里飞鱼的样子已经与十二星宫的摩羯鱼不同了。

天秤、天平宫

一般都认为天平是外来的，国内都是用秤砣类来称量东西，但是，中国其实也是最早使用天平的。

楚国故地出土了许多小型的天平衡杆和环形铜权，仅长沙地区就有99座春秋至战国中期的墓葬，出土了这类权衡器，铜环权总数多达390余枚，其中最完整的一套包括一根木质衡杆，两个铜盘和九枚铜环权。

环权的重量最大的合125克，折合当时楚国的半斤(八两)，其余的八枚重量依次减半，分别为四两、二两、一两、半两(12铢)、六铢、三铢、二铢、一铢。这类小型天平和铜环权是楚国行用黄金货币的必然产物。在商品交换中，富商大贾、豪门贵族带着金版或金饼去购买所需的各种货物，因此每个商行、店铺都必须备有专用称量金币的小型权衡器。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达官富豪们也同样备有权衡器用来计量所拥有的金银财物。在他们死后随葬于地下，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商业和度量衡史的珍贵文物。


巨蟹宫

印度是印度教，提倡素食，螃蟹类的显然不能吃，为什么会选用这样的图案来作为十二宫的图形之一呢？

倒是中国对饮食很重视，中国食蟹的历史悠久，《逸周书·王会解》《周礼·天官·包人》中均有记载。

东汉郑玄注《周礼·天官·庖人》：“荐羞之物谓四时所膳食，若荆州之鱼，青州之蟹胥。”

许慎《说文解字》曰：“胥，蟹醢也(醢，肉酱)。”

东汉郭宪撰的《汉武洞冥记》卷三有：“善苑国尝贡一蟹，长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煮其壳胜于黄胶，亦谓之螯胶，胜凤喙之胶也。”

《太平御览》引《岭南异物志》云：“尝有行海得州渚，林木甚茂，乃维舟登崖，系于水旁，半炊而林没于水，其缆忽断，乃得去，详视之，大蟹也。”

《清异录》记载：“炀帝幸江都，吴中贡糟蟹、糖蟹。每进御，则上旋洁拭壳面，以金镂龙凤花云贴其上。”

宋元时期流行吃“洗手蟹”，系以盐、酒、橙皮、花椒等调料腌渍而成。

朱彝尊《食宪鸿秘》记载“蟹丸”食谱。

刘若愚《明宫史》记载宫廷内的螃蟹宴说：“凡宫眷内臣吃蟹，活洗净，用蒲包蒸熟，五六成群，攒坐共食，嬉嬉笑笑。自揭脐盖，细细用指甲挑剔，蘸醋蒜以佐酒。或剔胸骨，八路完整如蝴蝶式者，以示巧焉。”

李渔嗜食螃蟹，人称“蟹仙”，曾言：“凡食蟹者，只合全其故体蒸而食之……入于口中实属鲜嫩细腻""蟹之鲜而肥，甘而腻，白似玉而黄似金，已造色香味三者之极致，更无一物可以上之……独于蟹螯一物，心能嗜之，口能甘之，无论终身一日皆不能忘之。”。

袁枚的《随园食单》记载"蟹宜独食，不宜搭配他物。最好以淡盐汤煮熟，自剥自食为妙。蒸者味虽全，而失之太淡。"


所以，十二宫是印度传入的说法，实在说不通，为什么会选用这么多具有中国特征的图形代表印度呢？如果是印度的，理应选择印度特有的产物，而中国无的东西才对！然后从具有印度特征的图形，逐渐演变为中国的，才能解释的通！

不然的话的，“巨蟹宫”也不会出现在《蟹谱》里！

如：北宋人傅肱写了一本《蟹谱》，收集了一堆跟螃蟹有关的典故，其中说到，“十二星宫有巨蟹焉。”


这说明“十二星宫”的原型不一定是来自于印度，也不一定是来自于佛教，只能是来自于中国，伪称为印度佛教传入的，而且，时间上“十二宫”只能出现在中国的“十二星次”以后，才能具有意义！